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扩大解释

『壹』 刑法解释中扩大解释与缩小解释能同时进行吗

扩大解释与缩小解释都是刑法解释中的论理解释,两者不可兼用,相互矛盾

『贰』 法律里所讲的“扩张解释”怎样理解

扩张解释简单的说就是扩大刑法中明文规定的法律规范的解释的范围，我国刑法中理论上对扩张解释定义为刑法条文所使用的文字过于狭隘，不足以表明刑法中真实意义，于是扩张其意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意义的解释方法，扩张解释是我国刑法理论当中一种常见的解释方法，在实践中也经常的被应用，比如我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犯盗窃、抢夺、诈骗罪，为隐匿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证据，而采取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论处”。此法条将特殊情况下的抢夺、盗窃、诈骗行为定性为抢劫罪，就是采用扩张解释的方法。

『叁』 刑法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有什么区别看了很久都很难理解，谁能举例为我解释一下。

1、两者定义：
类推解释是指，需要判断的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我国刑法禁止不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
扩大解释是指，刑法条文的字面通常含义比刑法的真实含义窄的时候，将其字面意思扩张，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含义。我国刑法并不禁止扩大解释。
2、二者常常容易混淆，其区别有如下几个方面：
类推解释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即在文义范围之外进行了解释。而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刑法字面含义，即在文义范围之内。
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相似事实的比较。而扩大解释仍然着眼于刑法本身，是对刑法规范的逻辑解释。
类推解释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的。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划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在公民预测可能性范围之外，即不是可以预测的。扩大解释则是在公民预测可能性之内。
3、举例：
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暂由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公法论处。刑法中明文规定贪污罪的发最主体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而上法条则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行为人满足一定条件时，仍可以构成贪污罪，这里存在一个类推解释，解释主体将“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作为类推的连接点，认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是，同样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并无实质区别，应当得到相似的处理。
扩大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比如刑法第341条“出售”解释为“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需要提醒的是，罪刑法定原则，新刑法已禁止类推解释。

『肆』 司法考试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的区别

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有以下几点区别：

1、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在用语可能包括的含义范围之外（即词语文义的“射程”之外）；而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在用语可能包括的含义范围之内（即词语文义的“射程”之内）。

2、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

3、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

4、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

5、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

(4)刑法扩大解释扩展阅读：

司法考试一般指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2018）的有关规定设立的法律类职业证书考试。担任律师、法官、检察官和公证员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考试主要测试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国家司法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和评卷，成绩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室公布。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成绩一次有效。

从2018年开始，国家司法考试将改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不只是律师、法官、检察官、公证员需要通过该考试，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工作人员，以及法律顾问、法律类仲裁员也需要参加并通过考试。

『伍』 刑法中的类推解释和扩大解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并不仅仅是用语界限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不禁止扩大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就成为重要问题.
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从理论上可以列举许多：其一,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其二,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其三,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其四,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其五,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笔者认为,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一个行为的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因为即使危害再严重的行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可罚性告知国民,就不得对该行为定罪科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般人都能预想到的含义（核心部分）；第二种情况是一般人都难以想到的边缘部分；第三种情况是上述二者的中间部分.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原则上应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应通过考虑处罚的必要性来决定.例如,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对“财物”有作广义或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因为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然而,将不退出解释为“侵入”是存在疑问的,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由此看来,一种解释结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强调的是,就某种解释结论而言,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为一种解释结论能够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着这种解释结论没有超出其预测可能性.犯罪可以大体上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认识自然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不致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般人难以认识法定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容易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相对于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而言,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可以略为缓和、宽泛.
第三,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当扩大解释与相关条文产生冲突,与刑法的整体精神相矛盾时,很容易形成类推解释.例如,当刑法条文一直明确将两种现象分别规定时,如果某个分则条文只是规定了一种现象,那么,原则上就不能将没有规定的另一现象解释成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现象,或者说不能将该分则条文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其没有规定的现象,否则,会被人们视为类推解释.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规定的对象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条规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这说明,刑法严格将罪犯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区别.因此,当刑法明文将犯罪主体限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时（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不能将“罪犯”解释为罪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否则便有类推解释之嫌.不过,刑法对“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规定,则并不限于已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扩大解释.再如,将盗窃罪、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等）是协调的,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是将“同居”与“结婚”并列规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这表明“同居”与“结婚”的危害相当.如果将通奸行为解释为“同居”,则意味着通奸与结婚行为相当,这显然是不协调的.
第四,某种解释结论符合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因而符合刑法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时,不应认为是类推解释.任何用语的含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社会生活中仅有女性向男性卖淫时,将“卖淫”解释为“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即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事实时,解释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释结论,而应将“卖淫”解释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异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但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同性恋现象时,法官必须重新将“卖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他人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概言之,社会生活事实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语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与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所作的解释,不能称为类推解释.因此,组织男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当然成立组织卖淫罪.
第五,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及其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外国刑法用语得出结论.例如,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具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价值也是财物,根据这一学说（事务管理可能性说）,像债权这样的权利也是财物.这种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普遍认可,是因为日本刑法明文将财产罪的对象区别规定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不难看出,日本等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之所以认为“财产性利益”不包含在“财物”的概念中,是因为其刑法明文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在我国刑法没有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在刑法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但在刑法没有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反过来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而是将通常的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将利用机动车抢夺的解释为抢劫.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似乎在进行类推解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或抢劫.再如,我国刑法常常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规定,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伪造并不包含变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罗斯刑法分则条文只使用伪造概念而未使用变造概念,但刑法理论仍然认为伪造包含变造,而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类推解释.所以,在国外属于类推解释的,在中国不一定属于类推解释；反之亦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某种解释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用语含义问题.换言之,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刑法用语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问题.相同类型的行为,既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释为犯罪,也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释为犯罪.所以,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并无绝对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对的区分标准.
望采纳

『陆』 在刑法中，我可以把不合理的扩大解释理解为类推解释吗

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均是刑法学中的概念。
类推解释，是指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推导解释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例如，将强奸罪中的“妇女”解释为包括男子，即男子被强奸也视为法律规定的强奸罪，这就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在刑法中被禁止。
扩大解释，又称扩张解释，是指对法律用语解释后的含义大于其字面含义，但该含义处于该用语的可能含义范围内。例如，将“自动取款机”解释为“金融机构”，这就是对条文中的“金融机构”的扩大解释。扩大解释在刑法中被允许。
两者的区分标准通常有以下几点：
1、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明显超出了普通人的预测可能性；而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普通大众的预测可能性；
2、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在用语可能包括的含义范围之外（即词语文义的“射程”之外）；而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在用语可能包括的含义范围之内（即词语文义的“射程”之内）；
3、类推解释提升了概念的位阶，而扩大解释没有提升概念的位阶；
4、类推解释是对类似事实的类比，而扩大解释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
5、类推解释为刑法所禁止，而扩大解释为刑法所允许。

『柒』 刑法中扩张解释成立的条件

对刑法进行扩张解释源于社会需要，但为了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扩张解释适用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具体来说，第一，对刑法条文作扩张解释必须符合立法精神意图；第二，对于刑法条文的解释不能超出条文所“可能具有的含义”。
(一)关于“立法精神和意图”的理解
遵循刑法的精神和意图是刑法扩张解释应当坚持的原则之一。但什么是刑法的“立法精神和意图”，在刑法解释论上意见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立法意图是指立法行为时立法者的意思。这种观点为主观解释论者所倡导，在19世纪概念法学时代盛极一时，由于该理论无视法律的目的和社会发展的动向，在现在的刑法解释论中已为多数学者所不取。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为了有效发挥法律的功能，必须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对立法精神和立法意思作出适应性解释，所以，对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应当理解为立法者根据社会现实需要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态度。刑法的目的旨在保护法益免受犯罪行为的侵害，因此，对于特定刑法条文是否需要扩大解释，也必须遵循刑法立法的这一根本原则，在条文可能具有含义的范围内，考察该行为是否具有刑罚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刑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意图必须在社会需要或行为受刑罚处罚的必要性之中寻找。因而，当行为侵害了重大法益和对法益造成重大侵害时，刑法通过扩张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大；反之，通过扩张解释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就小。当然，刑法并非保护所有法益，刑法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因而其调整的范围是有限的。“同其他社会规范一样，法律规范也是选择的产物，它们也受到由其所在社会的基本前提原理所衍生出的主要原则的一致性的检验。并非任何社会制度的一切基本的前提原理都与法的问题相关，因为几乎没有一种法律制度试图去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②。因此，理解社会需要、认定行为受刑罚处罚必要性需遵循的是：
第一，解释必须满足罪刑之合理性要求的原则。即要求解释的内容和涉及的范围，应该是人们合理地被期望去做或不做的行为以及应得惩罚等情形。
从价值判断的意义上说，就是解释是基于社会基本价值和维护社会最基本秩序的最低要求的考虑，并且解释的内容与解释所涉及的范围，对刑法所确定的保护范围是合理的。因为刑法调整的范围只能是与社会的基本价值以及最基本的秩序的维护相关联。为此，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当然是首先必须考虑的。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是衡量该行为性质的首要标志。在我国，犯罪所侵犯的法益一般被理解为犯罪客体，不同的客体决定着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及其程度。当某种行为侵犯的客体越重要，其被解释为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在考虑对特定法条有无必要作扩张解释之前，需要考察行为所侵犯的法益(犯罪客体)的性质。其次，也应当考虑行为侵害法益的样态。
为侵犯重大法益时可能构成犯罪，即使行为侵犯的法益并不重大，但对不重大的法益造成严重(重大)侵害时也可能成立犯罪。因此，在考察对特定法条款有无必要扩大解释时，也不能忽视行为侵害法益的样态。行为侵害法益样态越严重，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也就越高，惩罚可能就越重。
第二，解释必须遵循获得普遍的社会民众的心理认同与支持的原则，否则，这种解释之合理性便会受到怀疑与挑战。因为，“如果一道法令要想得到执行，必须保证它在社会心理上的效能。”①制定法律，包括我们对刑法条款的解释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其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只要承认法律有效地存在着，就必须让法律对现实发生作用，不允许中间性妥协。”②所以，对刑法条款的解释既要承担既定的社会基本价值与秩序的维护，即解释内容应当与社会心理保持最大限度的一致性，使解释的基本原理、原则与已形成的文化和法律原则保持一致并具有延续性，而且，应当成为适合社会文化假说和被普遍接受的法律模式。
(二)关于“可能具有的含义”的理解
源于社会的需要对刑法进行扩张解释，这并非是近现代刑法的专利，在古代社会，通过对刑法的无限制的解释达到调整、控制和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都曾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近现代以来，在现代法治理念的影响下，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不可动摇的、具有普遍性的法治观念，各国的立法纷纷建立罪刑法定制度。罪刑法定作为处罚犯罪的界限，是为了保证国民预测的可能性，因此，对刑法的扩张解释必须在刑法条文“可能具有的含义”的范围内，对此，日本著名学者将其形象地称为不超过法律文义的“射程”。③凡超越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解释，由于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是无效的。所以，如何判定刑法条文(用语)“可能具有含义”，便成为正确适用刑法扩张解释的关键问题。
德国学者Kad larenz教授对法律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曾作过一的解释，他认为所谓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指一般语言用法，或者立法者标准语言用法，该用语还能够指称的意义。①这对于刑法解释同样适用。
众所周知，法律由无数的概念和用语组成，不管这些概念和用语是来自于日常生活，还是产生于立法者的创造，法律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或用语都很难真正做到意思清晰、语义明确，其中，往往会出现如当代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博登海默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一个概念的中心含义也许是清楚和明确的，但当我们离开该中心时它就趋于变得模糊不清了。”②由于概念的意义不明确，往往形成一个含义区域，因此，只要对概念含义的理解在概念区域的范围以内，我们认为，都应当视为概念“可能具有的含义”。
在刑法中，我们应当如何认定对某一刑法概念的解释是否在所谓的“可能具有的含义”内呢?对此，日本学者前田雅英教授的认识值得借鉴。他指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分为三种情况：(1)一般人都预想到的含(核心部分)；(2)一般人都难以想到的边缘部分；(3)上述二者的分。在第(1)种情况下应当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在第(2)种情况下上应当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于第(3)种情况，则应当通过考察处罚必要性来决定。⑧从上述前田教授简洁的认识可以看出，对某一刑法概念的解释是否在“可能具有的含义”范围的判断，前田教授采用的是以一般人的认识为基础，同时兼顾考虑了行为受刑罚处罚的必要性。对于这种判断标准，我认为是可取的。刑法是一种社会规范，对于“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判断当然也应当采取社会的标准，一种解释的结论能够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着这种解释结论没有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如果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的结论会大吃一惊，则意味着这种解释结论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④但是，前田教授对上述第(3)种情形下的处理意见则值得商榷。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能否运扩张解释的界限，而不是其内在根据，即使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再大，受刑罚处罚必要性再高，只要其可能具有的含义不为一般人所认识，就应当否定扩张解释的适用，我们绝不能以行为受刑罚处罚必要性程度高为理由而突破罪刑法定的界限。
与理论上对扩张解释应当严格遵循刑法用语的“可能具有的含义”这一要求相比，我国司法实践的有些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现行刑法颁布后，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一些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但是，有时仅仅为了解决某一个具体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会针对下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请示作出不少具有司法解释性质的“批复”。有不少解释和批复就涉及对刑法的扩张解释这一问题。
有些扩张解释正确把握了刑法的精神和扩张解释的界限，是合理的；但也存在不少解释或批复已超出刑法条文用语可能的含义，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比如，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5条第2款解释道：“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根据我国刑法共同犯罪的规定，共同犯罪的成立需要具备主观上的共同故意和客观上的共同行为，所以，即使指使者和逃逸者存在共同犯罪，“共同犯罪”的范围也只限于“逃逸”共同犯罪。但是就逃逸行为而言，我国刑法并没有独立的罪名和法定刑，将指使者教唆、帮助行为和逃逸者的逃逸行为解释为成立共同犯罪是违背我国共同犯罪基本理论的。①又如，2002年8月1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规定：“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由于我国刑法单位犯罪以刑法的规定为限，显然该批复的扩张解释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

『捌』 如何理解刑法扩张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

罪刑法定原则与复刑法司制法解释是不同层次上的概念。

罪刑法定原则属于基本原则范畴,反映的是基于一定社会价值观所产生的要求,是对刑法实质意义和功能的定位,是构建刑法的基础。

刑法司法解释属于应用规则范畴,是对刑法运作过程中具体适用问题的阐明,是对刑法构建的解说,它影响着实践操作和应用结果。罪刑法定和刑法司法解释以刑法条文为形式联结点,因此,二者是否发生关系,有无必要研究二者的关系与刑法典的规定有密切联系。当某一部刑法典明文规定或者实际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时,就产生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性和刑法司法解释的独立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如果刑法典没有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对刑法司法解释就不存在制约关系,研究工作即会因缺乏实践基础而无价值。所以,二者的关系的实质是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司法解释规则问题。

『玖』 刑法中的扩大解释，缩小解释以及类推解释，如何区分

扩大解释和限制解释（缩小解释）比较容易区分：

1、一个法律概念通常的定义内是一般人可以想容象到的或者说经验就可以理解，如果法律解释的定义超出了一般的人经验那么就属于扩大解释，如果低于一般的经验那么属于限制解释。

2、至于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虽然理论很多，但是现在依旧是一个难题。就好比上文的把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貌似都有道理，很难区分。所以想容易区分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