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性质

Ⅰ 论民法的性质

论民法的性质
【内容提要】民法的性质集中表现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市民社会是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是法律主体的生存之本。民法是私法，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然是法律的一种基本分类。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关 键 词】民法/性质
【 正 文 】 民法乃一国法律体系中之基本法，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共同构成一国之部门法体系，为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
一、民法的性质：市民社会的法 民法的性质表现在四个方面：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实体法；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中，市民社会的法是民法性质的集中体现。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通过对民法一词的语意与渊源考察我们已经得知，民法者，实乃市民法之简称也，而市民法者，当为市民社会之法也。何谓市民社会？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依两种方式发生，一种是直接面对其他社会成员而发生，包括家庭成员，另一种是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发生。由此形成两种社会关系，前一种社会关系因直接发生于社会成员之间，故其有关内容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意志，而后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了国家的中介，国家必将其意志体现在其中。体现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个人或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由此，人所参与的全部社会关系不外乎此两种类型，而社会也就因此可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证上划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即所谓市民社会，而另一种为有国家参与的社会，即所谓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所以说，民法（市民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这一判断在今天已是学界之共识，然而这一共识的取得在我国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当然，在认识上有一个发展过程， 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尽管向无统一的标准，有利益说、效力说、主体说、统治关系说、意思说等，但自罗马法以来人们都承认将法作这样的划分，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即指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设计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设计个人利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公法就是关于政治权力的结构、 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关于市民权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护等的法。一般认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则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各种诉讼法等。究其实，私法乃关于私权利与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指出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法，所以观察个人相互间享有某种特定权利和负有之司法是否适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规定的立法着眼点。私法所保护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该关系当事人之个人利益。
（三）民法是实体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类方法之一。其划分标准在于法律的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本体性权利义务还是规定法律主体在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诉讼关系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如属前者则为实体法，如属后者则为程序法。是故，实体法乃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常态交往时的具体权利义务，程序法则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异态交往时即纠纷状态时的诉讼权利义务。民法之内容在于规定私法主体在市民社会交往中具体的财产与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所以民法属于实体法。
与民法这一实体法对应的程序法是民事诉讼法（包括仲裁法）。学者多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看作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或主法与助法的关系，自不无道理，然须注意，程序法自有其价值与生命，而程序公平与程序正义本身即为法律公平与正义之应有之义，切不可以主助关系而牺牲程序价值以求实体价值。
（四）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按照经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可以综合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即：社会分工；身份独立；交换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最直接地促进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以说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首要条件，正如经典经济学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权是市民社会主体独立人格的物质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权演变而成的他物权制度又进一步丰富了所有权的实现途径，促进了社会分工。
交换不仅须有身份平等的主体，而且须有贯彻这种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体，使人们能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在交换的形式与内容中，从而使产品和社会财产的流转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大可能地接近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便是民法的契约自由制度。
由此观之，民法的确是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Ⅱ 我国民法的性质是什么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jus civile)。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万民法(jus gentium)与自然法(jus naturale)之区分。市民法调整具有罗马市民资格者的各种法律关系，万民法调整罗马市民与异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公元3世纪起，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对立逐渐淡化。罗马法中完备的平权主体法律规范，经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复苏。在欧洲法典化运动中，先后产生了《法国民法典》（又名拿破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法典。在对《法国民法典》的引进中，日本学者津田真道错误地将“市民法”一词翻译为"民法"。清末变法，由中国学者直接抄自日本，译作今称。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法一词并非来自日本，而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在我国古代典籍《尚书》中就已有“民法”一词。《尚书·孔氏传》：“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做明居民法一篇亡”中的“民法”一词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民法的起源（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出现成文的民法法典，是在1929年五月，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近代以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使用的民法一词，如法语中的droit civil，德语中的Bürgerliches Recht，荷兰语中的Burgerlyk Regt等都由市民法转译而来。

而民法依法源不同，分为直接与间接法源。在台湾，民法第一条便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即是对民法的法源规范。当中的法律、习惯、法理即为直接法源，此外尚有所谓的间接法源，指学说与判例而言。现今大陆法系民法在内容分为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等等。英美法系民法在内容上包括契约法、财产法、家庭法、侵权行为法、信托法等等。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法、商法也属于民法范畴。

关于如何规律司法上的关系，立法上有采“民商分立”制度，即除规律个人关系的民法法典外，另立规律商事交易的“商法法典”。如德国、法国、二战前的日本，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国民政府立法之际，决定仿照瑞士“民商合一”制度，即于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现今中国广义的民法，除民法法典外，另外还有其他关于私法事项的法律，称为特别民法。除公司法等商法外，另外尚包括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狭义的民法仅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止于成文的民法法典。不包括婚姻法和属于传统商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民法典是按一定的体例、系统地将民法的各项制度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尚未颁行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动急需要规定一些基本行为准则，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于1986年制定并颁布了一部《民法通则》。从中国民法通则的内容来看，尽管其条款较之于各国民法典的条文要简略得多，但是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了一些民法总则的规范，而且也包括了民法分则的部分内容。

Ⅲ 如何理解民法的性质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就必然是调整私人间关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还有商法。民法为一般私法，商法为特别私法。我国以往的民法理论，由于不承认市民社会，因此，不承认民法是私法，关于民法的定义，被说成是调整平等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样的定义无非是指出了调整对象和一堆法律规范，与调整对象同语反复，没有太大区别，学理上也未与商法相对区别，是从法规范的外观解释法，没有揭示出民法的社会基础，没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质。从本质上给民法下定义，应解释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

Ⅳ 民法的性质

民法的性质对于正确适用民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法的性质是指民法的基本属性和民版法所体现的基权本理念。有关民法性质的探讨,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由于这一问题关系到对民法的价值、原则、制度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和设计.
民法最基本的原则是私法自治，这也是市民社会本质特征在法律上的反映。在意思自治原则的规范下，民事主体在法定的范围内享有广泛的自由，也就是说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国家就不得对其进行干预。行政机关也不得限制和干预民事主体依据民事基本法律享有的财产自由和人身自由。所以，意思自治原则构建了民事主体和行政机关的权限划分，确定了二者之间的正确关系。“在私法自治范围内，法律对于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即依其意思而赋予法律效果；依其表示而赋予拘束力；其意思表示之内容，遂成为规律民事主体行为之规范，相当于法律授权民事主体为自己制定的法律。”

Ⅳ 民法和商法都属于哪一性质的法律

"总体来说，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具体区别则表现在：
（1）调整内的主体不同：民法调容整的主体是民事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国家），商法调整的是商事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2）调整的对象不同：民法调整的对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商法只调整流通领域。
（3）立法目的不同：民法追求的是社会的 公平 公正,商法注重交易的 安全！（如票据法中票据的 无因性就是为了保证交易的安全）
（4）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同：民法是国家的部门法，是基本法。商法不是，他是民法的特别法。
（5）制定和修改程序不同：民法的制定和修改，往往是由全国人大来完成，常委会只有在不违反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做部分修改。商法由常委会就可以制定和修改。

Ⅵ 民法的私法性质有什么表现

民法的私法性质的表现：

1、从主体方面来看，民法作为私法其适用版的主体都是平等主体；而公法权适用的主体总有一方是国家。

2、从内容来看，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是私法的主要特征。

3、从所遵循的原则方面来看，民法作为私法的主要精神是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即“法不禁止即合法”；而公法则正好相反。

(6)民法的性质扩展阅读：

掌握民法性质在民事立法中的作用

当事人地位平等是民事立法的第一要义。这意味着当事人地位平等是民法调整关系的本质所在，离开此基点就无真正意义的民法。但平等目的在于实现自由（我国民法称自愿）。

平等是自由的基础或前提，自由是平等的具体表现和结果，而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则是自由的题中之意，其真谛是尊重选择，其基本点则是自主参与和自主责任。

当事人可依自己意思和理性判断，去设计生活，管理事务，形成各种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由此说明，无当事人地位平等就无自由意志的体现（即无意思自治），任何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平等，而无自由也就无权利存在的必要。

Ⅶ 民法上的请求权，按其性质主要分为哪三大类

请求权是指权利人得请求他人为特定行为（作为、不作为）的权利。
债权上的请求权：赔偿损失请求权，基于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的请求权；
物权上的请求权：确认所有权，排除妨碍请求权，返还原物请求权，恢复原状请求权，消其特点是：( l ）具有相对性；( 2 ）具有非公示性；( 3 ）大多表现为实体权利。请求权作为独立的实体权利，连接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权利，因为民事诉讼可以分为三种，即确认、给付、变更之诉．这三种诉讼中给付之诉是民事诉讼的核心，而给付之诉的基础就是请求权。请求权可以独立存在，也可以只是某权利的内容（权能）。请求权与债权的关系是：请求权是债权的主要内容，但债权又不限于请求权，债权的权能除了请求权之外，还包括“选择、解除、终止等权能”。而且，债权请求权因时效而消灭时，债权虽然减损了其强制力量，但仍然存在。债务人仍为履行之给付者，，不得以不知时效为理由，而主张返还（《 民法通则）第138 条、《 民通意见》 第173 条）请求权既然可以是某权利的内容，说明它是基于基础权利而发生的，有基础权利，才能有请求权。除危险请求权。
知识产权上的请求权，人格权上的请求权，身份权上的请求权（抚养费、赡养费）。

Ⅷ 请教民法的性质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1868年，日本学者津田真道将荷兰语“Burgerlykregt”译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学者箕田麟祥翻译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时采用“民法”一词。德国民法典叫“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罗马法“Juscivile” 、法国“code civil”直译都是“市民法”，荷兰语“burgerlyk ”与德语bürgerlich”都是“市民的”的意思，相关法律都可译为 “市民法”（注：参见〔日〕星野英一《民法的劝解》，第70—71页。岩波书店，1998年。）。日本虽译为“民法”，但民法理论均承认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即市民法。“民法”一词清末传入我国。新中国民法理论因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更不承认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讲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词。从语源分析，我国民法也是市民法。

市民社会，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体——国家，是指政治社会。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中世纪末期，出现了从事商品经济的市民阶层，即第三等级。从19世纪开始，“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性支配下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脱国家脱政治的领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独立人格的财产所有者。调整市民间关系的法被称作市民法，是由私的所有、合同、法的主体性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资本主义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被称为是“天赋人权、人赋国权”的社会，其理论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的市民社会”，始自1790年的产业革命，到19世纪末进入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民法在立法上虽然规定人人平等，但具体规定并不平等，家长制被保留下来，妻、未成年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均受封建的家长制的限制，经济上也不享有独立的平等的所有权，不能独立订合同，但较古代市民社会和中世纪专制等级社会进步。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是家庭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保留家长制。随着家庭经营向现代化大生产的过渡，家长制逐渐削弱并最终崩溃。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的市民社会”，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形式——公司制使家长制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民法逐步得以修改，逐渐实现了法律上的平等。特别是二战之后，美、英、法、德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基本消除了性别、种族歧视，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基本实现。日本是封建传统比较顽固的国家，在民法实行100 年之际（1898年7月16日施行）， 社会各界关于修改民法及其他法律中对妇女的歧视条文的呼声很高。学者认为日本虽进入现代市民社会，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现代的市民社会（注：参见〔日〕吉田克己《现代市民社会的构造与民法学的课题》，《法律时报》69卷6号。）。

社会主义是否是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民法是否是市民法？这些有待取得共识。一些人持怀疑态度，说到底是怀疑发展市民社会是发展资本主义，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市民社会，是商品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既然市场经济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市民社会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要发展民主、依法治国，均应以成熟的市民社会为基础。就此而言，社会主义更应发展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要发展市民社会，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继承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中的合理因素，批判了其错误方面。继承黑格尔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均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的体系，认为个人是市民活动的基础，也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但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马克思作出了与黑格尔截然不同的结论，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而马克思认为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马克思指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 它们是国家的 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马克思又认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相对分离的，法国革命已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但他又认为仅有政治解放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才能达到人类的真正解放。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只有政治解放，即市民社会从封建的政治国家中解放出来还不够，还必须废除私有制，实现社会解放，而社会主义恰恰是废除了私有，实现了市民的社会解放。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国家。

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因此，财产权不完全是私的财产权，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企业，社会主义主要是国有企业加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但这不妨碍社会主义的个人与法人成为市民，因为他们都可以享有独立的财产权。从私的所有发展到独立的财产权，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一个区别，也是资本主义民法与社会主义民法的一个区别。就市民的平等地位而言，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根除了家长制，男女平等，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另一个不同，也是社会主义民法的特点。但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均有矛盾。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存在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的矛盾，实质是工人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对立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另一矛盾是由前一矛盾决定的，即受垄断财团控制的国家官僚机构与市民社会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广大市民与垄断财团、与国家及其官僚机构进行斗争，使国家经济、政治活动的中心由垄断财团控制、国家中心主义和官僚中心主义发展为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这一发展趋势具有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有走向社会主义的意义。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即国家的矛盾，是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致，是该体制的遗留问题。计划经济否定市民社会，企业受制于国家计划，依附于政府，没有独立的法人格。改革开放之后，实行法人制度、实行公司制，但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即刻根除，只能逐步加以消解，现在，行政部门对企业财产的控制、对企业干部的控制，尚未使企业真正独立，这就决定我国民法的任务及其他相关法律的任务，就是要进一步确立企业享有独立的财产权，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法律制度，保证按民主的程序选任企业干部。尽管矛盾不同，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共同趋势都是从国家中心或官僚中心发展到以市民活动为中心。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不同市民社会的矛盾决定着民法的任务。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就必然是调整私人间关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还有商法。民法为一般私法，商法为特别私法。我国以往的民法理论，由于不承认市民社会，因此，不承认民法是私法，关于民法的定义，被说成是调整平等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这样的定义无非是指出了调整对象和一堆法律规范，与调整对象同语反复，没有太大区别，学理上也未与商法相对区别，是从法规范的外观解释法，没有揭示出民法的社会基础，没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质。从本质上给民法下定义，应解释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