刑法观

A. 儒家省刑慎罚刑法观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儒家主张德刑并用，但实际上统治者采用的是法家严刑酷法的主张，所以在省刑回慎罚方面儒家答贡献不大，

历史上几次宽刑简政，基本上都是黄老道家的功劳，如西汉废除枷书令和肉刑，唐朝“安人宁国 ,以法为先”，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一方面大幅削减死刑条款，“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旧唐书·刑法志》）死刑的执行方式法定为绞和斩，祛除了前代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还限定死刑适用的对象等等。另一方面还针对司法实践中过度刑讯的现象设置了死刑案件平议制度

B. 中国刑法

罪刑均衡原则的概念
罪刑均衡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和奴隶社会的等量报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罪刑均衡思想最原始、最粗俗的表现形式。而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罪刑均衡则是由8纪启蒙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被为一项重要的刑法原则。值得注意的是，从19世纪末期以来，随着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的崛起，传统的罪刑均衡原则受到了有力的挑战。行为人中心论和人身危险性论的出现，保安处分和不定期刑制度的推行，使罪刑均衡原则在刑事立法上受到削弱和排挤。但是，由于罪刑均衡原则所蕴含的公正性始终是人类所追求的重要刑法价值内容。因此，从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尽管罪刑均衡原则在内容上有所修正，但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却是不容动摇的。
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由此可见，我国刑法中的罪刑均衡原则，实际上包含了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刑罚的轻重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体现的是报应观念，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也就是重罪重判、轻罪轻判。而刑罚的轻重与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体现的是预防观念，要求刑罚的轻重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因此，我国刑法关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规定，反映了报应与预防相统一的刑法观念。当然，这种统一并非平分秋色，而是应当有所侧重，这就是以报应为主，以预防为辅。反映在刑法第5条的规定上，就是以刑罚的轻重与所犯罪行相适应为主，以刑罚的轻重与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为辅。
二、罪刑均衡原则的立法体现
我国刑法除明文规定罪刑均衡原则外，在立法内容上也始终贯穿着罪刑均衡的思想。这一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表现是
（一）科学严密的刑法体系
我国刑法总则确定了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此一刑罚体系按照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各种刑罚方法相互区别又互相衔接，能够根据犯罪的各种情况灵活地运用，从而为刑事司法实现罪刑均衡奠定了基础
（二）区别对待的处罚原则
我国刑法总则根据各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例如对于防卫过当、避险过当而构成犯罪者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等等。此外，刑法总则还侧重于刑罚个别化的要求，规定了一系列刑罚裁量与执行制度，例如累犯制度、假释制度，等等
（三）轻重不同的量刑幅度
我国刑法分则不仅根据犯罪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建立了一个犯罪体系，而且还为各种具体犯罪规定了可以分割、能够伸缩、幅度较大的法定刑。这就使得司法机关可以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对犯罪人判处适当的刑罚。三、罪刑均衡原则的司法适用
根据罪刑均衡原则的基本要求，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情况，司法机关在贯彻这一原则时，应当首先解决下列问题：
（一）重视量刑活动
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均衡原则，首先必须纠正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把量刑与定罪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长期以来在刑事审判活动中，对于量刑工作的重要性，存在着错误认识，认为：我国刑法对犯罪规定的量刑幅度颇大，因此，只要定性准确即可，至于多判几年或少判几年则无关紧要。基于这种认识，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时，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即确属定性错误或量刑畸轻畸重的才予改判，而对于量刑偏轻偏重的，则维持原判。针对这种错误倾向，为了切实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必须提高审判机关和法官对量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把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作为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好坏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标准，以此来检验每一个具体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
（二）纠正重刑主义
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均衡原则，还必须纠正重刑主义的错误思想，强化量刑公正的执法观念。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深受封建刑法观念的影响，作为封建刑法思想重要表现之一的重刑主义传统，至今在一部分法官头脑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社会治安不好的时期，重刑主义观念表现得尤为突出。必须指出，重刑主义是一种野蛮落后的刑法思想，是与罪刑均衡原则直接对立的刑法观念。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重刑主义的危害，促使每一个法官都树立起量刑公正的思想，切实做到罚当其罪，不枉不纵。
（三）实现量刑平衡
在司法实践中贯彻罪刑均衡原则，是否还应当纠正量刑轻重悬殊的现象，实现量刑平衡。按照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类似的案件在处理的轻重上应基本相同。但是，从我同的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法院在对类似案件的处理上轻重悬殊的现象。时有发生情节基本相同的案件，如果由不同的法院审理，甚至由同一法院不同的法官审理，最终判决的结果可能差别很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立法上的粗疏，也有司法活动中的没有统一标准可循，还有法官个人业务素质等各种复杂因素。为解决量刑不平衡的问题，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解释工作，为正确适用刑罚提供明确具有的标准。同时加强刑事判例的编纂工作，重视判例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指导作用。此外，还应当改进量刑方法，逐步实现量刑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现实化。

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在《波斯人的信札》中提出，真正将罪刑法定上升为刑法基本原则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罪刑法定原则由两个基本方面组成，其一是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其二是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一个方面可称之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第二个方面，可称之为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都有其各自的含义。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与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权与约束刑罚权，防止滥用，保障人权的统一，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全面的正确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人权的维护，这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谛。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简单说来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即“罪要法定，刑也要法定”。由此派生出以下几个原则：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类推；禁止重法溯及既往；刑法的明确性。

罪刑法定的思想基础传统上认为是自然法理论、三权分立学说及心理强制说，但现在通说认为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思想，或者说是民主与自由。民主主义要求刑法法律主义，即刑罚必须由法律事先规定，不可滥刑。尊重人权意味刑法要保障人权，不致阻碍国民的自由行动，就必须使国民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必须事先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的要求和体现。刑法的机能，站在国家的角度要打击犯罪，保护公众；站在公众的角度要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罪刑法定主义，一方面，法律规定为犯罪的，必须要依照法律定罪处罚，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罚，这体现了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人权的保障。所以说，罪刑法定主义是刑法机能的有机结合，它最终的落脚点是要保障人权。

罪刑平等原则的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般原则。鉴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刑法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为严重，为贯彻宪法规定，刑法第4条明确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罪刑平等原则。罪刑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就犯罪人而言，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规定的特权；不论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在定罪量刑时一视同仁，依法惩处。就被害人而言，任何人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当依法追究犯罪、保护被害人的权益；被害人同样的权益，应当受到刑法同样的保护；不得因为被害人身份、地位、财产状况等情况的不同而对犯罪人定罪量刑上有所区别
罪刑平等原则在刑法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定罪上的平等
定罪上的平等，是指任何人犯罪，无论其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应当受到刑事追究而不得例外。在我国社会，虽然消灭了法律特权，但由于封建特权思想还根深蒂固地存在；封建等级制度的社会基础还在一定程度上残存着，因而还有人藉其特殊的地位与身份逍遥法外，逃避法律制裁。因此，定罪上的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刑法再具体规定中都体现了定罪上的平等原则，例如刑法第6至第条，明确规定了我国刑法适用的空间范围。这些规定表明，只要实施了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无论是在我国领域内还是领域外，也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除法律另有规定以外，在适用我国刑法上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超越法律的特权。此外，我国刑法分则关于具体犯罪的规定，同样体现了罪刑平等原则，尤其是适应我国经济格局的变化，由过去仅重视对公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发展到对公私财产的同等保护。例如，将 1979年刑法第125条规定的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为1997年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破坏生产经营罪，将保护范围从集体生产扩大到个体生产。
（二）量刑上的平等
是指犯相同的罪，除具有法定的从重、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外，应当处以相同之刑。因此，量刑上的平等并非不考虑犯罪情节的绝对的同罪同罚。刑法第61 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一量刑原则体现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精神，同时也包含着对一切犯罪人都应当公正、平等地依法处刑的内容。
（三）行刑上的平等
行刑上的平等是指在刑罚执行上，应当受到相同的处遇，不因身份、地位而有所特殊。
以往论及罪刑平等原则，往往注重定罪与量刑上的平等，忽视行刑上的平等，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行刑上的不平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有些人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非法减刑和假释，极大地损害了判决的严肃性。为此，刑法严格地规定了减刑和假释的程序。刑法第79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由执行机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书。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这一规定，体现了行刑上的平等
三、罪刑平等原则的司法适用
罪刑平等原则不仅应当体现在立法中，而且应当贯彻在司法活动中。司法适用中贯彻罪刑平等原则，应当注意以下问题：（一）正确理解平等罪刑平等原则体现在司法适用上，是指依法裁量而使不同的人受到平等的待遇。当然，罪刑平等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同罪同罚，因此，在司法活动中应当正确地协调平等与差别的关系。平等并不完全否认差别，而恰恰是建立在对不同情况的正确区别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差别也就不可能存在平等。平等的要旨在于公正，只要是有助于实现刑法公正性的差别都是应当承认的，都不违背罪刑平等原则。
（二）反对封建特权。由于封建传统等级思想的影响，加之现实生活中多方面因素对公平执法的干扰，以及司法水平、司法意识和司法人员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应当承认，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刑法的适用有悖于罪刑平等原则的特权现象。坚持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就必须反对形形色色的特权思想，做到只要是犯罪，就要平等地适用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予以惩处，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C. 刑法主观主义和刑法客观主义思想

刑法无外乎定罪与刑罚。但
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是犯罪论上的两种理论，是对一种行为回是否构成答犯罪，构成此罪彼罪的不同立场的概括。与刑罚如何适用似乎关系不大，提问要两种思想在刑罚适用中有何不同作用，让人无法回答。
而且，在此问题上，哪来折中说？

D. 刑法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各自有哪些利弊

一、刑法主观主义的主要观点梳理 一般认为，在刑事责任之理论根据问题上，西方刑法学说史上最经典的对立是刑事古典学派刑法客观主义思想(又称为行为主义)与刑事近代学派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又称为行为人主义)的对立。刑法客观主义思想是在全面继承启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刑法客观主义思想在反对中世纪刑法的任意性、宗教性、身份性和残酷性方面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由于突变的社会背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刑法客观主义思想不能适应遏止犯罪的需要，开始被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取而代之。刑法主观主义思想以实证的科学方法为先导，以犯罪人格作为科学研究的目标，极力主张刑事责任的根据应当从具体的犯罪人中寻求。至今，刑法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思想仍然在西方各国的刑法立法、司法以及理论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一般认为，刑法主观主义是一种系统化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理论思想体系。刑法主观主义思想经过龙勃罗梭、加罗法洛的初创，后又经过菲利等人的努力，最后由李斯特将刑法主观主义思想推向一个历史高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上述学者站在刑法主观主义理论的角度，使刑法主观主义学派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得以整合，从而使其成为一种体系性的理论。在意识决定论的统领下，刑法主观主义思想在犯罪论和刑罚论诸多重大问题上都形成了有别于刑法客观主义思想的独树一帜的观点。 (一)行为人中心论 一般讲，刑法主观主义学派与刑法客观主义学派的争议之焦点在于，刑法关于犯罪与刑罚的规定以及司法上关于犯罪的认定与刑罚的适用，是应当重视行为人还是重视行为。刑法主观主义理论一般主张行为人中心论，即直接以犯罪人的危险性格，作为刑罚的依据，因不法的行为显现出来的危险人格，而必须负“生活操行责任”。行为人中心论与行为中心论相对立，它是从行为人与行为的关系处罚，将刑事责任的基础从行为转向行为人。行为人中心论的要义在于寻找危险性与责任概念之间的关联。[2]具体讲，行为人中心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人的个性是迥然各异的，不仅犯罪人与一般人有所不同，而且犯罪人与犯罪人之间也是千差万别的。犯罪是行为人的个性行为，所以犯罪不应求诸行为人之行为，而应求诸行为人的人格、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易言之，刑法价值判断对象应为行为人之人格，而非客观行为。由此，行为人所处刑罚的轻重应当取决于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而与客观行为实害之大小无关。 需要指出，行为人中心论并非完全将行为的客观因素打入冷宫，只不过认为行为并非是脱离行为人的抽象行为，而是行为者的行为，行为仅仅是行为人人格的表征，是藉以认识行为人身危险性的桥梁与中介。[3]因此，“必须当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出现时，才可以处罚行为人，这是根据刑法功能——保护犯罪人自由的大宪章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4]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刑法主观主义学者往往认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并以此作为刑法主观主义理论的基点。李斯特曾针对刑法客观主义学者提出的以客观违法行为作为刑罚的根据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刑法立法的根本错误，不仅仅是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造成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行为的外在结果和未顾及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的放在行为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5](二)社会责任论企法网www.enterlaw.net 在刑罚的根据问题上，刑法客观主义一般主张道义责任论。道义责任论的理论基础是意志自由论，其基本内涵为行为人唯有基于自由意志活动而实施犯罪行为，才能遭受伦理上的责难。[6]而

E. 刑法主观案例要件，论述题

犯罪主观方面，亦称犯罪主观要件或者罪过，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及其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人在实施犯罪时的心理状态是十分复杂的，概括起来有故意和过失这两种基本形式。犯罪主观方面的
意识因素
这是指行为对事物及其性质的认识和分辨情况。
（1）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及其结果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或者说对与犯罪客体有关的事实及性质的认识。
（2）行为人对犯罪的基本事实情况的认识，或者说对犯罪客观方面有关的事实的认识。行为人对犯罪基本事实情况的认识首先包括了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识。只有当刑法分则明确要求行为人对犯罪的时 间、地点和方法等事实也要有认识时，犯罪客观方面中的选择要件，才能构成特定犯罪罪过的内容。
我国刑法并没有要求行为人认识自己的行为是违反刑事法律规定的行为，即不要求认识刑事违法性。如果不认识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就不能构成罪过，不负刑事责任的话，那么就容易使有些人借口不懂法律逃避应负的刑事责任。
意志因素
这是指行为根据对事物的认识，决定的控制自己行为的心理因素。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意志对于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起支配和控制作用，表现为四种形式，即希望、放任、疏忽、轻信。
（1）希望，是指行为人积极地有目的地追求危害结果发生的意志状态。
（2）放任，是指行为人对由于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结果，听之任之，不加控制和干涉的意志状态。
（3）疏忽，是指行为人粗心大意、松懈麻痹，因而没有预见本来应当预见和可能预见的危害结果，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意志状态。
（4）轻信，是指行为人盲目自信，过于轻率地选择和支配自己和行为，以致发生危害结果的意成状态。
我国刑法要求，任何犯罪的主观方面，都是有着具体内容的意识因素与这四种意志形式之一结合组成的，缺乏意识因素和缺乏意志因素，罪过是不能成立。
犯罪故意
犯罪故意是我国刑法确定的罪过形式之一，根据刑法第14条规定，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度。从罪过内容上看，犯罪故意具有两方面特征；其一，在意识因素上，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其二，在意志因素上，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抱着希望或放任的态度。根据意识和意志这两个方面的不同情况，刑法理论将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
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规定的大部分犯罪都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
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内容，是由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这两大部分内容构成的。

本案中，严某持枪向段某射击，属于间接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最终导致段某身亡，应当负故意杀人的刑事责任。

F. 刑法学和刑法有什么区别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极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其阶级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并应当负刑事责任，给予犯罪人何种刑事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刑法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刑法典、单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狭义刑法是指刑法典。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作为研究刑法的科学，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入，积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刑律十分发达，当时律学主体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的刑法学。例如，中国春秋时期就有所谓“刑名之学”。
但是，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

G. 刑法观点展示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关这个问题，司法实践中有不同做法，学理界也有不同的观点
学理界的不同观点大多都是张明楷，周光权提出
司法考试中的考点就在于，你要知道每种不同的观点结论，和该结论的理由

H. 奴隶制国家刑法观念和刑法执行目的是什么

刑罚功能是抄指国家制定、适用、袭执行刑罚所直接产生的社会效应，如威慑功能、安抚补偿功能、教育感化功能等。这些社会效应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犯罪人的效应，二是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效应。 刑罚功能的内容： 一 赖以实现特殊预防的刑罚功能 1 限制、消除再犯条件的功能 2 个别震慑功能 3 教育感化功能 二 赖以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功能 1 一般震慑功能 2 法制教育功能 3 安抚、补偿功能 4 强化规范意识功能 刑罚是国家创制的、对犯罪分子适用的特殊制裁方法，是对犯罪分子某种利益的剥夺，并且表现出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评价。

I. 前田雅英的刑法观点

（1）实质的犯罪论。前田认为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判断，具有“选择值得处罚的法益侵害行为的机能”，易言之，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可法的违法性。他反对形而上学地、形式地解释构成要件。他主张违法性的原点是对国民现实利益的侵害，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他也反对形而上学地讨论责任问题，提出应实质地具体地把握非难可能性，认为责任论的视点是“达成刑事政策的结果”，应否追究责任，当以国民的规范意识为根据。
（2）扎根于国民规范意识的理论框架。前田认为，只能以国民的规范意识为媒介，刑罚才能达到防止犯罪的目的，并将这种观点贯彻到具体的解释论。前田提出，刑法上的非难以国民的规范意识为基础，即使在追究故意责任时，视点也必须放在“以一般人为基准的非难”。因此，故意中的认识是“足以唤起一般人违法性意识的事实认识”，这使得法定符合说的界限、假想防卫过当等问题得到较圆满的解决。
（3）着眼于法律的现实适用的解释论。前田的刑法理论被认为是明确地认识到判例的重要性的理论，刑法学说本身对现实社会并没有实践意义，只能通过影响司法实务间接对现实社会产生影响。因此刑法学说应当是以判例为根据，展开适应法律现实适用的解释论。前田对一切问题的分析都注意结论的适用效果，注重各种学说对刑法适用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4）立足于日本国情的刑法学。他反对盲目模仿、接受西欧的刑法理论。 （1）主张放弃明治以来模仿西欧刑法学的做法，而根据东洋传统确立日本刑法理论，特别是应当总结日本审判实务长时期积累的经验，得出人民认可的结论。
（2）主张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要成为“人民之声”的代言人，实现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因此，要从实质上理解和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仅从形式上解释有代表国民意志国会制定的刑法，则不能实现真正民主的刑事司法。
（3）承认以防止犯罪等效果促使人民生活提高的刑罚制度，主张目的刑论；同时认为，“报应”作为划定刑罚上限的基准是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