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强制性的不好的

Ⅰ 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

法律规范依据权利、义务的刚性程度，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必须依照法律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排除适用的规范。任意性规范则允许主体变更、选择适用或者排除该规范的适用。商法以私法规范为主体，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当然具有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商事活动要求简便、快捷，应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更为合理，因此在商事行为法方面更多地存在任意性规范。例如合同的订立、合同形式的选用、履行的方式，公司中经理人的设置、职权的规定，证券的投资，票据的转让等，都可以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自由决定。

然而，由于商事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商事组织的设立及其成立后的运行机制是否健全，会涉及交易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会直接对交易安全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影响。因此，关于商事组织的法律规范不宜完全由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应由国家给予适当的干预，这些干预的规范在商法中就体现为强制性规范。例如公司法中有关公司设立、公司的组织机构，商业登记，票据的种类、行为的方式，破产法中的清偿顺序等规范均为强制性规范。商法所具有的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结合特点正如德国法学家德恩所说：“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法律。

Ⅱ 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范和管理性强制性规范

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由此可见，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并不当然无效。那么，如何判断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呢?这在审判实践中是一个抽象而复杂的问题，没有严格、统一的判断标准，而且也很容易发生争议。现笔者就合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谈一下自己的粗浅看法，以与同仁们进行探讨。

一、首先的判断标准是，看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果该强制性规定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的，则该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例如，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关于租赁合同规定的：“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超过20年的，超过部分无效。”该规定即属于这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但是，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规定于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之内，以致审判人员对此不时发生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不包括于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之内；另一种观点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包括于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之内。前一种观点的理由是，《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明确规定了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并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后一种观点的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是对如何正确适用法律规范所作出的有权解释，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案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应当视为广义上的法律；《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没有明确将“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排除于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范围之外。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的确认合同无效的“法律”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只要“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的，则司法解释的该条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售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该条规定即属于这种情形。

二、其次的判断标准是，看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即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有观点认为，只有违反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会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才能认定该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果违反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会损害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则不能认定该强制性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应当区别对待。笔者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应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与集体利益、第三人利益区别对待，应当将上述四个方面的利益放置于同一位次加以考虑。因为，我国《宪法》、《物权法》已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放置于同一位次加以规定，并予以平等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犯。

三、再次的判断标准是，看违反该强制性规定是否会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如果违反该强制性规定，会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即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我国的每部法律，均在总则中规定了该法的立法宗旨，即立法目的。在民法领域中，《合同法》属于特别法；在商法领域中，《合同法》属于一般法。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立法宗旨”所指的相关法律系涉案合同所涉及的特别法，并不包括一般法和其他法律。如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是有关保险方面的合同，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为我国《保险法》的立法宗旨；如当事人之间签订的是有关公司方面的合同，其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标准为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违反强制性规定是否违背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是衡量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一个兜底性判断标准。在具体操作时，如果适用前两个标准均不好衡量的时候，则可采用该标准加以综合判断。例如，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除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调整的，并经民主议定等特别程序进行调整外，发包方在承包期内不得调整承包地。如果发包方违反该规定调整承包地的，则违反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条规定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维护农村土地承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这一立法宗旨，故可以认定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在判断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不能仅以法律的表述“禁止”、“不得”、“应当”、“必须”等加以衡量，还应当从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违反该强制性规定是否会违背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宗旨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Ⅲ 法律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就复在于“强制性”和“任意制性”：“强制性”在于当事人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必须依法办事，通俗点即只能按照法律的规定。“任意性”在于允许主体变更、选择适用或者排除该规范的适用，留给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

比如在公司法则里面带有“应当”“必须”“应”“不得”之类的词语，你一定要去这么做的，就是“强制性” 而“可以””可“有权”，可供你自主选择的，就是“任意性。”

Ⅳ 商法主要包括哪些法律

商法包括以下来几类主要内容源:
（一）组织规范与交易规范
大体上可以说，在本课程包括的六门法律中，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破产法属于商事组织法，票据法、证券法和保险法属于商事交易法。
（二）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
1、商法中的强制性规范：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必须在稳定性、一致性和灵活性3者之间取得平衡。要求法律具有超越时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可以提高效益、降低成本、保证安全。
2、另一方面，除了强制性规范外，任意性规范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商法又必须本着自由原则，设立任意性规范以保留意思自治的足够空间。在商事法律中，自由原则主要体现为法律中直接的任意性条款，包括授权性和选择性的条款。
（三）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
商法中的实体规范主要是有关权利、义务、责任、条件、限制和行为方式的规定。
有些商事法律也包括了程序性的规定。
以上就是商法的主要内容，是从三个方面介绍的：第一，组织规范与交易规范，第二，范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第三，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相互交融在一起。

Ⅳ 如何理解商法的公法性特征试举例说明之。

商法的公法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产物。商法的本质属性是私法，公法性的出现源自于“商人基于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原则而实施的行为极有可能侵害他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 的潜在危害性。也就是说，公法性是商事关系复杂化后，在商事主体依靠习惯法难以避免商事行为的危害性、需要国家公权力对商事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商法公正性在世界展露头脚是在20世纪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变革和生产力的不断社会化及企业规模的扩展，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从单纯市场调节向着市场调节和国家调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西方经济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逐渐被国家干预和调控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取代。国家不仅加强了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也加强了对私权的调控。在商法领域实行了大规模的公法干预政策，其典型方式是“向传统商法输入刑法、社会法等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规范”。 这样，意思自治的商法领域溶入了大量国家强制性规范，使完全私法性质的商法具有了显著的公法性特征。

商法公法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复杂化。
具体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国家政权统一的需要。商人团体依靠自律、自主行使权力缺乏国家强制力，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不正当竞争、垄断、侵害消费者利益等危害行为需要国家强制力的干预；而国家政权本身为了国家、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也有自我扩张的欲望，将商人进行自律管理的权力纳入国家职权是国家政权统一的需要。
（二）、对一些新的商事主体交易方式的不信任。如18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股票风潮，许多小股票持有者大规模破产，这就导致了社会对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新的商事主体的不信任， 而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障弱小商事主体的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三）、对“公益与私益”的误解。 人们易把商法误认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只服务于特定个人的利益，与现代社会的平等精神相违背，只有公法才服务于公益，从而让公法进入私法领域成为人们的“美好愿望”。

商法中公法性的内容主要体现在：
商业登记制度、商业账簿制度；公司法中的公司组织形态、公司章程的法定事项、公司股份转让与公司合并的条件与程序等规定；破产法中的和解整顿、债权人会议、破产财产范围、债务清偿顺序等规定；证券法中的证券发行、承销证券公司的报告义务、证券上市、证券公司的设立、证券监督管理等规定；票据法中的票据种类、票据行为的有效、票据抗辩限制制度、汇票和本票的出票人等规定；保险法中的责任准备金、再保险、保险代理人与保险经纪人、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等规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记、运输单位、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抵押权等规定。
另外，公法性在商法的基本原则中也有体现，主要体现在商事主体法定原则和保护交易安全原则。如为了保证市场交易基础的稳定，各国商法对市场主体采取了商事主体类型法定、商事主体内容法定和商事主体程序法定；为了维护商主体的正当交易行为、减少交易风险，各国商法对商行为的调控往往采取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和严格责任主义，使商法具有明显的公法性倾向。

Ⅵ 请问法律高手什么叫做法律的强制性规范和 任意性规范

法律规范依据权利、义务的刚性程度，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所谓强制性规范是指必须依照法律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排除适用的规范。任意性规范则允许主体变更、选择适用或者排除该规范的适用。商法以私法规范为主体，贯彻意思自治原则，当然具有大量的任意性规范。商事活动要求简便、快捷，应由当事人自行决定更为合理，因此在商事行为法方面更多地存在任意性规范。例如合同的订立、合同形式的选用、履行的方式，公司中经理人的设置、职权的规定，证券的投资，票据的转让等，都可以由当事人按照自己的意思自由决定。

然而，由于商事组织在经济生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商事组织的设立及其成立后的运行机制是否健全，会涉及交易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利益，会直接对交易安全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影响。因此，关于商事组织的法律规范不宜完全由当事人意思自治，而应由国家给予适当的干预，这些干预的规范在商法中就体现为强制性规范。例如公司法中有关公司设立、公司的组织机构，商业登记，票据的种类、行为的方式，破产法中的清偿顺序等规范均为强制性规范。商法所具有的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结合特点正如德国法学家德恩所说：“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法律。”

Ⅶ 商法的性质

对于以商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商法，其性质是什么，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界虽未见有学者
以“性质”为篇名作系统的阐发，但许多学者在谈到商法的特征时多少有所涉及，而其中所
涉及的内容似乎尚有深入研讨的必要。
商法的性质即商法的本质属性，从普遍的意义上说，此处并不涉及其政治性质问题，因
为中国法律毫无疑问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从商法产生时起，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就认为商法是私法的特别法，属于私法范畴。也
就是说，商法的首要性质是私法。对于商法这种性质的揭示不仅适合于19世纪的欧洲，同
样适合于当代中国。
关于当代中国是否应采用公、私法的划分问题，在国家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为我国
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之后被法学家提了出来，尽管如同国外的情况一样有少数学者持
否定的态度，但较为多数的学者认为“公私法的区分，是现代法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
家的前提。”①依区分公法和私法的通行标准，商法的私法性质十分明显。
第一，作为商法调整对象的商事关系是一种平权关系，主体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商事关系是发生在商事活动中的商人之间形成的财产关系，商人或称商事主体是市民社会的
主体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主体，它们或是公司、合作
社，或是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等等。它们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
人，是市场之中实在的人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实实在在的“经济人”而非“道德人”。因此，
商人是私法的主体，商事关系属于私法调整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商法规定的权利是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核心是商事主体拥
有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范围内的充分的经营自由，以实现其营利目的。为达到这一点，商法首
先要以严格主义(强行性规范)确立商事主体的主体地位，赋予其商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
力;其次，是必须确保商事主体的意识自治，以使其通过自己的独立的行为去享有权利和承
担义务，体现在法律规范上，即是较多的任意性规范的存在。例如，关于商行为，在许多情
形下，只要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或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均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或自行订
定。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①肖扬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讲座》，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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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不论是商法的任意性规范，还是其强行性规范，都以确认、保障和促进商事主体
的营利为宗旨。商法关于商事主体的营利性调整机制并不是保证每一个商事主体都获利，实
际获利的数量与当事人主观愿望的差异，是由当事人双方能力决定的事情，商法对此不加干
预。商法的使命是保障交易程序的公平，即以建立交易的公平竞赛规则为己任，向所有依法
经营的商事主体提供公平获利并将其合理地分配于投资者的一般性条件，但如果交易使一方
无利可得，就违反了交易在分工条件下使双方皆获利的本质，尤其是在交易中发生欺诈、胁
迫行为，商法则对此严加干预。很显然，这一机制是典型的市场经济机制和现代私法的调整
机制。
如此判定商法，必然招致不少人的非议。在一些人看来，商法是典型的“公私混合法”
或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对于此论，我们不敢妄加否定，但至少可以说，这是不全面的，
因为它涉及到公私法的区分层面的问题和对商法概念的理解问题。
依我们的理解，公私法的区分主要是从法律规范的层面着眼的，虽然有时也及于其调整
领域和法律文件，但对于后二者而言，这种区分的意义是十分有限的。在现代社会中，一则
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要达到平衡，二则一定的社会关系范围往往需要多种法律规范的综合调
整，如财产权和人身权既需要民法保护，也需要刑法保护。亦即存在一些学者所谓的“私法
公法化”的现象。如果仅以法律规范为考察对象，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比较清楚的，私法规
范从没有“公法化”过。
正如一些权威著作总结的那样，商法是一个内涵很不确定的术语。①学者们在回答什么
是商法时，都要从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上加以阐述。考察当今世界各国的商事立法，在形式
意义的商法中，其法律规范无不包括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两大类。再加上当代世界是一个国
际往来十分活跃的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因此，每一类商事规范又都含
有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我们认为，通常所指的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的商法仅指商私法规
范，且以国内法规范为主。正如后文将要谈到的，商法的意义应当是实质意义上的而不是形
式意义上的。如此则其中商公法规范应当归入经济法或刑法之中。如果从立法(法律文
件)这一层面去着眼，则当然可以得出“商法的公法化”的结论，然而却不好理解“商法是
民法的特别法”或“商法是私法的特别法”这一点。总不能说，其中的刑法规范也是私法
(民法)的特别法吧!其实，“商法公法化”的准确说法是“商事活动的公法调整得到加强”，
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早期单纯地只由私法规范调整的领域演变成以私法规范调整为主、为
基础，公法也将其纳入自己调整范围之内的态势。明显的例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和人身关系由私法调整，但是平等主体之间只存在私法关系吗?显然不是，许多犯罪行为均
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当然应当由刑法(公法)进行调整。商事领域同样是如此。
因此，单纯地说，“商法是公私混合法”或“商法具有公法性”是不太确切的。就形式
意义的商法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来说，则是不准确的。否则，一方
面划不清商法同经济法的关系，另一方面刑法也就会被各个领域的法所肢解，即出现所谓的
商刑法、环境刑法、经济刑法、文化刑法等。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仅是从这些方面进行科
学研究当然是无可非议的。
商法的第二个性质是实体法。将法律区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是近代以来的做法。按照罗
①参见(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年版。第120页。
马法上的公法与私法的概念，民事诉讼法属于私法范畴。直到《拿破仑法典》制定时，作为
程序法的民事诉讼法已被从私法中分离出来作为公法处理。①虽然法国于1807年颁布的商
法典中专门规定了商事法院组织和诉讼程序，1958年法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法没有变动商事
法院在法院司法体系中的地位，可是大多数国家并未单设商事诉讼程序法，而将商事纠纷依
民事诉讼程序法处理。考察各国的形式意义的商法，可以发现其法律规范大量的是实体性规
范，虽然也存在有一定数量的程序性规范，如公司登记的具体程序，但它主要是告知主体如
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至于国家主管机关究竟应如何办理，则因这些法律中不可能包含如此
琐细的规范，往往要有其他的实施性规定的出台始为实用，而这些具体的规范性质上则属于
经济法规范(一些学者称之为经济行政法规范)。另外，破产法从其发生来看本属于传统的
商法之中，一些国家规定，破产只适用于商人而不适用于一般的民事主体。然而，破产法在
性质上主要是程序法(当然其中也有不少经济法规范)，随着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
体系化追求的强化，应当不再将其认为是商法，个中理由就与人们不将民事诉讼法归于民法
是一样的。②总之，现代商法已经从传统的实体法程序法合二为一的商法发育而成实体法的
商法。
在我们看来，商法在性质上是国内法而不是国际法。有人认为商法的发展趋势是“国际
法—国内法—国际法”。从表面来看，此论好象不错。但仔细思考一下，我们觉得似乎
不太准确。
诚然，商法早在其古典时期就已表现出国际法的特征，形成于中世纪的商事习惯法特别
是海事习惯法实际上已被欧洲大陆各国的商人普遍接受并适用其商事活动，当时的商人团体
甚至视商法为“国际法或自然法之一部分”。③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习惯法可以与现代国际
法同日而语吗?回答无疑是否定的。那时的商事习惯法充其量是具有国际法的某些特征而
已，貌似而神不似。
至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已是国际范围内的大市场，国家间商品的流通和人
员、资本、劳务的流动日趋自由，于是商法的统一化、国际化趋势得到加强，一系列的国际
商事公约、协定和地区性的商事公约逐渐问世。这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即使是这种事
实，仍然得不出现代商法是国际法的结论。一则，是否参加这些公约，对这些公约中的某些
条款是否保留，完全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一国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可以参加某公约也
可以不参加某公约，即便是国际市场的动力促使其加入某公约，还是要经过一国以主权形式
表现出来;二则，现代世界各国的普遍性的做法是，并不因为有国际性的商事法律规范的存
在而不进行国内商事立法，也就是说，国内商事法规范与国际商事法规范是同时存在的，国
内立法只是吸取国际上的先进做法而已，而不是以国际商事规范直接代替国内商事规范。欧
共体国家的情况虽有点特别，但欧共体毕竟只涉及几个国家。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所谓
的“商法一体化”主要表现为各国商事法律规范的相似或相同，就一国的商法而言，其法律
规范包括了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两部分，国内法规范是基础，是占主导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