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和司法所

㈠ 上海 局长哪个局长姓寇

据我所知真没有姓寇的
市长 韩正
常务副市长: 杨 雄
副市长: 屠光绍 张学兵 艾宝俊 沈 骏 沈晓明 赵 雯 姜 平
秘书长: 洪 浩
副秘书长: 周 波 沙海林 蒋卓庆 王 伟 肖贵玉 尹 弘 翁铁慧 薛 潮 陈 靖
市政府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3级栏目分组
市政府各委办局主要负责人: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 洪浩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周波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 王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主任 沙海林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薛明扬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寿子琪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 曹斌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张学兵
上海市监察局局长 顾国林 上海市民政局局长 马伊里
上海市司法局局长 吴军营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蒋卓庆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周海洋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 黄融
上海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孙雷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张全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 冯经明 上海市水务局局长 张嘉毅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局长 朱咏雷 (上海市海洋局)
上海市卫生局局长 徐建光 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谢玲丽
上海市审计局局长 宋依佳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李铭俊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 杨国雄 上海市地方税务局局长 顾 炬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 吴振国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 黄小路
上海市统计局局长 王志雄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焦 扬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局长 马云安 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 刘海生
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局长 孙建平 上海市体育局局长 李毓毅
上海市旅游局局长 道书明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吕国强
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 谢黎明 上海市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薛晓峰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主任 刘南山 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主任 林 湘
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 崔明华 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刘 华
上海市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 张道根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 方星海
上海市政府口岸服务办公室主任 周厚文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裘 新
上海市世博会事务协调局局长 洪 浩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白同朔
上海市粮食局局长 张新生 上海市监狱管理局局长 桂晓民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徐建光 上海市社团管理局局长 方国平
上海市公务员局局长 应雪云

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3级栏目分组
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

浦东新区区长姜梁徐汇区区长过剑飞

长宁区区长李耀新普陀区区长孙荣乾

闸北区区长周平虹口区区长吴清

杨浦区区长金兴明新黄浦区 原黄浦区区长 周伟原卢湾区区长翁祖亮

静安区区长闵行区区长莫负春

宝山区区长斯福民嘉定区区长孙继伟

松江区区长孙建平青浦区区长高亢

金山区区长赵福禧奉贤区区长时光辉

崇明县县长赵奇

㈡ 古希腊城邦政府倡导什么样的道德和修养

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与发展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可看作四个阶段：1.梭伦改革2.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3.克利斯提尼改革
4.伯里克利时代。

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的光荣应属梭伦。
在梭伦以前，氏族贵族是雅典国家的统治者。在此期间，贵族会议具有无上权威，王者执政官、军事执政官等“国家高级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而且他们最初是终身职，后来方改为十年一任。”而雅典城邦的贫民非但政治上无权，还时刻受到沦为奴隶的威胁。雅典平民之困苦和无权与旧氏族贵族的特权地偿还的对立，引起了雅典平民(工商奴隶主、小农、手工业者、贫民)与旧氏族贵族的激烈斗争。
公元前621年颁布的《德拉孔法典》已表明雅典平民力量增长，但贵族后裔仍然对国家享有独占的统治地位。

处于城邦平民与贵族后裔激烈斗争的危急中的雅典国家急需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公元前594年，被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担负起建立这一新秩序的重任。出身于平民而又由经商致富的梭伦力图建立起一种能使各方共容的制度。其宗旨是，对平民来说，“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
梭伦颁布“解负令”；宣布永远禁止债务的人身但保，这就废除了债务奴隶制；确认私有财产、土地的断承、买卖的合法性，同时规定限制最高占地额。所有这些，宣告了雅典人的人身自由，使雅典的贫民获得了解放。

与此同时，梭伦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全体阿提卡公民按照法定财产资格(以地产收入为基础)分为四个等级；富农、骑士、中农和贫农。前三个等级的年土地收入分别在500、300、200墨狄那（每墨狄那约等于41公升)。无土地收入或其收入在200个墨狄那以下者是贫民。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一切成年的雅典公民、包括最的贫民都有参加公民大会的权利。公民大会负责立法、决定战和等最高政务，并选举国家的最高官吏，新设立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审核提供议案、处理日常政务。
梭伦还创立了“陪审法庭”作为雅典的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可向陪审法庭提出申诉。
梭伦的改革意味着曾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后裔的失败、标志着富裕的工商奴隶主阶级的崛起以及这个阶级同雅典自由农、手工业者及贫民联盟的胜利。尽管存在着财产特权，雅典贫民都能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并在立法、司法活动中为保卫自身利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斗争远未结束。

公元前560年，贵族出生的庇西特拉图在主张继续推进改革的山地派支持下，以武力夺取雅典政权，自立为僭主。在执政期间，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推进工商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延续了作为公民主体的小农的地位。庇西特拉图政策堪称为梭伦政策的延续和发展。他减少农民负担，并设农村巡回法庭。并建立商船队和海军，奖励海外贸易。在雅典城里兴建道路，神庙和水道，倡导学术文化。他的政策惠及各阶层，他因此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政治家。

公元前509一508年，克里斯提尼在梭伦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根据地区原则，全体阿提卡居民被重新划为十个部落（三分区），每个部落在内地、沿海、雅典城郊三个区域中各占一区。这样，打乱了旧有的户籍，削弱了旧部落、氏族中贵族后裔的势力。重新设立500人议事会以代替梭伦时的400人议事会，第四等级公民也有了参加议事会的权力和机会。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贵族寡头政治派的势力一厥不振。但围绕国家政治制度问题，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并未结束。希波战争结束后，到伯里克利执政时代，贵族会议的职权则几乎完全被取消。于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进入全盛时期。

在这一时期，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负责通过法律，解决战争与靖和、城邦粮食供给问题，听取执政官等负责人的报告，审查监督国家官吏，审查和终审陪审法庭的案件并决定国家的其它一切重大事务。大会每月约举行4次，在公民大会中，容许有充分的发言自由。
于是，雅典人创立了一个公民自由平等、主权属于全体公民的政体形式。

㈢ 评“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适用观

最佳答案“刑罚世轻世重”析
马克思说：“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 刑罚的轻、重，缓、急，最终决定于犯罪行为对统治关系的威胁程度。这个道理早在我国奴隶制鼎盛时期的西周初年，已被当时统治者阶级所觉察，清楚地反映在他们制定的礼律条令中。

奴隶主阶级的圣人周公旦，为巩固和加强奴隶主阶级对广大奴隶的阶级专政，总结历史经验，主持制定了内容十分广泛的《周礼》。他在其《秋官司寇》中，首先阐明了“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日刑新国用轻典，二日刑平国用中典，三日刑乱国用重典”的刑法思想。这就说明了统治者阶级在适用刑罚上的宽、严，轻、重，是依照当时、当地的阶级斗争形势的缓和或者激烈等不同情况，而由他们审时度势予以决定的。当然，这些记载只是他们对其国家社会所处时代的盛衰，治乱形势的直观认定而确立的刑政方针。逮及周穆王时代所制定的《吕刑》中，他们就把它看作是适应形势适用刑罚的一种常规了，并从刑法理论上作了高度的概括论证和说明。《吕刑》规定“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对于刑罚的适用，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轻重程度是各不相同的。就是讲根据不同时期犯罪的不同情况，应当依照客观形势的需要，制定出不同轻重的刑罚，使其符合于各个不同时期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正确执行轻重不同的刑罚，才能有区别有分析地去适当用刑，以求得安定社会秩序的一致需要。这种思想和制度，既是对刑罚适用的历史总结，又反映出适用刑罚的客观规律性。自其形成以后，即受到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普遍重视。

“刑罚世轻世重”，最早见之于《尚书》中的《吕刑》。《尚书》也称《书经》，它系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该书据传是由春秋时儒家创始人孔子编选而成。可见这一刑罚思想无疑首先为儒家所肯定和继承。孔子在进一步阐发这种思想时，就明确点出了时代的形势条件。他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把这一刑法思想说得有因有果，变化有律，同时，孔子还以“有张有驰”的道理说明了随时应变的客观需要。他讲：“张而不驰，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里所讲的“道”，自然也包括上述适时用刑的基本原则。

战国时法家代表商鞅据此就直接而明白地提出：“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并以历史事实论证了应时变法的道理。他讲：“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苟况则提出：“治则刑重，乱则刑轻。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他甚至还提出了：“征暴诛悍，治之盛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的罪刑相适应的主张。故而他认为：“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征其未也。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是谓惠暴而宽贼也，非恶恶也。” 至于在什么形势下用轻刑，在什么形势下用重刑，荀卿有其独特见解。但对“刑罚世轻世重”的规律，在认识上同他人却是一致的，而且还指出了刑杀犯罪者的目的，不限于只对本人的惩治，要重在惩“其未也”，以预防犯罪，不能忽视对他人心理影响的一般预防。

法家集大成者韩非更全面地阐发了这一刑法思想。他讲：“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 “严刑则民亲法”，“亲法则奸无所萌。”“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禁之以名则治，世知、维之以刑则从。”反之，“时移而治不易者乱，能治众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这就是说，明智的统治者，要考虑到根本，不要随心所欲，目的在给人民以利益。统治者制定刑法，不是为了厌恶人民，而是爱民的根本。刑罚严厉了，人民都会尊重法律，人人守法，犯罪就无从产生了。所以治理老百姓并无什么常规，为了治理好社会而定法设刑。法律要能随时代的需要而变化，才能有效地治理；刑措所施要同当时犯罪情况相适应，才能取得成功。假如时代变了治理国家的法律不变，那就会出乱子，即使善于治理众人的人，如果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设禁惩罪，那也是会受挫折，使法治受到削弱的。故而明智的统治者，一定要做到法随时代的需要而制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以能够治理好国家而适时采用。可见，韩非把“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明确阐发为：一方面立法要适应形势，做到“法与时转则治”；另一方面司法也要适应形势，达到“治与世宜则有功”。

道家老、庄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自然也包括形势的发展，有随时应变的思想。他们主张本“天理”定刑法，规范人群，顺其自然。

经过春秋战国法学鼎盛时期“百家争鸣”和秦王朝“专任狱吏”、“严刑苛法”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中国历史上各代统治者都把“刑罚世轻世重”思想，作为其“法治”精神的经典加以运用，大多收到一定的效果；不能随时应变者，又都受到这一规律的惩罚。

汉朝统治者有鉴于周初采用“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的刑政方针，取得了“成康之治”的历史经验，同时又根据汉初百姓久苦秦时严刑苛法的客观现实，遂即实行简法轻罚和“省约烦苛”的刑政策略，也获得了载诸史册的“文景之治”。在这中间，刑罚适时，无疑是他们巩固统治的重要原因之一。西汉政治家贾谊及时作出了“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的历史总结。就是偏安中国一隅的蜀汉，由于其丞相诸葛亮能审时度势，实行“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齐，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终于也得到了“刑政虽峻，而无怨者”的治理效果，实现了“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安定局面。

汉儒董仲舒认为“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建议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儒家轻视刑法的思想影响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以 “王道仁政”相标榜。晋朝葛洪尖锐地予以批驳：“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莫不贵仁而无能致纯仁以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 在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阶级社会里，单凭讲“仁”劝善，不可能解决你死我活的反对统治关系斗争的犯罪问题。历史事实表明：“治乱之理，宜务分刑赏为急。治国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赏不分也。治国者，其刑赏莫不有分。” 可见，治与乱的关节，以赏罚分明为急。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用法律的，但是法律却有亡国的法律和治国的法律之分，其区别就在于刑赏“有分”或者“不分”。这里的“分”字，主要是讲，当刑则刑，当赏则赏；反之，即为“不分”。然而就治乱急务之一的刑罚来讲，还有个世轻世重之分，重刑地与非重刑地之分，某种罪重与某种罪轻之分一这就是说，处刑的轻重都是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唐朝白居易说得好：“圣人之用刑也，轻重适时变，用舍顺人情。” 所以宋朝变法人王安石在阐明其变法主张时指出：“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师乎？” 他还说：“徒法不足以自行”，“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这就是说，国家的治理，有赖适应时代要求的法律；法律的执行，又有赖于善于审时度势的执法人。只有全面实现了这两个条件，才能收到实际的治理效果。

纵观中国古代刑法史，“刑罚世轻世重”的思想，是厉代王朝大都遵行的，背离的也不乏其例。凡立法、司法能“变化因时”，在治理国家上都或长或短地出现过所谓太平盛世。同历史上“成康之治”和“文景之治”一样，唐太宗李世民认识到在立法设刑上有“论轻重之序，慎测深浅之量，言用刑轻重失其序，则系民命之存亡的重要意义，他们”删烦除细，改重就轻“，刑”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这对于盛唐之初的”贞观之治“实不无促成作用。与此相反，秦王朝一味严刑苛法，二世而亡；新莽一味”法令苛细“，又一世而终。南北朝时南宋梁武帝萧衍锐意儒雅，专精佛教戒律，标榜”仁政“，轻薄法威，王子叛逆，哭教训免，王侯人家横行不法而不为罪，结果法纪废弛；自食其果。

历代统治者有鉴于历史上这些经验教训，在巩固其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在立法设刑和审判活动中，大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刑罚世轻世重”的刑法原则，并结合其当时当地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推行了一套相应的刑事政策，建立了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罚制度。同时，又由于阶级斗争形势具有时起时伏、此起彼伏和某个时候或某个地区某种犯罪比较突出的复杂情况和种种特点，决定了刑罚措施和刑政制度上的多种形式。有直接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有折射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但都是在立法和司法上因时而变化的。此外还有法不变而刑政变的特殊形式等。

一、直接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其最突出的有：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在相国萧何的赞助下，鉴于当时百姓久苦秦朝苛法，明定“约法三章”，“省约烦苛”，简法省刑，取悦民心，文、景时代达到了史称的大治。到了汉武帝时，刘彻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又推行法密刑重、酷吏击断的刑制。隋文帝杨坚初得天下，有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的历史教训，实行改革，删除酷刑，“轻刑慎罚，”“疏而不失”，以轻代重，“取适于时”。隋炀帝杨广继位，他基于农民起义对其暴政的反抗，遂 “更立严刑”，又实行“天下盗贼巳① 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的重刑政策。唐朝初年既有“虑囚”之制，贞观时代又有“纵囚”之举，可谓宽缓轻刑。但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却文重用酷吏，滥施刑罚，不问罪行轻重，一律苦打成招，可称严苛重刑。

宋、明两代，则与上述情况不尽相同。他们在建国之初，即实行重刑政策；但刑罚世轻世重，仍然是一致的。宋朝是在五代、十国长期割据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统一封建王朝。边境未靖，斗争激烈，它“颇用重典，以绳奸慝”，刑“用重典，以救时弊”。宋徽宗赵倍统治时期，在刑罚适用上又“改重从轻者至多”，片面推行“以赃论罪”的刑事政策，造成了“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的结果。明太祖朱元璋借口“惩元纵弛”，一开始就刑用重典，“先正纲纪”，“惩创奸顽”，严惩朋党和贪污犯罪。但后来他又告诫其太孙朱允炆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明惠帝朱允炆继位后即谕告刑官“《大明律》皇祖所规定，命朕细阅，较前代往往加重。盖行乱国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专“务宗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

清朝初主中原，定律修例，以求时宜，律、例并重，创一代之新制，“律例繁简，因时制宜”，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禁暴止奸，安全良善”的原则指导下，也取得了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有效治理。及至清朝末年，又滥用重典，如“就地正法”，就是突出的表现。有法不用，群情激愤；民不畏死，革命兴起，结束了清朝的一代统治。

二、折射反映“刑罚世轻世重”思想的刑事立法

这有两种形式：

其一，借鉴西周刑用“三典”的历史经验，北宋统治者基于“祸起于辇毂之下”和包拯《请速除京东盗贼》的奏折，遂确立了“重法地”的刑罚制度。据此，凡在 “重法地”犯罪的都要比在非重法地犯罪的加重处罚。宋仁宗开始只规定以京城开封诸县为限，后来把“重法地”逐步扩大到几乎半个中国。清王朝基于民族岐视和压迫的基本国策，公开推行汉、满异制的刑罚制度。满人犯罪，照例折罚，日满开释，或赔偿了事；汉人犯罪，则不分情节，重刑惩治，甚至按照姓氏灭族，株连无辜。逮及其末年，他们又以“地方不靖”为名，在人民革命兴起的地方，授命督抚大吏，先斩后奏，“明正典刑”。

其二，历代封建统治者，从战国时魏国李悝首制封建法典《法经》六篇开始，就“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刑罚重点打击的对象，一直是盗贼犯罪。及至南北朝时北齐在其刑律中，总结出危害封建统洽最严重的犯罪十种，名曰“重罪十条”，作为他们刑罚打击的重点。在历史进入隋、唐以后，封建统治者更把这“重罪十条”明定为“十恶大罪”，虽遇赦犹除名，故称“十恶不赦”。除此“谋危社稷”的“十恶”之外，历朝各代还有各自不同的重罪法或轻罪法。秦朝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重刑罪。汉朝有《轻侮法》，宋朝有《盗贼重法》。史称唐、明合制，但其刑罚轻重，却也不尽相同：“大抵事关典礼及风俗教化等事，唐律均较明律为重；盗贼及有关帑项钱粮等事，则明律又较唐律为重。” 明初还严惩贪官，“诏犯赃者无贷”；清末为镇压革命，凡“沿及国变，而就地正法”。

这都是“刑罚世轻世重”思想，在我国封建立法和司法中的折射反映。

三、法律不变而刑政即政策变的“刑罚世轻世重”制度

一部中国刑法发展史充分证明，“法因时变”是绝对的，它通行于古今和各地，不仅各国（指诸侯国）有各国的法，而且各代有各代韵律，就是每一个朝代的法律也是极少始终不变的。而且变则盛，不变则衰。唐初及时制定了三部法典，即《武德律》、《贞观律》和《永徽律》，不以一朝而不改法制，随之而进入盛唐。“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当是盛唐之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世祖入关定《清律》，希其永垂千古，“其世世守之”，使之成为一部死法，终致成了清朝统治由盛变衰，由衰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同时，法律乃是治国安民的章程，统一人们言行举止的行为规范，又不宜更改、变动过于频繁，而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否则，朝令暮改，春定秋变，人们将无从措手足，也不利于巩固对社会的统治。所以“不变”，只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是别的，就是“适于时”。对此，历代统治者和法律家都采用过一些办法，以解决这对变与“不变”的矛盾。其具体办法归纳起来，也有两种。

其一是法律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以皇帝的诏、诰、敕、令和谕旨等法律形式去解决法律对形势的应变问题。这在中国历史上，自从有了成文法以后，是历代统治者所最常用的一种办法，并收到了一定的治理效果。比如，依照法律，诏、谕大赦等作法，许多朝代都曾采用过。但也有法外从诏的，例如，宋朝的“御笔手诏，”就是一种突出的表现。不过以 “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又招致了“变乱旧章”的恶果。

其二是法律保持绝对的稳定，则以例文来弥补律文不能应变的不足或缺陷。查“例”，最早见之于《尚书??吕刑》：“上下比罪”和《礼记??王制》： “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但都未形成例文。而清朝则定例修文，附于律文之后。这是清朝立法上的一个创举，制定了一部不同于往古的法例：《大清律集解附例》。它规定：“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议定罪名，议定奏闻。”他们在办案中“引律比附”，形成案例，根据案例，制定例文，形成《见（现）行则例》。以后，又把《则例》并入《清律》，成为《大清律例》。

清朝刑法制度中的律和例的区别是：“律一成不变，例则逐年增删。五年一小修，又五年一大修”。其理由是：“律犹日星然，县（悬）诸天壤，而不易。例则如踌躔度次舍之运行。或日易焉，或岁改焉。故天道五岁而一旋，星家于是有置闰之法；律例亦五岁而一辑，法家于是有增修之文”。其审判机关在具体办案中，就可以遵照 “盖法者一成不易之矩，而情则有曲折轻重，非可以概论者也。是故断法有律，而准情有例；律守一定，而例则因时而变通” 的精神，结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需要，对具体案犯论罪科刑。

律和例区别既定，例文随时应变以适合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执行的结果则势必出现：有例文不用律文，律就渐成空文，而例则越来越繁杂、紊乱。其中有前后抵牾的，有律外加重的；也有因例破律的，甚至还有因此例而生彼例的。这样就不是“刑罚世轻世重”，而成时轻时重和忽轻忽重了。结果是：一片混乱，法制荡然。正如恩格斯所说，“法令与条例彼此矛盾，结果让完全不法的状态代替了‘法制状态’”。 这是清朝统治者所未能逆料到的一颗苦果。

总上史实说明，“刑罚世轻世重”是符合同犯罪作斗争的客观要求的。只有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有区别地制定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才能有效地发挥刑罚作为社会自卫手段的积极作用，推动社会前进，保障国家和社会安宁。如果刑罚不能随时应变，以过时之法治新形势下之世，不仅无效，往往适得其反，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晋朝明法掾张斐就曾说：“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故在办案中必依“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而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便……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 .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是值得重视的。但同时也要注意，象宋朝王安石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刑法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不能把它理解为 “时轻时重”，朝令夕改，那也于治理不利。可见，刑罚世轻世重，古今历来如此。其规律是：法随时变，刑与势宜。其方式：或以地别，或以罪异。其方法：或时移法变，用敕令、谕旨以节制刑罚；或律守一定，而例则随时变通，使刑罚的适用，同犯罪情况和形势需要相适宜。就是说，刑罚的轻重要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形势需要，从时代的差异上表现出轻重不同的刑罚。这是斗争的需要，用刑的规律。运用得好，国家则治；运用不当，社会则乱。它是我们从中国四千多年的阶级斗争史中可以看到的一个治与乱的变化脉络。此乃“自古有天下者，是圣明王，不能去刑法以为治” 这是阶级社会的历史规律所决定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㈣ 中国历史中司法官的官职名称

夏: 士
商: 司寇及正源、史
西周: 司寇及土师、士
春秋: 司寇或司败
战国: 廷尉或廷理
秦: 廷尉
两汉: 廷尉
三国至南北朝: 廷尉
隋唐，五代,宋,明,清:
大理寺:卿,少卿,主簿
刑部:刑部尚书,
侍郎 御史台: 御史

希望对你有用

㈤ 09贵州省公务员成绩

贵州省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考生可在贵定或黔南党建云网站进行查看，但是笔试成绩只能在总成绩发布的时候可以看到。
希望能帮到你。

㈥ 神探伽利略的影片评价

日本作品《神探伽利略》的精妙之处，在于难以让人保持冷静。观看中，我以为我们的思维重心还是不要被时常出没于长达128分钟的高智商探案类影片的逻辑知识或数学物理命题和原理所蒙蔽，也不要沉迷于所谓科学怪人的神秘性、大量作案和破案的技术性细节、常识性现象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具体案情或人物具体纠葛。总之，就是大脑不要被表面的精彩或好奇心所遮蔽，否则，你就无法走近真相。影片以贯穿详细记录精神的镜头和画面的电影语言，对于案情和破案过程的具体细致冷静的叙述，突出地表现出日本推理小说和推理故事片的一贯理性的、冷静客观的、科学分析的而又环环相扣的、同欲望和灵魂内在的矛盾性紧密契合的传统特点。但影片又重在将当代社会深层问题揭示同人的终极关怀结合起来，深入细致地观察和分析纠结在社会和法律问题中的人性畸变形态，同时把法律、执法者以及司法机制的矛盾性和困惑无奈的形态摊放在观众面前。这是比破解再多的疑难案件或大案要案要重要得多的价值所在。我们的同类题材影片或电视剧，其实致命的不足和缺陷也就这里。观众很难不为该影片的结尾部分所震撼：嫌疑犯石神被押解上囚车时和花冈靖子那种如同生离死别般在发自灵魂深处的哭喊和野兽似的长嚎中绝望地互道“对不起”的场景。影片叙述结构和手法颇有值得玩味之处。开头就似乎把案情全盘托出，但实际上只有到了结尾才让观众大白真相。而且那是先由刑侦专家汤川不断通过推断和观察得出的结论，再借助画面和情节展示出来。前半部给出的案情让观众多少有点同情和欣赏嫌疑犯石神，观众很容易按照一般思维局限于邻居男女的爱情关系或打抱不平上，事实上却是逆反于这个叙述惯性，直到最后才揭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爱在左右一切。后半部则让观众震惊于数学天才的冷静乃至冷酷在既杀人犯罪又成功干扰破案中所达到的可怕程度，同时，最后还是令观众懂得嫌疑犯出于爱的动机，所带来的动机和案情的复杂性，也包括嫌疑犯的性格的复杂性，实际上它有点类似于感恩报恩的模式和动机。这就是编导所暗示的爱的绝对性、永恒性和超越性，多少有意让人物来赞扬石神那种坚定地由“献身”来“深切地爱别人”的必要性，但同时也质疑他那种为了报答邻家美女母女曾经在无意中释放爱的温暖使他放弃了自绝于世的念头，企图阻止警方破案而实施尸体掉包的高智商犯罪，尤其是把流浪汉等似乎与他不相干的下层人的生命当做“时钟的齿轮”而冷酷残忍对待的恶行。还有，影片采用案中案和案外案的叙述结构，采用看似简单但饱含历史友谊关系的人物复杂关系，采用坚硬逻辑推理对坚硬逻辑推理的高智商对立关系，采用同样坚硬的真假证据和真假事实的对立关系，采用坚硬逻辑与坚硬事实的对立关系，采用感情和犯罪的软硬性质的对立关系，采用后半部推翻前半部的调查重点转换布置和证据与结论的对立关系，从而大大改变了过去推理类或探案类日本影片和小说的某种在思想、内容和结构上都相对比较单纯的性质和形态。全片涉及爱的矛盾性、爱与科学、爱与法、爱与罪、爱与生命、爱的回报、亲情与友情、爱情、底层关怀、终极关怀、天才与罪犯等等许多问题和关系。所以，它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覆盖诸多方面和层面的。而它的思考重点包括法律表面上的公正性和正义性的背后是什么，案情和侦破过程是不是司法机器和执法人最重要的要求。影片告诉观众：社会问题、法律问题中所包含的人格、性格、欲望和感情才是最需要正视、最难以把握的对象 。

㈦ 你对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了解多少哪位律师最为推荐

2004年7月28日河南光法律师事务所成立。注册地在河南省金水路299号浦发国际财务中心。法定代表人魏涛。主要经营范围为法律服务。现在光法律师事务所隶属于正尚律和律师集团。光法律师事务所扎给河南并与集团其他律师事务所实现了资源共享、异地办案。能够为顾客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

㈧ 吴三桂兵败后，孙女被人纳小妾，康熙知情后，为何云贵总督全家遭殃呢

其实关于吴三桂孙女被人纳为小妾，康熙得知这个情况后云贵总督全家一同遭殃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那个在吴三桂兵败后，将其孙女纳为小妾的正是当时的云贵总督蔡毓荣。根据《清史稿·蔡毓荣传》记载：“侍卫纳尔泰自陈前使云南，蔡毓荣令其子蔡琳餽以银九百。内务府以新自云南归旗之革职知州文定国揭发，蔡毓荣入云南以吴三桂孙女为妾，并徇纵逆党状。下刑部，鞫实，拟斩，籍没，命免死，与蔡琳并戍黑龙江，赦还。”

由于他战功卓著，自然深得康熙的信任，先将他调到湖广担任总督，不久之后调任到云贵担任总督。在云贵担任总督期间得罪了不少官员，最后因为纳吴三桂孙女为小妾的事东窗事发，才获得如此田地。

㈨ 试析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法律观念的更新有哪些表现

：“西学东渐”背景下的中国近代司法思想

发布时间: 2005年3月9日 阅读次数:307 默认字体 9pt 10pt 11pt 12pt 13pt 14pt 15pt 16pt 17pt 18pt 20pt 25pt

所谓“西学东渐”，是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它始于明代中叶（如万历年间利玛窦在华传教），此时的“西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鸦片战争后，“西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渗透（此时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政治法律思想、哲学及价值观念等），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政治法律思想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进而刺激了政治上的变法运动。本文将主要考察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中国近代“维新派”（以梁启超和严复为代表）、“法理派”（以沈家本为代表）与革命派（以孙中山和章太炎为代表）的司法改革思想。
一、维新派的司法思想
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重要理论家，梁启超深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建立真正的法治，就必须打破司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的传统。他提出了“司法独立”的口号，主张在中国建立宪政必须“以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1。他强调说：“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政权同归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也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2为此，他积极呼吁改革中国传统的司法体制。1913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呈请改良司法文》的文章，认为在肯定司法独立的前提下，还应对司法制度作如下改革：第一，法院审级需要改正；第二，审理轻微案件应该省略形式；第三，应当确立审限；第四，应当制定刑律施行法；第五，应该设立法官养成所（培养法官）；第六，必须严格限制律师资格；第七，法院经费应由国税支付；等等。
另一位维新派健将严复（曾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也大力宣扬三权分立理论，鼓吹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独立行使审判只能。他说：“所谓三权分立，而刑权之法庭无上者，法官裁判曲直时，非国中他权所得侵官而已。”3他根据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理论，要求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体，认为在这样的政体下，司法独立才有保障，法官可以不受行政机构的干预并依法独立审判，使公民受损的权利得到司法救济。
二、法理派的司法思想
“法理派”是指清末参与修律（自1902年始）的官员（或学者）集团，以沈家本为代表。沈家本不但有丰富的理论素养，而且因其主持了晚清的修律工作，所以也具有丰富的法律实践经验。
沈家本(1840-1913)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物，其司法思想既受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影响，也受西方近代司法思想的影响。西方近代学者所提倡的有关"罪刑法定"、"刑罚人道主义"以及"刑罚平等"等司法思想，直接被沈家本吸收，并落实到其修律实践中去了。
西方近代刑事古典学派提倡的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无法律即无犯罪，无法律即无刑罚。这一原则在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中得到确认，并为后来许多国家的刑法典所继承。沈家本在主持撰修《大清新刑律》时也采纳了这一原则，如该律第十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承认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就必须反对比附类推的原则，这是西方刑事古典学派所坚持的观点。沈家本也采纳其说，反对比附断狱的司法传统。他在《历代刑法考·明律考》中指出："凡刑律于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己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罚，是非司法官，直为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宜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这是说，法律允许比附(即类推)断狱，无异于肯定法官造法，使立法与司法混而不分，这就为法官任意出入人罪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百姓无所适从，深受其害。沈家本指出，中国古代本有依律断狱的传统，明代以前虽有比附，但法律予以严格限制，他很赞赏西晋学者刘颂提出的"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的观点，认为这与西方罪刑法定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但至明清时期，随着专制皇权的加强，比附断狱之风泛滥，如清律公开主张"若断罪无正条者引律比附"，结果造成大量的司法冤案。例如，康熙时有名的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漫为比附，株连无辜，骇人听闻。沈家本由此而生感慨："比附之未足为法，即此一狱可推而知矣。"为此，他把"删除比附"作为修改旧刑律、制定新刑律的一个宗旨，这也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司法思想。
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刑事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贝卡里亚(1738-1794)极力提倡刑罚人道主义，认为罪犯的人格尊严应得到尊重，禁止使用酷刑和侮辱人格刑等不人道刑罚手段制裁罪犯，主张废除死刑（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适用死刑）并尽可能减轻刑罚。这种刑法思想对沈家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从罪名和刑名两方面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刑法，认为"中重而西轻者多"，因此，西方人普遍批评中国刑法不人道，"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为了使中国刑法合乎人道主义原则，他主张删除旧律中凌迟、枭首、戮尸三种不人道的酷刑，而代之以斩决、绞决、监侯三种；反对株连无辜，缘坐除知情者外，余皆宽免；革除刺字（类似于墨刑）之法；禁止刑讯逼供，废除笞杖之刑，并改良监狱等等。
沈家本还从中国历史上考察，认为治平之世均表现出了司法宽和的特点，三代圣王及汉初文景二帝及唐太宗等明君皆反对重刑治民。《唐律》以"宽平"著称，使当时"民乐其安，重于犯法，改治之美，几乎三代之盛时"，而"汉文废肉刑，千古之仁政也"。他批评历史上的暴君皆信奉酷刑主义，实行"非法之法"，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认为，重刑非但不能使天下大治，反而会使天下大乱。许多君主不明白百姓犯罪的根源是"生计穷"和"德不修"，而是一味强调用重刑威吓百姓，相信"重其刑诛可禁奸止暴"，结果"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由此可知重刑无益于治。即使像朱元璋那种喜用重典治世的人，晚年总地教训时也深有感悟："善为国者，惟以生道树德，不以刑杀为威。"沈家本谓此语可以后世治国者借鉴。
沈家本还主张，量刑轻重须有"限断"，"法必有限断，若任意轻重，即属非法。今之人辄曰加重，遇一事而加重矣。设遇一事情更有重乎是者，抑更加乎?抑不加乎?更加则法必有时而穷，不加则无以副人从重之意，并无解于向者之加重也。法无限断，其弊必至于是。"这就是说，量刑必须以法为准，不能任意轻重，若一味加重，而其他犯罪情节重于此者则更应加重，如此必然导致法穷而不止，法律的权威也将受到损害。沈家本认为，任意从重的刑法即为"非法之法"，在真正的法治国家中必须禁止这种"非法之法"。他还主张，司法官应做到"以恕为心"，按推己及人的恕道去断狱量刑，就能"用法而得其平"，使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得以体现出来。
西方近代学者所提倡的"刑罚平等"的司法思想对沈家本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刑罚平等的思想主张刑罚不能因人而异，即不能根据犯罪人种族、性别及社会地位的不同而施以不同的刑罚。沈家本也明确主张刑罚平等，反对同罪异罚。他猛烈抨击了清律中有关"官员打死奴婢仅予罚俸，旗人故杀奴婢仅予枷号"的规定，认为这"较之宰杀牛马，拟罪反轻，亦殊非重视人命之义"。针对清律对旗人与汉人同罪不同罚的规定，沈家本提出了"一体同科，实行发配，现行律例折枷各条，概行删除，以昭统一而化畛域"。他之所以有此主张，是由于他认识到"法不一则民志疑……故欲安民和众，必立法之先统于一法，一则民志自靖"。沈家本的这种要求法律统一、刑罚平等的主张，无疑是对封建等级特权法的一种否定，尽管这种否定由于历史的局限而不够彻底，但在当时确有较大的进步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的刑事社会学派(代表人物为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提出了刑罚目的在于保卫社会的主张，强调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改造罪犯，使其适应社会生活并重返社会。这种被后世刑法学界视为 "教育刑"的观点对沈家本颇有影响，他提倡的感化教育说就是明证。他认为"设狱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将以感化人也"，监狱是进行感化教育的场所，故必须改良监狱，"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尤其是对青少年犯，沈家本更加强调对其进行教育，通过教育改造而使其重返社会并无害于社会。这也反映了沈家本对司法人道主义的追求。
从司法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沈家本要求法官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只有通过道德高尚的法官来从事司法实践，才能使法律的人道价值得以实现。他说：
夫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
……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矣。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册俱在，徒虚器耳。4
在他看来，光有善法而执法者不善，则善法也形同虚文。他举例说，《唐律》号称轻重适中，得古今之平，无疑是封建社会的一部“善法”，贞观时期，执法得其人，结果天下一年断死罪仅有数十人，刑轻而犯少，四海升平。而武则天当政时，因任用周兴、来俊臣之徒，大兴酷狱，导致民怨沸腾。开元时期，号称治平，人罕犯法，而至李林甫用事，任罗希奭、吉温之徒，复起大狱，滥杀无辜，结果盗贼群起。沈家本由此得出了“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的结论。
这一主张与梁启超的观点颇为相似，梁启超在1911年发表的《箴立法家》一文中说：“治国非独恃法也，法虽善，非其人亦不行。然使法而不善，则不肖者私便而贤者束手焉。无论得人不得人，皆不足以为治。”5这是说，对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不要以为立了法就万事大吉，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的实施或司法实践更加重要。法律是由人来执行的，法律再好，没有品德高尚的人执行也形同虚设。上引沈家本的言论也反映了他对司法实践问题的重视，在其看来，司法者的道德品质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品行端正者才能使法律在良性的轨道上运作，而品德败坏者执法无异于毁法，法律将成为其徇私舞弊的工具，法律的权威也将随之丧失殆尽。
沈家本在《法学盛衰说》一文中指出：“吾独不解，骫法之人，往往即为定法之人。……法立而不守，而辄曰法之不足尚，此固古今之大病也。自来势要寡识之人，大抵不知法学为何事，欲守其法，或反破坏之，此法之所以难行，而学之所以衰也。”6“骫法之人”即枉法之人，枉法之人，往往为立法之人，从而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实施。这揭示了封建法制的一个重大缺陷。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拥有立法、司法、行政三项大权，若皇帝不带头守法和严格执法，法律的权威则很难树立，法律也就很难实施。皇帝带头守法或不守法，与其个人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道德修养高的皇帝不仅能带头守法，严格执法，而且会立善法，这种善法往往以恤刑省刑为宗旨，体现出一种仁者之风。
他批评秦法之严酷，并引《汉书·刑法志》之言：“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他感悟道：“观于斯言，则重刑之往事大可鉴矣。世之用刑者，慎勿若秦之以刑杀为威，而深体唐虞钦恤之意也。”7为此，他主张废除旧律中的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死罪至斩决而止，反对刑讯逼供和株连无辜等等。他又说：“……舍道德而言刑名，其刑名必不得其中，立法者可忽之乎。”8这点明了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应体现出一定的道德精神，立法应遵循一定的道德取向，而只有品德高尚的立法者才能做到这一点。沈家本指出：“清明之世，其法多平。陵夷之世，其法多颇。”9这又说明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善政有善法，恶政有恶法。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的上书中说：“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10照这种说法，善法是建立在仁政的基础之上的，它以轻刑化为基本特征，体现了一种仁爱的道德精神。
沈家本也提出了司法独立的要求，对中国传统的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体制进行了抨击。他说：“西国司法独立，无论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虽以君主之命，总统之权，但有赦免而无改正。中国由州县而道府而司而督抚而部，层层辖制，不能自由。”又说：“政刑丛于一人之身，虽兼人之资，常有不及之势，况乎人各有所能，有所不能。长于政教者，未必能深通法律；长于治狱者，未必为政事之才。一心兼营，转致两无成就。”上述分析，可谓切中肯綮，阐明了司法独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后，沈家本又把司法独立提到了实施宪政的高度来认识，称“司法独立为异日宪政之始基”，反映了其对司法独立的极端重视。
沈家本还提出了改革诉讼与审判制度的主张：第一，区别实体法与程序法；第二，实行公开审判；第三，区别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第四，禁止刑讯，不以口供为必要证据；第五，不许羁押证人；第六，建立律师制度。显然，上述制度来源于西方。
他还把西方的人道主义与中国古代儒家的“仁政”结合起来，并以此为根据提出了人道化刑法改革的主张：“……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这反映了沈家本的人道主义法律观，正是基于这样的法律观，才使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的主张，对后世中国的司法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革命派的司法思想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近代中国的进步人士放弃了“和平改良”政治的幻想，而代之以暴力革命的追求。一个新的阶层——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代表人物有孙中山、章太炎等人。他们主张用暴力革命彻底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
孙中山基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严刑重罚、刑讯逼供，主张司法宽和。他在任临时大总统期间，颁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体罚文》、《大总统令内务部司法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等法令，严禁使用残酷的肉刑。他说：“不论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概行焚毁。”11他还提出了“四级三审”的审级体系，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的诉权。另外，他又主张建立律师制度和公开审判制度，使人民的政治权利得到司法保障。
孙中山在西方三权分立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了“五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与监察权）的主张，并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司法为独立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任何势力的干涉。并要求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法官必须独立审判、法官不得被减俸、转职和解职（法定原因除外）、法官资格必须通过考试来获得，等等12。
章太炎也是司法独立的鼓吹者。他认为，要保证司法独立，须采取如下的措施：第一，立法权不能由官府和豪门来行使，而是应由精通法律、通晓历史、了解民生的人来行使，法律制定后任何人（即使身为总统）都不许违反，否则将受法律制裁；第二，法官不能由政府任意黜陟，也不能从豪门中选任，而应由“明习法令者自相推择为之”，从而使法官不受官府控制与豪门影响，独立行使司法权。13他还指出，“当专以法律为治，而分行政、司法为两途径”，由此而“长吏不奸裁判之权，则无由肆其毒”14。可见，章太炎的司法独立说也反映了一种以司法保护民权的司法人道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司法思想因受西方保护人权的司法理论的影响，而表现出了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正是基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立场，中国近代许多思想家才提出了诸如司法独立、司法平等、司法公正、司法宽和、审判公开、改良狱政、反对刑讯逼供以及建立律师制度等主张来，从而使其对今天的司法改革也具有了一定的借鉴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一些提倡司法改革的思想家也注意从中国古代的司法思想中寻找人道主义的精神资源（如沈家本就肯定儒家的“仁者司法”的传统），并将其与来自西方的司法人道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而提出了系统的司法改革主张。这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个思路。

㈩ 靖霖律师事务所收费标准

无财产争议案件：普通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不涉及财产的，根据案件性质、复杂程度、工作所需耗费时间等因素，在6000—100000元之间协商收取；外地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不涉及财产的，代理费不低于20000元；法律文书：代为撰写、修改、审查法律文书，根据法律文书的性质、难易程度、工作所需耗费时间等因素，每份文书在600－2000元之间协商收费。
律师服务收费可以根据不同的服务内容，采取计件收费、按标的额比例收费和计时收费、风险代理收费等方式。同等，标的额越高则收费越贵。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法律服务的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的基准价和浮动幅度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与同级司法行政部门制定。
1、无财产争议案件：普通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不涉及财产的，根据案件性质、复杂程度、工作所需耗费时间等因素，在6000—100000元之间协商收取；外地民事、经济、行政案件不涉及财产的，代理费不低于20000元；
2、法律文书：代为撰写、修改、审查法律文书，根据法律文书的性质、难易程度、工作所需耗费时间等因素，每份文书在600－2000元之间协商收费；
3、律师见证：根据法律文书的性质、所需时间等因素，按每件2000－10000元之间协商收费。
4、代办公证：律师代办公证的事务不同，每件1500－3000元之间协商收费；
5、律师函及法律意见书：为委托方出具律师函或法律意见书，根据相关事务难易程度、使用目的、工作所需耗费时间等因素协商收费，每份为1500－20000元之间协商收费。
6、律师调查：按调查事项协商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