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便民化
A. 如何全面推进司法行政系统信息化建设工作
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法治的进程必然影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进而影响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的步伐。加强法治建设已成为广大政法部门的一项光荣而神圣的历史使命。作为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法治建设的重要职能，在面临着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同样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如何履行自身的职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为法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是当前我们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普法教育的职能 推进法治建设，就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行政执法人员以及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依法行政中，要知法懂法，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社会各项事务，始终做法律实践者的表率。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水平和法律素质的提高给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因此，司法行政在履行普法教育的职能中，要始终把各级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作为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积极研究和探索出一条普法教育的新路子。在普法教育的实施上，力求做到规范化、制度化，把普法教育真正纳入经常化轨道，做到年初有计划，月月有安排，年终有考核。要坚持把自学与培训相结合，把举办专家法制讲座与组织集体讨论相结合，把学法与考试相结合，时刻用法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来衡量普法教育的效果，使普法教育在法治建设中由过去的软指标变为硬指标，更能适应法治建设的新要求。同时，还要抓好全民的普法教育。提高全社会的法治化建设水平，需要全体公民的参与和支持，只有全体公民都学法、懂法、守法了，法治建设的进程就会加快。司法行政机关要通过新闻媒体宣传、送法进万家活动、举办法制讲座和报告会以案释法讲解等方式，深化广大公民的普法教育，在法治建设中，确保广大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有一个大的提高，使广大公民都能积极投入到法治建设之中。 二、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法律服务的职能 在法治化建设中，如何为各级政府的依法决策及依法行政当好顾问和参谋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司法行政系统内部有一批长期从事法律服务的律师队伍、公证员队伍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这三支队伍共同构成了法律服务的精英骨干。只有发挥好他们的智囊团、顾问团、参谋团作用，才能充分彰显法律服务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功能。首先，要为政府的依法决策当好顾问和参谋。司法行政部门必须从律师、公证员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中选出强兵强将，组成一支精英骨干队伍，为政府决策层提供最佳的顾问和参谋。同时，司法行政机关还需要对法律服务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他们参与决策的本领，使法律服务精英骨干队伍为政府的决策播种一片绿荫。其次，搞好依法论证和调查考证工作。法律顾问队伍要始终参与政府的重大决策，从决策草案的制定、修改、听证到组织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需要进行决策调整等诸方面给予法律指导和规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再次，组织精英骨干队伍参与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是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行政要组织法律顾问团参与政府机关的仲裁和行政复议工作，依法规范和依法监督政府机关的仲裁行为和行政复议工作，在法治建设中真正把政府机关建成法治机关、服务型机关、廉洁高效的便民型机关，为法制化建设树立标杆。 三、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人民调解的职能 由于司法行政长期担负着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能，积累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法治建设中，司法行政部门要搞好在矛盾化解工作中的指导、示范作用。一是要搞好依法调解中的业务指导。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各种矛盾不断上升。在法治建设中，司法行政机关要灵活形式，采取组织现场观摩、查阅调解协议书等方法，认真组织调解人员学习《人民调解工作条例》，使广大调解员熟练掌握调解技能，提高调解素质。二是做好社会矛盾的调处工作。司法行政机关在政府机关矛盾的调解中，要积极参与和主动配合，组织骨干小组介入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在调解中，要向群众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作用和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要规范调解的程序和调解协议书的制作，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要督促履行义务，确保矛盾化解工作真正做到社会满意、群众满意。三是要着力构建新的社会大调解机制。当前，社会大调解机制正在各地逐步建立和完善，建立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大调解机制是法治建设的需要，是确保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司法行政机关要不断总结经验，挖掘典型，探索社会大调解的新路子，为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化解作出应有贡献。 四、司法行政要严格履行依法治理的职能 司法行政部门长期担任着普法依法治理的职责，履行着一个地区的法治建设职能。一是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司法行政机关要把法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列入普法依法治理的规划来落实，定期组织检查考评、组织召开研讨会、经验交流会等。同时，注意总结经验，挖掘与宣传先进典型。以普法依法治理的开展，提高社会化法治水平，推进法治建设的进程。二是要发挥检查监督的作用。司法行政要充分发挥依法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协调作用，积极参与法治建设的检查监督，要加强与人大部门、宣传部门、组织部门协调沟通，联合力量对政府机关的依法管理、依法办案情况进行检查监督，特别是要对办案人员的办案情况进行调查和考察，对案件当事人进行走访和了解，掌握和了解办案人员是否公正办案、依法办案，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以检查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公正执法，依法办案。三是要发挥考核考评的作用。司法行政机关要将各部门依法行政的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考评的范畴，并根据法治建设的内容，进行细化量化考核，以考核考评推进各部门的依法行政，确保法治建设取得实效，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B. 法院通过公正司法，司法公开，司法为民，满足快递员群体多远司法需求
因为字数有限制，现简要向您列明。若要看全部内容，您可以登陆中国法院网搜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法发〔2015〕3号）1.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2．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3.推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根据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和审判需要，建立和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规律的专门程序、管辖制度和审理规则。4.改革行政案件管辖制度。5.改革海事案件管辖制度。6.改革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7.健全公益诉讼管辖制度。8．继续推动法院管理体制改革。9.改革军事司法体制机制。10.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强化庭审中心意识，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发挥庭审对侦查、起诉程序的制约和引导作用。坚决贯彻疑罪从无原则，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排除程序。11.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机制。12．健全轻微刑事案件快速机制。13.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14．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15.建立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机制。16.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17.改革案件受理制度18.完善分案制度。19.完善审级制度。20.强化审级监督。21.完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22.深化司法统计改革。23.完善法律统一适用机制。24.深化执行体制改革。25.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26.深化司法领域区际国际合作。27.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独任制审判以主审法官为中心，配备必要数量的审判辅助人员。合议制审判由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合议庭成员都是主审法官的，原则上由承案件的主审法官担任审判长。完善院、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担任审判长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工作机制。改革完善合议庭工作机制，明确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的职能范围，完善合议庭成员在交叉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28.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案责任制。按照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案责任与免责条件，实现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退出机制与保障机制的有效衔接。主审法官作为审判长参与合议时，与其他合议庭成员权力平等，但负有主持庭审活动、控制审判流程、组织案件合议、避免程序瑕疵等岗位责任。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29.健全院、庭长审判管理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管理职责。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健全诉讼卷宗分类归档、网上案、审判流程管控、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内部督导机制。30.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机制。明确院、庭长与其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健全内部制约监督机制。完善主审法官会议、专业法官会议机制。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31.健全审判管理制度。发挥审判管理在提升审判质效、规范司法行为、严格诉讼程序、统一裁判尺度等方面的保障、促进和服务作用，强化审判流程节点管控，进一步改善案件质量评估工作。32.改革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合理定位审判委员会职能，强化审判委员会总结审判经验、讨论决定审判工作重大事项的宏观指导职能。建立审判委员会讨论事项的先行过滤机制，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和涉及国家外交、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复杂案件外，审判委员会主要讨论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完善审判委员会议事规则，建立审判委员会会议材料、会议记录的签名确认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决议事项的督、回复和公示制度。建立审判委员会委员履职考评和内部公示机制。33.推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落实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拓宽人民陪审员选任渠道和范围，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确保基层群众所占比例不低于新增人民陪审员三分之二。进一步规范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改革选任方式，完善退出机制。明确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职权，完善随机抽取机制。改革陪审方式，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加强人民陪审员依法履职的经费保障。建立人民陪审员动态管理机制。34.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根据不同审级和案件类型，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加强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一审案件，以及所有的二审案件、再审案件、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的一审轻微刑事案件，使用简化的裁判文书，通过填充要素、简化格式，提高裁判效率。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完善裁判文书说理的刚性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建立裁判文书说理的评价体系，将裁判文书的说理水平作为法官业绩评价和晋级、选升的重要因素。35.完善司法廉政监督机制。改进和加强司法巡查、审务督察和廉政监察员工作。建立上级纪委和上级法院为主、下级法院协同配合的违纪案件查处机制，实现纪检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建立法院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规范法院人员与当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中介组织的接触、交往行为。36.改革涉诉信访制度。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健全涉诉信访终结机制，依法规范涉诉信访秩序。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信访机制。推动建立申诉案件律师代理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五）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增进公众对司法的了解、信赖和监督。到2015年底，形成体系完备、信息齐全、使用便捷的人民法院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立覆盖全面、系统科学、便民利民的司法为民机制。37.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对于依法应当公开审理，且受社会关注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已有条件范围内，优先安排与申请旁听者数量相适应的法庭开庭。有条件的审判法庭应当设立媒体旁听席，优先满足新闻媒体的旁听需要。38.完善审判流程公开平台。推动全国法院政务网站建设。建立全国法院统一的诉讼公告网上平台和诉讼公告网站。继续加强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网站建设，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及时汇总和即时更新机制。加快建设诉讼档案电子化工程。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公开审判流程信息，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审判流程节点信息。39.完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完善其查询检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众有效获取、查阅、复制裁判文书。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0.完善执行信息公开平台。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推动实现全国法院在同一平台统一公开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加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力度，充分发挥其信用惩戒作用，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完善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系统建设，方便公众了解执行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41.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公开制度。完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和案件程序，确保相关案件公开、公正处理。会同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推动网上协同案平台建设，对执法案和考核奖惩中的重要事项、重点环节，实行网上录入、信息共享、全程留痕，从制度和技术上确保监督到位。建立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信息网，实现三类案件的立案公示、庭审公告、文书公布统一在网上公开。42.建立司法公开督导制度。强化公众对司法公开工作的监督，健全对违反司法公开规定行为的投诉机制和救济渠道。充分发挥司法公开三大平台的监督功能，使公众通过平台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成为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审判监督和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43.完善诉讼服务中心制度。加强诉讼服务中心规范化建设，完善诉讼服务大厅、网上诉讼服务平台、12368司法服务热线。建立网上预约立案、送达、公告、申诉等工作机制。推动远程调解、信访等视频应用，进一步拓展司法为民的广度和深度。44.完善人民法庭制度。优化人民法庭的区域布局和人员比例。积极推进以中心法庭为主、社区法庭和巡回审判点为辅的法庭布局形式。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完善人民法庭便民立案机制。优化人民法庭人员构成。有序推进人民法庭之间、人民法庭和基层人民法院其他庭室之间的人员交流。45.推动送达制度改革。推动建立当事人确认送达地址并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约束机制，探索推广信息化条件下的电子送达方式，提高送达效率。46.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继续推进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当的纠纷解决方式。推动在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动保障、医疗卫生、交通事故、物业管理、保险纠纷等领域加强行业性、专业性纠纷解决组织建设，推动仲裁制度和行政裁决制度的完善。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商事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进程，构建系统、科学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47.推动实行普法责任制。强化法院普法意识，充分发挥庭审公开、文书说理、案例发布的普法功能，推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与履行普法责任的高度统一。（六）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以审判为中心、以法官为重心，全面推进法院人员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努力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到2017年底，初步建立分类科学、分工明确、结构合理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48.推动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法官单独职务序列。健全法官助理、书记员、执行员等审判辅助人员管理制度。科学确定法官与审判辅助人员的数量比例，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切实减轻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探索以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优化审判辅助人员结构。探索推动司法警察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行政人员管理制度。49.建立法官员额制度。根据法院辖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数量（含暂住人口）、案件数量、案件类型等基础数据，结合法院审级职能、法官工作量、审判辅助人员配置、案保障条件等因素，科学确定四级法院的法官员额。根据案件数量、人员结构的变化情况，完善法官员额的动态调节机制。科学设置法官员额制改革过渡方案，综合考虑审判业绩、业务能力、理论水平和法律工作经历等因素，确保优秀法官留在审判一线。50.改革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遴选委员会，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任程序，确保品行端正、经验丰富、专业水平较高的优秀法律人才成为法官人选，实现法官遴选机制与法定任免机制的有效衔接。健全初任法官由高级人民法院统一招录，一律在基层人民法院任职机制。配合法律职业人员统一职前培训制度改革，健全预备法官训练制度。适当提高初任法官的任职年龄。建立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的工作机制。完善将优秀律师、法律学者，以及在立法、检察、执法等部门任职的专业法律人才选任为法官的制度。健全法院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院人员互聘计划。51.完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机制，完善评价标准，将评价结果作为法官等级晋升、择优遴选的重要依据。建立不适任法官的退出机制，完善相关配套措施。52.完善法官在职培训机制。严格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坚持分类、分级、全员培训，着力提升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和裁判文书写作能力。改进法官教育培训的计划生成、组织调训、跟踪管理和质量评估机制，健全教学师资库、案例库、精品课件库。加强法官培训机构和现场教学基地建设。建立中国法官教育培训网，依托信息化手段，大力推广网络教学，实现精品教学课件由法院人员免费在线共享。大力加强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和少数民族双语法官的培训工作。53.完善法官工资制度。落实法官法规定，研究建立与法官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工资制度。（七）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完善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各项制度，优化司法环境，树立司法权威，强化职业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到2018年底，推动形成信赖司法、尊重司法、支持司法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54.推动省级以下法院人员统一管理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人员编制统一管理制度。推动建立省级以下地方法院法官统一由省级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55.建立防止干预司法活动的工作机制。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审判执行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按照案件全程留痕要求，明确审判组织的记录义务和责任，对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的批示、函文、记录等信息，建立依法提取、介质存储、专库录入、入卷存查机制，相关信息均应当存入案件正卷，供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查询。56.健全法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合理确定法官、审判辅助人员的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明确不同主体、不同类型过错的甄别标准和免责事由，确保法官依法履职行为不受追究。非因法定事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将法官调离、辞退或者作出免职、降级等处分。完善法官申诉控告制度，建立法官合法权益因依法履职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健全不实举报澄清机制。在国家和省一级分别设立由法官代表和社会有关人员参与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定公开、公正的法官惩戒程序，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57.完善司法权威保障机制。推动完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藐视法庭权威等犯罪行为的追诉机制。推动相关法律修改，依法惩治当庭损毁证据材料、庭审记录、法律文书和法庭设施等严重藐视法庭权威的行为，以及在法庭之外威胁、侮辱、跟踪、骚扰法院人员或其近亲属等违法犯罪行为。58.强化诉讼诚信保障机制。建立诉讼诚信记录和惩戒制度。依法惩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无理缠诉行为，将上述三类行为信息纳入社会征信系统。探索建立虚假诉讼、恶意诉讼受害人损害赔偿之诉。59.优化行政审判外部环境。健全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出庭应诉制度，引导、规范行政机关参加诉讼活动。规范司法建议的制作和发送，促进依法行政水平提升。60.完善法官宣誓制度。完善法官宣誓制度，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任命的法官，正式就职时应当公开向宪法宣誓。61.完善司法荣誉制度。明确授予法官、审判辅助人员不同类别荣誉的标准、条件和程序，提升法院人员的司法职业尊荣感和归属感。62.理顺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关系。科学设置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构，规范和统一管理职责，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的相对分离。改进上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机制，明确上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部门对下级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监管职能。63.推动人民法院财物管理体制改革。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预算保障体系、国库收付体系和财务管理体系，推动人民法院经费管理与保障的长效机制建设。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加强“两庭”等场所建设。建立人民法院装备标准体系。64.推动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按照科学、精简、高效的工作要求，推进扁平化管理，逐步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法院内设机构设置模式。65.推动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加快“天平工程”建设，着力整合现有资源，推动以服务法院工作和公众需求的各类信息化应用。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主要业务信息化覆盖率达到100%，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
C. 电子保单年检怎么提供交强险保单
打开手机上自己保险公司APP，调出自已约电子保单。或者是报车牌号，平管所电脑上也能查到。当地保监局和车管所都是联系好了的。目前续保的交强险都是电子保单形式，去验车时可以打印交强险的电子版，或者去所投保的车险公司打印一份原始保单，保险公司有记录的，就可以完成验车过程。
拓展资料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深化“放管服”改革，实现全省机动车登记业务免提交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和车船税纸质凭证业务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相关规定，目前，在全省已实施交强险（车船税）电子化保险凭证（以下简称“电子保单”）办理机动车登记、检验等相关业务，并建立信息核查工作机制。（1）上保险的时候给打一张备份放在车里（2）买保险的时候留个邮箱，买完立刻就发送到邮箱里来了，不用自己费尽去找 （3）让保险公司帮助查找，发送过来后自行打印同时打印时需要确认保单的完整和准确性： （1）完整性校验，即PDF文件是否被修改。 （2）身份校验，即是谁对这个文档负责，电子保单的责任人是保险公司。 （3）时间戳验证，即电子保单的签章时间。
一、 电子保单年检怎么办 去验车时可以打印交强险的电子版，或者去所投保的车险公司打印一份原始保单，保险公司有记录的，就可以完成验车过程。
二、相关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关规定： 第十六条：机动车应当从注册登记之日起，按照下列期限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一)营运载客汽车5年以内每年检验1次;超过5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二)载货汽车和大型、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10年以内每年检验1次;超过10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三)小型、微型非营运载客汽车6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过6年的，每年检验1次;超过15年的，每6个月检验1次; (四)摩托车4年以内每2年检验1次;超过4年的，每年检验1次; (五)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每年检验1次。营运机动车在规定检验期限内经安全技术检验合格的，不再重复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六)超过报废年限的车辆不可以再过户(买卖)，但可以继续使用;买卖的话可以先到车管所办理该车的报废单(注销该车的档案)，然后买卖。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玉米成本保险行业示范条款
总 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 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 书面形式。
第二条 玉米种植户、玉米种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作 为本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 保险标的 第三条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玉米可作为本保险合同 的保险标的（以下简称“保险玉米”），投保人应将符合下 述条件的玉米全部投保： （一）经过政府部门审定的合格品种，符合当地普遍采 用的种植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求； 2 （二）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 区； （三）生长和管理正常。
第四条 与玉米间种或套种的其他作物，不属于本保险 合同的保险标的。 保险责任
第五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 玉米的损失，且损失率达到**%（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 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 雹灾、冻灾、旱灾、地震等自然灾害； （二）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意外事故； （三）病虫草鼠害。 责任免除
第六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 偿： （一）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二）他人的恶意破坏行为，或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 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雇用人员的故意 或重大过失行为、管理不善； （三）越区引进新品种，没有按照生产技术规程要求进 行生产管理或管理措施失误。
第七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自行毁 3 掉或放弃田间管理的保险玉米而产生的损失或费用； （二）保险玉米收割期间及收割后的损失； （三）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 保险金额
第八条 保险玉米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保险玉米生长 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 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成本和地膜成本等）或种植成本 （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耕 成本、地膜成本、地租成本、人力成本等）确定，具体保险 金额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金额=每亩保险金额×保险面积。 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保险期间
第九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期间自保险玉米齐苗 时开始至成熟（收割）时止，具体保险期间以保险单载明为 准。 保险人义务
第十条 订立本保险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 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 人应向投保人说明本保险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 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 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第十一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 人签发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
第十二条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 提供的有关索赔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 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第十三条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应当及 时就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 人。情形复杂的，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后三十 日内未能核定保险责任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根据实际情形 商议合理期间，保险人在商定的期间内作出核定结果并通知 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有关赔偿 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的约定做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 的，应当自作出核定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 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请求并确定属于保险责 任之日起十五日内，对其赔偿数额不能确定的，可根据已有 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数额先予支付；待确定最终赔偿数额 后，再支付相应差额。
D. 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市政府政务公开具体体现吗
一：不是，
二：人大和政府不是一个系统的。
三：
二、法律地位不同。
1、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是全权的、至高无上的，在中国人大制度下，不存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之间的制衡关系，“一府两院”（政府、法院、检察院）是人大的执行机关，它们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2、政协不产生“一府两院”，故不存在“一府两院”
对政协负责，受它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三、职能和作用不同。
1、人大的职能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立法权、任免权、监督权和重大事项决定权。而且人大制度还是坚持党的领导的制度保证，因为根据宪法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的规定，共产党执政是通过人大依法实现的，如果离开了人大，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就失去了制度载体，共产党执政就形同虚设。人民当家作主掌握国家政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目的。
三：政府和同级人大之间的关系是：
1、决定与执行的关系，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行使立法、重大事项决定、选举和任免、监督等国家权力。
人大制定的法律、法规，作出的决议和决定，集中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一府两院”对此必须加以执行和实施，实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2、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人大代表人民拥有对“一府两院”工作的监督权，“一府两院”必须依法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人大的监督。
人大依照法律规定对“一府两院”实行监督，既不失职又不越权，督促“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3、协调一致开展工作的关系，人大与“一府两院”虽然职责不同、分工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反映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 法律援助是基层司法行政服务窗口，司法局在提升服务效率和质量上有哪些举措
基层司法局应采取多项举措，完善质量管理措施，努力提高受援人对法律援助工作的满意度，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质量。
一是注重窗口建设，推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常态化。设立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公开公示服务承诺，设立“12348法律援助热线”，安排专职律师和有法律资格干警值班，负责接待来访，解答法律咨询，为残疾人、老年人、行动不便者提供绿色通道，实行一站式服务。
二是注重法律宣传，扩大法律援助的社会影响力和群众知晓率。结合“12.4全国宪法日”、“3.8妇女维权周”、“全国助残日等重要节日，开展便民法律援助咨询活动，通过开展法律援助“进社区”等活动，走进田间地头、建筑工地分发宣传资料，开展现场咨询活动，让广大职工群众知晓法律援助。
三是注重案件质量，不断完善质量管理机制。规范法律援助受理、审批、指派、承办、结案、监督等各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和服务标准，深入各法援工作站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检查，定期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评比活动，及时回访受援人，听取受援人对案件承办情况的意见反馈，及时跟进整改，努力办好每一起法律援助案件，为弱势群体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
四是注重扩大援助范围，努力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进一步放宽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将经济困难标准调整为低收入标准，降低法律援助准入门槛，减少审批环节，逐步扩大刑事法律援助范围，做好申诉代理工作，将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纳入法律援助范围，积极做到应援尽援;认真开展公益法律服务工作，在法律援助中心设立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安排“1+1”公益金项目法律援助律师在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值班，为农民工及其亲属及时提供优质的法律援助维权服务。
五是注重工作站点建设，大力拓宽服务渠道。加强与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看守所、劳动监察大队、武装部等部门的联动协作，大力加强规范法援工作站（点）建设，规范工作站（点）的服务标准，形成工作合力，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畅通法律援助渠道。
F. 性取向是柔软的棉服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权力能否合法、适当、有效地运行，直接关系着政府职能的发挥，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宪法的调整。宪法不仅确认行政权力存在的正当性和价值取向，而且提供行政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则。我国宪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从根本上确立了我国服务行政模式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诉求。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地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为此，要求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方便行政相对人，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①]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服务行政的理念，建构服务行政法的法制体系，已经成为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
二、政府职能的发展与服务行政模式的出现
政府职能是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社会环境的需求而履行的职责和功能，它反映政府的实质与政府活动的方向。政府职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性质、内容、手段、价值取向等方面都会发生相应变化。
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从巩固政权的目的出发，强调个性自由。对国家权力的恐惧是自由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为防止国家权力过分扩张造成对个人权利的侵害，自由主义对国家职能进行了严格限定，主要有国防、社会治安、税收等，另外还包括某些最低限度的公共机关和公共设施的维护（这被戏称为只需要三个官-军官、警官、税务官-的国家）。自由主义认为，应该将国家职能局限于维护个人自由所必不可少的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强调“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自由主义法治时期，这种传统行政模式都是公共行政的主要类型。所以有人对此形容道：“直到1914年8月，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他的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②]在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下，所谓行政主要指“公共权力”的行使，体现为国家为了保障公共秩序而对个人自由所加的限制，国家的任务是保证公民社会的自由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因此这一时期的国家行政模式也被称为“秩序行政”、“管制行政”，单方性、命令性和强制性是其主要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一部分人连生存都遇到极大困难。一些国家的宪法逐步引进并确立了“社会国家”（也称为“福利国家”）的理念，强调“使每一个人都过上人一样的生活”。在立法和制度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积极限制和对社会经济弱者的“社会权”的保障。如《魏玛宪法》第151条第1款就规定：“经济生活的秩序，以确保每个人过着真正人的生活为目的，必须适用正义的原则。每个人经济上的自由在此界限内受到保障。”
与这种社会国家的理念相适应，人们对行政和行政运行模式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法国著名学者狄骥就认为：“这种公共权力绝不能因为它的起源而被认为合法，而只能因为它依照法律规则所作的服务而被认为合法。”[③]学者的论述中开始出现“服务行政”理念雏形。但正式提出“服务行政”概念与理论的是厄斯特。福斯多夫（Ernst forsthoff）。福斯多夫于1938年发表《当成是服务主体的行政》一文，明确提出了“服务行政”概念，认为生存照顾乃是现代行政的任务。[④]自此，服务行政的理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其内涵也获得极大的丰富。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掀起一股行政改革浪潮，形成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其重要价值导向之一是实现由‘以政府为中心’的重管制模式向‘以满足人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公共服务模式转变。有专家对其意义作出高度评价认为：“服务行政是人类行政模式的一种人性回归，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行政。”[⑤]
历史上这种由“秩序行政”向“服务行政”模式的转变不是偶然的，除了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原因之外，从行政自身的因素考察，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行政民主化的支撑。在传统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相对人只是作为单纯的行政管理对象，扮演非常被动的角色，没有积极参与管理过程的任何权利和权力可言，没有（似乎也无需）体现民主权利和权力制约的行政管理制度安排和法律制度选择。随着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一波民主潮流及其对各领域的影响，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实践中越来越多地增加了民主因素，特别是直接民主因素，公民参与行政成为新的制度价值追求和民主判断标准。公民不仅成为行政管理的客体（对象），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行政管理的主体，即可以通过行政民主的方式在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过程中使公民的意志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可以得到行政机关更优质的服务，甚至可以主动要求行政机关提供某种服务。这与管制行政时期公民仅仅作为完全被动的管理对象，已不可同日而语。从这个角度而言，服务行政的实质就是民主行政。
这种世界范围内行政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变，对我国行政管理实务与理论也发生了深刻影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一潮流之中。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由于国家特别是行政机关对可支配资源的垄断性占有，行政运行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管制行政。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向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政府职能的发挥出现了严重的异化。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政府逐渐从管不了也管不好的领域退了出来，行政管理更多地强调社会公众的意志，政府行为更有效地回应公民的需求和利益，并对社会公众负责，逐步形成“服务行政”的管理模式。通过经济、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强调社会调节机能的发挥，将一部分政府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去行使，力图改变原来政府机关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的混乱局面，行政权力的运行立足于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服务上。
笔者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运行应符合适度、柔软、弹性、协调的要求。所谓“适度”，要求政府在发挥职能过程中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不侵入社会自主调整的领域，同时要完成本身的应有职能，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所谓“柔软”，要求尽可能多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引导作用，调动行政相对人的积极性；所谓“弹性”，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灵活性和积极性，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创造更好的社会环境，为行政相对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所谓“协调”，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尽可能征求和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让行政相对人尽可能参与到行政管理过程中来，并促使行政相对人主动配合行政机关的行为，提高行政效率。一句话，这就促使正义不仅成为正义，而且成为一种看得见的正义。
三、服务行政法的价值定位与制度框架
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是法治社会，引导人们行为模式的规范是国家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行政管理需要法律的保障和调整。根据哲学的一般原理，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必然且必须反映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历史上的“秩序行政”向“服务行政”的变迁相对应，行政法也开始了转型发展。
传统的行政法，以行政机关的权力为本位，以秩序行政为中心来构建，其核心内容围绕着行政行为展开，所关注的是国家强制力的直接应用，所强调的是行政机关对公民的管理和公民对行政权力的服从。这样的行政法被称之为管制行政法（或称管理行政法）。
服务行政成为公共行政的重要内容，不可避免地引起行政法内容的重大变化：一是行政法的价值取向更加强调行政的公共服务职能，弱化行政权力的管制职能，提倡行政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日益广泛地采用一些非强制性的行政管理行为方式；二是由原来的权力本位转变权力与权利平衡基础上的权利本位，强调以人为本、尊重人权，重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呈现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的民主化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行政法也就是民主行政法，行政民主是服务行政法的核心价值所在。
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本源。根据现代国家的宪政理念，国家的一切权力皆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人民授予的权力应该服从于、服务于人民权利；但在具体的行政法律关系中，公民以个体的形式面对强大的行政权力，处于弱势地位，首先必须通过法律的规定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从而有效保护公民权利，因此“行政法就是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法”，这是西方控权论的主要观点。然而，服务行政法不仅仅是控权法，它更强调人的本位，注重公民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从国外行政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在行政民主理念的引导下，直接体现现代参与民主精神的行政法律制度不断出现，如：立法参与，执法参与，审议会，陈述申辩，听证，民意测验……不难看到，这一系列民主化跃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行政程序和权利救济程序方面的制度创新。[⑥]这也是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和重要举措。
服务行政法的价值理念与我国宪法确立的人民政府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通过2004修宪使得“人权入宪”以后[⑦]，我国行政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救济过程将会更加重视行政民主的价值追求和制度创新，更加注重公民的民主参与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而行政法的这种民主化进程也是服务行政法逐步确立、逐步取代管制行政法的过程。因此，“行政法的民主化进程” 也可转述为“行政法的专制主义缓和与退缩进程”。
近些年来我国行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制度表现丰富多彩，可以视为行政民主性逐步增强的成果，例如：被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特邀监察员等主体制度的发展；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行为制度的发展；告知、听证、证据、公民参与等程序制度的发展；代表评议、行政申诉[⑧]、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监督与救济制度的发展。这些制度或者直接赋予和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其他合法权利，或者通过制约行政权力从而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与其他合法权利。这些行政法民主化进程的成果均为服务行政法提供了具体的制度支撑。显然，以行政民主化为基础的服务行政法，完全契合了加强人权保障的历史潮流和现实需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协调和统一，可谓“行政法的未来是强烈的服务化的未来”。[⑨]
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架构也是建立在行政民主化的基础之上的，“行政民主”和“民主行政”是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最基本的价值内核，公民在行政过程中的广泛民主参与是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建构的主线。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讲，服务行政法的制度架构主要包括如下要素：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立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执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行政司法制度；民主化基础上的监督救济制度。目前在这四个方面，我国行政法已出现并正在发生着一系列制度创新，逐步深入地体现了服务行政法的理念。例如在行政立法中的听证、广泛听取意见制度；行政执法中的听证制度、申辩制度等，行政管理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作为替代、补充和高效手段的其他柔软灵活的行政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契约、非拘束性行政计划等非权力强制性的行政管理方式和手段；行政司法中简化程序、减免制度等许多方便和服务于公民的措施；监督救济中的申告处理、复议申请和公开接受公民监督的举措等等。
四、服务行政法的现实课题与发展趋势
（一）我国服务行政法的发展面临的现实课题
虽然我国行政法初步确立了服务行政法的理念，在制度建设上也有所体现，初步建立起以民主行政为核心的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建构和实施乃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要使服务行政的理念在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得以充分落实，需要法律制度、法律环境、法律文化等各方面协调配合、共同作用。如果仅有制度的规定，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共同的作用，则“徒法不足以自行”，只能算是“形式意义上”的服务行政法，我国要真正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服务行政法，尚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也是经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加快步伐的行政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是我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奋斗目标。具体而言，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认真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是：
1.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切实树立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制确立后，大量的规范和制度是通过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去具体实现的，因此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是否具有服务行政理念尤显重要。行政公务人员应当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顺应由管理行政、秩序行政、指令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发展行政、指导行政这一时代潮流，积极向行政相对人提供信息、政策、专业技术等方面的指导帮助以及各种公共服务。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诸环节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行政民主的要求和规范，例如行政立法过程中的座谈会、论证会，行政执法过程中的听证会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申辩理由，行政相对人评议行政机关与行政首长，采取具有协商性和可选择性的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柔软灵活的方式实施行政管理等等，行政公务人员对此应当充分了解并积极推行。
2.通过加强立法和行政立法来推进服务行政法律制度创新。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法律制度必须回应、适应这一变化，否则就会落后于现实。当下我国行政法律制度中虽然有了一些体现服务行政的具体制度，但仍然有一些不符合现实需要的具体制度和做法未得到及时清理和调整，甚至有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创设的具有行政专制倾向的具体做法还存在于行政实务之中。及时废止滞后的法律规范，推动服务行政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
3.进一步完善和切实遵守服务行政的具体制度。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些服务行政的制度，但还不够完备，例如行政公开制度只是在部分法律法规中有所规定，行政公开的范围、方式等还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集中整合的系统规定；有些已经建立的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修改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呼声已经引起了学界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已经建立的制度要切实得到遵守，还需要完善违反制度规定的监督和责任机制，督促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必须依法办事。
4.营造服务行政的良好社会环境。行政主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不是孤立的行为，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制约，特别是各类民主监督制度。各级党委和人大对于行政机关的服务行政行为要给予理解和支持，对于违法行政行为要通过适当的方式督促纠正。公民对于行政机关的服务行政行为应予配合，在服务者和被服务者的互动过程中消除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矛盾，通过相互协商和理解达成行政两造的一致。
5.重定政府角色，调整政企关系，实现政企分开。服务行政法的发展也对政府职能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既要成为管理者又要成为服务者，政府在这双重角色中要恰当定位，实现政府职能的科学调整转变。这就难免涉及到与旧体制、旧机制的冲突，而此类冲突的解决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的目标，使政府成为行政法治意义上的管理者和服务者，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为此，《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强调提出：要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 “要进一步转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方式，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继续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进一步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快思想文化变革，使行政主体和行政公务人员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树立自觉配合服务、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二）我国服务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展望
从行政法律制度建设的角度看，21世纪前中期我国行政法在增强民主性和服务性方面会发生一系列深刻持久的变化：（1）基础理论方面：行政民主论有可能成为21世纪我国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之一而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2）主体论方面：表现为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例如行政审议会的建立和发展，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完善，第三者角色和行为效力的发展；（3）行为论方面：表现为行为方式的多样化、柔软化、简便化、参与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例如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合同行为的积极运用和规范化；（4）监督救济论方面：表现为多元化、多样化、系统化、民主化和便民化，例如规范化的行政怨情处理制度，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和抽象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更加便民的行政赔偿制度和行政补偿制度，等等。
G. 如何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
实行司法公开，是不断深化的司法体制改革一直持续推进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方面。
H. 上海浦东新区有几个人民法院
上海浦东新区只有一个人民法院。
全称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成立于1993年的6月，前身为川沙县人民法院。09年4月，经过国务院批复同意后，上海市南汇区行政区域并入浦东新区。新浦东成立后，原南汇区人民法院也随之并入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两院合并后，新的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辖区范围达到了1400多平方公里，占上海市五分之一左右。法院审判的办公楼位于浦东新区的丁香路611号。
(8)司法便民化扩展阅读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主要做法有：
1、坚持广纳各类社会纠纷调解资源，主动将矛盾纠纷化解关口前移，将诉调对接功能向人民法庭延伸，形成社会资源的网络化覆盖。
2、通过建立调解、司法确认、裁决、执行四条“快速通道”实现纠纷解决的一体化运作。
3、浦东新区法院在尊重群众自主解决纠纷的同时，将法官的指导、监督贯穿于调解始终，保障调解过程的专业化。
4、将诉调对接作为司法贴近人民群众的主要窗口，推行一系列细致入微的便民化服务。
5、通过实行分组负责制、推行专业对口调解制度、建立调解风险防范机制等实现规范严谨的制度化管理。
以上做法一是从群众需求出发，建立纠纷多层次解决渠道，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二是为群众负责，坚持法院主导，保证了纠纷化解质量。
三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社会组织的力量，实现了纠纷自我化解，取得了案结事了的实在效果。四是通过向群众学习，坚持专群结合，使得法官工作方式和审判工作机制不断自我进化，推进了司法民主化。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完善诉调对接工作机制回应人民群众司法需求
I. 如何在法院工作中强化党的宗旨意识
目前全国法院正在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及群众观点大讨论活动，端正司法理念，改进司法作风，强化群众观念，增进群众感情，切实把司法为民根本宗旨落实到执法办案各个环节，切实提升审判质量和司法公信力，提升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是每一个法官要认真思考并要切实做好的一个重大课题。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执法办案时面临着群众工作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首先，群众工作的环境、对象及主体发生了变化。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各种社会矛盾纷纷凸现，各种利益格局纵横交错，群众思想呈现出差异性、多变性、独立性、选择性的特点，一些群众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易抚平，特别是基层法院群众工作的环境日趋复杂甚至恶劣。工作对象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法院及法官的期望与要求日益增高。而法院群众工作的主体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大量的年轻干警充实到法院干部队伍之中，文化素质虽有了很大幅度的上升，但也表现出年轻干部缺乏社会阅历和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的问题。其次，如何正确处理好群众工作与执行法律的关系。人民法院担负着执行法律、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职责，法律是刚性的，与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往往发生激烈碰撞，群众对法律有一个认识、接受、服从的过程，如何做到既严格执行法律，又增强做群众工作的本领，通过开展法律释明，辨法析理，做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让群众自觉遵守法律，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较难的重大课题。第三，如何做好群众工作与建立公正高效司法权威的关系。司法权威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正高效，其表现形式是要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和服从，人民法院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纠纷中，必然会触及一些利益群体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发生对抗。因此怎样去宣传、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理性对待裁判结果，做到胜败皆明，理性、客观评价法院工作，共同维护司法权威，也是我们面临的紧迫工作任务。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不满意的因素有很多，自身原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干警事业心、责任心不强，缺乏理想和目标，办案质量不高、司法效率低下。一些干警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一些干警工作日久，思想麻痹，见多了人性的弱点和社会的阴暗面，淡薄了为民意识。还有一些干警司法不公、不廉，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法院和法官的形象，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总体评价。
为强化司法为民的宗旨意识，提高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人民法官宜从提高自身素质入手，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以优质高效的审判活动践行司法为民宗旨，使法院工作得到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满意。
一、提高审判质量与效果，确保司法为民。法院结合正在开展的“审判管理年”活动、司法巡查活动及社会管理创新活动，狠抓案件质量，努力从实体上、程序上、时效上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大力推行“阳光审判”、“阳光执行”， 通过立案公开、庭审公开、审判结果公开、执行过程公开，使全部办案过程公开、透明，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使公平正义能让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
二、强化司法为民意识，落实司法便民举措。努力把司法便民措施落实到接待、立案、审判、执行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使人民群众感受到在法院诉讼活动中的方便、明白、受尊重、公平、及时。大力开展巡回办案、送法下乡、法官进社区等活动，不断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使法院工作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三、办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通过审判和执行保障民生。注重解决好“农民工维权”、“三农”、劳动争议、赡养、邻里纠纷及涉及妇女儿童纠纷的案件，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正和党的政策的温暖。同时接受监督，取信于民。通过各类新闻媒体，采取公布案例、庭审观摩、旁听案件审理等形式，加大对法院及法官工作的宣传力度，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
四、做好涉诉信访工作，化解社会矛盾。要注重提高案件服判息诉率，努力从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案件。要加强诉讼指导，进一步完善诉讼须知、诉讼风险的提示，促使当事人加强自我防范，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加快办案进度，加大打击规避执行行为的力度。建立健全“院领导开门接访”、“院长接待日”、“预约接访”等制度，进一步畅通涉诉信访渠道，防止矛盾激化。进一步开展集中清理信访积案活动，力争使所有信访案件都能圆满结案。
五、以实现和谐稳定为目标，继续做好案件调解工作。坚持调解优先，扩大调解范围，把和谐稳定作为司法追求的目标，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多方面利用社会资源，形成法官调解与人民调解的优势互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多样化的调解方法，准确把握当事人的心理因素，提高调解成功率，更多地通过调解方式千方百计地化解纠纷矛盾。
六、提高自身素质，改进工作作风，践行司法为民。法院正在开展的“五除”（除骄横、除冷漠、除懈怠、除私情、除贪腐）专项活动就旨在进一步增强干警的服务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公正与效率意识，培养求真务实、公正司法的精神，切实推广便民之举，拓宽亲民之路，探索利民之策。人民法官要将“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意识牢记在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适应司法新形势对人民法院为民司法的新要求，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增强群众感情，维护群众利益，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司法水平，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严格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真正把司法为民落实在执法办案的具体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