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刑法流变

⑴ 外国刑法对于越狱罪是如何处罚的

越狱怎么量刑写回答
越狱怎么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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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ng580
知道合伙人公共服务行家 推荐于 2017-09-08

分为三种情况：
一：暴动越狱罪，是指在押罪犯有组织地使用暴力，公然越狱逃跑的行为。
暴动越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组织越狱罪，是指狱中的罪犯有组织、有计划地逃往狱外的行为。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他参加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三：聚众持械劫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是指狱外的人聚众持械劫夺被监禁在狱中的罪犯的行为。
对聚众劫狱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脱逃罪，是指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从羁押和改造场所逃走的行为。
犯本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五：本罪是指劫夺押解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特别要说的是，犯以上几条的，都是以加刑的方式进行。比如：以前被判了10，那越狱被抓后，严重的话就要服20年或是死刑。
另外，自首情况除外。

⑵ 外国法制史的历程及历史意义

第一编 古代法律制度

第一章 楔形文字法律

第一节 楔形文字法律的一般概况

第二节 汉穆拉比法典的制度、结构及其历史地位

第三节 汉穆拉比法典的主要内容”

第二章 古代印度法律制度

第一节 古代印度法律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古代印度法律的基本特点

第三节 《摩奴法典》的结构、基本内容和影响

第三章 古代希腊法律制度

第一节 古希腊法律的特点

第二节 雅典宪法

第四章 古罗马法律制度

第一节 罗马法的一般概况

第二节 罗马私法的基本制度

第三节 罗马法的影响



第二编中世纪法律制度

第五章 日耳曼法

第一节 日耳曼法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特点

第二节 日耳曼法的基本制度

第六章 法兰西王国法律制度

第一节 法兰西王国法律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法兰西玉国的形成和发展

第七章 英吉利王国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英吉利玉国法体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英吉利王国法律的基本制度

第八章 中世纪西欧罗马法、城市法和商法

第一节 罗马法

第二节 城市法和商法

第九章 教会法

第一节 教会法的形成和演变

第二节 教会法的基本制度

第三节 教会法的作用与影响

第十章 中世纪伊斯兰法

第一节 伊斯兰法的形成和发展

第二节 伊斯兰法的渊源和特点

第三节 伊斯兰法的基本制度



第三编近代法律制度

第十一章 英国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第二节 英国法律的基本特点与英国法系的形成

第三节 英国法律的基本制度

第十二章 美国法律制度

第一节 美国法律制度 形成和发展及其与英国法律的关系

第二节 美国宪法

第三节 美国法律的基本特点

第十三章 法国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法国革命后法律的发展

第二节 宪法和行政法

第三节 法国民法典

第四节 法国民法典

第五节 诉讼法典

第十四章 德国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德国统一后法律的发展

第二节 1871年帝国宪法

第三节 1900年帝国民法典

第四节 1871年德国刑法典

第十五章 日本法律制度

第一节 日本近代法律制度的形成

第二节 日本德国宪法

第三节 日本民法典

第四节 日本刑法典

第五节 日本诉讼法典



第四编现代法律制度概述

第十六章 英国法律制度

第一节 现代英国法律发展趋势

第二节 宪法

第三节 财产法

第四节 契约法和侵权行为法

第五节 家庭法和继承法

第六节 商法、社会立法和经济法

第七节 刑法

第十七章 美国法律制度

第一节 现代美国法律制度的一般变化

第二节 宪法

第三节 民商法和经济法

第四节 刑法

第十八章 法国法律制度

第一节 宪法的发展

第二节 民法、经济法和社会立法

第三节 刑法的发展和1985年刑事诉讼法典

第十九章 德国法律制度

第一节 魏玛宪法

第二节 法西斯专政的法律制度

第三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制度

第二十章 日本法律制度

第一节 现代日本法律制度的变化与改革

第二节 宪法

第三节 民法的变化和经济法的发展

第四节 刑法的变化

第五节 司法制度

第二十一章 第三世界国家的法律制度

第一节 苏联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创建与发展

第二节 苏联宪法

第三节 苏联民事立法

第四节 苏联刑事立法

第五节 苏联司法制度

绪 言

一、外国法制史学科的对象和范围

1、外国法制史是以外国历史上各种类型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和法律制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包括法律发展史和法律制度史两方面的内容。

2、确定科学范围的原则。

3、外国法制史同其他相邻学科一一外国经济史、外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和外国部门法史等的关系。

二、外国法制史的时期划分

1、时期划分的原则。根据社会经济形态和与其相适应的不同法律类型和法律制度的特征进行划分。

2、外国法制史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古代法律制度；

中世纪法律制度；

近代法律制度；

现代法律制度。

三、外国法制史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意义

1、外国法制史是法律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们综合基础学科。

2、研究、学习外国法制史的意义：帮助我们掌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认识法律问题的方法，并提高这方面的能力；扩大知识面，为掌握法学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批判继承外国优秀法律的历史遗产，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提供参考、借鉴的资料；弄清来龙去脉，更好地了解当代主要的法律制度及其发展趋势。

四、外国法制史的学习方法

针对外国法制史同其他法学课程不同的的特点，在学习方法上应注意以下几点：

1、要掌握基本的历史发展线索。

2、采用比较的方法，明确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

3、要循序渐进，注意弄懂难点，掌握重点，兼顾一般。

4、要初步具备世界史知识和主要部门法学知识。

⑶ 外国最残忍的刑法

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复制一大堆的人~~人家问的是外国最残忍的刑法~~~~`~我觉得是铁处女~
致命的拥抱：铁处女（Iron Maiden）

翻开拷问史，在众多关于拷问器具的记载当中，以人体形状为模型制作的器具最多。这种器具往往都有左右对开的两扇门，门里面装置有尖锐的钉子，一关上门，里面的人就会体会到铁钉刺穿身体的疼痛。在这类刑具中最为有名、而且不得不提的就是德国的“纽伦堡铁处女”。

让人意外的是，这种怪异的处刑工具竟然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最早的记载是一名公元前二零五年至一九四年，统治斯巴达的暴君那比斯（Nabis）。他经常会说：“如果我无法说服你，或许我美丽的爱琵加（Apega）可以。”然后，这个倒霉的家伙就会被领到一个以暴君美丽妻子为外型的雕像面前，雕像的双臂上有尖利的刀刃，受刑者就会在这致命的拥抱中被杀死。

接着，西班牙人为了拷问那些不愿意改信天主教的异教徒，也研发出了类似的工具来。这具雕像通常是由僧侣所雕刻，外面会披上薄纱，手中则拿着象征信仰的旗帜，外型则是代表着圣母玛丽亚。由于大多数的拷问室都在地窖中，受刑的异教徒必须走过一段长长的阴森、黑暗、潮湿的走廊之后，才会看到这个恐怖的刑具。行刑者会大声的念诵一段句子，其意为即使你是异教徒，圣母依旧愿意拥抱你。然后，装有尖刺的双臂同样会收拢，让受刑人的上身被刺穿。在这样的状况下，行刑人会继续审问犯人，要求他认罪，否则就会继续收拢雕像的手臂。

起初这种刑具只用来惩罚叛教或是污辱圣人的犯人，但稍后它也被用来当作处罚叛国和图谋不轨的刑罚。在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德国纽伦堡的铁处女了！至今大部分的铁处女外型都是仿造这台原型机所创造的，唯一可惜的是在同盟国一九四四年二次世界大战轰炸德国时将它毁掉了，因此目前并没有保留下来。德国人的手艺果然是最精巧，整个刑具可说是当时工艺的结晶！

由于史书中对该种装置的使用情况记载得不是很多，所以很难判断这种刑具的存在是传说还是事实。因为关于拷问的史料文献都是以19世纪的研究为基础，而当时的研究受浪漫主义思想和民间传闻的影响较深。而有关“铁处女”使用的记载很少，从1515年8月15日第一次使用该装置起，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当天，法官把受刑者关入“铁处女”中，门只是“稍稍”地关了一下：“钉子尖锐的前端慢慢刺入了那男子的身体，先是手腕，然后是脚等其它几个地方，接着是小腹、胸、膀胱和局部肌肉，接下来是眼睛、肩膀和臀部。看上去虽然很疼，但还不至于立刻要了犯人的命。这期间那男子不停地发出凄惨的叫声，显然他非常痛苦，就这样连续哀号了两天他才死去。”根据这篇文章的记载，恐怕当时的“铁处女”内侧各个地方都装有铁钉，靠改变钉刺的不同部位进行拷问，而且铁钉还是可以活动的，尤其是会引起剧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处的铁钉是可活动的，执行人故意把这些地方的铁钉稍稍向外拔了一点，这样可以延长受刑人的痛苦。

18世纪后，纽伦堡逐渐取消了审讯时实行拷问制度的习惯，在1784年出版的旅游指南中，明确记载有“‘铁处女’这一可憎的、令人战栗的拷问器具，成为了弗雷德利克_巴尔巴罗萨时代的古董”的字样。虽然该书把时代弄错了将近400年（弗雷德利克_巴尔巴罗萨时代比中世纪还要久远），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当时的“铁处女”已经成为博物馆中的收藏品了。

铁处女的外表像个人型棺材，内侧各个地方都装有可活动铁钉，靠改变钉刺的不同部位进行拷问。尤其是会引起剧烈疼痛的地方和靠近致命处的铁钉是可活动的。执行人故意把这些地方的铁钉稍稍向外拔了一点，这样可以延长受刑人的痛苦。该刑具有四个基本特征，这四个基本特征也充分显示了其非人道的特点。
一，若从小孔向里面钉入长钉会把受刑者的身体打通。为了增加受刑者的痛苦，还特地避开了受刑者的致命要害。由于该刑具是垂直放立的，因而受刑者在桶棺内完全是被铁钉悬挂起来的。
二，桶棺内的空间极其狭窄，这会不断地带给受刑者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三，这种刑具虽然四面也有对开的门，但即使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受刑者也跑不掉。
四，该刑具的桶壁做得很厚，不开门的话在外面是听不到受刑者的呻吟声和惨叫声的。而且假如中途把门打开，再关上时，铁针还会刺入受刑者身上同样的伤口之中，因此根本不要奢望能够减轻临死前的痛苦。

如果只有这样，德国其实也不配被称作世界工艺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经过刚刚的一番折腾之后，很显然铁处女内部已经一片狼藉，要把尸体处理掉就成了很恶心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德国人在铁处女底下安置了一整条垂直的地道，行刑者只需启动机关，打开暗门，尸体就会直直落下。在地道的尽头则是一连串转动的刀刃，结合上尸体从高处落下的冲击和锐利的刀刃，这倒霉家伙的尸体就会被切成碎片，正好落入纽伦堡中的培革尼兹河，最后流入莱茵河中。行刑者最后只需要把血水冲入隧道中就可以保持干爽清洁。
取自http://ke..com/view/874666.html?wtp=tt

⑷ 能不能简单说明下外国刑法与我国刑法的比较 谢谢啦

没什么区别 共同点是枪毙了都复活不了！谢谢 给分

⑸ 外国刑法中新旧两派的争议（观点，内容）

伦理价值评价与社会秩序价值评价、道义非难与防卫观念的对立,由于这些对立,以致新旧两派刑法理论长期争论不休

近代西方刑法新旧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
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剧变。与此相关的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法律制度的变革亦时不我待。《钦定大清刑律》[①]便是晚清修律的标志性成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西方刑法理论新旧两派激烈争论的时期。东邻日本，刑法学界也掀起了新旧学派理论争论的热潮。日本1907年的刑法典就是在新派理论指导下制定的。深受传统律学影响的中国法学界，当时还无力形成刑法学派，更谈不上参与新旧两派刑法理论的争论，但这并不说明晚清刑律的变革未受到新旧刑法学派理论争论的影响。事实是，清末的修律者们已注意到西方刑法学派的理论差异，在起草刑律时是有取舍的。很难说模范日本近代刑法，移植大陆法系刑法制度的《钦定大清刑律》是在那个刑法学派影响下制定的，但通过日本刑法学家冈田朝太郎及其他渠道传入中国的新旧刑法学派理论烙印的确打在了《钦定大清刑律》上。探讨西方新旧两派理论对《钦定大清刑律》的影响，既可以探明中国刑法近代化迈出第一时的理论高度，又有助于理清民国刑法变化的理论脉络。

一、刑法基本原则

西方三大近代刑法原则对《钦定大清刑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原则均是西方启蒙思想的产物，是构成近现代刑法的柱石。旧派理论视为圭臬，晚清刑律改革在基本原则的采用上倾向于古典的旧派理论，特别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明确规定，删除比附，禁止类推较集中地体现了旧派的理论。基于三权分立和心理强制理论的罪刑法定主义原则首次引入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古典刑法学派的强大生命力。同时，立法者们也注意到了新派理论关于刑法基本原则含义的诠释，比如，《钦定大清刑律》在吸纳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时，除了旧派的报应论的思想基础外，也接受了新派功利论的思想，注意教育刑的价值，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感化教育便是例证。

（一）《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一，明确宣告罪刑法定原则，否定比附类推。《钦定大清刑律》第10条规定：“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②]这是我国刑法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的“罪刑法定主义”，沈家本在奏进呈刑法草案折中详细陈述了立法理由：“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已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罪，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因此三弊，故今惟英国视习惯法与成文法为有同等效力。此外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本案故采此主义，不复袭用旧例。”[③]冈田朝太郎认为《钦定大清刑律》“禁比附援引，可谓中国刑律上之一大革命。”[④]

其二，严格刑法解释。《钦定大清刑律》虽然明确了罪刑法定原则，否定了比附类推，但并不排斥对刑法的自然解释，若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必须符合严格解释的原则。民国初年刑法学者在解释这一条款时作了补笺；“本例虽不许比附援引，究许自然解释。自然解释者，即所犯之罪与法律正条同类或加甚之时，则依正条解释而通用之也。同类者，例如，修筑马路正条只禁止牛马经过，则象与骆驼自然在禁止之例是也；加甚者，例如，正条禁止钩鱼，其文未示及禁止投网，而投网较垂钩加甚，自可援钩鱼之例以定罪是。”[⑤]

其三，法不溯及既往。《钦定大清刑律》第1条规定：“本律于凡犯罪在本律颁行以后者适用之；其颁行以前未经确定审判者亦同，但颁行以前之法律不以为罪者不在此限。”沈家本先生在1907年的草案中阐述了立法理由：“本条定刑法效力之关于时者。第一项规定本于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与第十条规定采用律无正条不处罚之原则相辅而行，不宜偏废也。第二项前半指犯罪在新律施行前，审判在施行后，定新旧二律之中，孰当引用也。关于本题之立法例有二：一为比较新旧二法，从其轻者处断之主义。法国刑法第四条，比国刑法第二条，德国刑法第二条，匈牙利刑法第二条，和兰刑法第一条第二项，纽约刑法第二条，日本现行刑法第三条第二项，日本改正刑法第六条第二项，那威刑法第三条等皆本乎是。二即不分新旧二法，概从新法处断之主义，英国用之。我国明律亦主此义。本朝虽有第一主义之例，然律之本文，仍有犯在以前并依新律拟断之规定。议者谓被告犯罪之时，已得有受当时法律所定之刑之权利。诚如此说，应一概科以旧律之刑，不应复分新旧二律之轻重也。况人民对于国家并无所谓有受刑权利之法理也。或又谓若使新律重于旧律，而旧律时代之犯人科以新律之重刑，则与旧律时代受旧律轻刑之同种犯人相较，似失其平。诚如此说，则使新律施行之后，仅此旧律时代之同犯犯人科以旧律之轻刑，彼新律时代之犯人据新律而科重刑者，若互相比较，则又失其平矣。或又谓刑失之严不如失之宽。从新律之轻者，所以为宽大也。然刑不得为沾恩之具，非可严亦非可宽者。夫制定法律，乃斟酌国民之程度以为损益。既经裁可颁布，即垂为一代之宪章，不宜复区别轻重宽严也。欧美及日本各国多数之立法例，所以采用第一主义者，盖受法国刑法之影响。而法国刑法之规定则其时代之反动耳，于今日固无可甄择者。我国自古法理，本有第二主义之立法例，此本案所以不与多数之例相雷同，而仍用第二主义也。第二项后来颁行以前之律例不为罪者，不在此限。其旨与前微异，盖一则新旧二律俱属不应为之罪恶，不过轻重之差。一则新律虽为有罪，而旧律实认许其行为，因判决在后，遽予惩罚，有伤期刻也。”进而，沈家本先生在案语的“注意”部分指出：“第一项既采用刑法不溯既往之原则，新刑律施行以前之行为，在新刑律虽酷似有罪之行为，不得据新律之规定而罚之。第二项指未经确定裁判者，虽已有宣告，仍得依上诉而变更之。凡案件具此情节，检察官即得上诉而请求引用新律。其上诉方法及其限制一以诉讼法为据。”[⑥]

其四，《钦定大清刑律》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在总则罪行法定原则的精神指导下，在分则中对各种犯罪作了明文规定。分则中共规定了侵犯帝室罪等36类罪名，从而为司法实践的定罪活动提供了明确的标准。

其五，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犯罪的法定刑。《钦定大清刑律》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即在法律条文中规定一定的刑种、幅度，并确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它体现了相对罪刑法定的精神。例如，第四章“妨害国交罪”中的第120条规定：“对外国君主或大统领有不敬之行为者，处二等至四等有期徒刑或二千元以下二百元以上罚金。”分则中类似规定，比比皆是。这样，可以使司法官在法定刑的刑种和幅度内根据案情做出正确宣判。同时也避免了绝对罪刑法定原则过于僵化的弊端。

（二）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钦定大清刑律》引入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并将其精神体现在众多的具体条文中，大体看来，以下方面较集中地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第一，法律适用的主体平等。法律适用上的主体平等是罪刑相适应的前提。如果有人犯了罪可以享受种种特权，便谈不上罪刑相适应了。为此，《钦定大清刑律》第2条至第8条规定了刑律对人的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本律于凡在帝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其在帝国外之帝国船舰内犯罪者，亦同。”从而否定了因身份不同而导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取消了中国封建法律中长期存在的议、请、减、赎、当、免等特权。为平等的适用法律，在立法上创造了条件。

第二，确立了近代刑罚体系。罪刑相适应需要有科学的刑罚体系相配套，《钦定大清刑律》第37条规定：“刑分为主刑及从刑。主刑之种类及重轻之次序如左；第一，死刑；第二，无期徒刑；第三，有期徒刑；(一)一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以下，十年以上，(二)二等有期徒刑——十年未满、五年以上。(三)三等有期徒刑——五年未满，三年以上。(四)四等有期徒刑——三年未满，一年以上，(五)五等有期徒刑——一年未满，二月以上；第四，拘役：二月未满，一日以上；第五，罚金；一元以上。从刑之种类如左：第一，褫夺公权；第二，没收。”《钦定大清刑律》所确定的刑名，深受日本1907年刑法的影响，1907年日本刑法废除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取消了徒刑、流刑的名称。将主刑分为死刑、惩役、禁锢、罚金、拘留、科料六种，没收为附加刑。剥夺公权由特别法加以规定，未列入刑法典中。《钦定大清刑律》中的刑罚体系比日本新刑法中的刑名更简洁、更概括、更清晰。虽然有些地方尚待完善，[⑦]但总体上看，这个刑罚体系按照各种刑罚方法的轻重次序分别加以排列，相关刑种互相衔接，结构严密，主附配合。这样，既能根据已然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予以适用，具有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痛苦的惩罚性，从而体现报应的意蕴；又能根据未然的犯罪的可能性大小加以适用，例如剥夺自由，限制自由，剥夺财产等刑罚，都具有遏制再犯的功能，从而达到功利的目的。科学的近代刑罚体系的确立，为实现罪刑相适应原则奠定了基础。

第三，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钦定大清刑律》根据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同，规定了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其一，防卫过当，紧急避险减轻处罚。第15条规定：“对现在不正之侵害，而出于防卫自己或他人权利之行为，不为罪；但防卫行为过当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第16条规定：“避不能抗拒之危难、强制而出于不得已之行为，不为罪；但加过当之损害者，得减本刑一等至三等。前项之规定，于公务上有特别义务者，不适用之。”其二，未遂犯、中止犯减免处罚。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犯之为罪，于分则各条定之。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第18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已意中止者，准未遂犯论。得免除或减轻本刑。”其三，在共同犯罪中，规定从犯减轻处罚。第31条规定：“于实施犯罪行为以前帮助正犯者，为从犯。得减正犯之刑一等或二等。教唆或帮助从犯者，准从犯论。”其四，数罪并罚。第五章为俱发罪，分别情况，对俱发罪进行了详细地规定。以上种种轻重有别的处罚原则，都体现了《钦定大清刑律》中的罪刑均衡原则。

第四，规定了近代刑罚制度。《钦定大清刑律》的立法者们洞察世界刑法理论发展态势，借鉴了新派刑法理论规定了一系列刑罚制度。其一，累犯制度。第五章为“累犯罪”，“凡已受刑之执行，复再犯罪，此其人习于为恶，实为社会之大憝。若仍绳以初犯之刑，有乖刑期无刑之义，故本章特设规定。”[⑧]所谓特设规定，主要指累犯加重的规定。”其二，自首制度。第九章为“自首制度”，第51条做了一般规定：“犯罪未发觉而自首于官受审判者，得减本刑一等。犯亲告罪向有告诉权之人首服，受官之审判者，亦同。”沈家本阐述了自首减轻的理由“自首减刑为奖励犯罪者悔过投诚而设。各国多数之例，惟认特别自首者，著之于分则。其有规定于总则者，盖缘于中国法系也。自首必须备具四要件。(一)自己之犯罪；(二)必于觉前，若于发觉后告言已罪，乃自白非自首；(三)告知于官，惟例外告知被害者亦准自首法；(四)于官署就审判。四者不备即不得将予自首也。”[⑨]符合自首条件者可减轻处罚。其三，酌减制度。第十章为“酌减”，第54条规定：“审按犯人之心术及犯罪之事实，其情轻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为裁抑犯罪，制定分则以下各条。然同一犯罪，情节互异，若株守一致，则法律之范围过狭，反致有伤苛刻。故予裁判官以特权，临时酌量犯人之心术与犯罪之事实，减一等或二等也。”[⑩]其四，缓刑制度。冈田朝太郎不仅把西方的缓刑制度首次引进日本刑法，而且又把这一制度引入中国。第十二章为“缓刑制度”，第63条规定：“具有下列要件，而受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自审判确定之日起，得宣告缓刑五年以下，三年以上：(一)未曾受拘役以上之刑者；(二)前受三等至五等有期徒刑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七年，或前受拘役执行完毕或免除后逾三年者；(三)有一定之住所及职业者；(四)有亲属或故旧监督缓刑内之品行者。”其五，假释制度。第十三章为“假释”，第66条规定：“受徒刑之执行而有悛悔实据者，无期徒刑逾十年后，有期徒刑逾二分之一后，由监狱官申达法部，得许假释出狱；但有期徒刑之执行未满三年者，不在此限。其六，时效制度。第十五章规定时效，第69条规定了追诉时效：“提起公诉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系死刑者，十五年；(二)系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者，十年；(三)系二等有期徒刑者，七年；(四)系三等有期徒刑者，三年；(五)系四等有期徒刑者，一年；(六)系五等有期徒刑、拘役、罚金者，六月。前项期限，自犯罪行为完毕之日起算。逾期不起诉者，其起诉权消灭。”第74条规定了行刑时效：“行刑权之时效期限，依下例定之：(一)死刑，三十年；(二)无期徒刑，二十五年；(三)一等有期徒刑，二十年；(四)二等有期徒刑，十五年；(五)三等有期徒刑，十年；(六)四等有期徒刑，五年；(七)五等有期徒刑，三年；(八)拘役、罚金，一年。前项期限，自宣告确定之日起算。逾期不行刑者，其行刑权消灭。”

第六，按刑罚阶梯理论设置了分则的顺序。《钦定大清刑律》分则共三十六章，各章顺序基本上按照犯罪性质的严重程度从重到轻依次排列。

（三） 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的体现

针对西方封建中世纪的刑罚残酷性、暴虐性，启蒙思想家提出了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人类的人道精神促使刑罚的严厉性在长期的演变中缓慢但坚定地日趋缓和，刑罚体系从以死刑为中心，到以肉刑为中心，再到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历史发展，背后的决定性力量是人道精神。因此，刑罚人道主义与宽容、柔和、人性等德性词汇相联系，与野蛮、残酷、恐怖、折磨等相对立。刑罚人道主义表现出国家在规定和运用刑罚时对犯罪以及犯罪之实施者的一种宽容的态度，其实质是将犯罪人作为伦理主体对待，而不是物体处理。刑罚人道主义意味着对于人的自主性的承认。可见，刑罚人道主义的基本含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原则的直接套用。只有将这一原则展开为一系列人道主义刑罚规则，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这些规则包括否定性规则和肯定性规则两个基本方面。否定性规则是人不能被作为手段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禁止……”，“不得……”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肯定性规则是人应当作为目的对待之形而上学原则的展开，一般以“应当……”“尽量……”的语言结构形式表达，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形成一个规则体系，确保人道主义的实现。而且，否定性规则是刑罚人道主义的基础，肯定性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提升。

经过沈家本等清末修律者们的努力，西方近代的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得以在《钦定大清刑律》中确立。主要表现为：

第一，删除重法，设置近代刑种。

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对中西刑律进行了比较研究，“综而论之，中重而西轻者为多。盖西国从前刑法，较中国尤为惨酷，近百数十年来，经律学家几经讨论，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故中国之重法，西人每訾为不仁。其旅居中国者，皆借口于此，不受中国之约束。”“臣等窃维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议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然则刑法之当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而即修订之宗旨也。现行律例款目极繁，而最重之法，亟应先议删除者，约有三事。”“一日凌迟、枭首、戮尸”，“一日缘坐”，“一日刺字”。“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参诸前人之论说，既多议其残苛，而考诸今日环球之国，又皆废而不用，且外人訾议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数端为最甚。”[11]

《钦定大清刑律》确定近代刑种为主刑和从刑两类。其中主刑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罚金。从刑为褫夺公权和没收。沈家本认为旧律应变通者有五端，“更定刑名”便是其中之一。[12]杨鸿烈先生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将中国法律最落后不合时宜的部分真能恺切披陈，可算是对中国法系加以改造的一篇大宣言。”[13]

第二，酌减死罪，确立死刑惟一制度。

死刑条款的多少是衡量一部刑法人道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沈家本等人对死刑的立法极为重视，虽说废除死刑的条件不成熟，但减少死刑的适用，也是刑罚人道主义的体现。“死罪之增损代各不同，唐沿隋制，太宗时简绞刑之属五十，改加役流，史志称之。宋用《刑统》而历朝编敕丽于大辟之属者，更仆难数，颇伤繁细。元之刑政废弛，问拟死罪者，大率永系狱中。《明律》斩、绞始分立决、监候，死刑阶级自兹益密。欧美刑法，备及单简，除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废止死刑外，其余若法、德、英、比等国，死刑仅限于大逆、内乱、外患、谋杀、放火、溢水等项。日本承用中国刑法最久，亦止二十余条。中国死刑条目较繁，然以实际论之，历年实决人犯以命盗为最多，况秋审制度详核实缓，倍形慎重，每年实予勾决者十不逮一，有死刑之名而无死罪之实。持较东西各国，亦累黍之差尔。兹拟准《唐律》及国初并各国通例，酌减死罪；其有因囿于中国之风俗，一时难予骤减者，如强盗、抢夺、发冢之类，别辑暂行章程，以存其旧，视人民程途进步，一体改从新律。顾或有谓罪重法轻，适足召乱者。不知刑罚与教育互为消长，格免之判，基于道齐。有虞画像，亦足致垂拱之治；秦法诛及偶语，何能禁胜、广之徒起于草泽；明洪武时所颁大诰，至为峻酷，乃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征诸载籍，历历不爽。况举行警察为之防范，普设监狱为之教养，此弊可无顾虑也。”[14]沈家本在指出酌减死刑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批评了酷刑的不人道。

在死刑的执行方法上同样能反映刑罚的残酷与人道；沈家本主张“死刑惟一”。“旧律死刑以斩、绞分重轻，斩则有断脰之惨故重，绞则身首相属故轻，然二者俱属绝人生命之极刑，谓有轻重者，乃据炯戒之意义言之尔。查各国刑法，德、法、瑞典用斩，奥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英、俄、美用绞，俱系一种，惟德之斩刑通常用斧，亚鲁沙斯、卢连二州用机械，盖二州前属于法而割畀德国者，犹存旧习也。惟军律所科死刑俱用铳杀，然其取义不同，亦非谓有轻重之别。兹拟死刑仅用绞刑一种，仍于特定之行刑场所密行之。如谋反大逆及谋杀祖父母、父母等条，俱属罪大恶极，仍用斩刑，则别辑专例通行。至开战之地颁布戒严之命令，亦可听临时处分，但此均属例外。”[15]《钦定大清刑律》第38条规定：“死刑用绞，于狱内执行之。”

第三，对未成人犯罪的惩治教育。

《钦定大清刑律》第11条规定：“凡未十二岁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感化教育。”沈家本对此解释为“夫刑者，乃出于不得已而为最后之制裁也。幼者可教而不可罚，以教育涵养其德性，而化其恶者，使为良善之民，此明刑弼教之义也。凡教育之力所能动者，其年龄依各国学校及感化场之实验，以十六七岁之间为限。故本案拾辨别心之旧说，而以能受感化之年龄为主。同十六岁以下无责任之主义。诚世界中最进步之说也”。沈家本在理由之后又提出了注意事项“因其情节而命以感化教育。盖以未满十六岁者，虽有触罪行为，不应置诸监狱，而应置诸特别之学校。至感化场规则，当另行纂定。不在刑律之内。所谓情节者，非指罪状轻重而言，乃指无父兄或有父兄而不知施教育者。感化教育者，国家代其父兄而施以德育是也。”[16]宪政编查馆认为刑事责任年龄十五岁太宽，主张改为十二岁。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十二岁，但同时在第50条宥减中加上未满十六岁人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17]

沈家本把惩治教育视为《钦定大清刑律》的重大变化之一，特别看重。“犯罪之有无责任，俱以年龄为衡。各国刑事丁年自十四迄二十二不等，各随其习俗而定。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则刑事丁年为十六岁以上可知。夫刑罚为最后之制裁，丁年以内乃教育之主体，非刑法之主体。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薰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如责付家族，恐生性桀骜，有非父兄所能教育，且有家本贫窭无力教育者，则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按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各国仿之，而英尤励行不怠，颇著成绩。兹拟采用其法，通饬各直省设立惩治场，凡幼年犯罪，改为惩治处分拘置场中，视情节之重轻，定年跟之长短，以冀渐收感化之效，明刑弼教，盖不外是矣。”[18]

第四，对精神病人、喑哑人行为的特别规定。

关于精神病人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12条规定：“精神病人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施以监禁处分。前项之规定，于酗酒或精神病间断时之行为，不适用之。”草案案语说明了立法理由：“本条系规定痴与疯狂等精神病人，虽有触罪行为全无责任。精神病人之行为非其人行为，乃疾病之作为，故不应加刑，而应投以药石。若于必要之时，可命以监禁。各国之规定皆与本条同。”[19]

关于喑哑人的行为，《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处罚。沈家本认为“聋哑精神不完备者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聋哑有生而聋哑者，有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生而聋哑乃自来痼疾，不能承受教育，能力薄弱，故各国等诸幼年之列。若因疾病或受伤而聋哑者，不过肢体不具，其精神、知识与普通无异，则不能适用此例。即有可原情形，自有宥恕之例在也。”[20]

第五，对老者的宥减规定。

《钦定大清刑律》第50条规定满八十岁人犯罪者，得减本刑一等或二等。沈家本解释说：“八十岁以上精神渐昏眊自不能与普通之犯罪者同论，故酌量情节减轻本刑一等或二等。”[21]

二、犯罪论

（一）未遂犯

“旧派与新派之争在未遂论方面的分歧至为明显，可以认为，客观未遂论与主观未遂论是两派争论的缩影。”[22]旧派注重犯罪行为所产生的法益侵害。法益之侵害为犯罪行为之本质，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因此，犯罪行为仅于既遂时，才有处罚之必要。对于重大犯罪，为防止犯罪的发生，也可就犯罪人的危险性给予处罚。如果仅存犯罪的意思，没有发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也不能作为未遂犯予以处罚。对于未遂犯“理应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23]新派认为，未遂犯的处罚根据在于显示出犯罪人的性格危险性的、与法相敌对的犯罪意思。如果某种行为已将这种犯罪意思表现在外部，则未遂犯的意思与既遂犯的意思没有差异。行为的既遂及其结果，并非重要，犯罪意图的显示就是犯罪本质的表现，因此，未遂与既遂本质上相同，两者均应同等予以处罚。虽可根据情节采取较既遂为轻的处罚，但不是必须如此。《钦定大清刑律》第17条规定：“犯罪已着手，而因意外之障碍不遂者，为未遂犯。其不能生犯罪之结果者，亦同。……未遂罪之刑，得减既遂罪之刑一等或二等”。此条关于未遂犯的规定，以肯定未遂犯罪受罚为前提，对其刑罚的适用是较既遂罪之刑“得减”一等或二等。“得减”不是“必减”，也不是“应减”，而是“可以减”。不难看出，《钦定大清刑律》关于未遂罪的规定，明显地倾向新派理论。关于这一点，沈家本先生在立法案语中有详细说明：“现行律所载，有谋杀已行未伤及伤而未死，强、窃盗未得财，强奸未成 等，皆属未遂罪之规定，惟散见各门，并不到诸名例。隋唐以降，后先一轨。然此固不应仅属二三种犯罪，实 系通乎全体之规则，本案故列于总则之中。欧美各国及日本之法殆莫不然也。未遂罪者照原则皆在应罚之列。……未遂罪致罪之主义有二：一，未生既遂之结果，损益尚属轻微，于法律必减轻一等或二等；一，犯人因遭意外障碍乃至不得遂而止，其危害社会与既遂犯无异，故刑不必减。惟各按其情节亦或可以减轻。此二主义，前者谓之客观主义，后者谓之主观主义。客观主义已属陈腐，为世所非，近时学说及立法例大都偏于主观主义。本案亦即采此主义。”[24]

（二）不能犯

行为人依犯罪之意思而实行一定之行为，在客体与行为性质上，从一开始就不能实现犯罪之结果者，称为不能犯，也称不能未遂。旧派学说认为，不能犯的行为未侵害法益，也未对法益构成威胁，这种既不能发生犯罪结果又无危害性的行为，没有处罚的必要。新派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意思已于外部明显表现出来，其性格的危险性暴露无遗，对不能犯进行惩罚，实属当然。《钦定大清刑律》采纳新派学说，把不能犯视同未遂犯，同样规定在第17条中。沈家本解释说：“未遂罪者，即分则所定之犯罪行为着手而未完结，或已完结而未生既遂之结果者是也。……第一项后半，在于不能生结果之情形者。如用少量之毒物，不致于死，及探囊而未得财物之类。在学术上谓之不能犯，其为罪与否颇属疑问，学者之所争论而未决之问题也。然此实应与一般未遂罪同论，故特设此规定。”[25]

（三）共犯

共犯理论是新旧两派争论

⑹ 能否推荐学习外国刑法的书目，就是关于外国刑法的著作。谢谢！

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第三版），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马老仙逝，其思永存，回学术地位自答不待言。
马克昌主编：《外国刑法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神作，囿于先生早年经历，翻译的很拗口，但也好懂。
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同上，也是很难读，却很易理解。
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我还没拜读这一本大作。
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下]（第五版），中国方正出版社2013年版 。王先生是传统刑法和新刑法的集大成者。
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少壮派法学家
陈兴良：《刑法哲学》[上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怎一个好字！

⑺ 英国刑法文化的特征

一、民族国家精神对法律特性的影响

我国刑法学界普及的外语是英语，而刑法比较研究则多局限于非英语的欧陆国家之间。所谓“日本抄德国、台湾抄日本、大陆抄台湾”，言下之意是：英美刑法与我国刑法体系实在两不相及，差异之大不言而明：制定法与判例法之别； 法典与单行法之别； 罪行法定与自由心证原则之别； 审问与对抗程序之别等。笔者在此姑且不论以法系之别代替部门法比较的逻辑是否合宜，就以同一法系所归纳的诸多“特征”而言，其方法及意义都值得怀疑，这种比较方法（因比较单位太大） 用大而化之的几对抽象名词掩盖了各国法律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一面。其实德国刑法不同于意大利、法国刑法； 英国刑法不同于美国、澳洲刑法。没有任何国家的刑法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精神，但当前的现状却是留学或出访某国的学者往往将此国作为刑事法治的范本，不遗余力乃至于饥不择食地改造中国“落后”的刑法。难怪，真正深刻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不是受“侵略”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侵略国”中的少数学者[1].结果对某一具体的刑法问题就是依各自所熟悉的某国刑法规定来引证，各执一词，只能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些分析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比较研究局限在法律规范上，而没有深入到各国民族精神的层面。

现实问题与刑法规范都只是相对表面化的影响因素，犹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潜在水面下的则是最为有力、最稳定的民族精神。它平时不可见，但却是无法忽视其存在的由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潜流。如果忽视其存在，它将会以其深层的力量击毁漂移过来的“铁达尼克号”法律神话——无论它在逻辑上，理智中构造得多么完美、坚固。黑格尔指出：“只有这种民族精神的具体精神，推动那个民族一切行动和方向。它专事实现自己，满足自己，因为它要的是自身的生产。”[2]75著名历史法学学者萨维尼指出：法律不是立法者专断刻意制造出的东西，法律的真正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法律就像一个民族的语言、举止一样是由一个民族的特性，亦即“民族精神”决定的[3].法律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民族精神力量的发散，是整个民族生活中的一种功能。

二、英吉利民族国家精神的特征

萨特曾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可超越的时代哲学”。在笔者看来其原因就在于其吸收了三大民族精神的精华：英国（政治经济学） 的功利、实践精神； 德国（哲学） 的深刻的思辨精神；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的理想、激进精神。分析三国民族特性，德国居中，英法两国居于两个极端。从种族而言，英德近血（日尔曼民族） ，然而从地缘上看，德法近缘，因此文化上更为趋同，当德、法等国的文化台风相互影响，刮遍欧陆，再越过英吉利海峡的时候，剩下来的不过是一阵无定向的和风[4].为了突出英国的民族精神特性，我们不妨将英法两个极端相比。

英国人具有一种强烈的实践精神，就像其俗称——约翰牛（JOHN BULL） 一样[5] ，约翰牛一旦行动起来，就具有超出所有逻辑表达的实践精神，是个不折不扣地讲实际的实干家，在英国人心中一个二流将军抵得上十个莎翁。英国人的自由之根在于行动与实践，而法国人的自由在于学问与理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所说：英国是一匹沉默的战马，他的史诗写在足迹中，而法国则是有学问的狗自由的狂吠，他们谈论不休； 尽管法国人有无数理论上的陈词滥调，但是在英国人那里只有深刻的实践[6].

实践精神使英国人崇尚经验，关于理性与经验，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说：理性是有限的，唯理主义者的漂亮计划只是“笼而统之的幻想”[7]18.世纪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英国人将理性派视作蜘蛛，闭目塞听，从自身理智的玄想中抽出种种教条和学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说：“我思故我在。”法国人则将经验推上理性的法庭受审，用怀疑这把利剑刺破经验的罪恶和欺骗性。法国人将阿波罗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当作福音。英国人则说，最好是先“认识你能够做些什么”。13 世纪的英国神学家罗吉尔·培根说：“经验和实践是知识之源”。16 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则将实践与经验上升为认识论的基本原则。[8]

这种实践精神与经验主义使得英国人尤为关注实效与利益。正如丘吉尔所言：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英国人相信“小的是美好的”，其关心的是特殊的利益而不是普遍的理智，“当他的行动或意向愈是违背'理智'——就是说，违背了普遍决定的时候，他愈觉得他自己的自由”[2]433.对英国人而言，有用的就是真理，哪怕它是被别人批判为封建的、保守的、等级的、丑陋的、零乱的、琐碎的，因此英国产生不了像法国、意大利一流绘画艺术家：为形式而爱形式，为色彩而爱色彩。对英国人而言，艺术主要不是为了欣赏，而是实用。音乐在于可移风易俗，减少星期天的酗酒，绘画则可以替纺织业和首饰业训练优秀的技工。[9]法国人则追求宏大的事物，理性的规划。

经验主义也造就英国人的保守性，相信：“一切都是旧的好”，相信所有伟大的民族都是保守的。对法国人而言，历史、习俗都是垃圾，保守主义者只是穿着骑士铠甲，戴着脚镣跳舞的奴隶； 英国人尽管以混乱与混杂开头，但他们确信若干年或世纪后，这一切终会以最低的、稳固的重心结束。他们认为像法国那样的迅捷民族，尽管一开始就不杂乱的做，或许将避免最坏的错误，然而将重心安在最高处，就像陀螺或倒立的金字塔，随时会倒下。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经验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底面上，即使从某个地方搬走一块东西，它也不会倒下来。先验性的金字塔立在它的顶点之上，只要你瞟它一眼，它就会倒下来。”[10]

重实践轻理论、讲实效斥原则、尚经验贬逻辑使得英国人的特性本身也呈现出难以捉摸、模棱两可、中庸之道的色彩。犹如英伦岛上的天气让人捉摸不定，难怪英国人一见面就谈天气。说其彬彬有礼，却产生着臭名昭著的足球流氓和醉鬼。一直称自己老实干事，反对法国式的思潮，主义左一转、右一转，但在行为中又体现出耍两面派的非凡能力，犹如海上的帆船，见风使舵，信奉“船小好调头”。说其保守，然而这个朝后看的民族在世界文明的诸多方面却是领头羊。说其信仰自由，却仍保留君主、册封贵族。英格兰人民在坚持稳妥的保守原则和承袭原则而又丝毫不排斥革新原则。他们相信：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不存在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保守主义希望能保存自由，但又不致于让自由成为祸害[11].的确，英国人将这些矛盾的精神特性处理得十分不错。他们相信，中庸是一种只有有智慧之人才拥有的美德。

三、民族精神对英国刑法特点的影响

马克思有一句让法学者不快的名言：法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12].法史不应当写成“法律的历史”，而应当写成“历史中的法”。对英国法而言，就表现得很典型。和大陆法系相比，英国法是一种缓慢生长的法律，它没有经历欧陆的激烈革命、没有系统的法典编纂，借用英国学者哈耶克的说法，这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而大陆法系国家总是有一种用人为构建的秩序来取代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冲动。英国刑法就像英国的历史一样，具有“原生性”，对它的研究需要探究其历史源流中潜流的民族精神的动因。英国在地缘政治上虽然同属于欧洲，但这一民族国家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精神特色，在这种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下，形成了不同于欧陆刑法的独特刑法体系。

1. 英国刑法的实践性。对英国刑法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是法官或律师而不是理论家。这是因为法官与律师是法律适用的行为者而非理论的建构者。英国判例制度不是单纯的学者的产物，而是从现实的法律纠纷中产生的规范[13].判例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灵活的类推） 往往被批评为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被批评为保守落后、封建主义。当德、法高举“自然法”编撰刑法典时，英国法学家梅因却说：“自然法无非是习惯的万民法”，法典只是幻想。从而动摇着罪刑法定原则。在判例制度中，法似乎既存在于先前的判例，又存在于当前的法官心中，法既是先存在的，又是后继的。使得英国人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判例主义，就像诗人丁尼生赞扬的一样：“这国土有公正、古老之名？有个稳定的政府在治理？凭着一个又一个判例？自由慢慢地扩展到地层。”[14]而且对于具体的犯罪而言也体现出对具体事实与条件的关注。在列举了成立某种犯罪的各种具体事实与情况之后，还不够，常常使用“除非……”的法律用语给出一些具体的法定辩护理由。

在刑事责任问题上，英国普通法历史上曾经规定7 岁以上就可能承担刑事责任，现在提高到10 岁，仍然比较低，英国人认为“恶意可以补足年龄”。大陆法系国家认为英国的这种补足方法“会导致认定上的随意性，从而有损法的安定性，与法治国的理念不相符合”[15].而对于英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指对某些犯罪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为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甚至疏忽，也要负刑事责任） ，也被批评为是封建刑法中结果责任的残余。英国人的重行动与实践，轻理论与学说的精神使得他们相信刑法的力量来自它对具体争议的解决，而不是概念的逻辑发展。英国人才懒得理会这些欧陆刑法的“法治理念”，他们自有其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而且用得很畅。正是由于在刑法的历史发展中英国人的重实践的精神，使得无论多么久远古老的刑法制度，即使遭到其它大陆国家的批评与蔑视，它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在革新中生存下来并自成一家，独具特色。英国刑法总是沉默中渐渐发展，并将几百上千年前的案例用各种法律技术灵活处理，以适应现代社会的特征。

2. 英国刑法的功利性。英国学者认为“犯罪源自当时的政府政策”[16]4.因此英国刑法中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往往就依社会、政治、经济利益的变化而反复交叉。在刑罚的根据上，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提出：刑罚的严厉程度应该只为实现其目标而绝对必需。这种目的刑与贝卡尼亚的以公平正义观指导的报应刑形成鲜明对比。另外，法官最常提出的适用严格责任的论据也是：为保护公共利益所必须。在支持代理刑事责任（因他人的犯罪而产生的责任） 原则时，法官的理由也十分功利：如果不如此，法律将无法实施，国会的意志也将不能得到贯彻[17]197.恐怕许多人也会批判这是封建“株连”刑事责任的残余。英国人讲实用、功利，信奉“有用的就是真理”，而很少关注抽象的公平、正义、文明的概念。对英国人而言，各种抽象的和普遍的原则对英国人毫无兴趣，向他们说起来等于马耳东风[18].当刑法理论或原则与现实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英国人宁可弃原则而不顾，或对原则进行变通以适宜社会需要。这种功利精神也是英国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原因。

3. 英国刑法的保守性。英国刑法制度的主要因素和许多独具一格的学说都是封建关系的类推，具有诸多封建因素。例如不作为犯中注意义务问题，普通法法官趋向于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中找出某种责任。再如英国代理刑事责任的产生也是由雇主与雇员的关系而决定的（如在公共妨害和刑事诽谤犯罪中，尽管雇主本人是完全清白的也要对雇员的犯罪行为负责）。这是封建社会中的“身份”关系在刑法中的体现。英国刑法的保守性在“婚内强奸问题”可得到生动的体现。婚内无强奸一直是英国刑法的传统。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的崛起，德、法、意、美等国家开始在刑法条文上作出修订，否定“丈夫赦免”论。许多学者对此拍手称快，标榜为人类文明的伟大胜利。在此背景下，甚至于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英国的一个判例（1991年R案） 作出的废除丈夫赦免原则是“历史性裁决”。[19]但英国刑法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最新版教材《英国刑法》指出：该判例的“认定是违背议会的意愿的”。丈夫不能被判定强奸他的妻子是法律的规则，除非有一些例外情形出现[17]513.英国刑法学者特纳也指出：丈夫不能构成对妻子的强奸罪是众所周知的法律的一般原则，除非法院裁决终止了夫妻的同居关系[16]214.可见英国的立法者、政府以及法学者对此问题都是持谨慎保守态度的。英国人相信“一切都是旧的好”，他们缓慢地相信新鲜事物，在实际当中对错误极具耐心，确信一度建立起来的法则与习俗是伟大的。在英国人眼中“封建”、“保守”是伟大的、崇高的，可与民主、自由并行不悖。这使得封建法成为英国刑法得以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所熟悉的所谓“西方法治”理念中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以及“权利本位”并不能涵盖英国法。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我们将回到法律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而设定、而附加权利义务这一真正的普遍法概念上来[20].

4. 英国刑法的模糊性。英国刑法不追求逻辑的严格划分与体系的完善。英国刑法中有一种程序与实体的杂糅，民法与刑法的交叉现象。如关于犯罪的本质问题，英国学者将法律程序列为三大特征之一。再如关于民法与刑法的关系问题，许多英国刑法学者认为，许多刑事与民事的违法行为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这被称之为“粘合物”。即使是英国法中的诉讼规则，也未提供可以把侵权行为与犯罪绝对分开的界限[18].实际上，英国刑法中的严格责任问题是这种“粘合物”的典型表现。因此“一概而论地说犯罪行为比民事错误更严重也是不对的”[21].英国人尚经验贬逻辑、讲实效轻理性。因此不像欧陆刑法，特别强调民事与刑事的严格划分，以及强调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体系之间的独立。这种学科的严格的分门划类是18 世纪欧陆理性主义、逻辑主义泛滥的产物[22].但对英国人而言，知识不在于是否合乎逻辑、理性，不在于思维是否清晰，而在于能否被直觉、经验证实其对解决问题有用。

5. 英国刑法的矛盾性、灵活性。英国人既指出“无犯意则无犯人”，但又坚持严格责任与代理责任。同时又认为“责任是严格的，但不是'绝对'的”（即仍有其他辩护理由） [19]131.在判例上既坚持“判例拘束原则”，然而又不断地用各种变通方法予以修正、推翻前判例，乃至创造新的判例与法律。丹尼勋爵法官曾说过：“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可以、也应当把皱折熨平。”英国人最大的特性是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崇尚中庸主义，观念与行为充满矛盾，这使得英国的刑法，在欧陆刑法学者看来，充满了逻辑上的混乱和矛盾，是一个不好把握的东西，英国人也不否认这一点，英国法史学者谢尔登将其比喻成大法官的脚：法官的脚有多宽，它就有多宽，脚有多窄，衡平法就有多窄。英国人寻求着各种原则，但又从不让这些原则主宰他，而是为相反的原则留存空间，以适应不同条件，使刑法具有解决复杂的现实问题的灵活性。如果仔细比较英国刑法的诸判例，就会发现法官往往只是以“判例拘束原则”类推确定案件所适用的判例，然后又以“分析事实”或者对前判例中的一些“法律用语”进行解析[23] ，几乎达到钻牛角尖的地步，而作出与前例不同的判决。而且英国判例法中的“法律用语”多是一些内涵外延都缺乏确定性的“日常用语”。

四、民族国家精神的研究视角对我国刑法发展的启示

英国民族精神对英国刑法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这给我国的刑法研究也提供了几点启示。首先，由上文可看出，英国刑法之所以毫不逊色于其长期的对手，成为独具特色的刑法模式，影响全球，就在于英国刑法生长于其民族精神之上。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刑法，移植、借鉴外国刑法固然必不可少，然而研究、挖掘本国的民族精神也尤为重要。这一点又恰恰最为薄弱。尽管法史学者作出了一些“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但多是笼统地、甚至于在主流上对我国的民族精神持一种否定的、自卑的情绪。而在借鉴上往往是把罗马法系（大陆法） 的制度与观念视为唯一绝对的“西方法治文化”。

其次，在笔者看来，英国的诸多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保守，尊重历史传统、习惯、礼俗，注重政治实践和人际关系，讲究实用功利，重经验，崇尚折衷主义、中庸之道等。所以英国刑法的许多制度值得我们借鉴。

最后，在我国刑法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重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与法律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实定法是移植大陆法系的，然而在现实中运行的“活法”却时时可见某些民族精神顽强的影子，只不过是大多数学者对其持漠视、否定、批判的心态而已。当然这也造成了制定法与“活法”脱节的两张皮现象。尽管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然而似乎英国更善于使用“辩证法”和实践精神。因此才有人戏称：之所以中国走了许多弯路，不是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矛盾论》中只拿来了《论》，而将其实体精髓《资本》、《矛盾》留在了英国。我国在刑事法治的道路上过于浮躁，没有立足于中国特殊的问题，没有从中华民族的精神特性出发，一厢情愿的以为只要将发达国家的法制体系移植过来就解决了根本问题。其实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吉尔兹语） ，是民族精神的外现。有法不一定有法治，要更注重实践精神，要不然就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这也是一个由理论建构或者继受出的书本上的法、文字的法与由民族精神决定的实践中的法、活法之间的耦合关系。

⑻ 外国刑法原理学习的心得体会

对比中国刑法吧，这种对比论证的最容易写了。
个人不是学这个专业版，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历史权来说呢，外国的法律根本立足点就是性恶论，而中国却是性善论；外国个人是个人，而中国因为发家而认为所有人都不可靠，所以要株连……
呃，可能不太符合楼主的要求。

⑼ 外国法制史的法国法、德国法和日本法的历史沿革

（1）封建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法国封建制时期的法律制度，一般指9世纪上半叶到18世纪下半叶持续近1000年的法兰西王国时期的 全部法律。其起始时间的标志，是公元843年 法兰克查理曼王国的分裂至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在法国封建制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公元9世纪至13以习惯法为主时期、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习惯法成文文化时期和公元16世纪至18世纪王室立法成为主要法律渊源时期，它为近代法国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2）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建立。近代法国法律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五部重要法典，再加上宪法，构成了法国“六法”体系。由于法国革命具有彻底性，有一套成熟的思想理论作指导，所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法律指导比较系统和完备，较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比较系统和完备，较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其他资本主要国家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现代法国法的发展。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连续遭到三次经济危机的袭击，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复杂。为了应付紧急形势，缩小了议会权力，加强了行政权利，政府的委托立法议案在议会中占据优势。同时，为缓和人民群众强烈的民主运动，于1919年4月和1927年7月，进行了两次选举制度的改革，对原来的法典进行某些修改与补充。判例作用有所提高。法国的法律制度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继续进行变革。 （1）封建法制的形成与发展。德国原为法兰西王国的一部分。公元919年，东法兰克王国推举萨克森公爵为国王，开创了德意志王朝。封建时代的德意志长期处于封建割据之中，后来普鲁士邦逐渐强盛，并先后战胜奥地利和法国，为统一德意志各邦扫清了障碍。在整个封建时代，法律的分散性和法律渊源的多元化是德国法最基本的特点。习惯法、地方法、教会法、罗马法以及帝国法令长期并存。封建时代最著名的习惯法汇编是《萨克森法典》，大约编纂于1220年，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民事、刑事问题和诉讼规则，以及调整封建关系的采邑法。封建时代后期出现了一部以帝国名义颁布的刑法典——《加洛林纳法典》（1532年颁布）。该法方面的内容，被多数邦国长期授用，在德国封建法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
（2）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与近代德国法律体系的形成。1871年，普鲁士以“铁与血”的政策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统一后的德国以原普鲁士邦国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建立近代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宪法、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法典、法院组织法、民法典和商法典，成为大陆法系的又一个典型。由于德国统一是自上而下完成的，德国革命带有不彻底性，封建专制主义没有受到根本批判，近代德国法律体系也带有很强的封建君主专制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德国具有“潘德克顿学派”的理论基础，德国法相对于19世纪大陆法系其他国家而言，结构更加严谨，逻辑更加严密，概念更加准确。
（3）魏玛共和国时期法律的发展。1919年，战败的德国进入魏玛共和国时。由于政体的变化和社会化思潮的影响，德国加快了民主政治的进程，在沿用原有法律的同时，颁布了大量的“社会化”法律，如调整社会经济的法律和保障劳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国成为经济立法和劳工利益的法律，使德国成为立法和劳工立法的先导。
（4）法西斯专政时期德国法的蜕变。1933年，纳粹党头目西特勒出任总理，开始了法西斯独裁统治。西特勒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将国家政治生活全面纳入战时轨道。在宪政方面，颁布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德国改造法》等一系列法西斯法令，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维护西特勒个人独裁和纳粹一党专政。在民事法律方面，颁布了《卡特尔变更法》、《强制卡特尔法》等法令加强对垄断组织的扶持，强化垄断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控制，并且颁布了《世袭农地法》、《德意志血统及名誉保护法》等单位法律，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巩固法西斯政权的统治基础。在刑事法律方面，原先法律中的民主原则被彻底抛弃，代之以种族主义原则。
（5）二战后德国法的变化。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战败投降。由于英、美、法、三国和苏联对德国的分别军事占领，德国曾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直到1990年10月3日才实现统一。战后西德建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了魏玛共和国的法制，并根据1949年波恩基本法确立的和平民主原则，对原有的法律进行了修改，使其中的封建因素大为减轻。两德统一后，基本上实行原西德的法律制度，但是也根据情况对新问题进行了若干修改。 （1）封建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奴隶制时期，日本使用固有的氏族法，主要表现为不成文的命令和习惯。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创建了以唐朝法律为模式的日本封建法律制度。从大化革新至1868年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法律制度，其形式内容及法律观念均受到中国封建法律以及法律文化的深刻影响。
（2）近代日本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改革纲领，着手进行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随之，围绕着经济和司法等方面的立法改革也广泛开展起来，为建立西方化的资产阶级法制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法开始走上全面西方化的道路，以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法律为模式相继编纂了一系列法典，使日本资产阶级法律体系最终得以确立。
（3）现代日本法的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30多年间，日本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以1932年军事独裁体制的确立为标志，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经过不断改革，法制建设趋于完备化；后一阶段则与军事独裁统治统治相适应，法制走向法西斯化。二战后，日本法律制度较多接受美国法的影响，法律风格有所变化，并建立了以国会为中心的责任内阁制，赋予公民较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
日本法以善于吸取外来发达的法律制度见长，体现了东西法律文化的融合。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法承袭中国唐代和明代法制的传统，是中华法系的重要成员。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加入了大陆法系的行列，以德国法为样板建立了六法体系，但也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因素。二战以后，日本又吸收了英美法的许多精华，在当代社会的法律体系中别具一格。

⑽ 国内刑法学与外国刑法学之间是互异关系还是交叉关系为什么

法律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也是行为的指导。所以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法律之间也就完全的不相同。外国有很多国家的法律，已经取消了死刑，而我们中国还在执行死刑。这就是不同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