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司民刑商 » 刑法典心得

刑法典心得

发布时间: 2022-04-23 02:54:04

❶ 请谈谈你对刑法(或刑法学)的认识。

学习《刑法》心得体会

在这个月的读书学习过程中,我主要对司法考试教材中的刑法学进行了有计划的学习,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这一法律解释对我启发很大,现在我就把这一解释向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刑法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审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罪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行为,认定为自首。
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犯罪行为,还应该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
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不同的罪行的,以自首论。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对于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具体确定从轻、减轻还是免除处罚,应当根据犯罪轻重,并考虑自首的具体情节。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或者判决确定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轻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罪行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的,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重大案件的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重大嫌疑人,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❷ 学习物权法有哪些心得体会啊~

一、《物权法》出台的背景和意义《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包括明确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以及对物权的保护。《物权法》第2条: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2005年,李某注册了一家公司,自任月球大使馆馆长,出售月球土地,颁发所有权证,很快就被工商部门取缔。月球土地是李某无法直接支配和排他的,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物,不受法律保护。起草背景:在物权法通过之前,我国的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等法律对物权作了不少规定。但我国始终没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在一些问题上无法可依,拆迁、土地承包、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意义: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与《合同法》共同构筑市场经济的两大支柱。财产权分为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三种。物权法的作用:“定分止争”、“物尽其用”关于“定分止争”。商鞅在《商君书》中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其中所谓“名分”,就是“权利归属”。名分已定,解决纠纷就有了依据,社会才有正常的秩序。关于物尽其用。通过明确权利人对物享有的权力和对物的保护,发挥物的作用,有利于鼓励人民创造财富,实现民富国强。孟德斯鸠认为:“政治法使人类获得自由;民法使人类获得财产。”财产是人类生产、生存的物质基础,又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最根本的就是财产经济关系。物权法对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如征收补偿、拆迁规范、房屋买卖中的预告登记、物业管理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自动续期等问题,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物权法也高度重视农民权益的保护,将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两项权利,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宅基地使用权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为物权,这就有力地保护了农民最基本的财产权利。物权法还规定了确认物权的规则,如规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小区各项设施产权的归属,实现了定分止争;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为正确处理物权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物权法对于征收、征用的条件和程序以及补偿也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可见,物权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物权法》起草人之一王轶教授认为,《物权法》出台的真正意图是让私人财产在与商业利益、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得到合理、恰当的补偿。物权法的颁布可以说是中国在走向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物权思想起源于罗马人,在17世纪被德国完善。18世纪英国首相威廉%26#8226;皮特的有句名言:“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里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私人居所,不经允许,国王也不能进入。这与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是不一样。在西方国家,民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圣经”,是公民、法人的权利宣言。在世界上有110多个国家有民法典,但中国至今没有。中国《民法通则》只有156条,但在200年前,法国《拿破仑法典》就有1000多页。今年三月份,《南风窗》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说物权法“不仅仅是权利保障法,它更是一部转变社会观念,重塑文化心理,再造政治文明的法律。”二、物权法的主要内容物权法共五编一个附则,共19章247条。从内容上分析,物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物权,就是所有权,另一部分是他物权。前者是物的归属法律关系问题,后一部分是物的利用法律关系问题,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总则——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和平等保护原则。物权法定原则。第5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什么是物权,必须由法律来规定。国务院和地方政府都不行,不能自行创设物权。比如公房的租赁权是不是物权,在拆迁中如何保护。也有的法学界人土认为知识产权也是物权。虽然在物权法中知识产权不是物权,但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可以作担保,在作担保时就是担保物权。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重点有两个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和动产交付制度。这两个制度贯穿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公示原则。所有权——是物权体系中的核心性的权利类型。所有权的定义: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彻底支配物,并因此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总称,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何理解这四种权利。处分权是所有权四项权能中的核心权能。 关于所有权的内容主要有:1、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第五章)、2、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六章)、3、相邻关系(第七章)、4、共有(第八章)。5、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第九章)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他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第十一章)、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十二章)、宅基地使用权(第十三章)、地役权(第十四章)。同时,在第十章“一般规定”中,还规定了自然资源使用权、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捕捞权等用益物权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权——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但这种转让是有条件的,经发包人同意,受让方是从事农业经营的。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承包期内发包人不得调整承包地。目前,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我们国家存在两种土地所有权形态:土地国家所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土地需要征收为国家所有后才能出让。在物权法起草过程中,对集体土地征收问题,专家组也提出集体土地直接出让,由农民直接获得土地收益,但最后没有被采纳。建设用地使用权——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为:居住用地70年,建设用地50年,教育、科技等50年,商业、旅游、娱乐40年,综合或其他用地50年。宅基地使用权——主要是农村人口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的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备的权利。只是4条,比较简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无偿的,因而宅基地具备集体经济组织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但现在有一个社会现象:就是现在有一些城市人口也到农村买宅基地建房。我们淮北这一现象也很突出。物权法对转让的说法是: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有关规定,这种转让是不合法的,产权部门也是不登记的。物权法在担保物权一章中还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不能抵押。根据我的理解,这也是保护农村弱势群体的利益,防止贫富差距过大的必要措施。担保物权——指在借贷、买卖等民事活动中,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自己所有的财产作为履行债务的担保,债务人到期未履行债务时,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就该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包括三种权利:抵押权(第十六章)、质权(第十七章)、留置权(第十八章)。占有——是指占有人对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实际控制。有的专家说它实际上不是一种民事权利,也不是一种物权,而是属于一种单纯的事实。在一般法律意义上,占有有两种: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比如租赁人对租赁物的占有,留置权人对留置物的占有,就是有权占有。小偷偷的物品,就是无权占有,当然这种行为还受治安处罚法和刑法的约束。无权占有,又分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物权法的占有就指无权占有。因为有权占有前面的条款已作了规定。善意占有人和恶意占有人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同的。比如,张三从李四处借了一个自行车,张三后来去世了。但张三的儿子不知道车是李四的,就作为遗产继承。这就是善意占有。李四后来要求返还,并要求支付磨损费。因为是善意占有,张三的儿子要返还,但不需支付磨损费。但恶意占有,就要支付磨损费。如果丢失、损坏,恶意占有还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损坏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要支付给权利人,不够的,恶意占有要赔偿,而善意占有不需赔偿。通过对物权法的学习,我感到学习法律,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社会现象,明确自己的权利,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个人修养经过法律严谨精神的熏陶也会得到提高。

❸ 中国古代的罪名“贼”相当于现代的什么罪

从战国的《法经》开始,"贼"是指对人身的侵犯,也包括危及政权稳定的犯罪。与对财产侵犯的“盗”相对应。

《法经》形成以下六大体系:
《盗法》是涉及公私财产受到侵犯的法律;
《贼法》是有关危及政权稳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关审判、断狱的法律;
《捕法》是有关追捕罪犯的法律;
《杂法》是有关处罚狡诈、越城、赌博、贪污等行为的法律;
《具法》是规定定罪量刑的通例与原则的法律,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总则部分。其他五篇为“罪名之制”,相当于现代刑法典的分则部分。

❹ 学习法律语言学的心得

参考一下看看,别照搬啊

对法律语言的准确性的学习体会

—-以《刑法修正案》(七)为例

刘金辉/文

2009年4月2日下午,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副所长靳光瑾老师光临我所做了关于“法律语言应用”问题的讲座(详见我所网站http://www.king-capital.com/cn/contentdir/19/2747.aspx),我受益匪浅。 下面,结合自己正在学习的《刑法修正案(七)》谈谈我对法律语言准确性的学习体会。

靳老师的讲座中谈到了“语言的歧义性”,指出语言具有歧义本属正常现象,而法律语言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歧义。我的理解是,法律语言的准确性要求避免歧义,而具有歧义正是法律语言不够准确的一种体现。法律语言不符合准确性要求通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活语言不能准确体现法律概念的内涵

这可以说是由法律语言的通俗化与专业性的矛盾产生的必然结果。“老鼠仓”、“黑客”、“情妇(夫)”这些生活语言不可能作为正式的法律概念出现在刑法修正案中,这正是体现了法律语言准确性的要求。一个比较“经典”的反例是婚姻法中用“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取代“包二奶”,结果五十步笑百步,还是没有准确表达所要表达的法律内涵。所以这次《刑法修正案(七)》没有使用生活语言作为法律概念,而是在第二条和第九条中分别采用叙明式罪状的方式使用法律语言描述了“老鼠仓”、“黑客”的行为特征,而在第十三条中使用“关系密切的人”取代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受贿意见》”)中的“情妇(夫)”,这种“取代”是立法者有意扩大了原解释的主体范围?还是只因找不到更准确的概念又无法以叙明罪状的形式规定才不得已而姑且用之?似乎还不能下定论,如果是后者,则犯了下文所述的第二种错误。

二、生活语言不能准确界定法律概念的外延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中的“关系密切的人”外延范围似乎过大。《两高受贿意见》第十一条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规定:“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如果不是立法者有意扩大原解释的主体范围而只是用“关系密切的人”取代“情妇(夫)”的话,很明显这种取代是极不准确的。“关系密切的人”与“情妇(夫)”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前者“大大地”包含了后者,“大”到什么程度,即“关系密切的人”除了“情妇(夫)”之外还包括哪些人,只能有待相关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出台加以说明。

《刑法修正案(七)》第二条的核心内容“……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中的“明示、暗示”在修正案草案中使用的是“建议”,“建议”包括不包括“暗示”呢?《现代汉语词典》把“建议”解释为“向集体、领导等提出自己的主张”,“建议”这个词语在生活中的用法似乎不包括采用“暗示”的方法“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我们承认“明示、暗示”的表述更符合立法者的初衷的话,“建议”似乎可以被看作是不能准确界定法律概念的外延的例子。

然而,以上两种常见的不符合法律语言准确性要求的表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毕竟法律语言也应当尽可能让普通百姓看得懂,或者“望文生义”能懂个大概。《物权法》类似“地役权”的用法不见得能够得到普通人的认同,也不见得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不生活化、不通俗化的所谓“专业法律语言”作为法律概念使用也不见得就十分准确。不准确的问题可以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解决。司法解释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解释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甚至有时候法律条文或法律概念的外延模糊有可能是立法者有意为之,有其合理的积极作用,不一定就是非避免不可的?。但笔者接下来谈到的三种常见的法律语言不准确的表现却是应当避免的。

三、同语反复

同语反复是一个在生活语言中常见的逻辑错误,违反了“定义不能循环”的定义规则。法律语言如果出现了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则显然无法准确地定义一个法律概念。《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将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中反复出现的“偷税”修正为“逃避缴纳税款”似乎就是在修正原规定中犯的“同语反复”的逻辑错误,而并不是将改变罪名。[在关于《刑法修正案(七)》的学习讨论中杨照东律师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四、产生歧义

《刑法修正案(七)》第三条“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就是一个可能产生歧义的表述。“不申报”是不是也以“采取欺骗、隐瞒手段”为前提呢?或者说,法条中的“或者”前后的两种或然情况是“虚假纳税申报”与“不申报”的“或者”,还是“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与“不申报”的“或者”呢?尽管通过内部学习讨论,特别是根据田老师“历史地看”这次修正的讲解,我们已经得出了结论是后者, 但毕竟立法使用的语言造成了理解产生歧义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或者”的使用是法律语言产生歧义的一种比较常见的原因。《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对《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中的“或者”的解释是:“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或者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可见,不存在“或者”前后一定是两种不种情况的定论。这一点,在讲座后与靳老师的讨论中也得到专家说法的印证。

五、指代不明

指代不明是律师在审查合同等日常工作中比较常见的法律语言不准确的表现之一。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遇到“其”、“及其”等词语时应当格外小心。《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在“国家工作人员”反复出现的情况下准确地使用了“该”字,这是一个指称明确的正面例证。

靳老师的讲座以及田老师的补充中提到了“预设和蕴含性语言”,我对此印象也很深刻。恰恰在讲座第二天的模拟法庭中,“公诉人”称被告人(被指控犯抢劫罪)“劫取”了财物,我所律师便指出了“公诉人”使用的“劫取”一词具有预设性。关于“预设和蕴含性语言”,留待以后再于工作和学习过程中慢慢总结体会。

❺ 贿赂是什么意思

不夸张,腐败犹如全球性的“瘟疫”,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幸免。为此,《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除在第8条规定了“腐败行为的刑事定罪”而外,又在第9条专门规定了“反腐败措施”。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是有目共睹的,现行《刑法》虽以专章形式规定了贪污贿赂罪,但其实施的效果却仍不能尽如人意。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刑事立法上所固有的缺陷也确实导致了一系列司法上和理论上的困惑,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能不能借鉴、如何借鉴发达国家立法例,这些借鉴符不符合、在何种程度上符合我国“国情”等问题上的踌躇不前,已极大地妨碍了我国贿赂罪立法的发展和司法的运作。就如同当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公约》促成了我国“洗钱罪” 的确立一样,相信《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称《公约》)也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刑法贿赂罪的立法完善。本文仅就我国刑法贿赂罪中贿赂范围的重新定位问题,探讨如下。

一 与《公约》的现实差异
在理论上,“贿赂”是贿赂罪的行为对象,是“作为职务行为的代价所赠受的不法报酬” ,其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贿赂罪的成立以及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力度。因此,我国刑法有关贿赂范围的规定是否达到《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将直接关系到对《公约》义务的履行。
《公约》第8条第1款规定,行贿罪是指“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提议给予或给予该公职人员或其他人员或实体不应有的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 受贿罪则是指“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接受不应有的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 可见,《公约》的“贿赂”是指作为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的“不应有的好处”。
我国《刑法》第389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也就是说,我国刑法将“贿赂”定位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索取或非法收受的“他人财物” 。
这样一来,在贿赂的范围问题上,我国刑法中的“财物”与《公约》中的“好处”是何种关系,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便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 我国立法沿革的回顾
要搞清作为我国贿赂内容的“财物”在法律上的内涵外延,还得简单回顾一下我国有关贿赂的立法沿革。首先,在1979年的刑法典中,贿赂罪的行为对象被直接表述为“贿赂”,亦即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的行为,这种规定在赋予法律用语以弹性和包容性的同时,也使得该罪构成要件的明确性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害;于是,在1988年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决定》(下称《补充规定》)中,立法机关对此进行了修改,将“贿赂”限定为“财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构成要件明确性的要求,但因范围过窄而不符合贿赂犯罪的实际情况;之后,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肯定“采用财物”贿赂的同时,还承认了采用“其他手段”而成立贿赂行为的可能;然而,1997年的修订刑法并未在刑事法领域采经济法的这一立场,而是沿用了《补充规定》的提法,其当时的立法意图是在于限定处罚范围,还是认为“财物”一词在社会生活上已发生了某种语言学上的变化,尚不得而知。

三 对各学术观点的评析
显然,在此立法背景下,对“财物”内涵外延的理解直接涉及到了罪与非罪,反腐力度及人权保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于是,围绕我国贿赂罪中“财物”之范围问题,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现分别评析如下。
(1)财物说
该说认为,贿赂仅限于“财物”,包括金钱与物品,不包括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更不能包括其它非物质性的利益,并认为这是从法条和现代汉语的语意所得出的当然结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
因依该说不能处理在社会生活上较为普遍的以财物以外的利益进行贿赂的行为,其支持者较少。可笔者认为,就目前立法而言,在实然意义上,财物说的结论是妥当的,由此而在司法上所造成的困惑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立法上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完善立法,而是仅仅依靠“解释”和“理解”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非但不能推动法治的进步,还有可能侵犯人权,从而背离刑法的价值。因为,刑法不仅仅为司法者和法学家提供了解释的对象,它更应该为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成员提供以普通社会生活的观念进行理解的可能。
(2)财产性利益说
该说认为,贿赂不仅仅限于财物,还应包含金钱及物品以外的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但该说在对“其他财产性利益”范围的理解上又不尽一致。有的将所有可以直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都包含在“财物”之内,如设立债权,免除债务,免费提供食宿旅游,免费提供劳务,等等 ;而有的则认为应排除诸如免费旅游、免费劳务等情形,并以限定处罚范围及类似利益不易计算价值等作为其理由 。该说实际上将财物理解为“具有价值的可以管理的有体物、无体物以及财产性利益。”并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通过金钱估价,而且许多财产性利益的价值超出了一般物品的经济价值,没有理由将财产性利益排除在财物之外。受贿罪是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将能够占有与使用的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 。同时,该说反对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畴,认为若如此,既无法估算价值以便准确量刑,又易扩大处罚范围,同时,也与我国社会约定俗成的“贿赂”含义相左 ,等等。
依据该说能够处理社会生活中大多数的贿赂行为,且操作性强,既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反腐败的社会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财物”一词语言学上的要求,故得到了绝大多数学者的支持,而成为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笔者认为,在不能立即改进现行立法及司法状况的情况下,与其说该说是最为合理的,倒不如说该说是最为务实和最为机智的。因为该说虽然巧妙地维持了“解释的极限”与人们当罚性观念的平衡,但却并不足以完全驳倒另外两说的观点――它既未在实然性上完全解决其立场与“财物”一词在词义上的矛盾冲突,也未能在应然性上彻底说明以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行为本身不当罚的理由。
(3)利益说
又称“需要说”。认为“能满足受贿人各种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一切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均可成为“贿赂”。因为“迁移户口、调动工作、提升职务、安置就业、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一样,也能“起到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作用” 。
该说与现行法条中“财物”一词的冲突是不可能调和的,故在实然性上应予以否定评价,绝不能在解释论上采取这样的观点,否则即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明显破坏。但从应然的角度论,笔者却不能完全同意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居于通说地位的观点,反而认为该说在应然性上具有最大的合理性。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某些非财产性的利益比财产性的利益更具腐蚀性,更能够达到行贿者的目的。因而,将贿赂的范围扩及非财产性利益更符合贿赂罪“以权换利,以利换权”的本质特征。该说虽不能成为现实司法的指导,但却应成为改进立法的思路之一。

四 观点的取舍和立场的确立
其实,上述观点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考察问题的角度和基点不同罢了。决定观点的取舍和最终的立场,首先应确定研究的角度和基点。笔者认为,若以改进现行立法,满足实践需求,加速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履行《公约》义务的见地看,在贿赂的范围问题上,立法者应采“利益说”的立场。理由如下:
(1)从贿赂罪的罪质看,无论认为贿赂罪是侵犯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犯罪,还是认为贿赂罪是侵犯职务行为公正性或廉洁性的犯罪,“贿赂”均是作为“职务行为的代价所赠受的不法报酬”而存在的,这一不法报酬理当“包括能够满足人需求与欲望的一切利益” 。从贿赂罪“以利换权”这一本质属性来看,能满足人之需求的非财产性利益与包括财物在内的各种财产性利益并无本质的区别,故无充分理由将其排除在外。有论者认为,对于“收受”不便计算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如免费旅游、劳务)和非财产性利益(如提供职位、性服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施以行政纪律处分即可,对其中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者可以其它渎职犯罪追究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在于:(A)依此,不能处理“行贿者”,与对合犯的一般特征不合 ,无法收到刑罚特殊预防及一般预防的效果;(B)对事实上具有同等社会危害性的贿赂行为,仅因贿赂的内容不同而作出罪与非罪这种性质迥异的法律评价,实质上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C)贿赂罪的罪质表明,其当罚性主要在于该罪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或廉洁性的侵犯,是否为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并非刑法设立该罪所考量的重点――对行为人渎职行为的法律追究不能代替对其受贿行为的法律评价,这种认识与97修订刑法将贿赂罪与渎职罪分离的立法旨趣也是一致的。可见,就贿赂罪的罪质而论,以非财产性利益为对象的贿赂行为同样具有当罚性,且这种当罚性是相对独立的,并不能完全包含于其他渎职犯罪之中。
(2)从社会生活的实情看,以某些不便计算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实施贿赂已成为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一种重要手段,危害相当严重,刑法应当对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及时作出适当的反应。一些“新兴”的贿赂手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渐向“常规化”发展。如,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子女解决升学、就业、提拔或出国问题,给予官员的亲属某种商业上绝对盈利的“机会”,为公务人员的房屋无偿提供装修设计或其它劳务,无偿向“实权者”长期出借住房或汽车等等,至于免费吃喝玩乐、提供性服务等则更为常见。在“民间口头文学”所描述的与领导的“五大关系”中,“一起嫖过娼”是排于“一起收过赃”之前的与领导最“铁”的一种关系,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性贿赂”的巨大“威力”和独特“功效”,以及普通民众对我国腐败现状的看法。在这些“新兴”贿赂的社会危害日渐严重,民众严惩腐败的要求日益强烈,“贿赂”之词义在实际的社会观念上已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下,代表民意的立法者绝不能再囿于“计赃论罪”的巢臼,而对新的社会现象视而不见。毕竟,社会实践才是决定理论走向的最终力量――法律的设置和语言、观念的内涵都应当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
(3)从人的需要结构看,非财产性利益在人类的各种需求中居于重要地位,其中的相当部分在社会意义上具有贿赂的价值。由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可见,从最低级的生理需要,到最高级的自我实现的需要,非财产性的需要是客观存在且不可或缺的。弗洛伊德甚至将性看作是推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连孔子都承认“食色,性也。”我们无意在此探求这些论断在理论上的准确性,只想据以说明以性满足为代表的一系列非财产性利益之于人的重要性,并进而标明这些利益作为“贿赂”的价值及其对作为人而存在着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杀伤力”。有媒体曾报道过某“走私大亨”摆平各路官员的“心得”,其“经验”表明:凡是当官的都必有一好,要么好财,要么好色,要么好官,故只要因人而异,投其所好,则必有“斩获”。其实,这位行贿“高人”并不是什么法律或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他的“高明”之处仅在于他客观地认识并利用了人性的基本弱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学。这便意味着刑法必须站在人性的立场,以客观的态度,摆脱极端“经济一元论”的消极影响,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在社会意义上具有贿赂价值的所有利益 ,这当然包括诸如性满足在内的某些非财产性利益。
(4)从国外的立法潮流看,随着腐败的社会危害不断加剧,世界各国反腐败的力度也相应加大。严惩腐败之理念在立法上的表现之一,就是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均承认,“贿赂除了财物、财产性利益之外,还包括其他非物质性利益,”如意大利、瑞士、德国、日本等国即是如此 。这无疑大大强化了对贿赂犯罪处罚,使得许多依“财物说”和“财产性利益说”不能处罚的行为,成为犯罪而遭受刑罚的制裁。在腐败问题已相当严重的我国,笔者确实不能、也不敢认为存在着某种真正有力的理由能使我国游离于这一立法潮流之外――“特色论”或“国情论”若用于此,是不足以服人的。因为正如政治学和法学界主流观点所指出的那样――当今全球性的腐败问题,有着许多共同的成因和规律,那么也必然会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对策。笔者以为,《公约》出台的基础之一,正这种普遍规律的客观性和某些普遍对策的有效性。有论者指出,“对一种犯罪究竟打击面多大,这取决于犯罪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从实践中看,确实存在以非物质性利益为贿赂,并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从可行性上看,把财产之外以(的)其他一切不正当利益纳入贿赂之中,势必给司法实践具体操作带来困难,……其可行性是不具有的。” 这种担忧不能说没有道理的,但以此来否定“利益说”则显得力度不够。笔者倒是认为,有必要认真借鉴那些采“利益说”的发达国家的作法,结合我国实情,去解决“可行性”的问题。
(5)从我国立法进程看,贿赂之内涵外延并非一成不变,其运动变化的过程表明,任何一种对“贿赂”范围的界定都会随社会生活的变迁而被扬弃。“贿,财也;赂,遗也”的认识及“计赃论罪”的原则,曾是符合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的,“财物说”自然会被立法者采纳。79刑法中“贿赂”一词虽在今天看来似乎可能涵盖任何形式的利益,但依我国历史传统、立法当时的社会观念及司法实情,贿赂主要还是指“财物”――这可从88年《补充规定》及修订刑法将“贿赂”明确为“财物”以及处刑轻重主要以数额论而得以印证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大量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成为了贿赂犯罪的对象。笔者认为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将“采用财物”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商业贿赂的一种形式,正是在经济法领域适应了社会生活这一变化的结果 。可见,“作为贿赂的利益,其内容未必是确定的或永存不变的。它的实现可能要受以后不同的条件所左右,如果实现了预想的可能性,就成为贿赂所得。” 近年来,社会的进步,国家工作人员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反腐败力度的加大,使贿赂的范围已事实上大量地及于非财产性利益,立法者对之作出必要的回应是顺理成章的。
(6)从《公约》的要求看,缔约国有义务“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使其国内法达到《公约》的基本要求。对于《公约》第8条第1款的贿赂罪,《公约》是采取“均应该……将下列故意行为规定为刑事犯罪”这种强制性条款来规定的。易言之,即使仅从履行国际法义务的角度,我们也必须使我国刑法中贿赂罪的构成要件达到《公约》所确立的基本标准。也就是说,在贿赂罪行为对象的范围问题上,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围不得小于《公约》的相应范围。《公约》在该款a、b两项中将贿赂定位于“不应有的好处”,而“好处” 的范围明显大于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财物”,即使采“财产性利益说”这样的扩大解释来理解“财物”也是如此。从文理上讲,现代汉语的“好处”是指“使人有所得而感到满意的事物” ,并不局限于“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范围;从论理上说,能够成为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不作为的条件”的“不应有的好处”,当然会包括某些与“财物”、“财产性利益”一样,具有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和欲望之功能的“非财产性利益”。可以认为,作为各种价值观念、文化信仰及法律制度斗争、妥协和融合产物的《公约》,在贿赂的范围问题上采取了多数发达国家的立场,藉“利益说”以收严惩腐败行为、打压有组织犯罪之功效。由此看来,将我国刑法贿赂罪的对象扩张及于某些非财产性利益,是《公约》的要求,也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

结 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刑事立法上采“利益说”的主张,将“贿赂”的范围定位于包含某些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所有在社会生活意义上具有“贿赂”价值 的利益,是有较为充足的理由的。这既是反腐败社会实践的需要,也是贿赂罪罪质的要求;既符合法律的发展规律,也顺应了先进的国际立法潮流;既是可行的立法改进方案,同时也是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至于在法律条文中具体采何种表述方式为妥,则可继续作深入的研究。

❻ 学习刑法的心得和体会

刑法规定的任务,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法制建设的要求决定的。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惩罚犯罪。对触犯刑法所规定的任何犯罪行为,都要依照刑法的规定予以追究,对犯罪分子判处一定的刑罚,使其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通过惩罚犯罪分子,一方面可将犯罪分子改造过来,另一方面对社会也起到警示、教育作用,达到维护社会正义、减少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

(二)保卫国家安全、巩固国家政权。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和保证。作为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刑法,其首要任务应当针对那些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等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这是刑法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在我国刑法分则中,第一章就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该章总结了建国以来同这类犯罪作斗争的经验,对各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行为及其处罚,作了明确的规定。

(三)保护国家、集体、公民的财产。国家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保证。公民个人的财产,是公民生活、从事生产等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刑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将保护公共财产和公民个人所有的财产作为刑法的任务之一,这对于维护国家的经济基础,保护个人合法财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包括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公民依照法律参加国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等各项民主权利,以及劳动、学习、创作等相关权利。为了同各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犯罪行为作斗争,刑法对这一类犯罪及其处罚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对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五)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秩序的范围是很广的,包括社会的政治、经济、生产、工作、学习、科研等各方面的正常秩序。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尽管犯罪所针对的对象、行为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有些犯罪,直接目的就是扰乱一定的社会秩序。运用刑法打击犯罪、惩罚犯罪,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刑法的目的。

❼ 求一篇 学了建筑法规的体会 和感受 500个字啊 ~~~~~~~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尤其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建筑业的发展突飞猛进。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面对建筑市场的形成与建立,依法规范建筑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经过几年的酝酿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一日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起执行。

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建筑法》与《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相比较,在建筑活动这个较为特别的经济活动领域内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由于建筑活动是形成不动产的重要经济活动,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参与活动的主体较多、风险较大、影响因素多等特点,在我国尚未形成民法共和不动产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建筑法的颁布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建筑法》实施已一年有余,我们看到一些习惯作法改变不大 ,与该法实施时间短,人们对其认识水平还较低不无关系。笔者有幸参加了由建设部组织的“98建筑、房地产法律实务研修班”的学习,感触十分深刻,将自己的学习心得归纳一二,以便与业内人士一道共同提高认识。《建筑法》所确立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综合承担适用的原则,是其他经济部门法无法比拟的,具有鲜明的针对性。特别是针对近年来建筑活动中所普遍存在的热点、难点问题,做了明确的规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的法律保障
《建筑法》总计八十五条,通篇贯穿了这个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对影响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的社会因素作了较为全面的规范,除一般性义务规定外,较为特别的规定有以下几点:
(一)《建筑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建筑物在合理使用寿命内,必须确保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的质量”;第八十条规定“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因建筑工程质量不合格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责任者要求赔偿”这两条实际 上设定了“必须”的义务和没有“必须”的司法救济手段,这个救济手段较为特别,已经超越了《民法通则》绝对诉讼时效二十年的规定。依法规定了工程质量必须保障,责任人在建筑物的合理使用寿命范围内,即使超过二十年,仍不能免除质量赔偿责任。其目的是从立法角度提高建筑活动参与者的质量意识,依法强化质量责任。
(二)《建筑法》第六十六条、六十七条、六十九条规定了目前建筑活动中较为常见的经济活动主体的质量连带责任,如顶名挂靠,内部承包,工程的转包和分包,以及监理方承担责任的条件。规定这种质量连带责任,将有利于各方在建筑活动的合作中加强质量责任观念,避免互相推诿扯皮,有效地预防质量事故的发生。如果发生质量事故即使无过错,也要承担法定的赔偿的无过错连带责任。
(三)针对建筑活动中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利义务,除设定了行政机关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外,还设定了在质量事故中行政机关承担国家赔偿义务的法定条件,反映在《建筑法》第七十七条的规定中。
(四)明确了“施工现场安全由建筑施工企业负责”这一主要安全责任主体,并规定了“施工企业必须为从事危险作业的职工办理意外伤害保险,支付保险费”为施工现场人身伤害的预防和处理提供了法律依据,见该法第四十五条和四十八条的规定。
(五)设定了装修、拆除工程的安全责任主体和法定责任,见该法第四十九条、五十条,对于规范建筑活动中的拆旧、装修市场混乱无序的现状设定了法律依据。
(六)《建筑法》第六十三条,设定了建筑工程质量的社会监督法定授权,无论有无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依法都对建筑质量享有检举、控告、投诉权利。以上六点,充分说明了《建筑法》的立法宗旨是确保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二、建筑活动中的行政管理活动依法规范
《建筑法》立足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中,建筑活动中行政因素占主导地位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的依法确立了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在建筑活动中的管理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针对建筑活动中行政职权的滥用以及不正当行政行为带来的不正当竞争对市场体制的负面影响,依法做了限制性规定。如第七十八条,本条从两方面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一方面为约束行政权力持有人不论出于何种动机越权对发包承包方施加影响设定了法定依据。一方面约束了承包单位依靠关系或行政权力搞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本条只是确立了原则,在实际操作上,还有赖配套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还有赖于党风政风的进一步清廉。从发展的眼光看,建筑施工企业仅依靠官方势力竞争的路子,只能越走越窄。
《建筑法》对建筑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权利、义务依法作了原则性设定,行政处罚权也由《建筑法》第七十六条做了规范。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涉及行政处罚的法定情节多达十五条之多,处罚种类包括责令停工、改正、停业整顿、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资质证书及吊销营业执照等。为加强建筑活动中的政府管理职能提供了法律依据。
《建筑法》同时对建筑活动中的行政管理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设定了行政处分及刑事处分的法律依据,见第七十七条、七十九条。
《建筑法》总结了建筑活动行政管理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为建筑活动中的依法行政做出了较为切合当前实际的规定,为建筑市场走向健康有序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明确了建筑活动中应负刑事责任的几种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三条“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的规定。《建筑法》在第六十五条、六十八条、六十九条中界定了十一种情况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分别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一百三十四条、一百三十七条、三百八十五条、三百八十七条、三百八十九条、三百九十一条、三百九十三条、三百九十七条,九条十个罪名。
《建筑法》第十六条二款规定“建筑工程的投标招标,本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于有关投标招标法律的规定”将建筑工程中的招标投标的市场竞争规则纳入市场行为法的管辖范畴,但应当看到,建筑工程投标招标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投标招标行为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投标招标活动是建筑活动中的一项重要活动,虽然没有纳入《建筑法》管理的范畴,但《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所列的串通投标罪和二百二十六条的强迫交易罪,在建筑经济活动中也会涉及。
《建筑法》为预防和打击建筑活动中的犯罪活动,设定了部分建筑活动中在十一种情况下,“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保障建筑活动合法有序的进行提供了法律保障。当然,是否构成犯罪,还要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予以认定。
四、建筑活动中的两个常见问题
从《建筑法》的立法角度来看,只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部门法律,突出特别法性质,其涵盖不可能涉及建筑活动的各个方面,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可能在这一个部门法律中得到全面解决。建筑活动中所涉及的投资体制问题,合同问题,市场规范问题都比较突出,国家将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逐步以法律形式规范,建筑活动涉及土地、金融、投资保险、合同等诸多经济领域以及国家管理、行政管理、司法管理等诸多社会管理领域,各方面的立法将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不断趋于完善。《建筑法》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建筑活动中的部门法,不能够也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从其自身性质看,在施行中还有待司法实践活动的经验积累和进一步完善。
对于《建筑法》没有深入涉及的两个热点问题,作一些简单探讨:
第一、关于拖欠工程款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建筑活动中没有明确解决的途径,仍适用于一般法律原则。截止一九九六年底,全国施工企业被拖欠的已结算工程应收款,据建设部不完全统计约为1000亿元,如包括新增的结算和未结算的工程应收款,将会是这个数字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直接影响到建筑施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类问题在法院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件中占的比重也相当大。这个问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合同履行的问题,更深层次触及到投资体制乃至经济体制问题,《建筑法》作为一个部门法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工程造价的签证和索赔问题
这也是一个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我们看到建筑纠纷诉讼案中这样的案例很多。而在实际操作中,计划经济年代的模式仍旧在不同程度的沿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设计概算、施工图预算、工程竣工后再决算,投资主体单一,都是国家的钱,似乎没有多大意见,有点意见通过行政协调也可以解决。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不一样了。按照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任何投资主体即建设单位都必然会对项目建设的工程造价严加控制。都力图花最少的投入建造符合自己要求的工程,任何承包商都必然会按照工程造价“低中标,勤签证,高决算”的惯例,力争承包到手的工程获得尽可能好的效益。造价结算几乎无一例外的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无论是诉讼案例还是非诉讼案例,合同签订时的预算价格几乎在结算时,没有不变动的,造价管理体制明显滞后于现实发展。而建筑法第十八条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建筑工程造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在合同中约定。公开招标发包的其造价的约定,须遵守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在这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际上指的是建设部以及各省地发布的有关造价定额及政策。改革开放二十年了,许多重要物资的价格都放开了,只有建筑工程的价格仍在沿袭计划经济时的作法,与国家投资体制改革进行的缓慢也有一定关系。但是应当看到,《建筑法》作为特别法有优于一般法的特点,建筑造价的约定还不能完全适用于合同自由原则,但在不违背上述原则的情况下,合同双方还应当遵循《合同法》公平原则,作出比较明确的约定。建设工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往往会碰到工程签证和工程索赔的问题,一份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即使签订的再好,签订前考虑的问题再全面,在履行过程中都免不了要发生根据工程进展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情况而对合同事先约定事项的部分变更,这些都需要通过工程签证加以确认。在国际工程承包结算过程中,签证和索赔部分平均占总造价的百分之七左右,应当引起建筑施工企业以及投资建设方的足够重视。
以上所探讨的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合同签订和履行的问题,虽然各案有各案的特点,但通病是合同意识差,履约过程中的合同管理职能没有加强造成的。如果建筑活动中的各方增强法律观念和合同观念,这两类纠纷的发生会减少到最小程度。即使发生解决起来困难也会减少许多。
《建筑法》的颁布实施,只是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要想使建筑活动及建筑市场走向规范,走向完善,进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需要建筑活动者增强法律意识,将自己的活动约束在合法范围内,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对违法行为利害关系人能用法律赋予的救济手段来纠正和追究。维护建筑法的正确实施,不仅是建筑行政管理部门的事情,而是建筑活动者、参与者应当普遍遵循的义务,也是参与者各方维护自身权益的武器,只有参与者各方都自觉地维护 《建筑法》及相关法律的正确实施,那么一个规范、健康的建筑市场离我们并不遥远。

热点内容
劳动法退伍军人辞退 发布:2024-11-08 23:15:06 浏览:645
2020cpa经济法可转债 发布:2024-11-08 23:12:39 浏览:591
大学生村官遵守什么规章制度 发布:2024-11-08 22:17:22 浏览:893
常宁荫田法院 发布:2024-11-08 21:41:40 浏览:913
单位语言规范的规章制服 发布:2024-11-08 21:33:09 浏览:995
非法学考试科目 发布:2024-11-08 21:21:34 浏览:253
邯郸肥乡区法院 发布:2024-11-08 21:12:41 浏览:42
异性恋婚姻法 发布:2024-11-08 20:54:51 浏览:727
所有执法必须符合立法目的 发布:2024-11-08 20:08:58 浏览:495
科克伦律师 发布:2024-11-08 20:08:58 浏览: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