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司法化

❶ 关于对宪法司法化的看法和理解

浅析宪法司法化
宪法，它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我国，宪法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人民的幸福和安宁、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但是，在新中国成立的60年期间，我们还未曾有过处理违宪案件的实际经验，所以宪法在中国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就面临着十分尴尬的处境：一方面它是法律体系中的根本大法，另一方面它的很大部分内容在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因此宪法司法化必须引起应该有的重视。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法院直接以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将宪法直接适用于公民权利侵害的案件；另一种情形则是指法院直接依据宪法对有争议的事项进行司法审查，即违宪审查。在当今世界，宪法司法化已经成为各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据统计现今世界有104个国家分别采取普遍法院型和宪法法院型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但在中国，宪法为什么无法进入法院？综合分析，分为两大原因：一为直接原因，二为深层原因。
一、 直接原因，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关。
最高人民法院在1955年和1986年下达了两个批复，其一是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当时新疆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在刑事判决中，宪法不宜因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另一个是1986年10月28日，给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批复：“关于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文件”，其中并不包括是否可以用宪法。所以这两则批复对中国法官不直接引用宪法做判案做判案根据客观上产生误导作用，也成为了后来法院在审判中不直接引用宪法的“根据”。
二、 深层原因，宪法不直接使用的深层原因有以下几点：
1、宪法本身的原因。宪法内容过于粗糙后者说是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粗糙包括修宪的容易性与频率性。
其一：在我国，宪法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2∕3以上的多数通过。但《美国宪法》规定，经过国会两院2∕3议员同意，或者2∕3州议会的请求，可以提出宪法修正案，修正案要经过3∕4的州议会或修宪会议批准后才能生效。而日本《和平宪法》第96条规定修宪必须得带参议院和众议院2∕3以上议员的认可，随后才可以进行公民投票，草案才能成为法律。可见其他诸国的宪法修改是一件神圣而困难的事情，条件非常之高，还要进行层层限制修改程序，相比而下，我国修宪门槛低也过于简单，这样就难免让我们置疑宪法规定的条文是否经过各层专家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其二：我国宪法堪称世界最多部，修改频率也令人吃惊。我国在60年之中，共有4部宪法，而且经过了6次修改，而美国从1775年至今二百多年来，宪法修正案只有26个，所以这样才说明了我国修改宪法太容易，这也会使我国在治国方针上很容易偏离了主导，也会大大削弱宪法的权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宪法意识。
2、我国的危险审查制度未得到充分的完善。在我国违宪审查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构也至今未能实际建立起来，并且法律适用与宪法及法律解释相分离，也导致了违宪审查权虚置，另一方面，宪法监督缺乏相应的启动机制，违宪审查无法实际提出，所以违宪审查仍停留在宪法规定中，也同时在一步步制约着宪法司法化的进程。
3、我国宪法至上权威地位的观念没有树立起来。宪法适用状况与一个国家的民主法制完善程度、宪法传统和民众的宪法观念有很大的关系。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人治传统根深蒂固，宪法法治观念淡薄，也因为宪法没有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所以无论公民还是国家的行政、司法、立法机关，都没有在心中树立起宪法权威至上的观念，从而也无法进一步形成宪法可以被律师用来打官司，可以被法院援引作为判案的根据，可以被公民直接引用为自己冤案提起上诉或是申诉的观念。
4、司法独立程度不高和法官素质相对较低，给宪法适用带来了操作上的困难。一方面，司法独立程度不高，法官不能在审判中处于相对超然地位，法官受到宪法和法律之外的诸多因素影响和干扰，这样导致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原则难以贯彻；另一方面司法独立程度不高，则法官在审判中倾向于保守，不敢革新和突破，也不敢突破适用的“禁区”，造成了宪法在司法上很少直接适用这个既定事实。
5、我国宪法深受前苏联宪法模式的影响。我国的宪法发特别是1954年宪法深受前苏联宪法影响。前苏联宪法有为政策服务、口号性强、适应性弱的严重意识形态化倾向，并且前苏联宪法没有建立宪法诉讼机制，因此深受前苏联宪法模式的中国宪法司法化无法开展。
虽然我国存在着很多制约宪法司法化的因素，但是由于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宪法使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所以把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我们应当采取各种形式进一步深入宣传和学习宪法，使宪法观念和基本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教育广大公民自觉遵守宪法和维护宪法权威；要大力宣传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充分发挥人大的监督职能，发扬人民民主；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形势，继续加强立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切实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的履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要使行政机关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司法机关切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能，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而努力奋斗。

❷ 不服行政决定，申请复议或诉讼的期限是多久

不服行政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时限为60日，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6个月，这些在处罚决定书中均会载定。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九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对行政处罚不服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九条 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五）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六）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的日期。

(2)准司法化扩展阅读：

行政复议程序是指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复议案件所遵循的步骤。它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程序。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相比，具有简易、高效等特点。但是，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政裁判制度，又具有准司法性，所以在程序上应尽量司法化，以保证复议活动的公正性和合理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复议法》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

（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十）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

（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

参考资料：网络-复议

❸ 如何应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议

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有效地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或者说WTO争端解决机制如果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内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其权威性将不可能得到承认，这最终将使整个多边贸易体制的健康发展受到威胁。不难预见，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WTO争端解决机制必然会面临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挑战。
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长期实践暴露出来的问题，WTO成员有必要通过对《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的各项规定进行澄清和明确，促使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和合理化。 1，关于竞争和劳工条款缺失问题。
在新一轮回合谈判中，商议有关竞争和劳工标准方面的条款，使得在以后的贸易中如果出现关于这两方面的问题，能够有相关条款予以评判。
2，关于执行期限过长的问题。
对合理期限的使用要有所限制，如果发现恶意利用该期限实际逃避履行义务则给予惩罚。对此，就必须要建立起定期审查机制。DSU所确立的是准司法程序，DSB是一个准司法性质的机构，这已经为大多数法学家所公认，因此，对于任何试图逃避经过DSB批准的制裁措施都应该受到惩罚，应该增加一项，规定即使是在合理期限内，义务履行一方也应该定期向DSB报告为履行裁定所做的准备工作，权利方也可要求其向DSB报告或自行反映，这样，当上诉方发现被诉一方有明显的不可能执行裁定的迹象时可以提请DSB提前终止合理期间的
持续，而改用别的措施，这样，即使最后得不到补偿或者履行，也可以减少因为等待合理期间的完毕而遭受的期间损失。 3，关于损失的赔偿问题。

应建立制裁措施，增加损害赔偿责任，在DSU中增加相应的制裁措施。鉴于目前裁决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为了更好地保证胜诉方损失得到赔偿，建议设立一种类似特别提款权的基金，将交纳该基金作为加入WTO的义务之一，金额随国家经济实力而异。这笔基金相当于是国内的保证金制度，当评判完成时，可将败诉方已经交纳的基金中的一部分拿出赔偿给胜诉方，以补偿其损失。 4，关于权威性问题。
应增加DSU的司法化性质，以赋予专家组以更多的司法性质的权力。目前，无论是从DSU的条文用语还是专家组职能来看，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免使DSB具有司法性质，但要解决DSB的执行难问题就必须增加DSU的司法性质，要在保留原有机制中的磋商、斡旋、调解等灵活的程序的基础上，赋予专家组更多的权力，增强DSB的司法性以保证执行以及驳回上诉的权利。
5，关于发展中国家交叉报复效力不足问题。
应在发展中国家得到授权对发达国家采取报复措施的情况下，应有所有成员联合报复的机制，这样一来就能有效的对败诉方（发达国家）产生有效威胁，迫使其改正，从而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6，关于发展中国家政策建议难通过的问题。
应积极改变WTO被少数发达国家操控的现状，采取一定措施加重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如在投票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权重等，通过这些措施来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得以顺利实施，从而更好的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❹ 那行政国家的特点是什么如何科学的认识行政国家这一现象呢

简述行政国家的特点？

⒈国家行政权力机构的数量增多，其管理的内容庞杂，职能复杂；

⒉行政人员的队伍日益庞大，行政事业费用大量增加，公共管理的成本越来越高；

⒊各种专门行政委员会纷纷成立，导致行政权力的准立法化和准司法化；

⒋行政立法数量增加，自由裁量权的范围不断扩大；

⒌行政权力自主性增强，地位日益提高，出现凌驾于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之上的情况；

⒍行政权力的服务功能渐趋重要，公共福利措施增多，福利主义政策波及全球；

⒎行政权力不断发生越轨现象，侵犯立法权力和司法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甚至直接干预经济与社会事务。

如何认识“行政国家”现象？

⒈行政国家的出现，是近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生产力迅速提高的结果；

⒉与行政国家现象相伴而生的行政越权现象，是在行政权力增长过程中自身的恶性膨胀造成的；

⒊行政权力在由“守夜警察”的消极身份转变为社会积极干预者身份的过程中，其本质特征没有改变。

❺ 宪法司法化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使仅具有理论效力的宪法变成具有实践效力的宪法，宪法成为真正具有规范性和强制力的法律。是法律就必须由法院加以适用，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质要求。不能由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是法律，宪法也如此。如果不能为法院适用，无论宪法自己规定具有什么样的最高效力，也无论它如何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宪法在实践中的效力将会大打折扣。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宪法只有通过法院的适用直接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直接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裁决的执行，才具有了真正的实践效力。②有人认为，宪法通过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宪法的效力通过一般法的效力来体现，即宪法不具有直接的效力，仅具有间接的效力。[5](25页)笔者以为，“依据宪法制定……法”即宪法具体化为一般的法律，并不能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理由是：在实质上，一般法的遵守与适用都同宪法的效力没有直接关联。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宪法未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般法是否真正完全严格“依据宪法制定”或者是否违宪未有定论，如果一般法违宪，其效力怎能说是宪法效力的体现？在缺乏一般法的“纠偏机制”（违宪审查）情况下，宪法不能保证一般法与自己保持一致，一般法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没有严格的、逻辑的联系。所以，一般法的效力不是宪法效力的体现，也不能以一般法的效力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效力，实际上意味着宪法本身法律效力的阙如。总之，必须由法院直接适用宪法才具有实效。
2，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与社会现实或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的纽带，使宪法与社会现实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可以增强宪法的适应性。宪法的适应性，一层含义是指宪法的内容必须准确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和现实需要脱节，二层含义是指宪法所具有的通过自身的应变方式使宪法的内容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以及宪法以其国家强制力使法律、行为合宪的能力。[1]由法院适用宪法解决争议，可以准确、及时地检验宪法规范与具体社会关系是否一致，与社会关系不一致的宪法规范被及时揭示出来，可使修宪机关及时作出修宪或宪法解释。一些内容即使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判例规则予以完善和补充。这些都使宪法更适应社会需要，而宪法本身也在其中获得了完善、发展。因此，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发展的动力和重要途径，是重要的宪法发展机制。
3，宪法司法化是保证宪法至上的关键环节。如前述，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即宪法司法化是宪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宪法至上也最终是靠宪法的司法化即宪法在法院获得尊重和适用来实现的。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实质上就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宪法为标准对其他法律和特定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进行评判，对违宪的法律不予适用或宣布其违宪无效，撤销违宪行为，从而直接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进行裁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宪法至上性在司法领域内实现的过程。宪法只有由法院直接适用，才能真正实现其至上性。 1，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的起点。所有法律包括宪法都具有可诉性，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6](167页)从法律的方面说，法的可诉性即法的适用性——法必须进入司法的领域。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进入司法领域，首要的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但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并不意味着已经建成法治，因为法治还包含有人权保障、充分民主等价值要素以及权力分立与制衡、代议制等技术手段，宪法的司法化仅是法治的起点。
2，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关键。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我们无论怎样进行法治的建构，最终都是不完备的，而且最终可能使法治建设步入歧途。宪法司法化是法治建设不可逾越的“合理化”过程。
3、宪法司法化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志之一。自美国1803年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迄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大约4000件关系宪法解释的案件进行了审查，宣告了由美国议会制定的80余件法律违宪，至于州法律被宣告违宪者更多。[7](3页)正是宪法的司法化，保证了美国宪法的长期稳定，同时又使美国宪法始终处于实践状态，成为“活着的宪法”。在设立宪法法院及通过最高法院行使宪法法院职能的国家，宪法审判制度成了首要的司法审判制度。[7](106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1991年苏联、中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以后，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设立了宪法法院，并以此作为走向法治的标志。宪法的司法化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可以说，它已经成为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标尺。

❻ 什么是行政司法行为

行政司法是指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特定的行政争议或民事争议案件所作出的裁决行为；它所形成的法律关系是以行政机关为一方，以发生争议的双方当事各人为一方的三方法律关系，具体包括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行政行为，如行政终局裁决行为、国家行为等。
行政司法的特征
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
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及调解机关；
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
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
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

❼ 公安工作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公安工作的基本政策包括以下几个：
1.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政策。
2.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
3.宽严相济政策。
4.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政策。
5.尊重保障人权政策。
6.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政策。
二、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政策的具体应用
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是我们党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而提出的，是指导人民警察同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一项重要政策。
1.严肃、谨慎的含义
严肃，就是执法必严，使应负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特别是对于那些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必须严厉打击，绝不手软，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表明我们对敌斗争和打击犯罪的坚决态度和原则立场。谨慎，就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得草率，防止偏差，实行严格审批制度、监督制度，坚持有错必纠。谨慎是我们党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精神的体现。
2.严肃与谨慎的关系——辩证统一的关系
(1)相辅相成的。严肃要以谨慎为保证，谨慎要服从严肃的要求。严肃不忘谨慎，谨慎不忘严肃。
(2)两者不可偏废，不可脱节。如果片面强调严肃而忽视了谨慎，就会伤害无辜，犯扩大化的错误;如果片面强调谨慎而忽视了严肃，就会放纵坏人，犯打击不力的错误。
3.认真贯彻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政策
严肃与谨慎相结合政策的总精神——不枉不纵。具体应用即坚持“稳、准、狠”。
(1)“稳”，就是要注意策略，讲究工作方法，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
(2)“准”，就是对打击对象一定要调查准确，不要出偏差，做到事实准、定性准、量刑准。
(3)“狠”，就是要依法给犯罪分子以严厉打击，使之受到应有的惩处。
三、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政策的含义
依法从重，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在量刑幅度以内从重处刑。
依法从快，是指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审理案件的时限以内迅速地审结案件。
四、贯彻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1.适用对象：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2.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从重从快的前提是依法，要做到准确、及时、合法。
3.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并不意味着对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一律从宽或不予处罚。
4.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必要性。
(1)维护稳定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
(3)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密切党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密切警民关系的需要。
(4)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五、宽严相济政策的含义
宽严相济政策，是在长期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是党中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形势下重申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的“宽”，是指宽大、宽缓和宽待。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1.非犯罪化，即指本来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基于某种形势政策的要求，不作为犯罪处理。
2.非监禁化，即指某一犯罪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判处非监禁化的刑事处罚措施。
3.非司法化，这是就诉讼程序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凡是涉嫌犯罪的都应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但公诉案件中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非司法化，是对轻微犯罪案件在正式的刑事诉讼程序之外得以结案的一种方式，体现了对轻微犯罪的宽缓处理。
宽严相济的“严”是指严格、严厉和严肃。这里的严格是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徇私情。

❽ 我国为何不将宪法司法化运作

具体答案目前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你看看这句话能不能给你启发：
除非实在法专规则违反正属义的程度达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以致这种规则实际上变成了“非法的法律”，这时抛弃现有法律去寻求施行正义的法律才是正当的。否则，即使实在法规则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正义，我们也应当给予实在法规则以优先考虑。
——拉德布鲁赫

❾ 齐玉苓案提出哪些诉讼请求

齐玉苓案介绍
备受国人瞩目的齐玉苓案的大致经过如下：
1990年，原告齐玉苓与被告之一陈晓琪都是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的初中学生，都参加了中等专科学校的预选考试。陈晓琪在预选考试中成绩不合格，失去继续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的资格。而齐玉苓通过预选考试后，又在当年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取得了超过委培生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山东省济宁商业学校给齐玉苓发出录取通知书，由滕州八中转交。陈晓琪从滕州八中领取齐玉苓的录取通知书，并在其父亲陈克政的策划下，运用各种手段，以齐玉苓的名义到济宁商校就读直至毕业。毕业后，陈晓琪仍然使用齐玉苓的姓名，在中国银行滕州支行工作。
齐玉苓发现陈晓琪冒其姓名后，向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被告为陈晓琪、陈克政（陈晓琪的父亲）、济宁商校、滕州八中和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原告诉称：由于各被告共同弄虚作假，促成被告陈晓琪冒用原告的姓名进入济宁商校学习，致使原告的姓名权、受教育权以及其他相关权益被侵犯。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6万元，精神损失40万元。
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定：（1）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被告陈晓琪在其父陈克政策划下盗用、假冒齐玉苓姓名上学，是侵害姓名权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2）原告齐玉苓主张的受教育权，属于公民一般人格权范畴。它是公民丰富和发展自身人格的自由权利。但是，本案证据表明，齐玉苓已实际放弃了这一权利，即放弃了上委培的机会。其主张侵犯受教育权的证据不足，不能成立。齐玉苓基于这一主张请求赔偿的各项物质损失，均与被告陈晓琪的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故不予支持。（3）原告齐玉苓的姓名权被侵犯，除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应承担主要责任外，被告济宁商校明知陈晓琪冒用齐玉苓的姓名上学仍予接受，故意维护侵权行为的存续，应承担重要责任；被告滕州八中与滕州教委分别在事后为陈晓琪、陈克政掩饰冒名行为提供便利条件，亦有重大过失，均应承担一定责任。基于上述主要的事实认定，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作出判决：（1）被告陈晓琪停止对原告齐玉苓姓名权的侵害；（2）被告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向原告齐玉苓赔礼道歉；（3）原告齐玉苓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25元，由被告陈晓琪负担，被告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对此负连带责任；（4）原告齐玉苓的精神损失费35,000元，由被告陈晓琪、陈克政各负担5,000元，济宁商校负担15,000元，滕州八中负担6,000元，滕州教委负担4,000元；（5）驳回齐玉苓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作出后，齐玉苓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除了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提出异议以外，主要是提出证据表明自己并未放弃受教育权，被上诉人确实共同侵犯了自己受教育的权利，使自己丧失了一系列相关利益。据此请求二审法院判决：（1）陈晓琪赔偿因侵犯姓名权而给其造成的精神损失5万元；（2）各被上诉人赔偿因共同侵犯受教育权而给造成的经济损失16万元和精神损失35万元。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这个案件存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的规定，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经过研究后，作出了《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以下简称《批复》）。该决定全文如下：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批复》以后，继续审理此案并认为：

“……由于被上诉人滕州八中未将统考成绩及委培分数线通知到齐玉苓本人，且又将录取通知书交给前来冒领的被上诉人陈晓琪，才使得陈晓琪能够在陈克政的策划下有了冒名上学的条件。又由于济宁商校对报到新生审查不严，在既无准考证又无有效证明的情况下接收陈晓琪，才让陈晓琪冒名上学成为事实，从而使齐玉苓失去了接受委培教育的机会。陈晓琪冒名上学后，被上诉人滕州教委帮助陈克政伪造体格检查表；滕州八中帮助陈克政伪造学期评语表；济宁商校违反档案管理办法让陈晓琪自带档案，给陈克政提供了撤换档案材料的机会，致使陈晓琪不仅冒名上学，而且冒名参加工作，使侵权行为得到延续。该侵权是由陈晓琪、陈克政、滕州八中、滕州教委的故意和济宁商校的过失造成的。这种行为从形式上表现为侵犯齐玉苓的姓名权，其实质是侵犯齐玉苓依照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上诉人对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各被上诉人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和受教育的权利，才使得齐玉苓为接受高等教育另外再进行复读，为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交纳城市增容费，为诉讼支出律师费。这些费用都是其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应由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各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为了惩戒侵权违法行为，被上诉人陈晓琪在侵权期间的既得利益（即以上诉人齐玉苓的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陈晓琪的必要生活费）应判归齐玉苓所有，由陈晓琪、陈克政赔偿，其他被上诉人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被上诉人陈晓琪等侵犯了上诉人齐玉苓的姓名权，判决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但原审判决认定齐玉苓放弃接受委培教育，缺乏事实根据。齐玉苓要求各被上诉人承担侵犯其受教育权的责任，理由正当，应予支持。”

由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宪法第46条[5]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对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予以部分维持、部分撤销，并判决：（1）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7,000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赔偿齐玉苓因受教育的权利被侵犯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按陈晓琪以齐玉苓名义领取的工资扣除最低生活保障费后计算）41,045元，被上诉人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被上诉人陈晓琪、陈克政、济宁商校、滕州八中、滕州教委赔偿齐玉苓精神损害费50,000元。

从此案的发生经过看，对于齐玉苓而言，关键之处在于法院是否支持其关于受教育权被侵犯的诉求，因为这决定了齐玉苓可以得到的赔偿数额。按照初审法院、二审法院对待侵权赔偿救济的方法，若法院不予支持（恰如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为），齐玉苓只能得到其姓名权的损害赔偿，即精神损害赔偿；若法院予以支持（恰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为），齐玉苓就可以得到一切与其受教育权被侵害有着因果关系的物质损失、精神损失。然而，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受教育权，而此案又是一个民事诉讼案件，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故而认为法律的适用是疑难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请求解释。最高法院于是作出了上述《批复》，认定陈晓琪等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享有的受教育权。此批复，乃直接针对正在审理中（二审阶段）的齐玉苓案，因涉及具体争议点而备司法性质，其与最高法院另一类颇具立法色彩的司法解释迥异；并且，在当事的侵权一方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这一问题上，法院未以其他具体法律为依据而直接地、单一地适用宪法。就此两点而言，司法界、学术界、媒体多称此案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

❿ 如何看待齐玉苓诉陈晓琪案

众所周知，宪法是国家根本法，要使宪法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使宪法得到全面有效的实施。根据宪法原理，宪法实施不仅包括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使宪法规范具体化以及国家行政机关贯彻执行宪法，还包括国家审判机关依据宪法规范来裁决宪法方面的争议。所谓宪法适用，在中国，就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宪法规范审理和裁决宪法争议的专门活动。

但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体制上或观念上的原因，宪法并没有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各级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一般在裁判文书中只引用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或援引有关司法解释，一直回避在法律文书中直接引用宪法。因此，作为国家根本法和“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其中相当部分的内容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发挥法律效力，使一些宪法争议得不到有效的司法处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因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侵犯而产生的争议和其他一些宪法争议不断出现。这些涉及宪法方面的争议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不少缺乏具体适用的依据。这样，审判机关是否要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规范加以适用，使之成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一个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宪法适用是宪法实施的内在属性，没有宪法的全面、普遍的适用，就不能真正实行宪政。但宪法适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由于宪法主要规定国家权力的组织、运行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规范主要是指国家权力规范和公民基本权利规范，因此，所谓宪法全面、普遍的适用，就是指宪法的司法化，包括国家权力规范的适用和公民权利规范的适用。其中宪法权力规范的适用，即司法机关通过适用宪法裁决国家机关之间权限争议，审查下位法规范和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是宪法适用的重点和实行宪政的关键。

在不少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宪法诉讼制度，实现了宪法司法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普通法院模式，对涉及宪法争议的案件由普通法院来审理；另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专门法院模式，对涉及宪法争议的案件由专门设立的宪法法院来审理。但在中国，涉及国家权力规范的适用，如审查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权力产生及行为的合宪性以及裁决国家机关之间权限宪法争议等，在目前情况下很难有所突破。[2]因此，如果要实现宪法适用，一般也是有关公民基本权利宪法规范的适用；与之相关的诉讼程序只能是普通诉讼程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诉讼程序。

因此准确地说，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和齐玉苓案的判决，涉及的主要是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如何在普通诉讼中适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