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开论文

A. 谁给我一篇法律论文讲对法律的认识

法律的生命在于推理
——我眼中的中国法学的困境和出路
“不可调和的调和，矛盾的结合，对立的综合——这些就是法律的问题。”
——卡多佐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
——霍姆斯
摘要：本文从中国法学当下的困境——因非法律因素的干预造成法律结果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人们普遍对法律失去信仰，甚至信心——出发，强调在法律适用中法律推理（主要是实践推理）的价值，以期通过对形式正义的追求，使法律更具明确性，挽回普罗大众对法律的信心，最终实现追求实质正义的目的。至于如何使法律更加明确，更具预测性，我选择的进路是建立以类比推理为基础的遵循先例原则。
关键词：法学困境? 法律推理?? 演绎推理? 实践理性? 类比推理? 遵循先例? 判例制度？
一.我所谓的当下中国法学的困境?
在我看来，中国法学的最大困境乃在于它的权威远没有达到它应该有的高度。这种表现是多方面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而“敬法者始能成为护法者”，但中国当下的法律人显然没有足够尊敬法律[2]。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学困境的关键是因为主体性中国的身份缺失。中国的法律人迷失了自己，成为留声机或者传话筒，看似对一切事物都思考，但唯独“对思想根据本身不思想，根据本身是没有的，或者说是物质的”，以至于“我们没有中国自己的未来，拥有的只是西方的过去和今天”[3]。而这在我看来也是其对中国自有法律信心缺失的表现。法律人尚且如此，遑论普罗大众。
中国人并不习惯法律思维，中国人乃是最务实的。中国人习惯的是信仰权威[4]，所以，“有困难找政府”才是中国人数千年连绵不绝的思维方式，期待青天大老爷出来给自己做主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这种传统乡土中国[5]留下的深深烙印，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难以更易。而所谓法治又必须首先活在普罗大众心中成为其生活之常态始有实现之可能[6]。这种悖论造成了法律在现实中的尴尬[7]。
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我认为是法律的不可预测性。所有人都知道，法律并不是我们寻求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甚至不是主要途径（遑论唯一途径）。“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法律”这几乎是一条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深深藏在每个法律人（至少是司法者）的脑海深处，无论遇到什么案件，这条原则总是扮演着过滤器的角色。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最多只是第三选择。这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
所以，当法律（特别是司法和执法中）过多掺杂进意识形态、政治、民愿、道德等其他因素之后，法律并不能给人以确信。也正是这种不确信导致了普罗大众甚至法律人对法律的不信任。而中国的法律人显然又没有告诉，似乎也没有资格（甚至是违心地）告诉普通人“法律是确定的”[8]。当然即使他们说了，有多少人愿意天真地相信也实在是一个不难想象的问题。
二.法律推理
中国的法律不是纯粹的法律，中国的法律问题也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天理，国法，人情”，国法夹在两者之间，求上不得，求下不能，不能动弹[9]。即使在有限的运用法律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法律人所体现的业务素质依然让人难以恭维[10]。
弗里德曼用信息论的观点分析了法律制度的一般过程，并将这个过程分为原材料的输入、加工、判决输出和信息反馈等阶段[11]。我在这里集中讨论的是第二阶段，也就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即法律信息的处理和思维加工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分析的问题。
按照波斯纳的观点，法律分析是对法律概念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博登海默干脆认为法律分析就是分析推理，也就是法律推理。这两种说法都难免太抽象。那么法律推理究竟是什么呢？德沃金说：“法律推理是建设性阐释的一种运用，我们的法律存在于对我们整个的法律实践的最佳论证之中，存在与对这些法律实践做出尽可能最妥善的叙述之中。”[12]
由此可见，法律推理是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法律解释。它是逻辑思维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即对法律命题所进行的一般逻辑推演[13]。可以说，它贯穿于法律适用的始终，甚至还一直都是关键。
法律推理根据法律推理在不同难度的案件中所表现出的不同逻辑形式和推理规则，可以划分为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两部分[14]。
三.法律问题有正确答案吗？
但在进行法律推理（分析推理）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考虑这样一个前提：法律问题存在正确答案吗？因为这一问题实际上乃是法律推理是否必要、是否有效的合法性基础。
德沃金相信法律问题客观上必然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多年来我一直在批驳实证主义者的主张，即对有争论的法律问题不可能存在正确的答案而只有不同的答案；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大多数案件中可以通过推理和想象的方法去求得正确答案。”[15]但显然波斯纳不能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称德沃金为“道德实在论者”，主张衡量法律推理结论正确与否只有一个合乎情理的标准，认为客观性是指“我在情理上认为其他具有常规智力和良心的人们都可能会合乎情理地当作正确的东西”[16]。有论者认为，他“把正确性和真理性对立起来，陷入了一种真理神秘论”[17]，会导致法律没有明确性，从而变得不可预测[18]。这是不可思议的。我认为法律问题从来不会像数学或者物理逻辑那样能够用公式穷尽一切可能，最终得到真相。法律问题因为人为的参与，不自觉地必然会掺杂很多个人以及群体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使得法律问题很难说能有一个客观答案[19]。而只能通过各种综合实践理性的方法找到最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认同的情理的答案。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不可预测。在后面我将论述，建立合理的先例制度就是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法。
四.逻辑推理（司法三段论）的作用与缺陷
相信对大多数（法律）人而言，法律推理就是司法三段论。尤其在分析法学家看来，“所谓法治就是要求结论必须是大前提和小前提逻辑必然结果”，但这种将法律适用看作是自动售货机式的简单思维[20]，“即使在亚里士多德必然推理和辩证推理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倒退”[21]。不过在简单案件中，其实演绎逻辑的简单推论已经足够了。
演绎推论的实质/关键是：个案是否是规则的一个事例。还是以这个可能是最著名的三段论为例：“所有的人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论证的有效性不过在此：苏格拉底会死这一结论，包含在第一个前提——“人”的定义——之中。事实上，大前提说的只是，这里有一只标有标签“人”的盒子，盒子里面有一些东西，其中每一个都是“会死的”。小前提告诉我们，盒子里的东西都是有名字牌，其中一个名字牌上写着“苏格拉底”。当我们把苏格拉底拿出盒子时，我们就知道他会死，因为盒子里仅有的东西都会死。波斯纳指出这种三段论之所以拥有令人信服的有效性是因为使用了一个隐喻，一个箱子的隐喻[22]。
演绎推论的适用前提有两个[23]：1、法律体系的公理化：穷尽事理和自成体系。A、法律体系是完备无缺的；B、体系是和谐一致的，不允许同时肯定又否定一个命题；C、消除了所有符号表述规则及其适用领域方面的模糊性。2、法律命题的形式化。
演绎推理（司法三段论，或者如波斯纳所言还包括所谓缺省三段论）对于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治原则依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一但遇到疑难案件或是涉及伦理的案件（也就是我们并不能清楚知道什么是那个“箱子”，其中装的又是什么的时候），仅凭演绎推理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演绎推理本身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24]：三段论的合法性和它的真实可靠性并不必然一致。它的真实可靠性不仅取决于具体的三段论是否合法，而且取决于前提是否真实。也即，当大小前提存在虚假的情况下，结论是否正确是或然的，并不确定。再用关于苏格拉底的另一个恰当且著名的例子加以说明：“所有的斯巴达人都很聪明；苏格拉底是斯巴达人；因此，苏格拉底很聪明。”在这里，尽管结论正确，但由于大小前提都是错误的，所以它真实但不合法。而这必然在司法实践中给人带来难以名状的困扰。
五.实践理性粉墨登场
那么，如何克服演绎推理对疑难案件的无能为力呢？波斯纳的方法是主张用“实践理性”的推理方法对逻辑推理加补充[25]。实践理性“这一术语缺乏一种标准含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26]。但“一般来说，实践理性方法是与逻辑推理的纯粹理性方法相对应的注重行动的方法。实践理性则是人们用以做出实际选择或者伦理的选择而采用的方法；它包括一定行为的正当化论证和相对于一定目的的最佳手段的确定，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经验智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法官、律师在一个个具体案件的法庭审判实践中，在一次次急中生智的法庭辩论中表现出来的经验智慧。”[27]
实践推理应该包括若干实践理性的方法，其中常识推理、直觉推理、类比推理和解释推理则是典型。中国其实并不缺乏类比推理的传统，所谓“春秋决狱”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最为简单朴素的类比推理的方法[28]。只是随着近现代中国选择大陆法系发展道路，并且没有建立起判例制度，才使得类比推理式微。
而“在大多数现代法律人看来，法律推理的中心是类比推理”[29]。
六.“善推而已矣”——类比推理是什么？
“类推推理，亦就是将一条法律规则扩大适用于一种并不为该规则的语词所涉及的、但却被认为属于构成该规则之基础的政策原则范围之内的事实情况。”[30]所以，类比推理实际上就是根据两个对象某些属性相似而推出它们在另一些属性上也可能相似的推理形式。它的基本逻辑形式是：
A事物具有a,b,c,d,? B事物具有属性a,b,c；所以，B事物有属性d[31]。
就法律适用而言，“类比推理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的公式大体是：甲规则适用于乙案件，丙案件在实质上都与乙案件类似，因此，甲规则也可适用于丙案件。”[32]所以类推其实就是“以前一个案件的相同方式来判决后一个案件。”[33]
这实际上就是遵循先例的判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七.遵循先例原则
“当今，英美法系中站支配地位的观点认为，明确或隐含地提出某个法律主张的法院判决——特别是终审法院的判决，构成了法律的一般渊源和正式渊源”。但“在罗马法系国家中占支配地位的理论认为，司法先例不应当被视为是法律的正式渊源。”不过我以为随着两大法系的不断交流融汇，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能仅仅因为查士丁尼的命令——“案件应当根据法律而不应当根据先例来判决”[34]——就对判例制度心存偏见。而大陆法系国家显然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事情正在起变化[35]。在大陆法系国家，“一系列对法律主张做出相同陈述的判例，其效力几乎等同于英美法院的判例或一系列英美法院判例的权威性。注意到判例汇编是颇具意义的，例如，德国最高法院认为，一位律师如果无视法院在其正式的判例汇编中所发表的一个判例，那么他本人便应当对此产生的后果对其当事人负责。”在中国，自1992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也委托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每年都主编《人民法院案例选》，也有学者公开呼吁应当尽快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我以诚实信用这则号称“帝王条款”的原则为例，来研究遵循先例原则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民法通则》第四条只简单提及此名称而已，相关法学教科书对此也语焉不详[36]。我以为这就是缺乏判例制度带来的隐忧，因为这种道德条款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而在英美法系国家，诚实信用原则是建立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中的，后来的法官或者律师只要运用亚里士多德所谓的从部分到部分的推理方式便可以轻松得出在他经手的案件中是否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问题——尽管这并意味着他们能指望先例能像手套一样被轻松套在新的案件之上。
八.建立完善中国自己的判例制度
因此，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势在必行。成文法相对滞后和若干抽象原则难以解释的特点，使得判例制度这种能有效弥补这些缺陷的制度的建立成为迫切的需要。而如前所述，中国的司法传统并不排斥判例制度[37]，这使得在我国建立判例制度成为一种可能[38]。甚至有学者指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选编是有判例之名而无判例之实，我国早已出现判例制度的端倪。这或许是有道理的，但还是应该注意到案例和判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质的区别的。
就目前而言，建立判例制度至少有如下几种明了的益处：1.补充成文法漏洞与不足；2.弥补法律解释的抽象性与不足；3.积累经验，推动立法；4.利于法院司法裁判。
那么，应该如何建立判例制度呢？这不是我所能探讨的范围了。但“小子姑且妄言之”，这不外乎是谁来/怎么选、怎么编、怎么公布、怎么更改判例的问题，而这一切都需要制度甚至是立法的确定和保障。
而一旦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判例制度，在我看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规范和约束法官的司法裁判，减少其任意性。也可以更大程度地提高律师的业务素质，最终带动整个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的良性发展。这样无疑是恢复民众对法律信任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迟早要走出，我们不走谁来走，现在不走何时走？[39]
九.结语：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40]如果我们非得找到真理，找到万全的办法才能行动的话，我们无疑只是在等死。
我愿是布莱克笔下的扫烟囱的孩子，又愿如叶芝为自己选的墓志铭一样：
“对生与死，
冷眼一瞥，
纵马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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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飘 2010-12-12
一、法律传统资源[1] 界说

（一）关于“传统”

什么是传统？传统在历史之流的滚滚风涛中形成，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传统，总给人以混茫幽遥的印象，似乎无比丰厚，而又无从把握。据徐复观先生的考证，“传统”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于《后汉书.东夷传》。[2]但所指的只是统治者的权位继承，与今天所讲的“传统”相去甚远。中国过去有“道统”的名词，但也不等于传统。传统这个词，系从英文“tradition”翻译过来的，而“tradition”又来自拉丁文“traditio”，其次根“tradere”的含义是“引渡”，是一件东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意思。E.希尔斯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3]关于什么是传统，还有很多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赞同对传统的特殊限定，即它指称得是“一种前近代社会文化成果的总和，具有相对稳定、内部和谐一致的系统的特质”。[4]

（二）关于法律传统

本文所说的法律及法律传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狭义上，法律仅仅是法律条文与法典;而广义上的法律及法律传统包括那些实在法、法律程序以及法律的观念和法律传统的思维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法律传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社会还在发生作用的，古代法律体系中有生命力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应该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中，而且存在于现存社会之中，是由传统法律生长和演化而来的对现实社会仍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未曾间断、不断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而传统法律则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时间上主要是指前近代。传统法律资源就是所有前近代法律成果的总称，是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的根基。一定条件下，传统法律可以转化为法律传统。

二、关于法律现代化

（一）现代化衡量的标准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界定。

1.C·E·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和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5]

2.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著称的G·罗兹曼继承布莱克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要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戏剧性、深远的、必然发生的事例。[6]

3.M·J·列维则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现代化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发展道路，指出“现代化毕竟是社会现实中的希望之星，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飞跃。现代化是社会唯一普遍出路。”[7]

上述种种关于现代化的观点， “尽管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显然包涵着这样一个判断：现代化所谓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跃进，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社稷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8]“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变革的概念，是传统生活方式极其体制向现代生活方式极其体制的历史更替”；[9]“其次，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过程。”[10]

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型。相反，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方面的互动过程。

（二）法律现代化的含义

法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变迁的过程。在静态方面，法律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其意味着法律“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简言之，法律现代化的目标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

三、法律传统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内发先行型国家

在现代世界的诸多法律传统中，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响最为广泛，而两大法系在演进的道路上又都和罗马法[11]不期而遇。所不同的是，两大法系的代表性的国家对罗马法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作为英美法系的发源地的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罗马法的影响，走上了较为独立的法律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普通法为核心的一种法律传统；而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国家则采取吸收罗马法的方式进行法律的现代化，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底蕴的大陆法系。英德两国实质上都是吸收了包括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在内的诸多先前法律成果的结果，英国吸收了大量的罗马法的先进成分[12]，德国中也保留了许多日耳曼习惯法的合理内核。

1.英美法系——以英国为例：英国法律史学家霍兹豪斯认为: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部分是罗马法的残余，主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所调和的蛮族习惯以及教会所保存的罗马法学家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从来源看，英国的法律传统综合了日耳曼因素、罗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3]梁治平教授曾在其硕士论文《英国法中的罗马法因素》⑤中提出英国对罗马法吸收方式与大陆国家的不同也可能是英国法独立于罗马法传统之外的一个原因。在普通法建立之初，法官们都是精通罗马法的，布莱克顿就是一例，他们在签发令状时受罗马法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令状和判例这一普通法的发展方式。普通法以令状为依据，以判例为表现形式，这使得更抽象化、将法律规则和规则的理由相分离的罗马法只能溶于普通法之中，而无法以法律规范这一传统形式表现；另外由于又受制于普通法的思维方式，即便是专家也难以发现罗马法的影响。而且法系之间最直观的区别在于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而非内容，这一事实又强化了英国法的独立地位，形成独立于罗马法之外的法律传统。

（1）中央法院系统和巡回审判。11－12 世纪，在中央王权的不断强化过程中，审判权也向中央集中。开始由国王及其政府巡回审判，但随案件的增加和为了消除不定期巡回审判的弊端，逐渐形成了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三大王室法院，巡回审判在亨利二世时也进一步制度化。他们的作用是统一地方的习惯，形成了“王国的统一习惯”，这是任何地方领主法院都作不到的。而且，密尔松认为，适用这些习惯的法院由地方法院转为王室法院，使习惯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王室法院……认为这些习惯只是一些规则和抽象的权利，”习惯就变成了法律。这种将不成文的习惯转变为法律，并用判决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英国自己的法律传统。

（2）令状制度。令状是王室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也即欲获得王室法院（也即后来的普通法）的救济，必须获得令状。而每一令状都是对一种争端的处理并包括相应的程序。

（3）陪审制。先前的陪审团是证明法律和事实的证人，他们为当时的巡回审判提供当地的习惯，为后来统一全国习惯打下基础。这里指的是小陪审团，它是为取代神明裁判和决斗法等落后的裁判方法而设的理性的审判方法。它的运用使王室法院吸引了更多的当事人，促使王室法院的管辖权不断扩大，这是它对普通法发展的第一个贡献。另一个贡献是，由于陪审团不是上帝，而是由会犯错误的一般人组成的，概括的证据则会诱导他们犯错误，这迫使法院改变以前概括的陈述和抗辩方式，使陪审团“在考虑事实的细节之后才作出”判决。这使得实体法开始产生。

（4）辩护士。辩护士是在王室法院固定和小陪审团产生以后出现的。当固定的王室法院建立以后，邻人誓证就维系不下去了，从地方带一群邻人到伦敦进行诉讼是不经济的，于是伦敦就出现了一批职业法律者。他们既非邻人，其作用就不可能是誓证了。加上陪审团的世俗性（如上所述），于是他们的作用就是替原告详细地而非概括地叙述事实，替被告一句一句地对原告的叙述进行抗辩。而每一种抗辩都是以承认一种规则为前提的，后来人就是从这些辩护士的抗辩中寻找法律规则的。[14]而令状制度的复杂性以及选错令状的后果导致了辩护士的增加和专业化，最终形成了封闭的行会式的律师团体。

（5）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是对法律过程的记述，后来则成为法律教育的基础和法律渊源的资料来源。第一种是《令状汇编》，由于诉讼必须以正确的令状开始，而了解王室普通法也需要令状知识，而此类书籍的大量存在又为令状制度的固定化打下基础。第二种是大法官的作品，其中以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的最为著名。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令状和判例的使用方法。第三种是《法律年鉴》，它记述了从诉讼以令状开始到判决结束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关于陈述和抗辩，它将陈述士陈述和抗辩中记录下来，也即记录了对案件适应的实体法。没有人像罗马法学家一样写决疑作品之外的法律评述和体系化的教学用书，没有将事实简化成一两句话的评注，只有程序性的令状和具体冗长的辩护辞。这些法律文件为法律教育提供了在当时法院中实用的法律知识；这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又主要是对令状和判例的评述，这促进了英国法律教育以及英国法律独特传统的形成。

（6）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开始有法官而无法律职业，那时的法官是由教会人士担当的，他们在更大意义上是行政人员；律师并不存在，但后来发生了变革。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抗辩和选择令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陈述士出现了，而且到十三世纪末在高等法院已成为一种封闭性的职业，也即律师了。同时就有从这些律师中选拔王室法院法官的倾向，自十四世纪开始，这种做法已成为确定的习惯。统一的英国的法律职业形成了。

（7）判例法。布雷克顿说：“不过，如果出现了相同的案件，就应该用一种相同的方法来判决：因为从判例到判例比较好处理。”这种因素的作用是将书面形式固定的诉讼中体现的习惯法实质上作为了以后审判的法律依据，也即即使当时没有太多的制定法，法官也可以从以前的判决中寻找到法律依据，而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自己按照公平观念、或是吸收外来法进行判决。

B. 论司法公开的原则

我有个同学司法考试过了

C. 怎么写法制论文

现行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价值困境及改革对策

【内容提要】流浪乞讨人员的大量涌现是近年来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问题，为了更好的实现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各地政府先后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同时也采用了一些救助管理的办法。这些管理行为在存在正当性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法律和价值方面的困境。笔者试图从整体上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流浪乞讨人员相关治理历史、政府治理原因、现行治理中的价值困境的分析，得出政府应该坚持法治原则，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
【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 政府管理 迁徙自由 法治原则 公民权利 社会保障

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生效，为了更好的贯彻相关法规，落实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各地先后出台了一些地方性规章。其中以北京率先将流浪乞讨等行为定义为“禁止性行为”为标志，新一轮针对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行动宣告开始[1]。然而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这种问题集中表现在政府治理流浪乞讨人员方面存在着一些价值困境，同时政府现行的管理办法也有一定的弊端,笔者试图对这一价值困境展开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一、现阶段政府治理流浪乞讨人员的价值困境。

目前政府的治理行为，主要源于流浪乞讨人员爆炸性的增长对城市的管理已经构成了现实的重大影响，而且各地制定相关的救助管理实施办法也是为了更好的贯彻国务院和民政部新的《救助管理办法》及其细则，为了更好的落实对城市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加强社会救助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从各地出台的相关规定来看，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分工和适当限制也相对合理。【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在相关法规的制定上，无论是程序，还是规章的内容都具有很大的正当性。而且其中对救助管理具体实施过程中的详细规定，也使相关法规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例如：各地都区分了对不同救助对象的具体救助办法，以及相关部门，人员之间的分工和协调问题）。应该说，如果认真的贯彻各地的相关规定，对城市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无疑会取得实质性和建设性的进展。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规章的实际执行中，这种合理性却发生了岐变——即规章自身文字层面上的正当性和规章实际隐含的目的以及规章具体实践层面产生了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现阶段流浪乞讨人员治理中价值危机产生的原因。
笔者试图从其隐含目的和实践操作两方面对这一价值困境进行分析。
（1）、救助管理中将流浪乞讨人员遣送回原籍实际上是阻止流浪乞讨人员迁徙自由的行为，这一行为的正当性有待商榷。
现行《救助管理办法》于2003年开始实施，其实施标志着中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实现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重大转变。从立法上来看，《救助管理办法》的立法宗旨主要在于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在具体操作上，也比原有的《收容遣送办法》有了较大的改进。然而其依然秉承了原有法规对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临时性，遣返性的特点。尤其是其中遣返性的特点涉及到限制公民迁徙自由这一基本宪法性权利。尽管现行宪法没有明确提到“迁徙自由”，但依据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可以推出迁徙自由这一宪法性权利。而且各国的宪政实践也证明迁徙自由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遣送，无疑妨碍了公民迁徙的自由，也自然是违背宪法的。政府在治理流浪乞讨人员的过程中，可以有相应的规范和限制，但这种限制必须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由于中国目前经济、社会状况的限制，要求政府对所有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妥善的安置存在困难，但政府在制定相关的规定时必须考虑到宪法赋予公民权利以及保障迁徙自由对一个统一的法治国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宪法为国家的政治统一提供了法律框架，而迁徙自由是政治统一的必然结果，它将不同地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迁徙自由不仅是一项个人权利，而且对国家统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宪法必须保证体现于公民权和迁徙自由的国家统一不会被形形色色的地方限制所割裂”【3】
“在我的国家我可以自由行走”不仅是一种话语上的宣昭，也是公民认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一部统一的宪法的行动体现，这是一个法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也是政府所应为的最起码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地方为了实现这种权利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这种代价如果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宪法的统一，那么这种付出无论多少都是合理的。
（2）、救助管理实施过程中划定禁讨区的行为其正当性有待商榷。
从各地的规章来看，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划定禁止乞讨区域的文字规定。【4】但在实践过程中，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行为上或者区域上的限制却相当普遍。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对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分析。
1、禁止乞讨区域或者对合法乞讨行为进行限制是对法律、法规的一种违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违法行为。
《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划定禁止乞讨区域或者是从行为上对流浪乞讨人员限制是对公民这一宪法区权利的侵犯，也是对流浪乞讨人员行使宪法赋予权利的一种阻却。因为流浪乞讨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或者残疾、以及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对其进行限制自然构成对宪法的违背。《救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划定禁讨区，或者限制乞讨行为明显与该条鼓励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立法精神不符，而且也实际上妨碍了他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利。第三、由于行政行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行政行为必须符合合法性原则。也就是任何一种行政行为必须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使才能具有合法的效力。既然各地在制订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时没有规定划定禁讨区或者对合法乞讨行为一概禁止，那么行政主体所做的限制行为因法无明文规定而自然无效，而其实施对流浪乞讨人员权利的侵犯因无效也构成了违法。
2、划定禁止乞讨区域或者对合法乞讨行为进行限制存在着法理上的不足。
在一个重视和保障人权以及自由的法治国家里，任何公民都享有其所应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仅限于法律规定，而且部分来自道德范畴。法治国家的精神使人民有理由相信，任何限制公民权利的规定都有可能违背法律。政府在制定规则时可以基于其自身判断确定那些权利应该受法律保护，那些权利应该被法律限制。但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应该遵守两个基本原则：（1）、只有社会其他成员的个人权利才是与公民享有的权利足以对抗的权利。（2）、只有将要发生的普遍公共利益，而不是可能发生的普遍公共利益才是阻却公民权利的充分理由。【5】因此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进项限制必须至少具备两个理由：（1）流浪乞讨的行为已经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合法权利造成损害或者构成威胁；（2）流浪乞讨人员的行为已经危害到公共安全或者是普遍公共利益。事实上，至今政府没有足够的理由证明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乞讨的行为已经对公民的财产权利或者人身自由造成侵害。在现实生活中，施舍者基于同情而施舍的财产显然是一种自愿行为而不是对其财产权益的侵犯，而公民在公共场合、主要街道依然享有自由行走，自由购物、休闲的权利，而并非因乞讨者的乞讨而构成了限制。当然对于乞讨中的非法讨要、抢夺、偷窃等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自然应该坚决打击。这也体现了各地政府制定法规时的合理性。
那么能否以流浪乞讨行为中存在诸如非法讨要、抢夺、偷窃、欺骗等非法行为便禁止所有的乞讨行为呢？答案显然是不能，因为假如按照这种逻辑那么社会上的几乎所有行为都应该被禁止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某种行为中的部分违法因素并不足以影响到整体行为的效力，除非这种非法的比例已经达到足以颠覆整体行为合法性的地步。自然我们也不能因为流浪乞讨中的部分非法因素而应然的推断这一行为整体非法。目前政府划定禁止乞讨区域的理由主要是此类行为有碍城市形象，影响社会治安，或者是违法乞讨行为屡禁不绝（可以参见各地制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根据）。但这种理由只是一种推断或者说是一种猜测，而不是具体的实证分析。也就是说还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政府不能充分论证流浪乞讨行为的危害性之前，流浪乞讨行为可能发生的后果还处于未知状态，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去推崇流浪乞讨这种行为，但同时也没有理由宣布这种行为为非法而予以禁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断然的认为流浪乞讨行为为禁止行为至少缺乏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3、划定禁止乞讨区域或者对合法乞讨行为进行限制存在着道义上的不足。
我们无法否认的是，现阶段政府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部分源于社会整体排斥心理的影响。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员的排斥（包括流浪乞讨人员）很大一部分源于城市就业的压力，社会保障水平等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歧视从城市居民对贫困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据调查，有69.1%的被调查者认为贫困问题时自身造成的，只有22.4%的人认为贫困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在涉及政府是否应该对此类人员救助时，约40%的被调查者认为不是政府的义务，而是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甚至还有少部分人认为政府不应该救助。【6】
正因为政府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限制部分是顺应社会整体排斥心理的结果，政府颁布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治理的规章大大降低了政府所承担的风险。现阶段，司法对政府制定的各种规章或者条例还没有审查的权力，依据行政法的规定，对于政府抽象行政行为，公民没有起诉的权利。事实证明，假如司法对规章之类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审查的权力，而依靠人大备案只是一种事后监督，依靠上级和人大以及群众监督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的情况下，那么政府制定侵犯一部分人合法权利的规章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便仅仅是道德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将绝大多数民众带有歧变色彩的社会排斥心理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化，政府的道德风险便会降到最低点。而且以一个庞大的政府和一个绝对多数人对法律还缺乏必要的热情的社会氛围来分析，这种道德压力又进一步得到了分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制定这类法规的原动力便会得到强化，因为这几乎是一种超利润的行为——既防止了地方福利的流失，又不需承担本身应该承担的风险。这也是各地禁止乞讨如火如荼的原因之一， 同时这种彼此的学习效应和承担风险的一体化也降低了原来就少的可怜的风险，或者是压力。
在一个没有多元对抗文化的社会中，流浪乞讨人员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没有可以为其辩护的代言人。也许有学者可能会辩解：宪法以及法律规定了公民享有监督政府、发表自身言论的权利，但事实上，法律的规定与实际的存在向来都会有巨大的差距。试想：一个经济上毫无地位，而生活上又依靠他人的救济消极生存，道德上承担着巨大压力的群体，有多少动力去声明自己的权利，即使声明又有多大的话语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政府承担风险的降低，另一方面是流浪乞讨人员话语权力的丧失，政府在制定相关法规或者是实际执行过程中几乎不承担风险。但这种不承担自身应有的风险的行为本身便是不道德的。作为社会权力的集中实行者，政府有责任维护其每一个成员的合法权益，而不论其经济社会地位如何。在资源的配置上，政府更应该讲求公平和公正。在引导社会意识上，政府应该做到善良和理性。民众可以依据其无知而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歧视，但政府不能顺应这种无知，相反，却是应该通过制定规则，通过实际的行动来削弱这种歧视，达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正义。这是一个有为政府最基本的责任。

二、对流浪乞讨人员治理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规章层面上做到了应有的公正，但谑导手葱兄腥匆蛭�髦衷�蚨�薹ㄊ迪止����闭��谧龇ㄉ隙粤骼似蛱秩嗽钡南拗剖遣缓鲜实男形�R虼擞斜匾�韵衷谥钊缍粤骼似蛱秩嗽苯�星菜突蛘呋�ń�蛊蛱智�虻刃形��泄嬷疲��备ㄒ云渌�侄我匀繁6粤骼似蛱秩嗽钡闹卫砟芄蛔龅胶戏ā⒐��⒂行А1收呷衔�梢源右韵录阜矫孀銎穑?
1、坚持依法行政原则,认真贯彻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
法治国家的最基本原则之一便是要求行政主体做到依法行政。在具体实践中,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应该依法而为,受法之约束.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管理是政府行使其行政管理职能的一个体现,这一行政行为自然应该坚持依法行政原则。既然国家和各个地方都有相关的法规或者规章，而且这些规章自身基本符合法治精神，那么行政主体在具体管理中便应该遵守这些规定，而不能做出法规或者规章规定之外的行为——例如划定禁止乞讨区域，或者类似的限制性规定。
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不仅应该遵守依法行政原则，也应该坚持行政便民原则和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各地限制流浪乞讨人员实际上使用的是一种“潜规则”——即以救助管理为名而实际上限制流浪乞讨人员。这种潜规则的使用尽管是部分的，不足以影响目前治理工作整体的良好状况，但也对各地规章或者立法宗旨构成了现实性的威胁。这种潜规则的使用，违反了行政公开原则，应该引起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监督部门的重视。在治理流浪乞讨人员时，相关职能部门应该认真贯彻相关法规、规章的规定，坚持自愿、合理、便民的一些基本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地的规章落到实处，真正起到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和管理。
2、司法权力应该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
正如前文所言，地方规章整体上体现了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的立法宗旨，而在实际执行中部分发生了歧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行政机关应该对此类行为加强监督，而且司法机关应该在流浪乞讨人员合法权利遭到侵害时为其提供必要的救济。具体做法可以主要包含两个方面：（1）司法权力对地方规章涉及违反法律、法规宗旨或者规定的享有审查的权力。（2）对行政主体的侵犯流浪乞讨人员合法权利的行政行为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需要强调的是，司法权力为此类人员提供司法救济应以必要为限，而不得违反司法权力自身消极性的特点——即司法部门不能主动干涉或者引导有关人员对行政机关进行诉讼。
另一方面，鉴于流浪乞讨人员自身的特点，目前的法律援助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3、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
流浪乞讨人员的大量涌现，从根本上说体现了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从社会保障水平上来看，1991～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占人均GDP的比重为15％，而农村只占有0.18％，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90倍之多。在目前所能及的范围内，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最可行的方法便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只有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减弱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才能使流浪乞讨人员最大可能的降低。这也是目前解决流浪乞讨问题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制，目前学界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有两类：(1)。以土地换保障。(2)。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具体做法有：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及救灾制度;尽快建立农村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7】
4、强化财政拨款制度，实行激励机制.
现行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主要有三个特征： (1)临时性;(2)遣返性;(3)无偿性.这种特征在存在合理的同时,也有其弊端,主要表现在救助管理的临时性和遣返性无法真正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生存问题。治理流浪乞讨人员从各地来看是其地方管理的问题,将此类人员遣返会减少当地的社会压力。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种遣返并未解决问题——流浪乞讨人员并不会因为遣返而减少，政府在遣返过程中并未解决问题，相反却因遣返增加了管理成本，这种行为从整体上来说是不经济的。但各地为何还有积极性去从事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救助管理的经费是由各地财政支付，也就是说流浪乞讨人员实际上是在消费地方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很多流浪乞讨人员进入城市便源于“福利移民”的潜在诱惑。由于城乡经济的巨大差异，以及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反差。很多人乞讨的钱可能要比自己在家乡的劳动收入高得多。【8】而且伴随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服务方式的转变，流浪乞讨人员享受城市的部分福利待遇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在目前的情况下，既要做到对流浪乞讨人员的合理救助，又能激发地方治理的积极性，笔者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中央财政对地方救助管理工作进行一定的补贴，在具体补贴上实行倾斜支持。对救助管理压力比较大的城市，中央财政可以拨付较多的款项，而救助管理压力较小的城市可以适当的减少经费。同时对救助管理机构由省级政府统一协调，合理布局，以期使有限的救助管理经费在使用中做到经济、效能。
另一方面可以将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纳入当地政府部门的政绩考核指标之中，确立激励机制。这样便于救助管理工作的开展，也会为流浪乞讨人员治理提供一种动力。
5、放宽慈善机构进入标准，发挥慈善机构救助作用。
据统计，2002年我国慈善公益组织大约有100多个，而在1998年美国政府仅豁免税收的慈善机构就达120万个【9】。中国的慈善事业远远落后于外国，而且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社会组织而是政府的官办组织。《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和个人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因此，加强慈善机构对此类人员的救济，廉价的收集社会爱心，无疑也是解决流浪乞讨人员问题的一个比较现实的方法，事实上，在历史上，诸如英国之类的国家在济贫问题上便一直走的是政府救济与社会慈善救济想结合的道路，而且最终效果很好。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应该降低此类机构进入的标准，为其运作提供较好的法制环境，鼓励和扶持慈善机构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
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由于其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人权保护状况，宪政实施程度以及政府治理理念。因此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治理必须坚持法治原则，从公正、合理、有效的原则出发，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解决。在具体操作中，应该不断针对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的调整治理方法，相信经过政府的不断探索和努力，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理会不断取得进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北京、上海、云南、重庆、苏州、南京、常州、广州、深圳、珠海、成都、长沙、沈阳、西安、郑州等省市出台了针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管理的办法或者划定了“重点救助区域”。
【2】这种相对合理主要源于对规章本身文字价值的判断，各地的限制性规定（按照规定应当处罚的）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在重要公共场所扰乱社会秩序的；2、影响交通运营安全的；3、偷窃、诈骗、抢夺、拐卖儿童、参加黑社会性质乞讨团伙等犯罪行为的；4、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妨碍执法的。
【3】张千帆：《流浪乞讨人员迁徙自由及其宪法学意义》，《法学》2004年6月，54页
【4】目前在规章层面上明确规定划定或者允许设定禁讨区的主要有云南省、南京市，例如南京便将14个区域设为“重点救助区域”——即所谓的禁讨区。
【5】参见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243～270页。
【6】杨立雄，2004
【7】】杨翠迎：《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及统筹改革思路》，《浙江大学学报》2004年3月，12~20页
【8】管健：《职业乞丐现象透析》，《社会》2004年6月54～57页
【9】赣济香： 《“禁讨令”出台的深层原因》，《中国社会导刊》2004年5月，18~19页。

D. 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吗

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

裁判文书不允许根据案件类型、影响大小等选择性公回开——司法公开和司答法公正应是对每一个案件的追求，而非部分案件。根据暂行办法，最高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文书，原则上均应当上网公开。

文书上网前进行技术处理隐去个人信息——例如，只公开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而隐去具体住址、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银行账号等其他信息；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证人、被告人家属的姓名，以“某某”代替，其他相关信息也予以隐去。

(4)司法公开论文扩展阅读

裁判文书指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提起公诉或者自诉人提起自诉的刑事案件，在审理终结后或者在审理过程中，依照法律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所作局面处理决定，包括刑事判决书和刑事裁定书。

常见的刑事判决书有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二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改判刑事判决书、一审公诉案件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等。

常见的刑事裁定书有维持原判刑事裁定书、发回重审刑事裁定书、准许撤诉或按撤诉处理刑事裁定书、减刑刑事裁定书等。

E. 关于司法鉴定方面的论文要求在2012年后公开发表的文章

(⊙o⊙)…爱莫能助

F. 求法院关于执行方面的论文

破解法院执行难之思考
自1999年武汉惊爆全国首例判决书拍卖案起，全国各地相继有拍卖判决书的情况发生。为此，全国各级法院开展了多次专项整治执行积案的行动，然而“执行白条”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有效治理。笔者认为，一旦法律维护人民正当权益的功能失效，人们对法律产生信任危机，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如何解决好法院的执行难是当前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一、祛除对执行难的误解，理性看待执行难

社会上存在这样一种观念：生效的法律裁决所确定的权利必须实现。如果这种权利不能通过执行得以实现，那就是在打法律白条。[1]其实这是一种对法院执行的歪曲，它实质上是把债权人承担的风险转嫁给了法院。事实上，法院执行只是根据生效判决在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拒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为债权人实现权利所提供的一种公力救济，而不是实现所有为执行依据说确认的债权的一剂灵丹妙药。[2]

二、对法院的执行难的原因，本文拟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一）司法公信力缺失——公众对法院裁决的认同感不足，导致产生执行难的连锁效应

1.我们知道，司法独立问题一直是我国法治进程的软肋。法院隶属于地方的体制，使法院成为政府的一个办事机构。因此，每当牵涉地方部门利益的重点企业成为法院的执行对象时，总会由政府出面打圆场，弄得法院进退两难，然后多是以一些原因而不了了之。而异地执行对法院执行人员来说更是困难重重：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轻则采取不合作或者行政干预，重则有可能酿成煽动地方民众暴力抗法，把法院置于十分难堪的境地。我国法院的财政人事都依附于地方，法院部门经济利益和法官个人物质利益都无法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分离，这种法院设置地方化的制度缺陷，使法院即使有心也无法在力量上与地方组织的干预相抗衡。[3]

2.这几年我们一直在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做法，然而由于我国执行法律规范的欠缺，根本无法覆盖纷繁复杂的执行活动，导致现实中仍有大量轻程序随意执行现象存在，严重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如此一来，司法的神圣性不免招致老百姓的质疑，法院执行遭到抵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了。反观西方不少国家，其对程序公正的重视却有颇多值得称道之处。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件中，尽管有诸多现象表明被告有重大作案嫌疑，然而由于警方侦查中多次违反法定程序，导致控方呈庭证据出现诸多破绽，最终让辛普森无罪开释。[4]可见程序正义在美国深入人心，也正由于如此，程序公正通常确保了即使是败诉一方当事人也会服从对他的不利判决。[5]

（二）协助执行机制欠缺

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是目前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最常见问题，而这些工作都是法院一家机关所无法解决的。有学者坦言，法院天生就不具备军队和政府那样程度的强制力；法律权力的真正不足之处不是它的物质技术差，而是它的组织技术落后，即它不具备政府权力得以向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延伸的组织技术。[6]由法院唱独角戏，仅仅依靠法院一家有限的人力物力经常达不到执行的效果。

（三）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我国虽已构建了一定规模的社会信用体系，[7]然而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没有强有力的指挥机关，各社会信用系统各自为政，信用信息分散，加之民众还远远没有养成重视个人信用的意识和习惯，[8]导致交易一方难以对交易的风险做出合理的评估，容易轻信熟人关系，等到权益受到侵害，再寻求司法的事后救济，这就给执行难的发生埋下隐患。

三、解决途径

（一）法院机制改革

首先，增进司法独立。在中国，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处于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必须建立一套实现司法独立的机制。能否从国务院对一些部门的直属领导机制中受到启发，建立一套由最高院对各层级法院统一管理，在财政与人事上由最高院统一调度与任命的模式，使地方政府无法控制法院。

其次，规范法院执行程序。针对司法实践中执行法律缺位的状况，我们现在急需构建一套切实可行的专项执行立法，以规范各地法院执行机关的具体执法行为，并明确相关责任人制度。同时，还需要建立执行救济体系，赋予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对法院执行提出异议的权利。

（二）健全社会联动机制，完善社会信用体系

首先，要落实各监管部门职责，完善财产登记制度，推进房屋、车管、银行等部门的电子数据联网。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立法明确相关部门对债权人与法院的协助义务。只有疏通各部门相互链接的网络，形成覆盖全社会的系统的资源共享的信用记录制度，使个人或者企业的诚信记录向全社会公开，才能实现低诚信者难以再次进入交易网络。

其次，只有加大不讲诚信的成本，挤压其生存空间，把失信行为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其与全社会矛盾，让其感受到不讲诚信会产生的社会后果，才能迫使被执行对象的行为以诚信为首要考虑的要素。

（三）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机制

执行难案件中，相当一部分是属于由于被申请执行人逃匿或确实没有赔偿能力，而申请执行人家境困难，面临生存危机。对这样一群社会弱势群体，视其家庭情况对其提供社会救助十分必要。今年两会期间曾多次提到的涉诉特困群体救助机制——即宣威模式，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良方。宣威模式的特点在于它改变了过去法院单打独斗应付执行难的局面，将法院和社保制度对接，救助资金由政府支出和社会捐助构成，民政部门进行管理，法院负责实施救助人员申请的审核与上报。这是一种各部门共同参与的救助机制，既缓解了法院执行难，又解决了最困难群体的生存权问题，值得在更大范围推广。

四、结语

解决法院执行难问题是一门系统化的社会工程，所以建立一种长效治理机制十分必要。自2001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委托，开始起草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到2003年8月，已经起草了第四稿。法学界对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也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学者建议稿也陆续出台。希望伴随立法的出台，执行环境也能一天天好转，法院执行难有朝一日不再成为人们“聚焦”的话题

G. 2015形式与政策法治中国论文1500字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着眼科学民主立法；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着眼保障司法公正；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建设法治中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在中国的推行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治是保障公民权利奠基石
法治以维护公民权利为宗旨，以限制和规范国家权力为要义。法治不仅要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且要维护公民的各项民事权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实中各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只有有法必依，坚持公正司法、规范行政行为，让政府真正依法行政，才能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
（二）法治是市场经济的护航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需要法律确定其地位，保障其权利；市场经济的各种活动需要法律来规范，各种矛盾需要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需要法律保驾护航，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充分发挥。没有法律和法治，就没有市场经济。确立了法治国家的目标，有利于全社会名正言顺地开展法制和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法治环境。
（三）法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阀”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任务艰巨。在此背景下，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尤为紧迫和必要。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四）法治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护神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实践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因行政权力产生的“暴利”、利用垄断地位产生的“暴富”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规则的缺失或者是对现有规则的漠视。社会公平是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而公平正义只有通过法治的途径才能实现。
（五）法治是实现中国梦的助推器
仅仅是GDP的提升并不等于民富国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力的富强，人权得到尊重，人民享受着良好的治安、优美的环境和健康的饮食的“中国梦”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把法治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
二、我们需要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建设法治中国，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法治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决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有着十分丰富内涵的真实目标。择其要者，下列三个特征构成了法治中国最基本的要素。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宪法法律具有最高地位和最大权威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典型的特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全体公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坚实的根基。建设法治中国，应当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成为全社会奉行的基本准则，让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得到严格落实，让人权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让每一个人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我们要建设的法治中国，是政治清明、经济富强、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的中国。这是法治中国最重要的使命。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建设法治国家就是要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治支撑和保障，让人民民主更加充分和健全，让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和有序，让社会运行更加稳定和和谐，让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让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中国与法治中国相伴而行。
三、我们应当怎样建设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十六字方针，堪称新时期中国法治建设的指南针。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点有六：
（一）高层领导的政治决断和信心
任何权力规范和约束都应该也只能是自上而下进行。政治家要有倡导和推行法治的决心和信念，运用足够的政治智慧，能够厉行法治、自我限权、带头守法。
（二）着眼科学民主立法
立法是法治建设的前提。我们立法建制，最根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理念，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每一部法律法规制定的全过程。要使立法真正符合人民意愿，完善科学民主立法机制，创新公众参与立法方式，认真倾听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广泛集中民智、汇聚民意。要使立法真正立足客观实际，从改革发展稳定最突出的矛盾入手，从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研究和决定该立哪些法、怎样立，该制定哪些制度、怎样制定。要使立法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切实增强每一部法律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着眼保障法律有效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因此，我们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的重要职权，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依法行使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遵守和执行的重要职权，确保各国家机关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四是要改革现在的绩效评价体系，建立一套以法治为重要指标体系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即“法治GDP”，保证法律的实施。地方政府领导干得好不好，能不能得到重用提拔，关键要看他是不是有法律意识，是不是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一旦建立起法治作为重要指标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法律的实施就有了保障，法治中国建设才会更加顺畅。
（四）着眼保障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反映社会的文明程度，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保障。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树立现代司法理念，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1.树立司法独立理念
司法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础。现在如何认识我国的司法独立，学术界争论颇多。有的主张西化式独立，有的主张逐步独立等等。笔者认为，在当前不能离开我国的政治制度去谈独立，而要符合我国的国情。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党的领导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必须明确党对司法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政治领导和组织领导，而并非是具体业务和工作的代办与干预。二是规范和完善人大司法监督，高度重视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新闻媒体的监督。三是改革现有司法人事与财政制度。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是各级司法机关的人事权、财产权受制于当地党委政府。要从根本上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就必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首先可考虑基层、中级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任命，高级、最高法院法官由全国人大任命，任命后即由最高法院统一管理的方式。其次，必须改变地方政府把持司法财政权的现象。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为此，有学者建议应当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其他国家的经验，重视司法经费独立对于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四是正确处理好上、下级法院间关系，确保下级法院独立办案。上、下级法院并非行政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审级关系，不同的审级设置是为确保当事人上诉权的实现，确保司法公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指示、批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事先请示，都有违司法独立原则，应予根除。
2.大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尤其是法官队伍建设
司法工作的生命力在于司法公正。法官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高素质的法官是司法公正的先导。一定要提高法官的道德修养，提高法官的业务素养，提高公正司法能力。
（五）着眼用制度规范和约束公权力
当今，许多法律得不到真正执行，公权侵犯私权的情况屡屡发生。如果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就会是恣意妄为的猛兽，就会祸害社会。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有哪些？第一个是民主的笼子，通过统一的程序规则约束公权力的行使。特别要通过立法和制度建设对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权力加以更加严格的硬约束。因此应当尽快制定《行政组织法》和《行政程序法》等法律法规，为各种行政行为提供最基本的权力边界和程序规则，防止决策机关规避程序法滥用决策权，确保每项权力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第二个是法治的笼子，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规范；不仅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必须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还要求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义务的决定。凡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都必须积极履行，不能失职，不能不作为。同时，履行法定职责，必须依据法定程序。第三个是监督的笼子，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应当进一步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将领导批示、指示及一切行使权力的表现形式纳入信息公开的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党务、政务、司法、公共事务的信息公开，通过公开约束规范公权力。要创造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的条件，拓宽民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决策权的渠道，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体监督的便利，实现对公权力行使的全时空监督，惟其如此，才能让所有官员在法律面前不越雷池半步，防止权力滥用和失控。
（六）着眼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法治中国就是大家都尊法守法。
只有当法律成为国民必须信仰与敬畏的规则时，人们才可能在这条规则的底线上行走，道德才不会失守，底线才不会被击穿，秩序才不会崩坏，公平正义才能让人有所期许。也只有全社会都把法治当成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法治中国才会形成。因此要把“促进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作为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目标。一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培训。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法治精神的引领和提升。二是要深化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建设法治中国，人民群众是基础力量。要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为构筑法治中国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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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
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
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
（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
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
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
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
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
（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
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
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
（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
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
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个人信息”的含义
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
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
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
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
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

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

《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

图表 2
《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
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
（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
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
1.可识别性
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
2.客观真实性
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
3.价值性
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
（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
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
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
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
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
“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
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
（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

类别

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
（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

五十条以上

五百条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条以上

五千条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

图表 3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
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
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
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
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
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
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
（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
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
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
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I. 公平正义法治的力量论文

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在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专题研究，结合无锡实际和依法治市的内在要求，探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可行路径和有效方式。

一、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

在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富有挑战性的话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①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不断变化的。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不至于差距过大。从法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相统一。从伦理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者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满足。胡锦涛同志关于"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论述，概括了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权利平等、分配公平、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等多方面。

二、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国家与维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辩证关系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的精髓都在于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当前，在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的过程中，必须全面认识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辩证统一、协调互进。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法治繁荣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个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把社会公平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只有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制度安排和创新、各项决策和措施才能取得各界广泛认同、广泛支持，法律才能得到普遍服从，社会资源才能得到有效整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才能从中受益，真正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与法治繁荣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公平正义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没有公平正义，社会就不可能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在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中，公平正义才有可能实现。
(四)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社会不公的现象，如贫富、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稳定。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通过经济发展，同时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因此，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当前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危害性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必须直面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我国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公平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配不公。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富民政策包含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但有些地方不讲辩证法，造成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过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的相关调查显示，在领导干部对2002 年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判断中，收入差距问题被列在第一位。
(二)就业和用人不公。就业过程普遍存在着一些歧视性的做法，如性别、户口、生理等方面的歧视，安徽芜湖就曾发生过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乙肝歧视案"。买官卖官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已构成职务犯罪，如近两年查处的少数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以权谋私，买官卖官，造成权力和地位方面分配不公。
(三)教育不公。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在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上的不公平，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在发挥其潜能方面的机会不公平，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贫困生比例上升。就无锡而言，在高等教育方面，既享受不到北京、上海等地的高入学率，也享受不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低入学标准。同时弱势群体子女教育问题更为突出，贫困农民和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严重。
(四)社会保障不公。相对而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情况逐步改善，而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很不理想，政府提供的相应保障非常有限。可以说，农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看病难"、"因病返贫"问题相当突出。有的地方国家机关医保改革比较"彻底"，但配套措施并没有跟上，同时有的单位仍实行老办法，医疗保障不公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五)立法不公。主要表现在：立法机关人员构成不够合理，相当一部分人员是从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中产生，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以贫困农民、民工和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很难直接参与立法过程，不利于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有的法律规定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不相适应。
(六)司法不公。有些地方不严格执法、不重视程序和人权的问题时有发生。突出表现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超期羁押，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罚不当罪，罪刑不适应，权钱交易，以钱抵刑，徇私、徇情枉法，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如近年来检察机关在某市中级法院就查处了多起法官职务犯罪案件，其中反映的司法不公、不廉问题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七)私权保障不力。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公共利益为名，侵占私人权益和私人财产，或在私权受到侵犯后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如有的地方政府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再以低价转让给开发商，或虽然按公开的市场价格将农民土地转让，但从中获取差价，从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思考

深入认识和分析当前无锡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地方性法规与政策，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前加快推进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构建进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树立科学的和谐正义观。所谓和谐正义，就是"为了达到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调适互为对象性存在的诸方面关系的共同法则。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和谐正义是平衡万物价值的金规则，是整合程序上的和谐正义和实质上的和谐正义的平台"。②具体来说，要着力做好三点：一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平的实现程度。把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过程作为追求和实现公平的过程，在动态发展中提升公平的实现程度。二是以强化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监督是文明社会进行社会关系调适的最基本的手段，它的发挥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种种侵犯社会公共资源的行为和一些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通过有效的监督，逐步消除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政策性障碍和人为性障碍，同时加大反腐败力度，降低因以权谋私行为对贫富差距和弱势群体的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三是全面认识公平的历史性和相对性，防止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或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追求公平。
(二)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放到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分配的公平属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权利平等和司法公正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因此，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③而且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深化各方面改革的同时，必须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来抓。只有把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好、实现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否则，就难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影响经济社会和法治的健康发展。
(三)维护和实现行政公平。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从市场经济的逻辑上看也应如此。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效率由市场去安排，公平则由政府管理"。④实践表明，政府不主持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就会严重缺失。当前，应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即：将注意力由集中于国有企业改革转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建设，注重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从制度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及相关问题，如三农问题和土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问题等；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在法治建设中率先垂范，公平正义需要通过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而政府能否依法行政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实现。
(四)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是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讲，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核心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此，必须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当前，应高度重视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尊重司法权威，确保司法公正，为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司法机关也应切实负起责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满足人们的合理诉求，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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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广告若干法律问题分析
[内容摘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具有浓厚市场气息的悬赏广告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商品流通、调动社会各界力量来完成组织和个人无法完成的特定任务，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效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尚无悬赏广告的立法，使得社会现实生活中因悬赏广告引发的纠纷没有统一的法律来规范。本文试从悬赏广告的概念、性质、构成要件、法律效力、立法建议、司法实践等角度加以探讨，肯定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澄清对悬赏广告的认识，以期使今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达到协调一致。
[关键词]悬赏广告；契约说；单独行为说；法律效力；撤销
悬赏广告自古有之，《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氏春秋成，悬诸东门，谓有能更动一字者，赐以千金”，秦代更有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流传于世。在现代社会，悬赏广告更是频频出现，种类甚多，如报刊登载、街头招贴、广播电视传播等；适用面广，常见的如寻觅遗失物、寻找走失人口、征集作品、查禁伪劣假冒商品、访求车祸目击者等等。实践情况如此复杂，有关悬赏广告引起的纠纷不断增加，而我国现行法律对这一问题的规定却不明确。本文试图就关于悬赏广告所涉的几个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及构成要件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
悬赏广告，一般认为是广告人以广告的形式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的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1]史尚宽先生认为，悬赏广告，谓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因而广告人对完成该行为之人，负有付报酬之义务。
（二）悬赏广告的构成要件
从其定义看出，悬赏广告的成立具有以下要件：
1、广告人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广告人是做出悬赏广告意思表示的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单位。广告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是悬赏广告成立的前提条件，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监护人同意所做的悬赏广告无效。
2、以广告的方式对不特定人的意思表示。其形式多种多样，如：报纸刊登，广告栏张贴，街头叫喊，或广播电视等，发展到今天又有上网发布等等。只要使不特定人知晓的一切方式均可。不特定的人，并不要求一般公众，只要是不特定多数即可。
3、须要求他人完成一定的行为。一定行为其种类并无限制，只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序良俗，既可以为私人利益，也可为公共利益。
4、须广告人表示要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付报酬。悬赏广告，必以“赏”为要件。王泽鉴先生指出：“报酬不限于金钱，凡能为法律行为标的之任何行为均可”[2]因此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探析
关于悬赏广告的性质世界各国民事立法可分为两种学说，即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
1、契约说（要约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广告人对不特定人所做出的要约，必须经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而为承诺相结合，契约即为成立，在广告人与行为人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行为人因完成了指定的行为而享有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权。持该种学说观点的学者有胡长清、王伯琦、郑玉波及姚德年等。[3]
2、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仅是广告人单方的一种意思表示，是对完成广告中指定行为的人的一种许诺，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即可获得其报酬，一定行为的完成是其悬赏广告生效要件，也就是说悬赏广告因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成立，但其发生效力须得一定行为的完成，持该学说的学者有梅仲协、史尚宽、王利明、王泽鉴及崔建远等。[4]
从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上看，悬赏广告问题在法律体例上规定的位置不一，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各国对其法律性质的不同理解及立法例的采纳。日本民法典把悬赏广告规定在契约总则中契约的成立一节，该法第529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实施一定行为给予一定报酬者，对完成该行为的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5]可见日本民法认为悬赏广告与完成其指定行为之间是要约与承诺之关系。德国民法典把悬赏广告独立规定为一节，该法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的通告或告示，对完成某种行为，特别是产生悬赏结果的人，有向完成行为的人给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完成时未考虑此刊悬赏广告者，亦同”。[6]该条明确规定了行为完成人不知道有其悬赏广告，广告人也应承担给付报酬的义务，故德国民法上视悬赏广告为单方法律行为。据此，可不问行为人是否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只要完成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就有权请求广告人支付报酬。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将悬赏广告规定于契约通则中，体例上是仿袭日本民法，但其具体内容的规定上借鉴了德国民法。该法第164条规定：“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与报酬者，对于完成该行为之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对于不知有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亦同”。
笔者认为，为确定悬赏广告的性质，要考虑民法设计的初衷和所追求的价值，民法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商品经济有序、协调、快速、健康的发展。所以，平等、自由、公平、意志自治、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商品交易中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底线。综上所述，将悬赏广告看做单独的法律行为，更符合民法制度的内涵和精神，符合民法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目的。所以，我认为，对于悬赏广告的法律定位，采纳单独说为适宜。
1、如果采单方法律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不需要他人作出同意即能发生法律效力，广告人应当受到广告的拘束。这样，一方面，如果某人不知道广告人发出了悬赏广告，而完成了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该人仍能取得对广告人的报酬请求权，而广告人不得以该人不知广告内容为由而拒付报酬。另一方面，由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法律行为，所以其应受该行为的拘束，悬赏广告一经发出即不得随意撤回。而采纳契约说，则将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被视为要约行为，这样广告人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其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显然对相对人不利。
2、采用单方法律行为说，可以使限制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在完成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以后，也可以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但若采用契约说，那么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即使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也将因为其无订约能力，从而无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与广告人之间成立合同，当然也就不能对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这就不利于保护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
3、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单独行为，那么任何人完成广告中所指定的行为都将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指定的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不必准确地判定在什么情况下有效承诺的存在以及承诺的时间等问题，从而也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负担。
三、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一）对悬赏广告合法性的认定
对于悬赏广告，主要国家的民事立法均予以承认。在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广告法》虽未对悬赏广告做出规定，但《民法通则》和其他民事立法中也没有禁止悬赏广告的规定。在实践中，政府机关也有实施悬赏广告的行为，可见在我国悬赏广告确实有它存在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对其的合法性应当予以认可。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
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是指在其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即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也是悬赏广告的的核心问题之一，最容易滋生争议纠纷，具体可分为如下几个问题：
1、酬金未明确的悬赏广告报酬额的确定。关于报酬额，悬赏广告中大都明确表示，但未明确表示的并不罕见，如寻人、寻物启事中，酬金等内容很多是“当面酬谢”“必有重谢”之类，那么这些不确定报酬额悬赏广告，行为人在完成指定行为后向广告人请求支付报酬的额度标准是什么呢？“于此情形，关于报酬（重赏）之内容，应斟酌指定行为之性质内容，完成该指定行为所需之劳力及费用，交易惯例及当事人之间关系，依公平原则决定之。”[7]笔者认为，此时酬金的确定不宜过高，否则悬赏广告人在经济上失去意义，如果过低，完成行为之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则日后人们就可能疏于对此类悬赏广告的注意，也不利于日后众多潜在悬赏广告人的利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遗失物之拾得人享有的报酬请求权为物值之三成，我国司法实践中若遇到此类纠纷，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民法对此类广告的规定。
2、数个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认定。在数个行为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的情况下，报酬请求权的认定相当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数人分别先后完成指定行为时，各国立法例一般以完成行为在先者享有报酬请求权。 一般认为完成指定行为定有期间者，则仅于该期间内最先完成行为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如广告明确除完成行为外，并须通知广告人的，则通知亦属指定行为一部分，此时应以行为人通知到达广告人的先后为标准，确定最先通知人有报酬请求权。 （2） 数人各自同时完成指定行为时，外国立法例规定，各人以均等比例分受报酬请求权，但报酬因性质不能分割或依广告表明只能由一人获得者，以抽签决定应受报酬人。 当数人完成指定行为而不能证明其行为先后的时，一般推定为同时完成。（3）数人共同协力完成指定行为时，由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广告人应考虑各人对行为结果的贡献，依公平合理原则将报酬分配给各人。 在此之前，任一行为人可以请求将报酬为全体参与人提存。但悬赏广告仅许一人单独完成而禁止协同完成的，则协同行为人无报酬请求权。 此外，在数人可能享有悬赏报酬请求权情形，为适当减轻广告人的负担，有立法例规定，当存在数人完成指定行为时，广告人善意给付报酬于最先通知之人时，其给付报酬义务即为消灭。
3、不知有广告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单独行为说认为，因广告而负给付报酬义务，并非由于契约，乃基于广告人单独的一方行为而生，故对不知有广告而完成行为之人，广告人亦负给付报酬义务。德国民法规定，广告人有义务向已实施指定行为的人给付报酬，即使行为人未顾及悬赏广告而完成指定行为的，亦不例外。 我国台湾现行民法，对悬赏广告法律性质采取契约行为说，规定对不知有广告而完成广告所定行为之人，准用悬赏广告规定，肯定行为人享有报酬请求权。 此属法律效果的准用，即虽不成立悬赏广告契约，仍得在完成广告所定行为，而有报酬请求权。 指定行为在广告以前既已着手或完成时，行为人是否有报酬请求权？解释上，此时请求权与广告同时成立。然依广告的意思表示，并不以广告以前的完成行为为指定行为的完成的，请求权应依新行为的完成始成立。 传统的英美契约法理论，强调悬赏契约的合意要件，认为须知晓有悬赏之存在，而后依其指定方式履行完毕，方得求赏格。该观点对完成指定行为者不公平，遭到现代契约法大师科宾（corbin）等人的强烈反对。科宾主张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时，虽不知有悬赏存在，仍应给予求取报酬之权，行为人可以请求法院为强制执行其请求。该观点已被判例所支持。
4、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悬赏广告为合同行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如没有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也不能认定为有效承诺，不享有报酬请求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对悬赏广告合同的主体放宽条件，凡是完成悬赏行为的人，都具有应征人的资格，享有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不应以其缺少行为能力为由予以剥夺，其理由有三：首先，行为人虽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但其完成了广告所指定的行为，其效果与完全行为能力人完成指定行为并无不同，给付报酬符合广告人的初衷；其次，无行为能力人完成广告指定行为时得请求报酬对行为人有百利无一害，近似纯获法律上利益，不须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追认。再次，悬赏广告是对不特定人的要约，从一般情理与诚实信用原则出发，自应童叟无欺，凡完成了指定行为者，享有报酬请求权。
5、具有特殊身份的行为人完成指定行为是否具有报酬请求权？这也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学者认为，如果有完成广告指定行为是相对人应承担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其在完成行为后享有报酬请求权，则可能导致义务权利化和利益失衡的不良后果。当相对人对广告人负有特定的合同义务，或负有完成指定行为的法定义务时，不得适用悬赏广告法律效力。基于警察职业特性，凡警察完成悬赏广告所指定行为者，无论是否在执行公务期间，都不能取得报酬。 不过有学者在针对另一起民警拾得遗失物的悬赏广告纠纷案件，认为作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要比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其特定身份对他基于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的实现是有影响的。但是应注意“公行为”与“私行为”的划分问题，如行为人的行为是“私行为”即非职务行为，此时其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 依英美契约法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悬赏要约对某些特定身份之人士，不因承诺而得求取赏格之权。倘完成此项行为系具有公职身份者，而于职务行为范围外所完成之私人行为，如某人工作后休息期内，知悉有悬赏存在而完成指定行为，对于完成此项悬赏行为，并不因其具有公职身份而丧失求偿权。在此情况，某人纯以私人地位与悬赏要约者缔结悬赏契约，自应以双方间契约之效力而赋予其求偿权。笔者赞同行为人对广告人负有特定合同义务或法定义务者，不享有报酬请求权的观点。同时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具有双重或多重身份行为人的具体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如行为人虽具有法律上的特定身份如警察等公职人员，但其完成广告所指定行为既非在其应履行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和执行公务期间，纯基于普通公民身份即一般私法主体的行为而完成的，应享有报酬请求权。
6、对行为人一个行为完成数个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特殊情况下，会发生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完成数个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情况，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是数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对同一事件分别或者共同发出悬赏广告。此时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则取决于行为人是否可将行为成果交付给广告人，行为可以分别同时将行为成果交给广告人的，应享有数个报酬请求权；如果行为成果职能交给其中一个或者部分广告人的，则行为人只对接受行为成果的广告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如1999年，辽宁省东港市发生一起特大持枪杀人案，东港市公安局在被害人家属同意后，于12月13日通过电视台发布了悬赏通告，其主要内容是：一、凡提供线索直接破案的，被害人家属奖励50万元；二、凡是提供线索公安机关通过侦察破获此案的，公安机关给予重奖；三、凡是提供有关枪支线索破案的，公安机关给予以重奖；四、凡是提供线索破案的，即使与犯罪团伙有牵连也可以从轻或免予刑事责任；五、对提供线索者，公安机关一律严格保密。后鲁瑞庚提供了重要的案件线索，使得公安机关迅速破案。后东港市公安局只给公安局应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另40万元给付鲁瑞庚10万元的奖励。鲁瑞庚对此不服，提起诉讼并经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公安局将被害人家属交付的另40万元给付鲁瑞庚。[8]此案虽然结束，但仔细分析，实际上此案涉及两个悬赏广告，一个是被害人家属的悬赏50万元，另一个是公安局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所给予的重奖。公安局给鲁瑞庚10万元的奖励应属于后者报酬请求全的实现，依照悬赏广告的原理，鲁瑞庚还应享有被害人家属50万元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辽宁高院的判决在一方面承认被害人家属悬赏广告的成立，另一方面却又回避了东港市公安局悬赏广告的成立，是该案的遗憾之处。
四、悬赏广告的撤销
（一）悬赏广告能否撤销
悬赏广告是否可由广告人任意撤销？学说与立法体例均不一致。在一般通说中，如认定悬赏广告性质为要约的，则可以撤销。相反，如认定其性质为单独行为的，则不允许撤销。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上述观点不足取。悬赏广告之应否允许撤销，“不能依理论决之，应依实际上有无必要而决之。”主张不应撤销的，认为如允许广告人撤销，则行为人会因此蒙受损害。行为人已着手完成指定行为，然而广告因情事变迁，不再需要完成其指定行为的，行为人既使因此蒙受损失，也不是没有补偿的办法，如果绝对不允许广告人撤销，仍使广告人承受广告之拘束力，未免过于严酷。因此，我国台湾“民法”第165条规定，可以由广告人撤销广告。
（二）悬赏广告撤销的要件
悬赏广告只能在行为人完成行为之前撤销，因为这时悬赏广告只有对广告人产生约束力，并未对尚未完成行为的行为人发生法律效力，如果指定行为已完成，债之关系既已发生，自然不能撤销。撤销的方式，原则应以与做出悬赏广告的方式相同，但也可足以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知道的方式为之，总之，做出撤销悬赏广告的方式不能减少只能增大做出悬赏广告方式的影响范围，其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如果悬赏广告中明确规定了完成指定行为的期间，可推定为在此期间广告人放弃了其撤销权。
（三）悬赏广告撤销的效力
悬赏广告，因悬赏人的撤销，确定不发生悬赏广告的效力，其结果犹如自始即未做出悬赏广告。在撤回前即已着手于特定行为的，而于撤回后完成，不得请求报酬给付。至于因指定行为的准备或实施，从而已消耗的费用、劳力、时间所受的损害，是否能要求赔偿，立法上各国有别。在德国、日本民法上，除广告知晓行为人已准备或着手情形的，以加损害于该行为人为目的而广告撤回的，应构成侵权行为外，并无赔偿的义务。瑞士债务法和我国台湾民法则规定，除悬赏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的损害，负担赔偿义务，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为限度。
五、对我国有关悬赏广告问题的立法建议
（一）理论上的采纳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确立都应有其理论依据或立法理由，这也是为了解决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理论是为实践服务，同时实践也检验这种理论的可行性、合理性。综上之所述，笔者认为正在编纂中的民法典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在理论上应采纳单独行为说，采用单独行为说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中的安全，而且在我国有一定的历史和现时的基础。我国清朝时期的《民律草案》，现在台湾地区的民法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均是采用单独行为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单独行为说更为社会所需，更易为人们所接受。
（二）立法之建议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悬赏广告及其纠纷不断出现。由于我国法律对此问题的规定尚为空白，为了减少纠纷及在纠纷发生后能有处理的法律依据，正在编纂中的我国民法典应确立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制度。其一，应明确规定广告人对于不知有其悬赏广告而完成该行为的人，也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完成行为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监护人代为行使报酬请求权；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遗失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其许诺向拾得人支付报酬,否则,拾得人有权留置该遗失物。其二，只有最先完成指定行为的人才能享有报酬请求权，如果是数人同时完成的，应按平等比例取得报酬；数行为人是协作完成指定行为的，法律应规定按其协作程度取得报酬；如果报酬按其性质只能由一人取得的，由数行为人协商决定一人享有，获得该报酬的行为人应给予其他行为人相应的补偿；其三，广告人可在指定行为完成之前撤销其广告，对于行为人因此所受之损害，除广告人能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指定行为的，广告人应于报酬额之内负赔偿责任。如果广告人在广告中已附完成指定行为的具体期限，这类广告在有效期内不能撤销。为图商业之利益，故意以不可能完成的行为设立悬赏广告的，行为人因其所遭受的损失，广告人不能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赔偿责任不以在报酬额之内为限。其四，悬赏广告所设报酬额过高的，除非情况紧急、意义特殊、人身风险大等，过高部分法律不予保护。以国家、集体财产为报酬而设立的悬赏广告，得受上级主管部门或本单位内部监督部门干预。
[注释]
[1]江平：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页
[2]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188页
[3]赵转:《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载于《河北法学》1994年第四期。
[4]赵转:《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载于《河北法学》1994年第四期。
[5]曹为、王书江合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6] 郑冲、贾红梅合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7]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6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81期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江平：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曹为、王书江合译：《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
[5]郑冲、贾红梅合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彭万林：《民法学》（修订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