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史的特征

A. 流刑的历史

隋唐之际，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在五刑制的确立中，流刑的出现具有特别的意义。流刑的来源虽早，然秦汉以来，这种以乡土观念为前提的惩治方式并未得到经常的实施，这意味着其惩治力度如何已经很久没有得到司法实践的检验，这明显与死刑、徒刑、笞杖刑不同。其次，在秦汉以来零星出现的“流”，多将犯人流至边方，其实施的重心仍在劳役，而非流远本身，这与五刑制中流的特征也有很大的差距。[1]流刑在南北朝后期进入五刑体制，占据其中降死一等重刑的地位，并改变自己以劳役刑为重心的特征，而以把犯人流至远方作为主要的惩治内容，其中恐怕与魏晋之际法律儒家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唐律疏议》注解“流刑三”一条，称，“《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盖始于唐虞。今之三流，即其义也。”[2]这可能是对这一历史事实最好的注解。
正是因为流刑进入五刑制有这样较为特殊的背景，尽管五刑制的确立在中国古代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五刑制本身从一开始也是有缺陷的。流刑惩治力度不足，与其在五刑制中的地位不相符合是其中的关键问题。这一点在五刑制刚刚确立的唐代就已经十分明显。
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流均居役一年，且不加杖。[3]官员流者不需居役，只附籍当地，如同百姓，待期限一满，“有官者得复仕”。[4]普通罪犯居役一年后，也附籍当地，流限一般为六年，不应流而特流者为三年。期满，即可返回原籍。对于这种流刑的惩治力度，北宋熙宁中，大臣曾布有明白的解说：“---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于古亦轻矣。”[5]可谓一语中的。还可以再与次流刑一等的徒刑相比较。唐代徒刑五等，居役年限自一年、一年半、 二年、二年半、三年不等，虽无流远之苦，然“著钳若校”，在官吏监督下进行无偿劳动的时间，却比犯流刑者要长。徒刑实际惩治的强度，与流刑相去不远， 甚至轻重有所倒置。
隋唐以后，五刑制基本为以后各朝代继承，成为官方明文规定的刑罚体系。为此，解决流刑三等惩治力度的不足也成为各朝代重要的司法课题。 宋代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定“折杖法”，以杖折徒流，流刑四等即改为加役流，决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决脊杖二十，配役一年；流二千五百里，决脊杖十八，配役一年；流二千里，决脊杖十七，配役一年。[6]宋代独具特色的刺配由此得到充分的发展。[7]宋代刺配集刺、杖、 流于一身，堪为降死一等的重刑，自宋初作为免死的刑种出现以后，行用逐渐频繁，法规日见繁密，实施日见规范，为司法者所倚重至于出现滥施的局面。刺配起到的其实是五刑制中流刑本应承担的任务。金人明言流刑“非今所宜”，而以徒代流，即二千里比徒四年，二千五百里比徒四年半，三千里比徒五年。[8]《大金国志》载：“徒者，---实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皆死罪也。” [9]传统的五刑制下，徒刑从一年至三年分为五等，《 大金国志》称金代徒刑至于五年，又言五年以上为死罪，传统流刑为徒刑所代已成为事实。 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元代的“新流刑”。[10]所谓的“新流刑”是指流远与出军。它们都是从蒙古族古老的惩治方式中脱胎而来的，从元代建立以来一直得到实施，并且有日见倚重的趋势。出军与流远的主要去所在素为“瘴疠”之地的湖广与北鄙的辽阳。[11]罪犯一般是南人发北，北人发南。出军的罪犯到达配所之后，主要是“从军自效”， 以增强边方镇戍军伍的实力，流远的罪犯似以屯种为主。原则上，除了大赦，出军与流远的罪犯要终老发配之地。与传统流刑相比，其惩治力度之强不言而喻。出军与流远起初并行，至元仁宗、元英宗年间，出军逐渐进入流远刑，使流远刑成为一种包括多种惩治方式，具有多种层次的刑罚，并进而进入了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 经世大典·宪典》规定的五刑制中，流刑被正式界定为“ 流则南之迁者之北，北之迁者之南 ”。 [12]这标志着包括了出军的元代的流远刑成为一种新的流刑，并正式代替了五刑制中传统流刑的位置。
就唐代以后各朝实际应用中的刑罚看来，死刑、徒刑、笞杖刑的实施相对比较稳定，而降死一等重刑的调整却是十分频繁的。在这样的调整之下，传统流刑基本没有得到行用，真正承担惩治降死一等重罪任务的，是各朝代根据当时的需要和本朝的特征创建的新的惩治手段。
明初律、令明确规定，以传统的五刑制为国家法定的刑罚体系，其中流刑仍分传统的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等。其中，《 大明律》规定的处以流刑的条目约有 45条。适用的对象分缘坐与实犯流刑两种。就设置的惩治力度而言，流刑仍处于传统的死刑与徒刑之间。如《刑律》“谋杀人”条规定，凡谋杀人，若伤而不死，造意者绞；从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加功者，杖一百，徒三年。[13] 那么，《大明律》规定的传统流刑将如何落实？而最重要的，明代将如何解决已经为历史所证实了的传统流刑的不足？降死一等重罪的惩治如何有效实现？ 吴元年（公元1367 年）十二月，《 大明令》和《大明律》同时修成。关于流刑，《刑令》一条规定，“ 凡官吏犯赃至流罪者，不问江南江北，并发两广福建府分及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烟瘴地面安置，其上项烟瘴地面附近州府之人犯赃并发迤北边塞处所。”[14]《大明律·名例》 “徒流迁徙地方”条下也规定：“流三等，照依地里远近定发各处荒芜及濒海州县安置。直隶府州流陕西；福建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浙江布政司府分流山东、北平；江西布政司府分流广西；湖广布政司府分流山东；河南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山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 陕西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广西布政司府分流广东；广东布政司府分流福建，四川布政司府分流广西。” [15]两者的共同特征在于，首先，尽管法典规定了流刑三等的距离，法律在此之外却又设置了流犯具体的发送去所。传统流刑作三等的区别，本是为实际发配作标准的，这样，区别显然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意义；再者，就规定的去所而言，两者都具有南北易置的特征，即南方流犯发北，北方流犯发南。北方多为边塞之地，南方都为烟瘴荒芜之所。这与传统流刑的发配特征也显然是不符合的。这意味着，尽管在刑制中，法律规定的流刑具有传统的特征，但即便是在法律的层面上，这种传统已经是不完整的了。
大致在洪武十八年以前，明代流刑在一定规模之内得到实施。流犯的编发就是按照上述律、令规定的具体地理位置发送，不作三等的区别。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三月丙戌的大赦诏专门提到，“安置、徒流未至地方者，---并释还乡。”同月，朱元璋对刑部的诏令即为上文的“地方”提供了注解：“犯流徙罪者不宜处以荒芜之地，但定其道里远近，令于有人民处居之，以全其生。”[16]
与此同时，相当一部分流犯则以“输役”来代替实际的流放。输役的方式多种多样。仅《实录》的记载来看，洪武八年至十八年，十年间，太祖曾有三次对刑官下达如下的处置命令：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二月甲午，太祖下令，命流罪犯人“凤阳输作一年，然后屯种”；洪武十六年（公元1382年）正月，令流罪犯人代农民力役，以赎其罪；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六月，又命法司，罪人应流徙者，发凉州木速秃、杂木口、双塔儿三递运所充车夫，俾运军需。[17]
传统流刑的废而不用此时已经初露端倪。
为了加大社会治理的力度，在洪武十八年及以后的一两年内，朱元璋连续颁布了著名的四编《大诰》。为保证《大诰》的流传，在《大诰》首篇，即《御制大诰》的篇末，朱元璋明确规定，官民犯罪，若持有《大诰》， 笞杖徒流罪名可减罪一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条《诰》文同时也规定了，如果没有《大诰》，还要罪加一等。[18]但是，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再提减等问题时，并未提及《大诰》加等之事，只规定“法司议罪各引《大诰》减等，若遇恩例，则通减二等”[19]。 以后，“《大诰》减等”几乎成为专有名词，“《大诰》加等”却罕有提及。[20]
《大诰》颁行之后，以朱元璋对《大诰》的重视，《大诰》减等的命令应该很快得到了遵行，[21]并应该有普遍的实施。 而洪武末年对《大诰》及相关命令的重申，更使《大诰》及“减等”的命令进入了祖制的范围，得到遵奉。弘治年间，吏部主事杨子器上疏，其一条云，“今内外问刑衙门宜追审犯人果有无《大诰》，有者，始许减等论罪，不可仍前概拟为有《大诰》，虚减其等。”[22]在地方，也有如下的记载：“乡之人有自官司讼回者，曰，某也罪，流罪徒而里而年不等，某也罪，杖罪笞而数不等，俱有《大诰》减等。---问于乡之长老，始知亦制也，内自司寇部，外而诸司，但问刑者皆然。”[23]可见《大诰》减等普遍实施的事实。以此为前提，在一些律家编录的有关法律文书中，“《大诰》减等”被编成常用的“招议之式”之一。[24]
《大诰》减等的规定本适用于死罪以下的各个刑种，但其间受到影响最大的却是流刑。笞、杖、徒刑本身分成五等，减一等处置并不影响刑种本身的行用，而流刑的情况却有不同。《大明律》规定，“二死三流同为一减”，即流罪三等若减一等处置，则均为徒三年。[25]这样，身犯流刑的罪犯，如果收有《大诰》，罪减一等，则均按徒三年处置。
“《大诰》减等”本来是一个相对偶然的历史产物，在明代却成为传统流刑废而不用的重要契机。

B. 从刑罚演变的角度谈一谈人类文明的进步

从古带到近代。刑罚从最原始的反人类性质，逐步演变到今天对自己犯错误所承担责任，惩罚自己的性质。随着文明的进步，人类社会在刑罚上，更加注重人权，逐步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性至上的原则。

C. 国际刑法的刑罚体系具体有哪些内容和特点

国际刑罚体系：是指国家以有利于发挥刑罚的功能、实现刑罚的目的为指导原则，专通过属刑法的规定而形成的、由一定刑罚种类按其轻重程度而组成的序列。
国际刑罚体系具有以下特点：
1.刑罚体系的构成要素是具体的刑罚方法即刑种。
2.构成刑罚体系要素的刑种是经过立法者选择而确定的。我国的刑种是立法者在总结长期以来我国各种刑事立法规定的刑罚种类及其运用效果的基础上选择确定的。
3.构成刑罚体系要素的各刑种是依照一定的标准排列的。我国刑法中的刑罚体系主刑和附加刑都是按照各自的严厉程度由轻到重依次排列的。
4.刑罚体系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首先，构成刑罚体系要素的刑种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其次，主刑与附加刑的分类是由刑法规定的；再次，刑罚种类的先后排列是刑法规定的。
5.体系确立的依据是有利于刑罚功能的发挥和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体系中，无论是刑种的选择，还是刑种的分类，抑或是刑种的排列，都是立法者从有利于刑罚功能的发挥和刑罚目的的实现而确定的，不是随心所欲规定的。

D. 中国古代刑罚制度的特点。

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当权者指导思想的不断变化导致了刑罚发展变化。法律制度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门，任何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其特色的形成，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传统等社会经济条件紧密相连的。原始社会时期，没有国家，没有法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下，当时的原始习惯也是由以采集和渔猎为标记的低下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惩罚方式简单残暴，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成为主导。逐渐产生了相当多的习惯法，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随着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刑罚的体系逐渐完善，目的性也更加专一，保护私有制财产，保护人身权利，维护政治统治。自夏代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起，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坚持以刑法为主的法律体系。 由于专制、集权贯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发展史，中国的法律文化也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没有西方世界的民主与法制、人权的概念。大量的充斥于刑法之中的完全是对人的生命的漠视和刑罚的随意性。 从简单的同态复仇到夏、商时期奴隶制刑罚，及至演变到封建社会的“五刑”，刑罚的变化，同当权者的统治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主宰，所谓家天下。“溥天之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法律也集中体现了维护王权统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崇尚刑法，重视刑罚。使我国古代不管民事、行政、刑事的制裁，无一例外的采用刑罚的手段。法律不但凭借严酷的刑罚手段惩办危及王权统治的政治性犯罪，同时也严厉制裁破坏国家统治、扰乱社会程序的刑事犯罪。统治者从长期的实践中体会到，既要使犯罪者受到惩罚，又能保存劳动能力，是更为有利的。所以刑制的改革，更加适应了经济基础需要，同时更好的维护其统治。夏、商时期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同时又刚刚从原始野蛮时代演变而来，维护王权成为其首要的目的，同时人的愚昧无知又使统治者假借天意的图谋得以实现，虽然其刑罚十分的野蛮残酷，但是统治者借天的名义，成功地表明其刑罚的合理性。同时，统治者鉴于前朝的教训，至周时提出“以德配天”、“明法慎罚”的思想，强调“用刑宽缓”，将教化和刑罚结合起来，体现到刑罚上，出现了“圜土之制”，“嘉石之制”为名的徒刑、拘役等刑罚，以及赎刑、流刑等以作为五刑的补充，不再单纯是伤及人肢体、生命的酷刑。秦以后到明清，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更加牢固的确立，虽然各朝代执政者执政的指导思想各有不同，但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也逐渐促进统治者对刑罚作出变革，以绞、斩死刑代替以往残酷的生命刑，以笞、杖、徒、流代替野蛮的肉刑，实质是统治者逐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反映。 二、古代社会高度集权的家长制统治，统治者权力的无限制和无制约，当权者往往凭一己好恶行事，使刑罚形成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特点。所以，我国古代刑罚发展变化的进程中人为的痕迹浓重。总趋势是朝者宽缓的方向，但是其中也多有反复。我国古代社会自从有国家以来，无论是不成文立法的时代，或者是成文法时代，法律对刑罚的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经常有随意增加法外刑罚的情况。隋初，制定《开皇律》、《大业律》，强调用法宽缓，然而隋炀帝并不依律行事，他“更立严法”，并恢复枭首、灭九族等等酷刑，自毁法制，滥施淫刑。又如唐时法律为我国古代之最鼎盛时期，但是法外施刑的现象也层出不穷。武则天时，酷臣周兴、索元礼、来俊臣非法采用酷刑，摧残人犯，将人犯“禁地牢中，或盛之如瓮，以火圜灸之，兼绝其粮饷，至有抽衣絮以瞰之者。”明时，皇帝设厂卫特务机关，滥用刑罚更为严重。清律中根本没有关于文字狱的直接规定，但所有的文字狱均是按照谋反、大逆定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并且处以最严厉的刑罚。所以，古代专制制度下，皇帝的行为往往将法律沦为一纸空文。 另一方面，较为开明的当权者的举措，又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据史载，汉初文帝改刑罚的原因，是为缇萦的孝心感动，遂下诏说：“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是 “不德”。由此引发了汉初刑罚的改革。 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以仁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下，法制的推进显然有其偶然性，但是反过来说，这样的发展变化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三、宋元明清法制由轻向重变化的原因。从秦汉至隋唐，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一直为由繁杂残酷向简明轻缓。期间有汉文帝废肉刑的改革，以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刑制改革及隋文帝法定五刑，至唐时法制达到巅峰，其影响直至宋、元、明、清，并及诸海外，但是宋、元、明、清虽以唐制，其刑罚较前朝又趋残酷、繁杂，并且复活了肉刑，死刑的执行方式也有增加。从历史上看，宋、元、明、清时期是我国小农经济继续发展并且至没落，而商品经济逐渐萌芽之时，社会的矛盾日趋激化，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更加加强中央集权，用重典治天下，故而刑罚更加残酷，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刑罚的重要特点，至明清，发展尤为明显。其特点，就是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诞生的条件下，仍然坚持重农抑商的传统，实行“禁海闭关”，延缓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明时增加许多法外酷刑，而清朝又处于古代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复杂时期，更加以空前的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统治。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对思想异端严厉惩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我国古代社会先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一贯的愚民政策的体现。 明清时期重刑观点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密切相关。古代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走向末路，新的生产关系正在形成之中。而这种新兴的生产关系势必威胁到封建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所以，统治者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必然钳制广大人民的思想和舆论，甚至不惜动用残酷的刑罚手段，遏制自由思想的兴起。 四、刑罚的变化与发展同特定的社会发展现状紧密相连。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同一阶段的不同时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层面发展不尽相同，所以，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会形成不同的特色。刑罚作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不同的发展和变化。“刑罚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也充分得以体现。从夏商以来历代统治者在运用刑罚统治社会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用刑经验，至西周时，形成“刑罚世轻世重”的理论。《尚书。吕刑》说“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这种思想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之中。刑罚的发展变化实际上也体现了这种理论在治国实践中的运用。战国时期，群雄并争，天下大乱，当时刚刚兴起的地主阶级在制定法律的时候就特别强调重典重刑，用刑严酷。唐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国家实力明显增强，所以，这一时期奉行用刑持平，“刑平国，用中典”的策略，体现到刑罚上，变化为宽严适中，简约易明。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社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亚洲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宋、元、明、清时期，统治者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中夺取天下，都认为身处乱世，强调治乱世用重典。所以这一时期的刑罚一反隋唐以来的轻刑中典政策，又将刑罚导入峻法酷刑的时期，走上了回头路。然而，严刑酷法带来的不是统治者的长治久安，也不是什么治国良方，残酷的镇压反而加快了王朝覆灭的步伐。

E. 刑罚的特性

刑罚不仅是对犯罪人的一定权利和利益的剥夺，而且还表明国家对犯罪分子及其行为的否定的评价，并且从道义上谴责犯罪分子，这对于犯罪人以及其他人都寓有教育的意蕴。因此，教育也是刑罚的内在属性之一。教育作为刑罚的属性，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在各个时期的刑罚中所占的比重及其表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的蒙昧时代和西方的复仇时代，刑罚的惩罚性居于核心地位，刑罚的教育性是微乎其微的。在西方的威吓时代，刑罚的教育性主要表现为用残酷的刑罚进行恫吓。当然，与此同时，中国和西方历史上主张发挥刑罚的感化作用的思想家也不乏其人。显然，与恫吓相比，感化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教育，距离更为接近。及至近代西方教育刑兴起，更是将教育视为刑罚的本质特征。应该说，教育因素在刑罚属性中的地位加强，正是刑罚进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刑罚特别重视刑罚的教育性。它通过对犯罪的谴责，使犯罪分子认罪伏法，在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育。因此，如果没有教育这一因素，刑罚同样不成其为刑罚。而且可以肯定，随着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刑罚中的教育性这一属性将在中国刑罚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

F. 古代的刑法为什么那么残忍

或许我们私下里和朋友开玩笑，说过“你这样的行为在古代估计要被五马分尸”这样的话语。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认为古代的刑罚是比较血腥残忍的。当然这也没错，翻阅历史上的各种酷刑，都让人看的心惊胆战。
古代刑罚我们看起来之所以血腥，那是因为我们站在当今社会的立场和价值观之上，自然古代的刑罚便代表着野蛮血腥和残忍。有网友甚至评论说，封建时代的刑罚不是从现代社会人性化角度设计的，其潜台词却是说，古代的刑罚是他们那个时代价值观和文化的体现。比如五马分尸，诛九族，腰斩，凌迟等我们看上去毫无人性，毫无道理的血腥处罚。

在古代人眼中，却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和本该如此。因为这样的酷刑，根本不是普通人能奢求的。在古代除非是造反，叛国等重大罪行，才给给予极刑。比如明朝时期的袁崇焕，便是以叛国通敌罪而被判处凌迟，而当时的百姓纷纷叫好，更是有人买其肉而食之。从这个历史事件便可以看出，古人并不认为这样的凌迟残忍，就像我们现代社会一个人杀人了，他被判处死刑，这样的平常事没有人在意，都认为理所当然。

我们现在执行死刑一般都是枪决，未来可能会是更加文明的方式安乐死。说不准在未来的时空之中，那些未来的民众看待我们的时候，也会认为我们现在的刑罚过于血腥和残忍。

G. 中国法制史 比较奴隶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内容，各自有何特征，并做简要评述 谢谢各位高人啊，这是作业好难

1.五刑是五种刑罚的统称，可分为奴隶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

奴隶制五刑是指墨、劓（音易）、刖（音月）、宫、大辟。封建制五刑指笞、杖、徒、流、死。奴隶制五刑在汉文帝之前通行，封建制五刑在隋唐之后通行。两种五刑制只是对古代刑罚的一种概括，不能完全包括古代的刑罚制度。

奴隶制五刑中除了大辟即死刑外，其他四种又叫做肉刑，因为这四种刑罚是对肉体的刑罚，而且受刑后无法复原。

墨刑又叫做黥（音晴）刑，先割破人的面部，然后涂墨，伤好后留下深色的伤疤。汉文帝废除肉刑后，经过魏晋隋唐，都没有此刑，但五代和宋又恢复，辽金元明清都有刺面刑，但有的轻罪则刺胳膊。到清末光绪末期，彻底废除。

劓，即割鼻子，汉文帝废除肉刑后，用笞三百代替，后来，又减少了笞数。此后，该刑不再出现。

刖，夏朝称膑，周时称刖。是指斩掉左脚、右脚或者斩双脚。有的说称膑是去掉膝盖骨。秦朝称为斩趾。

宫，又叫淫刑、腐刑、蚕室刑。开始是惩罚那些有淫乱行为人，后来处此刑的人与淫乱无关。宫刑是五刑中仅次于死刑的一种重刑。东汉时曾经用这种刑罚来作为死罪减等刑。隋朝法律正式废除。

大辟，即死刑。秦汉以前的死刑种类很多，如戮、烹、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头后悬挂示众）、弃市（闹市斩首后暴尸于众）、绞、陵迟（也写作凌迟）等。

2.封建制五刑在隋唐以前已经存在，到了隋唐正式定为法定刑罚使用。

笞是笞打，原来的刑具用小荆条拧成，到了清朝则用竹板做成。这种刑一般打臀部。受刑的轻重和行刑人有关，可以徇私舞弊。笞分为五种等级：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

杖，用粗荆条拧成，到隋朝时定为法定刑，也分五等：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和一百。击打部位是背、臀和腿。宋、明、清和隋唐相同，到清朝末年法律改革时废除。

徒，强制犯人劳役的刑罚。《唐律疏议》的《名例》篇解释说：“徒者，奴也。”即劳役。分五等：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唐朝不附加杖刑，而宋朝则加脊杖。

流，就是将犯人流放到边远地区，不准回乡。隋的流刑分三等：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分别劳役二年、二年半和三年。唐朝则各加一千里，但劳役时间减少，都是一年。

死，隋唐之后，死刑一般是两种：绞和斩。宋元明清还加上了凌迟。明清加枭首。

古代执行死刑一般是在秋冬季节，这与古人的自然神权观念有关，即顺应天意。春夏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而秋冬是树木凋零的季节，象征肃杀。人的行为包括政治活动都要顺应天时，否则要受到天神的惩罚。皇帝即是天的儿子，更要遵守天意，按照天时行事。处决犯人也是如此。

从西周开始就有了秋冬行刑的做法，到了汉朝成了制度。除了谋反等大罪可以立即处决外，一般死刑犯都要等到秋天霜降后冬至以前才能执行。

古代还有行刑的禁忌，唐宋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的十斋日为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即使谋反重罪也不能在这些日子处死。明朝也规定十斋日禁止行刑，否则笞四十。国家进行的大的祭祀活动时也禁止行刑。行刑的具体时间有的规定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过时则要等到第二天。

H. 简述刑法的特征

戴某在福建省古田县某银行工作。1990年1月1日起，戴某与银行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并约定银行可以解除或终止合同的情形包括用人单位因经营亏损、机构改革和调整等。合同期满后，双方未续订劳动合同，但戴某继续在原单位工作。后银行采用投票记分、末位淘汰的方式进行裁减职员，经投票，戴某被列入淘汰名单上报宁德市分行。宁德市分行以“裁员增效精减分流”为由下达了《关于解除戴某劳动合同的通知》和《关于解聘戴某聘用制干部的通知》。戴某因此与所在单位发生争议。

，《劳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或者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即行终止”的规定，并非是用来约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因为这一条款当中所谓“当事人约定的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出现”是指双方在签订劳动合同时，对因意外事件的出现和当事人失去履行合同能力而不能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时所作出的前瞻性的终止合同效力的约定。

什么是“末位淘汰”？这种制度硬套在对企业职工的劳动管理上合适吗？

“末位淘汰”是“舶来品”。它源自美国，如GE、惠普都推行了末位淘汰制。这是与在GE中做人力资源管理的杰克·韦尔奇有着密切关系的，他创制出了“活力曲线”，为“末位淘汰制度”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在GE，末位淘汰制度是成功的。

我国也有某些知名大企业在推行这套制度时，取得了一些成果。比如：海尔集团的“三工并存、动态转换”，万向集团的“阶梯式用工、动态式管理”以及山东潍坊电业局的“分线管理”等。

所谓“末位淘汰”，是指用人单位根据其具体目标和企业战略，结合各个具体职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并以此为标准对员工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对绩效靠后的员工进行淘汰，而不管这些员工的绩效水平是否高于组织绩效考核标准线的绩效管理制度。换句话说，末位淘汰制度，就是用人单位自己制定一个考核标准，然后对员工进行考核，经过考核后将排名相对靠后的人员予以淘汰、辞退的一种管理方法。

刑法的特征

刑法是指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所具有的自身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是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存在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研究刑法的逻辑起点，刑法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这些特点引出的。关于刑法有哪些特点，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刑法的特点应当包括以下四点。
（一）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
（二）刑法的保障性
（三）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范围更广泛
（四）刑法的谦抑性、最后手段性
刑法上述四个特点是相互联系的。刑法的强制性最为严厉这一特点是刑法最根本的特点，它派生了其他特点。刑法的上述第二个特点是利用刑法严厉性的结果，第二个特点又进一步引伸出第三个特点，而第四个特点是限制刑法严厉性的结果。
第二、三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又是对立的。从刑法的保障性看，刑法的保护范围越是广泛，刑法的触角延伸得越广，保护的力度越强，就越有利于刑法保障功能的发挥；但从刑法的谦抑性角度看，刑法负作用很大，需要内敛，刑法的触角不能无限扩张，否则就容易侵犯公民的自由。刑法的触角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就会与公民的自由发生冲突。可以说，全部刑法都是围绕着利用刑罚的严厉性惩罚犯罪和限制刑罚的严厉性防止刑罚的滥用这一对矛盾展开。由这一对矛盾引申出刑法中一系列的问题以及决解这些问题的刑法原则和制度。如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问题等。

差不多了-

I. 论中国传统刑法的特征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特征
1、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以“礼”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中国法制史》）。
2、“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统一法典结构，一部法典把民法、刑法、诉讼发、经济法的内容都装进去了。
3、宗法制度的影响很大。
4、儒家立法道德化思想,原心论罪论。
中国法律主要起源于早期氏族部落之间的战争。古人将这些战争称为"刑征"或"刑伐".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统一的纪律，于是首领的军令成为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军纪军规成为中国法最早的一个形式。甘誓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这种在作战前当众发布的誓词或者说军令就是一种比较多见的法律形式。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 昭公六年》)不仅如此，一些最初的刑罚方式也来源于此，比如死刑中的殛刑便是黄帝与蚩尤战争中产生的，蚩尤战败后，黄帝对其施蚩攴刑，"蚩"即蚩尤，即杀，殛蚩攴同音假借，故称"殛刑"。肉刑是苗族攻打异族时创造的，《尚书吕刑》中有记载"爰始淫为劓、刵、椓、黥黄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相虐以威，遇绝苗民，无世在下。"其中"劓"、"刵"、"椓"、"黥"就是肉刑的几种方式。也就是说，中国法律从一开始便和异族联系，和暴力制裁联系，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直至今天，大多数人仍把"法"和"刑"联系在一起，认为法律就是制裁那些品性不良，不顺教化，即是和自己不处于同一范围的人，因此得出结论，对这些人以重刑惩罚，便是理所当然。中国古代刑法的哲学基础是建立在一种"人性本恶"的指导思想上的。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享乐，好逸恶劳，趋利避害，这是犯罪的根源。"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因此主张以毒去毒，以刑去刑，商鞅认为："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所为以刑去刑，刑去事成。"韩非子也说过："重罪者人所难犯也。而小过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无离其所难，此治之道。夫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所谓重刑者，奸之利之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不生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也，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以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既然轻刑不能制止犯罪，就加重刑罚.中国人的重重刑传统使得整个封建社会法律所采用的刑罚普遍较严厉。就以死刑为例，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有章可循的就有斩、枭首、弃市、戮、戮尸、肢解、剖心、炮烙、射杀、凌迟、醢（捣成肉泥）、车裂、活埋、磔（分裂人体）、具五刑（五种极刑并用）等等。直到近代，伴随西方法律思想逐渐传入，中国法制逐渐走向现代化，法律的轻刑化才逐渐得以实现。这个观点在实际也得到证明：以刑法本身为例，中国封建社会中，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民法，没有违法犯罪之分，而是刑法一统天下。而如今，一大批部门法产生，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由全面保护各种利益逐渐演变为其它法律的保障法。世界法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潮流和趋势，中国法律的发展进化必须与之相吻合。但我国刑罚轻刑化和死刑的废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与世界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需要政府不断的努力 。

当代中国法律发展
1，实质上仍然是成文法系，但是，在新兴立法上开始被美国的判例法中确立的一些规则所影响。美国的判例通过成文法，特别是司法解释的方式开始逐步影响司法实践。
2，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国内立法逐步与国际公法、私法开始接轨。成为国内立法的发展方向。
但是，个人认为中国的法学理论界资源过于集中在某些成名大家手中，这些大学者的过分突兀已经影响了立法的走向。几个人的思想就可能影响一部法典的编撰。使很多非著名学者的学说日益边缘化。

中国法律的发展史参考：
二十世纪的中国法律史学研究
比较法制史：中国法律史学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法制史论文：

J. 古代的刑具刑罚

中国古代的刑罚种类繁多，大致可以归为五类。隋以前的五刑为；墨刑、劓刑、刖刑、宫刑、大辟，前四种为肉刑。汉文帝始议除肉刑，至隋文章制《开皇律》，基本上以五刑——笞刑、杖别、徒刑、流刑、死刑取代了旧五刑，以身体刑（又称痛苦刑）取代了肉刑。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自刑、身体刑，基本上属于法律规定的正刑，而实际上法外施刑的情况非常普遍，施刑有着极大的随意性，五花八门，十分残酷。

l、汤镬
例：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廉颇蔺相如列传》高中语文第一册）
汤镬：死刑的一种，也作“烹”，是把人放过大鼎或大镬，用滚汤将人活活煮死的酷刑。

2、黥
例：膑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高中语文第一册单元统习）
黥；又称墨刑，其法是以刀刻凿人面（体）再用墨涂在刀伤创口上，使其永不褪色。汉以前，墨刑主要施于犯人面、额之上，适用于较轻罪犯；以后，墨刑间或有之，主要用于选奴、窃盗和辅助刑。

3、斩
例：君既系狱，……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谭嗣同》高中语文第二册）
斩：死刑的一种。古时分腰斩和斩首，腰斩用铁鑕（今铡刀），斩首用刀刃。隋以后新刑告皆指斩首之刑。此处即为斩首。

4、刖
例；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韩非子?和氏》高中语文第三册单元练习）
刖；断脚之刑。刖刑系以膑刑演变而来。膑刑是去掉犯人的膝盖骨，犯人受膑刑后不能行走，受刖刑即断足后，装上假肢仍可行走，故刖刊轻于膑刑。

5、刺配
例；我因恶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场官司，刺配到这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高中语文第四册）
刺配：脸上刺了字，发放送往远地充军。刺：即上文的黥刑，在罪犯额面或肌肤上刺上字，用墨染上颜色。配；流刑，发往远地充军。

6、笞
例：履至君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过秦论》高中语文第四册）
笞：古代新五刑的一种，用竹板或荆条打人背部或臀部。笞刑自十至于五十下。敲扑，刑具，短的叫敲，长的叫扑，这里指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

7、谪戍
例：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过泰论》高中语文第四册）
谪戍：流刑，将有罪的人流放到边远地区防守。课本注为“被征发戍守边远地区”是不准确的。

8、菹醢
例：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涉江》高中语文第五册）
菹醢：古代的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泥，制成肉酱。

9、杖
例：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促织》高中语文第五册）
杖；自隋起定为五刑之一。用大荆条、大竹板或棍棒抽击人的背、臀或腿部。杖刑自五十至于一百下。

10、宫刑
宫刑；又称腐刑，是仅次于死刑之刑。男子阉割生殖器，女子幽闭。因犯人阉割后畏风须暖，要在蓄火如蚕室之宫刑狱中将养百日，所以宫刑也叫做隐宫、下蚕室。大家熟悉的《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曾因“李陵之祸”而遭受了宫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