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克制

⑴ 翻译成中文，希望通顺，谢谢（4）

最高法院再次解决的问题排除在traynor五turnage因为一个分裂的联邦上诉法院的决定。退伍军人有权教育的好处只有在十年以下，除非他们的放电的时间延长，因为一个“身体或精神残疾，这是没有结果...老自己的不当行为” 。退伍军人政府的定义，酗酒无关的一个基本精神进行的“不当行为” ，并拒绝支付的好处。退伍军人有争议的法治违反另一项联邦法律， 1973年康复法。第二个电路，发现此类索赔被排除，但直流电路举行他们加以检讨。
在traynor ，正义拜伦白开始与命题，即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是最惠国待遇，国会通过，除非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 ，否则。这里有没有这样的证据表明，国会打算排除了诉讼，声称康复法的规定，否定了VA部规定，酗酒，从而再次证明了法院可以做机动靠近排除语言。在回应的持续关注，福利，国会设立法庭的退伍军人上诉，并提供进一步上诉到联邦巡回如果一个宪制上的问题处于危险之中。最近，国会已排除上诉某些类型的递解离境令和犯人的权利的案件。
司法克制。虽然法院可以做干预，在行政过程中，他们往往不愿意这样做，而且往往显示的伟大听从行政的专业知识时，干预是必要的。法院历来实行的司法克制时，行使权力的司法审查。的要求，常委会，成熟，并mootness只是其中的几种方法，所用的法院，以避免使用他们的司法权。在除了这些传统的方法，法院已通过了若干其他程序装置，以防止早产的司法干预行政程序。

⑵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中美国诉卡罗琳食品公司案

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非常重视法官的智慧和经验在司法审判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专业训练和适应自身角色的经验使法官尤其具有智慧，而智慧意味着做出审慎的判断。在我看来，这样的智慧当然不只是一种知识，更不应该仅仅是那种来自书本的知识，而是那些以维护宪法为己任的法官们，在总结丰富的法治经验的基础上获得的经验和灵感。 你说到的一九三八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诉卡罗琳产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Carolene Procts Company) 判决书的第四注脚（“第四注脚”应为“脚注四”——Footnote Four)， 就是英美法系法院判决书格式中必不可少的“注释”，由于这个注释不仅充分展示了主审此案的大法官斯通基于经验的智慧,而且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宪政的历史，因而被誉为是“改变美国宪政历史的一个脚注”。 该脚注的译文（意译）是：“当立法从表面看，受到了宪法的特别禁止，诸如为宪法前十项修正案所禁止的时侯，推断其合宪性的范围可能更为狭小。当这样的立法也在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禁止之列时，它同样也被认定是特别的禁止对象。现在没有必要考虑那些限制政治进程的立法——这一进程通常被期望能够取消令人讨厌的法律,在第十四条修正案一般性禁止的情况下,是否要比其他绝大多数类型的立法受到更为严格的司法审查。我们也不必去探究同样的考虑是否要纳入到针对特定宗教的、或者涉及来源国籍的、或者种族上的少数族群制定法的审查；不必去探究歧视分散的和孤立的少数群体是否是一种特殊情形，因为这些立法往往严重地削弱了那些通常用以保护少数的政治进程，因此它们可能相应地要求更为透彻的司法追究。” 因为该案涉及到了一项联邦立法,它限制一种混合奶的跨州销售，而卡罗琳公司认为这一法律剥夺了公司的商业自由权，违背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如果该案发生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在诉讼中美国联邦政府必败无疑。但在卡罗琳案的判决书中,最高法院的斯通大法官指出，判决与州际商业相关的案件时最高法院应该认可立法者制定规制商业活动的法律时所依赖的“知识和经验”，如果不缺乏这样的“理性基础”，就不应该宣布这些立法违宪。这一表达的内在逻辑就是：既然法院的法官们高高在上，不受民意制约，与现实的社会经济保持距离，因此他们不大可能比议会中的民意代表更多地了解社会经济的现实运作，也就没有资格指责各级立法缺乏“理性基础”。所以结论自然是在对经济或社会立法进行司法审查时，最高法院应当遵循司法克制的原则，应当尊重立法部门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判断。这个判决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斯通在判决书上加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脚注，因它是整个判决书中的第四个注释，故名。不仅使这个判决成为法律智慧的经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激发出众多的法学研究成果。这个注释试图说明,司法克制的假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僵硬原则,它有三个例外情况。对这三个例外,司法非但不应当克制,恰恰相反,还需要更积极和严格的司法审查。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斯通的注释,那就是司法克制有以下三个例外:其一,明显违反《权利法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立法;其二,那些限制更多人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其三,那些歧视弱势群体、妨碍他们参与政治进程的立法。对这三类立法,最高法院要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 “脚注四”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对于不同类型的立法需要适用于不同程度的司法审查。具体说来,法院对国会的经济调控(主要是州际商业)立法,遵从立法机构的判断;对待非经济立法,则应加以严格审查。这种区别对待立法的司法审查态度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宪政史上著名的“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原则。

⑶ 罗伊判例是怎么回事

罗伊判例:关于司法和政治分界的争辩（上）
st代表多数意见陈述了判决理由：

（1）密苏里州1596号法令序言声称：“人类每一成员的生命始于受孕”：“未出生儿童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利益应受保护”：“未出生儿童与其他人权利同等的精神，应当贯穿于全部密苏里州法律的解释。”原告认为，政府采纳生命起始的某一理论而限制堕胎，违反罗伊判例；法律序言是指导法律解释的操作规范，因此，原告具有挑战序言的诉讼基础（Legal standing）。

多数意见认为，罗伊判决并不限制州政府表达它自身的价值判断，1596号法令序言只是一种价值判断。在本案，没有证据表明：有关1596号序言的解释限制了上诉人的特定行为，因此，法院不必回答序言是否合宪的问题。

（2）1596号法令第188.210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亲生命而有堕胎必要，任何公共雇员在受雇事业范围内从事堕胎或者帮助堕胎为违法”；188.215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体生命而有堕胎必要，使用任何公共设备从事堕胎或者帮助堕胎为违法。”原告认为，对堕胎者关闭公共设施，显然远远超出了政府鼓励生育所必需的范围，这是一种限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断绝堕胎途径，将那些没有钱到私立医院求医的妇女推入困境。

多数意见认为，政府没有义务对堕胎提供任何帮助，政府利用公共设施和公共雇员鼓励生育并不构成对堕胎的限制。密苏里州法令禁止公共雇员在公立医院帮助堕胎，不过是让孕妇在相当于政府不建立任何公立医院的情况下进行选择。最高法院早先的判决确认：“第14修正案并不承认个人有权得到政府的任何优惠性帮助，即使这种帮助对于维护不受政府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必不可少的。”宪法既没有要求政府从事或者帮助堕胎业务，私立医院医生和他们的病人也没有宪法权利去利用公共设施进行堕胎。因此，188.210和188.215节规定没有违反宪法。

（3）1596号法令第188.205、188.210和188.215节规定：除非为挽救母亲生命，禁止使用公共资金为堕胎提供咨询，禁止公职人员为堕胎提供咨询，禁止在公共场所为堕胎提供咨询。但是，原告承认，他们并没有因此而直接蒙受不利，故188.205节规定是否合宪不属于本案争议问题，法院没有必要对之进行审查。

（4）1596号法令第188.029节规定：如果医生有理由确信，妊娠期已达20周或超过20周，他必须首先以同业人员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下应有的谨慎、技巧和熟练程度检查胎儿是否存活-通过必要的医疗检测，确定围产期、胎儿体重、肺活量，据此作出胎儿是否存活的判断。原告认为，根据罗伊判例，胎儿存活性当在妊娠24周之后，法令要求医生在妊娠20周做胎儿存活性检查，增加了堕胎困难和风险。

多数意见认为：罗伊判例关于胎儿存活性三阶段的划分是一个应当纠正的错误。

首先，胎儿存活性三阶段是一个僵化的划分，它使美国宪法成为希腊神话中的Procrustean床。“遵循前例固然是我们法制的基石，但是，在宪法领域，前例的约束力低于其他领域，除了宪法修正案之外，本法院是唯一可以进行变更的机构。当前例被证明在‘原理上不可靠，在实践中不可行’的时候，本法院从来没有约束自己重审前例。罗伊判例确定的三阶段就属于应当重审的情形。”宪法解释通常是阐述一般性概念、确立一般性规则，而罗伊判例与此背道而驰：作为罗伊判例核心的三阶段结构，既不能从宪法文本，也不能从其他可以发现宪法原理的场域中找到根据。三阶段缺乏清晰的界限，如果要遵循这一前例，结果必定导致一个错综复杂和不断扩张的法律规则的网络，这不是宪法原理的集合，而是成文规则的法典化。

其次，罗伊判例将州政府规制堕胎的时间限定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我们不得其解：为什么只有等到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才出现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为什么要有一条僵化的界限，禁止国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干预，允许国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干预？”密苏里州法令第188.209节要求医生作堕胎手术之前，进行胎儿存活检查，这正是以存活性作为起始，实现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与罗伊判例并无抵触。实施这一法令固然增加了堕胎的成本，限制了医生自由决定范围，但是，并不违反宪法。

多数意见批判了罗伊判例关于堕胎自由属于隐私权的观点。多数意见指出：罗伊判例试图凭借隐私权形成一个宪法架构，试图裁判各州规制堕胎的法令，试图将历来受州法管制的医疗业务纳入法院违宪审查的范围，试图通过一张日历表一劳永逸地平衡州政府保护潜在生命的利益和妇女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

对于密苏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求最高法院彻底推翻罗伊判例的主张，多数意见的回答是：本案和罗伊案涉及的事实显然不同-在本案，密苏里州政府强调，存活性是国家保护潜在生命的时间起点；在罗伊案，除了挽救母亲生命的堕胎之外，一切堕胎都被认为是刑事犯罪。鉴于案件事实和争点没有给法院提供全面推翻罗伊判例的机会，因此，法院所做的只能是修正、限定罗伊判例。

3.南宾州计划生育诊所诉凯瑟（1992）〔12〕

在凯瑟案，1982年颁布、1988和1989年修正的宾州堕胎控制法的合宪性受到挑战。该案原告是宾州5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和一名代表本人和其他人提起集团诉讼的医生。原告认为：宾州堕胎法与罗伊判决明显抵触，请求法院宣告该法违宪，发布禁令禁止该法实施。该案被告是宾州政府，美国联邦政府作为支持宾州政府的“法庭之友”参加诉讼。巡回法院宣布引起争议的法律条款全部违宪，发布永久性禁令；上诉法院推翻了巡回法院判决的主要部分；最高法院以5∶4作出判决，基本维持上诉法院判决。

在凯瑟案，O‘Connor法官代表3名大法官形成联合意见，Blackmun和Stevens两名法官对联合意见部分附合、部分反对，以首席法官Rehnquist为首的4名大法官表示异议。因此，只有部分联合意见成为多数意见。

联合意见一方面重申罗伊判决主文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又通过界定罗伊判决主文而限缩罗伊规则。

凯瑟联合意见形成规则如下：

（1）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妇女有选择堕胎的自由，但是，国家为了保护潜在生命，可以限制堕胎，只是不能以禁止堕胎的方法进行限制；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除了继续妊娠危及母亲生命和健康的例外情况外，国家可以采用包括禁止在内的方法限制堕胎。联合意见并没有象罗伊判决那样把堕胎自由称为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或者“隐私权”，从而没有采取罗伊判决对限制堕胎法进行“严格审查”的规则。

（2）罗伊判决的三阶段划分既不符合该判决主文所承认的、保护潜在生命的国家利益，也不是确保妇女选择不受政府干预而必不可少的措施，因此，废除罗伊判决的三阶段标准。政府以保护潜在生命或者鼓励妇女生育为目的之法律可以覆盖整个妊娠过程，只要法律措施没有给妇女的权利造成实质性的不当负担。在罗伊判决之后，最高法院以三阶段划分为依据而作出的判决，应当部分推翻。

（3）在废除三阶段标准之后，法院审查限制堕胎法是否合宪的标准是“不当负担”：如果法律目的或效果对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前的堕胎造成实质性障碍，则为不当负担条款，得被废除。但是，“不当负担标准”本身并没有成为多数法官接受的规则-主张推翻三阶段标准的是7名法官（持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和持异议的4名法官），反对凯瑟判决“不当负担”标准的是6名法官（持异议的4名法官和持附合意见的2名法官），支持“不当负担”标准的只有联合意见的3名法官。其结果是，凯瑟判决重申了韦伯斯特判决推翻三阶段标准的裁定，但是，没有任何标准代替三阶段标准。

凯瑟判决的联合意见与罗伊判决多数意见至少存在三个差别：其一，允许法律干预堕胎的范围实质性扩大，允许法律干预堕胎的时间实质性提前。根据罗伊判决，在妊娠过程中，保护孕妇健康和潜在生命的两种国家利益在内容上是分别存在、在时间上是先后形成，在一种国家利益形成之前，以实现该利益为目的而限制堕胎完全缺乏正当性。根据凯瑟判例，保护潜在生命和孕妇健康的国家利益始终与妇女的堕胎权同时存在，政府限制堕胎的措施可以覆盖全部妊娠期；其二，罗伊判决和凯瑟判决在价值判断方面的一个重大差别是关于潜在生命的认识。根据罗伊判决，潜在生命随着胎儿具有存活性而出现；根据凯瑟判决，潜在生命随怀孕而出现，而在胎儿具有存活性之后，潜在生命转化为一个“可以（脱离母体）独立存在的第二生命”；其三，违宪审查标准不同。根据罗伊判决，妇女堕胎选择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属于个人“基本权利”范畴，除非存在“不可抗拒的国家利益”，法律限制基本权利是违反宪法的。根据凯瑟判例，妇女堕胎选择是受潜在生命限制的“自由”，违宪审查的标准是“不当负担”，这是一种较为宽松的司法审查标准。

在当事人争议的具体问题上，联合意见形成了基本维持宾州法律的判决：

（1）豁免条款审查。“病情危急”是宾州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可以豁免法律限制的理由。巡回法院认为，“病情危急”至少没有包含妊娠综合症、不可避免的流产和子宫内膜移位等需要立即流产的情形，而上诉法院则认为，“病情危急”显然包含这三种情况，联合意见认为，最高法院的传统是尊重下级法院对州法律的解释，因为，它们更接近法律实施的区域，因此，上诉法院认为“病情危急”条款合乎宪法的结论，应当维持。

（2）告知条款和等候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规定，医生在堕胎手术之前，必须告知孕妇堕胎的危险、胎儿围产期、政府对生育的医疗帮助、男方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收养儿童的信息，在告知有关信息之后的24小时之内，不得进行堕胎手术。巡回法院认为，该条款增加了妇女的心理压力，是说服妇女放弃堕胎，而不是提供中性的信息，因此，与最高法院早先的判例-AkronⅠ案相抵触。联合意见则认为， AkronⅠ案适用的罗伊三阶段规则已被推翻，故政府可以说服妇女放弃堕胎。巡回法院还认为，24小时等待给妇女增加了堕胎的困难-她们至少要两次往返诊所，可能受到在诊所外示威人的骚扰，可能因为24小时之内两次外出而暴露堕胎意图，可能因为路途遥远而产生种种不便。联合意见则认为，这些规定固然给妇女造成麻烦，但是，并没有构成实质性障碍，因此，不属于不当负担。

（3）配偶通知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规定，已婚妇女堕胎，必须向医生提交书面声明，表明已经将堕胎决定通知丈夫，或者签署另一份显示下列事实之一的书面声明：a.丈夫不是导致她怀孕的男人；b.丈夫下落不明；c.怀孕是因为她本人已经举报的婚内强奸；d.通知将导致丈夫或者其他男人对她的身体伤害。

巡回法院认为该条款违宪，上诉法院推翻了巡回法院的裁定。

联合意见认为，配偶通知义务给堕胎造成实质性障碍，属于不当负担。一些研究报告表明：美国，200万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另一些研究报告则表明：家庭暴力更为广泛，大约有一半已婚妇在婚姻期间遭受殴打；在夫妻关系不和的家庭中，妻子对丈夫披露怀孕，常常引发家庭暴力。丈常常以妻子婚外怀孕为借口而实施暴力，如果妻子为了逃避家庭暴力而居住在妇女收容所，通知务将使她暴露住所而处于不安全境地。考虑到家庭暴力广泛存在的事实，配偶通知义务会使妇担心自身和子女安全而放弃堕胎。

州政府争辩说，社会调查表明：在堕胎妇女中，已婚妇女只占20%，在寻求堕胎的已婚妇女中，95%的人愿意事先通知丈夫；因此，对配偶通知义务感到不便的人，只占堕胎妇女总数1%.联合意见则认为，受限制人数多少无关紧要，因为，法律本身就是限制可能实施某一行为的人，而不是限制其他人。州政府的另一个抗辩理由是，丈夫有权关注潜在的生命；联合意见回答说，一个生理上的事实是，怀孕的是妻子，而不是丈夫，堕胎法是限制妻子，而不是丈夫的自由。

（4）未成年人征得父母同意条款审查。联合意见认为，未成年人有必要在作出堕胎决定之前征询父母意见，此外，法律允许不愿征求父母意见的未成年人得到司法豁免，因此，不构成不当负担。

（5）报告条款审查。宾州法律要求医院和诊所向政府报告每一例堕胎病案，报告内容包括：医疗机构名称；堕胎手术的方法、时间、地点；胎儿围产期、重量；孕妇年龄、生育史和堕胎记录。根据政府的信息公开法令，公众有权知晓政府取得的医疗报告。但是，联合意见认为，这些信息并不足以暴露妇女身份，因此，没有构成不当负担。

最后结果是，除了配偶告知条款之外，其他引起争议的宾州法律均合乎宪法。

二、 民主政治和司法裁判的分野之一：法院能否从罗伊案找到自己的合法角色？

（一） 关于法院入侵民主政治的指责

罗伊法庭擅断僭越，侵入了一个本来不属于法院管辖的政治问题，这是对罗伊判例的主要批评之一。

在罗伊案不同意见中，White大法官认为：罗伊案争议的问题，“本来应该留给公众和公众为解决自身事务而设计的政治程序去解决”：“罗伊判决不必要地和过分地行使了违宪审查权”；其结果是，“50个州的公众和立法机构因为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而丧失了权衡两种对立利益的权利-一方面是胎儿发育成长和继续生存的权利，另一方面是因为继续怀孕而可能受到影响的母亲的权利。”

在韦伯斯特案多数意见，首席大法官Rehnquist指出：我们今天的判决将允许州政府对堕胎问题进行规制，这种规制按照罗伊判例可能是被禁止的。但是，维宪审判绝对不是越俎代庖，不是解决立法过程中互不两立的政治分歧，政治问题应当由民选代表去解决。“宪法将一些事务设置在民主程序之内，将另一些事务设置在民主程序之外，维宪审判就是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在韦伯斯特案附合意见，Scalia大法官强调：罗伊案是最高法院本来不应当介入的政治问题，法官试图作为国务活动家解决政治问题是不必要的冒险。“一旦陷入政治问题，法院就会面对公众压力而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解决政治问题应当顺应多数民意；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法官是任命的，而不是民选的，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是终身的，能否得到民众多数支持与能否继续任职无关；法官的角色是遵循法律，而不是顺从民意，法院决不应该超出案件事实本身去回答任何宪法问题-只要不必涉及宪法问题，法院就没有必要牵扯宪法问题；只要可以根据前例解决当前争议，法院就没有必要创制新的宪法规则。在任何情况下，法院都不应该制造一个宽度超出案件事实需要的宪法规则。”罗伊判例的错误正是制定了一个宽度超出案件事实需要的宪法规则，从而使最高法院陷入了政治纷争。在凯瑟案不同意见， Scalia大法官重申：允许还是禁止堕胎，应当象其他重要问题一样，通过民主途径解决-公众互相说服，然后进行表决，换言之，是否限制堕胎，是全面限制、还是从特定时间开始限制，采取何种方式限制，应当由各州政府通过反映当地多数意见的法律决定，而不是由最高法院代替州政府进行立法。

在Scalia看来，既然法院不能充当回应公众反映的角色，卷入政治问题极为不明智。Scalia的质疑重复了一个古老的问题：法院通过解释法律而回答一个政治问题，是否越界入侵？如果这根本不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法院凭什么就此作出决定？

Bork法官和Scalia观点相似（当然，仅仅相似而已）。Bork认为，罗伊判例是本世纪司法入侵民主政治的最坏的实例，一旦司法卷入政治，必定导致法院的毁灭，罗伊判例应当彻底推翻。Bork和Scalia都认为，司法应当和政治隔离，但是，Bork比Scalia更为激烈。Bork进一步提出质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是否正当和必要？欧洲国家的最高法院并不拥有类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违宪审查权，但是，欧洲人民享有的自由未必在美国人民之下。〔13〕Bork争辩说，如果最高法院有权通过宪法解释而裁判政治问题，那么，立法、行政当局也应当有同样的权力；一个当事人对最高法院的裁定不满，完全可以就同一问题向其他权力机构请求裁断。〔14〕

Ely教授同样激烈批评罗伊判例，但是，他的看法和Bork、Scalia有明显区别。Ely并不反对法院卷入政治，他认为：如果司法干预能够推动以选民参与和代表机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干预就是正当的，相反，就是不正当的。罗伊判例的非法性不是因为法院卷入了政治问题，而是法院剥夺了已经得到立法保护的少数利益。Ely争辩说，与无数未出生就被处置的生命相比，妇女是多数胎儿是少数。〔15〕Ely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一个社会听任少数法律精英人物摆布，民主政治的基础就会被动摇。

（二） 权利制衡：司法被动干预政治的正当理由

在美国，司法入侵政治不足以单独动摇罗伊判例合法性，因为，违宪审查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完全脱离政治的司法职能。司法干预政治的指责只是一个质疑，一个迫使最高法院进行辩解的质疑。自从1803年的马布里诉麦迪逊案〔16〕开创违宪审查先例之后，最高法院反复阐述了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三个正当理由：

1.法院的职责是在具体个案中应用法律。只有解释法律，才能应用法律，因此，法律是什么，只能由法院通过针对具体个案的法律解释决定。如果宪法不能通过司法解释而应用于个案，其存在就毫无意义，而法院解释宪法又无法回避一个基本问题-法律是否和宪法抵触？〔17〕

2.在多数民主下，宗教、种族和政治少数的利益可能被剥夺或者得不到平等保护。如果少数人在一个社会处于分散和孤立无援的状态，他们只能听任多数人专断和任意的摆布。法院审查多数人决定的法律是否合乎宪法，正是对民主政治的必要补充。〔18〕民主多数可以修改宪法，但是，不能通过法律剥夺或者不当限制宪法保护的基本个人权利。罗伊判例的反对者也承认：法院为少数利益而审查民主多数决定的法律是一个正当理由。正是基于这一共识，L.Tribe教授才有理由争辩：一个国家关于基本权利的法律应当一致，而不能象禁酒、交通规则那样由各州根据“地方性知识”自行决定；蓄奴州和废奴州划界而治的历史教训告诉美国人民，关于基本权利问题只能服从联邦宪法。当公众就个人基本权利发生重大分歧时，法院在宪法的名义下寻求解决方案是顺理成章的。〔19〕

3.联邦党人关于司法制约立法和行政的职能，是最高法院进行辩解时反复引用的正当理由“法院既无武力，也无金钱，为三权中最不具有危险性的部门”，“法院为人民和立法机关之间的中间机构，以监督后者局限于其范围内行事。”〔20〕

尽管司法和民主之间存在传统边界，但是，传统边界并不是封闭的和不可改变的。在传统边界模糊的接壤地带重新划分边界和无视传统边界的大举入侵是有区别的，前者会被容忍，后者会受到抵制。因此，关于罗伊判例的合法性疑问不是法院是否越界干预民主程序，而是法院是否偏离传统角色，以大举入侵的方式进行了干预？法院是否改变了司法克制的立场，而过分地、不必要地介入政治冲突？

（三） 司法克制和司法主动的界限：关于Scalia将罗伊案和司考特案〔21〕相提并论的质疑

1.违宪审查毕竟不是法定权力。最高法院通过违宪审查而干预政治，与其说是来自宪法本身的权力，不如说是来自民主多数的容忍。最高法院之所以能在一个崇尚多数民主的社会保持这种权力，不是因为它有权势，而是因为它在主动出击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保护自己的软下腹。每当最高法院干预政治的时候，总是采取说服民主多数的低姿态：法院是维护民主多数已经接受的宪法，只要可以避免宪法问题，法官就不会涉及宪法问题；法官尊重民主多数的选择，不管他是否同意这种选择；法院干预具有重要价值而值得容忍；法院没有涉及政治问题，只是遵循先例等等。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案，最高法院一面打开司法入侵政治的门户，一面重申政治性质的问题不属于法院管辖，法院只是在行使解释宪法的权利；从1905-30年，最高法院一面宣布200多个规制经济的法律违宪，一面谦虚地说：自己只是遵循前例，并非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在巴克案，最高法院一面突入以前从来没有过问的议员席位分配问题，一面仔细斟酌司法和政治的界限，表白自己并未越界。〔22〕这不是虚伪，而是明智：最高法院需要以谦虚的姿态和尊重民主多数的立场，交换民主多数的容忍。如果最高法院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有权干预政治，那就构成对多数民主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不可容忍和无望取胜的。因此，最高法院的传统是，对政治问题采取司法克制立场。

（1）罗伊判例受到的批评是，最高法院放弃了司法克制立场，对政治问题采取主动、逼人的态度。

Scalia认为，罗伊判例是司考特案的翻版。〔23〕在司考特案，当事人向最高法院提出的问题是：黑人是不是宪法保护的“公民”？最高法院冷酷地回答：“不是。”

首席大法官Taney代表多数法官宣读了判决意见。Taney大法官认为：（1）在宪法创制者的意图中，黑人并不是宪法保护的“主权人民”或者“公民”，相反，黑人在当时被认为是“劣等民族（a subordinate and inferior class of beings）”，他们不能主张宪法规定由公民享有的“特权和豁免”。“至于法律政策或者隐含政策是否公正，这不是法院可以裁定的问题，而是应当由政治权力、立法机构、缔造国家和创制宪法的人决定的问题……法院只是按照他们的意图和意愿解释他们下达的指令……”；（2）按照美国宪法，国会不得制定法案“未经正当程序而剥夺公民财产”，司考特是被告的财产，国会制定的“密苏里折中法案”侵犯了被告的财产权，应属无效；司考特不得根据该法案主张任何权利。

这一判决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对Taney法院的挑战，林肯在一次演说中问听众：“司考特案是否解决了奴隶问题？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听众的回答：“没有。”林肯说：“一个判决只能解决一个案件，不能解决一个法律，更不能解决国家未来。”在1868年，宪法第14修正案推翻了司考特判决。

在司考特案141年之后的凯瑟案，Scalia挖苦罗伊判例多数意见的代表Blackmun，将他比做Taney首席大法官。〔24〕，Scalia声称，凯瑟案判决使他想起了悬挂在哈佛法学院的Taney首席法官的画像，“已经82岁高龄的Taney身着黑装，端坐在阴影遮蔽的红色扶椅里，左手搁在腰间的一摞文档上，右手搁在扶手边，无力地垂荡，似乎是毫无生气。Taney直视观瞻者，他的表情、他深陷的眼睛流露出无可名状的哀伤和黯然。也许，他的神情总是这样，即便在感受思考的最大乐趣时也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他作为首席大法官的生涯因为司考特案而蒙上的阴影，我们不能不认为：司考特案在他脑海里燃烧，他在思考这一案件对法院的影响，对整个国家昙花一现的影响。大约两年前，他也认为自己是‘呼吁在全国性分歧中对立的双方结束争议，接受植根于宪法的共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Scalia将Taney和Blackmun相提并论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一直重复Taney在司考特一案的核心观点：法院不应当干预政治。Taney正是以法院对政治问题无可奈何为借口，回答了当时最为尖锐的政治问题：黑人不是可以主张宪法权利的公民，而是奴隶主的私人财产。，Scalia的一贯主张是，法院应当对宪法问题采取被动态度，法院尝试平息全国性的政治纷争，结果总是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因此，始终和Taney站在同一立场的，不是Blackmun，而是，Sca

⑷ 司法克制主义与谦抑主义是什么

司法克制主义体现了法官在解释的过程中对规则、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尊内重,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和不可容替代的优势。司法克制主义通过对形式正义的维护来实现法治,我国历史上缺少对规则的尊重和对法律的信仰,在法治建设初级阶段,司法实践中应强调以司法克制主义为中心的司法理念。

谦抑性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

⑸ 美国哪个总统是法院判决老不什还是小不什

是老布什。
影响美国25大案(24):总统难产引发的司法大战
2008-03-28 14:11:29网友评论 8 条 点击查看
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上演了一场好莱坞经典大片式的悲喜剧。经过36天的总统难产之后，最后一锤定音的居然是非民选的最高法院！

五、民主与法治的平衡 一个永恒的难题
美国最高法院多数派的裁决受到了自由派的广泛批评和质疑。有人嘲笑说，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了小布什两次票：一次在11月大选中，一次在12月的裁决中。批评主要集中在司法对政治的干预和对民主原则的违反。
在美国，选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根据美国“伟大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留下的宪政遗产，法院一般不应介入政治问题。但人民的选举权乃是人民的一项根本的宪法权利，当整个问题涉及人民的选举权时，法院是否应该介入？如果按照沃伦法院在著名的贝克诉卡尔案（Baker v.Carr）中确立的先例，介入似乎理所应当。（最高法院在该案中裁定，各州议员选区划分中的代表性不平衡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问题，也是公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的法律问题，因此法院有权干预。）但问题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以保守著称，奉行司法克制哲学，它的介入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因此，有论者甚至认为这次大选“开创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大选争议的先例，打破了美国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神话”。
这个评论可能过于绝对，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抛开党派政治因素不谈，如果认为60年代沃伦法院对贝克案的判决是正当的司法干预，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完善，那么同样道理，也很难说大选案不是正当的司法干预、不有助于美国大选政治的稳定，因为按传统的标准，两者分别涉及州议员的选区和总统选举的地方选票问题，都是不适合联邦司法解决的地方政治问题，因此不能因为是开明派的干预就说是正当，保守派的干预就是越权。（据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审理布什诉戈尔案之前，超过70%的被访问者[包括小布什和戈尔阵营的人]认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作出公平判决。最高法院判决后第二天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80%的民众准备接受小布什为他们的总统。）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仅就形式而言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两，因为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人工计票决定在先，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后。一位美国教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最高法院的“非法”不过是对佛罗里达高院“非法”的反击。如果在原则上认可佛罗里达高院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就很难不赞成联邦最高法院干预的合理性，因为总统选举人的产生显然与宪法及联邦法律密切相关。（国内知名美国宪政学者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法院是否应该干预，而是究竟哪个法院应该干预，并且其决定应被作为最终决定而获得尊重。”他认为佛罗里达高院比最高法院更适合。摘自《论美国总统大选的宪政问题》，原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唯一可以指责的是，伦奎斯特法院一向保守，主张限制联邦权力，强调限制平等保护条款的适用范围，突出保护各州的权力，而它在大选案上的态度有悖它的基本司法理念。
在这次选举纠纷处理过程中，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州务卿哈里斯（哈里斯本人同时还是共和党在佛罗里达竞选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因为这次选票争议，她一时成为全国性人物，在2002年美国国会选举中顺利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与棕榈滩等县选举委员会之间的选举法权限之争，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对哈里斯决定的两次否定，联邦最高法院决定的泾渭分明，都显示出党派意志的较量。为此，《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著名外交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Friedman）甚至表示：“戈尔先生（Mr.Gore）为美国人民挨了一枪子儿。这打在美国人民胸口的一枪是最高法院的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们出于政治的动机裁定布什为总统。”不过，所有这些政治较量都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基本上没有背离法律本身。讨论这一司法大战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纯粹的法律之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党派之争，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如果我们接受丘吉尔的看法，承认民主只是与独裁之间选择中的一种“两害之间取其轻”的制度的话，那么，我们似乎同样也应该接受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格（Robert Mangabeira Unger）的见解：“就所涉及的社会方方面面而言，与人寿保险和自由主义本身一样，法治只是从恶劣环境中寻求的最佳结果”，因此，实在没有必要把法治理想化。司法独立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上的独立，即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政府部门或党派而存在，理解为对法律的忠诚而非党派政治的顺从。法官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于书生的法律王国之中。
那么，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的作法是不是“打破了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决定”呢？似乎很难十分肯定，这从判决书中五花八门的意见中可窥一斑。这个判决书一共分成六个部门，一个多数意见，一个附合意见，四个不同意见，其中只有一个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个不同意见都是双重异议。
裁定佛罗里达高院的做法违宪的是7名大法官，其中包括两位开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苏特。他们认为，佛罗里达人工重新计票一案的确涉及了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问题，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议会制定产生总统选举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给予选民的投票权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未能提供一个“符合联邦宪法最低要求的”统一的计票标准，同样的选票会得到“不平等的衡量”。这里的问题不是人工计票是否可以拖延，而是人工计票的不同标准是否损害宪法的平等法律保护原则。但这一理由在自由派批评家看来非常荒唐可笑，因为佛罗里达一共有67个县，有着不同的投票形式，根本不可能存在着统一的计票标准，只能是根据各县不同的选票形式和投票方式来决定选票是否有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最高法院裁决本身并没有下令停止人工计票。像美国任何一个上诉法院一样，最高法院只专注于原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或联邦宪法和法律，从而保证审判没有法律上的错误，因此，它只是将案件发回，要求佛罗里达高院重审，并作出与最高法院法院意见相符合的决定。显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作出判决的时间（12日晚上10点）离它认为合法的选票统计截至时间（12日）只剩下两个小时，这实际上断绝了佛罗里达高院采取任何补救行动的可能性，也断绝了戈尔的最终希望。这种做法似有“不诚实”（intellectual dishonesty）之嫌，但却是最高法院的唯一选择，因为它可以辩称，它只是对法律程序而非总统选举问题作出了其权限范围内的判决。此外，确认12月12日为截止日期的并不是最高法院，而是佛罗里达议会根据联邦有关法律制订的选举法确定的。
布雷耶和苏特两位自由派大法官虽然在人工计票案具有宪法性的问题上与多数派站在一起，但他们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必死守12月12日截至时间，而应该允许佛罗里达建立统一的计票标准，并在12月18日选举团投票前完成人工计票即可。他们的这一异议得到了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两位大法官的部份同意。
真正一致的异议是由史蒂文斯大法官提出，布雷耶和金斯伯格大法官加入。针对多数派大法官的说法——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改写了佛罗里达的法律，史蒂文斯认为佛罗里达高院的决定不过是解读州立法机构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国宪政实践的传统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义时州最高法院的有关决定是最终裁决，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应介入。在结论中，他甚至上纲上线道：“法治的真正支柱在于对执法者的信心。时间会有一天愈合今天的判决给这一信心所造成的伤害。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我们或许永远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到底谁才是今年总统选举的赢家，但确定输家却显而易见，那就是这个国家对法官作为法治无私的守护神的信心。”（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是共和党人福特总统任命的，一向被认为是倾向共和党的保守派，但这次却成为坚决反对最高法院决定的异议者。显然，保守派和开明派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同时也说明指责最高法院这一决定完全受党派利益支配，根据并不充份。）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的异议主要强调不应该质疑佛罗里达高院对州法的解释，它并没有改写法律。
在所有的异议中，以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最为突出，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具有不可司法性。由此看来，除了布雷耶外，其余的大法官都认为佛罗里达选票争议是可以由司法管辖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还是由联邦司法管辖。
尽管最高法院最终进行了干预，但实际上这一干预相当勉强。在法院意见书的结尾部份多数派大法官不得不这样表白：“没有人比本法院的成员更明了司法权的根本限制（the vital limits），在尊重宪法的设计——通过他们的立法机关让人民并由政治来选择总统——方面没有人比本院更坚定。但是，当诉讼双方启用诉讼程序后，我们就必须处理诉讼中的联邦以及宪法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很难说保守派大法官因为党派利益改变了他们司法克制观念。因为，正是通常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三位大法官强调，应由佛罗里达议会而不是州最高法院处理整个选举事宜。他们还指责州最高法院在审理整个案子时不是在解释州法，而是在重新创制州法。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大法官斯卡利亚和汤马斯3人在支持裁决的附加意见中指出：按照佛罗里达法律，只有那些标记清楚的选票才是有效票，而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算标记不清选票的作法违反了佛罗里达的立法。本来。这虽然只涉及到佛罗里达内部的分权问题，但本案涉及的却是总统选举这一事关联邦的大事，属于宪法第2条规定的内容。因此，他们才不厌其烦地从法理上说明，在选票汇总上报的截至日期和所谓“合法选票”（legal voter）问题上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如何违反了佛罗里达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宪法第2条。其次，从技术可行性上说，要在12日之前完成重新计票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判决意见书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布雷耶大法官的异议。通过对总统选举问题的宪法史考察，他强调，布什诉戈尔案涉及的是一个不可司法的政治问题，因为“美国宪法的制定者和（制订1887《总统选举人条例》的）1886年国会作出的决定，都是尽可能地减少最高法院在解决总统选举难题上的作用，这既明确又明智。对国会来说，解决选举纠纷难题可能是非常棘手和困难，但是，作为一个政治机构，它比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更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人民的意愿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在结论中布雷耶写道：“我担心，为使这一久拖不决的、令人烦恼的选举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我们没能充分注意到有必要‘制衡我们自身权力的行使’，‘我们自我约束意识’”。他还援引著名大法官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关于司法克制的名言：“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do is not doing）他认为“最高法院今天所做的其实并不应该做”。布雷耶的看法是最高法院应当进行自我约束，驳回案件而不触及其实质问题。应该说，布雷耶的观点有相当强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说服力。
此外，还有一个利益冲突是否应该回避的问题。其背景原因是，已有几位最高法官大法官表示近期将退休，这意味着不论谁上台，新任总统都会提名自己信任的人选出任大法官。而大法官自身，不论是开明派还是保守派，当然都希望有志同道合的同僚，这样一来，他们在大选案中就与自己的这一利益搅和在一起，这很可能是保守和开明两派如此泾渭分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从利益回避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似乎也不应该接这个案子。（自由派批评家还指出，大法官斯卡利亚的儿子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恰好是替小布什在最高法院辩护的那一家，而大法官托马斯的太太则在著名的保守派思想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工作，负责为小布什政府特色合适的官员人选。）
可是，为什么这些观点曲高和寡、无人喝彩呢？这就是现实政治在起作用。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如果让民选的州议会或国会来决定总统人选，如果每一张选票都要由人工重新精确统计，这样的话要折腾到何年何月？在宪政危机的压力面前，民主的逻辑难免显得有些苍白无力。有人评论说：“从宪政秩序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可能帮了国家的大忙；从法律推理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很糟。一句话，最高法院的决定产生了秩序，却没有法律。（the Court's decision proced order without law）”因此，你可以说布什诉戈尔案的裁决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司法判例，极大地损害了司法部门公正独立的形象；你也可以说最高法院果断介入计票争端，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因总统难产导致的宪政危机；你可以说每一张选票都代表了民众的心声，停止重新计票实际上等于忽视了民主原则；你也可以说遵循宪政法治的规则和程序比“顺从民意”更为重要，共和制比民主制更为根本。对此，主要看评论者的个人偏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场司法大战着实让世人看到了美国民主的成就与局限、美国法治的成功与遗憾。
此外，在这场世纪大案的裁决过程中，大法官之间不同意见畅所欲言、激烈交锋，让人们领略了美国法治的华彩篇章。一位中国学者虽然对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略有微辞，但仍然赞扬道：“我们看到一个独立与公正的司法机构对于保证民主选举的完整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公开的说理过程，其中每个法官（不论是几“品”，有没有官衔）都可以不受压制、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宪法与法律的观点，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见——无论是多么智慧或荒谬——也都将受到法学界同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无情检验。”
经历了36天的诉讼大战后，戈尔在承认败选的演说中所表现的君子风度和对宪法法治的尊重让人们再一次领略了美国法治的精彩和无奈。他说：“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这句话充份显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国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它作出的判决可能会出错，可能会不被失败者内心认可，但却会被无条件地接受。
针对戈尔的认输讲话，《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精彩的评论。尽管他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带有政治倾向，但他却深信，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因为“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时，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每一个人可以充份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使蠢才们可以运作的体系。”
弗里德曼的评论赞扬了美国法治的精彩，但却回避了美国制度中的非民主成份。这次大选使美国选举制度中的几个不够民主的问题暴露无遗：正是选举人制和赢家通知的原则，致使戈尔在领先对手50多万张选民票的情况下功亏一篑；而正是由于非民选的最高法院而不是民选的国会的干预，戈尔失去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这一在200多年前因为妥协而形成的总统选举人（选举院）制度是否仍然适合今天的美国社会？很显然，如果没有选举人制，就不会有这场惊天动地的选举诉讼大战。这一制度的不民主成份（来自小州的选举人的代表性远远不及来自大州的选举人）显然与今天很多美国人所信奉的民主观念格格不入，而赢家通吃的选举原则也远非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那样公平。但因为选举人制有利于小州，赢家通吃则有利于两大党轮流执政，不让第三党在全国范围内有任何可能的成功机会，这些问题在美国目前的政治框架中根本没有改革的可能性。一百多年来，有关废除或修改选举人制的方案和法案成百上千，但皆无一例外胎死腹中。虽然有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却依然充满活力，长盛不衰，就如同参加一场极具魅力的体育比赛一样。显然，对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而言，重要的不是完美无缺，而是经久耐用，符合国情民意。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并不相信民主万能、也没有对其选举制度进行“民主改革”的美国政府却不遗余力地在世界各地倡导和推动民主！
另就程序问题即投票的方式而言，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也存在很多不公正的地方。在美国，选举完全是地方的事务，富裕的县可以不断更新其投票设备，尽可能减少误差，贫穷的县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投票设备陈旧，容易出错。因此，投票方式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经济上的贫富差别所带来的政治表达权益的差别。以打孔机和光学扫描仪为例，用前者投票，其出错而无效的机率比后者高三倍。而民主的程序则要求所有合格的选民应该有平等的投票条件和环境，他们的选票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准确统计。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程序而言，当美国人连自己国家的选举制度都没有办法民主化时，它还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民主的榜样和民主价值的倡导者吗？ ( 作者：任东来)

⑹ 什么是司法克制主义

它与司法能动主义相对应，指消极进行司法，只需解决眼前的个案，其他问题，基本争点即使重要也不必决定。

⑺ 如果合议庭意见不统一,法院院长有什么样的权力应如何处理

不一致，少数服从多数，有异议的法官在合议笔录中签字注明，案情复杂，影响较大或争议较大形不成统一意见的，可以提交审委会研究

⑻ 翻译成中文，希望通顺，谢谢（6）

最后一个方式，法院的司法实践的克制是通过观察大量的证据规则。这条规则的国家的结论，事实上，如果支持的大量证据的基础上，整个纪录，是被视为最终的决定。在其他换言之，机构的调查结果，其实被认为是最后如果有大量的证据，以支持它。在综合爱迪生五，国家劳动关系委员会，最高法院指出，大量证据“的手段，如有关的证据，作为一个合理的心目中可能接受作为足以支持一个结论。 ”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可信的证据，以支持一个机构'的结论，事实上，法院有责任推迟到判断该机构。
司法审查的行动，行政机关仍是相对较新的相比，与其他法律领域。应当指出，现代行政是一个相当近期的发展在美国，因此，这是不足为奇的许多领域的行政拉斯维加斯一样，但不发达。
结论
行政法是其中一个最迷人的和增长最快的领域，美国的法律。作为政府获得更大，机会，为政府的入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增加。如果我们要保持“一个国家的法律，而不是男人” ，那么，我们必须保持警觉，注意迅速增长，政府的官僚主义。行政法是依法执政的人民在政府。我们决不能让那些在政府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公仆的人民，而不是他们的主人。行政法是一个方法，我们使用的为完成这一目标。

⑼ 安东宁·斯卡利亚的人物评价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斯卡利亚是一位爱国者和宪法的坚定捍卫者。
奥巴马：斯卡利亚在将近30年期间在法律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最重要的法官和思想家之一，也是最卓越的法律界人物之一。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发表声明：斯卡利亚的去世，“是最高法院和他所效忠的国家的巨大损失”，“他是一个杰出的人，一名杰出的法学家，倍受同僚赞赏和珍视”。
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声明中说：“他是我们国家最高法院的杰出人物和重要的法官。他为法庭带来才智、良好的判断和智慧。”
从1986年被任命以来，斯卡利亚是历年来联邦最高法院在职期间最长的大法官。他不仅享誉美国政界，而且被普通民众熟知并津津乐道。
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华裔律师张军介绍，斯卡利亚个性鲜明，语言辛辣又不失幽默。他坚守“原旨主义”宪法观，因此被称作美国法律界“保守派旗手”。
所谓“原旨主义”，按照美国法学家保罗·布雷斯特的定义，是指应依据制宪者的意图或者宪法条文的含义来解释宪法。通俗的讲，“原旨主义”是一种保守的司法理念，认为美国宪法有其固定含义，不随时间而改变。斯卡利亚认为，对法律的判决应严格依照宪法原意，不以自己的意愿为转移。
在30年职业生涯中，斯卡利亚斯卡利亚因支持死刑，反对堕胎、同性恋和控枪等争议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闻名于世，是深受共和党信任和支持的著名保守派大法官。
他的强大之处在于，你可能不同意他的立场观点，但是不可能不佩服他出具的法律意见。记者的一位律师朋友以“始终屹立于生动理性阐述的巅峰”来评价斯卡利亚。
同样广为人知的是，斯卡利亚是法庭上的喜剧之王，插科打诨是他的强项——这或许跟他的“意大利基因”有关。
法庭之外，关于他的段子时常见诸报端。美国著名记者琼·比斯丘皮克曾在《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传》中这样形容他：“立场保守，却文笔犀利；争强好胜，但逻辑严密；性格狂放，却魅力十足。”
传记中的斯卡利亚既能令对手无比痛恨，又能令对手敬畏有加；他能在法庭上和同僚恶语相向，私下里却又能和他们成为至交好友；他是传统价值观的坚定维护者，但对他认为错误的传统又能弃之如敝屣；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却也会认为教皇的某些通谕是错误的；他是一位强调司法克制的保守派大法官，却又具有精明的政治头脑和极强的政治野心。
实际上，斯卡利亚同自由派主导的美国媒体关系一度紧张，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善。而也正是通过媒体，越来越多的人才了解到斯卡利亚这位刻薄死硬的保守派大法官竟然也有幽默、“接地气”的一面。
如今盖棺定论时，美国媒体大多用“colorful”（富有色彩的）来形容他。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斯卡利亚的存在，拉近了最高法院与普通民众的距离。

⑽ 法律伦理学 正义规范是法律伦理的最高规范 对吗。

正义规范是法律伦理的最高规范。这一观点是正确的！！！！

法律至上的前提是符合正义

核心提示：在民主法治国家，邪恶的法律是越来越少的，但也不代表着法律都是正义的，例如美国的种族歧视法律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废除。有的法律，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出现了不能伸张正义的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死守法条。还有的法律，制定时是符合正义的，但面对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却变成了不正义的规定。

法律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法律的善良秉性是其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的基础，因此，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强调法治不仅仅是遵守法律这一层含义，还包含着所遵守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这另一层含义，这两层含义才构成完整的法治。就此而言，法治之法不仅仅具有形式的躯体，还有正义的灵魂。法律是正义的表现，法律的效力之源和正当性基础正在于它是合乎正义的;一旦法律被邪恶附体，那它就徒具法律的空壳，就没有效力和正当性可言，也就不应当成为人们行为规范的依据。遵守法律也不应该仅仅是形式上的，只有正义的法律才值得尊重和遵守。

诚然，法条主义或者司法克制主义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把法律看作是脱离正义的独立存在，把遵守法律当作无条件的要求，哪怕牺牲正义也在所不惜，那就是法理上的短视症，没有看见法律之上还有正义。

1955年12月1日，一位美国黑人女裁缝帕克斯下班后，如往常一样坐在公交车中排的座位。座位坐满后，上来一位白人男子，按当地法律，黑人在座位满时必须让座给白人。在司机喝令下，当时车上的其他3位黑人站起来了，但是帕克斯拒不让座。随后赶到的警察叫道:“不站起来，就逮捕你。”帕克斯只是平静地说:“不。”这声平静的“不”字，在法制史上犹如巨雷震耳欲聋，代表了所有黑人对种族歧视法律的抗议和拒绝，是正义的呼吁，是权利的诉求。这也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所有享受的正义和权利，并不是自然而来的，而是通过斗争争取来的。帕克斯之伟大就在于她以拒不让座的抗争方式为黑人争取权利。最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公交车上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违宪。这就是说，种族歧视的法律违背正义，因此失去了效力。

哪一位最坚定的法条主义或司法克制主义者能找到充分的理由反对美国最高法院的上述判决?自然法永远高于人定法，正义高于法律。一种行为如果严重违背道德，即使是合乎邪恶法律的，也没有合法性，也会最终受到正义法律的惩罚，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邪恶的法律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在法治社会，法律至上应该是受到一定的限定的，那就是正义的法律才是至上的。任随邪恶的法律畅行无阻绝不是法治而是反法治，是对正义的亵渎。不要误以为依照法律行为就是法治，而要认识到只有依照善良的法律行为才是法治。

在民主法治国家，邪恶的法律是越来越少的，但也不代表着法律都是正义的，例如美国的种族歧视法律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废除。有的法律，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出现了不能伸张正义的漏洞，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死守法条。还有的法律，制定时是符合正义的，但面对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却变成了不正义的规定。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律和正义是一致的，适法也就是维护正义。但若二者出现了严重的背离，法官为了正义就应该抛弃邪恶的和有漏洞的法律。法律之上有正义，法律至上的前提是法律符合正义，法官的上司是法律，而法律的上司是正义。那么正义的上司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正义就是社会的“宇宙”，如果说“宇宙”是时间上无始无终，空间上无边无垠，那么正义是社会最高和最终的价值，正如不能说自然界里有什么东西比宇宙大，也不能说社会里有什么价值比正义还高，因此正义是没有上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