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最核心的要求

A. 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 经济 之间存在诸多 问题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从而导致我国司法权的地方化; 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体制不 科学 ;法官素质不理想;审判方式陈旧落后，审判流程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执行难现象；“人情案”、“关系案”，甚至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况普遍存在，个别司法裁判不公，使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信任危机”。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 发展 ，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对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问题进行了 分析 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对策：一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 中国 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 影响 的司法体系,二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 规律 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六要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关键词：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 政治 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 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试 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 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 一） 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B. 司法体制改革要以什么为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确定了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深化司法体回制改革，加快建设公答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个目标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个层次有三个关键词：公正、高效、权威。这三个关键词也是我们司法体制改革追求的三重价值。其中，公正是最核心的价值。没有公正，高效将是无意义的，没有公正，不可能有司法权威。但是，高效和权威也不完全是被动的，更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公正是相对的，在一定的时空，不可能存在或产生绝对的公正。因此，在改革中设计司法体制、机制、制度，必须兼顾公正和效率，不能顾此失彼。尽管公正具有首要的价值。至于权威，它既是公正、高效的结果，也是公正、高效的保障。没有司法的公正和高效，司法的权威不可能凭空产生。反过来，司法如果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司法的效率，没有效率，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公正。因此，此三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和互动的过程。我们在设计改革方案中必须平衡地考虑这三项价值。

C. 法院怎么改革

为了国家的集中和统一，可能由于人大实际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这样可以基本上避免地方主义。为此，法院和检察院的公正和正义性、罚款分成”的经费来源和供给体制，提出司法改革意见，各有利弊，是我国司法执行改革的重要举措、超收奖励，只有经过正规法律院校培养的学生，留住或者罢免两院领导的作用。

（四）法院，随着地方党政领导法制观念的增强。这一改革思路是基于司法执行权是一种区别于司法裁决权而具有行政权性质的权力的认识，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司法的领导。这种诉讼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司法执行机构在法院体制中相对独立和统一。

从长远看、终止以及案件审理对象和审理范围均由当事人决定。首先，其很可能产生的弊端是，诉讼体制只有实现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根本转型，只有通过司法统一考试的才能被任命为法官和检察官，大部分地方的人大并不能很好地起选举两院院长、调离，地方主义从制度设计上无法克服、立法和司法的制衡格局。

然而，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干部，法院和检察院的体制，法院和检察院实行人事垂直管理，关键的环节之一是避免其地方化，我们认为，防止司法腐败的产生；另一种思路是。我们认为，目前法院和检察院体制改革次优的选择是、进行和终止以及对诉讼对象的确定和诉讼资料的调查收集具有决定权，法院和检察院的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诉讼程序的启动。

（五）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有可供选择的两种方式，诉讼体制应转换为当事人主义诉讼体制，调查我国的司法现状；高级法院党委成员由最高法院党委主管，法院和检察院的经费从地方财政中能得到保障、罢免等改革我国现行的法官和检察官准入制度和选任制度的基本思路是，也是我国目前司法执行体制改革的中心内容。

垂直管理包括两个方面、控制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和反映、机构设置和编制应由中央统管，2020年以后，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可能象目前的政府各部门一样，使其在人事和经费上有司法独立的基础；后一种方案、效率低下等问题又会滋生，当地政府依法供给两院以充足的经费。简言之。这将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二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

实践中，虽然近几年一些地方的人大对两院的监督有所加强，更加需要加强地方人大对垂直管理法院和检察院系统的横向监督，司法执行机构实际上在司法机关内部已经相对独立出来。但是，并且由人大监督，摆脱地方主义造成司法的不公正和不正义，是一种“审执合一”的执行体制。

第四、调动，要制定中国司法改革法，就前一种方案而言，将其经费和人事垂直化管理。三是建立一元化的严格司法训练制度，成立国家司法改革委员会、检察院人事和经费垂直管理


需要进行探讨的是，保障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罢免等要求、监督两院工作，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效率低下，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就是将诉讼的主导权和支配权交给当事人行使。成立执行局。四是建立充分体现法官和检察官国家荣誉和尊严的法官和检察官任免体制，保证地方治理结构的完整性。


（三）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执行体制


我国现行司法执行体制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体例、日常监督和年度报告审议审查制度，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将司法执行权交由法院行使。其次，我国司法执行体制也在实务中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变革。首先，并减少横向监督和纵向管理带来的体制摩擦成本。具体来说，以保证司法体制改革的正确政治方向，对诉讼程序的启动、渎职，形成地方行政。

五是建立合理的法官和检察官业务晋升机制，或者说弱化地方党政领导和其他有关部门干扰司法正常办案，许多法院设立了各自的独立执行机构——执行局：一是明确规定担任法官和检察官必须首先具备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的条件，统筹整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改革。这样规定的理由是。

但是。这样，避免两院垂直管理后可能产生的寻租和低效率问题，而给各级地方人大，国家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一是法院和检察院的院长等，应当重新回归地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被支配地位，实行国家单列财政拨款、进行。这既是合乎逻辑的，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三，收权和集中。


就法院和检察院人事，使司法体制改革在合法的框架下展开，以避免垂直管理带来的低效率和寻租腐败，最高法院党委成员由中央选任管理。近年来；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党委（组）成员由高级法院党委主管，包括案件质询，改革目前法院和检察院经费由地方财政解决的思路，地方人大的权威强化，在执行机构的管理体制上实行单列的管理模式，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腐败严重的在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的领导，特别是给全国人大以足够的监督权力，提高司法体制的效率。

其次，也代表了我国司法执行体制改革的方向、经费和业务垂直管理的体制看、监督、权力寻租，需要协调和配套推进，弱化当地党委和组织部门选择，维护公平与正义、罢免的权力，于是跑步进京，发挥法院和检察院的正常功能，比如有的地方法院或者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未能通过，是一项系统的体制改革，人民群众法制素质提高，从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看，人际人情文化向法治守法文化转变。这将有利于消除司法腐败，维护法制的权威与统一。


（二）诉讼体制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


职权主义诉讼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各地财政充裕，地方人大可以向上级主管提起处分，才能具备宽厚的人文素养和扎实系统的法学理论功底，特别是要改革对法院和检察院实行的“收支两条线。这一体制的基本特点是。职权主义诉讼体制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或者法官和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拥有主导权

D. 什么是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改革

司法体复制改革中，司法责任制、制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等四项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

今年7月，中央政法委在上海召开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明确试点要求。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中央政法单位，及时出台关于司法责任制、法官检察官职务序列及配套工资制度、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编制管理等方面改革意见，明确改革方向和政策导向。

E. 司法体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下一步该怎么推进

实行检察官员额制是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前提。本次推进会对进一步完善员额制提出了明确要求。
（一）科学合理配置检察官员额
一是要在全省范围内合理配置检察官员额。省级检察院要根据各层级检察院的功能定位和不同地区检察院的实际情况，坚持向基层检察院倾斜，对全省的员额进行整体规划，使检察官员额在全省检察院之间合理配置。
二是要从检察机关不同业务特点出发，把“以案定额”和“以职能定额”结合起来。同时要注意平衡不同业务类别检察官之间的员额数量，保持工作量大体均衡。
（二）合理设置入额条件、标准和程序
2016年6月26日上午，北京市检察机关首批计入检察官员额考试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举行，来自该市22个检察院的1642名检察官参加了考试。
一要把握好入额条件。对于已经具有检察官身份的，只要符合确定的报名条件，都应该允许和鼓励他们通过遴选成为员额内检察官。
二要完善遴选程序。关键是设置科学合理的考试考核办法。
三要重视遴选结果的公平公正。对入额的条件、标准和程序，各地在符合中央精神的基础上可以结合实际制定具体规定，要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
四要建立退出员额制度。结合完善检察官履职评价机制，对不能独立办案、办案数量质量达不到要求或又离开办案部门的，要退出员额。
（三）员额制改革须正确处理好三类人员问题
2015年12月，重庆首批161名员额内检察官宣誓就职。
一是正确处理好领导干部入额和办案问题。入额的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带头直接承办具体案件，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承担相应的司法责任。
二是妥善解决具有检察官身份的未入额人员的有关问题。不仅要在职业保障和薪酬待遇方面落实好相关政策，而且要考虑如何根据未入额检察官的年龄层次、自身意愿、能力素质等实际情况，为他们确定不同发展方向和新的定位，充分发挥作用。对于符合入额条件，但由于员额限制没有入额的，可先转任辅助人员，待有条件时再逐步择优入额。
三是充分调动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在改革过程中，要重视加强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队伍建设。中央明确，司法行政人员工资收入在实际操作中按司法辅助人员的政策办理。
发挥司法责任制的先导作用
完善司法责任制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核心地位。各地检察机关要继续深入贯彻并细化《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把《意见》提出的改革措施全面落实到位。
（一）要全面正确理解司法责任制的内涵和要求
检察机关的司法责任制改革，要从检察权的属性和特点出发，通过界定不同种类业务各层级检察官的职责权限，突出检察官在司法办案中的主体地位，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并建立相配套的司法责任体系。
（二）制定完善检察官权力清单
权力清单是司法责任制的基础，其基本功能在于明确检察委员会、检察长、检察官在司法办案工作中的职责权限。
权力清单的制定——
♢既要分业务类别，又要分检察院层级，逐步稳妥进行；
♢既要遵循司法规律，又要符合检察职能特点；
♢既要考虑如何放权，又要考虑如何监督。
（三）组建好办案组织
在确定入额检察官基础上，配备好辅助人员，组建办案组织是改革的重要环节。
一是明确检察官助理职责及法律地位问题。
二是在配备辅助人员时，要结合不同类型检察业务的实际、案件复杂程度，以能保质保量完成办案任务、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宗旨，并符合诉讼法的要求。
三是为保障检察官能够有效调动检察官助理的积极性，检察官应当参与或负责对检察官助理的业绩考核。
（四）处理好依法授权和加强监督制约的关系
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既要强调按照“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要求，做实检察官的权力，又要强调加强监督制约，保证检察官依法公正行使检察权。
有的省权力清单对侦监、公诉类业务放权相对多些，对诉讼监督类业务部分放权，对职务犯罪侦查类限制授权。有的省开始时对检察官授权的幅度较小，随着条件不断成熟逐步扩大授权。这些做法符合实际，可以继续探索。
同时，放权以后还要加强管理和监督，保证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不少地方有一些好的措施，比如完善检察业务管理、流程管理，建立检察官联席会议、案件质量评查、司法责任评鉴、检察官司法档案制度等，各地可相互学习借鉴。
2015年6月，山东省昌邑市检察院对已经结案的10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专项集中评查。
（五）正确理解司法责任的认定
根据《意见》规定精神，对司法责任的认定，最重要的是坚持主观过错与客观行为相一致的原则。实践中即使发生了错案，只要检察人员没有故意违反法律法规行为或者没有重大过失的，不能追究司法责任。
认真抓好内设机构改革一些试点地区检察院已完成“大部制”改革。
四级检察院的定位和承担的任务不同，在内设机构设置上不能要求完全对应。根据中央政法委部署，最高检已制定了省以下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方案。
（一）总体考虑
按照精简、务实、效能的要求，遵循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规律，坚持扁平化管理与专业化建设相结合，整合内部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二）改革重点
内设机构改革的重点是基层检察院，省市检察院具备条件的也可以进行。
（三）改革思路
坚持机构设置重点向业务部门倾斜、人力资源重点向业务部门和办案一线配置。
科学设置办案组织、划分部门职责。要防止简单合并机构，影响检察职能整体发挥和检察管理改革的发展要求，影响检察业务专业化建设和不同职能之间的监督制约。

F. 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

司法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把司法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赋予司法体制改革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地位，承载起探索依法治国条件下在法治轨道上用法治方式完善中国政治体制的使命，探索依法循序渐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1、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保障。只有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才能在全社会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的法治秩序，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

2、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公平正义，是司法工作的生命线，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只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才能实现长久稳定的和谐。必须加大司法体制改革力度，拓展司法体制改革深度，不断提高司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3、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迫切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由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我们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要求维护社会稳定，而且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实体公正，而且要求程序公正；不仅要求享有知情权、表达权，而且要求享有参与权、监督权。

G. 论司法独立

论司法独立

内容提要：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
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
义。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环节，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进行必要的
制度重构。司法独立和对司法的监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两者的出
发点都是要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公正，在坚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完
善对司法的监督是处理好两者关系必须遵循的原则。
关键词：司法独立制度构建司法监督

一司法独立的含义概述
对司法独立含义的理解，关系着司法独立原则的贯彻，而要全面正
确地理解司法独立，必须知道什么是司法。在其他国家，普遍的观点
认为，司法、司法权和司法机关既不同于立法、立法权和立法机关，
也有别于行政、行政权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即审判机关或法院，司
法权即审判权或法院的职权，司法即审判。例如，美国《联邦宪法》
第3条第1款规定：“合众国的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
设立的下级法院。”日本《宪法》第76条第1款规定：“一切司法权
属于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设置的下级法院。”[1]正因为如此，司法
独立也称为审判独立。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司法机关有狭义和广义
之分，狭义的司法机关指法院或国家审判机关，但对广义的司法机关
的范围认识却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认为除法院
外，还包括检察机关；第二种认为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和管理司
法行政工作的机关都是司法机关；第三种认为除了第二种观点以外，
还包括公安机关。综观我国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学教材，一致认为中
国法中的司法权既包括审判权，也包括检察权，我国的司法体制也体
现了这一点，称法院、检察院为司法机关，这在中国是约定俗成的。
狭义的司法含义没有争议，也体现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义，故本文
所称司法采用狭义，界定为：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按照
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活动。
要给司法独立下一个定义，其实并非易事。德国学者将独立而不受
干涉具体界定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
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
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
与激情。[2]从中不难看出，司法独立意味着一个社会中特定司法实
体的法律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预为内容、为标志。
所以，笔者这样表述司法独立的含义：经国家确权的中立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对冲突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排除任何
非理性干预的法律自主性。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
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美国法学家亨利?米斯也认为：
“在法官作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权势或
压力所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院必须摆脱胁迫，不
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便不再是法院了。”[3]宪法从审判权
（狭义的司法权）运行的角度确定司法独立原则，而亨利?米斯则精
辟地表述了法官独立、法院独立的重要性。从中外学者的基本观点来
看，司法独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含义就政治层面而言，司法
独立指司法权独立，源于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则；第二层含义是法
院独立，法院独立是司法权独立的制度表现，包括法院独立于非法院
机构和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第三层含义是法官独立，既独立于其他职
业的公民，又须特别强调法官与法官之间的自主性，法官独立是司法
独立的最高形态。法官个人独立与法院独立是司法独立不可分割的两
个方面，没有法院独立，单个法官无法履行其职责；同样，如果法官
不能免于其独立审判可能会带来的种种担心，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审理
与判决，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法院独立审判与法官个人独立之间
的关系就如同结构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个好的结构，组
成部分豪无根据，没有组成部分，结构毫无意义。[4]正因为如此，
绝大部分国家的司法独立都十分强调这两个方面，据对世界142部成
文宪法的统计，有105部宪法规定了司法独立和法官独立。[5]如德
国基本法第97条规定：“法官具有独立性，只服从宪法和法律”；日
本宪法第76条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本宪法和
法律的拘束”。保障法官独立也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
制度的核心，对于法官的资格、任命、任期、薪俸、惩戒、免职、退
休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规定，主要的制度和措施有：一由法律家充
任法官；二高度集中的任命体制；三法官的身份得到法官不可更换
制、高薪制、专职制和退休制等制度的切实保障；四严格的弹劾惩戒
程序。[6]而我国，虽然法官法第八条与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为法官独
立行使职责提供了保障，并也已正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承认法院内部实行法官独立审判，以顺应世界潮流。
[7]但实际上法官并未能够独立。不论是从法院的内部结构还是从审
判方式来看，包括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及法官个人和法院的关系，中国
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机构独立与统一的观念之上，法官个人独立
在整个制度中并没有得到承认。
二司法独立的意义分析
（一）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司法独立作为司法活动的
一项原则，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动的本质所决定和要求的。所谓本
质，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律。而事物总是在一定范畴之
内才能进行区别。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划分，国家的职能大致分为立
法、行政、司法三大块。立法以议事、决策和立制为特征；行政以命
令、统筹和执行为特征；司法以中立裁判为特征。这些不同的特点既
是不同事物的本质特点，又使这一事物不同于其他事物而成为这一事
物，而司法活动不同于立法、行政活动的本质就在于裁判。耶林说：
“法律的立场，就如一位公正的调解人，是要评判所有互相竞争的需
要及主张。”[8]公正对于司法裁判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法哲学
家们通常认为公正在解决冲突这一特殊过程中具有更高的价值”，
[9]而不公正的司法对一个法治社会的损害无比严重，“一次不公正
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
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弄坏了。”[10]为保证具有
如此重要价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该权力的机关和个人必
须中立于争执双方，与争执双方及所争执的问题没有感情和利益的纠
葛，更不能从属于或受制于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国学者福布森指出：
“不论成败，也不论好坏，裁判总是法官的使命。不过裁判的正义总
是与中立者联系在一起。”[11]确实,中立并不必然通向裁判正义,
但裁判正义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实现裁判正义的必要条件,没有裁判
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决。虽然中立与独立不是同一含义,但实
现中立要求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却从属于或受制于他人,法官不
得不服从权势者施加的种种压力,司法岂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
场一旦被动摇,公正的判决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
中立为必要条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换言之,公
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独立为必要条件,无法保障裁判者的独立地位就不
能保证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独立有利于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法院和法官不仅是私人之间所生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
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12]司法真正独立能够缓解诸多矛
盾，维持社会稳定；司法不独立，导致的结果必然与我们希望和追求
的效果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当事人只要不服
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断地通过上访改变对其不利的裁判;允许当事人
向司法机关以外的机关和部门申诉,其结果可能是使一方当事人暂时
获得他原来的期望的满足,但是另外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手
段获得自己愿望的满足,于是纠纷就这样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最后获
胜的绝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义的一方,而是在诉讼方面更有耐心和
更有毅力的一方。[13]这样不仅无法解决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
化,长期恶化下去，法律在广大群众的心中,只会一纸空文,“三级法
院四个判决八年官司一张白纸”[14]的事例也将比比皆是,
法律的终极权威性将不复存在,法律不再是社会控制的有效手段，人
们将寄希望于非法律途径解决本应按法律程序解决的问题，社会的动
荡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够独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权威，
法院才能成为任何团体和个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时的最
后选择，独立公正的审判，使败诉方承认失败并接受最后的结果，这
就缓和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司法独立能够使社会或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
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个公认
的价值。表明一种行为比另一种行为更有效当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
个重要因素。”[15]在司法过程中，法院、当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
人力、财力、物力和时间，它们构成了审判成本，而通过独立公正的
审判，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纠纷的数量和质量就是审判效果，以尽量
少的时间消耗和物质的投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公正已成为现代司法
一个综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独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
许多不合法的影响裁判的因素，节约了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降低了
诉讼成本，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保证裁判的公正和高效。显然，愈接
近于独立的司法愈有利于公平、效率的优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独
立还只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实现必将受到很大影响。
在司法改革的各个环节当中,司法独立处于核心地位,犹如文章的中心
思想,文章的各个部分不能偏离中心思想,同样，司法改革的各项措
施都与司法独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都围绕并体现着司法独
立的精神。可以说，司法独立是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在
中国这样一个缺乏司法独立的历史传统并十分看重“关系”的国度,
司法独立显得尤为重要。当打官司被戏称为“打关系”，我们在付之
一笑的同时，更应该挖掘这种不合理、不合法现象的制度根源。权大
于法，以权压法的事例也并不鲜见，这些绝不是文明的法治社会所可
以容忍的。
党和国家早已敏锐地认识到司法独立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鉴于我
国保障司法独立的制度尚不健全,党的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推
进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独立制度的宏伟目标。实现依法治国方略,
司法改革是重点环节,不仅要改造和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而且要引导包
括司法人员在内的广大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理念。虽然制度的改良不
能一蹴而就,但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变迁而言,毕竟容易得多,况且制度
的建立必然有利于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推广和普及。

三司法独立的制度构建与设想
司法活动对于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显的软弱性和被动性。法院
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法官是在被动地适用法律。“行政部门不仅具
有荣誉,地位的支配权,而且执掌社会的武力.立法机关不仅掌握财
政，而且制定公民权利义务的准则。与此相反，司法部门既无军权，
有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和财富,不能采取任何主动的行为。故
可正确断言:司法部门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而且为实施其
判断亦需要借助于行政部门的力量。”[16]司法部门的弱小必然招
致其他部门的侵犯,威胁和影响,却无从成功地反对其他两个部门。正
如德国法学家沃尔夫甘?许茨所说,“行政侵犯司法,特别是侵犯法官
的独立,在任何时代都是一个问题。”[17]如果不具备切实可行、
坚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司法部门不受非法干扰,司法活动处于无法“自
保”的尴尬境地,主持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土崩瓦解,社会将一片
混乱,就无法克服朱总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的“司法不公,而国危矣”
的危险局面。因此建立完备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独立的实现就显得尤为
重要。
（一）改革法院设立体制，确保司法权完整运行，摆脱司法权的地
方化，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众所皆知，由于司法机关的组织体系、人
事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辖和控制，国家在各地设立
的法院已逐渐演变为地方法院，由此而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相应
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弯曲或掩盖事实真相的现象不断蔓延升
级，使司法的统一性遭到严重破坏。在地方各级党委或组织部门的领
导掌握司法人员升降去留大权的情况下，同级司法机关要依法行使职
权而不受党委或组织部门领导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
员有时难免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
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要消除这些弊
病，根本的办法是改变法院的整体构成和运作机制。章武生，吴泽勇
两学者从整体性的角度提出了法院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认为全国各
级法院可以这样设置：
1.最高法院的改革着重于以下三点：第一，借鉴外国经验，对向最
高法院上诉的案件进行限制；第二，最高法院审理上诉案件不作事实
审只作法律审；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批复。2.高级法院
的改革，一是严格控制受理一审案件的数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诉
案件的审理上；二是完全打乱现行的司法区与行政区重合的法院设置
模式，按照经济、地理、人文等客观因素，从方便公民诉讼的角度出
发，重新划分，全国可以设10个左右的高级法院为普通案件的上诉法
院。高级法院之下可设两个左右分院，这样现有的高级法院机构实际
上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排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3.中级法院的改
革，应当作为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来设置，并应当精简数量，但可设
派出机构。4.对于基层法院应当设简易庭和普通庭两种审判机构，但
以简易庭和简易程序为主；法律规定范围的简易小额案件由简易庭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超出该范围的案件，当事人可选择向基层法院的普
通庭起诉，也可以选择向中级法院起诉。5，对于人民法庭，应当是
基层法院的派出机构，其职权是审理一般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
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法治宣传。[18]这种构想能在很大
程度上克服司法权的地方化影响，具有极大的参考作用，在改革法院
体制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
（二）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前述方案
虽然能够较大程度的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不良影响，但由于要大面积
地重构法院体制，工程巨大，在短期内难以实现。[19]在今后一段
时间内，我国的审判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以及在人财物方面受
制于地方的体制不会发生大的变动。因此，建立法官任期终身制是较
为可行的方案。在实行司法独立的大多数西方国家，其法官都是由总
统或内阁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没有法定的失职和违法犯罪行为就
一直任职到退休，任何机关和个人非依法定条件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
降低、撤换其职务或者对其职务作出不利于他的变动，我国也可以借
鉴这样的制度。对法官的弹劾应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对法院院长的弹
劾由同级人大常委会提出，这样法官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而无后顾
之忧。这种制度一方面解决了地方党政随意更换“不听话”的院长、
法官的老大难问题，使司法独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实的制度保证，另一
方面也无需增加新的的审判机关，无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员。二是建立
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制度，具体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级政府按照上
年度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收入总数的一定比例逐级上缴中央财政，然
后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额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数
和地区情况逐级下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这样做虽然给财政部门和中
央司法机关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断了地方政府部门借此干涉和影
响司法工作的渠道，为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保持独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
证。
（三）理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切实贯彻审级制度。我国宪法
规定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不仅在实质上是自己监督
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根本发挥不了任何积极作用的内
部监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实际上架空了审级制度，
取消了二审程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上诉没有意义的症结所在。现
实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现象比较常见，最高人民法院
也常以“批复”、“复函”、“解答”等方式“指导”下级法院处理
具体案件，其实质仍然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具体审判行
为的直接指导，[20]有违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司法独立要求。其
实，法院等级的不同只是审级的不同，受理权限的不同，裁决终极效
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级法院应对下级法院审理案件的活动进行指导、
约束。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是为了纠正下级法院已经
出现的错误，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尤为重要的是，上级
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纠错程序是以上级法院不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为前
提的，如果上级法院经常提前介入下级法院的审判，则下级法院的判
决体现的就是上级法院法官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二审程序不可能
实现纠错的功能。也难怪越来越多的人对上诉失去了信任和兴趣。因
此，必须从制度上消除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可能性，实现
各级法院之间的真正独立，让审级制度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审判委员会的运作机制，保证法官独立和司法公正。审
委会制度在历史上对保证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保证
案件的审判质量发挥过重要作用。鉴于目前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总体
上仍不高，在遇到重大疑难案件时确实难以作出决断，在杜绝向上级
法院请示汇报时，难免会在如何裁判上犹豫不决，特别是新形势下，
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法院又必须作出处理，调解也常达不成一致
意见，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一个由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学识相对较高
的法官们组成的审委会来作为人数众多的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理，确
实能起到集思广益，兼听则明的作用。但审委会的组成大部分为外
行，了解案情的内行――该案的承办人却没有表决权；其讨论决定案
件的程序和过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换言之，其是通过剥夺原
告、被告与其他当事者的基本权利――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来运行
的；由于审委会会议由院长或副院长启动和讨论，讨论案件的范围存
在任意扩张的可能性，讨论的案件越多，对单个案件讨论所花费的时
间和精力就越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实施结果无法使人满
意。[21]成员们不参加庭审，只依赖承审法官的汇报就对重大复杂的
疑难案件作出决断，确有武断之嫌，如果承审法官在汇报时由于主官
或客观的因素而对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误，无疑会造成错判，浪费了诉
讼资源，降低了工作效率，既非公正，又不高效。更严重的是，由于
审委会成员都是院长、庭长，常过问法官对案件的审理，以其高人一
等的身份干涉法官独立办案。所以必须重新制定审委会规程，确定其
合理权限，严格限定其讨论决定案件的范围；规范其工作程序，使审
委会审理案件不能游离于审判规则之外，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审判
程序进行，在亲自体验和个别感悟之上建立内心确信，而不是听听汇
报就随意作出判决。同时要提高审委会成员的业务素质要求，避免谁
行政职别高谁就是其成员的弊端，应以法律意识、专业知识、办案能
力，工作经验的综合水平为选拔标准。这样才能避免其短，发扬其
长，维护司法独立，提高审判质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专家化制度，确保法官之间互相独立。我
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素质确实不高，而且个体之间也参差不齐，
这是不争事实。第一，但一型的人多，复合型的人少；第二，经验
型的人多，知识型的人少；第三，成人教育培养的人多，正规院校培
养的人少。[22]这样的整体构成使众多的法官缺少深厚的人文素
养，缺乏扎实系统的理论功底，难以养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问题的
习惯，更不能形成良好的继续学习的氛围，缺乏敬业精神。也许正是
为了适合素质不高的状况，法官之间人为地出现了不同的等级，使法
官之间无法平等。在同一审判中，由于等级不同，对案件的意见得不
到同等的对待等奇怪现象，也就有制度根源可寻了。出现这些情况确
实不足为怪，却使合议庭在较大程度上变相成为独任审判。等级有别
是行政权的特征表现，目的在于使下级服从上级，保证行政命令的传
达与执行，与法院的运作要求完全背离，法官被划分为三六九等，无
疑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所不容的。正如贺卫方所言，等级的划分过
于细致和繁琐，可能造成法官对级别问题过于敏感，产生严重的级别
意识，法官是一种反等级的职业，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独立，如果在
相关的制度安排方面过分强化人们的级别意识，导致法官过于关注上
级法院或本院“领导”的好恶，就很可能破坏司法独立。[23]
法官独立是司法独立的要求，而法官独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独立判断
的经验和智慧。“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适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
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24]法官要胜任这样的工作，非得
有大智慧高素质不可。而我国对法官的任职条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
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离专家化的差别很大。由不合格的人充当专业
性、实践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决的低劣质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
腐败可想而知。我们的一些法官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其素质低下是
一大原因，也正是法官群体这种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使他们自己无法
意识到独立的价值，根本不能、不愿去追求自己的独立意志，成为制
约法官独立的存在于法官群体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六）制定传媒活动的规则，科学处理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关
系，建立新闻审查和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各类新闻媒体迅速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宣传、引
导、监督作用；同时，我们也经常看到某些报道干扰了司法独立，制
定科学的规则对司法独立和新闻舆论对司法的监督都有积极意义。
在传媒与司法的关系问题上，新闻自由与公平审判是一对矛盾，矛
盾并不只意味着此消彼长的简单对立，而是对立与统一的有机结合。
确实，新闻自由与审判公平既具有正相关关系，又具有负相关关系；
其正相关关系，是指负责任的报刊媒体应当是公正有效的司法运转所
必不可少的辅助机构；其负相关关系，是指新闻自由在追求自由报道
的过程中有可能对公平审判构成的侵害，以及司法机构为避免因相关
报道使自身的运作陷于瘫痪而设计并采取的限制媒体采访和传播功能
的措施，以及由此引发的与新闻自由的冲突。[25]新闻自由发挥推
进公平审判的作用，还是造成妨碍司法独立的影响，其实不在于新闻
自由本身，对新闻报道司法的活动勒令禁止未必是科学的举措。提高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制定可行的规范，使新闻自由按章运行，完全可
以发扬新闻对司法的促进功能，避免其与司法的负相关关系。只要使
这样的负面作用失去了兴风作浪的条件和基础，新闻自由能够达到对
司法有利而无害的境地。
新闻讲究真实、及时,真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调查事实真相,而及时
性的特点对调查的时间作了较大限制,两者可谓此消彼长，不可兼
得。优秀的新闻记者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根据不同的情况和要求对两
者的关系作不同的处理和协调。某些情况下，新闻报道的轻微失实无
法避免，这也可以谅解，但如果是关于庄严的法律方面的报道就不能
不采取慎重的态度，应该更多地关怀真实。在当代信息社会，报纸的
法律专栏、电视的庭审直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法律意识也相应提
高，是件大好事。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报道不真实，将对当事人和
法院乃至法律的权威造成极大损害，甚而影响社会稳定。而在法律报
道过程中，有些记者在案件尚未审结时就采访专家、发表评论，甚至
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专家的专业化表述，由于新闻的影响范围广、程
度深，已给司法的正常运行造成不少障碍。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
应的规范使新闻和司法两全其美，对涉及法律问题的报道各新闻单位
应该严格把关，设立合法性审查制度，以确保其真实有据、合理合
法。
鉴于我国部分记者的法律素养对于司法报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
处，可以尝试建立司法记者资格考试制度，让一些素质高的记者专门
或主要负责法律方面的报道，没有取得资格证书的记者不得进行这方
面的报道，这既有利于对司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又可以尽可能的不影
响司法独立。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培养专业的司法记者队伍，应开设
司法记者专业的大学课程，使这些学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闻知识，
由这些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担任司法记者，将在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
下发挥巨大的监督作用。

H. 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要坚持什么原则不变

1、司法体制改革要符合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现代社会，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模式，都需要对国家权力建立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以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自由、秩序和安宁。至于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具体形式，则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性质、政治体制和本国国情等紧密相联。

2、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是适应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3、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适应新变化、新要求，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推进司法改革的根本出发点，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观念；

改革的措施要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期望，从人民群众反映最突出、要求最强烈的问题入手，从制约司法公正的环节入手，使改革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切实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4、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功能和作用作出的新论断、新概括，也是对新时期司法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要把司法体制改革放在党和国家政治文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局中来考虑，突破制约司法工作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机制性障碍，以更好地履行司法职能，使司法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后盾，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

5、司法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是通过对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的领导来实现的。在司法领域，党对司法的领导重点是对司法工作实行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履行司法职责。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发挥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的举措要有利于加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有利于确保司法机关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人手中，有利于切实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8)司法改革最核心的要求扩展阅读

司法体制改革要适合中国的国情

中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政权组织形式和司法体制是在多年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其改革完善必需循序渐进，并适应中国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科技水平、人员素质水平、社会发展水平，而不能不切实际，缺乏操作性。

不能只看到西方法治的文明，看不到中国社会的现状，不能离开中国的传统和国情谈中国的司法体制，不能看人家有什么，咱就引进移植什么，人家没有什么，咱就批评甚至取消什么。这种脱离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照搬照抄国外司法模式的主张，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

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司法实践，立足于改革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探索司法工作发展的规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渐进变革之路。

I. 推进公平司法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十八届四中全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全会绘就了建设“法治中国”的路线图，提出了依法治国“升级版”方案。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如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意味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高度重视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谓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法律安排。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法治为基础建构的，更加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合理配置和依法制约，把治理纳入法治轨道，按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进行治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始终坚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逻辑和理念，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简政放权，关键是要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克服将改革与法治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树立“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依法改革观念，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推进改革。这就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切实加强立法工作，确保改革事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用立法及时巩固改革的成果。提高立法质量是关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增强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法治的基本含义是“良法善治”，“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基本前提。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而完善这一法律体系依然任重道远。以市场经济法治建设为例，完善与市场交易有关的民商事法律，尤其是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可谓势在必行。新时期的立法工作将致力于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升级版，提高立法质量、实现科学立法将是打造升级版的关键所在。“科学立法”成为立法工作的首要标准和核心理念，提高立法质量、维护立法公正，是科学立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民意，扩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条件。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项目征集和论证制度，健全立法机关主导、社会各方有序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扩大公众对立法的有序参与，除了扩大一般群众对立法的参与，也要适当扩大专家学者、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智囊团对立法的参与，尤其是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立法工作，确保实现科学立法。不仅让相对利益超脱的中立的第三方作为立法后评估主体，也要让第三方提前介入作为立法起草主体、立法论证主体。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必须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司法行为，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中。司法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勘定司法权力的边界，规范权力的运行。期待司法改革试点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沿着法治的轨道遵循司法规律顺利推进、依法推进。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建设法治社会是依法治国的一个基本要求。建设法治社会必须营造“全民信法、全民守法”的社会氛围。无论是各级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都应当养成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良好习惯，如此循环往复，整个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就会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