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私法化

㈠ 从民法总分则体系、法律规范的构造、法律行为概念等范畴，简述近代民法典

民法的意义与近代民法的形成 http://www.lawyeronline.cn/news/list.asp?id=379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自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民法以其自身逻辑获得发展。总的来说，依据一些学者的看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近代民法，即指经过16、17、18世纪的发展，于19世纪西欧各国编纂民法典而获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理论和思想的体系，在范围上包括法、德、奥、日本及旧中国民法等大陆法系民法和英美法系民法。现代民法，是指近代民法在20世纪的发展与修正，与近代民法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是在近代民法的法律结构基础之上，对近代民法的原理、原则进行修正、发展的结果。[1]本文阐述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过程，并力争指出这一发展背后的力量和启示。

一．什么是民法的人文精神？

一部民法史，就是市民社会、民法、人文精神互动的关系史，一部弘扬民法的人文精神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在民法文明这一个历史形态中，人终于或多或少地发现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及对人的本质的占有。虽然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文明会因历史传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地理环境等诸因素影响具有历史局限性，但是只要人文精神是它的精神和追求，那么它引导人民走提升主体性及高扬自由平等精神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否则它不成其为民法。因此作为历史范畴的民法所抽象的"民法人"，一方面具有历史局限性，他要反映并记录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具有历史进步性，他要弘扬和实现民法的人文精神，这是人类认识非至上性与至上性、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在民法文明中的矛盾表现。民法的崇高正在于它以人文精神唤醒人去做一个"民法人"，从而使他在人的解放的道路上前进。所以耶林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罗马法律对世界的征服之所以最为持久，既在于其私法制度的相对完备，更在于其私法精神对人的权利的肯定、对人的关怀已蕴涵了近代、现代民法人文精神的胚胎。

我们认为，民法的人文精神是民法文明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民法文明的价值追求和终极关怀，是民法的最高原则。一方面，它旨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肯定人-物关系中人的主体地位，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另一方面，它旨在弘扬自由的精髓，肯定有限制的自由主义的价值，肯定人-人关系中的自由与平等，对这一关系作出民法回答。简言之，民法的人文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与自由精神。

我们可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市民社会及哲学革命矛盾运动的产物。首先，近代民法肯定提升了人的主体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所有人生而平等享有权利写进了法典，承认了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使人从等级、身份制度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它是以尊重人、肯定人、解放人为己任的；但另一方面，它对人的独立性与平等性的关怀又是形式上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这导致了近代民法关注形式正义、整体正义而忽视实质正义、个别正义和重物轻人、重客体轻主体的现象，使民法降格为单纯的财产法。其次，近代民法以唯理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其灵魂，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为圭臬，与此同时它的革命性又把辩证法的另一面丢掉了，缺少应有的相对的一面和节制精神。所以说，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矛盾的统一，它具有二律背反和形而上学的色彩。一言以蔽之，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片面主体性与绝对自由主义，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近代民法正是这一矛盾在制度上的展开。

二．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

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全面主体性与严格自由主义的统一。具体而言，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表现为对实质正义、个别正义的追求，对人格权的关注以及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等三大近代民法原则的修正与限制。所以说，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近代民法的人文精神的扬弃，是人类朝着纯粹的理想的人文精神前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是对近代民法人文精神中二律背反的克服，具有辩证法的色彩，必将极大推动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一） 现代民法人文精神之全面主体性

1．实质正义

缔造近代民法的先驱们曾在理性主义耀眼的光环下满怀信心地为打造无所不包、能充分预见未来的民法机器而努力。他们相信"只有立法者制定的才是法律，而其他的都不是"，法官只是一台自动售货机，他的任务就是单纯地运用已制定好的毫无漏洞的法律规则。这种认为法律无所不包的立法理念是法律形式理性发达的表现之一，而这往往伤害了实质正义和个别正义。随着哲学史上对科学主义、唯理主义、实证主义的批判，科学与人文再度联姻以及现实法律生活中对形式正义、法典化运动的反思与批判，一场民法学者、立法者和法官们抛弃绝对规则主义、法律无漏洞之说而寻求将理性与人文、理性与经验在民法中统一起来的运动开始了。现代民法对近代民法扬弃的表现之一便在于认识到对人的关怀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人文的，虽然理性也为人文开辟道路，但过度至上的理性显然割断了民法的终极关怀与民法制度之间的脐带。现代民法正在逐渐摆脱近代民法中单面的一般正义，形式上的平等与自由，而努力将一般正义与个别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结合起来，它既肯定所有人平等、自由的价值，又肯定单个人尊严、自由的价值，反对牺牲任何一方。从而努力使民法所关怀的人在制度面前不再被异化，相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句话，现代民法在近代民法基础上使人从单面人走向完整人，从理性人、经济人走向经济人与伦理人的结合，从而使人的主体性由片面走向全面。现代民法的这一努力通过许多方面表现出来，例如两大法系的合流趋势、方法论意义上的归纳法与演绎法的结合等等，但是纵观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这两点最能反映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和人文关怀：一是"从具体到抽象"，表现为现代民法中一般条款的出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二是"从一般到个别"，表现为现代民法在扬弃近代民法"抽象的人格"的基础之上对"具体的人格"的规定。现代民法的这两大趋势从侧面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初步融合。

对于个人法律权利伦理化、人文化的关怀，民法典那种逻辑严密的规定常常提供不了充分的可能，于是在法典中出现了一些"强调相对的社会责任的倾向"。其中一般条款的规定特别引人注目，它作为安全阀的作用众所周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德国民法典》第242条的规定应是现代民法范畴的，无论是在其认识上、还是在实际操作中。该法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著名的一般条款曾经而且现在仍然是契约关系伦理化的突破口。这一条款规定了 "情势变更原则"，"交易基础丧失"，"滥用权利"等原则性规定一起修正了民法典契约法中最初的个人主义的僵硬性。[2]因此一般条款被证明是契约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伦理观念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法律与伦理由分化走向统一的标志之一。瑞士民法典曾被人看作是20世纪第一部民法典，是民法由近代向现代演进的一块里程碑。在这部20世纪的民法典中，欧根·胡贝尔将这样两条规定写在了法典的最前面：第1条第2款：如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根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第2条：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谷ɡ

㈡ 论民法的性质和作用。

民法乃一国法律体系中之基本法,与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共同构成一国之部门法体系,为最重要的法律部门之一。民法的性质表现在四个方面: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民法是私法;民法是实体法;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其中,市民社会的法是民法性质的集中体现。
(一)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
民法者,实乃市民法之简称也,而
市民法者,当为市民社会之法也。何谓市民社会?社会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存在方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依两种方式发生,一种是直接面对其他社会成员而发生,包括家庭成员,另一种是通过国家这一中介而发生。由此形成两种社会关系,前一种社会关系因直接发生于社会成员之间,故其有关内容取决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意志,而后一种社会关系通过了国家的中介,国家必将其意志体现在其中。体现社会成员个人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个人或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体现国家意志的社会关系当以国家或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由此,人所参与的全部社会关系不外乎此两种类型,而社会也就因此可以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证上划分为两种,一种为纯粹由个人作为主体参与的社会,即所谓市民社会,而另一种为有国家参与的社会,即所谓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任何人都总是扮演两种角色、具有双重身份,他一方面作为市民社会的人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作为政治社会的人参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规范市民社会关系的法律就发展成为市民法,它以保护市民社会中人的权利即私权为己任;而规范政治社会关系的法律就是公法,它以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为目的。所以说,民法(市民法)是关于市民社会的法。
尽管人总是既要参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又要参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然而市民社会是其生存之本,市民社会中的经济与人身关系是每一个人都生而必须进入的,所以,市民社会的生活对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市民社会中权利的享有与保障对于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同样是至关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国家中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的,而是为市民即为民众而存在的,国家行使公共权力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和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市民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万不可颠倒。同时,在法治体系尚非尽善尽美的情况下,政治权力的膨胀与扩张必然会导致对私权的挤压与限缩,使政治权力成为凌驾于市民权利之上的强暴工具,所以,必须在对政治权力与市民权利进行正确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发展和完善市民社会,这是实现经济民主进而实现政治民主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二)民法是私法
“民法是私法”这一判断在今天已是学界之共识,然而这一共识的取得在我国却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十余年前这还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即使当时颇具影响的学者与民法教科书都认为“民法即私法的观点已难以成立”)。当然,在认识上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完全正常的。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尽管向无统一的标准,有利益说、效力说、主体说、统治关系说、意思说等,但自罗马法以来人们都承认将法作这样的划分,查士丁尼在《法学总论》中即指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和私法。公法设计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设计个人利益。”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公法就是关于政治权力的结构、行使、效力等的法,而私法就是关于市民权利的取得、行使、效力、保护等的法。一般认为,私法即指民法或民商法,公法则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各种诉讼法等。究其实,私法乃关于私权利与私人利益之法,正如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指出的:“私法是关于个人相互间的关系的法,所以观察个人相互间享有某种特定权利和负有之司法是否适合法律的秩序,就是私法规定的立法着眼点。私法所保护之法律的秩序,主要是该关系当事人之个人利益。 但是,上述现象只表明公、私法的相互渗透与交叉,而决不意味着相互取代,法律社会化也好,私法公法化也罢,都只说明公、私法之间的界限不再象以前那样清晰了,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仍然是可行的、基本的法律分类,公法就是公法,私法就是私法,不能过分强调二者之间的渗透与交叉而否定二者的本质区别。关于这一点,美浓部达吉有精彩之论述:“公法和私法在其相接触的区域极为近似,欲截然区分为二,殊非易事,但是,这和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动物和植物于其相近的领域境界内,彼此的区别也
不常明了一样,不能成为否定两者的区别的理由。”民法的私法属性是民法性质的主要体现,并由此决定了民法私法自治、权利本位的理念与功能。
(三)民法是实体法
实体法与程序法也是法律的基本分类方法之一。其划分标准在于法律的内容是规定法律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本体性权利义务还是规定法律主体在以司法机关为主导的诉讼关系中的程序性权利义务,如属前者则为实体法,如属后者则为程序法。是故,实体法乃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常态交往时的具体权利义务,程序法则决定了法律主体在发生异态交往时即纠纷状态时的诉讼权利义务。民法之内容在于规定私法主体在市民社会交往中具体的财产与人身方面的权利义务,所以民法属于实体法。
与

民法这一实体法对应的程序法是民事诉讼法(包括仲裁法)。学者多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看作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或主法与助法的关系,自不无道理,然须注意,程序法自有其价值与生命,而程序公平与程序正义本身即为法律公平与正义之应有之义,切不可以主助关系而牺牲程序价值以求实体价值。
(四)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按照经典经济学家的分析,可以综合出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即:社会分工;身份独立;交换自由。而民法既是直接在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产生的,又反过来最直接地促进了这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所以说民法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
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首要条件,正如经典经济学家所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民法的所有权制度就是私有制的法律反映,所有权是市民社会主体独立人格的物质前提和保障。而由所有权演变而成的他物权制度又进一步丰富了所有权的实现途径,促进了社会分工。
交换是私有制存在的土壤,没有交换就没有商品经济,而交换的前提是进行交换的人均具有平等的身份和独立的人格,能自由自主地让渡自己的产品和其他财产,处分自己的权利。民法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就是确立市民社会主体的这种适应商品经济需要的平等人格。自然人制度如此,近代民法创立的合伙制度如此,现代民法创立的法人制度也如此。
交换不仅须有身份平等的主体,而且须有贯彻这种平等身份的形式或媒体,使人们能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充分体现在交换的形式与内容中,从而使产品和社会财产的流转能最大限度地符合人们的利益追求,使人们的经济活动最大可能地接近价值规律的要求。这便是民法的契约自由制度。由此观之,民法的确是体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般条件,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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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如何理解西方法律文化私法属性中民法典发达的变现

西方民法典发达主要是出自基督信仰。基督信仰的主线如下：上帝创造了人并为了人的回需要创造了宇宙万物；在答上帝的主权下，人人平等，没有等级之分，只有社会职务和角色之别；每一个人的人权及其自由都是上帝给予的，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损害或剥夺他人的人权和自由，除非这个人违背了上帝对人规定的律法——这个律法是通过摩西十诫显现出来的；因为人离开上帝而堕落而变得贪婪和邪恶，常常情不自禁觊觎、偷窃、抢夺他人的权利甚至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严重偏离上帝对人类规定的道路，甚至失去了人性，对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严重损害，社会管理者意识到私权得不到尊重和保护就没有公义可言，便制定了以尊重和保护私权为基础来体现公义的世俗法律。因为私权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非常广泛，自然相关的法律就应允而生。

㈣ 什么是公法，什么是私法。以及两者关系。

公法是调节公权力关系的，私法是调节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

㈤ 名商法作业求助：为什么说民商法是私法

公法，是调整从属关系，即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是政府的法，私法，是调整平等主体间民事权利义务的法律。民商法调整的是企业、组织、个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民商法中强调是意识自治原则，所以民商法是私法。当然，在私法公法化的今天，民商法中也有公权力的存在，政府为调整民商事的健康发展需要对企业、组织、个人进行一定的权利限制，如公司法中关于公司的设立、公司的解散、破产等规定。但这种公法的规定毕竟只是少数，民商法中大部分法律仍然是对企业、组织、个人的规定，所以民商法是私法

㈥ 名词解释：公法私法化 私法公法化 简答：1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2经济法与民法关系（从目的、作用、调整范围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指能够全面反映它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客观要求，体现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对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1)提高经济效益原则经济放益是投入与所获得的产出比较。提高经济效益就是以尽量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提高经济效益是我们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从提高经济放益出发，行使各项经济权利，履行各项经济义务。经济效益是否提高，是衡量我国经济法制建设是否健全和完善的主要标准，是检验我国经济法制建设是否成功的关键条件。(2)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责、权、非'1相结合的原则是经济法的J项最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生活中必须贯彻和体现的一项原则，是处理国家同各级管理组织、企业相互间关系的原则O责是各级管理组织和企业必须对国家或社会承担的经济责任;权与责相对，是各级管理部门和企业应当享有的权利;利即是物质利益口只有对国家对社会尽责，才能享有一定的经济权利，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3)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是指在经济法的制定、贯彻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由于我国现在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情况，每个经济法的主体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但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经济法主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兼顾国家、组织、个人利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国家通过制定有关的经济法，使企业有经营自主权，增强了活力，提高了效益。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使国家增加财政收入，保证国家的利益，也使投资人通过自己的投资获得一定的收益。而在企业内部，正确处理企业与个人的关系，就是要求企业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把个人的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联系起来，充分调动员工个人的积极性。(4)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主要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立法工作，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法规。其中特别要加强经济法的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经济关系需要用法律来确认、规范和巩固，各种经济法的主体权益也要由法律加以保障。经济法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有力工具，是实现反映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规范.

㈦ 目前我国民法领域有哪些前沿问题

民法前沿问题

从各国和我国民法学研究的重点看，近年来民法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

一、公法与私法的关系

目前，我国已经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公法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民法学者的研究成果，如环境权的公法与私法保护、公法上的请求权与私法上的请求权、人格权的公法渊源和私法渊源、法律行为中的国家强制与私法自治、物权法定原则中的强制与自由等。我国正处于改革时期，妥善处理公法与私法的关系显得越来越重要。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直接对应的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分模式。国家与社会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同生共长、相互促进的关系，最终促进国家的善治。任何一方的力量过小都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这既是理论的逻辑，也是人类历史展现的逻辑。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公民政治冷漠、公共领域淡泊、公民与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的情况下，尤其应注意这一问题。在我国，不能走强调私法自治而忽视国家作用的极端，也不能因为强调国家的推动作用和主动性而忽视了群众的改革想象力和创造力。事实上，制度的形成总是社会自组织和国家推动合力的结果。中国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如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日趋壮大，吸纳能力增强，这为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在我国，虽然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已经成为法学界的常识，但是，公法与私法关系的真正澄清和厘定，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民法学界有学者讨论过德国法关于宪法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很多学者也都注意到了“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倾向，但大多数议论以宏观纵论居多，鞭辟入里、细致精微的微观问题分析较少。在一切部门法学中，民法学应是最擅长微观分析的学科。在公法与私法的两分已经达成共识的学术背景下，我们需要讨论更为细致的公法与私法的关系问题。如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与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执行职务侵权行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某人被公安机关无端羁押，在决定赔偿数额时，应适用何种法律？如果对这类侵权行为都适用国家赔偿法，那么国家减轻其责任的合法性是什么？民法通则的规定还有什么价值？

我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引起公众关注的公法、私法交融的案件，如山东的受教育权被侵害案。对于本案，公法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而民法学界相对寂然得多。民法学家研究的是私法问题，是社会的秩序问题，但关注公众事务，似乎也应该是我们的社会担当，也是我们的职业（或许还是一种天职）。

二、大规模侵权、风险与赔偿

在西方，因为技术的有限性和经济效益的驱动，因为产品责任而造成的大规模侵权相当严重，劳动者和消费者遭受的损害也相当严重。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石棉造成的损害。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就确认石棉是一种致癌物质，但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替代材料，石棉在工业生产中仍然被广泛使用。近年来最为突出的例子是，瑞士的ABB公司1990年收购了生产锅炉的CE公司。这一收购将ABB公司带到了亏损的边缘。这是因为CE的锅炉产品使用了含有致癌物质的石棉为隔热材料，10万名接触过这种锅炉的人（不包括CE员工）对ABB提起集体诉讼。过去10年，ABB为此先后支付了8.65亿美元的赔偿，官司却仍未了断。日本的一些健康专家预计，因石棉导致的癌症大潮还没有正式到来，在未来的40年中，日本将有10万人死于石棉引发的各类疾病。美国总统布什在2006年3月的电话讲话中，甚至还专门提到“滥用石棉损害诉讼”，呼吁要改革石棉官司的司法程序。

因为科技、权利意识以及救济技术等原因，中国的石棉损害还远远没有引起索赔风潮。但我国仍是石棉生产国，石棉制品仍被广泛应用。有专家指出，如不及时采取限制措施，石棉将成为我国公共卫生的极大隐患。目前，我国比较多发的是矽肺，这也是一种较为长期的损害。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矽肺的潜伏期不如石棉损害长。

大规模侵权涉及现代社会的风险分配问题。其各项法律制度的设计也是一个风险分配问题。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指出，晚期工业社会则主要通过反思现代化、技术民主化、全球风险控制体系来控制。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还参与了掩盖风险真相的活动。风险分配的利益平衡必须考虑以下问题：第一，潜在损害发生之前，有关损害的知识几乎都为厂商所掌握，消费者和劳动者可能一无所知。吉登斯依据其对现代国家变迁中知识/符号系统功能的考察，指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成员对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无法独立做出风险判断。但是，在损害发生后，消费者和劳动者则可能获得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这样，让厂商承担责任就在双方的信息获取能力上达成了一定的平衡。第二，厂商往往因风险而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已被豁免了与技术有限性有关的责任，再免除其潜在损害的责任，社会政策上未免失衡。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由于技术的有限性、劳动力的过剩、国家执法能力与风险管理和控制水平的不足，我国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几乎还处于“失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让消费者和劳动者承担经济发展的成本，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无疑是不公平的：可能是很多人付出各种代价，成就了一个企业。第三，如果厂商不承担潜在损害的赔偿，可能会造成败德行为，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初期信用失范的时期。厂商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则至少可间接促进各种社会保障法以及产品责任法的适用。

大规模侵权还涉及许多问题，如公益诉讼的启动、诉讼时效、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等，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其他相关学科来研究，目前美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我国的研究还刚刚起步。

㈧ 民法是公法还是私法

法律分析：民法是一部私法，民事诉讼法是一部公法。公法跟私法的最主要区别在于部门法当中是否涉及到国家权利，是否涉及到国家的强制性规范。民法主要是调整社会当中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它更加强调的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和自愿，国家一般并没有插足，国家强制力没有体现在民法当中。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㈨ 急求！！！中西古代法律文化的异同

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法的观念上。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因此，在传统上，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以为法即是刑法。这种观念源于中国古代法的特殊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加强。刑与暴力相联系，而且最初主要是针对异族的，后逐渐转化和扩大到在性质上类于异族的所有违犯礼教的人。刑归根到底是一种血缘集团性的压迫法，并长期局限在血缘范围内。西方法的观念主要以权利为轴心，这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国家与法肇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社会妥协的结果。所以，尽管这种法不能不因社会集团力量的消长而偏于一方，也不能不因为它是国家的强制力而具有镇压的职能，但它毕竟是用以确定和保护社会各阶层权利的重要手段，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
中西法律文化的另一个差异是法的本位，也即法以什么作为其权利义务的基本单位。在最早的时期，中西法律都是以氏族或扩大了的氏族（部族、部落联盟等）为本位，但在古代世界的转换过程中，却走了两条日益分离的道路。中国法律走上了一条从氏族／部族到宗族／家族再到国家／社会的集团本位道路，这可以图示为氏族／部族→宗族／家族→国家／社会，其特点是日益集团化。西方的法律本位则经历了一条从氏族到个人再经上帝／神到个人的道路，图示为氏族→个人→上帝／神→个人，其特点是日益非集团（个人）化。不过，本世纪以来，中西法律的本位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国，个人在法律中的地位愈益提高，而连带主义、民族主义则对西方法律本位一度产生了非个人化的影响。
从法律文化所体现的性质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西方法律文化传统上是一种私法文化。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中国传统法律中确有关于民事、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在性质上都被刑法化了，也即以刑法的规定和方式来理解和处理非刑事问题。西方法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的私法文化，其主要标志是民法和商法的发达。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西方法律在近代以前的刑事民法化和近代以来公法的发展及其私法化现象。
伦理化与宗教性可以说是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上最具对极性的差异。传统中国的法律在西汉以后逐渐为儒家伦理所控制，儒家伦理的精神和原则日益规范着法律的变化和发展，至隋唐终使中国法律完全伦理化，这一情形延及清末而毫无变化。儒家伦理使传统中国的法律成为一种道德化的法律，法律成为道德的工具，道德成了法律的灵魂。这不仅使传统中国法律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也从根本上阻碍了它向现代的转变。西方法律文化从罗马开始就受基督教的影响，到中世纪时，基督教逐渐控制了世俗的法律，虽然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使政教分离，法律在整体上摆脱了基督教的束缚与控制，但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并且深入到西方法律文化的思想和制度深处。
中西法律文化在体系和学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中华法系”母法的传统中国法律文化是一个带有封闭性的体系，而代表西方法律文化的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是开放性的。这种不同的结构形态是由它们所属的社会机制所决定的，并随着社会本身而变化。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进行注解的律学，缺乏西方那种围绕正义而展开的具有批判功能的法学。“律学”与“法学”虽然只有一字之别，但它是两种形态的法律文化的反映。
应该承认，同为人类文化组成部分的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与冲突的同时，也有相似、相近、相通之处。从根本上说，每一文明都有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不同文明的理想自有差异，但都是人类心性的表现，都是人类对生活秩序化和正义性的追求。这提示我们，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

㈩ 关于民法中私法和公法的区别

公法、私法的划分，始于罗马法时代。而把这种划分与经济法联系起来，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面临着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大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认识公法、私法划分的价值及其对经济法形成的影响。 一、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 １．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 关于划分公法、私法的标准，法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一为利益说（目的说），即以规定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为公法，规定私人利益的则为私法。 二为意思说（意志说），即以规定国家与公民、法人之间的管理服从关系的为公法，规定公民、法人相互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则为私法。 三为主体说，即以规定国家或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作为主体一方或双方的为公法，规定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的则为私法。 从上述学说中可以看出一定的共同性，这就是，社会生活中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不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需要国家公权力参与的关系，于是产生了作为不同调整手段的公法、私法。 但上述任何一种学说都存在难以解决的某些问题。比如说，作为私法的民法既维护个体利益，也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作为公法的税法既维护国家利益，也要维护个体利益，因而利益说就不确切。企业内部也有管理服从关系，国家机关之间也有平等关系，因而意思说就不全面。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股东）参加的关系并非公法关系，同一级别的政府机关之间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发生的监督和制约关系并非私法关系，因而主体说就不严密。 ２．可否按综合说来划分公法、私法 综合上述各种学说，可否按照法律调整范围和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殊性，给公法、私法的区分确定这样一个标准：公法关系属于国家管理的事务，其主体至少有一方为代表公权力的国家机关或依法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私法关系属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事务，其主体各方法律地位平等。 假如这种综合说能够吸收上述各种学说的合理性而又避免了它们的局限性，那么这个划分标准大体还是可行的。 至于有人以为公法是指公有制的事物，私法是指私有制的事物，那是一种常识上的误解。 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１．为什么重提公法、私法划分的问题 过去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理论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问题大都持否定的态度，或者采取回避的办法。引经据典往往就是列宁１９２２年说过的一段话：“目前正在制定新的民法。……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现在来看，当时的这种认识受到了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思想的影响。可惜列宁去世太早，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社会社会的发展规律问题。苏联的网络全书、法学著作众口一词地指责公法、私法的划分，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公论。公法、私法的划分在一定意义上确是模糊了法律的阶级性，但它有没有某些科学的成分呢？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步得到解放，实事求是地探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许多法律问题提出来了：市场经济的法律基础是什么？国家宏观调控属于什么性质的法律规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究竟应以什么作为基本结构？在此情况下，公法、私法划分的问题重新摆上了法学论坛。 ２．必须承认区别，正确划分 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是商品，马克思正是从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一国法律制度的最单纯的因素是具体规范，而任何一个规范或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所以我们应当从公法、私法两类法律因素开始研究社会的法律结构。 （１）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需要不同性质的实体法予以调整。实体法是规定实际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如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等。一般认为，前三类属于公法，后一类属于私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成为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就经济领域的法律调整而言，凭借国家权力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的为公法，如宏观调控；国家不直接介入，由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行决定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为私法，如订立货物买卖合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法律关系时指出：“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么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 〔１〕 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分别由公法、私法调整，公法立足于社会本位，私法立足于个体本位，这种划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能够成立的。 （２）处理经济关系的实体法不同，也影响到相关的程序法。具有行政性质的经济纠纷适用行政诉讼，如税务纠纷、罚款纠纷；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纠纷则适用民事诉讼或民间性质的仲裁，如合同纠纷、消费者权益纠纷。 （３）处理经济纠纷的机构亦有管辖的分工。外国的行政法院、中国法院的行政审判庭，受理行政性质的案件；外国法院的民事、商务审判庭和中国法院的民事、经济审判庭，受理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纠纷案件。 （４）最后，公法、私法调整不同的经济关系，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公法中实行法定原则（但行政机关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可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法规定不得被私人约定所变通；私法中既实行法定原则，也实行约定原则，若是强制性规范，法定优于约定，若是任意性规范，约定优于法定。公法关系中的行政权力是不能放弃的，但行政相对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私法关系中当事人双方都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但以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限。 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划分公法、私法的根本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法、私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对它们作出适当的区分也是必然的。过去搞计划经济，公法掩盖了或者说取代了私法关系；现在搞市场经济，应当恢复私法的本来面目，因为市场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于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关系。 公法和私法两种因素是现代社会法律制度的基本结构。私法的实质是保障合法权利问题，公法的实质是正确运用权力（准确地说是公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问题。换言之，是关于“民本位”和“官本位”的关系的问题。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既要有私法，又要有公法，而且可以说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体系是以私法为基础，以公法为主导的，许多经济法律正是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的结合体。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自主经营，从法律角度上考察，正是公法、私法两种因素分别作用和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必须承认公法、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它们的界限。有些学者将问题提得更加尖锐，认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得区分并真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２〕的确，政府的职能和行为的规范化，企业（公司）的组织和行为的规范化，莫不与法律的科学性相关。公法、私法的划分和组合是法律的 科学性的集中表现，应当成为一门高层次的管理科学。 参考资料 http://www.jcrb.com/zyw/n560/ca3592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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