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背司法原则

A. 通道法院舒卫平个人简介

冤假错案给当事人以及整个家庭造成的损害已经无法弥补!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4日作出(2003)通民二初字第03号民事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13年3月7日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作出(2013)通民再字第1号民事裁定，由该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本案;2013年10月25日该院作出(2013)通民再字第1号民事判决。李成山、吴家胜均不服，分别向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李成山未在指定期限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2014年7月17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怀中民再终字第4号维持原判的民事判决。吴家胜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2015)湘高法民申终字第173号民事裁定，指令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作出(2015)怀中民再终字第18号民事裁定，撤销(2014)怀中民再终字第4号维持原判的民事判决书和(2013)通民再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发回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重审后于2016年9月26日作出(2016)湘1230民初142号民事判决。李成山不服，向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17年3月6日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湘12民终1497号维持原判的民事判决。李成山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湘民申第3241号民事裁定，驳回李成山的再审申请。
每一个日日夜夜，每一个点点滴滴，每一次被拒绝时的无奈与沮丧，都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里。在整个案件的推进过程中，无论发生了什么，我都没有退却、没有放弃，我一直在努力，几年如一日，始终坚持，终获成功!
当我一次又一次提起沉重的笔杆欲诉五年的冤屈冤情时，不由得使我痛哭流涕，甚至想悬梁自尽一走了之，但我不想给我妻儿留下冤屈的244032.41元债务，不想愧对党培养30多年的老党员历程，不想愧对自己曾经当过十多年通道县法院刑二庭庭长、审判监督庭庭长/科级干部的光辉历史。我坚信，“基层有腐败，上级有青天”，怀化市中院，通道县法院司法腐败种种事实，希望上级重锤出击，严惩这些枉法裁判之徒，还我们怀化地区，通道县一个碧水蓝天的晴空……
试问：通道县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4日作出(2003)通民二初字第03号民事调解书有没有法律效应?“一案能不能两次再审?”这种知法违法，犯法违背司法原则程序，该不该追究通道县人民法院相关人员违纪违法行为和责任?我一个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国家干部，该不该享受这不公正的待遇?通道县法院审委会滥用审判职权裁定撤销该院正确调解书，强令一案再审，置2003年03号生效法律文书于不顾，破坏司法公信力，严重违法违纪的“小虎苍蝇”该不该重拳出击，沉重打击呢?

B. 醉驾检察院建议量刑时间法院会按照来判吗

醉驾如果事实清楚，法院会依据检察院的量刑理由来进行判决，但是被告人对量刑有异议的，法院会让被告人提出证据，必要时让检察院进行补充侦查。

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理由，量刑理由主要包括：

（一）已经查明的量刑事实及其对量刑的作用；

（二）是否采纳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发表的量刑建议、意见的理由；

（三）人民法院量刑的理由和法律依据。

第三条规定对于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量刑建议，量刑建议一般应当具有一定的幅度。

(2)违背司法原则扩展阅读：

《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指出在量刑时的若干问题：

第十二条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对量刑证据有疑问的，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必要时也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核实。人民检察院应当补充调查核实有关证据，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

第十三条 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中收集的量刑证据材料，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依法调取。人民法院认为不需要调取有关量刑证据材料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量刑辩论活动按照以下顺序进行：

（一）公诉人、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

（二）被害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表量刑意见；

（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答辩并发表量刑意见。

第十五条 在法庭辩论过程中,出现新的量刑事实，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待事实查清后继续法庭辩论。

C. 终局行政决定行为是否违背司法终局原则

终局行政决定行为不违背司法终局原则，这是法治社会下的一般原则。也是权力分工原则、主要是部分行政领域高度的技术性所致。终局行政行为有法可以依。

《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第三十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收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

D. 如何避免冤案

从具体操作机制层面上讲，则必须改变司法过程中各办案部门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的状态。如今，在我国整个诉讼构架中，公、检、法三家确有成为事实上的“一家人”的倾向。我觉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安和检察两家走得近一些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宪法上同样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责）。因为总体而言，“警检一体化”是一种发展趋势，它们都代表着控方，整个侦查活动的目标也都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并最终服务于对犯罪行为的有效指控。但控辩双方与法院之间却应该形成一个完整、合理的诉讼结构，法院应该依法独立地进行裁判。而现在，人们几乎都看到了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辩方的“弱者”地位。因此，不断提高被告人及其辩护一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实际地位，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权威地行使刑事审判权，才是现今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和当务之急。

我们常说，法院裁决的案件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其实，这必须从遵守法律的程序、证据和实体的规范开始做起。经不起现行法律评判的案件，又怎么可能成为“铁案”并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呢？过去的“佘祥林案”和现今的“赵作海案”，以及更多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其背后大多存在明显的疑罪从有、内部协调和违背司法原则问题。（此文是游伟教授在年前复旦大学召开的防止冤案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根据会议现场录音整理。）

E. 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发生冲突时怎么办 为什么

1、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法律是法律中最具有硬度的部分，最大程度的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有助于保持法律的安定性和权威性，避免司法者滥用自由裁量权，保证法治的最起码要求得到实现。2、除非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否则不得舍弃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

F. 腹诽之罪违背了什么法律原则

名词解释，腹诽就是，心腹里的不满或牢骚，还没有说出来，或者不敢说出来的话。因此腹诽纵有千层沟壑，可是还没有构成任何法律事实，也不会有任何证据存在，也就不可能有罪。
所谓的腹诽之罪，也就属于毫无证据的猜测，也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腹诽之罪，违反了实事求的法律原则，因为法律的实事求是是究证据的，即便当事人承认有腹诽的心思又如何？根本就不敢讲出来不敢付诸实际行动的想法，依旧是没有任何法律事实，这和未遂不同，未遂是已经付出实施但没有得逞，而腹诽根本就 没有付诸实施 ，如果连一个想法都要进监狱，那恐怕所有的人都要进监狱了，因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罪恶的想法

G. 无罪推定为什么违背了责任法定原则的要求

大哥，无罪推定什么法定原则都不违背，，是符合法律标准的，

无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又可称为无罪类推（与有罪类推相对应），简单地说是指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判决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无罪推定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除以上内容外，无罪推定还包括：被告人不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被告人提供证明有利于自己的证据的行为是行使辩护权的行为，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或不能证明自己无罪而认定被告人有罪。无罪推定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通行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国际公约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也是联合国在刑事司法领域制定和推行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1996年3月第一次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意味着，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任何人都不处于有罪公民的地位。

请采纳

H. 严打"刑事政策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哪些精神

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鉴署的《大宪章》，其第三十九条规定：“凡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内国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条被德国学者修特兰达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这一观点虽然有某些学者如泽登佳人、风早八十二、横山晃一郎等教授的反对，但为后世很多学者所接受，成为刑法学界的通说。
虽然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英国的《大先章》，但它作为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却是十七、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运动是对中世纪封建专制主义的反动，因而它以人的解放为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确立了个人本位的政治法律思想，从而为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启蒙思想的主要理论形态即古典自然法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强调个人的安全、自由和民主三种价值。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代刑法基本原则的诞生，完全体现了古典自然法所确立 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以人权保障为己任。但由于古典自然法学派过分强调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而刑法制度的设计完全从保障个人自由出发，忽视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不利于建立法治社会，从而遭到了刑事实证法学派的抨击。实证法学派宣称的基本目标是从罪犯本身及生活于其中的自然 和社会环境方面研究犯罪的起源，以便针对各种各样的犯罪原因采取最有效的救治措施。因此，刑事实证学派设计的刑法制度以社会保护为重心，但也没有对个人完全否定，恰恰因为它含在寻求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均衡，所以不满足于支持社会反对个人，它也支持个人反对社会，从而在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之间寻求平衡，从而罪刑法定原则也从建立在个人自由与人权保障的基础上的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渡到了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从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到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变化，主要是指从完全取消司法裁量到限制司法裁量；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被告的场合容许类推适用；从完全禁止事后法到从旧兼从轻，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等，都没有违背人权保障的宗旨，同时又增加了刑法的灵活与适应性，以求得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间更好的平衡，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双重机能。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从绝对到相对的变化，既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具有内在的完善机制，可以跟上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即它的变化并非自我否定，而是自我完善；也体现了刑事实证学派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的均衡的原则较之古典学派的个人理论的进步。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符合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至今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遍、最重要的一项原则。通说认为，罪刑法定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有以下三个方面：
1、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们提倡理性主义，主张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他们之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体上表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倾向称为国家主义学说，另一种倾向为自由主义学说或个人主义学说。这种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为罪刑法定主义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它的保障人的权利的思想，被认为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核心思想。因而可说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为罪刑法定主义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
2、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孟德斯鸠也是启蒙思想家，主张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但是他所提倡的三权分立论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政治法律方面的直接思想基础。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即共和、君主和专制，认为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侵犯个人自由。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个人自由，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为此，他提了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由各个国家机关分别掌握，互相分立，因为在他看来，这三种权力如果由同一机关行使，则一切都完了。所以三种权力必须分立，立法机关负责制定法律，裁判机关只能适用法律，并且必须受法律的拘束，法官则是机械的适用法律的工具，法律的解释属于立法权的领域，不允许法官解释法律，以免法官的擅断，“这样的思想导致确立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
3、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心理强制说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在它的主张者费尔巴哈时代被称为“法律理论”，费尔巴哈叫做“实定法的理论”，宾丁名之为“平衡说”。在此说的主张者费尔巴哈看来，人具有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本能。人们犯罪就是由于在犯罪时获得快乐的感性冲动而导致的，所以为防止犯罪，就需要防止、抑制人的这种感性冲动。为了抑制人的这种感性冲动，就要利用犯罪欲求能力这种感性本身，采用成为感性害恶的刑罚，对犯罪加之以痛苦。详言之，为了防止犯罪，必须抑制行为人感性的冲动即科处作为感性害恶的刑罚，并使人们预先知道因犯罪而受到的痛苦，大于因犯罪所得到的快乐，才能抑制其心理上萌生犯罪的意念，换句话说，行为人由于确信实施犯罪的欲望会带来更大的害恶，就会抑制犯罪意念，而不去犯罪。为了起到心理强制的作用，需要预先用法律明文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关系，以便预示利害，使人们知晓趋避。费尔巴哈主张的罪刑法定主义，正是作为心理强制说的结论被确立的。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学者们之间的意见颇有不同，但过去曾经形成过通说。通说认为有四项内容，即罪刑法定原则的四个派生原则：排斥习惯法；排斥绝对不定期刑；禁止类推解释；刑法无溯及效力。下面我来一一简单的论述一下。
1、排斥习惯法，即刑法的渊源只能是由国会通过的成文法。法院对行为人定罪判刑只能以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成文法为根据，而不能根据习惯法对行为人定罪处刑。这也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当然结论。但一些学者认为，习惯虽不能直接成为刑法的渊源，但对刑法所规定的一定概念的解释，常常不能否定习惯的意义。
2、排斥绝对不定期刑，这一原则是由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对一定的犯罪规定刑罚的种类和程度而产生的。绝对不定期刑是在法律中完全没有规定刑期的自由刑。法官在判决时，只宣布罪名和刑种，至于究竟服多长时间，则由行政机关即行刑机关根据罪犯的改造的情况决定，这样做，无疑会丧失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所以不论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许绝对不定期刑。但一些学者明确提出：“相对的不定期刑……，不认为违反罪刑法定主义。” 事实上，当前世界各国刑法典分则中的法定刑绝大多数为相对不定期刑。因为它便于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裁量刑罚。
3、禁止类推解释。类推解释是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援用关于同它相类似的事项的法律进行解释。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行为之所以被认为犯罪和处罚，必须依据事先由法律明文所作的规定。而类推解释则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创造法律，是由法官立法，从而根据类推解释的处罚。超越法官的权限，将导致法官恣意适用法律，侵害个人的自由权利，显然有悖于罪刑法定主义的原则。一直以来，类推解释在我国受到肯定。所谓：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刑事类推以不变应万变，使有限的法律从容应付人类无穷无尽和变化多端的各种行为。毫无疑问，刑事类推对于成方法的局限性确是一剂良药，但是，刑事类推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标准，本身潜藏着司法擅断的危险性。因此，随着罪刑法定的确立，刑事类推已为各国刑法所不取，尤其是绝对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任何形式的类推解释。但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被告的场合容许类推适用，因为这并没有违背保障人权的宗旨，因此，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为各国法律所接受。
4、刑法无溯及效力，即不允许根据行为后施行的刑罚法规处罚刑罚法规施行前的行为，通常也称为“事后法的禁止”。这是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已经施行的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所以罪刑法定主义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人们知所遵循。否则，如果以行为后施行的刑法为根据处罚施行前的行为，这对行为人实际上是“不教而诛”，而且，以行为后的法律定罪处刑，人们就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今后是否被定罪处罚，这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但目前轻法溯及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是因为轻法溯及“有利被告”，不违背“罪刑法定”保障人权的宗旨。
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明确性原则；实体的适当原则；严格解释原则等，我国学者对这些原则一般也予以肯定。在此我不再论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随之进一步增强，人民需要罪刑法定，法治社会呼唤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条中庄严宣告了这一基本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一条有着中国特色的刑法规则。
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其积极侧面，就是对一切犯罪行为都要严格地适用刑罚权加以惩罚,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其基本精神是严肃执法, 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 强调的是刑法惩罚犯罪的积极扩张的机能。第二个方面是消极侧面，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精神都是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以保障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适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权，这是第二位的。
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导向是体现着政治国家的“社会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价值理念兼顾。这是由我国的民主与法治逻辑和理论前提决定的——我国的法律包括刑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础上的。
从上述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背景及价值内涵来分析, 刑事立法者在刑事立法中所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应具有下列价值取向: 第一, 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内涵限制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法不禁止皆自由”是近年来我国法理学界积极倡导的理念。第二,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内涵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精神是相互沟通与调剂的。刑法谦抑精神包含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社会生活中的犯罪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刑法不可能把全部的犯罪都囊括在现有的条条框框内，这就需要刑法具有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从而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一方面要求刑事处罚有必要和合理的根据, 禁止处罚不正当和无必要处罚的行为。另一方面就相对化而言, 就是实现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的结合。刑事古典学派当初提出罪刑法定原则，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否定封建的专制擅断，以法律限制权力，从而保障个人自由。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或者说它的派生原则主要有如下五项:
1、成文法主义。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成文法主义，首先要求作为处罚的法律依据的刑法必须是成文的，也可称之为法律主义，即罪刑的法定性。没有成文的法律就没有刑罚是成文法主义的经典表述，其内容十分丰富。首先，规定犯罪与刑罚必须是成文的法律，这里的“文”显然指文字，而且必须是本国公民通晓的文字。其次，成文法主义意味着成文的刑罚法规一般应当由立法机关制定，行政机关的政令或者其他命令不能制定刑罚罚则。再次，成文法主义排斥习惯法。虽然习惯法是由民众发展起来的，比形式上的制定法律更符合民众的意志，但事实上是法官创制法律，应予否定。最后，成文法主义排斥判例法。所谓的判例法，实际上是法官造法，因为法官不是国民选举产生的，由法官直接决定犯罪及其处罚，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民主思想基础格格不入，显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即使在英美法系国家，在刑法领域也都已经成文化，例如美国各州都有刑法典，这一点与大陆法系国家已经没有区别。更重要的是，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判例创制新罪罪名，早已被禁止了。
2、禁止事后法。刑法只适用于其施行以后的犯罪，而不追溯适用于其施行之前的犯罪，这就是不溯及既往原则或禁止事后法的原则。这是国民预测可能性的客观要求。因为刑法的溯及适用有害于法的安定性并有非法侵害个人自由的危险。在此前提下，西方学者从“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出发，对刑法无溯及力的观点后来有所改变，即在裁判时法如果是重法，没有溯及力；如果是轻法，则有溯及力。学者一般认为，这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1871年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款规定:“从所犯之时到判决之间，有法律变更时，适用最轻之法律。”根据1935年6月26日法律，该款改为“判决时施行的法律如较行为时施行的法律为轻，得适用较轻的法律;案件判决时，如此行为依法律己不处罚，得免予处罚。”尔后，轻法溯及得到广泛的认可。
3、禁止类推解释。类推解释是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援用同它相类似的事项的法律进行扩张解释。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行为之被认为是犯罪和处罚，必须依据事先由法律明文所作的规定。而类推解释则是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事项创造法律，是由法官造法，从而根据类推解释的处罚，超越法官的权限，将导致法官恣意适用法律，侵害个人的自由权利，显然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初衷。不过，关于禁止类推的派生性原则近年来有了新的发展趋势，便是允许有利于被告的类推。
4、禁止绝对不定期刑。这一原则是由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对犯罪规定刑罚的种类和程度而产生的。绝对不定期刑是在法律中完全没有规定刑期的自由刑。现代学派的学者认为，犯罪是由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所产生，刑罚是娇正、改善罪犯的主观恶性的手段;但对改造犯罪人的主观恶性要求多少时间很难预料，所以法律只能规定不定期刑。绝对确定的刑种和刑期，使法官不能根据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险程度判处相适应的刑罚，正如贝卡里亚所描述的：“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一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的法律。”[6]显然，在这里法官成为一个机械的法律适用工具，没有任何司法裁量权。事实上当前世界各国刑法典分则中的法定刑绝大多数为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因为它便于法官考虑各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当然过于广泛的幅度，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宗旨，实不可取。
5、与刑罚法规适当原则。首先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其次要禁止残酷的不均衡的刑罚，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一方面要求不得违反人权保障规定处罚行为，或者说不得将符合宪法规定的权利行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要求不得处罚不值得处罚的行为，或者说不得处罚轻微危害行为以及缺乏处罚的必要条件的行为。禁止处罚不当罚的原则，也可谓适当的犯罪化，既是对立法的要求，也是对司法的要求。

I. 国家赔偿中归责原则

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国家赔偿是否执行的前置标准，国家赔责任原则不仅仅局限于不法侵害的结果产生的赔偿，还包括执法部门、人员的过程责任，过错责任等等。

一、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违法归责标准

（一）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国家机关职权行为以及相关的事实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军事行为，刑事强制措施等。

（二）违法归责标准中的违法形式，不能仅仅理解为行政诉讼法第54条所规定的违法形式和种类，还应当包括违反法律规范的具体、明确规定，以及违反法律规范的原则、精神和目的等实质性违法。

二、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过错归责标准

（一）这种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应当与违法归责标准的适用范围基本一致，适用于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相关的事实行为、柔性行为、军事行为等。国家机关的违法，说到底都具有过错性质。

（二）国家机关是执行国家法律的主体，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它的职责要求它应当尽职尽责，必须忠实地贯彻执行法律，实现国家意志。如果国家机关违反法律规定，表明它已经违背了国家的意志，背离了立法所要求的行使公共职权的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过错。

三、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的结果归责标准

（一）结果归责标准，是一个特殊的归责标准，适用法院的判决行为。客观地说，法院的判决也会违法，也会有过错，也会侵害公民、法人的权益。国家赔偿责任的范围不包括法院的错误判决，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客观的。

（二）对法院的错误判决。法院判决的错误与否，既要符合国家赔偿制度的原则，又不能违背司法最终性的原则。对法院错判的赔偿责任，只能实行结果归责标准。

四、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的无过错归责标准

（一）无过错归责标准适用于合法行为的补偿责任形式。在国家赔偿法中目前没有关于补偿责任的规定，当然也就没有补偿责任的归责标准的规定。这是一种缺陷。

（二）国家机关的行为合法，只是表明国家机关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并不表明这种合法行为没有或不会给公民、法人的权益造成损失，也不等于受害人有义务自己负担这种损失。

五、国家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过错加风险的归责标准

这种归责标准，适用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领域。对于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目前的国家赔偿法没有涉及，实践中出现类似损害时，一般都是通过民事赔偿责任来解决。

(9)违背司法原则扩展阅读：

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

1、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

2、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抚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这里的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是指做出的有效行政决定的上一年，所以若某个行政决定做出后又在后来因为行政复议而更改的，则以后来的这个决定做出的年份的上一年为准计算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

3、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处罚款，罚金，追缴、没收财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摊派费用的，返还财产。

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解除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造成财产损坏或者灭失的，能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

J. 当代中国司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司法原则是指司抄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的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规则和基本精神，主要包括司法独立、审判公开、程序公开、审判制度等四个方面。
司法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司法公正，包括实体法的公正和程序法的公正。这是司法活动的性质和法的内在精神要求的。
2、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中包括 I、法律对全体公民平等。II、公民依照法律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III、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都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的违法行为都要受法律的追究。
3、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即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排除主观想象、分析和判断的依据。要以法律的标准和尺度审理案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4、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中包括 I、国家的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有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统一行使。II、司法机关依照法律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III、司法机关在司法中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正确的适用法律。这是由于司法权的三个性质即专属性、行使职权独立性和合法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