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刑法文章
① 刑法方面的论文
选择自己熟悉有兴趣的内容来做 。
② 如何学好刑法
结合案例学习是根本的、唯一正确的学好刑法的方法。
刑法总论部分要学好犯罪构成专的四个构属成要件，尤其是犯罪的主观方面的分析，难点是间接故意和轻信能避免的过失的区分；犯罪形态；罪数及归责原则等问题都是总论部分的难点及司法实践中极易出现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学习主要是要注意对犯罪行为（也就是客观要件）的准确把握。刑法分则的分类是按所保护的客体进行分类的，所以要注意具体刑法罪名在各章节中的归类（这是初学刑法者易忽视的，如抢劫罪侵犯的是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双重客体，但却归类在财产犯罪中，所以如何区分抢劫与抢夺、敲诈勒索甚至盗窃是重点），这有助于准确定性。
最后建议你多看看案例评析、研究方面的书，尤其是高法编的《刑事审判参考》。赵秉志教授编的案例研究的书挺多，挺实用，对你学好刑法会有帮助的。
③ 刑法的毕业论文写哪些题目比较好写
1、有研究来价值。它是指自法学论文题目有学术价值,即有助于法律专业和法学学科的发展。
2、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指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指导或促进作用。
3、有创新性。它是指该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根据这个题目写出来的法学学术论文,能填补本专业的空白。
4、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它是指自己选定的法学学术论文的题目虽然有人已经写过,但内容不深刻或不全面,或有疏漏甚至是谬误之处。
5、有强烈的创作欲。由于写作法学学术论文需要付出艰辛的脑力劳动,要克服重重困难,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自己有主动的强烈创作欲望。
6、符合自己擅长的法学专业。这是指选定的法学学术论文题目,是自己擅长的法学专业内的题目。法学学术论文,是法学专业性、学术性很强的文章。
7、吸收相关学科的知识,使法学专业知识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知识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写出创新突出,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学术论文。
（以上内容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④ 违反“罪刑法定”的案例有哪些
如下：
⑤ 刑法适度性原则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变迁,犯罪在发展,刑法也应当演进。随着新型犯罪的激 增,可以预期今后的犯罪将更多地集中于法定犯,也可以说刑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将由法定犯来决定。本文以法定犯为视角,立足于科学的犯罪观、理性的刑法观、 现实的刑罚观等观念基础,论证了刑法适度性原则的科学内涵,及其评判标准和实 现方法,倡导刑法与社会、刑法与程序法、刑法与前提法以及刑法结构和刑法运行 机制的双向互动,促进刑法的良性发展。 论文除导言和结语,共分四个部分,全文约56000字。 导言部分论述了选取法定犯作为研究视角的意义。文章首先肯定了法定犯与自 然犯这一分类的意义,并预言今后的犯罪将大量地集中于法定犯,刑法学研究的难 点和未来的热点也都将集中于法定犯。以法定犯作为本文的研究视角,更能凸现现 1 代刑法的先进理念,更能彰显刑法适度性原则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第一节论证了刑法适度性原则的科学内涵及正确定位。文章首先对刑法适度性 原则的提出进行了探源,认为适度性原则的提出契合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 主张从质量统一的角度,从广度、深度及力度等三个向度来动态地、整体地把握刑 法适度性原则的科学内涵。在此基础上,文章将刑法适度性原则定位于科学的刑事 政策思想观念,并对其与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以及刑法改革的世界潮流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 第二节论证了刑法适度性原则的观念基础。中道权衡的价值观念以及科学理性 的刑法观念是刑法适度性原则的双重观念支撑。中立刑法观要求刑法在多元刑法价 值体系中做到中道权衡,既满足功利需求又侧重刑法公正性,既满足国家、社会的 秩序性需求又充分保障国民、社会的自由,在看似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实现和谐统 一。而犯罪相对性观念、刑罚功能有限性观念、社会控制目标现实化观念以及合理 地组织对犯罪的反应的挂念,都要求刑法干预社会应当适度。过度干预或者无为沉 默,社会都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第三节论述了刑法适度性的评判标准,认为适度的刑法应当符合六大原则:主 客观相统一原则、必要性原则、手段相当性原则、因时因地制宜、工具性价值与目 的性价值并重原则、充分考虑司法承受能力原则、部门法律调整前置原则。 第四节对刑法适度化的方法作了初步的探索。文章认为刑法的适度性不仅依赖 内在结构合理的科学刑法体系,而且也离不开顺畅的刑法运行机制,二者的有效结 合,才能实现适度性的刑法与刑事法治实践的和谐统一。
⑥ 关于刑法文章的读书笔记 2000字左右
你好。
最近，我读了张明楷教授的《刑法的基本立场》一书。这本书于2002年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全书共31万4千字。按照本书的内容提要的说法，本书旨在促进中国刑法学派之争的形成，作者以刑法规范为根据，以学派之争为主线，对刑法学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表明了基本立场：客观主义、实质的解释论、结果无价值论、客观的未遂犯论、部分犯罪共同说、并合主义等。
在通读全书之后，总的感觉是这本书是刑法学界很有特色的一部理论著作。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比较全面的阐述了作者的基本观点，并且从自己坚持的基本立场出发去解释具体的法律条文，讨论具体的疑难问题。在论证自身具体观点的合理性时，非常注重前后立场的一致和自身理论体系的和谐，避免出现立场对立的具体结论。这在国内刑法学者中是不多见的。大多数学者在研习刑法的过程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首先形成一系列的具体观点，在各方面的知识储备达到一定程度时，才初步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而这种体系又很少被自身刻意疏理，显得模糊而杂乱，甚至穷其一生也不能形成统一的刑法立场。张明楷教授在这方面受德日刑法的影响比较深，注意总结自己的根本出发点，重视对刑法学领域中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思想相对成熟之后即表明自己的理论倾向性，因此在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就有了理论的归宿，这在刑法学界是领风气之先的。当然，是否需要明确的理论立场，在研究到什么阶段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国的刑法学界是否象德日那样需要有对立的刑法学派，这些问题都尚无定论，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在读过了张明楷教授的书之后，我对上述这些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结合几年的学习经历，隐约感到，一个刑法学者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立场，是需要多年的积累和反复的思考的，在我国目前的研究现状下，恐怕能总结出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学者不会很多，应该是经过多年的探索逐步形成理论体系的少数资深学者。对一个刚刚入门的年轻学者来说，似乎不宜先入为主，给自己设定下主观主义或者是客观主义的框架，这样可能会束缚手脚，反而不利于开拓思路，找到自己真正认同的基本立场。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刑法学界的旧派与新派的比较和分析。同时，作者对中国刑法学界的理论研究特点作了必要的论述。作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虽然我国刑法理论一直声称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在事实上却与重视主观内容与心态的主观主义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
本书的第二部份，是犯罪论当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比较和分析。在权衡两者的利弊得失的同时，作者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从我国新旧两部刑法的立法思路的变迁来看，旧刑法更多地体现了主观主义的刑法理论，而新刑法则有意的向客观主义倾斜。作者对新刑法向客观主义倾斜的立法态度表示了赞赏，同时对传统理论当中包含的比较浓重的主观主义色彩，提出了学理上的批判。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论述如何解释犯罪构成要件的问题。作者全面论述了形式的解释论与实质的解释论，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实质的解释论的立场。在作者看来，实质的解释论侧重于犯罪的本质，有利于确定犯罪的合理范围，这样研究时也更有深度，也是更接近立法原意的。从作者前后的刑法立场来看，作者提倡实质的解释论，这与作者认为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犯罪的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之间，显然作者更看重的是犯罪的实质概念，即法益侵害。
本书的第四部分，是关于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比较和分析。因为作者坚持客观主义的立场，认为法益侵害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所以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理所当然地会选择结果无价值论。作者认为，提倡结果价值论，有利于合理控制犯罪的范围，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没有发生实际危害结果的行为不受刑法的制裁。此外，在判断正当行为是否成立时，其客观的危害结果是重要的判断指标。在紧急避险当中，受到损害的法益和被避免发生损害的法益相同时，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样的结果是法益并没有受到损害，因此不能认为是犯罪。对于传统理论当中一直主张按照犯罪未遂处理的对象不能犯和工具不能犯，作者认为，根据结果无价值理论，这些行为根本不可能造成实际的客观危害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法益受到损害，因此不能作为犯罪处理。
本书的第五部分，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与主观的未遂犯论。作者认为，从实质上看，新刑法采取的是客观的未遂犯论。作者在两者之间倾向于客观的未遂犯论，基于这一基本立场，作者提出了在犯罪停止形态的认定方面的一系列的新观点。作者主张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标准，更多的包含了客观行为，特别是实际的危害结果和危险性的要素，与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的传统理论差别很大。
本书的第六部分，是关于共同犯罪的理论。作者论述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表明了自己赞同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立场。作者认为，在数个行为人基于不同的犯意同时对某一法益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况下，不同的犯罪构成之间的重合部分可以构成共同犯罪。在教唆犯教唆之罪与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不一致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教唆之罪与实际实施之罪的重合部分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本书的第七部分，是共同犯罪理论中的共犯从属性与共犯**性。作者论述了共犯从属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的含义，并且评价了中国刑法学界某些学者主张的共犯从属性与**性两重性理论和共犯**性理论。作者认为，这些理论不符合刑法的从属性理论和**性理论的基本含义，是不可取的。作者在共犯理论上坚持既非**性，也非从属性，更非两重性的立场。
本书的第八部分，是关于刑罚的基础理论。作者论述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及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表明了自己倾向于并合主义的基本立场。并且认为，1997年通过的新刑法体现的正是作为折中理论的并合主义。
读完此书之后，我认为其中最值得赞赏的是作者论述基本理论问题时和谐统一的思路，以及研究具体问题时表现出的大局观。当然，这不是说有了统一的严密的基本立场作基础，就足以保证具体结论的科学性。事实上，在作者为说明基本立场而列举出的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中，时常可以见到抽象理论指导下的简单推理，这就直接影响了最终结论的科学性。这些现象主要出现在作者简要论述的一些问题中，而对诸如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停止形态中的未遂犯等问题的论述还是相当细致的，经得起推敲。
从我自身的理**底和学术心得来看，对本书作一个整体性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各种刑法基本范畴，虽然偶有心得，但是似乎还没有能力深究其利弊得失，在自己的头脑中也尚未形成自己确信的所谓基本立场，在考虑具体问题时常常在两级之间摇摆，以求实现某种体现公正的平衡，然而心中又不免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种理想状态下的平衡是否存在，如何才能实现？因此，就我自身的学力而言，只能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一番评论，这些问题主要是我自己平时也曾经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在作者论述的各个刑法基本范畴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法益理念。作者极力推崇法益理念，将其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并且直接指导刑法解释的推理过程，甚至在诸如工具不能犯的评价等问题上都坚决贯彻法益理念。对此，我是非常赞同的。我在以前的学习过程中，包括在去年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都在思考法益（犯罪客体）在刑法理论中的重要性的问题，深感理论界对客体，特别是个论中的具体犯罪的客体研究得很不够，而且在研究构成要件诸问题时一般也很少考虑法益的意义。张明楷教授宣扬的法益理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值得提倡的。张教授在书中写道：“由于犯罪的本质是侵害法益，故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意味着发挥法益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即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第128页） 我觉得，在司法实务界和刑法理论界都存在着轻视法益的风气。司法实务界轻视法益，其实无可厚非，毕竟实务中依据的是现有的规范，自由发挥的空间似乎不大，而且法益本身过于抽象，理论研究不充分，立法上也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规定，所以难于取舍，只好敬而远之。而刑法理论界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多从法益的角度考虑具体问题，似乎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例如诉讼欺诈问题，理论界讨论的比较多，在研究究竟应当认定为何种犯罪时，似乎更多的是依据惯常的思维方式，先找出可能构成的犯罪，然后在分别分析是否符合其构成要件。这种思维方式在实务部门中是很有效的，有利于快速的解决具体的案件。
但是，在作纯粹的超然于立法之外的学理研究时，不妨先从这种行为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其主要侵害的是哪些社会关系，然后对这些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作出权衡，根据重法益来确定犯罪的性质。经过不太成熟的思考，我认为诉讼欺诈行为侵害了败诉一方的财产所有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严重的法益侵害发生在诉讼过程中，行为人的虚构事实、编造伪证的行为直接侵害了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威，应当属于妨害司法罪的范畴。对民事诉讼中的诬告和伪证行为，也许现有的条文中没有对应的规定，但这是立法完善的问题，不应成为否定其犯罪性质的依据。[1]当然，我作出这样的论断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恐怕经不起推敲。
当然，对张明揩教授提倡的法益理念，也应当作具体的分析和甄别，其中一些结论在我看来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在论述紧急避险中的法益衡量问题时，张明揩教授认为：“当价值一百万元的甲利益与价值一百万元的乙利益发生冲突，保护甲利益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损害乙利益时，从整体上来考察，行为人所实施的避险行为对法益实际上没有造成新的损害。即使行为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人的同等利益，也只是道德上与民法上的责任，不能因此追究刑事责任。”我认为，这段论述从推理的过程到最终的结论，都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张教授倡导的法益理念的。法益的衡量应当是具体的，因为每一个具体的法益受到侵害之后，都有一个具体的承担者，这是不能抵消的事实。提倡法益保护，其基本出发点正是充分保护社会个体的具体法益免受侵害，因此对法益受侵害的情况作总体的评价是不符合法益理念的。在紧急避险中，最终受到侵害的法益是客观存在的，不能因同时避免了同等的法益就认为没有法益受到侵害。因为作为无辜的第三方，他的法益受到刑法的保护，侵犯其法益的行为均有可能构成犯罪。紧急避险最终不构成犯罪，并不是因为行为人没有侵害任何法益，而是事出有因，考虑到行为人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所以法外施恩，这是刑法对人性弱点的容忍。因此，牺牲他人的同等法益，实质上仍然是侵害了他人的法益。此时的行为是刑法难以容忍的，既然损害他人法益并不能在总量上减少损失，为什么还要损害他人的法益呢，自己承受同样的损失即可，因此法外施恩的理由并不充分，原则上还是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的，只不过在处理时从轻发落。如果按照张教授的观点处理，在同等法益是人身权利时其不合理性则更为明显。一个人为了避免自己死亡而杀死另一个人，难道不是犯罪吗？被害人的生命难得不是受到侵害的法益吗？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有什么权利将死亡的结果转嫁于他人？如果此时行为人的杀人行为是紧急避险的话，被害人就无权对杀害自己的行为进行正当防卫了，保护自己生命的行为反而可能构成故意犯罪，刑法的公正性价值又从何体现呢？
在这本书中，让我比较感兴趣的理论问题是张明揩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理论。这种理论以犯罪共同说为基础，认为“二人以上虽然共同实施了不同的犯罪，但当这些不同的犯罪之间具有重合的性质时，则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犯”（第262页）。这种学说的出现，主要是为了解决同时犯的刑事责任问题和共同犯罪中各个行为人最终罪名不一致时的刑事责任问题。我从总体上对部分的犯罪共同说持否定态度，下面分别加以分析。部分的犯罪共同说主要应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1、数人同时实施类似犯罪行为的情形。“甲以杀人的故意、乙以伤害的故意共同加害于丙时，只在故意伤害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但由于甲具有杀人的故意与行为，对甲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第262页）这种行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时犯。按照传统理论，同时犯由于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成立共同犯罪，分别定罪量刑。事实上，行为人的行为对其他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实施是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数个行为之间的相互补充、配合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仅仅依照各自的行为分别定罪，似乎不能表明这种共同侵害的严重性，也不利于打击实践中的趁火打劫的现象。但是，我并不认可部分犯罪共同说。我认为，应当运用犯罪共同说对同时犯进行全新的审视。所谓的同时犯，可分为事先预谋的同时犯和临时起意的同时犯。对于有预谋的同时犯，虽然数个行为人没有就某种具体犯罪达成共同犯意，但是对对方的意图是了解的，也明知自己实施的另一种犯罪行为对其的帮助作用。因此可能在实施一罪的同时构成另一罪的帮助犯，除非数个犯罪行为之间不具有客观上的关联性，即数个行为之间没有相互帮助的实际作用。而部分犯罪共同说所指的具有重合的构成要件的数个犯罪，肯定是具有这种关联性的。此时行为人对帮助他人的结果所持的心态，应当是放任的。这样，在每一个行为人身上存在着两个犯罪，本罪的实行犯（直接故意），他罪的帮助犯（间接故意），成立想象竞合。对于没有预谋的同时犯，也可能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形成帮助故意，成立他罪的帮助犯；或者是为了实施自己决意下的犯罪行为而放任帮助他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结果，此时可能成立片面共犯，对片面帮助之罪的心理态度是间接故意。在最终的罪数形态上，有可能构成想象竞合。
实际上几种理论得出的结论是几乎相同的，都是行为人实施的本罪是最终的定罪罪名。区别在于推理过程不同，罪数形态不同。当出现不同于典型的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时，差别就表现出来了。例如，甲乙二人分别以杀人和伤害的故意打击丙，甲朝丙的头部重击一下，打偏，乙朝丙的大腿打击，击破股动脉，导致丙因失血过多而死。甲的行为实质上是杀人未遂，乙的行为实质上是故意伤害致死。如果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两罪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在哪呢？重行为只导致了轻结果，轻行为却导致了重结果。究竟在什么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呢，恐怕只能在故意伤害（排除致死结果）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可是这个共同犯罪的罪名对甲和乙来说都不合适。我认为，还是认定为甲构成杀人未遂和故意伤害致死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乙构成故意伤害致死和杀人未遂的帮助犯的想象竞合比较合适。
2、存在转化犯的情形下。“甲邀约乙为自己的盗窃行为望风；乙同意，并按约定前往丙的住宅外望风；但甲在犯盗窃时，为窝藏赃物……而当场使用暴力，乙对此一无所知。……如果采取部分犯罪共同说，那么，甲与乙便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乙就必须追究盗窃罪的刑事责任，但由于甲的行为另成立抢劫罪，故对甲的行为只能认定为抢劫罪。”（第269页）对此结论，我是完全赞同的。但是，我认为，并不是只有部分犯罪共同说才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传统的犯罪共同说也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刑法第25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不仅可以表现为最终的定罪罪名，同样可以表现为犯罪过程中形成的阶段性共同犯罪形态。在上述例子中，乙的帮助行为和甲的实行行为成立盗窃罪的共同犯罪，无论从主观方面的共同盗窃故意来看，还是从客观方面的共同盗窃行为来看，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之所以最终没有认定为同一罪名，是因为甲在构成了共同盗窃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使自己先前的盗窃行为转化为抢劫行为。从发展过程来看，甲的入室盗窃行为与乙的室外望风行为是密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甲之后实施的暴力行为属于共同犯罪中的实行过限行为，单独对此承担责任。只是一般情况下的实行过限导致行为人成立数罪，对因实行过限行为而转化为重罪的则少有论述。而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盗窃罪与抢劫罪的重合部分，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实际上是把甲的先盗窃后转化为抢劫的行为和乙为协助甲盗窃而望风的行为看成是两个**的行为，否认客观上曾经存在过的共同盗窃的事实，然后在抽象意义上比较两个罪的构成要件，认为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是其中的重合部分，进而认为两者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这是不符合案件发展过程的实际情况的。此外，判断两个罪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盗窃与抢劫仅仅是行为方式不同，不能简单的得出盗窃加暴力等于抢劫这样的结论。
3、教唆未遂的情况下。这主要是指被教唆人所犯之罪不是教唆之罪，而是与之有关之罪。“根据部分犯罪共同说，只要被教唆的人所犯之罪，在规范意义上包含了教唆犯所教唆之罪，那么，教唆犯与被教唆犯便在两罪性质重合的部分成立共同犯罪，一方面，对教唆犯不能适用刑法第29条第2款；另一方面，对教唆犯应当适用刑法第29条第1款，即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第283页）作者认为，甲教唆乙盗窃，结果乙在盗窃过程中转化为抢劫，则抢劫包含了盗窃，因此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对甲认定为盗窃罪，乙认定为抢劫罪。我同意这样的结论，但是认为依据传统的犯罪共同说的理论完全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理由与上述第2种情况相同。由于在乙的行为发展到盗窃阶段时成立了共同犯罪，甲教唆的内容得以实现，对此时的甲乙都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因此尽管最终甲乙两人被认定的罪名不同，仍然应当认为乙曾经实施过甲教唆的犯罪，因此，对甲不能适用第29条第2款。
反过来看，如果教唆之罪包含被教唆人实际所犯之罪的话，如何处理呢？根据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在被包含的实际所犯之罪的范围内仍然成立共同犯罪，对实行犯以该罪论处，对教唆犯则认定为重罪。“如果甲教唆乙犯抢劫罪，而乙仅犯了盗窃罪，那么，虽然也可以认定甲与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但由于应当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而乙的行为并不包含抢劫，故对甲仍应适用第29条第2款。”（283页注1） 我同样同意这样的结论，但不认可论证的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所说的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构成共同犯罪没有任何依据，已经完全脱离了共同犯罪存在的基础。从主观上看，双方没有就盗窃达成共同的犯意，客观上，仅仅是乙实施了盗窃行为，甲对此毫不知情。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何来盗窃罪的共同犯罪？张明揩教授依据的仅仅是观念上的各个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共同犯罪的认定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而且会产生许多矛盾。既然认定甲和乙在盗窃罪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必然得对两者都以盗窃罪论处，同时又因为甲教唆的是抢劫罪，所以对甲认定为抢劫罪。那么甲身上的盗窃罪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仅以抢劫罪论处？在甲的身上只有一个抢劫教唆行为，根本不存在盗窃向抢劫转化的情形。因此，按照部分犯罪共同说的理论，甲似乎应当构成抢劫与盗窃的想象竞合，这样的结论显然更让人难以接受。可见，部分犯罪共同说中所指的构成要件的重合部分是观念上的，虚无飘渺，有时可以决定教唆者的具体罪名，有时又可以决定被教唆者的罪名，莫衷一是。
我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共同犯罪，是单独的以教唆形式构成的此罪和以单独实行行为构成的彼罪，对教唆犯应当适用第29条第2款。这也是该款规定的初衷，第1款规定的是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而第2款规定的就是个人犯罪中的教唆犯的刑事责任。教唆人与被教唆人的行为没有本质联系，不具备构成共同犯罪的客观基础和主观基础，不能成立共同犯罪。教唆犯因**的教唆行为符合了该罪的修正构成而成立该罪，适用第29条第2款[2]。被教唆人以其实际实施的犯罪定罪。
综上所述，我认为，张明楷教授倡导的部分犯罪共同说，主要缺欠有二：一是对共同犯罪的认定过于理想化，只考虑不同犯罪之间构成要件的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忽视了犯罪行为实施的实际过程；二是认定构成要件之间的重合部分有时难以界定，前文提到的故意杀人未遂与故意伤害致死之间的重合部分，就很难取舍，此外，说抢劫包含盗窃还算差强人意，那么盗窃与诈骗、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罪之间，又是怎样的包含关系呢？恐怕一时之间很说说清楚。
--------------------------------------------------------------------------------
[1] 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来看，我也认为诉讼欺诈不能构成诈骗罪。在诈骗活动中，常见的是被害人与实际控制财物的人是同一的。当然，也可以是不同一的。在不同一的情形下，我认为，要成立诈骗罪，必须在财物的实际控制人和受骗人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或者是类似的人身关系，使得他们形成利益集合体。也就是说，实际占有人按照被骗人的指示交付财物，自身不承担损失或者有权向被骗人索赔，或者与被害人共同承担损失。诉讼欺诈则不具有这些特点，法院依据国家强制力从被害人手中取得财物，实际上就是受了行为人的欺骗凭借自己的公权力强行剥夺被害人的财产权。而法院并不实际占有财物，与被害人之间没有任何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和这种行为相类似的是，作为**第三方的甲受了乙的蒙蔽，要求丙向甲偿还并不存在的欠款，并发出威胁，最后强行从丙处取走财产，这恐怕很难被认定为诈骗罪，因为受骗的甲和受损失的丙处于不同的角色之中，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管理财产的委托关系，财物与其说是被骗走的，不如说是被受骗的人抢走的。
[2] 此时的停止形态，我认为应当是教唆之罪的预备形态，只有这样才能在没有该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况下，单独追究教唆犯的刑事责任。从犯罪预备的构成要件来看，教唆他人就是寻找共同犯罪人的过程，是在为犯罪创造条件，理应认定为犯罪预备。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实际上也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近似，只是略严，不能免除处罚，不妨将其视为刑法对以教唆形式实施的犯罪预备行为的从严处罚的特例。所以应当仅适用29条第2款的处理原则，不必再适用第22条第2款关于犯罪预备的处理原则。
有问题可以继续联系我。
⑦ 急！求一篇刑法学论文，参考文献最少十篇，
以人性为支撑的刑法学思考
摘要“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离得多么远，它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
到人性。”①“人道源于人性，又高于人性”。本文指出从“人”字支撑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审视刑法中的人性、人道，从中沉
淀理性，升华理性，完善刑法，这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类情感人性刑法构建
一、关注人性——刑法之理性基础
贝卡利亚在其旷世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道，“道德政治
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感情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持久的优
势。任何背离这种感情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战胜。”②
贝氏的话告诉我们：任何外在与人的规则、制度如果要得到人们的接
受与认同，都必须以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为基础而不能背离它，而对人
类感情的考察归根结蒂是对人性的诠释，刑法作为关系人们财产、自
由甚至生命的法律规范当然也不例外。刑事立法的基础也只能是出
自人心、合乎人性的人类基本感情为基础，真正的法治是人心之治，人
性之治，人情之治。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作为或者本应作为自由人之间公约的法律，
往往只是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
这种法律已不是由冷静地考察人类本质的人所制定得了的，这种考察
把人的繁多行为加以综合，并仅根据这个观点进行研究——“最大多
数人分享最大幸福。”③当现实的法律不是“体现全体或最大多数自由
人意志的公约，即不是按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原则制定，而沦落
为“少数人欲望的工具，或者成了某种偶然或临时需要的产物”的时
候，它就不是“以不可磨灭的人性为基础”，因而“背离了这种人性的法
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其战胜。”一部法律存续的时间同其
背离人性的程度成反比，一旦这种背离达到了人们忍受的极限，那座
“少数人的吝啬和野心用人类的鲜血涂饰成的王位和宫殿”便会轰然
倒塌，任何制度的构建如果背离人心、违反人性的话，是注定要失败
的。
从人性的视角展开刑法学研究，对于得出正确的结论，提升刑法
学的理论品位，为刑事立法提供导向具有重要意义。任何重要问题的
解决关键，无不包括在关于人的科学中间，而这个基础也正是一切科
学唯一稳固的基础。
二、审视刑法中的人性美特征
刑法作为人的一种现实生活规范，人们通过它感受到了做人的尊
严，做人的保障，还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和谐与秩序，在此基础上追求一
种人的生活理想，所以刑法是一种美，审视刑法领域，我们发现刑法正
闪耀着一种人文关怀与人性理念，其意蕴深远，也是刑法追求美的应
然选择。
（一）刑法之必然，人性使然
就个体而言，每个人的需要都是无止境的，都呈现无限膨胀的趋
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这便产生了(每)人的无限需要与有限社会
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因而，每个人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在满足个人
需要的同时不得不照顾他人的利益——即以他人能够容忍的方式来
满足自己的需要，否则，整个社会也就无从存在。为了调整各种利益
的冲突，减少人们之间的相互摩擦和无谓的牺牲，必须有个规范加以
约束，寻求社会秩序的平衡安定，法律即以此而设，其中，那些超过适
当限度，构成犯罪的行为，由刑法规定制裁，于是刑法应运而生，刑法
是人类文明社会为防止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法益而设的一种制
度安排，是“人类有意识的一种生命活动”的产物，体现了人类对幸福
的追求向往，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载体。因此，在人与法的关系上，人决
定着法，法必须体现出人文关怀，人才能在法中“诗意地栖居”，进而步
入人生的澄明之境。
（二）刑罚之设置，人性所求
避苦求乐是人的本能，人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是因为不
快乐是和他的本性相矛盾的，人就不能不逃避它。这样为了防止犯罪
就必须抑制行为人的感性冲动，即科处作为恶害的刑罚，并使人们预
先知道因犯罪而带来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能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
在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这种立法威慑不同于司法威慑，而是主张
威慑必须通过刑罚文本，在有事实犯罪发生时，法律上的威慑变成现
实的威慑，也就是说，刑法文本的预告是基于人能趋利避害两害相权
取其轻的理性从而对其形式形成心理上的强制，“社会上潜在的犯罪
人酝酿犯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对作为犯罪代价的受刑之苦产生联
想，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或舍小求大的权衡而对受刑之苦产生畏惧
感，进而为避免受惩罚而放弃犯罪。”④这种威慑论本于心理强制说，而
心里强制说渊源于人趋利避害的功力本能，而功利本能承认人能基于
自由意志做出理性选择。无论任何理论的产生都离不开人，刑罚的设
置亦是如此，刑罚立足于人的本能、本性，顺乎人性地制定相应的刑罚
阶梯与其相匹配，设置的科学性，构建的合理性，犹如勾勒出的一幅巧
妙的刑罚阶梯图，美轮美奂，是刑法又一大美的特征体现。
（三）刑法面前人人平等是人性的渴望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人类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亚里
士多德曾经常说过“不公正即不平等”对平等孜孜不倦追求源于人生
而平等的理念，也是人性的体现，人类具有得到尊重的欲望。“当那些
认为自己同他人是平等的人却在法律上的到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
会产生一种卑微感，亦即产生一种他们的人格与共同人性遭到侵损的
感觉。”⑤
刑法平等观念首先意味着相同的行为在刑法上应当受到相同的
评价和处置，而不能因为主体的身份、社会地位、种族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而有所不同，这种平等的理念是根植于人性的，与其相匹配的“刑法
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正是对人性这一特点的彰显，体现了刑法渴望平
等，寻求理性、追求和谐的顺应人性的美化特点。
三、反思刑法中的人性缺失，构建以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
人性是刑法的基础，人性刑法要求顺应人性，发扬人性，且不可扭
曲人性，人性的魅力在刑法中已体现，但是，人性是隐含于内的，刑法
是彰显于外的，内外信息的不对称难免会出现错位现象，我们需要做
的是扬长避短，对其中的理性我们要继承，人性的缺失我们要及时弥
补，亡羊补牢为时不晚矣！反思刑法，我似乎听到了对人性的呼唤声，
那声音是那么的刺耳，那么的强烈，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现笔者
从以下五个方面对人性化为基础的刑法学做简单构建
（一）期待可能性理论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
违法行为而实施其它合法行为时，行为人却实施了违法行为，则刑事
责任成立，反之，不可能期待其实施适法行为时，纵然其实施了违法行
为，也不能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期待可能性理论贯彻了法不强
人所难这一法律谚语，蕴含着人道主义情愫，彰显着人道主义关怀。
正如日本学者大冢仁的评价：“期待可能性正是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法
规范面前残喘不惜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同情之类的理论。”⑥
我国刑法中没有明确使用期待可能性理论，有些学者认为，可以
把我国刑法第16条解释为是关于期待可能性的规定，我国《刑法》第
16条规定：“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而引起损害结果的，不认为是
犯罪。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把“不能抗拒”之不可罚的理由解释为缺乏
期待可能性理论，但是笔者认为只是可以如此解释，或者说学理上如
此解释才合理，至于立法者的原意是否如此，值得怀疑。因为人们通
常把“不能抗拒”解释为一种物理的强制，而不是扩大解释为一种精神
强制，期待可能性理论所要解决的正是处于精神强制状态下的人的责
任问题。这正是我国存在的缺陷，所以借鉴外国的经验理论，我们国
家亟待引入期待可能性理论。
（二）亲亲相隐在中国刑事法律中的重构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法制一项基本原则，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被
作为一种封建糟粕予以抛弃。然而，正当我国砸碎一切旧制度建立新
制度的进程中，抬头看看现代很多法治国家中却依然能找到他的踪
迹，例如：英美法系国家诉讼法明确表明夫妻之间可以享有证言特免
权，欧洲一些国家在刑法和刑诉中均对拒绝作证权，尤其是基于亲属
关系产生的拒绝作证权明确规定。亲亲相隐在不同国家、不同法系的
存在是人性光芒的闪耀，尤其在法治国家“亲亲相隐”原则是人权保护
的需要，保护亲权的折射，更是防止国家权力滥用的屏障。
然而，这个在我国历史上奉为优秀传统继承、推崇，符合人性的制
度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消逝匿迹。新中国建立需要法治观念的不
断渗透，法治理念的弘扬，其中，人性关怀至关重要，作为其重要表现
的“亲亲相隐”原则迫切需要在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闪烁起更耀眼的光忙时却被唾弃，无疑是对人性的扭曲，对人类的践
踏。所以现在法治的推进，人性的彰显的背景下，急需要重拾亲亲相
隐原则，并且将其制度化原则化，更需要建立一系列与之配套的制度
保障再不削弱法制的前提下，更好的保障人权，彰显人性，体现刑法的
认为关怀。然而，现行刑法中做出了与“亲亲相隐”相背离的规定，这
是对人性的煎熬和压抑，强调大义灭亲只不过是技术上冰冷的需要和
对人性的过高期待。
（三）沉默权的建立
沉默权是人作为人所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享有保持沉默的权
利，这是基本人权的内容，抬头看看其他国家，都规定了沉默权制度，然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
当如实回答，这是对人性的逼迫和蔑视，更有学者将其粉饰为犯罪嫌疑
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权利，将这条污蔑人性的丑恶制度
披上“权利”的外衣，殊不知，这种意图美化其外表的做法更加显示出作
为理性的人对人性的扭曲，对人性的逼迫，这种不合乎人性的做法必将
遭受人性的谴责报复，诚然，人的能动性是巨大的，但是前提是要合乎
规律，万事皆有规律可循，作为自然和社会属性兼职的人类又何尝能违
背“人性”的规律制造出“不人性”的制度来压迫人性呢？那不是作茧自
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最终人们将遭受违背规律带来的恶果。
（四）刑法条款中有关“胁迫”犯罪的规定是对人性的煎熬
我国刑法某些条款对人性的忽视，我国《刑法》第28条规定：“对
于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况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该规
定对于胁从犯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似乎是对人性的怜悯，然而仔细
分析，结论截然相反。试想下，银行工作人员在持枪歹徒枪口的威胁
下，将保险柜打开，致使歹徒顺利将巨款抢走；飞机上的机组人员面对
劫机歹徒的枪口，被迫按照指定路线飞行，其行为均符合胁从犯的规
定，按上述规定，只是量刑上从轻而已。刑法完全不顾及人们在枪口
下的求生本能，反而变相鼓励此情景下的行为人与歹徒搏斗，在劫机
情形中导致机毁人亡更严重的后果。而在其他法治发达国家，生命
受到威胁的情形是合法辩护理由，为了保全生命的行为不以犯罪论，
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五）刑法一百条之规定，前科报告制度违背人性
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
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
瞒。”对于此条的规定也是违背人性的，试想下，基于人自身的爱面子
本性，有谁想说出自己的前科呢？再说刑罚的目的是预防而不是报
应，对于刑满释放的人我们需要做的更多是保护，关注其自身发展，而
不是盯着他们身上贴的犯罪标签，抓住这一弱点不放，这样一方面扭
曲人性，不利于曾经犯罪人改过自新，忘掉过去从新开始新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不能很好的预防犯罪。环视其他
法治发达国家，纷纷设立前科消灭制度，为出狱人开辟了更广阔的天
地，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也可以借鉴。
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是一种人与社会的现象，更需要从人性
和社会的高度对其做出解释。并且，对刑法的法律解释也只有奠基于
人性解释与社会解释之上，才是具有说服力的。人性是刑法的基础，
人道是刑法的命脉，人权是法的价值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三者在本
质上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是理性主义在刑法里的彰显，人性是一切
学科的基础，闪烁人性光辉的刑法，才能被人们亲切地接受，自觉地履
行，虔诚地信仰。
注释：
①［英]休谟．人性论（上）．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页．
②[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7页．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⑥［日］大冢仁．《刑法概说》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7] 乔增芳. 教育人性化与中小学教育改革[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 2003,(02)
[8] 李凯, 周晓艳. 服务为主 关爱为辅 探索人性化管理的新途径[J]. 新长征 , 2005,(06)
[9] 张迁. 管理更人性化[J]. 瞭望 , 2003,(33)
[10] 王立新. 彰显人性司法情——2003年人性化司法大回眸[J]. 政府法制 , 2004,(03)
⑧ 青少年性犯罪刑事政策的内容
青少年这个概念在犯罪学中一般是指已满14周岁而不满25周岁的人。这个概念包含“青年”和“少年”两个年龄段的人群，横跨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两个年龄区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
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
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
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希望我的回答对您有所帮助。
⑨ 刑法中与性侵害有关的规定有哪些
刑法中与性侵害的有关的罪名有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等。
1、《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2）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3）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4）二人以上轮奸的。
（5）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2、《刑法》第二二百三十七条：
【强制猥亵、侮辱罪、猥亵儿童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9)性刑法文章扩展阅读：
性侵害防范：
（1）筑起思想防线，提高识别能力。女大学生特别应当消除贪图小便宜的心理--对一般异性的馈赠和邀请应婉言拒绝，以免因小失大。谨慎待人处事--对于不相识的异性，不要随便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 ，对自己特别热情的异性，不管是否相识都要倍加注意。
（2）一旦发现某异性对自己不怀好意，甚至动手动脚或有越轨行为，一定要严厉拒绝、大胆反抗，并及时向学校有关领导和保卫部门报告，以便及时加以制止。
（3）行为端正，态度明朗。如果自己行为端正，坏人便无机可乘。如果自己态度明朗，对方则会打消念头，不再有任何企图。若自己态度暖昧，模棱两可，对方就会增加幻想、继续幻想，继续纠缠。在拒绝对方的要求时，要讲明道理，耐心说服，一般不宜嘲笑挖苦。
（4）中止恋爱关系后，若对方仍然是同学、同事，不能结怨成仇人，在节制不必要往来的同时仍可保持一般正常往来关系。参加社交活动与男性单独交往时，要理智地有节制地把握好自己，尤其应注意不能过量饮酒。
（5）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对于那些失去理智、纠缠不清的无赖或违法犯罪分子，女大学生千万不要惧怕他们的要挟和讹诈，也不要怕他们打击报复。要大胆揭发其阴谋或罪行，及时向领导和老师报告，学会依靠组织和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千万注意不能"私了"，"私了"的结果常会使犯罪分子得寸进尺，没完没了。
（6）学点防身术，提高自我防范的有效性。一般女性的体力均弱于男性，防身时要把握时机，出奇制胜，狠准快地出击其要害部位，即使不能制服对方，也可制造逃离险境的机会。
（7）人的身体各部位都可以用来进行自卫反击，头的前部和后部可用来顶撞，拳头、手指可进行攻击，肘朝背部猛击是最强有力的反抗，用膝盖对脸和腹股沟猛击相当有效果，用脚前掌飞快踢对方胫骨、膝盖和阴部常非常有效……同时，要注意设法在案犯身上留下印记或痕迹，以备追查、辨认案犯时做证据。
性侵害-网络
⑩ 有关性犯罪的法律法规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专，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属期徒刑。 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一）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情节恶劣的； （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三）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 （四）二人以上轮奸的； （五）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