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的叛徒

A. 李言的李言秩事

李言1911年出生于浙江省缙云县稠门村，缙云县地处浙西南的贫困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闭塞山区，海拔一千多米，离县城六十多华里，加之缙云的土话是浙江话中最难懂的，所以解放前村里的好多人都从来没去过一次县城。
李言早年丧父，留下兄弟三人，李言最幼，虽然家境贫寒，但他的两位兄长深感不识字的苦处，于是将李言送到村里唯一的一所私塾去读书，因为李言自幼聪明好学，深得先生赞赏，于是他的哥哥认为造就有望，就继续送李言到外村去读高小，高小读完后，家中已无力再供他读书，但是他还是靠借钱考入丽水初级师范，以后转入金华高中师范科，那时李言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吸收知识的语露和阳光，他深深感到教育太重要了，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
李言听说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创办了一所新型的湘湖师范学校，十分兴奋的向往，于是毅然前往，虽然无钱交学费，但却获准可以半工半读入校学习，课余时间帮助图书馆工作。
湘湖师范坐落于钱塘江畔，陶行知先生提出“教、学、行合一” 形成了生活与教育相结合，科学与民主并重的独特风格。
李言来到了湘师，就像进入新的天地，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外，每天协助程长源（著名的图书学专家）管理图书，程长源看他勤奋负责，以后将图书馆的工作全部交给了他。在图书馆中爷爷读了大量的书籍，成了湘师最早的2个党员，那时李言刚刚21岁。
李言在随后的日子里，以教学为掩护，到过杭州闹市区撒过传单等活动，先后在雅庭小学，衢县乡村师范任教，后来又到了惠阳象山师范校长，一面教学，一面生长，并且暗中营救被捕同学。在暑期讲习班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他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做了“团结抗日，反对投降”的演讲，全场热烈鼓掌。
36年夏，他在杭州向别人借了一本名为《列宁主义问题》的书，书未看完又要动身去上海，于是将书寄给已回缙云老家的爱人褚怡，准备日后再看。不想书信被扣，被警察以共产嫌疑的名义抓走了，经历了半年之久的牢狱之灾。幸而在多方营救下终于出狱。
抗日时期，李言到了延安，先到了陕北公学，随后担任了一系列的领导工作。那时他的爱人褚怡正在金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抢救战地流浪难童，她将大儿子李文俊送到了保育院，二儿子李文杰和女儿李文放留在老家，冲过了封锁线也到了延安，于是在延安生下了三子李延燕。
在延安，李言作过延安马列学院保卫委员、延安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央党校秘书长。由于战争年代颠沛流离，三子李延燕被寄送在当地的农户家里。
解放战争时，李言转战东北各地.
解放后他但任过东北铁路局局长，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辽宁省公安厅厅长，丹东市市长兼市委书记。十年浩劫的时候，他也受到了无情的迫害，并且在一次批斗中被打断了两根肋骨，几乎有生命危险，好在驻丹东的部队保护了他。平反后他继续主持丹东市的领导工作，晚年的李言又回到了北京。
在李言病重期间，中央领导及社科院的院长多次亲自问候和探望，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为他连续作了9个小时的手术，在医院的精心护理下，李言的病情一天好转了，他说，“我相信会康复，明年到中央党校学习”但是两年后，家人接到电报，告知李言病危，于是家人火速抵京，对李言做最后告别。
李言还是离开了，他生前遗言，要将他的骨灰一半撒在湘湖师范附近的钱塘江，一半撒在流过丹东市的鸭绿江，前者是他生命的起点，后者是他工作最久的地方。 一九六九年夏，阴雨绵绵，这样的天气对我们知青来说是最为高兴的日子了，因为终可以扔下地里的活——散玩儿啦。
中午饭搞点儿啥“嚼沽”改改馋？又是挨过来的一天，一十二个十六七的小青年七八凑地凑了五块三毛钱，从贫下中农那搞来了鸡鸭蛋，厚着脸皮再要点儿“吗儿五”的，也算上是弄得够塞足牙缝的一桌“大餐”了。
女青年王枝杏正熬着一锅“二糊涂头”馇子粥，男青年几个忙里忙外地有帮她烧火的，洗菜的，没事做了的就呛舌头：“饭快点儿好，赶着炒下酒菜喱！”
离供销社二十多里路，打酒是不可能了，是谁查落了能从哪个农民家借来了一瓶酒。
万事俱备，只问时间喽。
这时由开着的门走进一位年有半百，身材不高、显很壮实的长者。他一身藏兰“更生布”（粗布）衣裤，高高挽起了裤腿，脚蹬一双解放鞋，脸膛黝黑，脸盘略圆，摘下印有“五七干校”醒目红字的草帽，现出一脸吟吟灿烂的笑。
“你是李言巿长！”
我们有的人还真没有见过李言市长，先有人楞征，但一眼就被王枝杏给认出了。随着一声喊叫，青年点一下子欢呼雀跃起来。
“李言市长，没吃饭吧？正好我们改善。哎，谁再去社员家搞点儿菜来？”
李言市长问过我们好，然后斌斌有礼，用草帽向后一指：“这么多人，管得起吗？”
大家不约而同地目光看去，人零散地一个个往屋里走进。
一、二、三、四……一共数过了加上李言市长，共是二十人，都进来把我们青年点三间房的炕上地下装得满满的。
他们一行是从“草河五七干校”来我们大队搞调研的，由我们队是把头的，又听说是青年点，就首而先入了。
这么多人，虽是应了李市长的话 ，我们确实是管不起好饭好菜，但像这饭锅里的“二糊涂粥 ”，还是能管得起的，顶多再做一锅不是的。于是大家还是苦苦相留，都是家乡人嘛。要不就把李市长单独留下。
“留我？你们想让我脱离群众？”
李市长别是一番风趣的话，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李市长：笑得自然、洒脱，那份慈祥铺满他那黑红而风光的脸膛。
第一印象的李言市长，竟是这样一个淳朴、健康、慈祥加微笑的老者。
临走时，我们一个个争先抢握李市长的手，多多的话就是让他再来，什么时候来。李市长说一定来，但得先去大队报个到。这时他见锅里炒出了菜，说：“这回我真的要做一件脱离群众的事喽，尝一口。就一口啊。”他接过筷子，夹过一口土豆片炒臻蘑送进嘴里然后，直夸好吃。“李市长，还有炒鸡蛋和咸鸭蛋。”“不行，不行，说的就是一口，再说了，我们是有原则的——‘五不吃’。”大致上的“五不吃”是：鸡、鸭、鱼、肉、蛋，无非也都是些不允许在老百姓家吃好的罢了。
“李市长，‘五不吃’有了新的规定。”
李市长有感愕然，当听完小青年说完后，开心地笑戳着那小青年：“你呀，小鬼滑头。”
“五不吃”的新规定：苍蝇不吃，臭虫不吃，跳蚤不吃，虱子不吃，蚊子不吃。
李言市长第二次来我们点是在第三天的下午，外面的雨下得不大不小，整整与我们交流座谈到掌灯。我们既开心，而又耍了不少的噱头。
“李市长，我们是‘八三一’的。”
“我们是大联合。”
“我们要打倒李言!”
“坚决支持李言站起来闹革命！”
李言也是被闹得苦笑不得，他只顾抽他的烟袋，烟丝缕缕悠悠的向空气中施放，让大家闻到好香的香气啊！看上去李市长仍是那么执着地笑容满面。
男知青们虽没一年的下乡史，但几乎都出息成了体统的烟鬼。
“李言同志，抽的烟咋这好这香呢？来一袋呗。”
李市长款款相让。一个上来还算守了规矩，二个上来就没了正性，三四个一轮，转眼间就把一口袋烟分了个精光。还算也大方，给李市长的烟包呛了鼓鼓一包老旱。李市长说他可吸不了这老旱，小青年又给他换上洋烟叶，一直是在李市长同我们相处近有半月光景，他都是以此烟度日的。
我们同李市长提及生活苦，李市长讲起了他十六岁去延安参加革命时，还吃不饱呢。男同学们一碗南瓜汤不够吃，就也小孩子似地跟女同学要。
临别时，李市长送予了我们一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习材料，有人要李市长签字。李市长写下：愿你们在无产阶级继续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进。
十几只手一齐去抢学习材料，瞬间将它夺了个七零八碎，又一次地让李市长苦笑不得。
李市长在我们青年点吃的最后一顿饭是牛肉馅饺子。队里有头一年生的小牛犊从崖上掉了下来，队长来说要我们弄回来吃。好久没挨到荤腥了的我们这还不快，抬回由一男生用菜刀足足杀了半个多小时。天一落黑，李市长和我们盘坐在炕上边吃饺子边唠嗑，一直说到了深夜。
文革过后，李市长又回到了原工作岗位，再听说他去了北京任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再有的就是我们对他，和他和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日子里。过去了的沧桑鉴证——风城县石城公社康家一队。
有时我在想，这也不知道是因了多少年的缘分才让我们遇到了一位这样的市长。我们是幸运的。试想，还会有这样的市长吗？ “那是秋天的雨后，我急匆匆地奔向北京协和医院，踏进一间单人病房，墙上的时钟指向八点，只有护士在值班，一切静悄悄，床上躺着一位面色苍白的老人，床头病历卡上写着：‘李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壶腹癌’。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一生中，这是第四次与父亲相处较长的时间，怎会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过去，我看到他总是朝气蓬勃，精力充沛地工作，显得年轻而有活力，他不知疲倦地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后，终于躺下了。
每当我来到病床前，他总要用些时间吃力地讲述对过去的回顾和体验，使我有了较系统了解的机会，今晚，他略显激动地说：‘要记住，永远坚持为人民做好事，不仅你们要这样做，更要教育子女也这样做。’ 爷爷在我的印象里永远都是充满活力的。 爷爷那时很忙，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很短。
爷爷曾送给我两件礼物，一件是毛笔，另一件是一套少儿版的《三国演义》，他老人家也许不会想到这两个礼物会演变成以后影响我一生的两大爱好，一个是书法，一个是读书，这两个爱好我都嗜之如命。
爷爷的书法也很漂亮，有些类似于毛泽东的风格，只是在我小时候，以为只有颜、柳那样规规矩矩的字才是好字，而不懂得欣赏奔放遒劲的气势和笔力。
爷爷晚年时曾到大连棒棰岛宾馆住了两个月，那时是他原定是上青岛的，但他还是上了大连，那是一生中我与爷爷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虽然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很多事都记不清了，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那次见面使我记住他的和蔼可亲，使我突然发现平凡与伟大可以如此轻易的共存于同一个人，并隐隐约约的在计划着如何去走自已的一生。
那时也是一个夏天，他先到我们住的那个大院住了几天，那时街坊临居们家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象过节一样，都来欢迎他，爷爷就挨家去拜访，和他们亲切的交谈。
一次爷爷问我，长大想干什么？我没有正面回答，而只是对他说“我将来 不想做官，只想做事。”他却对这个没有志气的回答大大的表场了一番，而且还在邻居中巡回宣扬，弄得我头一次感觉到不好意思起来。我当时并不明白这一句无心的话为什么引起了他如此的重视，并且还要当成一种荣誉到处去宣扬？
爷爷的性格是随和的，乐观的，民主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言谈举止有着极强的感召力，爷爷口才极佳，很喜欢和别人聊天，据说他原来的名字叫李蕴章，后来他认识到语言的重要，就改名李言。那时我家在一个中学的大院里，我随着爷爷摇着扇子到树下乘凉，他顺便到了几个教室和学生们聊天，学生们并不认识他，而且教室也不让外人出入，但只要他一进去，学生们就不知不觉的围了上来，静静的听他讲话，我当时跟在后面，感觉到十分奇怪。
爷爷那时在海里让我抱着救生圈教我游泳，但我直到现在还没学会（游不远，不太会换气）；记得那时棒棰岛的蝉很多，而且很笨，一般只落在梧桐树很低的地方，我轻易的就捉了好多只，那种有趣还记得。 小山村里走出来的功臣
----缅怀我的舅爷—丹东市长李言
李言（1911-1984年），原名蕴章，乳名锦标，1911年辛亥革命时出生于稠门李汝温家庭，父亲英年早逝，两位兄嫂把他抚养长大，培养念书。他自幼聪明过人，每次考试名列前茅，老师非常喜欢他，时常接济他的生活。后来他才知道湘湖师范的这位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给他讲革命道理。在一次党的活动中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入狱。临刑前还嘱咐妻子把李言培养成人。
师母照常接济他，直到有一天，师母拿出一封信，方知老师已经牺牲了，李言看了信后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捧着师母刚刚给的二十元钱发奋自强。他用这仅有的二十元钱熬过了六个月时光，终于毕业了，成为湘湖师范的教师。他教课热情善诱，并同情贫苦学生求学，资助穷孩子求学经费，同学们都很喜欢这位眉清目秀、谈笑风雅的老师。
李言在湘湖师范地下党的培养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积极组织革命活动，热情传播马列思想，是广东惠阳乡村师范创始人之一。
1931年，李言唯一的姐姐李仙葩正值豆蔻年华，撇下周岁的儿子撒手人寰。婆家无力抚养，从此，李言及母亲承担起抚养外甥的义务，供念书，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在浙南抗日游击队里当司务长。解放后，又送到沈阳市公安局工作，成为司法部门的骨干力量，也就是我的父亲蔡兆康。
李言频繁的革命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嗅觉。1933年暑假，因侄儿李文成湖中溺死，回乡吊丧，被叛徒告密抓捕入狱。关在杭州陆军监狱里，一切亲友不得接见。
李言的大舅哥褚雪琴闻知，心急如焚，立刻打点行装跋山涉水，从越尘赶到杭州，为了营救妹夫东奔西走，绞尽脑汁，用心爱的绘画作品打通关节。在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压力下，经中国共产党杭州市地下党的多方营救，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齐声呼吁，终于获释。
李言和褚雪琴的妹妹褚怡一同奔赴延安抗日大学。在延安结识了李澄同志（解放后沈阳市市长）。在那腥风血雨的战斗岁月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解放后，李言担任辽宁省检察院副检察长，丹东市第一副书记、市长。1966年秋天，无情的风暴猛烈袭击这位慈祥的老人，大字报、拳头、皮鞭雨点似的袭来，造反派把他从二楼扔下来，以至肋骨摔碎三根。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里，他坚信黎明的曙光很快就会到来。周恩来总理闻知，立刻派人到丹东，把他秘密护送到北京。风雨过后，他重返丹东，不计较个人恩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丹东市人民提起李言市长，至今唏嘘不已。
十年动乱期间，我们家生活非常困难，父亲下乡，母亲一个人养活六口人，弟弟妹妹都很小，李言舅爷时常接济我们，并教导我要坚定信心，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在他老人家的鼓励下，我度过了五年艰苦的知青生活。
1979年元旦，舅爷调回辽宁省检察院，任副检察长。我们到检察院看望他老人家，还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风度儒雅。他领我们吃饺子，向工作人员嘘寒问暖，服务员端来一碗米汤，他连忙站起来道谢。
同年调往北京，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兼所长。
1983年5月1日，我再到北京看他时，舅爷已患了癌症，刚刚做过手术，仍向我打听浙江亲友的情况。当他听说家乡的生活有所好转时，感到非常欣慰，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头几年，他们时常来信求我帮忙，这几年少多了，想必是生活有了好转，我还买了一些致富的书籍，过两天叫文丽（女儿）寄去。”我望着他病魔缠身的弱体，一阵阵辛酸。
舅爷对身边的同志关怀备至，从丹东随他赴京的医务人员，每次来都亲切地说：“喝碗粥吧！”那时候北京大米很缺，东北人吃不惯籼米，姑娘们见了大米粥都很喜欢，坐下来，一边吃，一边听他讲延安的故事。
舅爷非常关心我的工作、学习及家庭生活。我说家里住房很困难，老少三辈挤在一个小偏厦里。他用颤微微的手，给沈阳市李澄市长写了一封信，请求帮我解决住房困难。
时隔一年就传来了噩耗，我们悲痛欲绝。1984年7月30日11点40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李言同志于北京逝世。一颗博动了七十三个春秋的赤诚的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湘师同学汪赞源先生在《湘湖草堂随笔》一书中撰文，沉痛悼念校友李言。
“把我的骨灰分成三分，一份撒在湘师附近的钱塘江，一份撒在丹东的鸭绿江上，一份留在北京。”这是舅爷临终的最后遗嘱，他还说：“给家乡寄去二百元钱，做为建设家乡的经费，也略表一片思乡之情。”
他临终还念念不忘家乡的父老乡亲。
1984年深秋，钱塘江畔穆然肃立着浙江省萧山市湘湖师范全体师生。
鸿雁低飞，江河呜咽，萧瑟的秋风卷走了江边的落叶，也带走了亲人的思念。师生们把一朵朵小白花撒在江中，妻子于雅书、女儿李文丽乘舟驶至江心，含泪捧出骨灰，哀乐声声绞人心碎，滔滔的江水载着他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载着他对母校的深情，载着他对家乡父老的无尽眷恋.
舅爷走了，他走得那样匆忙，像江河中的一滴水汇入了
浩瀚的大海；像林海中的一片叶，融进了沃土，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山川满目泪沾襟，壮士一去再不回；
热血融进钱塘水，化作彩虹报春晖。
缙云县将其载入县志。褚氏家族将其载入族谱。 在文艺座谈会前后，毛泽东亲自邀请了丁玲、萧军、艾青等谈话，征求他们对文艺的意见和建议，丁玲等都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被邀参加了座谈会。作为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的王实味则不能获此殊荣，毛泽东更没有直接找他谈话。只是当时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在此期间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里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实味对这种批评当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党风学习即将结束之际，于1942年5月27日举办了“党的民主与纪律”座谈会。会议开始后，先后有十一个人发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极端民主化倾向，李宇超提出王实味问题，他说，我们有偏向的人虽然很多，但是与王实味根本不同，并认为从王实味的文章，动员大会上的发言以及动员大会后的个人活动来看，他的错误是“一贯的，是严重的，不是偶然的，”随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这两者只有量的差别，没有质
的区别，李宇超的发言“有捕风捉影的说法和主观主义的残余。”
1942年5月28日会上，有人指出王实味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为我们的敌人。 1942年5月30日，上午艾思奇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的结论部分，下午罗迈发言明确支持早在上海时就与同乡康生有着密切往来的李宇超的意见，认为王实味“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1942年5月31日，印发了王实味在壁报上曾经发表过的文章，作为研究王实味思想的参考材料。
对于极端民主化的清算，带有群众性自发性偏向基本纠正，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就为解决王实味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罗迈将王实味问题从思想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实是有背景的。 且不说毛泽东在此前就说过王实味是托派的话，就是凯丰等领导同志也特别强调王实味与其他人自发性的偏向显然不是内部思想问题的差别而只能是敌我政治上的区分了。更重要的是，这时，康生已经插手，早在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总学委主要负责人，1942年6月1日成立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他的话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将这些话告诉过李言，还派人到中央研究院，让李言写一份包括王实味言论和平日表现的村料。再接着，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组织部看王实味档案。原来，1940年，王实味曾向中央组织部报告过他在上海时与托派成员王凡西等来往关系的情况。看来，所有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都只能是就此而来的了。 作为负责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罗迈对这些自然是清楚的。1942年6月1日，座谈会已转向对王实味的批判。
李言在发言中报告了党委与王实味六次谈话的经过，说明王实味至今没有承认过错误。最后说：为了“治病救人”，要揭发王实味的错误，与他进行严正的思想斗争。 之后，李又常、潘芳、雪苇诸人发言，将大会推向高潮。
——李言《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几点体会》（载《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王实味冤案发生于1942年的延安中央研究院. 李维汉、李言当时是该院的实际负责人,领导了该院整风运动主要阶段的工作.1942年9月当李维汉离开中央研究院之后,由于康生插手,1942年底下令将王实味逮捕,1946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并于1947年3月在晋绥区被秘密处决.受到王实味的牵连,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陈传纲)和王里(王汝琪)夫妇、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和宗铮夫妇,也同王实味一起被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李维汉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历史沉案的真实情况,为王实味冤案的彻底平反尽到了最大的努力.
——《党史纵横》1998年10期 在延安时季中权就和叶群在一起，都是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干事，还是叶群的党 小组长。都是学生出身，挺谈得来。有人追叶群，叶群不干，还请他出面帮忙。叶群提升为林彪夫人后，气魄就不一样了。在东北，除工作外，林彪从未让季中权干别的什么，叶群则抓住影就季秘书，季秘书，什么都支使。工作苦呀累呀，他都不在乎，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叶群那个样子：林总都不这样，你算老几？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是追求国格，不当亡国奴，二是追求人格要自由，平等。倘若换个人，他也能忍着。可你叶群也是一样的学生，怎么当上太太就变了嘴脸？他早就想走人了。现在违犯了278团规定，无形中不知会给林彪带来什 么影响，他觉得对不起林彪，走了也许能好点，反过来再想想，又有点舍不得，再一想叶群，还是走人。
是哈尔滨铁路局公安处长李言（去世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把他弄走的。在延安时，李言是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季中权的老首长。把他弄到公安处当了个科长。（季中权说：到公安处吃得可好了。 在哪儿也比在林彪那儿吃得好。）一个铁路局公安处长，敢把东北王的秘书撬走。这在今天看来，也真够胆肥的了。在一起生活两年左右，不能说没一点感情。更重要的，大概还在于季中权出色的工作。季中权走后，秘书增加到两个，后来又增加到三个。季中权一个人，又是最艰难时期，一切都处理得妥妥贴贴。
林彪和季中权谈话，做思想工作希望他留下。讲什么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讲秘书工作的重要意义。讲也不会总让你当秘书。又讲毛主席有个秘书，一干就是10多年，等等。季中权心里说：你扯到哪里去啦！ 但是后来季中权还是到了李言那边工作了。
——季中权《林彪鲜为人知的日常生活》

B. 方舟子是不是中国人

方舟子[1]，本名方是民，美国公民（06年在美官司的美国司法部备案），1967年9月28日生于 方舟子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县，一直有着中国国籍，但持有美国绿卡。1985年毕业于云霄一中，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1990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当时中国科大本科为5年制）。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先后在美国罗切斯特（Rochester）大学生物系、索尔克（Salk）生物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研究方向为分子遗传学。

C. 尚书叛徒，大帅国妖，王爷安否

尚书是高官的称呼，清朝官制，六部主官称尚书，比如刑部尚书就是现如今的司法部、公安部、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的首脑。尚书令，始于秦，西汉沿置，本为少府的属官，掌文书及群臣章奏。汉武帝时以宦官担任（又称中书令），汉成帝改用士人。东汉政务归尚书，尚书令成为对君主负责总揽一切政令的道脑。魏晋以后，事实上即为宰相之任。唐初秦王李世民曾任其职，后不复置，故唐代尚书省长官仅为左右仆射。宋代为亲王及使相兼官，班次在太师上，非实职。明废。

D. 鲍君甫的人物生平

鲍君甫，别名杨登瀛，广东珠海人，1901年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精通日语。1919年回国后在上海发展。五卅运动中，他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两人是同乡，渐成莫逆。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杨剑虹上任后便拉鲍君甫入伙。然而鲍君甫入伙却不来南京，还打着调查科的旗号周旋于上海的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市党部、市法院及租界巡捕房、日领馆和青帮等各种势力之间。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有了名头的鲍君甫在上海滩更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逐渐成为上海滩上摆得平、玩得转的名人。
自杨剑虹自杀后，痛失“师长”的鲍君甫遂改名为杨登瀛，至于为何改名还要换姓，可能是为了纪念这位有知遇之恩的“师长”吧，这也说明杨登瀛是一个极重感情、极重江湖义气的人。公共租界巡捕房头目兰普逊在与其打过多次交道以后，深知杨的能量和与各方面的关系，公开宣称“国民党方面，我只认杨登瀛说话”，以拉近与杨登瀛的关系，可见杨在上海滩的影响力。杨登瀛取得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名义后，搬进北四川路的一幢洋房。有人事后了解到共产党还送了一辆小汽车给他。徐恩曾到上海时就喜欢住在他家里。杨登瀛非常神奇，每次搜查共产党“窝点”时，都能查到一些“情报”，还能够将中共刊物《红旗》、《布尔什维克》等，甚至逐期将中共中央发给各省委的《通告》送到调查科，这些《通告》都是中央下达的一些工作方针、政策或对形势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一项工作的具体指示。但这足以引起徐恩曾的重视，每次必抄报陈立夫和蒋介石，并深得他们的信任和赏识。
不仅如此，杨登瀛还能弄到一些托派刊物送到调查科。杨每次怀揣情报“硕果”到南京来，徐恩曾都要指派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请杨到安乐酒家、世界饭店等高档大饭馆吃饭。家父张国栋1928年5月进入调查科，与其同事4年。据家父晚年回忆，他曾多次应张冲和顾建中的邀请作陪，在与杨登瀛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之间，杨常常是滔滔不绝，喜形于色。 早在鲍君甫尚未改名、混迹上海滩时，曾结识了一位名叫陈养山的至交。杨剑虹拉其入伙时，他征求陈养山的意见。这位陈养山表面上是混迹江湖之人，但实际上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属于江苏省委领导。陈养山将此情况汇报后，中共江苏省委便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可兹利用。不久，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化名王庸）找陈养山谈话，了解具体情况。在向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汇报后，周认为：鲍君甫在政治上虽不甚可靠，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确实需要这样的“内线”，并决定留住这条“内线”，必要时，由陈赓单线联系并掌控。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用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为鲍君甫出具过的一份证明中称：“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我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也于1952年出具过一份证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的负责同志……”从当年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杨提供的情报是多么的及时和准确。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叛徒顾某立即命归西天。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一个与共产党毫不相干的人，只因受了共产党的恩惠，就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向共产党“告密”，除了说明他重感情、重江湖义气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一颗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心。如果没有杨登瀛将情报及时送出，如果让叛徒们的阴谋得逞，那么，共产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将会被严重破坏！所涉及的领导人就会惨遭杀害！那么，中共的历史就有可能被改写！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共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杨登瀛虽不是共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共“告密”者，而这个通共“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为了表示痛改前非，杨登瀛改回原名鲍君甫。从此鲍君甫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首都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但徐恩曾并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从此鲍君甫风光不再。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鲍君甫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鲍君甫认为自已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鲍君甫立即被逮捕。审讯时，鲍君甫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君甫去北京，鲍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鲍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鲍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鲍君甫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鲍君甫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鲍君甫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鲍君甫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鲍君甫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鲍君甫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鲍君甫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70年（一说为1969年）冬天，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76年1月，当纷纷扬扬的瑞雪迎来龙年之春的时候，周恩来已进入弥留期间。一日，他将罗青长叫到自己身边。罗青长伏在周恩来身边，将耳朵紧贴着周恩来的嘴巴，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头，眼泪一串串地落了下来……
据说，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然后周恩来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了……”

E. 一个女证人刚到美国在被保护的时候遭遇雇佣兵追杀并血洗警察局的电影

片名：《海军陆战队员4》

《海军陆战队员4》是由威廉·考夫曼执导，保罗·麦克吉莱恩、梅丽莎·罗斯伯格等主演的动作、惊悚片，于2015年4月10日在美国上映。

剧情简介——

前海军陆战队员杰克·卡特在退伍后加入了一间私人安保公司，他上班的第一天是负责保护押送潜逃海外数星期后被抓回来的女证人奥莉维娅·坦尼斯。奥莉维娅是IQ高达135的电脑工程师，此前隶属于美国最大的国防公司之一创世纪，她手中掌握着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情报资料，这个证人对国防部非常重要。

随后一行人开始押送奥莉维娅·坦尼斯，谁知当车队通过某密林时，他们遭到一群手持强力杀伤性武器之人的袭击。经过激烈交火后，杰克带着奥莉维娅夺路逃亡，好不容易逃到一所警察局。未过多久，叛徒和雇佣军尾随而至，残酷的杀戮远远没有停止...

(5)司法部的叛徒扩展阅读：

人物介绍——

1、杰克·卡特

前海军陆战队员，美国青年，美伊战争期间，约翰怀着为国效忠的赤诚之心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却因违抗总部的命令而被强制退伍。在一间加油站，他们遭遇珠宝大盗罗梅，一番枪战过后，罗梅团伙成功逃跑，并劫持凯特为人质。突如其来的变故唤醒约翰的斗志，他开始独身一人追踪劫匪。

2、奥莉维娅·坦尼斯

女证人，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因为自己的智商比普通人高，所以通过一些手段获取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国家资料，但也因为这些资料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

F. 鲍君甫的人物简介

鲍君甫，别名杨登瀛（1901—1969），广东省香山县前山（今属珠海市）人。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大革命时期他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关系密切，做出过突出贡献。
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杨登瀛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就如他当时使用的“杨登瀛”这个化名与日本的旧称“东瀛”似乎有某种关系。
1919年，杨登瀛回到风潮初动的上海，在一家日商洋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嫺熟的日文为日本的一些通讯杜撰稿。
1924年，他加入了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在“五卅”的风暴中，杨结识了青帮中人、洋务工会负责人杨剑虹，因同乡、同党关系而成为莫逆。后来杨剑虹去广东投靠陈立夫，成了陈的亲信助手，杨登瀛也就此与陈立夫等相识。
1926年的一天，他的一位朋友登门拜访，说有一个人久慕你的大名和才华，希望跟你学习日语，杨慨然允诺。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此后两人经常在一起杯酒论时局，吟诗抒抱负，而逐渐成为情投意合的密友。
1928年3、4月间，蒋介石指示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经国民党中组部调查科总干事杨剑虹的介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陈立夫，“中统”由此开始），邀聘杨登瀛参加。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
加入“中统”后，杨登瀛专门从事对付共产党与其他反蒋势力。1928年7、8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桉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杨登瀛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投靠蒋介石，而是利用这一机会，通过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周恩来的同意和安排下，陈赓与杨登瀛建立了关系，他是中共最早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的高层重要线人。
从1928年5月起至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桉发，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28年4月，他参与营救中共著名领袖罗亦农未果，但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罗亦农的秘书），通知中央特科“红队”将其处死在其住所内。
1928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件交租界捕房去破获中共地下机关。捕房请杨登瀛去看密件，杨登瀛获知告密信是一个名叫戴冰石的人所写。杨虽然不得不跟捕房将中共机关的7个人全部抓走，但立刻通知陈赓，叛徒随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员除掉。
1929年8月24日，上海军警据密告，破坏了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军委秘书白鑫等被捕。军委书记周恩来因临时有要事未能赶到，幸免于难。杨登瀛虽于桉发前两小时获悉此行动，但已来不及向中共传递出情况。
杨登瀛暗中通知彭湃，中共准备在引渡途中劫车救人。由于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计划功败垂成。8月30日彭、杨等四烈士在龙华英勇就义。白鑫在场作记录，被捕后释放。
杨登瀛迅速查出杨殷等人被捕一桉是因白鑫告密出卖，中共中央特科决定制裁白鑫，但却不知道白在何处。当时有上海报纸刊出新闻称，国民政府蒋主席鉴于白鑫系黄埔学生，误入歧途，准予保释。白鑫已于日前赴南京，戴罪立功，以报效党国。其实这只是烟幕弹，事实上白鑫仍在上海，也未去过南京。在杨登瀛的配合下，中共特科终于探明白鑫暂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蒲石路（今长乐路）间的和合坊43号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的家中。杨登瀛受共产党请托，几次到和合坊范宅和白鑫打麻将聊天，终于弄清白鑫将被秘密送去意大利。白鑫与范、杨商定，于11月11日晚11时从范家出发赴码头。杨将此准确情报报知中共特科。11月11日晚，陈赓率人在范宅周围埋伏。当晚，杨还特地到范家为白鑫送行，弄准最后的出发时间。当夜23点，白一行准时出范宅向弄堂口走去，枪声震响，白鑫、范争洛（范争波弟）及保镖两人当即毙命，范争波重伤送医院。
1929年初夏，有帮派人士找到杨登瀛，扬言有共产党文件出卖。杨查问之后，得知是中共的一个组织领导人陈慰年缺钱，愿意出售党内机密文件。杨给了陈两根金条，买下文件。此后陈慰年很快被处决。
1930年初，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在安排黄去中央苏区途中，黄写密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并告发中共的机密。蒋接信后即批给徐恩曾，派人接黄到南京。杨登瀛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知中共特科，及时除掉了这一隐患。
1930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被捕，杨登瀛找捕房的兰普逊疏通得以释放。1931年，中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并被巡捕搜去一箱绝密文件。巡捕不识中文，杨登瀛乘机请共产党员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捕房鉴定文件。几个月后由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出捕房。
1931年顾顺章在汉口的被捕叛变，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格局，也最后导致杨登瀛的“白皮红心”特工生涯上画下了句号。
杨登瀛闻讯顾顺章叛变之后仍旧镇静自若，相信上司张道藩可以帮他渡过难关。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1932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位居国民党要位的张道藩暗中活动，终于将杨登瀛释放出狱。这时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等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
1934年国民党再度启用杨登瀛，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澹。
1949年，南京解放时，杨登瀛在南京街头靠襬小摊为生。解放后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由于杨登瀛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而被南京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杨登瀛提出他在当年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根据陈赓的证词，杨登瀛终于保全性命，但仍旧被判管制。此后杨登瀛住在南京，生活无着。
1952年11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得知杨登瀛的情况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说明“鲍君甫（即杨登瀛）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
1956年3月，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在北京会见了早年曾受其保护的共产党人陈赓和陈养山以及李克农、安娥（当年地下工作者，曾任杨的秘书）等人。
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生活情况，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其生活，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其装设了假牙，赠送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然后杨登瀛在专人的陪同下在北京逗留了3个星期。以后陈赓只要到南京都到杨登瀛家看望，对其生活给予关心。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杨登瀛在南京病故，时年68岁——他的撒手尘寰或许终于使他得免去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然而却仍旧无法抹去布在他人生旅途上的种种疑团。
直至20世纪90年代，上海某些不谙就里的媒体还在说鲍君甫是个国民党的“侦探”，当年充当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要员；直至在1993年5月，鲍君甫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这名曾经的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
如没有他的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恐怕有很大一部分需要重新改写。

G. 郭潜的介绍

郭潜（1909年10月26日—1984年8月4日），本名郭乾辉，曾用陈然、郭铁梅、郭华伦等名，祖籍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丙村镇，1908年出生。他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考入中山大学，在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者。后逮捕叛变，加入中统，去台湾，官至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副局长。后去国际关系研究所，出任该所的副主任。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有不少意志不坚定、经受不住诱惑的党员沦落为叛徒，在这些人当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如张国焘、徐梦秋、项乃光、袁晓轩、蔡孝乾、顾顺章、徐锡根、卢福坦、李竹声、涂振农等。这些做了特务的叛徒，在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系统中做到首脑级别的叛徒，惟有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的郭潜。

H.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叛徒有哪些！（越多越好

1、曹汝霖 （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2、汪精卫

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

汪精卫降日投敌，建立傀儡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

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8)司法部的叛徒扩展阅读：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 亨特博伊尔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政府和维希政府相似，“当他们认为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

曹汝霖被定义为著名卖国贼的渊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这年的11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大使奕劻、小村寿太郎等在北京就东三省条约事宜展开谈判，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为袁世凯助手身份出现的。

I. 曾国藩为什么很快就处死了李秀成

1864年7月23日，李秀成兵败被俘。28日，曾国藩自安庆到金陵，令李秀成书写供词，即《李秀成自述》。不久，曾国藩命人将李秀成杀害。李秀成牺牲后，曾国藩把他写的自述经过删改并撕毁一部分之后，命人抄写两份，名为《李秀成亲供》，一送清廷军机处，一送安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密不外露。直到1963年，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才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于世。
李秀成供词的真伪，曾国藩为何要删改供词，为何要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史学界几乎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1864年8月7日，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在天京（即现在的南京）沦陷后就义了。就义以前，他曾在曾国藩的囚笼里被迫写下了一篇长达5万言的《亲供》，即后人称为《李秀成自述》。对于这个《亲供》，史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出于对李秀成的崇敬，或痛惜“自述”内容玷污了英雄的历史，于是就产生了“自述”系曾国藩伪造的
说法。而大部分学者则认为“自述”确出于李秀成之手，曾国藩确实改过其中几处，如洪秀全之死及李秀成被擒等事；但“自述”并非曾国藩伪造，“自述”所记内容基本上是可靠的。
半个多世纪的争论
曾国藩在杀害李秀成后，把他的自述很快删改刊刻，即世所传的“九如堂本”。世传原稿存曾家，而曾国藩不肯交给清政府，曾的后人也
不肯公开示人。光绪末年，有一个署名扪虱谈虎客（真名为韩孔）的，根据曾国藩的刻本再加删改，交由日本广智书局刊入《近世中国秘史》中。
1931年，已故著名学者罗尔纲开始对《李秀成自述》作注，他当时能看到
的就是《近世中国秘史》本。面对谬妄丛生的《近世中国秘史》中对《李秀
成自述》的记载和叙述，罗尔纲辛苦考证了几十年。直到1944年暮春，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的吕集义先生才在湘乡曾氏家里看到了秘藏多年的《李秀成自述原稿》。吕先生用随身带去的北京大学影印的“九如堂”刻本，据以对勘，抄补了5600多字，并拍摄了15帧照片，带回广西。其时，罗尔纲也在广西通志馆工作，看到了吕集义先生所摄照片4帧及抄补本，便摒弃了《近世中国秘史》本，改据吕集义抄补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签证》。《签证》以笔迹签定为标准，断定：“曾国藩后人家藏的《自供》原稿确是亲
笔”。《签证》的发表，一时轰动了学术界。
1951年，开明书店一版再版。在1954年6月由中华书局印行的改订三版中，罗尔
纲又根据《忠王亲笔答辞》的字迹鉴定出《忠王谕李昭寿书》与《忠王自传原稿》笔
迹对比，再次验证出《忠王自传原稿》确为李秀成亲笔。至此，《忠王自传原稿》的真伪之争似乎已经解决。但1956年《华东师大学报》第四期发表了年子敏、束世的《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商榷》一文，对罗尔纲先生的考证提出质疑，认为李秀成供词出自曾国藩的伪造。他们的理由是：其一，以经过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笔迹专家审定，《李秀成自传原稿》的字迹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不是同一人的笔迹；其二，罗尔纲认为供词的写作时间起于1864年7月30日，迄于8月7日，但根据影印的曾国藩日记，在7月29日前已有了供词。而且现有供词的内容充满卑躬乞降的词句，不合李秀成英勇不屈的性格。当时，李秀成被俘后身受伤害，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也不可能日写7000字的供词，等等。史学界就此又掀起了一场大争论。罗尔纲再次从书学八法对字迹作进一步研究，写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举例》和《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真伪问题和史料问题》两篇文章，编入《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一书内，于1958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两篇文章的提要写入《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签证》增订本上，得到了书法家和史学界的赞同，再次肯定了《忠王自传原稿》确是真品。
1963年，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先生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亲供手迹》影印公布于世，内容较刻本多9000多字，为33300多字，计74页，全书没有结尾。
以影印本来核对，进一步论证了罗尔纲先生鉴定的正确性，真伪之争再次告一段落。
可是，好景不长，1963年戚本禹抛出《评李秀成自述》和《怎样对待李秀成的
投降变节行为？》两篇奇文，为影射史学开路，李秀成顿时成为众口一词的叛徒，他生前的一切也都成了罪证。粉碎了“四人帮”，关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又在学术界热烈展开了。
1979年，《中华文史论丛》第一期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荣孟源先生于1963年完稿的《曾国藩所存李秀成供稿本考略》一文，他经考证认为：《自供》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改后重抄的冒牌货。主要依据是，第一从每天所写起讫处看不出真迹。李秀成每天是随写随交，真迹应是散叶或分装为9本，不会是写在一本装订好的“吉字中营”横条簿上；绝不能每天都结束在末页末行最末一个字。而今所见的《自供》，前后一两天所写连在一起，看不见每天的间隔，显然是曾国藩派人把李秀成每天所写的真迹汇抄在一起的；第二从《自供》字数上看它不是真迹。写供人李秀成，删改人曾国藩，参加删改人赵烈文（曾国藩的幕僚），三方面的材料都说明
李秀成真迹是5万余字，而今留下的《自供》只有36000多字，比真迹少10000余字；第三，从曾国藩时《自供》删节处看不是真迹。曾国藩交往军机处的《自供》，与曾国藩所存《自供》稿本的多处地方字句不同；曾国藩所存《自供》稿本从第一页到四十页，书上都写有页码，整整齐齐，并无差错，这就说明《自供》并非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删节后的抄件；第四，从《自供》字句行款看不是真迹。《自供》中出现的“上帝”、“天王”多数并不抬头，这不合于太平天国严格的书写规定；《自供》中凡“清”字均不讳，却把不该讳的“青”写成“菁”，显然是违背了太平天国的避讳制度。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不同意荣孟源的看法。他在《李秀成原稿释疑》一文中断定“《自供》是李秀成的亲笔”。他说，每天所写起讫问题，“我们不可能设想当时的李秀成好像后来的作家一样，有一个每天分节写出的章节安排”；《自供》字句款讳问题，因为“李秀成在皈依拜上帝教之前，已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人了，早有通行的书写习惯，在加入拜上帝教之后，经历了十余年，尽管熟悉了太平天国规定的书写格式，但有时疏忽，又回到早年的写法，犯了讳，也并不奇迹。”他又说，供词原稿如果是假的，曾国藩在上报清廷和在安庆刊出后，应该说已经达到了他作伪的目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假东西当作宝贝传之后代呢？为什么到他的第四代曾约农还要把这个易招物议的假东西公之于世呢？
曾国藩缘何要纂改供词
针对荣、陈两位先生的观点，罗尔纲又作了认真的分析考证，在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进一步阐述《李秀成自述原稿》是李秀成亲笔手迹的观点。他说：“这部原稿，并不是冒牌货，而是李秀成
亲笔的《自述原稿》。”但这部原稿，“可以看出几项曾国藩欺骗清廷的重大事件”，他指出：曾国藩主要在四个地方盗改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即第一是洪秀全死因一事。李秀成手迹记载：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四月廿一日亡。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国藩为了报功，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二十二日上奏清廷时却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到七月初七日，杀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宫婢黄氏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并把《李秀成自述》中这样一段话改为：“因九帅（曾国荃）之兵，处处地道近城，
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第二件是李秀成被俘一事。李秀成当时只身一人逃难到天京城东南的荒山上，他随身带有许多珍珠宝物，结果被砍柴的村民认出，因村民之间分配珠宝发生争执，李秀成掩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但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
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第三是李秀成保卫幼天王从缺口冲出天京的时间问题。李秀成的原话是：是日将夜，寻思天计……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
更”。初更是傍晚19时至20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氏兄弟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主要带兵大员的责任。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第十误。《李秀成自述》原稿为：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曾国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时，曾用朱笔圈去。到后来清廷命他详细抄录补送时，他便把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掩盖了曾国藩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而且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很轻易拿下，都由于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的原因，这样，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和曾国荃身上。两相对照，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与此同时，曾国藩之所以要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也有其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李秀成深知曾国藩与清廷之间的矛盾，而劝其在手握重兵之时取而代之。这在曾国藩后人所讲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得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劝文正公（曾国藩）当皇帝，文正公不敢”。这不是一条孤证，1936年，清史专家孟森为北京大学影
印曾国藩刻本《李秀成供》作序，曾经谈到这个传说。1944年，前广西通志馆就是要追寻这个传说而去湘乡曾家抄录《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在晚清的一些笔记中，也记载了许多曾国藩部下在湘军称霸东南之时，如何劝曾国藩举兵称帝，以恢复汉家天下的故事。如某书记载湘军攻陷天京后，曾国荃萌异志，曾向其兄劝进。国藩闻而彷徨无措，踯躅徘徊于室中者通宵达旦。第二天早晨，答复曾国荃说：“人家待我们还好，何忍出此？”事乃寝。又据载，湘军攻陷安庆，广东按察使彭玉麟授安徽巡
抚，迎曾国藩东下，船未抵岸，即遣亲弁以密函呈曾氏，内言：“东南半壁无主，老帅岂有意乎？”曾国藩阅而变色，急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信团之，吞下肚去。
以上这些史料足以说明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及其心腹幕僚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献俘进京，不侯圣旨即在南京匆匆把李秀成杀害的原因，目的是怕李秀成说出种种不利于曾氏兄弟的话语。

J. 司法部与法院、检察院的关系

司法部、检察院、法院三者之间关系不大。司法机关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公民法律知识普及、律师队伍的管理、法律援助等等，归国务院管辖。而法院、检察院分别是国家的审批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的。

拓展资料：

检察院：是公诉机关，理论上是与政府平级的，县政府和县检察院是平级的，检察院只受上级检察机关指挥，县政府是无权指挥检察院的。除普通刑事案件外检察院还负责贪污贿赂渎职侵权之类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