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路径
① 日本司法制度的变迁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其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纪后半叶即1868年的“明治维新”为契机，以欧洲大陆法系为基础，并受英美法系的影响（主要是引入了美国的法律制度），又继承了自身传统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国唐代律令为蓝本的“大宝律令”制度）而逐步演变发展起来的。
（一）二战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从17世纪开始到19世纪中叶，日本是由有势力的封建领主（德川幕府）掌握着国家政权。由于日本当时采取锁国政策，与外国的邦交及通商都处于停止状态。直到19世纪中叶受欧美各国开放的压力，才打破了锁国政策，并从“明治维新”建立新政权后，才开始了近代国家的建设，并借鉴法国和德国的法律制度，开始建设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国对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最为明显。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诉讼法》，就是仿照法国的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时，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国的影响，1890年的《法院组织法》就是以德国《法院组织法》为蓝本的，并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宪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构成法》，也是借鉴德国宪法制定的。此外，日本还借鉴英国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审法，从1928年开始，实行了15年陪审制度，后来由于案件逐年减少，加之二战爆发，为了节约由于陪审所需要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于是1943年取消了陪审制度。
（ 二）日本二战以后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后，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书的规定，日本废除了《明治宪法》。美军作为联合国占领军进驻日本后，在美国的参与和扶助下制定了实行国民主权原则的日本宪法。以此为契机，日本进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内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谓二战后日本的第一次现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赋予法院（日称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权和违宪审查权，禁止设置二战前行政法院那种特别法院；增设了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简易法院的审判机构体系；在审判程序方面，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制度中采用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原则；将司法“三曹”（指法官、检察官、律师，又称“法曹”）合而为一，实行同一的严格的司法考试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颁布的《日本宪法》关于“国民权利义务”一章中，规定了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权利，如沉默权、令状主义、质问权等，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骨架。这些规定是以《美国联邦宪法》为根据制定的，并成为日本刑事诉讼法上各种原则的基础。因此，二战后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带有美国司法制度的色彩。
② 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不仅进一步重申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精神，还结合试点新规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强、可操作性强的配套措施，为各级法院提供了既高屋建瓴又言之有物的指导纲领和操作指南。具体而言，《意见》对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至少提供了四点启发：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权保障 坚持严格司法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理念的创新，只有理念创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实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创新、理念先行”。诚如《意见》所指出的那样，改革过程中要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等关系，摒弃传统的“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等落后的司法观念，从而确保改革稳步推进。
《意见》还指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是坚持严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谓严格司法就是要严格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现行刑诉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对疑罪从无原则再次作出了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指出，要想推进严格司法，“必须确立庭审在刑事诉讼中的‘中心地位’，由过去的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切实发挥法庭审判应有的终局裁断功能及其对审前程序的制约引导功能”。易言之，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路径。而实际上，严格司法与以审判为中心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是实现严格司法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只有严格贯彻刑诉法中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规定，避免“重配合、轻制约”的错误认知，才有可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
二、夯实基础：打好庭前基础 抓好庭审关键
法庭审判是整个审判程序的中心。因为定罪权是刑事审判权的核心，相对于庭前准备等程序而言，法庭审判是决定被告人罪之有无、罪之轻重的关键环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审实质化的实现离不开庭前工作的夯实，要想将庭审资源集中于核心争议问题的解决，避免将庭审时间浪费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之上，就需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重要作用。
《意见》指出，要规范庭前准备程序，确保法庭集中审理。因为法庭集中审理意义非凡，自由心证和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就离不开法庭集中审理的保障。只有证据调查和辩论一举完成，才能保证法院是以庭审审理结果所获得的新鲜心证作为裁判的基础。相反，如果审判程序拖延过久或频繁中断，法官难以就直接审理过程中对证据调查产生的印象形成心证，转而依赖书面笔录。简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备，才有可能实现法庭的集中审理。《意见》指出了庭前会议可以处理排除非法证据，简化庭审举证、质证,处理管辖、回避、程序争议等一系列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预处理，可以规避庭审程序被频频打断的现象，提高庭审效率与质量。2012年刑诉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初步构建了庭前会议的基本程序，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没有就庭前会议的效力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出现庭前会议适用率低、庭前会议与庭审相割裂、庭前会议效力不明的现象。针对于此，《意见》强调在法庭调查开始前法庭应当宣布庭前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实现庭前会议与庭审的衔接。因为如果庭前会议不能与庭审程序相衔接，并对此后的诉讼程序产生法律约束力，那庭前会议就不仅不能为庭审节省资源，还会徒增时间、精力上的耗费。《意见》还明确了庭前会议对控辩双方的效力，如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决定撤回有关证据；撤回的证据，没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审中出示”，有助于严肃、规范庭前会议的开展。
三、证据裁判：贯彻法治原则 防止冤假错案
《意见》为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第一，要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审查证据能力。庭审中审查认定证据应审查证据的两个方面，一是审查证据能力，确认其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能否进入诉讼的大门。二是要审查证明效力，即审查证据是否具有充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力。但我国在证据审查中却一直存在忽视审查证明能力的问题，这就造成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手段获取的证据却大行其道，成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据，等于变相纵容了非法取证行为。《意见》重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否定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第二，完善证据合法性调查程序。《意见》中关于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规定将核查制度与庭审阶段证据合法性调查制度有机结合，有助于配合检察机关依法落实核查制度，充分发挥核查制度在减少和解决证据合法性争议方面的积极功能。第三，细化有关证据采纳规则，如瑕疵证据的排除规则，为侦查取证、法庭审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确证明标准的具体要求。《意见》重申疑罪从无原则，同时对量刑证据存疑的情况作出规定，回应了实践中的困惑。第五，强调了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重要意义，如“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鉴定人在辅助审查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鉴定人出庭作证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和证据裁判规则，凸显审判在证据审查、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终局性作用，克服庭审虚化、走向庭审实质化。
四、简繁分流：程序宽严相济 优化资源配置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强调诉讼以审判为中心、审判以庭审为中心，并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须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诚如波斯纳法官所说：“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不得不考虑成本”，司法资源具有稀缺性，必须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根据《中国法律年鉴》统计显示，2006年至2015年，全国各地法院一审刑事案件收案数、积案数都大幅增长。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资源解决疑难案件，简繁分流，轻其所轻，重其所重。《意见》对司法实践有两点非常切合当下的启发：第一，继续推进速裁程序改革。各试点地区司法实践数据证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极大地加快诉讼进程，提高诉讼效率。第二，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无论是速裁程序、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具有自愿性，又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就有可能获得程序上的从简和实体上的从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为前提，简化审判的程序与步骤，有助于减轻讼累、提高诉讼效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决积案难题、缓解司法机关压力，节省更多的司法资源来处理疑难案件。
③ 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概念也是不统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侦查部门也归为司法机关；有的干脆只把法院列为司法机关。通常是指法院、检察两机关。本人在检察机关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个人认为更多的可以理解为护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当然了这是个见智见仁的话题。
2、改革必须有突破口，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办，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讨。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即纳入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体表述上，十五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改革”，十六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报告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断、层层递进的司法改革推动路径。具体说来，这种递进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点内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不会变。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决心不会小。相反，更加坚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会少。相反，更加广泛，更加自主，更加灵活。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涉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颈问题。那么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我的考虑是：找准突破口，扫清内外障碍，推动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
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可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够当之无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权威的法官队伍，打牢司法公正与公信的组织基础。法官的素质决定正义的质量。要保证法官的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职业培养制度，把两年的司法职业训练作为进入法官职业的前置条件；二是注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形成法治的同盟军；三是建立与法官素质、职业特点相适应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法院经费和法官的两级管理模式，将审判工作与管理工作严格分离，减少司法对地方的依赖和对内部的依赖。实际上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经过了长期研讨，不论是曾经提出过的全国统管说、上提一级管理说、两级管理说，其核心都是让人民法院摆脱地方干预和内部影响，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确保审判独立为突破口，从观念上扫清障碍、消除误解，从制度上加强保障和监督，消除人情关系、物质利益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条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标准为主、内部标准为辅的司法评价机制，平衡司法评价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关系，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塑造和引领着全体司法人员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伟大事业。
④ 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新时代司法改革的战略目标是：
1.紧紧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大目标”。
2.牢牢把握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两个根本”。
3.统筹推进司法机构改革、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和政法各单位改革“三项任”。
4.积极探索组织科学化、运行高效化、履职专业化、保障现代化“四条路径”。
5.切实提高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五种能力”。
新时代司法改革的目的:
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学习会议精神,以目标为导向进行改革。
以司法体制改革新突破推动政法事业实现新飞跃、依法治国取得新进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⑤ 为什么司改之后，法院大量招入合同制书记员
原因：
1、中基层人民法院的受案量逐年攀升，“案多人少”的矛盾显得十分突出并在一定时期内难以缓解。在人民法院总体人员编制有限的情况下，以往公务员编制的书记员逐渐减少，大量的合同制书记员通过招聘、劳务派遣等方式进入法院工作，以合同制员工的身份承担起书记员的工作。
2、合同制书记员的出现，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让更多的公务员编制用以充实一线审判人员队伍；另一方面也使整个书记员队伍保持了年轻化。
(5)司法改革的路径扩展阅读：
合同制书记员未来方向：
一、建立健全合同制书记员的招聘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招聘标准：认为合同制书记员的准入标准至少应当是法律大专以上学历，持有计算机二级以上等级证书或每分钟汉字录入40字以上。
2、招聘流程：应当向全社会公开招考，时间定为在岗书记员合同到期的前三个月，以合同到期的书记员数量决定招聘数量，确保书记员不断层。
二、建立健全合同制书记员的级别制度。
对合同制书记员按初级书记员、中级书记员、高级书记员、书记长设四个级别，每个级别的书记员与法院签订不同的工作年限，同时享受不同的工资待遇及其它待遇。
三、建立健全合同制书记员的培训制度。
初级书记员和中级书记员在各自的任期内安排一次培训，主要进行汉字输入、卷宗装订、保密知识等基础业务技能方面的培训，此类培训主要由各中(基层)人民法院组织；
高级书记员、书记长可以每一至两年安排一次培训，主要进行庭审礼仪、法律知识、调解技能等更高层次的业务技能，鉴于各基层人民法院的高级书记员、书记长相对较少，且培训内容层次更高。
参考资料来源:新余法院网-司法改革背景下合同制书记员职业化路径探析
⑥ 如何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1）全面深化改革，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2）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3）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确保改革正确方向；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⑦ 司法改革的重要论述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以来，司法改革紧锣密鼓，攻坚克难，统筹兼顾，扎实推进。中共中央确定将上海、广东、吉林、湖北、青海、海南、贵州7个省市作为首批司法改革先行试点。2015年5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同意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重庆、云南、宁夏开展推进司法责任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4项改革试点。这是继去年7个试点省市后的第二批试点。会议要求试点地方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推动制度创新。
司法改革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性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和系统性、协同性强，必须要先行试点，为整体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累经验。中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性大，每个试点地区的情况也各有不同，由此，做好试点地区的司法改革方案设计与实践推进，迈好司改试点工作第一步至关重要。
司法改革是体制机制的改革，也是一场涉及司法人员工作角色、利益调整的改革，能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关系到改革能否成功。迈好司改试点工作第一步，人是最活跃的因素，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司法人员推进改革的积极性。各地在试点工作启动前，要做好动员工作，把所有的政策和道理说明白，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策上来，使人们理解、拥护、支持改革，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推进改革的正能量。在改革试点工作过程中，既需要改革的勇气、锐气，又需要审慎的态度、务实的办法，在深入调研、弄清情况、找准问题基础上，研究提出科学可行的方案，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确保改革的力度、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适应。当然，改革就要触及利益，改革必须触动利益。那些不符合司法规律的陈规陋习和涉及自身利益的权责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革除的，必须做好趟深水区、啃硬骨头的准备。迈好司改试点工作第一步，要把注重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实践探索相结合，加强统筹兼顾，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司法改革加强顶层设计，是确保各地各部门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思路、目标符合中央精神，确保司法改革依法有序进行。同时，试点地区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发扬基层首创精神，在具体措施上积极探索实践，为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累经验。各地要根据中央统一部署，结合不同地区、不同层级司法机关的实际情况，分类分层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不搞一刀切、齐步走。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路径。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已经明晰，试点地区的改革也已破冰起航，要有改革的信心和勇气，不等待观望，不怕触及深层次矛盾，要按照顶层设计，加强统筹协调，积极主动抓好司法体制改革各项任务的落实。
⑧ 如何认识我国司法体制设置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关系
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都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过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种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维护社会秩序，最终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社会调控方式。后者是指社会各个不同的部分结合而成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和结果。如果说社会控制是对作为不同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规约，那么社会整合就是这种规约所导致或追求的社会统一、协调的过程和结果。与道德、宗教等其他诸多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途径相比，现代社会一般选择法律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途径，而司法则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是同构并亲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直接决定了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
当前阻碍我国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实现的因素复杂多样，既有司法体系外的，也有司法体系内的。司法体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司法经费不足，法官低薪酬，社会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不足，等等。司法体系内的因素主要有：法官总体素质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不顺，审判方式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书质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织，互为因果，严重阻碍了司法应有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中一项因素——地方保护主义及它的危害和对它的遏制途径作进一步阐述。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性质、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层面体现为以地方利益掩盖的司法权与各种其它社会资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剧膨胀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个人的利益作用于司法领域的结果，是在地方权威操控下的公开的集体行为，其在本质上属于制度性问题，很多司法问题表象的背后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不予赘述。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挠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阻挠了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们的地方归属感，却瓦解着人们对法律(社会共同规则)的信念，瓦解着现代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资源。所以地方保护主义被人们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致命的危害之一。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损害司法独立、侵蚀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当前的主要观点无外乎认为我国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资源供给上完全依赖于同级行政机关，而司法区域又与行政区域重叠，这种“块”的分割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法律之外的地方权威。这一结论是正确并符合现实情况的。但我们还需进一步认识到地方社会环境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生成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曾指出：“人们很容易忽视中国社会具有的那种地道的分散性质……这些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起到过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会分散因素，现在被证明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一种障碍。”这里的“社会分散因素”是指经济上中国社会长期滞留在适宜于地方交换的居住模式之中，满足于地方的自给自足状态；社会行为上则是家庭、宗族的价值取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归属感。这些因素均构成了司法结构所处环境的一部分，司法机关不可能独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主要来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胀和地方社会分散化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它实质上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区域性体现，而遏制地方社会过度分散化是现代国家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其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性的制约来遏制这种分散化的倾向，这种制度性制约主要力量之一来自于司法体系。譬如，美国联邦立法和行政机构与各州立法和行政机构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联邦立法或行政机关的“派驻”机构。但联邦法院的触角却深入50个州的94个联邦司法区，负责受理虽发生在当地但根据宪法应属联邦法院管辖的纠纷。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仍可通过上诉或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再审理。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建国伊始就已存在，因为美国的建国者认为，只有这样一种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义，保证联邦法律的实现进而保障国家的有效整合。汉密尔顿在回答“为什么非设立多等级的联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样任务有何不可”的诘问时说：“纵有高瞻远瞩之人也难预料地方主义情绪能否发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审理国家案件资格的程度。”可见，纵然是联邦制的美国，也没有忘记通过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与整合。
在现代社会中，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应当主要来自司法体系。在一个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催化社会潜能的迸发，并通过赋予地方较大自主权来激发地方发展之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关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使市场和社会在统一的规则下运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国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担负起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责任，这一“应然”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虽然现今中国的“实然”状况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义侵蚀。这也反映出，地方主义和国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只有强化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发挥，这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实现。现在学者们提出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制度设计大致有以下几类“处方”：(1)仿照联邦制国家设置中央和地方两套法院系统；(2)地方法院均由全国人大产生，设置大司法区，与行政区域错开；(3)地方法院两级产生机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级人大产生，省级法院由全国人大产生；(4)下级法院由上一级人大产生；(5)地方法院经费由中央或省级财政单独直接拨付，审判员均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任命，等等。这些方案体现了一个共同原则，就是地方法院的产生及其人、财、物供给应与地方同级的其他权力系统脱钩，应该说这一基本思路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这些方案的现实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
三、探索建立党对司法的“错层”领导机制来强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措施之一
笔者认为，当前将司法从地方保护主义中“解救”出来，进而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首先还是应当从现有宪法体制内去寻求。党的领导是各个国家机关权威资源的直接来源，对于如何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路径选择，完全可以从改革和完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层面去探索。
当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同级人大负责，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间关系的宪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党的领导的层面，则是地方各级法院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我国这种地方司法与地方其他权力之间关系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对于一个向法治化发展的国家而言这种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们仍然在现行宪法关于地方法院与同级人大之间关系的规定框架内探索司法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那么我们不妨先从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党委之间的关系处入手。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尝试地方法院与地方党委的“错层”领导机制，也就是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领导机制相区别。如果说党对地方人大、政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同级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的横向领导关系来建立，那么党对地方司法的领导则应体现为“斜向”的逐级“错层”领导。可行的改革方案为：在省以下各级地方法院归上一级的地方党委领导，或者归上一级地方党委授权的上一级法院党组领导；而省级法院当前仍宜归属于省级党委领导。其实，前苏联晚期曾尝试类似的这种地方党委与地方法院之间关系的改革，可当时的苏联已“病入膏肓”，决非一项司法改革举措能挽救。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这种“错层”领导机制首先应当体现为上级党委拥有对下一级人大任命同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人选的提名权，或者将这一提名权交由上级党委的同级法院向下一级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领导层还应当定期异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区在位过长而可能产生被当地“同化”的情况。还应当看到，在当前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还是上级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义，而一个法院的领导层对于其所在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度而言仍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通过法院领导层的工作来实现，地方保护主义干涉法院独立审判也主要是通过对法院领导的牵制来逐级影响到具体案件的操作。所以在当前，法院领导层的产生机制远比审判员由谁任命来得更重要，更具现实意义。
对地方法院经费来源的改革可以与党对地方法院领导机制的改革相协调一致，即地方法院诉讼费直接交上一级地方财政，上一级地方财政设司法财政专库，直接拨付下一级地方法院经费，省级法院的经费当前仍由省级财政专项拨付。对于中西部地区法院的经费，中央财政再给予专项补贴，各省级财政也可对本省范围内相对困难地区的法院给予专项补贴，这种专项补贴也必须经由“直达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将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予以“错层”化，对于当前如何加强和改进的党的领导工作这项重大政治课题的探索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机制的合理安排与运用，来助推司法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以此来遏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膨胀扩散化的倾向，进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一体和法制的统一，强化国家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和谐，最终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领导体制得以完善，从而保证国家在现代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上健康行进。当然，由上级党委(或上级法院党组)向下级人大提名下级法院院长的人选，以及下级法院经费从上级财政获得，这只是党对司法的“错层”化领导的部分体现，这种“错层”化领导机制还应当有更丰富的内涵，有待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探索。
⑨ 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是什么
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事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既表明了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和决心，也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策略。
政治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古语说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可见方向、道路是个大问题。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可能决定一个国家的盛衰兴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这一“核心”定位，道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超越了“应然”层面，指出改革方向的重要性。经过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对于走什么样的政治道路，早已有了明确答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聚着几代人的艰辛探索，积累了近代中国百余年历史经验，可谓历史之必然、人民之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一项，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今，当我们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时，其实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最终目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政治制度对发展人民民主、保障国家统一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越性。政治体制改革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然也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和框架内进行。
世界丰富多彩，文明多种多样，制度各有不同，大可共生共荣，但既符合我国历史背景、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又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只有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换言之，政治体制改革应该也需要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但政治体制改革绝不是要也绝不能放弃或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绝不是要也绝不能放弃或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而是要改革那些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民要求的具体制度和体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偏离了这一方向，就会危及党和人民的事业，人民当家作主更是无从谈起。
价值取向：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是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人民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成为现实，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我们早就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也是跳出国家政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周期律的“新路”。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谈话中已经鲜明表达，“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到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从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到推进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脚步从未停歇。
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必然也随之愈发展。然而，众所周知，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世界上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正确道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高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也即是说，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发扬人民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进一步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正在构筑一种新型的民主，这种模式较之西方的民主拥有更加长远的目光和独特的优势”。
改革目标：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
“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有力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赋予社会主义制度新的生机活力，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既能广泛发扬民主，又能实现高度集中；既能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又能最大限度地集中社会资源、提高国家效率。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应对“九八”洪灾、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也无论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还是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在关键时刻、重大时节，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优势，催生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合力，使我们能够昂然战胜自然风险的挑战、经济危机的冲击、政治风波的考验，使我们能够圆满组织、成功举办各种重大国际活动，在中华大地创造奇迹。很难设想，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相伴随、相适应、相匹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对此，有人形象地说，“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在政治领域”，美国学者奈斯比特敏锐地观察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民主体制的弊端频频暴露，低效率、犹豫不决；与此同时，中国民主体制的优势却在逐步彰显，快速、高效率。”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是把握发展机遇与方向、化解发展难题与阻力、保持发展公平与正义的关键，是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推动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关键。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执政经验的老党、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党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充分证明，我们实行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具有强大生命力。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评价政治体制改革正确与否、成功与否的标准。正如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的，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改革策略：积极稳妥推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决策机制、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中国改革体系的组成部分，不断为其他领域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也不断在其他领域改革的推进中实现自身改革。经济的改革发展新突破，往往带来政治改革的新进步；政治改革的新举措，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可以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正是政治改革逐步迈进的过程。当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比，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新情况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必须在深化改革中逐步加以完善，但也不能以此为据，武断认为政治改革滞后。
任何改革都是系统工程，不能停滞不前，也不会一蹴而就。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是互为条件的。政治发展的程度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密切相关，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滞后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是世所罕见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更需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与我国的历史条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相适应，遵从历史逻辑，遵循发展规律。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要坚定不移，又要循序渐进，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在这个过程中，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吸取宝贵经验的基础上，抓住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真正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⑩ 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
法律分析：司法体制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民司法观点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道路、制度、理论的创新，是对司法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也是新时代全面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快推进司法体系和司法能力现代化的长期基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把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赋予司法体制改革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地位，承载起探索依法治国条件下在法治轨道上用法治方式完善中国政治体制的使命，探索依法循序渐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司法改革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新时代司法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由司法改革目标论、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论、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论、司法机构职能改革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论、司法职业制度改革论、司法改革方法论等理论构成，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系严整的理论体系。
法律依据：《司法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司法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及其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的通知》第三条 为保障各项改革措施落实到位，司法部提出了三条保障措施：
一是建立工作机制。司法部调整充实了司法行政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制定了分工方案，明确了各项改革任务的专项小组，由分管部领导任组长，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选派得力人员参加。
二是抓好推进落实。各项措施明确了工作进度和工作成果要求。
三是督促检查和宣传引导。提出了要加强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加强改革成果和改革举措的宣传，为顺利完成改革任务营造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