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缺陷

㈠ 简述自由刑的优缺点

半自由监禁，对将近释放的犯人尽量给予自由，使他能和社会进行较多的接触回，以便释放后能够适应社会答生活的监禁设施或监禁制度。
半自由监禁的优点首先考虑了人权自由，充分为在监人员提供自由空间，缺点便是增加监控成本，考虑到在监人员的安全问题和威胁性

㈡ 取保候审制度的缺陷及对策有哪些

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责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审判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一、取保候审制度主要特点
它与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同属我国刑诉法规定的强制措施的一种，与其它几种强制措施相比较，有以下三个显著的特点：
(一)取保候审是人身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对被取保人的人身强制性既不同于拘传的强制到案，接受讯问，也不同于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定限制，更不同于拘留、逮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自自由的直接剥夺，它对在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是人身自由较为充分、人身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强制措施。
(二)取保候审是法定期限最长的一种强制措施。原《刑诉法》没有对取保候审期限进行限制，存在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取保既不结案，又不及时进行侦查、起诉、审理，变相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修改后《刑诉法》规定取保候审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月，虽然规定了期限，但同其它强制措施相比较，取保候审的法定期限还是最长的。
(三)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公、检、法三家均可使用。取保候审不同于拘留和逮捕的强制措施，公、检、法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根据具体情况，经过本单位领导批准，都可以使用该项强制措施。
取保候审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对于这一强制措施如果正确运用，可以起到合理保护公民佥权益和实现司法经济的效果;反之，则有可能对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案件的公正及时审理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取保候审决定的作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相互制约性。《刑诉性》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根据《刑诉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的诉讼阶段都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即使对于同一案件不同的司法机关对能否适用取保候审的认识不同，也不妨碍其中一机关作出取保候审的决定，这无疑使取保候审决定的作出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相互制约性，也是同《刑诉法》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相违背的。
(二)对取保候审使用条件的规定较模糊。《刑诉法》对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这两种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运用条件作出了完全相同的规定，使取保候审运用条件的法律规定具有显显的模糊性。同时《刑诉法》第五十一条第(二)项：“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规定中，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范围过于宽泛，而判定是否“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则多少带有一点主观色彩，对于大部分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后是否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由于缺乏明确客观的判断标准，常常是依据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其结论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三)取保候审的保证形式对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行为难以产生有效的制约性。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取保候审的形式为保证人担保或保证金担保两种形式。
就保证人担保这种保证形式而言，司法实践中作为取保候审保证人与被保证人有着特定的关系，他们在履行保证责任时，常常既有对被保人的行为加以约束的一面，又有对其姑息、纵容的一面，对于被取保人可能实施的隐匿、毁灭证据、串供、逃跑或者继续犯罪等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保证人保证方式很难对被保证人产生有效的制约和约束。同时，刑事诉讼中保证人所承担的保证责任与民事诉讼中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其责任明显有所不同，既民事诉讼中的保证人可以代替被保证人承担应当由被保证人承担的民事责任，而被取保候审中的保证人却不可能代替被保人承担其违反刑事诉讼法律规定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基本方式是对保证人处以罚款。由此可见，采取保证人担保方式难以对被取保人产生真正有效的制约。

㈢ 走私罪的缺陷探微

走私罪的认定和处理相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等法律法规。由于中国固守法典式的立法体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刑法典的罪刑规定与相关法律法规不协调，加之97年刑法典修改的仓促，带来了走私罪适用问题上的一系列困惑。因此，加强对走私罪的司法适用以及立法完善的研究很有必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以下简称“海关法”）第2条规定，海关监管的对象可分为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15、16、17条规定，这些对象，又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进出口、限制进出口、禁止进出口三类。具体讲，限制和禁止的又可以分为限制或禁止进口、限制或禁止出口以及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等。按照进出口时是否应缴纳关税，这些对象又可以分为应缴纳关税的和不应缴纳关税的两类。
中国现行刑法将走私罪的对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禁止性对象，即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淫秽物品；另一类是所谓的普通货物、物品，即前类物品以外的货物、物品。从行为方式看，有两种表述，一种是称为“走私”。根据海关法的规定，“走私”是指进出境。将行为方式简单表述为“走私”的罪名有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淫秽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表述为“禁止进出口”的罪名是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及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表述为“禁止出口”罪名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表述为“进境”的罪名是走私废物罪。根据这些规定，就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一）逃避海关监管，将文物、贵重金属运输进境如何处理
如果将文物从境外走私至境内，只能成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如果将贵重金属从境外走私至境内的，只能成立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这种主张至少有两点疑问：一是，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规定的对象是“本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以外的货物、物品”。对该规定存在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该罪的对象是武器、弹药、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淫秽物品、废物、毒品以外的货物、物品；另一种理解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对象是指刑法第151条、第152条、第347条规定为犯罪以外的货物、物品。例如，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黄金，刑法第 151条第2款已经规定为走私贵重金属罪，因而国家禁止出口的黄金不属于普通货物、物品。而走私国家允许进口的黄金，刑法第151条第2款并未规定为犯罪，因其偷逃关税，符合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特征。因此，国家允许进口的黄金，属于普通货物、物品。从条文字面意义上理解，或者说从普通人的通常的理解来看，前述第一种理解可能更准确。但是，也不排除立法的本意在于第二种理解上。如果是第二种理解，为避免歧义，或许比照刑法第149条进行规定。如这样规定：走私货物、物品，不构成第151条、152条、347条规定的犯罪，但偷逃应缴数额在5 万元以上，处……。因此，根据现行刑法第153条的规定，第一个疑问恐难完全排除。
第二个疑问是，文物、贵重金属是否一定存在关税的缴纳问题。如果国家对进口文物、贵重金属的关税征收作出了明确规定，则偷逃关税的，尚有可能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但如果国家没有规定文物、贵重金属进口应该缴纳关税，则连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都不可能构成。至于入境以后实施倒卖文物等后续行为的，可能构成的是倒卖文物罪等罪名。
综上，根据现有规定，走私进口文物、贵重金属的，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是存在一定障碍的。
（二）既不属于刑法第151、152、347条规定的特殊物品又不属于第153条规定应该缴纳关税的货物、物品如何处理
例如，陈某从境外走私仿真手枪（禁止进口的物品）110支入境卖给他人。陈某的行为构成何罪?[4](P427）根据2002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的《关于处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已被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例如旧汽车、切割车、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来自疫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等，可以成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对象。此外，2000年10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第6款规定，走私管制刀具、仿真枪支构成犯罪的，依照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但问题是，既然是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还会存在关税征收问题吗?笔者对此表示疑问。若不存在缴纳关税的义务问题，又如何能构成以偷逃税额作为成立犯罪的条件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呢?笔者的结论是，如果国家没有对这些明令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规定征收关税，则不仅不能构成走私特殊对象的犯罪，也不能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回到上述案例，笔者初步认为，陈某的行为无罪。
（三）对刑法第155条的规定可能存在适用上的困难
刑法第155条规定，下列行为，以走私罪论处，依照本节的有关规定处罚：（一）直接向走私人非法收购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的，或者直接向走私非法收购走私进口的其他货物、物品；数额较大的；（二）在内海、领海、界河、界湖运输、收购、贩卖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或者运输收购贩卖国家限制进出口货物、物品，数额较大，没有合法证明的。这在理论上称为间接走私。间接走私不是独立的罪名，需要根据走私的对象和有关条件，确定构成何种走私罪。但问题是，如上所述，中国现行刑法对于走私罪的规定是存在处罚上的空隙的。也就是说，可能存在既不能按照第151条、152条、第347条定罪处罚，也不能按照第153条的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原因在于，国家通常只是对自由进出口的物品规定了关税，而对于限制或者禁止进出口的物品往往没有规定征收关税。未规定关税的，除非构成上述三个条文的特殊对象的走私罪，否则就不构成犯罪。
综上，现行刑法对于走私罪的规定存在大量处罚上的空隙。为弥补这种处罚上的空隙，笔者设想可能的途径是：一是，对于禁止进出口的对象应采取列举加概括式的规定方式；二是，对于走私限制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也最好设置专门的罪名；三是，凡不能以走私禁止进出口、限制进出口的罪名定罪处罚的，都应对关税的征收作出规定，以便至少能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四是，如前所述，对于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条文表述也要进行相应的修正。 刑法第153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条文第3款规定，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走私货物、物品的偷逃应缴税额处罚。前述《解释》第6条规定，“对多次走私未经处理的”，是指对多次走私未经行政处罚处理的。问题是，除走私普通货物、物品外，多次走私武器、弹药、文物等特殊对象的，应否或者能否累计多次走私的特殊对象本身的数额。
尽管这些走私特殊对象犯罪的条文往往没有数额的规定，但前述《解释》对这些特殊对象的走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都规定有明确的数额标准。对走私武器、弹药、假币、文物等犯罪适用死刑、无期徒刑的条件也从数额上作出了明确规定。现实情况是，行为人往往多次实施走私行为，数额累计计算后方达到适用无期徒刑甚至死刑的数额标准的。如果不累计计算数额而是采取同种数罪并罚的方式处理，对于行为人来说，通常是很难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
是否应当累计计算呢?倾向于总体上应以是否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处理，尤其是在可能涉及死刑的适用时，应严禁累计计算。这是因为：一是，第153条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累计计算应纳税额的规定可以看做是特别规定而没有施行于其他走私罪条款的效力。二是，将每次未达定罪标准的数额累计计算后达到定罪标准因而定罪处罚的，这正如将每次只是致人轻微伤的“累计计算”为轻伤因而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显然不能为人所接受。三是，即使每次均达到了定罪标准，因累计计算而适用了加重法定刑，这也如将多次致人轻伤的结果累计计算或者说折算为“重伤”，将多次致人“重伤”的结果折算为“致人死亡”，因而适用故意伤害罪（重伤）、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一样荒谬。四是，尽管理论上对于同种数罪是否应当或者可以并罚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方面对于发现的漏罪或者新罪系同种数罪的，是按照同种数罪并罚处理的，另一方面对同种数罪进行并罚并不违背现行刑法的规定。四是，走私犯罪属于经济犯罪，而对经济犯罪规定无期徒刑本已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通例相悖，对走私假币、文物等罪名居然规定死刑，这严重悖离了国际公认的死刑只能分配给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生命权益价值的最严重的故意犯罪的死刑配置原则，这是明显的逆历史潮流而动，是遭国际社会唾弃和严厉谴责的。事实上，中们也正是因为对走私犯罪规定了死刑才导致对远华走私案的主犯赖昌兴引渡上的困难。在这种无理的规定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中们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就是通过刑法解释论减少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而对上述挂有死刑的走私犯罪的数额不予进行累计计算而是采取同种数罪并罚的方式处理，无疑是减少走私罪名死刑适用的有效途径。 我们设想这样几个案例。
案例一：某甲为运输走私物品而租赁一艘万吨巨轮，装载了各种走私物品，一次报关进境。在这艘巨轮上共有十二个船舱，每个船舱分别装载着武器、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珍稀植物、淫秽物品、废物、普通货物、毒品、制毒物品。假定每一种对象都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定罪起点标准。
案例二：某乙本想租赁一艘万吨巨轮走私货物，但由于未能租到万吨巨轮，只好租赁十二艘千吨轮船，每艘轮船分别装载着武器、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珍稀植物、淫秽物品、废物、普通货物、毒品、制毒物品，十二艘轮船首尾相接浩浩荡荡地开进海关，一次报关进境。假定每一种对象都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定罪起点标准。
案例三：某丙为运输走私物品本想租赁一艘万吨巨轮一次走私进境，但由于船源紧张，只好租赁了十二班货轮，每班货轮分别装载着武器、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珍稀植物、淫秽物品、废物、普通货物、毒品、制毒物品，分十二次运抵海关，分别报关进境。假定每一种对象都达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规定的定罪起点标准。
上述三个案例是定一罪还是定数罪?或许不少人认为由于只有一个行为，属于想像竞合，只能以一重罪定罪并从重处罚。对于案例一主张属于想像竞合只定一罪的可能最多。对于案例三认为属于想像竞合，可能有人会有点犹豫。的主张是应当数罪并罚。问题的关键在于上述案例中行为人的行为是认定为一行为还是数行为。
从自然意义上说，甲由于只租用了一艘轮船，又是一次报关进境，确实只有一个行为，而丙租用了十二艘轮船，并且分十二次报关进境，可能会被认为是数个行为，乙的行为可能介于一行为和数行为之间。但是，自然行为论早已没有了支持者。所谓自然行为论，是认为行为是人的身体动静。自然行为论受到了如下指责： 1、在不作为时，行为人根本没有任何举动；
2、它把单纯的（未经法律评价的）神经与肌肉反映理解为行为人，过于缺乏作为评价对象的实质内容。比如，根据这一概念，李斯特1884年给诽谤罪定义为“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并有责的空气振动而对被害人神经系统所导致的精神变化”，这多少是有些“可笑”（罗克辛语）的。而社会行为论主张，刑法是一种社会统制手段，故具有社会意义的人的身体动静才是刑法中的行为。
理解刑法中的行为显然只能从社会意义上，准确地说从刑法规范意义上理解行为的数量，而不能停留在自然意义上理解。比如，中们不能从自然意义的角度认为，一刀剁掉被害人的一只胳膊，又一刀剁掉被害人的一条大腿，再一刀剁掉被害人的鼻子，行为人实施了三个行为，故构成三个故意伤害罪。也不能认为，行为人先一刀剁掉被害人的胳膊，再一刀刺进被害人的心脏致其死亡，行为人实施了两个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两个罪名。从刑法规范意义上讲，上述第一种情形行为人的行为只应评价为一个伤害行为，第二种情形只应评价为一个杀人行为，故均应认为只有一个行为，只定一罪。
回到上述走私犯罪案例，既然刑法根据对象性质的不同，设置为不同的罪名，说明从规范意义上讲，走私不同的对象，在刑法评价上是不同的。这与选择性罪名不同。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属于选择性罪名，故行为人同时走私珍贵动物和珍贵动物制品时，只能认为是实施了一个行为，只构成一罪，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如果立法者将走私犯罪也设置成一个选择性罪名，如规定“走私武器、核材料、假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珍稀植物、淫秽物品、废物、普通货物、毒品、制毒物品的，处……”，则上述关于走私的三个案例无疑均应认为是一个行为，只应定一罪。既然立法者根据对象的不同，设置了一系列的走私罪名，中们就不应把它按照选择性罪名来对待，此其一。其二，上述三个案例中，从刑法规范意义上看，不应该认为有本质的不同。因此，认为将上述三个案例均应根据对象的不同评价为数个行为，构成数罪，实行数罪并罚。否则，无论按哪一个罪名定罪，都会遗漏对走私其它对象的刑法评价。

㈣ 恶意欠薪罪的法律缺陷

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将恶意欠薪罪改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
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务工收入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务工人员工资被拖欠，恶意欠薪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并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面对这一“顽疾”，以总理帮助重庆农妇熊德明讨要被拖欠的工资为发轫，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予以清欠，收到了一定效果，但远远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往往是旧的积欠未完全解决，新的积欠又产生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立法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造成处罚手段薄弱，应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行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工资关系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1995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试行）》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各部委制定的劳动规章等等。总的说来，各类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庞杂、效力等级不一，相关规定时有冲突，对劳动工资关系的规定较为原则，不易操作执行。如作为规范劳动工资关系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权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事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权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之规定等等。这些规定，虽然明确了用人单位在侵害劳动者劳动工资关系时要承担的责任，但纵观这些规定，对劳动者劳动工资关系受到侵害时的权力救济都过于笼统，赋予劳动行政部门的监督职权仅为责令支付劳动报酬、经济补偿、责令支付赔偿金三种措施。总的说来，处理手段单一、薄弱，缺乏刚性。 由于处置手段的弱化，当前劳动工资关系纠纷特别是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薪金问题已渐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并成为许多违法犯罪行为的诱因。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宁夏民工王斌余被包工头恶意欠薪，在讨薪时又被殴打，激愤之余，连杀四人被处死刑。普遍的社会舆论并不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是对其报以深切的同情，希望能从宽处理。这说明，欠薪特别是恶意欠薪这种社会现象已触及社会道德的底线，成为一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的行为，它恶化了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进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已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当然，欠薪行为的成因是十分复杂的，必须认真剖析，分清性质。笔者认为；欠薪行为从欠薪者主观方面的不同，可划分为恶意欠薪行为和一般欠薪行为。对于一般欠薪行为因其生存往往是因为用人单位属客观上经营遇到困难，资金周转不开，经营不善等造成的，主观上并不具有故意和恶意，根据刑法上犯罪构成的主客观一致原则，不宜将其纳入刑法调整行为，对这种欠薪劳动者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权力救济途径去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对于恶意欠薪行为，因其业已存在的巨大社会危害性，应将其中性质严重的或造成严重后果的纳入刑法调整范围。 根据法理的基本观点：法律要具有尊严和权威性，必须正确反映经济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在刑法中增设恶意欠薪罪是契合这一基本观点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根据刑法犯罪构成的基本原理，将应增设“恶意薪罪”予以剖析：在犯罪主体方面，应规定为用人单位和雇主，犯罪主体可以是单位；在主观要件方面，应为故意；在犯罪客体方面，应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劳动者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市场经济秩序。
在犯罪客观要件方面，应既有危害行为又有危害结果，且两者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危害行为应当是不作为，即行为人能够履行自己应尽义务而拒不履行，危害结果应是要造成群体性上访、拖欠数额巨大、引起劳动者精神失常、自杀等等严重后果。
另外，在追诉体制上，可以参照伤害案件的有关追诉规定（轻伤害为自诉案件，重伤害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恶意欠薪行为危害结果的不同，分别规定为自诉案件和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以利于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严重的恶意欠薪犯罪上去，节约司法成本。在量刑体制设置上，应规定为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刑。另外，为确保整个刑法体系的科学、严密，根据恶意欠薪罪侵犯的复杂客体，应分清主次，将其纳入刑法第三章《妨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八节《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以求严密、科学。

㈤ 德日、英美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特点,优缺点。

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 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之间，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各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必须明确。根据这种递进式结构，在将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时，须进行三次评价，构成要件该当性是事实评价，为犯罪提供行为事实的基础；违法性是法律评价，排除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有责性是主观评价，为追究刑事责任提供主观根据。以上三个要件，形成一个过滤机制，各构成要件之间具有递进关系，形成独特的定罪模式。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具有推定功能，只要行为符合构成要件，原则上可推定构成犯罪；存在违法性，原则上可推定行为人有责任。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考虑一般情况，其评价标准对所有人平等适用，违法阻却、责任是考虑特殊、例外情况，当存在例外情况时，递进式推理即中断。

英美法系犯罪构成的特点
英美法系没有大陆法系系统的犯罪构成理论，但长期的刑事司法活动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犯罪构成。
（一）"合法辩护"地位特殊
一般认为英美法系犯罪构成具有双层次的特点，即有实体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和诉讼意义上的犯罪要件。前者指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后者指"合法辩护"。大陆法系将后者内容置于犯罪构成范畴之内，从反面来填补犯罪构成要件，而英美法系则置于犯罪构成范畴之外独立成章，直接定名为"合法辩护"，合法辩护作为广义的犯罪构成要件中的消极要件而存在。英美法系刑事诉讼采当事人主义模式，强调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诉讼作用，使他们在诉讼中积极主动互相对抗争辩，而审判机关则只起着居中公断的作用。刑事诉讼主要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交叉询问来推动。这样的诉讼模式决定了其犯罪构成要件的特点，集中体现的就是"合法辩护"。
（二）没有违法性这一实体要件
英美刑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充分利用民间司法资源之于国家刑罚权的对抗作用，发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积极性，在动态中实现国家权力和个人自由的平衡。英美法系是典型的判例法，三权分立和民主是其思想基础。在这样的体制下，一切是与非都交给法院来判决，警察只是负责维护社会的安全。因此违法性就安排在合法抗辩这个环节，即诉讼法的环节，这样也是合理的。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通常将违法性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主要研究违法阻却事由，例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而在英美法系刑法理论中，并没有违法性这一实体要件，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作为合法辩护理由，在犯罪构成加以论述。而在诉讼中仅把其作为合法抗辩理由。而在我国和前苏联的犯罪构成理论中，违法性仅是犯罪的一个特征，在恒定是否社会危害的时候用。
（三）举证责任分配特殊
在诉讼中，实施了符合法定犯罪要件行为的人，即被推定是有实际危害和应承担刑事责任的，控方的证据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被告人则没有协助证明自己实施犯罪行为的义务。在行为特征符合犯罪实体要件后，如果行为人能说明自己不具有责任能力，如是未成年人、精神病或者说明行为是合法的，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再或者是说明有其它免责的情况，如认识错误、被胁迫、警察圈套等，就不负刑事责任。可见英美法系在诉讼中直接融入了犯罪构成的内容，双方当事人可以积极主动地参与诉讼活动，与诉讼活动的紧密联系，增加了犯罪构成操作上的便利性。英美法系偏重自由主义和程序公正，认为如果犯罪构成仅仅反映犯罪而无法体现定罪过程，只能是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刑法是犯罪人的人权宣言"社会保护机能的单方体现会忽视甚至会损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其犯罪构成正是应此理念设计。控方就被告人的行为和心态作出有罪指控，达到"排除合理怀疑"，辩方就指控提出辩护证明行为没有实际危害或主观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合法辩护"。合法辩护在此过程中发挥着突出作用，它从反面来说明行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实质则在于限制所能认定的犯罪的行为范围，并且通过控辩双方对抗的直观审判进程来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机能。

㈥ 刑事诉讼制度 缺陷

我国至今还没有明抄确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而且在刑诉中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的讯问必须如实回答，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最低司法标准相差还很远。
我国对刑讯逼供取得的言词证据予以排除，但对刑讯逼供取得的其他证据不予排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侦查机关刑讯逼供。
再一个是律师介入案件的时间过迟，只有在审查起诉阶段律师才拥有对抗的权利，律师的作用受到大大削弱。

㈦ 现行刑法对正当防卫的界定存在哪些缺陷

正当防卫需要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不法侵害发生;
二、必须是在不法内侵害正在进行的时候；容
三、正当防卫不能超越一定限度;
四、正当防卫必须基于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的目的;
五、正当防卫所针对的，必须是不法侵害者本人.

但是缺陷就在第二和第三点
“不法侵害正在进行”如何界定？如何能清晰的界定中止和终止，如何判断侵害人是否会继续不法侵害。
还有，是否正在进行如何取证？昆山自卫案，是碰巧有监控录像为证；如果没有，被侵害人是否能那么幸运采信正当防卫？那个前女婿持械入室被反杀案，就是因为没有监控佐证，而无法证明正当防卫。
“一定限度”如何制定范围？被侵害人与侵害行为人在以死相博的时候，如何能让自己能时刻保持清醒，保证自己正当防卫的力度。

我认为，只要保证不法侵害行为是同一时间段，不存在报复行为的，对于自行防卫，应当赋予绝对的自卫权。特别是非法入室行为。

㈧ 刑法19条关于生理有重大缺陷的人的刑事责任是如何规定的

第十九条 又聋又哑的人或盲人犯罪的刑事责任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于聋哑人必须是又聋又哑的人，这一条体现了对生理有缺陷的保护。

㈨ 能力，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能力有哪些规定

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能力规定为四类：
一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回力，即年满18周岁、精神和生答理功能健全、且智力与知识发展正常的人，和在未发病期间的间歇性的精神病人;
二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即没有《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人，亦即不满14周岁的人和因精神病而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
三是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即对《刑法》明文规定的某些严重犯罪具有刑事责任能力，而对未明确限定的其他危害行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亦即仅指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
四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即因年龄、精神状况、生理功能缺陷等原因，而使行为人实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时，虽然具有责任能力，但其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完全责任能力有一定程度的减弱或降低的情况。

㈩ 如何理解和认定刑法中规定的“销售金额”这种规定是否存在缺陷

“销售金额”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出售伪劣产品后所得和应得的全部违法收入（包括合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