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何鹏案

⑴ 卡里突然多了很多钱

1、你并未触犯法律，你卡里突然多出来的钱，如果不是别人有意汇给你的，就构成了民事行为里的不当得利。
没有合法根据，或事后丧失了合法根据而被确认为是因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获得的利益。如售货时多收货款，拾得遗失物据为己有等。取得利益的人称受益人，遭受损害的人称受害人。不当得利的取得，不是由于受益人针对受害人而为的违法行为；而是由于受害人或第三人的疏忽、误解或过错所造成的。受益人与受害人之间因此形成债的关系，受益人为债务人，受害人为债权人。
2，如果债权人要求你返还所得利益，你有义务予以配合，如果把钱据为己有，不想交出，才有可能涉嫌侵占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条 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处二年以下 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二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本条罪，告诉的才处理。
3，去买张彩票吧，应该是一等奖！

⑵ 如何可以选一个有讨论价值的话题

多关注热点新闻就可以找出许多：小商贩捅死城管的事情如何看待？广州许霆案究竟如何看待？梁莉从机场捡到贵重黄金物品，真的可以判处无期徒刑？云南何鹏案与广州许霆案为什么有不同的结果？一个判处无期，一个判处有期徒刑5年？……

⑶ 朱巍的发表作品

《网购“后悔权”为何难落实》，《中国消费者报》，2014年4月28日
《互联网的法治化》，《新京报》，2014年4月21日
《公共领域采购之弊端》：《法制周末》2014年4月2日
《“秦火火案”带来的启示与反思》，《法治周末》，2014年4月16日
《XP停止服务，不适用霸王条款》，《法制晚报》，2014年4月9日
《从携程“漏洞门”反思网络金融》，《法制晚报》，2014年3月26日
《“集体研究”不是渎职犯罪的挡箭牌》，《法治周末》，2014年3月13日
《解决微信“抄袭”，不能全靠法律》，《法制晚报》，2014年2月28日
《关注互联网时代的司法透明度》，《法治周末》，2014年2月26日
《以人查房的利与弊》，《法治周末》，2014年1月8日
《支付宝用户信息被卖，未涉隐私？》，《新京报》，2014年1月7日
《杜绝网络诈骗是互联网公司的责任》，《光明日报》，2014年1月6日
《支付宝用户信息被卖未涉隐私吗》，《新京报》，2014年1月6日
《探月所涉法律原则解读：或可仿南极构建月球法律体制》，《北京日报》，2013年12月18日
《消费返利法律问题研究》：爱思想网，2013年1月8日
《法律不相信霸王条款》，《法治周末》，2013年12月18日
《“网络安宁权”不只要写在纸上》，《新京报》，2013年12月8日
《信访与政绩须“脱钩”但不必“划界”》，《小康》杂志，2013年12月6日
《互联网产业发展和依法治理的重要指引》，《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6日
《案件管辖改革是保障当事人权益的核心》，《新京报》，2013年10月31日
《360不正当竞争“累犯”行为当严惩》，环球财讯，2013年10月23日
《“查开房”网复活，莫将侵权变成偷窥狂欢》，《新京报》，2013年10月23日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保护》，搜狐传媒，2013年10月16日
《莫让院士头衔成为利益滋生的温床》，《小康》杂志，2013年10月10日
《加州网络“橡皮擦法”：善法善于宽容》，《新京报》，2013年9月26日
《对行凶精神病患不应羁押批捕》，《新京报》，2013年9月16日
《司法应成为散户权益最后屏障》，《新京报》，2013年9月11日
《古今中外“禁酒令”源远流长》，《燕赵晚报》，2013年9月10日
《国家利益被侵害，法律应有作为》，《光明日报》，2013年9月2日
《互联网产业发展和依法治理的重要指引》：《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6日
《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解读》：《新互联网时代》2013年第1期。
《媒体的转载审核义务》：《青年记者》2013年六月上。
《艺人的人格权应如何保护》：《演员杂志》2013年第7期。
《诚信建设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紫光阁》2013年第3期。
《“虚假诉讼”购车新法有招治》《法制晚报》2013年1月5日
《手机实名制可剥剥隐身衣》，《法制晚报》2013年1月7日
《入网实名制让违法隐形人无处遁形》，《新京报》2013年1月9日
《红黄绿灯之源》，《北京日报》2013年1月9日
《红黄绿灯之源》，《新华文摘》2013年第6期
《官本位作祟是瞒报的根源》，《光明日报》2013年1月15日
《“小夫妻代购火车票”违法吗？》：《新京报》2013年1月16日
《电子送达解无法送达难题》，《法制晚报》2013年1月11日
《域名侵权亟待立法》，《法制晚报》2013年2月1日
《赔偿额不应有上限》,《法制晚报》2013年1月29日
《女副市长笔试倒数第一，破格理由何在》,《新京报》2013年1月22日
《古今中外的禁酒令》：《北京日报》2013年2月6日
《网络侵权多发，三招专治网站装糊涂》，《法制晚报》2013年3月21日
《热气球事故赔偿责任分析》，《北京日报》2013年3月6日
《力挺见义勇为，防止恩将仇报》，《法制晚报》2013年2月26日
《网络实名制相关争议问题研究（一）——网络实名制无损于个人信息保护》，《中国广播》2013年第2期
《网络实名制相关争议问题研究（二）——网络实名制有益于建立诚信社会》，《中国广播》2013年第3期
《女子结扎致死，不能用钱摆平》：《新京报》2013年4月10日
《“假离婚要求复婚不予支持”是媒体误读》：《一财》2013年4月11日
《微信收费：圈地运动讲的是规则》：《小康》2013年第5期。
《网络非法转载等同剽窃》，《经济参考报》2013年4月23日
《来自中世纪的@》：《北京日报》2013年5月8日
《对打车软件设立行政门槛值得商榷》：《新京报》2013年7月3日。
《震后房贷还要不要还？》：《新京报》2013年4月26日
《虐虎拍照动物园也应受处罚》：《法制晚报》2013年5月6日
《诉前禁令不适用网络名誉侵权》：《法制晚报》2013年5月10日
《线上纠纷解决机制势在必行》：《新京报》2013年5月18日
《网友相约自杀，网站责任何在》：《新京报》2013年5月30日
《亲子鉴定不应是准生证门槛》：《新京报》2013年6月3日
《临时工执法是个伪命题》：《新京报》2013年6月8日
《欠缴水电费禁考公务员，于法无据》：《新京报》2013年7月7日
《在门口看看老人，法律又能如何》：《新京报》2013年8月6日
《空中别墅违法，再牛业的拆》：《法制晚报》2013年8月16日
《王雪梅事件拷问法医公信力》：《新京报》2013年8月19日
《惩罚性赔偿是消法修正案亮点》：《法制晚报》2013年8月28日
《国家利益被侵害法律应有所作为》：《光明日报》2013年9月2日
《网民应成为治理网络谣言主力军》：《光明日报》2013年8月29日
《网络谣言受害者也应挺身而出》：《新京报》2013年8月29日
《拍卖书信应遵守最小伤害原则》：《北京日报》2013年5月29日
《李广年是否伪官别让法律旁观》：《新京报》2013年6月27日
《律师不可背离职业伦理》：《新京报》2013年7月26日
《司法应成为散户的最后屏障》：《新京报》2013年9月11日
《演员的人身权保护》：《演员杂志》2013年第8期。
《作家与版权》：《中国作家》2013年第8期。
《“微博第一案”的法律解读》：爱思想网，2012年12月19日
《私自载客并非都是“非法经营”》：《新京报》，2012年12月19日
《希望任建宇获释不仅是个案的胜利》：《新京报》2012年11月20日
《地铁商业冠名应听听民众意见》：《新京报》2012年11月15日
《为何工行可以取消“全额罚息”》：《新京报》，2012年10月31日
《更该为公务员职业伦理立法》：《新京报》，2012年10月25日
《“NBA”进汉语词典并无不可》：《新京报》，2012年8月29日
《为什么会有“钓鱼抓嫖”》：《新京报》，2012年8月24日
《网站删帖需有明确法律规范》：《新京报》，2012年8月11日
《治超罚款月票”是典型的行政寻租》：《新京报》2012年8月9日
《“天灾”能成为高速免责的理由吗》：《新京报》2012年7月30日
《“破案”要尊重法律程序》：《新京报》2012年7月23日
《“乌木之争”政府奖励似乎少了》：《新京报》2012年7月10日
《举报人为何成不敢领奖的“懦夫”》：《新京报》2012年6月15日
《“反家暴”立法，未成年人应特殊保护》：《新京报》2012年6月4日
《高速路“超时费”是否乱收费》：《新京报》2012年5月15日
《村民拆迁补偿款理财无需镇政府操心》：《新京报》2012年5月9日
《互联网自律的一个里程碑》：《光明日报》2012年5月3日
《协调网络舆论自由与监管的几点原则》：载《信息安全网络》2008年第6期
《记者行使职务权利四原则》：合著，《青年记者》，2012年13期
《论房屋转租——以<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视角》：《河北法学》，2010年第5期
《更有效管理道路交通 更公平保护人民利益——解读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7日
《<新浪微博社区公约>的解读》，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12年12月13日
2011年
《你的密码安全么》：《北京日报》2011年12月28日
《网购“信誉评价”谁说了算，摧毁体系能换来“平等”？》，《北京日报》，2011年11月30日
《微博言论侵权难享豁免权》：《新法制日报》2011年9月20日。
《邻里间的“容忍”底线在哪里》：《北京日报》2011年9月1日
《网站善用“避风港规则”可免责》，《人民日报》，2011年8月23日
《伦敦骚乱引发微博法律思考》：《北京日报》2011年8月17日
《窃听丑闻动了西方新闻自由底线》：《北京日报》2011年7月27日。
《艺术品买家应有知情权》：《北京日报》2011年6月29日。
《微博版权如何认定，默许转载并非放弃版权》，《北京日报》，2011年4月27日
《网络不是侵犯版权的“避风港”》，《人民日报》，2011年4月27日
《避风港规则须防滥用》：《北京日报》2011年4月27日，第18版。
《俄青年怀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中国青年报》，2011年4月19日
《微博或造就法律无疆地带，名人“发言”更要谨慎》，《北京日报》，2011年4月6日
《司法，区别善恶兼备的民俗》，《法制日报》，2011年4月6日
《该不该给民间慈善设立行政许可》：《清风杂志》2011年第8期
《以价论奖何以有生存空间》：《清风杂志》2011年第7期
《寻找人格保护与新闻自由的最佳平衡点》：《法治新闻传播》2011年第2辑。
《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几个问题》：《法治新闻传播》2011年第1期。
2010年
《记者人身权利应该特别保护——从风闻言事说起》，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10年12月15日
《“QQ相约自杀”判决值得商榷》，《新京报》，2010年12月6日
《民事权利不得滥用——评湖南一起旷日持久的专利权纠纷案》，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10年10月17日
《<典当管理条例（送审稿）>修改建议——以典当的商行为性质为视角》，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10年10月17日
《网络转载“潜规则”不成立》，《新京报》，2010年7月2日
《房地产典当实践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商报·典当导报》2010年6月29日。
《网络实名制之法社会学分析》，《人民法院报》，2010年6月16日
《一个案件分成7706次起诉是纵容剽窃》：《新京报》6月12日，评论周刊版。
《<世界杯80年精彩图集>出版，寻找曾经的世界杯记忆》，新浪体育，2010年5月17日
《善意收当制度能被确认么？》：《中国商报·收藏拍卖导报》2010年2月4日
《宋祖德案提出四个法律问题》：《新京报》2010年1月2日，评论周刊访谈版。
《论转租——以房屋租赁合同司法解释为视角》：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5期
《论证言广告代言人责任》：载《朝阳法律评论》2010年第3辑
《我为什么支持网络实名制》：《新闻与法制》2010年第7期。
《网络实名制不会对舆论自由产生负面效应》：《青年记者》2010年第12期。
2009年
《从<侵权责任法>（三审稿）看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中国侵权责任法立法研究论坛，2009年12月28日
《论消费权益保护中的民事赔偿优先原则》，《判解研究》，2009年7月27日
《论业主概念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含义》，《判解研究》，2009年7月1日
《简述中国典权制度的变迁史》，《判解研究》，2009年5月22日
《论交强险中的法律关系》，《判解研究》，2009年5月17日
《“何鹏案”VS“许霆案”》，《判解研究》，2009年4月19日
《历史的看待发展中的商事惯例——以否定“中国酒店业12点退房”商业惯例为视角》，《判解研究》，2009年3月19日
2008年
《不可抗力视角下的悬赏广告履行限制》，《判解研究》，2008年6月30日
《地震中的法律价值取向————以孔子治国方略为视角》，《判解研究》，2008年6月16日 参与《衡山发‘四不论’禁赌令，是僭越职权还是从严治赌？》讨论，讨论内容全文在中国江西网上发表，2014年4月28日
《“两证”被吊销 写手忙找下家》，《新闻晨报》，2014年4月29日
《新浪“许可证”之失：或半年后才能重新申请》，《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4月25日
《新浪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被通报 两证吊销影响几何》，《人民网》，2014年4月25日
参与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期“传播热点论谈”，主题为聚焦“马航事件”，从“被遗忘权”角度阐述观点，2014年4月16日
《三菱电机不认可工商局抽检结果拖延召回或被罚》，《法治周末》，2014年4月16日，
《新消法为何难以落实》，《法制晚报》，2014年4月16日
《“集体研究”免责“挡箭牌”》，《解放日报》2014年4月14日
《网络安全事件不断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紧迫》，《法制日报》，2014年4月11日
《互联网“心脏出血”，用户安全风险谁担责》，《法制日报》，2014年4月11日
《中石化“牛郎门”案二审：两网站败诉 庭审细节曝光》，中国广播网，2014年4月1日
《中消协发布安全软件用户满意度调查》，《南方都市报》，2014年3月19日
《点赞，社交网络的伟大创举？》，《法制晚报》，2014年3月17日
《电信业十大隐性侵权现象揭秘:擅自更改消费套餐》，《法治周末》，2014年3月12日
《4S店缘何热衷搭售保险，入保率挂钩销售业绩》，《法治周末》，2014年3月12日
参与《雾霾汹涌来袭 百姓能否索赔？》讨论，讨论全文在中国江西网上发表，2014年2月28日
《网络交易监管日趋严格》，《中国贸易报》，2014年2月27日
参与《司机马路上施舍挨罚是爱护生命还是伤害善意》讨论，讨论全文在中国江西网上发表，2014年2月20日
《“复旦投毒案”宣判：两个生命的悲剧警示》，《光明日报》，2014年2月19日
《家国情怀与舆论泡沫》，《法治周末》，2014年1月7日
参与《天津环保应急限号遭“乌龙”，交管部门拒绝执行引热议》讨论，讨论全文在江西新闻网上发表，2013年12月27日
《“人肉搜索”的法律边界在哪》，《检察日报》，2013年12月21日
参与“中欧完善媒体法律保护项目媒体从业人员培训研讨会”，并作了《网络侵权责任》的主题演讲，2013年12月13日
《“微博法庭”：网络案件，网民裁决》，《南方周末》，2013年12月5日
《“三权”保护刻不容缓 安全企业互联网权限亟需监管》，中国财经网，2013年11月27日
《移动互联网“一战”爆发》，《中国品牌》。2013年11月刊
参与中央台召开的“互联网新闻信息传播规范”第二场专家研讨会，结合代理“牛郎门”案件的体会，与大家分享了网络媒体在内容监管和平台自律方面的法律界限，2013年11月7日
参与《记者遭跨省刑拘事件罪名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讨论，讨论全文在江西新闻网上发表，2013年10月25日
《“损害商业信誉罪”边界之辩》，《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0月24日
参与“互联网与公共传播”论坛讨论，2013年10月17日
《多方“围剿”奇虎360 联想、小米加入“战团”》，中国新闻网，2013年9月30日
《诽谤信息转发500次判刑 专家建议应从严掌握》，《中国青年报》，2013年9月12日
《海外代购热背后的维权难题》，《法治周末》，2013年9月11日
《“今日焦点网”等11家网站被查处》，《南方都市报》，2013年9月8日
参与“中日网络消费研讨会”，2013年8月29日
《法学专家呼吁完善打击网络谣言法律框架》，中国公安报，2013年8月24日
《钱钟书书信拍卖引争议 著作权能否对抗所有权？》：《新法制报——法律圆桌》，2013年5月30日
担任“明德民商法研习社银行卡纠纷案件”研讨会主持人，2009年8月31日
参与“范曾诉文汇报、郭庆祥侵害名誉权案一审判决研讨会”，2011年6月23日
《法官称不能让个案阻碍网络言论自由》：《中国青年报》2011年9月7日
《法学家杨立新作客网易 谈“艳照门”的法律困境》：《网易嘉宾访谈》2008年3月28日
《朱巍：微博言论侵权难享“豁免权” 人民大学法学博士认为网络侵权常见5种类型，名人和普通人侵权责任应有区别》，《新法制报》，2011年9月20日
《深圳唯冠若咬住苹果不放 将涉及滥用诉权》：《donews》2012年3月9日
2011年
《微博言论侵权难享“豁免权”》，《新法制报》访谈，2011年9月20日
《“7·23”遇难者怎么赔》，《京华周刊》访谈，2011年8月15日
《典当行业有福音》，《法治周末》访谈，2011年5月24日
《唐山丰润对超重货车巨额罚款，记者采访遭遇粗暴干涉》，中国广播网，2011年4月2日
2010年
《浙江在线：侵权官司未了，上市进程受阻》，《投资者报》，2010年11月15日
中国法学讲坛，《一场由人情义气引发的债务纠纷案研讨会》，2010年10月13日
《批评还是诽谤？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民主与法制》，2010年10月11日
《新京报诉浙江在线非法转载案将二审》，《新京报》，2010年6月30日
“《新京报》起诉浙江在线非法转载案”研讨会，《新京报》，2010年6月12日
《宋祖德败诉启示，网络发言边界在哪？》研讨，《新京报》，2010年1月2日

⑷ 何鹏与云南何鹏案件是一个人吗

这个正常是不是一个人？因为全中国林子一样的有好多的。

⑸ 云南许霆是谁

当事人何鹏称自己有错但没有罪，要银行就计算机系统故障给出明确说法；

律师计划月底申诉，要求改判无罪，称取与不取都是代为保管

一个原本有着良好前途的大学生，却在监狱中度过了8年半的时光。从大学校园到监狱，从监狱到社会，消逝的是不复再来的青春岁月，遭遇的是巨大的精神打击。他叫何鹏，云南省陆良县人，被舆论称为“云南许霆”。

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变故？8年多的牢狱之灾对他造成了怎样的影响？1月20日一大早，记者来到云南陆良县马街镇金家村，见到了刚刚出狱的何鹏。

文/图 本报记者曾向荣 发自云南陆良

何鹏的家在公路旁，离县城15公里，离昆明大约200公里。这是一栋1996年建的两层小楼。

家门前，还能看到鞭炮纸屑。对于这个家来说，这样的喜庆气氛只有在10年前何鹏考上大学时才有过。但当年的大学生却在监狱中荒废了最美好的时光。

8年多的牢狱之灾，给何鹏留下了阴影。出狱后的何鹏言语不多，瘦高的个子，虽然还不满31岁，但头上的白发清晰可见。

当地出租车司机小陈看到何鹏后的感触是：“看他的坐姿，好像是被审的样子。”

凌晨归来

第一次用手机

1月16日凌晨2时许，夜正深，云南省陆良县马街镇金家村村民何见贵家的座机突然响了起来，来电显示的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何见贵拿起话筒，电话是儿子何鹏用狱警的手机打来的，他告诉父母，自己出来了。这也是何鹏第一次打手机。

当时，何鹏在3名狱警的陪同下正坐在返回陆良的车上，离县城还有10公里路程。

何见贵夫妻俩原本计划5时起床，去何鹏服刑的云南省第四监狱门口接人。放下电话后，他们赶紧动身火速前往县城，白天40分钟的车程只花了15分钟。

半小时后，一家人在县城的广场见面了，抱头痛哭。那时，天空漆黑，风中带着寒意。

何见贵清楚地记得，8年多来，夫妻俩去监狱探望过儿子38次，每次见面只有30分钟。

凌晨4时，何鹏穿着母亲给他新买的西装，回到阔别8年的家。“大方向认得出来，但家门前的小院没有了。”何鹏说。

三抓三放

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太大

何鹏要出狱的消息，何见贵去年12月就知道了。

去年11月2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何鹏案进行了改判，何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十多天后，此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生效。

不过，消息传来时，何见贵还高兴不起来。他心里有顾虑，因为2002年何鹏案判决前，警方曾对何鹏“三抓两放”。

何见贵怕媒体报道后，万一局面搞僵，对何鹏不利，这个家庭根本受不了又一次打击。他甚至24小时关机。“我觉得这样很不礼貌。但之前高兴过几次，也着实痛苦了几次，这次也就有了顾虑。”

2001年3月5日，当时还是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大一学生的何鹏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12日被释放，同年4月6日被逮捕，11月23日被取保候审，2002年3月11日被再次逮捕。“从2001年到现在，我是被三抓三放了。”

8年多的牢狱生活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太大了。出来这几天，主要陪着父母聊聊天，跟父母8年多没在一起了。但聊着聊着，就会说起这些年来他们申诉那些事。”何鹏说。

变故

储蓄卡上出现巨款

何鹏在家中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如今，大姐已经出嫁，二姐患有先天性脑发育不全，一直在父母身边生活。

小时候的何鹏活泼好动，学习成绩不错，何见贵至今还保存着儿子小学时的奖状。2000年9月，何鹏考入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刑侦系经侦专业就读。

如果不是那次事件，何鹏会跟他公安学校的同学们一样，毕业后分到派出所或公安局工作，结婚生子，一切都水到渠成。父母还准备在县城给何鹏买套房子。不过，何鹏的人生轨迹，在2001年3月2日晚上被改变了。

那天晚上9时43分，何鹏拿着自己的农行储蓄卡在学校附近建行自动取款机上查询余额时，发现原本只有10元的数字后面多了好几个“0”。这张卡是家里在陆良办的，何鹏平日在学校的生活费通过这张储蓄卡支取。

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何鹏分别在建行、中行、工行的取款机上取款224次，一共取出了42.97万元。3月3日，背着这笔巨款，何鹏赶回200公里外的老家。

“他告诉我，钱是从卡上取来的，没事。”何鹏的母亲孟小月说。孟小月担心把钱弄丢，就埋在后院，“因为家里被盗过两次”。

仅过了两天，警察和银行人员就找到何家。何鹏的母亲当场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我说我会一分不少地给你们。我家抽屉里的钱，他们说你也拿来，只要是钱就拿走。抽屉里有5050元，后来退还了3380元。”孟小月说。

申诉

60岁父亲学上网开博

何见贵夫妇认为，还了钱就没事了，但事情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何鹏很快被捕。2002年7月12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何鹏无期徒刑，何鹏不服，提出上诉。同年10月17日，云南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被改变的，不只是何鹏的命运，还有何鹏父母的生活。跑运输的父亲把车卖了，没心思再开车。“要是这几年继续跑运输，每年挣个10万元没问题。”家里的地也荒了，从1998年开的小商店，生意也是时断时续。

何见贵夫妇四处为儿子的案子申诉，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底，变得贫困起来。“大概花了20多万元。申诉的材料可以装满一辆小拖拉机，车票、餐票、信件回执有1公斤重。”最早一次是在2003年，夫妻俩一起去了北京。“我去北京就有17次，他爸爸去了北京5次，还去过广州、山西、陕西等地。”孟小月回忆。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把房子抵押给了信用社，贷款10万元。

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何鹏获得减刑，刑期减到14年。何见贵坚信自己儿子无罪。快60岁的他特意买了电脑，装了宽带，学习上网浏览新闻。此外，他还在网上开通了博客。广州许霆案的出现，让这家人再次看到了希望。

转机

许霆案让人看到希望

“许霆案是何鹏在监狱里听收音机时了解到的，他跟我们说这个案子和他的案子有点相似，叫我们注意一下。那时候，许霆案还没有判决，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随后，何见贵天天都密切跟踪许霆案的进展。

许霆是山西人，2006年在广州做保安。同年4月21日，许霆在一家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取款时发现，取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了1元，随后，许霆在同一台取款机上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然后携款潜逃一年之久。2007年5月许霆归案，当年12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许霆不服，提起上诉。

许霆一审被判无期徒刑时，何见贵一家感到绝望，“假设许霆案没有转机，我们的申诉就非常难。许霆被判无期徒刑后，这里的政法部门还用这个案子教育我们，要我们不要再申诉了。”何见贵说。

2008年3月31日，广州中院对许霆案重审宣判，何见贵夫妇特意从云南赶到广州，旁听了庭审过程。法院认定许霆的盗窃罪名成立，不过刑期由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骤减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万元，继续追缴许霆未退还的犯罪所得。

此前没有引起关注的何鹏案，开始不断有媒体介入。何鹏对记者说：“有了媒体的关注，事情要好得多。”

改判

从无期到8年半

“许霆的银行卡在别的自动取款机上就取不出钱，因为只是那一台取款机出故障了。但何鹏的卡在其他的取款机上都能取出钱，是因为他卡上有这么多钱。”孟小月认为自己儿子的案件和许霆案有点区别。而且，自己很快交出了钱，但许霆带着钱跑了一年。

孟小月还认为，出事的地点在昆明，为什么不在昆明开庭？而且银行并没起诉，也没有到庭。

许霆案后，何见贵常跟许霆的代理律师沟通案情，还前往山西，找到了许霆的父亲。又经过律师介绍，去年3月，何见贵还到北京参加了何鹏案情的研讨会。

何见贵提供给记者的材料显示，2009年11月18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组成合议庭对何鹏案再审。11月24日，云南省高院对何鹏案进行了改判，何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判决书称：“原判对被告人何鹏在法定量刑幅度内判处最低刑罚仍显过重，虽然被告人何鹏没有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但依照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对其可在法定刑以下量刑。”“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1年3月5日起至2010年1月16日止。”

2009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刑事裁定书，对云南高院的这一判决予以核准。

改变

要好的女孩子已结婚生子

云南高院的这一改判，离何鹏被捕已经过去了8年多。8年来，改变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何鹏的同学都已成家立业，当年跟何鹏关系要好的女孩子也已经结婚生子。但对终于出狱的何鹏来说，已进入而立之年，却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和生存技能。

何鹏说：“出狱后，要先适应社会，适应环境，提高生活技能。”

即使是手机，他也才刚开始学习怎么用，大姐刚送给他一部用过的手机。“彩屏、触摸屏……手机的功能太多了。”他也开始熟悉电脑，刚上大学时，他在网吧里玩过电脑，会玩简单的电脑游戏。

“重中之重还是找工作，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申诉和申请赔偿暂时还没有考虑。”何鹏说，在云南省内，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可以。但具体做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对很多行业都不清楚。在监狱里，何鹏做过宝石加工、手机电池，但这些技能在社会上没有太多作用。他还想去学开车，案发前，他在学校学车的费用都交了。

对于再上大学的梦想，何鹏说已经不太可能了，只能以后边工作边学习了。回母校学习更不可能，何鹏担心“政治审查都过不了”。

有错无罪

“会不会有人洗黑钱？”

父亲也希望儿子能够留在身边，跟父母在一起。“从22岁到30岁，那是青年人的黄金时期，非常宝贵。但他在监狱待了8个多年头，对手机也陌生。从娃娃到学校，从学校到监狱，一时半会对社会还不清楚，对社会很陌生，所以增加社会阅历很重要，现实生活中会碰到很多事情，要知道怎么处理。”何见贵对儿子的将来有点忧虑。

律师给何见贵打来电话，说有几家公司答应接收何鹏，一家是房地产企业，一家是酒店。

对于自己的遭遇，何鹏坚持认为，自己有错但没有罪。“银行要负责任，为什么承认系统故障却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机器出了什么故障？谁检查的？检查过程是怎么样的？”何鹏说。提出这番质疑时，他的表情非常平静，他希望银行能够明确地给出一个说法。他担心，“会不会有人在洗黑钱，刚好被我碰到了。”

何见贵认为：“如果银行经常出现系统故障，用户可能经常面临无期徒刑的危险，因为不可能每个人都很清楚卡上的余额。”

何鹏的父母也不认同农行系统故障的说法。“即使是农行计算机系统故障，但为什么何鹏的储蓄卡在建行、中行和工行的取款机上都能取出钱来？这只能是当时何鹏的卡上有那么多钱，所以才可能取出钱来。”

让何见贵难以理解的是，为何农行提供的透支储户清单表上，只有时间、账号、交易类型、发生额等项目，却没有余额这个关键一项。

辩护

取与不取都是代为保管

让何见贵担心的是，如果何鹏被判定有罪，他就不能申请国家赔偿。何鹏的代理律师、云南法闻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维镖对记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国家赔偿法》规定，只有被宣告无罪的，才有资格申请国家赔偿。”

陈维镖说，他计划月底前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申诉材料。“结论都是要求改判何鹏无罪，但观点上和以前有所差别。这些钱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没有变化。出现在何鹏银行卡里的钱，处在何鹏的控制之下，无论取出来还是不取出来，只是代为保管的方式不同而已。取与不取，都是何鹏自己的事情，因此不构成盗窃。”陈维镖认为，如果何鹏拒不返还，才构成不当得利或侵占。

陈维镖还表示，这起案件只能由银行方面自诉，而不应该由检察院公诉。

何鹏案回放

2001年3月2日和3日，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大一学生何鹏用自己的农行卡先后在不同的自动取款机上取款224次，一共取出了42.97万元。

2001年3月5日，何鹏被刑事拘留。

2001年3月12日，何鹏被释放，同年4月6日被逮捕，11月23日被取保候审。

2002年3月11日再次被逮捕。

2002年7月12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何鹏无期徒刑，何鹏不服，提出上诉。

2002年10月17日，云南省高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8年3月31日，广州中院对许霆案重审宣判刑，刑期由一审判决的无期徒刑骤减至5年有期徒刑。何鹏父母特意赶到广州旁听庭审。诸多媒体开始关注何鹏案。

2009年11月24日，云南省高院对何鹏案进行了改判，何鹏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2009年12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刑事裁定书，对云南高院的这一判决予以核准。

2010年1月16日，何鹏出狱。

⑹ 期待可能性要怎样才能容易理解

期待可能性理论简单理解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这个理论想阐明,行为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实施了违反法律的行为,其刑事责任应该如何承担的问题.
期待可能性的思想起源于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霍布斯的<利维坦>,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的癖马案是其发展的推动力.目前我国还没有将这个理论引入刑法学界.但是广州的许霆案与云南的何鹏案却推动着刑法理论界的思考.
我国自古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亲亲相隐"就是说的就是期待可能性的问题.所以这个理论的引入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只是时间的问题.
要想系统的解决这个理论,还要了解我国的罪行法定原则,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另外比较犯罪行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和阻却违法事由(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与期待可能性也是很必要的.

⑺ 如何看待许霆案对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的影响

许霆案对刑事立法，司法及理论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广州发生的许霆利用银行ATM机故障恶意取款17．5万元，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二审改判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万元的案例，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该案已两审终审，但其引起的法律思考还在继续，许霆案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反映的事物本质、涉及的法律价值冲突的问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与探讨。
纵观许霆案件的争论大致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罪与非罪为争辩焦点，核心问题是应适用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法上的“盗窃罪”；二是普遍认为在司法程序上发回重审不合法，广东省高院在审理该案时认为一审所查证的事实是清楚的，而后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前后矛盾；三是一审结果反映出刑事司法存在着法官机械适用法律的问题。由此可见，所有的争论，焦点都集中在许霆案件本身，就事论事，没有把它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考量。如果我们换个角度就会发现该案涉及平等保护、有效辩护、程序正义、罪刑相适应等诸多现代司法理念影响下的法律价值取向的巨大变化。
一、从社会学的视角考量许霆案
（一）许霆案件的讨论超出了辩护的范畴，关注点在于执法公正
从2007年11月此案开始受到社会关注，直到2008年5月初重审改判结案，半年来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其中观点对立，冲突尖锐，社会公众对个案的关注程度、参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从2002年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死刑案首次由法律专家召开个案论证会发表论证意见开始，公众对司法机关的执法开始逐渐关注。但在许霆案件之前，公众对案件的评论意见基本是以辩护一方为代表的无罪和罪轻的意见，舆论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从对许霆案件讨论的深度、广度可以发现，争论意见涵盖了有罪与无罪、罪重与罪轻、此罪与彼罪、程序是否合法等各层面的问题。这场关于许霆案件的大探讨，远远超出了辩护的范畴，深入到执法是否公正的较深层面。这是本案凸现的社会关注中最积极的变化之一。
（二）社会关注面广泛，讨论引起了高层的注意与参与
社会各层面热烈地参与着许霆案件的讨论，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2008年1月3日央视《经济半小时》专题报道了此案，2008年5月7日央视《法律与生活》栏目再次播出许霆案件的专题报道，舆论导向明确。该案在社会民众中反响广泛，引起了领导层的注意。两会期间，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云龙在审议两院报告时发表了对此案的看法。“广东处于改革前沿，将会有大量类似许霆的新型案件发生，希望两院对弱势群体的审判要慎重。”在广东省人大、政协会议上，与会代表也关注并参与了许霆案的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参与重庆团讨论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就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许霆案是比较特殊的，判处盗窃金融机构罪不太合适，判盗窃罪还是可以的。”[4]姜兴长同时表示，“立法往往是滞后的，从许霆案来看，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注意，需要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也需要我们建议立法机关对法律进行完善。”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尚未做出终审判决之前，社会各阶层代表不同的声音、媒体明确的舆论导向、决策层对案件如何处理的明确表态，在过去任何一个案件中都是没有的现象，现代司法理念如此深入社会与民心由此可见。
（三）社会、媒体、决策层等各方意见影响了最终的判决
从2002年李真死刑案，首次由法律专家召开个案论证会，发表论证意见开始，至今引起全国关注的民事、经济、刑事等各类案件共有20余起，但如许霆案，因社会公众、舆论的高度关注，使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案件重新审理，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量刑，由无期徒刑改为5年有期徒刑，各方的意见影响了最终的判决，此案为全国首例且仅此一例。
（四）许霆案影响了已判和未判的相类似的案件
许霆案件最终由于法院改判结案，但它的辐射效应波及到了已判和未判的相类似的案件，其影响远远没有结束。云南何鹏案是已决案件，2001年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学生何鹏，利用银行电子计算系统出现故障、自动柜员机丧失识别能力之机，使用仅有10元的储蓄卡，从自动柜员机里窃取了银行的42．97万元，于2002年7月12日判处无期徒刑。许霆案件改判后，何鹏提出申诉，认为量刑过重。如今有了许霆案的先例，能否重审何鹏案，能否参照许霆案改判何鹏案，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云南何鹏与广东许霆虽相隔千里但命运相关。还有正在审理过程中的宁波唐风军案。为了审理类似的相关案件，最高检察院于2008年5月9日发布司法解释“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机）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196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我们发现许霆案件就像投入湖水里的石子，一段时间后，石子沉下去了，但它引起的波澜却辐射很远，以至于影响到了整个社会。透过这个案件，我们发现，法律价值取向与现行法的冲突会表现在各个方面，什么原因使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具有如此的能量，究其根源，法律价值取向的变化，是所有原因中的根本所在，这是我们要思考和必须要找到的答案。

⑻ 套京喜优惠券犯什么罪

一.问题回答：套京喜优惠券属于“薅羊毛”的行为。无论普通消费者还是“羊毛党”，如果是利用平台漏洞得益，符合法律对不当得利的界定，应予以返还。平台有权拒绝用户利用网站漏洞得益，以此维护自身的权益。若造成的损失完全系平台自身过错，消费者并无任何欺诈等心态，平台不能随便拒绝交易。
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其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涉嫌刑事犯罪。近年来，用户利用平台漏洞“薅羊毛”现象时常出现。受访专家提醒用户，类似这种利用商家漏洞的“羊毛”尽量不要薅，更不能使用技术手段获取不当利益，大量恶意“薅羊毛”可能被重罚。

二.(8)民法何鹏案扩展阅读：
电商时代“薅羊毛”盛行，“羊毛党”已经成为一种互联网生存现象。利用平台漏洞“薅羊毛”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是偶尔利用平台漏洞捡漏的普通用户；
第二是明知是漏洞却依旧多次“薅羊毛”的“羊毛党”；
第三是以此谋利的黑灰产团伙。
“羊毛党”多会抱着“我凭本事薅到羊毛有什么错”的想法，事实上因“薅羊毛”而被追究法律责任的不在少数。比如曾引发社会极大关注的许霆案、何鹏案，二者同因利用自动提款机故障，取出超过账户余额的钱而被判刑。“对于普通用户和‘羊毛党’，其法律责任应根据获利程度的不同区别对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一天表示，情节轻微尚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据民法关于无效民事行为和不当得利的规定处理；
情节严重或者数额巨大的，则可能触犯刑法关于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的规定，涉嫌刑事犯罪。相比普通消费者和“羊毛党”，黑灰产团伙显然更令各家平台头疼。“若是黑灰产团伙自行制造了优惠券等漏洞，利用互联网公司‘预设的同意’（规则）骗取财物，构成诈骗罪。”所以为了规避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专家建议，普通用户应严格按照网站提供的方式方法进行操作，获取正常范围内的优惠。并且正常使用已有账号或者正常注册账号，不利用平台漏洞，不使用技术手段获取不当利益。

⑼ 用法律谈谈你对聂树斌案件观点

聂树斌案有一大堆疑点，任意找出一个都能做出一大篇文章来。

第一，从九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九月二十七日，聂树斌是被抓了以后，公安部门没闲着，肯定的紧锣密鼓地审查询问，录下口供。可惜，四天的审讯记录都没有了。四天以后，公安部门人员在审讯中说，“那你前几天为什么不说实话？”这证明前四天是审讯的，也应当有记录，按通常的惯例来说，就是每天上下午分两次询问，也有八份询问笔录，怎么可能丢了？这是一个极其不合理的说法。说实在话，这四天是关键的四天，你说他不说真话也好，你说诱供也好，你说刑讯逼供也好，屈打成招也好，我们横竖查无对证，这是丢失了呢，还是隐匿了呢，丢失要有说明，隐匿也有交待。这不能轻松说一句丢失了结束的。要知道，案件的绝大多数可疑之处在此有交待，只可惜公安部门把本本丢了。要知道丢本本是历史上极其少见的。

第二，正如聂树斌案的几任律师均说，从最初起意、到跟踪被害人、两人对话，拳击受害人，实施强奸、掩藏衣物，一是极不连贯，交待前后矛盾之处很多，例如，交待性交时，没有脱下裤衩就上了，强奸后，掩藏衣物时，才把裤衩脱下，和连衣裙一道带出去。我们知道，没有脱裤衩仅就褪下来是没有办法强奸得逞的。

第三，花上衣究竟有没有？这是一个关键点。据聂案前代理律师披露，第一时间发现受害人遗体的石家庄市液压件厂职工焦瑞生和李国平，在描述现场情形时，提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鞋子，脸部、牙齿、头发、袜子、手臂、下身等诸多细节，却都没有提到过被害人的脖子上“花衬衣”，莫非就没有所谓的“花衬衣”，否则她们瞪大眼睛，介绍从头到脚，就独独把“花衬衣”遗漏了？不可能。为何让张焕枝辨认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衣服？

第四，据康孟东（受害者之父亲）陈述，他有多处疑点，聂的供述的现场衣物、自行车摆放位置、现场痕迹的均不相吻合。

相反，王书金的供述则准确得多。

第一，王书金供述的受害人穿着紫红色的鞋子，而且是高跟鞋，这与现场完全吻合。

第二，王书金供述的受害人所骑的自行车是“一种弯梁的车，什么型号记不清了，把是翘起来的”，则和现场完全吻合。（王书金卷52页）

第三，王书金当时就在邻近厂子安装管道，从事体力活，身体健壮，他供述作案当天很热，作案时没有下雨，作案后下了一场雨，第二天天气也很闷热，没有下雨，过了一天又下了一场大雨。这完全于当地的天气情况相吻合。

根据鹿泉市气象局1994年8月份的气象资料，8月5日夜间有0.7毫米的降水，8月6日无降水，8月7日有23.6毫米的降水，这证明了王书金的供述作案的时间的准确性。

第四 王书金准确供述了受害人当时所穿连衣裙、内裤的花色、款式，用杂草和砖头埋藏衣物，并准确的指认了埋藏地点，几乎没有误差。

第五，王书金供述，在受害人身旁有一串钥匙，这与聂树斌至始自终没有提钥匙不一样，不但与现场记录相符合，而且更有细节相印证。

王书金说，受害人有一串钥匙，当时就放在身边的地上，他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见广平县公安局侦察卷宗第50页），在聂树斌卷宗中，也能看到这串钥匙的存在：受害者的丈夫侯某、同事余秀琴的询问笔录中说，康出事前手上用橡皮筋套着一串钥匙。现场的勘察记录有“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

这个五点，是不在现场的人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也编不起来的。

但是检方还有两项质疑。一是时间，检方认为此案发生时间为下午五点多。王书金交待的下午两点。我认为，当天是阴天，天气闷热异常，如果不是上班族可能对时间并无准确概念。王书金是一个劳力者，而不是地道的上班族，这个时间不准确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项质疑是受害人的身高。受害人的尸体长1.52米，而王书金的供述是比他矮不多少。我以为，受害人生前穿着高跟鞋，高跟鞋后跟就有七八厘米的，何况是一活人，走动时也有感受不同，王书金隐蔽在路边，低下身子拦截受害人，看上去这女人的身高要显得高一些。所以，这一点是不应该刻意怀疑的，相信大多数读者和我一样。

我的判断，对聂树斌作案一事，有四大怀疑点，并且自始自终没有直接物证，应按没有证据证实的原则，确认无罪，因为聂树斌已经死亡，应定为错杀。这是一个迟来的公正，我们要接受教训。

对于王书金作案，有五点证据证明其犯罪杀人属实，且证据确凿，交待得几乎是分毫不差。王书金作为杀人强奸案的主角是无疑的。如果山东高院要进一步把王书金跳起来跺胸腹部可能导致骨折的问题查清楚，只须开棺验尸而已。这个受害人是土葬，可以验尸，这一点细节相信可以真相大白于天下。

说实在话，在二十年前的环境里，我们的公安部门的办案技术、办案能力和办案水平确有严重不足的地方，强调破案率之下是会出大问题的，不要企图去补这个窟窿，我们的思维方式要转变。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有反必雪。让我们依法办案，依法纠偏，为我们治理下的社会早日呈现和谐安定的局面而努力。

李开发，著名法学家，法学博士，研究员，从事法律研究20余年，先后经手案件百起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曾在地方党校担任法律专业教师三年多。曾与著名律师刘家辉一起推动中国交强险法规的修改，为全国私家车用户赢得了权益。曾积极推进反垄断法的研讨与公布，曾连续五年专题撰写国家住房保障法建议稿，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一直参与各类法律案件研究。有多个代表性的大案要案纠偏的成果。2008年广州许霆案一审判决无期徒刑，李开发在中央台点评案件时，直言判决错误，应属于民法范畴。他用合同法、电子商务法规，中国银行(601988,股吧)章程、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等十条理由证明许霆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后来在经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召开十五所大学法学院长与两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参加研讨会，取得了一致意见。广州中院二审判决五年有期徒刑，实际执行一年释放。2009年底，介入云南何鹏案，我们召开中国法学讲坛会议，中央电视台到场拍摄，全套录音录像文件递送云南高院，促使该案在无期徒刑已经入狱8年的情况下立即释放。2012年讨论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案， 使该上市公司得到查处，为广大股民伸张正义，近亿元国有资产得到清偿。有数十件重要案件经过专家讨论得到改判和纠错。

⑽ 何鹏的相关案件

取钱经过
何鹏原系云南省公安专科学校学生，自2000年9月入学后，家里人为了使其取钱方便，在陆良县城农行为他办理了一张金穗储蓄卡。2001年3月2日，何鹏拿着这张余额为10元的金穗储蓄卡，到农业银行的一台自动柜员机上查询存款余额。时逢农行云南省分行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造成部分ATM机失控。何鹏看到，原本仅有10元钱的卡上却突然冒出了许多“0”，何鹏随即按键取出了100元。
何鹏惊喜不已，又连续按键6次，取出现金4300元。次日上午，何鹏再次持卡到其他几家银行的7台柜员机机上连续取款215次，共取现金425300元；两天里取款金额相加，共取现金近43万元。
抓捕入狱[一抓一放]抓捕罪名：涉嫌恶意透支释放理由：未构成信用诈骗
何鹏从取款机内取出巨款后的第三天，陆良县警方带着陆良县农业银行工作人员找到何鹏。 第二天，何家收到逮捕令，何鹏被抓捕的。罪名为：涉嫌恶意透支。2001年3月12日，何建贵接到警察电话让他去一下公安局。根据何建贵回忆，一名办案人员把何鹏叫了出来，说何鹏可以回家了。签发于2001年3月12日的释放证明书上，这样记录释放何鹏的理由：未构成信用诈骗，无罪释放。
[二抓二放]抓捕罪名：涉嫌盗窃释放原因：取保候审
2001年4月6日上午8点，何家接到陆良检察院电话：“有事问一下何鹏，叫他过来。”当天，何鹏被送入陆良看守所。交到何建贵手上的逮捕令上，何鹏这次被抓的罪名变为“涉嫌盗窃”。 11月13日，何建贵一家又开心了一次。这次何鹏获释是被取保候审。
[三抓被判]抓捕理由：取消取保候审此后何鹏被判无期徒刑
“2002年3月11日”，经过这么多年，何建贵还是很清晰地记得这个日子，何鹏再次进入看守所。同年4月9日，何鹏案在陆良县人民法院刑一庭开庭。7月12日，一审判决无期。何家不服，上诉至云南省高院。10月17日，高院未开庭，维持原判。
家人申诉
之后，何鹏父母开始走上了漫漫申诉路。2007年底，何鹏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5年。这一年，广东许霆案件的出现，给何鹏案带来了一线转机。随着许霆案的重审，何鹏的父母也重新燃起了希望。2008年4月，何鹏父母赶到了广州旁听许霆案的宣判。宣判当天，很多媒体随即报道了何鹏案件，由于何鹏和许霆案很相似，何鹏被媒体称为“云南许霆”。
最后，广州许霆被改判为5年。这一案例，给何鹏父母带来了更大的希望。
2008年4月10日，何鹏父母又赶到省高院，提出申诉。省高院和曲靖市中院非常重视何鹏案，并多次进行了专题研究。
再审改判
云南省高院再审认为：原判决定罪准确，但本案被告是在发现柜员机出现故障时临时产生的犯意，按照柜员机的操作规程取款，这与有预谋的、采取破坏性手段盗窃相比有一定的偶然性。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意较小，且全部退赃，没有造成实际损失。按照原判在法定量刑幅度判决过重。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对何鹏可在法定量刑以下判处刑罚。
据此，2009年11月18日，省高院作出再审判决，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和罪名与之前的判决虽然一样，但刑期由无期徒刑改判为8年零6个月。由于该案判决在法定量刑幅度以下，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要报请最高法院核准后才能生效。也就是说，一旦最高法院核准了判决，扣除其被关押的时间，何鹏将于2010年1月16日获释。2011年1月16日，“滇版许霆”何鹏深夜出狱 ，谈到伤心处仰天长叹欲止住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