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司法刘平

Ⅰ 老板是如何围猎官员

8月28日，长沙市纪委通报6起受贿行贿一起查典型案例。

这些案件当事人或者当事单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涉嫌行贿犯罪。在这些案例中，一些行贿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采取送红包礼金、巨额现金、支付房租、赠送车辆甚至送股份等方式腐蚀干部，进行权钱交易、官商勾结。对这些案例的严肃查处，在严惩受贿的同时，让行贿者付出沉重代价，打消了围猎人“受贿者锒铛入狱，行贿者逍遥法外”的侥幸。

特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光荣行贿案。2002年至2017年，长沙市公安局原党委委员、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胡志国，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力，为李光荣在变更强制措施、立案、撤案等方面谋取利益，并向李泄露案情。李光荣多次赠送胡志国大额现金、高档车辆等贵重物品，并在党的十八大后安排胡志国到深圳打高尔夫球。2018年4月，李光荣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胡志国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湖南新华兴信用担保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林科行贿案。2011年至2014年，长沙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周练军在张林科的请托下，利用职务便利，违规为新华兴信用担保公司在办理经营许可、通过年检年审、检查整顿过关、股东变更审批、获得银行授信等方面给予“关照”。张林科通过他人转送大额现金、直接赠送公司股份给周练军作为“回馈”。2018年4月，张林科因涉嫌行贿罪、共同受贿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同年7月，周练军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长沙金信置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长沙君捷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董事王鑫行贿案。2012年至2016年，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原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陈永超在王鑫的请托下，为帮助王鑫的公司在与他人的返还原物纠纷案中胜诉，在案件审理中给予“关照”。王鑫以入股分红、赠送红包礼金和贵重礼物等方式多次向陈永超行贿。2018年4月，王鑫因涉嫌单位行贿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永超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湖南已太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佘德义行贿案。2007年至2012年，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原党委委员、总规划师李远金接受佘德义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采用邀请招投标、指定施工队伍等方式为佘德义谋取不正当利益，帮助佘挂靠的公司承接了多个工程项目。佘德义多次给李远金赠送拜年拜节红包和大额现金贿赂。2017年8月，佘德义因涉嫌行贿罪被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同年11月，李远金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湖南恒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潘刃行贿案。2009年至2017年，长沙市中级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刘革强为潘刃在协调司法案件、获取银行贷款等方面提供“帮助”。潘刃以红包礼金、大额现金、贵重礼物、代为购买家具、低价出售门面等方式贿赂刘革强。2017年5月，潘刃因涉嫌单位行贿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查处;同年9月，刘革强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来源网易

Ⅱ 住房租赁监管立法：二房东“乱象”时代终结

住房租赁市场乱象丛生，国家即将其纳入法治化监管轨道。
9月7日，住建部发布《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住房租赁的国家级行政法规正式开始公开征求意见。业内人士指出，《条例》对行业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指导意义，这标志着住房租赁监管正式进入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时代。
无独有偶，此前的9月1日，上海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发布《住房租赁市场风险提示》（简称《风险提示》），提醒房东、租客在委托经营或租房过程中，应多方了解周边住房的市场租金价格，警惕公司“高进低出、长收短付”带来的风险，避免因公司“爆仓”“跑路”遭受损失。
实际上，近几年住房租赁市场乱象迭出，如虚构房源信息、暴力驱赶租客、非法克扣押金、设置霸王合同条款……特别是随着一二线城市租赁市场逐渐扩大，中小型二房东越来越多，导致租客和大房东的权益受到侵害风险不断加大。
此次《条例》的出台，将成为住房租赁市场监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分析认为，当前是长租公寓市场波动较大的阶段，监管部门的这些动作，对于后续规范和引导租赁市场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短付租金也有“坑”
住房租赁市场有多乱？
目前除了曝光较多的长租公寓二房东拖欠大房东租金、租客被驱赶、二房东卷款跑路等问题外，从二房东手里租房，即便租客采取短付租金的方式，也会遇到各种问题。
日前，在上海工作的陈慧（化名）就遇到了被大房东驱赶的怪事。陈慧与两名同事在位于静安区北京西路的嘉发大厦租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租期一年。租赁合同是她与二房东、中介一起签订的三方居间合同，并附有大房东与二房东的委托租赁合同；房子的付款方式为“押一付三”，并非长租公寓那种年付或者租金贷的方式。
据当时介绍房子的中介小艾透露，她所在的公司房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这种二房东，这种二房东不同于长租公寓的二房东，他们手头上的房源没有那么多，在十几套到几百套不等。这些二房东从大房东手里租来房子之后，会根据房子情况重新装修或配置家具，再适当提高出租价格，从而赚取差价。一般而言，二房东和大房东租约到期之后，此前的装修和配置的家具会折价卖给大房东。
小艾从业三年来，做这些二房东的房源出租比较多。这种房子的二房东，看起来与租客直接签订合同的大房东并无区别。
但就在房租到期的前一个月，还是出问题了。8月底，嘉发大厦的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告诉陈慧，大房东刘平（化名）找上门要求给他们所住的房子断水断电，因为该房子在8月30日就到期了，大房东要收回房子。
陈慧回家找出租房合同细看，发现他们与二房东严顺（化名）所签的合同到期时间是10月4日。很明显，二房东与大房东的合同，相比二房东与陈慧的租约有一个月时间差。此时，陈慧才发现，中介小艾此前对房子的租约，并没有做好尽调，不知道大房东与二房东的租约是什么时候到期的。中介人员的疏忽，为这次纠纷埋下了导火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别联系刘平、严顺与中介，了解到刘平与严顺合作多年，但由于此前另外一套房子的纠纷导致两人关系破裂，刘平等租约到期就逐步把房子收回，不再续租。严顺的解释是，他手中有几十套房子，他没法记住每一套房子的具体租约。
大房东和二房东吵架，本来与租客无关，但这次由于大房东刘平的态度强硬，直接干扰了租客的生活。此事件中，二房东严顺明显理亏，或许是为了拖延时间，或许是为了死磕合同，以刘平要买下家具为由，不愿意配合办理退房手续。刘平也不愿意让步，只有对还在租住期限内的陈慧们下逐客令，威胁他们要断水断电。
无奈之下，陈慧和同事去派出所报警，得到民警的回复却是：由于大房东、二房东没有给租客造成实质性人身和财产安全损失，没法接警。而为陈慧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建议她走司法程序维权，找二房东赔偿，但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比较久。
记者从刘平、严顺此前的委托合同看到，对于家具的处置，并没有具体的条款规定。这成了两人扯皮的主要原因。当初帮他们签定房屋租赁委托合同的中介何冲（化名）指出，从合同来看，双方都有责任，但二房东严顺的处事方式更有问题，“他这样以后没人敢跟他合作，圈子很小的”。
最终，刘平妥协了，买下了严顺给房子配置的家具，双方终止合同，不再续约。租客则可以与之续签或者住到与严顺签的合约期满。
在与中介交流过程中，记者发现，大房东、二房东的契约精神在合作过程中非常关键，尤其是最后合约期限内，很容易因为合同某些细节产生摩擦。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中，明确了租客的权益，这对于当前租赁行业中处于弱势群体的租客来说，多了一重保障：
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内，除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情形外，出租人或者承租人不得单方面解除住房租赁合同，不得单方面提高或者降低租金；未经承租人同意，出租人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合同期满或解除，承租人应及时腾退租赁住房，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等。
此外，根据征求意见稿，在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内，除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情形外，出租人或者承租人不得单方面解除住房租赁合同，不得单方面提高或者降低租金。换言之，陈慧案例中，如果刘平与严顺合约到期，终止合作，那么严顺也不能单方面与陈慧等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否则就是违约。
尽管如此，租客维权仍然不易。租赁纠纷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一般会调解，最终还是需要双方协商一致才能解决。事实是，被刘平提出威胁断水断电之后，陈慧主动找中介和严顺，提醒他们处理好合同纠纷，严顺一味推脱，也不愿意按照合同赔付陈慧损失；与此同时，刘平借助驱赶陈慧等租客的手段对严顺施压，也对租客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压力。
行业监管升级
随着二房东越来越多，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这种二房东模式开始受到市场诟病。
像上述案例中，手握几十套房的二房东严顺，其实是有一家从事房地产行业资质的公司，但他与大房东、租客签的合同却用的是个人名义，就连与之合作多年的中介何冲都没有发现这一点。
记者查询启信宝获悉，严顺名下持股100％的公司为上海燕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10月13日，注册资本金100万人民币，此外没有披露其他信息。
对此，法律界人士认为，严顺的做法可能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收付款方便；二就是存在偷税漏税嫌疑。
二房东处在房主和租客之间，赚的就是中间差价，为了控制成本，谋取更大利润，不少二房东不得不在各个环节“挖潜”，甚至不惜采取违法行为。
针对市场上的各种乱象，《条例》明确规定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1．发布虚假房源信息；2．隐瞒影响住房租赁的重要信息；3．违规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4．为依法不得出租的住房提供经纪服务；5．强制代办住房公积金提取等服务并额外收取费用；6．未经当事人同意，以当事人名义签订住房租赁合同；7．赚取租金差价；8．泄露或者不当使用客户信息；9．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10．违规出租厨房、阳台、地下储藏室。
可见其中多条均指向了二房东，比如赚取租金差价，违规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等。
上海城市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金融业务总监邵明浩表示，从宏观角度来讲，住房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租赁住房对于引导人口有序流动解决大中城市“夹心层”居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租赁住房政策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与住房体系长期发展的要求不匹配，是造成租赁住房现阶段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租赁住房亟需国家层面进行立法，保障该领域长期有序发展。
随着《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住房租赁立法进入了程序之中，通过立法，可以确立国内租赁住房在住房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政府、市场和家庭在租赁住房体系中的角色，规范政府及市场参与各方在租赁住房整体规划、开发建设及后期运营全生命周期中的行为。
从实际操作方面来看，租赁市场交易非常频繁，参与群体众多，租赁形式复杂，而相应的监督管理部门并没有配备相关的执法人员和预算对法律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所以重点关注的是法律出台后的落实情况。
业内公寓培训机构房东东创始人全雳指出，资金监管真正要落实行动就要从源头上抓起，加强立法，严格执法。

Ⅲ 刘平的个人简介

刘平：男，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教育部优秀骨干教师。1984年本科毕业华南理工大学金属材料专业，获学士学位，198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洛阳工学院材料热处理专业，获硕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获博士学位。曾任洛阳工学院，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理工大学讲师，副教授 、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理工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兼职博士生导师；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常务副院长，电功能材料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理工大学校长助理、科技处处长。2012年7月2日拟任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
2012年8月任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

Ⅳ 刑事案件上诉后，被告还可以撤诉吗

是否在上诉期限内。

1、在上诉期限内提出撤诉的，法院会准许。

2、在上诉期满后提出撤诉的，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然后根据情况依法作出是否准许撤诉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零四条 上诉人在上诉期限内要求撤回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三百零五条 上诉人在上诉期满后要求撤回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经审查，认为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准许撤回上诉；认为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将无罪判为有罪、轻罪重判等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

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提出上诉，在第二审开庭后宣告裁判前申请撤回上诉的，应当不予准许，继续按照上诉案件审理。

(4)上海司法刘平扩展阅读：

案例：

上诉人徐某某向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投诉某旅行社公司涉嫌存在未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及未征得游客同意将旅游业务委托其他旅行社等违法违规行为，因未获得答复，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被上诉人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履行举报答复法定职责及撤销被上诉人上海市人民政府作出的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庭审中，被上诉人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张勇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到庭应诉。同时，经征求双方当事人同意，被上诉人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刘平以视频方式出席庭审。

庭审围绕市文化执法总队是否已依法履行举报答复职责、市政府复议程序是否合法等争议焦点展开，经过质证、辩论和最后陈述意见发表后，合议庭及时进行法律释明和协调化解。

上诉人徐某某表示，法院采用视频庭审的方式，使上诉人能够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话，通过审判，诉讼意见已经充分表达，故没有继续诉讼的必要，当庭申请撤回上诉和起诉。

Ⅳ 刘平的学术成果

一、发表论文100余篇，以下系进入复旦以来发表者： 序号 成果名称 刊物名称 出版日期 1 天人合一还是天地人合一？——明清民间宗教之“三才”思想 《世界宗教文化》 2015年第2期 2 溥仪小朝廷的政治史研究 《吉林大学学报》 2015年第2期 3 逊清小朝廷与故宫学的萌芽 《社会科学辑刊》 2015年第2期 4 中国“近代史框架”的意识形态化问题 日本《或问》杂志 2015年第2辑 5 明清民间宗教中的观音信仰 《世界宗教文化》 2014年第1期 6 The Historical Fate of Chinese Popular Religions: Final Years of Shandong Huimen 日本《东亚文化交流研究》 总第7号2014.3 7 近代道教文化演变的历史启示 日本《或问》杂志 2014年第1辑 8 额尔金眼中的太平天国 《扬州大学学报》 2014年第1期 9 关于一贯道的历史评价问题，1937-1987 台湾《道在民间：中华民间宗教文化论坛论文集》 2014年1月 10 紫禁城小朝廷的社会史研究 《故宫学刊》 总第11辑2014.6 11 一战时期的远东战场——青岛之战述评 《军事历史研究》 2014年第4期 12 叛乱与现代性 《安徽史学》 2014年第5期 13 “天人合一”还是“天人分离”——近代道教气功商榷 台湾《宗教哲学》 2013年第4辑 14 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 上海《社会科学》 2013年第4期 二、主要著作： 序号 专著 出版社 出版日期 1 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 商务印书馆 2002-11 2 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3-06 3 中国民俗通志·江湖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5-12 4 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10 三、主要译著： 序号 译著 出版社 日期 1 骆驼王的故事：清末民变研究（俄勒冈大学蒲乐安） 商务印书馆 2014-9 2 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蒙特利尔大学王大为） 商务印书馆 2009-02 3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普林斯顿大学韩书瑞）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07 4 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哈佛大学裴宜理） 商务印书馆 2007-06 5 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哈佛大学裴宜理）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01 6 华南海盗，1790-1810（圣母大学穆黛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再版 1997-01
2015-05 7 《“白莲教”研究》（莱顿大学田海） 商务印书馆 即出 2015

Ⅵ 刘平的工作简历

1982年毕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并留校任教至1997年。
1993年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
1997年调入福州大学任教至今。
2000-2001年作为高访在美国CLEMSON大学学习一年。

Ⅶ 上海刘平医生做的鼻子修复率高吗

做什么手术都有风险的，不过刘平是主要做修复为主的，经验这块应该比做初眼初鼻的要丰富得多。

Ⅷ 如何破解著作权集体管理难题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建立的权利信息查询系统能否作为认定该组织享有权利的初步证据？对授予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权的主体，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履行初步审查义务。该义务应当审查什么内容，审查到什么程度？如何平衡对待集体管理组织提起的诉讼与非集体管理组织成员提起的诉讼？如何确保通过“相互代表协议”取得的权利合法有效？……
以上这些问题，伴随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运而生，且与之相关的案件近年来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审理涉及这些问题的案件时，做到既解决纠纷，又促进作品更广泛的传播，是我国各级法院正在努力的目标。日前，在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联合举办的“著作权集体管理与著作权保护研讨会”上，来自版权管理部门、司法机关、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权利人等各方代表人士，就上述著作权集体管理领域的问题进行了研讨。这次研讨将进一步促进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提高著作权集体管理相关案件的司法审判水平，推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著作权集体管理是一种通行于国际的著作权管理制度。传统的著作权管理方式是著作权人自己行使权利，或许可他人使用并收取相关版权费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品使用人和使用方式日益扩大，著作权人控制不了作品所有方式的使用，这就必然导致著作权人对作品的管理越来越困难。在这种背景下，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随之产生。
相对国际上日臻成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产生不过数年时间。2001年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次明确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2006年正式出台《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目前我国已建立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包括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和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等5个协会。
建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认为是我国政府加大版权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司长王自强在“著作权集体管理与著作权保护研讨会”上表示，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衡量一国著作权保护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仅仅保护作者的利益，还保障了使用者合法传播作品，保护公众能够及时有效地欣赏文化领域的内容。在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还是解决著作权纠纷最便捷、最有效的手段。
但是，随着信息化、网络化为代表的高新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著作权集体管理领域出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特别是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相关的案件大幅增长，且案情纷繁复杂。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陈锦川在此次研讨会上表示，著作权集体管理是著作权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坚持在日常管理中充分发挥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作用，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维护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于作品的更广泛传播，都将起到非常直接的促进作用。
北京市朝阳区是著作权案件高发区域，作为北京市6个城区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知识经济发展较快的行政区，朝阳区内不仅有CBD，有众多世界500强知名企业，还有中央电视台等文化传媒巨头，以798艺术区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以秀水市场为代表的销售市场，知识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邹学东介绍，自从2008年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突破1000件以来，该院近年来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其中包含了大量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有关的案件。邹学东表示，这类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多，且法律关系复杂，尤其在如何理解和适用《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具体规定方面，行政管理部门与司法机关有时候会存在不同观点与认识，亟待进一步明确标准、统一司法尺度。
“‘著作权集体管理与著作权保护研讨会’集中了著作权集体管理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将进一步促进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完善，促进著作权集体管理相关案件的司法审判水平，推动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邹学东认为。
议题一 信息查询结果能否作为权属证据？
信息查询结果作为初步证据的前提是授权合同没有瑕疵
依据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建立的信息查询系统，是否可以作为权属的初步证据？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查询。权利信息查询系统应当包括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权利种类和作品、录音录像制品等的名称、权利人姓名或者名称、授权管理的期限。权利人和使用者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权利的信息进行咨询时，该组织应当予以答复。”依据该条例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建立权利信息查询系统，供权利人和使用者查询。那么，这个权利信息查询系统的查询结果，能否作为认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享有权利的初步证据？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林子英认为，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由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的作品数量众多，权利信息量大且繁琐。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代表权利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权利，如果要求逐个案件单独举证，对权利人来说，确实具有一定的难度。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副总干事马继超倾向于将信息查询系统作为初步证据。但他也认为，查询系统作为初步证据的前提是集体管理组织与权利人（会员）签定的授权合同没有瑕疵。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刘平表示，该协会与权利人（会员）签定的都是格式合同，除了明确声明保留的以外，权利人是将所有现有作品授予音著协。但是，音著协比较详细的信息查询系统只对会员和有兴趣与该协会签约的潜在使用者开放。他认为，要求集体管理组织对所有信息全部透明是不现实的。至于该信息查询系统能否作为权利的初步证据，刘平认为，这还需要司法部门根据具体案件来判定。
国务院法制办法规处处长金武卫则对信息查询系统作为权属证据持否定态度。他认为，作为权利人自愿加入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自身并不是一个权利主体，他们的权利都是来源于权利人的授权，这些授权大部分限于一些小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将信息查询系统作为权属证据是不合适的。
议题二 初步审查义务如何把握度？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中，要解释清楚权利是如何获得的
对授予管理权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应当履行初步审查义务。该义务应当审查什么内容，审查到什么程度？
目前，我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采取的是自愿加入的方式，对于加入这些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则要求双方签定合同，明确授权内容。这就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获得授权时，要对权利人进行初步的审查。
“在一些案件中，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能说明权利人授予该组织作品权利的具体状况，这应该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未尽到审查义务造成的。”林子英表示。
国际作者作曲者协会联合会亚太区总干事洪伟典介绍，在国际上，大多数的国家都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审查权利的源头。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中，要解释清楚权利是如何获得的。
北京鸟人艺术推广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亚平说，现实中曾遇到有些人甚至将自己不享有权利的作品拿来授权。这就要求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获得授权时，要进行相应地审查。
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林涛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获得权利环节，应该对权利人的身份进行初步审核。以该协会为例，在权利人加入时，要求对原作品出示原始底片和原始技术文件，作者的详细信息都要进行备案，包括真实姓名、笔名等。由于权利人的作品数量非常大，有时候无法全部进行登记备案，则要求他们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体现在授权合同中。
议题三 如何平衡集体管理组织诉讼与个人诉讼？
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单独提起诉讼，会打击合法使用者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信心
我国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权利人的授权，可以对侵权行为提起法律诉讼。对没有加入集体管理组织的权利人，集体管理组织不能代表其行使权利或提起诉讼。”这就造成了现实中，许多使用者如KTV，在支付相关版权费用并获得集体管理组织的许可后，仍然可能面临非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成员的起诉。这些提起诉讼的权利人，如果是那些非集体管理组织会员，还有情可原，真正让人头疼的是，一些参加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也在提起个人诉讼。而且这样的行为，完全合理合法。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则对于部分权利人拒不加入集体管理组织、进行个人诉讼的行为，普遍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通过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统一的利益分配，对绝大多数权利人来说，才更公平。对会员个人提起诉讼的行为，集体管理组织更是“深恶痛绝”。
刘平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最直接最单纯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保证那些无法单独起诉的权利人能够获得收益。即使提起相关诉讼，也是为了促使更多的使用者支付许可费用，然后通过集体管理组织向权利人进行分配，以达到在权利人与使用者之间建立和谐授权机制，化解矛盾。如果权利人单独提起诉讼，特别是集体管理组织的会员单独提起诉讼，则会打击合法使用者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信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然而，现实中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其中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便是中国台湾著名音乐人叶佳修。近年来，叶佳修在国内不断提起著作权侵权诉讼，仅在湖北省就提起113起诉讼，起诉对象均为当地规模较大且已向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支付过版权许可费用的KTV。叶佳修提起这些诉讼，几乎毫无例外得到法院支持，被告或是被判侵权赔偿，或是与其达成和解，向其支付大笔赔偿金。
更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愤愤不平的是，在叶佳修个人提起的诉讼案中，其获赔数额都高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类似案例中的获赔数额。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一致认为，应该大幅提高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起的诉讼中的判赔金额，同时降低对于个人诉讼中的判赔金额。
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总干事王化鹏很直接地指出，叶佳修“背后”存在一个诉讼代理组织，策划并组织实施一系列的诉讼。如果任由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会让一部分权利人群起效仿，也会造成诉讼爆发性增长。王化鹏认为，司法实践中应该对这类行为给予一定的制约。

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周建潮表示，司法部门应该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给予鼓励，应该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提起的诉讼判定更高的赔偿金额；对于个人提起的相关诉讼，判赔金额应该降低。
议题四 涉外相互代表协议是否有效？
由于是境外形成的证据，涉外相互代表协议内容的认定非常复杂
如何确保通过《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相互代表协议”取得的权利合法有效？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可以通过与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订立相互代表协议的境外同类组织，授权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管理其依法在中国境内享有的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前款所称相互代表协议，是指中国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境外的同类组织相互授权对方在其所在国家或者地区进行集体管理活动的协议。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境外同类组织订立的相互代表协议应当报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备案，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予以公告。”
来自法院的专家认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如果涉案作品为境外作者的作品，在审查原告的权利过程中，就需要审查国内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与境外的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相互代表协议、境外的集体管理组织与作者之间的合同以及作者身份三方面的证据。此时，由于涉及作者身份的证据可能都是境外形成的证据，还有原告以境内的出版物来作为证明境外作者身份的证据。这种情况下，对于作者身份及权利的认定都更加纷繁和复杂。
林子英认为，在涉及相互代表协议作为证据的案例中，国内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与境外的同类组织签定有关协议时，要明确协议内容。（知识产权报作者祝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