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司法调解

1. 人民法院如何加强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和支持

加强支持和指导的具体建议：
1、调解员的选任应以农民为主。调解员的选任应以生活在农村、有一定威望的农民为主。现阶段可考虑以村级人民调解委员的成员为主。因为村级人民调解员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有一定的调解经验。且其参与调解，更注重从地方习惯、社会道德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判，更能反映当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更能为农村当事人所接受。而且村级人民调解员就居住在纠纷发生地，能准确地了解纠纷的起因、过程，及时处理纠纷，避免诉讼标的无谓的扩大,降低调解难度。调解员应相对固定，即使其因选举等因素不再担任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仍可继续留任。当然由于调解员独立行使调解职责，因此，应对调解员的能力、经验、知识、职业道德、公信度等各个方面严格审查，保证调解员队伍的质量。
2、建立特定的调解程序。针对我国目前农村调解员的现状，如将司法调解程序作为诉讼必经程序，容易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为及时解决纠纷，避免诉讼标的无谓的扩大，当事人可直接向当地的农村调解员申请调解，调解员亦可当即独立组织调解；为减少诉讼成本，申请人可口头起诉；在调解中，调解人员可主动调查取证，了解案情，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审查标准应低于诉讼阶段的审查。鼓励当事人尽可能不聘请律师，避免高昂律师代理费的发生；在调解中，法院工作人员、调解员可帮助当事人正确评价诉讼风险；为提高调解成功率，调解员可邀请有关人员协助调解；为弱化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性，调解应不公开进行。如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并经法院确认后，即发生法律效力；调解不成功的，即进入诉讼程序，先前交纳的费用自动转为预收诉讼费。
3、向调解员支付津贴及因调解案件所发生的差旅费等。根据各地区经济状况，向调解员支付津贴，及因调解案件所发生的差旅费等，这样才能保证调解员队伍的稳定，调动调解员的积极性。当然这些费用并非诉讼费用，而应由国家财政支付。
应注意的问题：
1、法院应当设立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加强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在调解员整体素质不高的现实下，脱离监督将隐含着较大的风险和错误成本。为防止调解员恣意调解、破坏司法公信力的行为发生，法院在对其调解协议效力尊重的同时，要设立严格的司法审查程序，对协议加强审查和监督，协议无效的，应当否定其效力。
2、建立调解程序的司法控制制度。调解一般不应超过30天,以防久调不决，同时法院在认为案件不适合调解或当事人选择审前调解有不正当的企图时，有终止调解的权力，以便有效地对调解进行司法控制，积极地促进纠纷及时合理的解决。
3、法院应加强对调解员的培训。调解员是代表法院主持调解，其调解案件的质量直接影响法院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而目前调解员整体素质不高，应经常组织各类调解技能培训，提高其素质。对不能胜任的应及时更换。
总之，要加强人民法庭对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加强人民法庭与基层调解组织的联系，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强人民法庭的内部建设，只有人民法庭自身完善了，人民法庭才能为指导调解组织做好调解工作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制定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加强与基层调解组织的沟通和联系，并且要制度化和经常化，努力促进人民调解方式和诉讼活动相衔接。加强人民法庭对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和支持，需要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只要秉承“司法为民”的理念，切实转变思想和工作作风，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急迫感，开拓进取，努力奋斗，我国的法治进程就能不断加速，和谐社会的目标也一定能够实现。

2. 如何建立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工作机制

因矿群矛盾、征用土地、房屋拆迁、企业改制、水库移民、就业安置、重点工程和大项目建设先等引发的各种矛盾纠纷时有发生，群众上访、涉法涉诉上访、重信重访不断增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类不安全因素，已成为影响全县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建立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的工作机制，采取调解方式，运用法律、政策、行政手段、教育和疏导等方法，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维护全县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当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在衔接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 、少数干部群众对调解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引起高度重视。

3. 论述人民法院调解制度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极为重视且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的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也是以调解结案的，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符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际，它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并经过了 “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三步曲变化发展，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
一、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之积极因素
(一) 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作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
(二)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三) 法院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
二、法院调解制度的消极因素
(一）调解制度削弱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1.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然而，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做出的，从而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二） 调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是防止审判权的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三）调解制度削弱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四）调解制度对当事人的权利配置不合理
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权利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却未作规定。民诉法还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的权利却没有保护到。这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使法律无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消极影响甚于其积极影响，极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调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
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已势在必行，理论上已经出现以下几种建议。
(一) 建立审前准备程序，使调、审分离
审前准备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进入开庭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审前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明显分开，形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它使有关诉讼的诸多问题于开庭审理前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当事人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保证开庭审理时双方处于平等对抗地位，使双方无争议部分不再进入法庭，简化法庭审理。经审前程序，事实已暴露无遗，双方对所持信息和证据相互了解，胜败之结果显而易见，故法官稍加推动，纠纷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决。而我国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尽管也属审前准备程序，它偏重于法官的实体审查，忽视了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既未在理论上也未在实践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审前准备程序。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审前准备程序的构置已初见成效。美国发现程序的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在全国部分法院推广，各法院已初步设立庭前交换证据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证据交换的主持人与案件的主审人并非一人，分属两个独立业务庭。即审前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这已日益成为各国改革的基本走向。
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可随机应变。调解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自愿，调解追求实质之正义，法律适用并非调解主要目的，所有调解书均没有引用法律条文。调解显著特点是调解人凭借生活阅历，而非法律知识，故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完善大立案机制，调解应设置在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离、退休资历较深法官或聘请人民调解员主持。为合理构置审前准备程序，首先从法院内部要效率、效益。因为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审判人员并非太多，问题主要在于法院内部人员配备及分工极不合理。法官所占比例太大，辅助人员过少，法官承担了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鉴于这一现状。由于大立案机制的建立，立、审、执分离，法院可对多余的法官实行就地转岗，担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辅助人员，由这些人组成审前准备法官，仅有程序审查权，不进行实体审查，有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这些人主要从事调解、调查、送达管辖权异议等辅助性司法工作，从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协助办案的局面。禁止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交换意见，禁止法院行政首长在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进行协调沟通。
调解本身不属于诉讼程序，不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为要件，属于非诉程序，可由法官监督而无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离、退休法官或书记员或其他人员在审前准备程序进行；那些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法律知识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转任法官助理或专职调解员。由于这些人不掌握审判权，就不存在“以拖压调、以调压判”等现象。此外，将调解置于审前准备程序中可以实现“在准备中调解，在调解中准备”的机制，使诉讼效率极大化。由于准备程序双方所持有的证据、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实已明确，和解机率极大。调解不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员进行，还可借鉴台湾、日本等国做法，由法院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并将名单公布。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双方可指定调解员。这一制度建立的实质是让民间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民间调解这一非正式解纷机制与司法审判这种正式的解纷机制溶为一体，互为补充。民间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这种制度设立既可通过调解制度来追求实质正义，同时也可有效防止民间调解放任自流，过于随意。可以说这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其与国外的诉前强制仲裁、强制调解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以诉讼和解重塑法院调解，加重和解弱化调解
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诉讼各解制度来对调解制度进行替换。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的诉讼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关联性,诉讼系属即属司法解决范畴，已进入诉讼程序和法院管辖；2.主体间合意性,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是一方或双方让步结果；3.终端性,和解的结果意味纷争的解决和诉讼的终结，即产生诉讼终止和既判力的结果。对当事人及法院都具约束力。有学者认为：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以当事人的合意解讼，两者均由法官和当事人实施，协议形成都是法院诉讼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成立后与判决有同等效力。这些共同点表明，两者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相同、名称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是因为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是从不同侧面来认识定位的。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诉，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诉。两种制度功能上的统一性是诉讼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调解的基础。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既可以继续发挥其优势又不致因改革幅度过大而引起震荡。因法院调解省时、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终于一审，减轻了二审法院压力。有学者称这是调解保持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如将法院调解制度全盘否定，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员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员总数裁减10％，那么，大量案件如何解决？后果可想而知。诉讼和解在功能价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调解。诉讼和解贯彻于诉讼任何阶段，民诉法第51条审判程序，第211条执行程序。随着诉讼程序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清楚，双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结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诉讼和解的内在价值。另外，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可推动审判方式由“调解刑”向“判决型”角色的转换。诉讼和解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其灵活性、随意性和辅助性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启动是随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让法官试行和解，是由诉讼主体双方当事人操纵的，完全取决于双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试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交流、协商、传话以及是否接受和解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灵活多样的，不带任何强制性，时间短暂，和解不成，转入审判程序，不影响诉讼推进，因此和解程序必然处于辅助地位，辅助审判程序，这一定位使诉讼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审判程序结构的基本性格的潜在功能，不管其结案率多高，永远不能主导民事审判模式结构，进而更不会成为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判决型”转换的障碍性力量。审判是法院骨髓。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内在价值，是审判的血液，审判的价值构成将永远决定民事诉讼结构，故借鉴国外立法，对我国民诉法诉讼和解制度予以重构。
1.诉讼和解时间，和解时间应从起诉后至判决前，此间任何阶段当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诉讼和解方式。诉讼任何阶段当事人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国。当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法国、日本、德国。此种情形法院应具备有主持和解人员名单，人员配置同审前准备程序，以备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不愿选择或放弃选择的，法院为其指定。
3.诉讼和解效力。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协议，经申请必须记入笔录。记入笔录和解协议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终结诉讼效力；一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具有执行文书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济。和解协议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是上诉，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起诉。对和解协议不得抗诉，但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
(三)构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ADR)。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我国加入WTO之后，现代型纠纷和诉讼在社会和法院大量涌现，改革中的政策变化如土地承包权，国企职工下岗，企业产权分离、转让、海事、海商、票据、破产等引发的特殊类型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而由于法制尚不够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原因，社会在通过司法诉讼方式处理这些纠纷方面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价值的冲突对纠纷解决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显迫切。可见诉讼并非解决争纷唯一途径。ADR式的“公众司法”应用的土壤已形成。这一点《工人日报》1999年11月20日报道提出，“中国需要法制，不过是不是凡事皆断于法，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方流芳教授指出：“在进入21世纪前夕，中国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开拓非诉讼解决争议的途径，需要鼓励�而不是限制当事人通过协议创造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需要更为多样化、更加灵活，更加经济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径”。
正视这种发展趋势及其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民事诉讼程序及审判方式改革不无裨益。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本土资源，将被西方各国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功能发扬光大；信访、民间权威的调解都应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别是扩大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功能，普及我国已经建立起的仲裁制度，加强仲裁机构的建设，将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广普及，鼓励创建多层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逐步将诉讼程序与ADR程序协调起来，形成多网络的解纷机制。同时在法院内部据案件复杂程序和标的大小及性质实行繁简分流，并发挥普及非诉讼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扩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围，基层、中级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这类程序的有效利用。将能够极大地提高法院处理纠纷的效率和效益，减少诉累，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4. 司法调解是什么意思

司法调解。司法调解又称法院调解、诉讼调解，是指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由法院主持，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在民事诉讼中，司法调解是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司法调解是有条件适用的，但适用范围有望逐步扩大。

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一条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5. 如何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当前，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各种矛盾纠纷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这些矛盾纠纷主要是因利益问题引发的非对抗性人民内部矛盾，完全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实践证明，调解工作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有效的途径。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有利于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功能，形成工作合力，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有利于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效率；有利于减少群众过高诉求，节约化解矛盾纠纷社会成本。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治久安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开展工作，推动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全力构建“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开展“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紧紧围绕建设富裕文明和谐新贵港的总体目标，以创新调解机制为动力，以健全调解制度为保证，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机构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协作联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新格局，建立健全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的“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功能，提高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为实现全市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和谐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协调配合原则；
2．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3．坚持依法调解和公正高效的原则；
4．坚持调解优先和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原则；
5．坚持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群众利益相一致的原则。
（三）目标任务
通过“三调联动”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努力实现“三不出、四提高、五下降”的工作目标。“三不出”即：小纠纷不出村（社区、单位），大纠纷不出乡（镇、部门），疑难纠纷不出县（系统）；“四提高”即：人民调解成功率、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信访案件结案率、调解公信力提高；“五下降”即：“民转刑”案件、民事诉讼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非正常上访事件、重大治安事件下降。
三、建立健全“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组织体系
（一）市、县两级设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县党委分管政法、综治工作的领导任组长，分管副市（县）长任副组长，法院、检察院、政法委（含综治办、维稳办）、司法局、公安局、法制办、信访局（办）、国土局、林业局、水利局、人社局、住建委（建设局）、民政局、教育局、工商局等职能部门以及工、青、妇等组织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县综治办，由综治办主任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乡（镇）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与乡（镇）综治办、维稳办合署办公，乡（镇）党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乡（镇）长任第一副组长，党委维稳副书记任专职副组长，人大主席团副主席、分管副乡（镇）长、武装部长、人民法庭庭长、派出所所长、司法所所长任副组长，乡（镇）综治干事、司法助理员、各村（社区）调委会主任、乡（镇）属各单位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群众工作中心，专职副组长兼任中心主任。工作中心要以司法所为依托，设立调解大厅，由司法所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对矛盾纠纷实行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调处、限期办理，并建立健全管理档案和案卷档案。
四、“三调联动”大调解组织机构及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职责：及时分析社会稳定形势，了解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规律特点；研究制定和组织实施“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规划、工作措施；组织领导本地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研究处置重大疑难问题和突发性事件；监督、检查工作落实情况，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落实组织保障、经费保障措施；建立并落实奖罚制度，实行责任追究。
（二）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根据领导小组的部署，负责督促落实本地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对于重大矛盾纠纷的调处进行分流指派；协调各地区、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组织协调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对“三调联动”工作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汇总上报、督促检查、考核评比，总结推广经验，并提出奖罚建议。
（三）成员单位工作职责：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原则，做好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指导和管理设立在本部门的行业性、专业化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队伍；有效开展“三调联动”工作，服从领导小组统一调配，积极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督办案件的调处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调任务；及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本系统、本部门、本单位开展“三调联动”工作和排查调处矛盾纠纷情况，提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四）乡（镇）群众工作中心职责：负责对直接受理的或辖区内村（社区）等其他组织移转、委托的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协调乡（镇）维稳办、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等有关方面对疑难纠纷进行联合调解；组织乡属各成员单位负责人、人民调解员深入村社开展矛盾纠纷预防排查化解和普法宣传活动；负责指导本辖区内人民调解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及时向上级和有关方面报告工作，反映重大矛盾纠纷苗头和社情民意；搞好矛盾纠纷分析预测，制定应急处置预案；对乡（镇）各成员单位、各村（社区）“三调联动”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考核，提出奖罚建议；对矛盾纠纷进行分流、指派、督办、回访等；组织开展调解人员培训工作；负责统计、上报本行政区域内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人员组成、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等情况。
五、“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对接机制
（一）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对接联动。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纠纷和相关民事纠纷时，应首选调解、协调工作模式，并视具体情况，可采取委托、移转、邀请等多种方式，将纠纷交由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调解组织联合调解。人民调解组织在调解过程中，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或调解不成的情形，需要有关行政机关配合、协助的，应主动与有关行政机关取得联系，让其配合、协助解决问题。人民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发现纠纷有可能激化和造成严重后果、影响社会稳定的，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进行缓解或疏导；对有可能引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纠纷，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二）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调解规则，请当事人陈述纠纷事实，向当事人宣讲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在当事人认可事实、分清责任、互谅互让、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人民法院要大力支持、依法监督人民调解组织的调解工作，支持人民调解组织参与诉前、诉中调解。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内容部分或者全部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签订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行政机关对调解不成功或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和裁决结果不服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司法救济权利和渠道，并主动配合人民法院帮助其解决问题。人民法院鼓励和支持行政机关依照职权进行调解、裁决或依法作出其他处理。人民法院对可进行行政调解的案件，在立案前，应主动告知当事人，先进行行政调解。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引起的信访案件或因不服司法部门调解结果而引发的涉法涉诉上访案件以及群体性案件，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应及时主动采取联调行动，法律援助人员、律师、公证人员应积极参与，共同做好息诉罢访工作。各级行政机关应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人民法院的司法调解工作。
六、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
（一）联席会议制度。由各级“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牵头，定期召开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通报排查调处工作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协调解决存在问题。
（二）跟踪回访制度。各地区、各部门对受理的矛盾纠纷以及通过“三调联动”方式联调的矛盾纠纷，均应按法律、政策和规定程序要求受理、分流、移交、调处案件，并在调处完毕一个月内进行跟踪回访，确保调解效果。
（三）坚持进村入户排查调处制度。“三调联动”大调解领导小组、人民调解组织，要建立矛盾纠纷排查长效机制，组织各成员单位负责人、法官、检察官、司法助理员、法制宣传员、律师公证人员、综治干事，定期进村入户，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阶段。
七、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保障机制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由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认真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各部门、各单位要把这项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层层制定“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的实施办法，扎实有效地推动“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顺利开展。新闻媒体要加强舆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二）加强调解队伍建设。加强各级“三调联动”大调解组织的规范化建设，着力强化各级综治、政府法制、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强化对人民调解员、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把调解人员的培训纳入各级教育培训规划，采取分期、分批、集中轮训等多种形式，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人民调解员、司法行政执法人员的调解技能和水平，提高调解成功率。同时，加强对各级各类调解人员的廉洁自律教育，确保调解工作公正公平。
（三）建立考核奖惩制度。把“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严格目标考核，兑现奖惩。对因组织不力、保障不到位，导致调解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的，严肃通报批评、督促整改；对因排查调解不力而导致矛盾激化、发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单位和个人，严格实行责任倒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四）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各级党委、政府要建立“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确保“三调联动”大调解工作的健康有序运行。

6. 司法调解的司法调解的现实意义

（一）司法调解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有效地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民商事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解决纠纷后仍然要在一起工作、生活。司法裁判针对的仅仅是个案而言，解决的是分清是非，划分责任，结果易导致矛盾激化，不能根除矛盾，化解纠纷。而司法调解是通过做深、做透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彻底消除矛盾，解除心结，理顺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地减少“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二）司法调解有利于体现当事人平等主体的地位，创造和谐的气氛。司法调解作为重要的诉讼机制，使诉讼更加人性化，诉讼当事人可以平等地协商，自主选择。当事人对纠纷的真相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十分清楚，经过自愿选择的处理结果，应当最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需求，也最接近当事人追求的实体公正。调解结案更符合司法公正的实质要求。
（三）司法调解有利于体现法官居中的作用，增强司法公开的透明度。法官保持中立的立场，通过依法分别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从而实现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而且调解内容不受诉讼请求范围的限制，有利于促成当事人一并解决纠纷的相关事项，彻底化解矛盾。
（四）司法调解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调解一起案件可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减少了不必要的诉累，案件调解结案后，双方当事人通常不上诉、不申请再审、不再上访，解除了很多后顾之忧，既稳定了社会，又节约了司法资源，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司法效率。

7. 如何做好完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及时就地化解矛盾纠纷

A 健全完善“三调联动”机制 确保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三调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已运行多年，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前“三调联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运行及作用发挥情况仍不能乐观，当前各种调解主体单打独斗的局面仍未改变，三种调解方式相互协调配合、“无缝衔接”的局面仍未形成。

一 、近几年民事纠纷概况

（一）从纠纷类型来看，农村传统纠纷仍占主要地位。农村新的矛盾纠纷的类型也逐渐增多，如宅基地纠纷、地企纠纷、合同纠纷、劳务、劳资纠纷也不断增多。

（二）从纠纷主体来看，个人与企业、村集体组织之间的纠纷呈上升趋势。

（三）从纠纷争执的动因上看，除利益之争，大多纠纷搀杂感情因素。

二 、“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运行现状

目前，法庭、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村民调组织在纠纷的解决中占据主导地位。

(一) 法院诉讼调解——民事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二) 人民调解——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主力军。

（三）行政调解——社会治安矛盾调处的常规机制。

三、 “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解决体系解纷效率不高，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尤其是“三调联动”多元化纠纷调处机制尚未形成合力，各部门之间缺乏充分的配合联系，不能完全及时、有效的回应社会和群众的需求。

（一）法院受案压力增大与非诉纠纷解决功能弱化。基于诉讼审判在社会公力救济途径中的核心地位，近几年来大量的案件不断涌进法庭，在法官人数有限的情况下，法庭审判压力逐步加大。与此形成对比，由于人民调解组织存在培育与发展不平衡，工作人员素质不高，调解规范和程序过于随意，调解协议效力缺乏必要的执行力导致的社会公信力不足、缺乏当事人信任等问题，纠纷解决总体数量徘徊不前，未能充分发挥对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替代补充作用。

（二）诉讼自身存在的弊端限制其在纠纷解决体系中主导功能的发挥。表现为：第一，诉讼解决纠纷成本高、周期长和刚性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诉讼途径的不畅和阻滞。第二，诉讼调解形式的单一降低了调解的灵活性和效果。实践中某些案件机械套用一贯的调解模式，调解集中于当事人到庭法官宣布开庭后至判决以前阶段，未能依案件具体情况灵活适用于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或者置于诉前和开庭前，调解成功率难有大幅提高。

（三）“三调联动”的纠纷解决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其有待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机制已运作多年，但仍未规范化运行，发挥作用。首先，联动解决纠纷缺乏具体操作程序。第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法院诉讼未能有效衔接。第三，部分干部认识不足，缺乏工作积极性，没有一套合理的制约办法督促其积极联动其他部门调处纠纷。最后，缺乏开展多元化纠纷调处工作的充足经费，除了联动程序运行需要专项经费支持外，对工作人员自身来讲未形成经济上的激励机制，多干少干一个样。

四、 健全和完善“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和措施

（一）正确把握并夯实法院主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地位

1、建立、健全相关奖惩机制。

对现行的法院岗位目标量化责任制予以修改完善，将指导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与其他有关部门联动调解纠纷工作、民调协议确认执行工作等等，作为法官的明确职责，实行量化考核，与法官的奖惩挂钩。通过制度设计，促成人民法院积极主导、融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中，实现整体联动，功能互补。

2、多措并举提升诉讼解决纠纷的能力。

一是试行建立民事简易案件速裁机制。可以对证据完整，事实清楚，无须法院查证、请求单一、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当事人联系方便以及双方当事人利益冲突较小的或小额诉讼案件，实行快立快审快结，审理周期一般不超过15天，并一般实行一次开庭，当庭结案。与之相配套，分门别类制作各类民事案件的文书模版参考适用，简化裁判文书制作，实现裁判文书的繁简分流，以便案件能及时快捷处理。

二是加强诉讼调解，提高审判效率和质量：（1）与时俱进，拓展调解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总结适合个案实际的调解方法，培养精细、灵活的调解技艺；（2）改变调解阶段，实行立案前调解、立案后排期开庭前调解、庭审时集中调解、最后宣判前仍可引导当事人再次审视各自权利义务，促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运行程序，真正使调解贯穿于审判过程的始终，充分实现调解的特殊价值。

3、加强诉讼对非诉讼（主要是人民调解）的有效支撑。

一是完善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可成立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小组，坚持“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的业务指导原则，通过定期对口联系提供咨询、疑难案件特别指导、联合司法行政机关组织授课、案例研讨、巡回审判点旁听审理等多种形式开展业务培训。

二是建立调解协议书评阅制度。法庭联合司法行政部门指导和督促各级调解组织建立台帐，凡是经过调解程序的案件均需要手续齐备，材料规范，结案后及时装卷、入档，以备检查。对于人民调解协议，法院和司法局选派专人定期评阅，对不足之处及时指出，帮助人民调解组织不断提高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化水平。

三是完善对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树立其应有权威。建议按照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相关司法解释，就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和效力确认进一步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通过在审判中支持合法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赋予有效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约束力、履行率和人民调解工作的公信力。实践中可将人民调解协议分成两种不同情况区别对待：达成合法协议后在一定期限内，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也不向法院起诉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在规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在达成协议后又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合法性审查，如果协议内容合法，调解程序合法，且不违反自愿原则的，分不同诉讼请求直接或间接赋予其法律效力：若当事人起诉要求维持原调解协议，作出确认协议效力判决；若当事人是就原争议事项提起诉讼，则在判决中支持原协议条款。否则，应裁定协议无效后立案审查。

（二）加强法庭与非诉纠纷解决主体的衔接和互动

1、建立健全诉前分流、调解机制。

在法庭立案接待室专门设置由一名法官（或法官助理）和一名书记员组成的小组，对未经人民调解、治安调解的家事案件、小额的债务纠纷以及小额损害赔偿纠纷、邻里纠纷等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提示诉讼风险，告知其人民调解、治安调解的特点、优势并建议其首先选择人民调解、治安调解。当事人接受的，暂缓立案，开出《移交调解工作联系函》，转移至纠纷所在的乡镇（村）民调组织、公安派出所进行调解；对当事人坚持起诉或人民调解、治安调解未果的案件，可视具体情况由小组单独或联合纠纷所在地调解员、陪审员调解，若达成协议，当时下发调解书；对于不属法院民事受案范围或其他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民间纠纷，则告知当事人处理部门或函告纠纷所在地的民调组织做好调解息诉工作。

2、建立健全诉调对接机制。

法庭应加强与乡镇司法所、公安派出所、法律服务所、基层民调组织的协调，建立多方联动调解工作模式。对辖区内常见多发性纠纷，由各村民调组织进行先期处理。若村里调解不成，由村民调人员出具书面调解材料（盖章），告知当事人到乡镇司法所或法律服务所进行第二次调解。乡镇司法所或法律服务所在调解过程中遇到坚持诉讼的，则出具书面调解材料（盖章），告知当事人到法庭进入起诉阶段，同时应提示当事人立案须知及诉讼风险，尽可能做好息诉解纷工作。对于经过公安派出所出警调解处理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法庭可进一步与公安部门沟通，规范立案阶段证据材料收集和工作程序，避免因证据提交不能或有关事实、调解工作记述不规范问题导致的当事人立案难困境的出现。

3、建立健全委托、协助调解联动制度。

一是明确联动形式：（1）凡婚姻家庭、买卖、损害赔偿等适合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的纠纷，无论在诉前、立案审查期间、立案后开庭审理前以及庭审过程中，法庭均可以委托调解，并可同时于现场指导调解；（2）法庭在上述各阶段可邀（聘）请有关人员（不限于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工作；（3）有关部门向法庭提供与纠纷有关的证据、起因等方面的信息，协助及时妥善调处纠纷。

二是规范联动运行。建议采取设立调解联络员加强沟通联系、制作名册明确委托、邀（聘）请对象范围、仿效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相关工作规定等举措，使联动工作形成稳定的长效机制。

4、建立联席会议制度。

由乡镇党委牵头，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行政村定期举行例会，交流调解经验和做法，并适时就各部门纠纷调处工作衔接与配合的有关事项和问题进行沟通协调。另外，对某些新型的或疑难纠纷，商讨制定合法有效的解决方案，或联合请求上级部门提供处理建议。

（三）建章立制，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做好矛盾纠纷预警和排查工作

1、尝试实行法官包片制度。

根据人口分布数量及所发生民事纠纷的特点，将法庭辖区划分为若干个区域，由各合议庭分管。合议庭法官定期深入分管区域，及时了解该地区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信息，建立专门台帐登记备案。对发生的简易民事纠纷就地立案，当场调解；对影响大局的涉诉案件提前进行沟通协调，并将有关情况随时上报。

2、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系会议。

依托前述联席会议制度，乡镇党委、人民法庭、派出所、司法所、村（居）委会等组织单位定期召开会议对一个时期内较为典型的矛盾进行分析，并且互通信息，及时发现并掌握辖区内重大群体性纠纷或矛盾易激化性纠纷的苗头和趋势，合力引导群众合法有序地表达意愿和诉求，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调解、教育、协商等方法予以解决。

（四）互动配合，加强“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宣传和交流力度

一是各有关部门互动配合，通过组织专项活动、发放宣传单、与村民代表座谈、组织村干部集中培训等方式联合进行法制宣传，一方面传授法律知识，另一方面讲解“三调联动”多元化解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方式和实践意义，提高群众对该机制的认知能力；

二是通过多种途径征求群众有关的意见和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参考；

三是在各有关部门备置载明各种纠纷解决路径的手册，加强对贫困群众或文化水平较低当事人的口头告知，引导群众形成正确、理性的选择纠纷解决途径的观念。

（五）配强力量，严格责任，切实保障“三调联动”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高效运行

首先应进一步加大对该机制建立和完善所需的人、财、物的扶持力度，如可划拨专项资金或设立专项基金等。其次应建立责任追究机制，除了法院外，其他各有关部门同样应自行或统一由地方党委将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有关事项纳入检查考核范围，根据考核结果对有关负责人予以奖惩，以确保该机制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总之，随着社会变革的加速推进和利益格局的持续调整，各类新的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规模扩大化、行为激烈化、客体复杂化的特点，对调解这种化解矛盾的传统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加之由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种调解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功能缺陷，从而使整合调解资源、优化调解方式、提升调解效果成为新形势下调解作用发挥最大化所面临的重要课题。这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进一步统筹各方面力量，建立和完善人民调解、行政司法与司法调解相互衔接和联动的“三调联动”工作体系，切实发挥调解作用，提高调解效率，从而更加有效地构筑起基层定纷止争、维护稳定的坚固防线。

8. 司法调解流程

司法调解流程：1.根据基层调委会协助调处的请求，经当事人口头或书面申请。2.召集双方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调解。3.调解成功，制作调解书。4.如当事人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未执行调解书，告之一方起诉到人民法院。
【法律分析】
司法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相关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以当事人之间私权冲突为基础，以当事人一方的诉讼请求为依据，以司法审判权的介入和审查为特征，以当事人处分自己的权益为内容，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如果发生民事争议，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第三方进行调解。调解可以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调解，也可以进行人民调解。司法调解是一种法定的诉讼程序，是诉讼内的调解，司法调解的范围是法院所受理的所有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司法调解一经达成协议，即发生与法院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司法调解时具有法律效力的，在经调解双方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后，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这也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受理诉讼请求时，认真审核期是否具备被受理的条件。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七条 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由审 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第二百二十四条 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或者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