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司法姬源
『壹』 制宪会议的非法性
权利法案和“不得立法”
众所周知，一七八七年费城制宪会议上起草的宪法，注重于联邦政府的结构和功能，是民众对联邦政府的授权书。为了尽快将建国后缺席多年的联邦政府建立起来，大多数代表认为，保障人民权利的条款不必同时列入，一定要列入的话，可以容后作为修正案补入宪法。这立即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弗吉尼亚州的乔治。梅逊和州长埃德蒙。伦道夫，还有马萨语塞州的艾尔布里奇。格里，为此而拒绝在宪法文本上签字。“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令的作者托马斯。杰弗逊，当时正在巴黎，没有出席制宪会议。事后，他大声疾呼要补上这个缺陷。制宪会议以后，乔治。华盛顿寄了一份宪法给巴黎的拉法耶特。拉法耶特在盛赞美国宪法的同时，指出了美国宪法缺少权利法案这一缺陷。拉法耶特是参加了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两个世界的英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就是他写的第一稿，他自然不会放过美国宪法的这个“问题”。
发生在十八世纪末大西洋两岸的这两场革命，都是破旧立新的制度变革，也都是翻天覆地的观念巨变。我们后人眼里，也许可以说，美国革命优越在制度的创新和新制度的设计，而法国革命精彩在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张扬。拉法耶特和托马斯。杰弗逊，一个是真枪实弹参加了美国革命的法国侯爵，一个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出使法国而对大革命赞不绝口的美国绅士，两人不约而同地主张美国宪法里不能没有保障民众权利的法案，想来不会是偶然的。
到了各州分别批准宪法的时候，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好不容易写出来的美国宪法差一点点胎死腹中。在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议会通过宪法的决议都附上了要求增加权利法案的条件。这样，第一届联邦议会就有了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前十条宪法修正案通常称为美国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里分别列举了民众个人的一系列权利，声称这些权利是政府不能蚕食、侵犯和剥夺的。那个时候的美国领袖们，似乎对政府侵犯民众权利的可能性异常警惕，早早地就想堵死这条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领袖们想通过权利法案提防的主要对象，却是立法议会。
从纯粹理论上推理，这似乎不好理解。立法议会，在分立之三权里，是最靠近民众的一权。宪法规定了众议员由民众普选产生。照理说，议员们受制于选举者，是“主人”选出的“公仆”，是最不可能侵犯“主人”权利的。相比之下，联邦法院的法官不仅不是民选的，而且终身任职，根本不受民众的控制。
我们现在看来权力最大的总统，在他们当时的眼睛里或多或少有点像英国的国王。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英国国王已经把权力大部分移交给议会下院了。同样，在美国建国初期，领袖们眼睛里的权力，也基本上集中在国会。
可是，为什么他们觉得需要一个权利法案来保障民众的权利，抵御作为民众代表的国会呢？实际上，美国的领袖们对立法议会的警惕，非常容易理解。读读权利法案那短短十条就明白，它要保障的，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分散的个人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这些个人之集合体的“人民的权利”。个人的权利，和人民的权利，听起来是一回事，只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两回事。因为所谓人民的权利，在组成政府的时候，就已经委托给了政府，变成了政府之权力。建国领袖们所担心的，是作为这些个人之集合体的人民，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在具体事务上，侵犯一部分民众的个人权利。
也就是说，权利法案要防范的，恰恰是抽象的人民集合体。国会作为人民集合体的代表，由人民选出，得到人民的授权，却可能侵犯-部分民众的个人权利。这种侵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甚至通常是得到人民多数同意的。这种同意，有可能是蒙骗来的，有可能是胁迫来的，也有可能是民众多数主动表达的。对于美国的建国领袖们来说，这些区别无关紧要。这种以人民名义实行的，得到人民同意的对一部分民众个人权利的侵犯，本质上和旧制度的专制暴政没有区别，而且最终，早晚有一天，会在形式上也归结到那种绝对专权的暴政。
四十几年后，又一个法国贵族的后代，托克维尔，访问美国。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以后，他对美国的制度和民情发出赞叹，而把美国制度应予警惕防范的东西，称之为“多数的暴政”。这个词含义非常微妙，曾有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实理论解释皆属多余。我们比其他地方的人都更容易理解这一概念，因为我们经历过它的一种很具体的形式，叫做“群众专政”。多数的暴政和绝对个人专权的暴政，可以在顷刻间转换。美国的建国领袖和同时代的法国革命者不同的是，在他们看来，“多数”并不天然地蕴含着“正确”，多数民众对少数人的镇压，并没有想像中的合理性。所以，对当年的宪法起草者，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即使是保障少数人甚至一个人的权利，和防止暴政，特别是多数的暴政，就是同一回事。正是因为如此，权利法案中最重要的，是宪法第一修正案。而第一修正案中，最重要的，是所谓“不得立法”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国会万一“一不留神”通过了这样的法案，那就是违反了宪法，这样的立法行为和由此立出的法，就是非法的，就不能成立。这就是“非法之法不是法”的意思。可见这原来是一句大白话。宪法文本中的“不得立法”条款
其实，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这个“不得立法”条款，在美国宪法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费城制宪会议上起草的美国宪法文本中，已经有了“不得立法”的条款。费城制宪会议上，在提出要将权利法案的内容写入宪法文本时，联邦主义者反对。他们提出的最主要理由是，到一七八七年，大多数州都已经有了权利法案，明确保障个人权利；现在的联邦政府只拥有明确有限的权力，只能做授权它做的事，凡未授权的都不能做。如果在宪法中写入权利法案的内容，势必列举应得到保障的个人权利，那么国会的权限就可以是另外一种“读法”：凡是没有列举出来禁止国会做的，就是国会可以做的。民众个人的权利，有像宗教信仰或言论自由那样的基本自然权利，即和人的自然生存状态浑然一体的基本权利，这些权利显然是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侵犯的。但是还有一些权利，是由社会调节和规范的权利，比如集会或新闻出版这样的权利，不可能被一一列举穷尽。这样，末被列举的公民权利，不就是国会可钻的空子，有可能被侵犯了吗？联邦主义者的这种理由，在我看来十分勉强。权利法案的条文，是怎么个“读法”，正读还是反读，不取决于条文本身。怎样读宪法，取决于具体的宪政制度，取决于这个制度各部分的关系。当然，照托克维尔的说法，还取决于民情。照我们的说法，叫做不能脱离“国情”。
美国宪法里，有些条文颇有点我们所谓“宜粗不宜细”的味道。其原因是，美国宪法史无前例，没有可供参考的样板，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没有君主的、代议制共和政体的、联邦制国家的成文宪法；第二个原因是，它继承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它打算全盘利用即使从《大宪章》算起也已有近六百年历史的法治传统。它可以留待这个体系来逐步解释条文本身。所以，在宪法里，我们读到，国会有权“行使本宪法赋予合众国政府或其各部门或其官员的种种权力，制定一切必要的和适当的法律”。这一条款通常称之为“必要和适当条款”。可是，什么是“必要”的，什么是“适当”的？国会想要制定某项法律的时候，难道还会是“不必要”的或者“不适当”的吗？这样看来，用权利法案来限定这种“必要”和“适当”，实在是非常必要的了。
然而，宪法本文中也不是一点没有对“必要”和“适当”的限定。就在“必要和适当”条款下面，列举了数条国会不能立法破坏的东西。比如“人身保护令所保障之特权”（writ of Habeas Corpus）。这是比大宪章还要历史悠久的东西，是英美法治中最核心的东西之一。然后，宪法规定，联邦议会“不得通过任何械夺公权的法案或者追溯既往的法案”，紧接着，在下面一款中，惜墨如金的美国宪法几乎是重复了一遍，规定各州也“不得通过任何 夺公权的法案、追溯既往的法律和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这就显得很不平常，因为宪法的原意是组织联邦政府。一切原来都是针对联邦政府说的，这里却对各州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什么东西如此要紧，竟要美国宪法不怕罗嗦地一再重复？
追溯既往的法案（ex post facto laws），比较好理解。法律不应追溯立法以前的行为。政府不能欲图惩治一个已经发生的行为，就对症下药地立一个法，以这个后立的法去责罚过去的行为。否则，现在合法的行为，以后规定不合法了，还要回过头来追究罪责，法律就会失去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法与非法，罪与非罪，就完全失去了界线。褥夺公权的法案，即Bills of Attainder，在李道接先生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九年版）一书中，译为“公民权利剥夺法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中国人读美国宪法，很容易把它忽略过去，因为翻译成中文，意思太浅显直白，其实它是英美法治史上一种很专门的东西。我们中文里没有对应的词，法律上没有对应的概念。可惜，生活中并不是没有对应的东西。
褥夺公权的法案
在英国历史上，特别是在十六和十七世纪，英国议会可以通过一项法案，宣布某人犯下了叛国、颠覆政府或其他重罪，给予处死的惩罚。由立法机关通过一项法案来定某人的罪，而不是由司法机关即法庭通过审判案件来定罪，这种做法是非常特殊的。这样的法案就叫做Bills of Attaindero这样的法案除了对被定罪者处以死刑外，还可以没收其财产，不让罪犯的后代来继承，也就是说，不仅惩罚本人，还连带惩罚其后代。这叫做corruption of blood，即“血统玷污”。在有些案例中，议会通过法案，不是将被定罪者处死，而是较轻一点的惩罚，比如流放、没收财产、剥夺选举权等等，这时，相应的法案就叫做Bill of pains and penalties.
美国宪法规定，国会不能制定褥夺公权的法案，就是指不得由立法机构以立法的形式，给一个公民或者一部分公民定罪。由议会通过—个法案来定罪，和法庭通过审理案子而定罪，区别是显而易见的。若是为它辩护，那么可以说，立法议会是人民的代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够看得出谁是妖魔鬼怪。通过立法程序，实行多数的统治，给人定罪惩治，似乎也未尝不可。只要是民众代表们的一致意见或者多数意见，好像也不失为是寻求正义的一条路径。可是，在具体运作上，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却有很大的不同。立法是一种政治过程，是代表不同利益的人经过交流、权衡而逐渐趋向一致的过程，它的目标是妥协。能达到妥协就是成功。但是，政治过程不可能回避利益冲突，它就有迫害政敌的天然倾向。法庭上的司法程序却不是这样。司法机构讲究中立，司法程序有既定法律的严格限制，它的目标是寻求现有法律之下的公正。在宪政制度下，政治过程和司法过程必须是截然区分开的。
对具体个人之具体行为的罪与非罪判断，是司法过程的事务。“褥夺公权之法案”和“弹劾（impeachment）”是历史上的两项例外，它们在立法议会里进行，却是做着罪与非罪的判断。在英国历史上，这两项程序都曾被议会用来作为削弱国王权力的利器，用于铲除权势过分的国王宠臣。褥夺公权之法案不同于弹劾的是，它直接由议会通过法案，被定罪者没有机会面对指控为自己辩护，是一种打你没商量的绝对权力。这种立法权力，难免被立法议会用作剪除政敌的工具。饶有意味的是，随着英国议会地位的稳固，议员们的安全感渐渐强了，派夺公权之法案就用得越来越少了。可见这种权力的频频使用和不安全感有联系。它通过的最后一个姬夺公权之法案是在一七九八年。
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建国领袖们几乎对宪法的每一条款，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经历过激烈的争论，有很多次到了快要不欢而散的地步。可是，讨论到宪法第一条关于国会权限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针对联邦议会和各州，两次写进了“不得立法”通过褥夺公权之法案的规定。作出如此禁绝的规定，倒并不是在历史上类似的褥夺公权之法案曾经如何失控而为害，而是建国领袖们对政治迫害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敏感。美国的建国领袖们知道，他们是在创造历史。对此，他们忧心仲仲。他们知道，自己亲手建立的国家，虽然没有国王，演变成残暴的专制体制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怎样防止政府演变成专制暴政，是他们必须忧虑的首要问题。他们并不认为，实现多数的意志就能防止暴政。恰恰相反，他们担心，多数的意志没有制度制约的话，是最容易最有可能演变成暴政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制度结构上面，他们把分权和制衡看作防止共和国演变成专制体制的不二法门。就是根据这个思路，他们认定，立法的国会是实行一种政治过程，而认定个人行为罪与非罪的司法过程只属于法庭。他们在宪法中保存了针对总统和法官的弹劾程序，使国会可以制约总统和司法系统，但是他们明确地废除了立法机构通过褥夺公权之法案的权限，也就是除去了立法机构对普通公民进行司法判定的权力，在立法和司法之间划出清楚界线。从此，在美国，褥夺公权之法案是违宪的。
在美国历史上，涉及褥夺公权之法案的案例稀少，所以多数美国人都不注意他们的建国领袖们为此所作出的独具匠心的思考和安排，倒是我们这样在另一块土地上经历过种种政治运动的人，读到美国宪法中这一“不得立法”条款的背景，感触良多。美国人没有机会看到的褥夺公权之法案，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例中，我读到了一个涉及派夺公权之法案的案子：一九六五年，合众国诉布朗案（United States v.Brown）。
合众国诉布朗案
布朗是旧金山码头的一个老码头工人，几十年来一直是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共产党员。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和一九六一年，他连续二年被选为国际码头工人和仓库工人联盟在当地组织的执行局成员。美国联邦政府从三十年代起有一系列重要立法涉及工会和劳资关系。一九五九年的劳动管理报告和公开法，其中的五百零四条款规定，共产党员如果有意识地担任工会干部，是违法的。国会在通过这一方案的时候，其出发点是要使美国经济免于当时美国共产党公开号召的政治性罢工的打击。根据这一法案，虽然共产党组织是合法的，工会组织也是合法的，但是，共产党员有意识地担任工会干部却是-
非法的。布朗是一个共产党员，他自觉地有意识地担任了工会的干部，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他被指控违反了上述法律。在法庭上，检察官没有指控布朗犯下了任何具体的非法活动，也没有证明布朗曾经号召或组织过政治罢工。也就是说，他什么也没有做。他只不过是当了共产党员，还同时当了工会干部。陪审团根据上述法律五百零四条款判他有罪。联邦第九巡回法区上诉法庭推翻了这一判决，认为五百零四条款违反了宪法第一和第五修正案。此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首席大法官沃伦亲自代表最高法院宣布裁决：五百零四条款形成一个振夺公权之法案，所以是违宪的。
也许是考虑到公众对褥夺公权之法案并不熟悉；也许是最高法院认为，此案涉及的美国宪法中禁止派夺公权之法案的条款非同小可；也许是大法官们认为重申三权分立、限制国会的权限、维护制度的健康至关紧要；也许仅仅是沃伦大法官此时有了思古之幽情，总之，沃伦大法官的这个判决词写得洋洋洒洒，就像一位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给新生上课，谈古论今，引经据典。在复述了案情以后，沃伦大法官引用了宪法条款，然后开始讲解英国历史中源夺公权之法案的来龙去脉。他指出，为什么美国宪法要禁止褥夺公权之法案，不是出于狭窄的技术性的考虑，而是要保证分权的体制，要防止立法机构行使司法权限，或者简单地说，要防止立法议会来给具体个人之具体行为判定罪与非罪。
他像一个历史课的老师一样，谈起了美国人妇孺皆知的常识：美国政府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他解释，这样的分权结构显然不是为了促进政府的办事效率，而恰恰相反，它是宁可牺牲效率而为了防止专制暴政。因为，如果政府权力被分割，被分散，如果一项政策必须经过国会立法通过，由行政实施，由司法监督，那么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能够为所欲为，政府权力就难以被滥用。他引用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狄逊的话：
所有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都集中在同样的人手里，不管这是一个人的手，还是一些人的手，还是很多人的手，不管是通过继承，通过自我指定，还是通过选举，这样的权力都可以说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专制了。
他解释说，政府官员的某些职位，或者社会上的某些工作，是可以提出资格要求或条件限制的。这种要求和条件，是针对人的能力和行为的。可是，用共产党员或任何政治组织成员这个头衔来限制工会官员的资格，并且认定只要是他们担任工会官员，就是一项罪行，这种限制，沃伦大法官宣布，最高法院不能同意。他强调：“在我们的传统下，信仰是个人的事情。”
可是，关键还不在这里。关键在于，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令就宣布某一类人是有罪的，而不是经过法庭审判来判定个人的罪名，这样来使用立法程序中的多数原则，是非常危险的。“若不经审判就已定罪，那么没人是真正安全的。”他指出，宪法中禁止褥夺公权之法案的条款，除了强调了政府的分权以外，还反映了建国者们的一个信念：对罪与非罪，不能由民众代表组成的国会判定，而必须由法官们组成的法庭判定，这只能是法庭司法程序的事情。他针对国会作出这样的评论：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立法机构，由于其人数众多，由于其组织形式，由于其成员紧密地依赖于人民，使得他们特别容易为民众呼声所左右，故而立法机构不适宜带着冷静、谨慎和不偏不倚来判断一项刑事指控，特别是那种民众情绪非常激动的案件。
由此可见，五百零四条款被指为违宪，不是错在它针对共产党，不是错在它反映了冷战时期麦卡锡主义后的右翼保守意识形态，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它不检讨这些具体的东西，五百零四条款错在它违反了程序正义，它是立法议会行使司法职能，它是不经司法审判就认定一些人有罪。也就是说，五百零四条款的违宪性质，和它针对的组织是一个什么组织无关。即使这儿确实有一个坏人，即使这个坏人确实对国家和人民非常危险，由议会通过立法来宣布定罪，仍然是违宪的。为此而通过的法案是违宪的，是非法的法案，非法之法不是法。
『贰』 求雒姓家谱
我也是姓雒。陕西咸阳的，那边有一个雒村。
『叁』 共同诉讼的法律规定是怎样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第五十二条 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对诉讼标的没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效力。
第五十三条 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第五十四条 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与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商定代表人。
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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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代理人。
下列人员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
（二）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
（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代理诉讼的律师，有权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有关材料，有权向有关组织和公民调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保密。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按照规定查阅、复制本案庭审材料，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肆』 有一条原则叫做“孤证不能定案”，谁能解释解释
“孤证不能定案”是指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
我国的证据分类中，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不同，可以把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是指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以及该行为是否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是指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事实。
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不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间接证据。那么，我们要认定案件事实，仅仅靠一份间接证据是肯定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因此，对于间接证据而言，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都应该严格遵守“孤证不能定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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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传统中有“孤证不引”的规范，这里的“引”是指引用史料典籍中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所谓“孤证不立,偏难概全”，孤证立论乃史家之大忌，此点尤为考据学派所强调。清代学者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批评以前的治学方法是“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考据学派注重实证，坚持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
譬如乾嘉学派，其研究方法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且“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梁启超曾总结乾嘉学风“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伍』 我是谁
首先应该学会如何用“非我”来看待这个世界，然后再用“非我”来看待属于这个世界中的“我”。这是研究“我是谁？”的先决条件。
所谓“非我”，你是要站在绝对公正和绝对“天道”（易经）的眼光看待一切事务，毫无自我意识存在、毫无个人功利个人品味得失等等。这一点在诸多宗教和中国的佛教、道教中都有这样一个“非我”的代名词。比如上帝、天道、佛祖等等。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假想出一个代表出来，作为你日常督促自己的一个象征符号，比如说毛主席。
在研究“我是谁？”过程中，不要强迫自己研究这个谁？因为汉语中这个谁多数仍然代表一个人，只是这个人是未知数而已。你应该研究“我是什么？”这样更贴切，也不会把你引入歧途。这个“什么”可以是具体的物质也可以是类似心灵、思想之类的意识流。
当然，单纯从纯哲学角度研究“我”是很难的，最好配合以现代科学和古代哲学经典。比如说《道德经》《易经》《霍金的宇宙》《世间简史》《宇宙全息自律》等等，通泛地了解世界是什么，再来看看一看“我”到底是什么。
“我非我”
“我是谁”的“我”，是普遍意义上的“我”，可指任何一个人本身，因而实际上不过是“人”的代名词。
“我是谁”，是任何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对于他自己的一种自觉意识，在这种自觉意识中，他成为他自己思考的对象，于是，他因这种思考把自己二重化为主体与客体——“我是谁”的思考者是作为主体的他，而“我”与“谁”都是他所思考的对象——客体，其中“我”是作为客体的他，“谁”是作为客体的他的未知的归属。
这意味着，“我是谁”中“我”与“谁”是客体之间的关系，也正因为是这样一种关系，“我是谁”才成其为一个可以被探究的问题。
由于“谁”是区别于“我”的，故“我是谁”是意味着它的思考者不满足于自我同一的自我意识——“我是我”，而是超越了这种“我是我”的意识，而达到了否定“我是我”而肯定“我不是我”的意识。
“我矛盾”
在“我不是我”这种自我意识中，“我”被异化为“非我”，只是这个异化是以“我是我”的自我意识作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我不是我”应该被合理的理解为“我不仅仅是我”，或者更确切的说，就是，“我”是“我”与“非我”的对立统一。
这意味着“我是谁”这个问题，是表明思考者意识到了自己是一个矛盾体。在这个矛盾体中，“非我”是内在于“我”的一个部分或方面，这个方面相对于“我”，是内在地否定“我”的存在的方面，“我”则是肯定“我”的存在的方面。可见，“我是谁”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存在问题，它蕴含着肯定人的存在乃是存在与非存在的统一。
“我变化”
人的存在的这种矛盾性，意味着人的存在是变化的。“我是谁”的问题是人对自己的存在的变化的一种自我意识，他意识到自己变了，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因此需要重新来自我确认已经变化了的自己的性质。
“我有什么？”
那末，怎样来自我确认已经变化了的自己的性质呢？
“我是谁”的“是”，即有也。这个问题逻辑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我是？”这是对我的有或无的一种怀疑，只是“我是谁”这个问题已经确认了我的有，因其自我确认了有，所以才有进一步的“我是谁”的问题；
其二，“我是谁？”这实际上是说“我有什么”？
由此可见，人是根据自己有什么来确定自己的性质的。
“我将有什么？”
如果说“我是谁”就是“我有什么”的话，那末，相对于“我是我”，“我是谁”就是表明我之失的状态，“我是我”则是表明我之得的状态。换言之，“我是谁”是人对自己得失的一种自我意识，所谓患得患失是也。
但是，在这种患得患失的自我意识中，“我是谁”又是表达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关注——“我将有什么”？
“我决定我将有什么”
因“我是谁”是基于“我是我”，即是在“我有我”的前提下来卜问“我将有什么”，故对于“我将有什么”的问题，唯一能肯定的就是，“我将有什么”的根据在“我”，是“我决定我将有什么”。
『陆』 查良铮 查良镛 査良钊有什么关系吗
查良铮（穆旦），查良镛（金庸），査良钊有关系，他们都是海宁查氏家族的人。
1，查良钊，字勉仲，南开中学毕业。他于民国7年(1918)赴美，留学于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后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河南大学校长、河南省教育厅长。
2、穆旦（1918年—1977年），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出生于天津。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
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受到政治迫害，调图书馆工作。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3、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本名查良镛，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6)陕西司法姬源扩展阅读：
海宁查氏源出姬姓，为周公长子伯禽之后姬（查）延之后。元至正十七年(1357)查瑜因避兵乱从江西婺源迁居海宁袁花。查家名人大家辈出，人们最熟悉的有金庸、徐志摩、穆旦等。
原籍江西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查瑜因避兵乱迁居海宁袁花。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清以来是“文宦之家”。
明代查约、查秉彝、查继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学者，及近现代著名人士查人伟、查猛济、查济民、查良钊、查良鉴、查良铮（穆旦）、查良镛（金庸）等均为其族人。
自第七世起的排字辈分为：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今存《海宁查氏族谱》20册）
人所共知，在封建王朝中，能获皇帝御题对联者，必是于朝廷有功，在乡党有名的家族。
『柒』 女权至上的母系社会是指哪个国家的历史
母系社会是按母系计算世系血统和继承财产的氏族制度，是氏族社会的第一阶段。在母系氏族制后期，也就是新石器早期，这一阶段的打制工具有较大改进，并发明了弓箭。其生产部门主要是采集和狩猎。人们学会缝制兽皮衣服，产生了原始的审美观念和宗教。同时，出现了族外婚，形成以一个老祖母为核心的氏族制。由于女子在采集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便决定了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制。 [6]
在母系氏族制形成时是禁止内婚的，氏族成员进行族外群婚。因为实行族外婚制，子女跟随母亲，因此是无父无夫的国度。在生活时代有限的原始社会下，氏族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血缘关系是维系氏族成员的纽
母系社会的陶瓷技术
母系社会的陶瓷技术
带，互相保护，并按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工。青壮年男子担任狩猎、捕鱼和防御野兽等任务；女性担任采集食物、烧烤食品、缝制衣服，养育老幼等繁重任务；老人和小孩从事辅助性的劳动。 [9]
从简单的分工中，不难看出，女子从事的职责比男子从事的狩猎有比较稳定的性质，是可靠的生活来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是氏族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她们的活动是为了氏族集体的利益，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对维系氏族的生存和繁衍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妇女在氏族公社里占有重要的地位，普遍受到重视。 [9]
世界各地的母系氏族公社的典型形态，在成文史出现之前已大部消逝，但其残余在阶级社会中尚存。在近现代部落民族中，只有少数处于母系氏族阶段，如北美印第安人的易洛魁部落。在母系氏族阶段，妇女从事采集和原始农业，制备日常衣食并主持家务，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有重要作用。女男群婚尔后是对偶婚，妻夫各居自己母亲家里，或是夫居妻家，结合不稳定。氏族中设有议事会，是氏族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一切重大事务，选举产生氏族长。氏族中的全体成年女男都可参加议事会。担任族长的一般是年长的妇女。
遗址
在中国，母系社会繁荣时期的文化遗存遍布南北各地，主要代表有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及细石器文化等等。母系氏族社会进入发展时期。中石器时代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迄今为止，有关中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还比较缺乏。新石器时代，人类在打制石器的基础上摸索出磨制石器的新技术，又发明了原始农业、畜牧业、制陶业和纺织业，皮革加工和缝纫技术也有进步，原始手工业及副业出现等等。 [10]
人类除利用天然洞穴居住之外，又开始营建房舍。在河谷台地水源便利之处，逐渐形成村落。人们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原始审美和宗教观念继续发展，并产生了最早的文字符号。 [6] [11-12]
现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主要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陕西大荔人、山西襄汾丁村人、山西阳高许家窑人、广东曲江马坝人、贵州桐梓人、湖北长阳人、北京周口店新洞人，以及辽宁喀左鸽子洞等文化遗存。
旧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有：山西朔县峙峪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辽宁建平人、广西柳江人，以及宁夏灵武水洞沟、河南安阳小南海、河北阳原虎头梁等文化遗存。 [13]
时代
大约在四、五万年前，当由古人进化为新人时，中国原始社会就进入了母系氏族社会，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14] 到距今大约一万年左右时，在考古学上属于中石器时代或属于新石器时代初期，母系氏族公社向前迈进了一步，到了距现在大约六七千年时，达到了繁荣时期。 [9]
沿革
母系氏族以母系血缘维系的，并且由母系关系传递，即由祖母传给母亲，由母亲传给女儿，由女儿传给孙女，依此类推，永不间断。有女儿不算断根，但是只生儿子则是断根，必须过继女孩为继承人。在仰韶文化的遗存中曾发现一些子女随着母亲埋葬的现象，是母子关系无比亲密的反映。
第一个氏族成员，不管其性别如何，她或他都属于母亲所在的氏族，而不属于她或他父亲的氏族。父亲是氏族以外的人。当时人们信仰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人们就把该物视为自己的祖先，这就是图腾。古代有些姓氏来源于图腾，并从女字。如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商祖先），今天仍有人称鸡卵为“鸡子”，商人以子为姓。姜嫄履巨人迹而生周朝祖先弃，周以姬（迹）为姓。秦祖先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为嬴氏。这是他们的母系与某种图腾的结合而生人类的见证，是其无父无夫的反映。古老的姓氏中，如姜、姚、妫、姞、安、晏、娄、嫪、妘等，多从女字旁，而姓本身是由女、生组成，这是姓氏从女，世系按母系血缘计算的反映。妇女在生产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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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洪山区历史湖北省
在或行政区划湖北省县级以上列表的自1949年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武汉市江汉区硚口区武昌区，青山区，东，西湖汉南分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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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乡镇大全大全 BR />湖北乡镇年12月二零零七年31，2009年，全省13个地级单位（12个地级城市，自治区都道府县管辖区），102个县级单位（38市政区，24个县级城市，37个县，2个自治县，森林），共1222个县级单位（277个街道，735个镇，210个乡）。
1，武汉：
武汉市江岸区辖16个街道：上海街街头智慧，1元街道，车站，街道，只有四街，永清街西马街道，游乐场，街道劳动街27街新村街道，丹池街道，台北花桥街道谌家矶，后湖街
武汉市江汉区辖16个街道：一条街，上海街大智街，只停街，街道，永清街，西马来西亚，街道，游乐场，街道，劳动街，27街，新村街街丹水池一条街台北华侨，谌家矶街道，后湖街
硚口区辖11个街道：街道的街道，汉江大桥街街道易家墩韩家墩，宝丰街光荣街崇仁街，汉中街，汉正街街道，六角亭街道，长风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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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武昌区辖14街：该产品是玉桥街道，杨园街道，徐棚街，新河街道食品道街，中华路，街，黄鹤楼街，紫阳街道，街道的白沙洲首义路，青山区辖10个街道：街道，街道在南，水果湖街道，珞珈山街，石洞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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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南辖4个街道：纱帽街，东荆街，湘口街，邓南大街。辖8个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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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区辖10个街道，3个镇：朱城市街道，阳逻街位置端口，汪集街，街道，李湖街道双流街道，潘塘街，街道，街道，街道上的三间店铺，辛冲镇，徐镇，凤凰镇 BR />黄石市：
黄石市港辖5个街道：沈家营街道Huangshigang街道的，街道的香港盛阳红大桥街，涨渡湖，花湖街西塞山辖6个街道，镇滨江，8个春街，陈家湾街道5月，成街，海湾街，黄诗西塞街道河口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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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陵区，宜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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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鄂州市，湖北省
区辖4个街道，镇，乡：凤凰街道古楼街道西山街道樊口街泽林镇杜镇，石镇，大庙镇碧玉汀Zuzhen延吉市振洋渡镇， ，花沙窝乡，镇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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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川市辖街道，两个14个镇，6个乡??：马街仙女山，城隍镇分水镇沉镇场镇脉冲汉王镇堰镇垌镇刘家镇西江乡马鞍，振洋镇，南湾湖汇龙大冢镇新河镇寺村路，马，乡，镇湖，汉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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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县辖9个镇，3个乡：兰山区义堂镇，镇吴铺镇吴罗镇，下辛店镇，道镇，每一个宝潭镇，胡金铨镇，扭转店乡沙河乡城关镇，清明乡
10日，黄冈市：
黄州区辖的4个街道，3个镇，乡：赤壁街，禹王街，东湖街南湖街道封锁政策楼镇，镇结古镇，陶店乡
麻城市辖3个街道，14个镇，2个乡：龙池街，鼓楼街，南湖街，客店镇，宋布阵列，流形义亭银杏之乡昌河，主要在盐田镇，黄土岗，石岩镇的木子店镇张家畈镇，三合镇，福田镇由镇马鞍山钢铁和振动和顺铁门岗乡龟山乡
武穴市，街道，8个镇四武穴日报“的江街道语言街头无底湖街道梅川镇，余川镇大金镇石佛寺镇四望镇大法是高隆平花山镇
组风县团风镇淋滤山辖8个镇，乡：镇方高坪镇回龙山镇马曹庙镇巴基斯坦总路镇，镇口，但
的的甄期阿庙乡Dupi乡本愿寺辖10个镇，乡：城关镇的罗田县七里坪镇，华士镇，新镇两镇，高桥镇，寻求儿童寺镇，八里湾，太平镇，乔治城，杏乡
七都镇，5个乡：凤山镇骆驼坳镇河岸镇九国有镇胜利镇三里河铺镇白莲乡场镇PETER，平湖乡白庙乡，乡
英山县管辖8个镇，乡，大崎乡，温泉镇红光镇金家镇铺镇的石头口草甘膦盆地镇矿山甄珍杨溜豌拉瓦尔啊方相稻香周家嘴乡孔
浠水县，12个乡镇：春天镇巴王镇竹瓦镇，北蔡镇白莲镇标记昌河镇，洗涤D组创建镇，兰溪镇，散花镇马镇
蕲春超过13个镇，乡：刘长河狮子镇管辖，绿杨乡，漕河陈蒿镇红隧道窑，镇州镇东庞交叉车镇株的城市，镇青石镇
发布黄梅12个镇，陈巷镇镇大同镇黄梅镇小池镇孔垄镇驻地卓宏香港五Zuzhen蔡镇，全市的独立并联镇，前镇，新镇柳林乡杉木乡苦竹乡刘撮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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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辖9个镇，2个乡：丽水市，崇阳县OATLANDS唐骏镇，五城镇工具沙溪镇石马渚镇，南头镇，古镇镇大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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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山县港口镇8个镇，乡：夏炎Xiangci临湘农村人口
12，随州：
区辖4个街道，24个镇：西大街，东城街道，南郊街道的街道北郊镇的声音雨，万蜇嗯高的城市胤祯，草店镇，小城镇建设，淮河镇，万和镇，但镇，横沥镇，唐县镇，武镇，洪山镇玄谈蜇嗯，安居镇新街镇，龙刚，港乡三里，何震，震川镇，洛阳镇楼，刘林
广水市，镇万福镇，街道，10个镇，3个乡：应山街道广水街道，10英里的街道，长岭镇，陈巷镇，豪宅甄辜蔡羽镇，镇铵苗镇，武胜关镇，吴震，郝震，马平，郊区，太平洋，罗店乡
13，恩施：
恩施市辖3个街道，3个镇，10个乡：舞阳坝街道，小渡轮街道，六角亭街道崔家坝镇，龙和凤镇，板桥镇，三岔乡，沙塘乡红土镇乡，白杨坪乡，屯堡乡，太阳乡，银杏乡，芭蕉侗族乡，盛坝乡
利川市辖两个街道，6个镇，6个乡??？？：所有亭街，东城街道，镇谋道汪猗嗯组的进展，柏杨坝镇，忠路镇，建南镇南坪乡，沙溪乡文斗乡$堡乡发坝乡，凉雾乡
建始县，5个镇，5个乡：业州镇红岩镇大坪的景阳镇官方梁乡，镇，毛田龙坪乡三里乡，花坪乡，
巴东县，10个镇，2个乡：城关镇，官渡，信陵镇野三盐镇茶店子镇大葱太坪镇坡镇明确东，让邱河的水在水布垭镇，市支塘镇，万祥金果坪乡
前公布的三个县左镇乡镇管辖“元稹沙道镇，湾寨乡东进长潭礼嘉镇，徐向春木乡，东接萧关祥，高罗，珠
，咸丰管辖权的五个乡镇町镇朝阳高乐山镇忠诚一个明确的进展镇丁Zhaixiang鹰窝乡活龙坪乡小村庄黄金洞乡
在来凤镇管辖权，老司镇祥凤镇百福司镇的城镇在绿水村水城乡湖的扩散香格车乡
鹤峰豁免两镇乡：容直属美镇走马镇五里乡铁炉乡燕子农村坪乡
省，武阳乡太平洋：
仙桃市辖3个街道，15镇干河的街道，龙华山街道吐街道，郑场镇，该镇的头发嘴，剅镇，三伏潭镇，胡场镇，龙是西柳镇，彭场镇，沙湖镇，镇，杨林尾镇，绵阳市郭河镇，回族镇，通海口镇
陈场镇潜江市5个街道，10个镇花园街，泽口街道，广华街周街头镇洛杉矶，年轻的街头，竹根滩镇，钓鱼，老洋镇和新镇，龙湾镇，王场镇，即愈，熊镇，张金哲啊壕镇市，镇碑高 BR />天门市辖4个街道，20个镇，镇：宝城乐口街道拖动等待嘴镇杨林街，镇蒋场镇王场镇和渔业工资多祥镇干继电器镇金陵街妈妈湾，阳山镇陆镇，小板镇九镇的镇横林镇黄潭彭镇马，真正的镇皂镇胡镇，石镇大佛镇的净潭乡
神农架林区四个乡镇，松柏大阳日镇，木鱼镇，红光镇新化镇，宋洛乡，九湖乡的下一个槽土家族乡四个乡镇，镇辖[湖北行政区划手册书面]
『玖』 中国最古怪的4个姓氏，女孩怎么取名都不好听感觉像骂人，是哪几个呢
姓氏是每个人家族的符号，中华古姓来源于图腾崇拜，很多古老的姓氏经过几千年的演变才变为了如今的样子。比如姜姓源出神农氏，姬姓源于黄帝等等，如果我们查一查自己姓氏的来由，都能追溯到很久远的时代去。
中国有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口诀我们都耳熟能详，但中国的姓氏其实并不止百个，见于文献的姓氏就有5662个，其中还存在很多生僻少见的姓氏。而今天要提到的姓氏，是中国姓氏中最古怪而少见的四个，对用这些姓氏的人来说，取名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以上就是中国姓氏中四个最古怪和少见的姓氏，它们其实都是源远流长的古姓，只是在时代的变迁中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都说取名是个技术活，但无论姓氏如何，其实都影响不到自己的人生，我们看到奇奇怪怪的尴尬姓氏，一笑而过就是最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