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上的法益

⑴ 法益是什么意思，法律方面

一、法益的概念、特征、类型
刑法上的法益概念，可以分为实体的刑法法益概念和形式的刑法法益概念。实体的刑法法益概念，又称内容的、充实的刑法法益概念，基于个人主义的思想，重在刑法法益的内容，例如，诈骗、抢劫犯罪侵犯的刑法法益是财产，但除此之外，还有防止诈骗、抢劫行为的利益。形式的刑法法益概念，基于全体主义，重在刑法法益的方法，还以诈骗、抢劫犯罪为例，它们侵犯的法益除财产之外，还有抑制不法得利意思的利益。这种概念完全精神化，没有内容。[1]我们认为，刑法法益的概念应该是以实体的内容为主，兼顾形式的概念。那么，关于刑法法益的概念可做如下表述：刑法法益，是受刑法规范保护的利益。[2]
要了解一个概念，就必须从比较中发现概念的实质所在，那么必须将“利益”与“刑法法益”加以对比研究。利益与刑法法益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表现在：（1）利益和刑法法益是属于不同层次的范畴，利益是一个社会形态中的基础范畴；而刑法法益只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中的范畴；（2）利益和刑法法益的内涵不同，刑法法益是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具有特别的保护方法，而利益没有这样的限制。刑法法益同利益相比，不仅具有实体意义，而且具有方法意义，实体意义的刑法法益的内容与相应的利益内容是一致的，方法意义的刑法法益与利益又是有区别的。只有需要并实际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刑法规范保护对象时，才能成为刑法法益的内容；（3）利益和刑法法益的外延不同，利益的外延大于并包含了刑法法益的外延。利益和刑法法益之间的联系表现在：（1）利益是界定刑法法益内涵的一个范畴，即刑法法益的内涵包含利益的内容；（2）社会中不同层次的利益与刑法法益之间关系不同：属于经济基础方面的利益决定了刑法法益的存立和方向；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利益与刑法法益之间相互作用；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利益与刑法法益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3）利益相对于刑法法益是具体的、现实的形态，而刑法法益则是抽象的、观念的形态；（4）利益为刑事法律的选择提供了最为丰富的内容，是的刑事法益的内容建立在社会的基础之上。
关于法益的分类，有分为公益和私益的两分法；有分为国家的法益、社会的法益、个人的法益三分法，这都是以法益主体为标准分类。但三分说成为一般说法，由于国家有着以统治组织为前提的国家的法益，与没有这个前提的社会法益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因此三分法是妥当的。[3]
实际上，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刑法法益进行分类。根据侵害状态不同，可以将刑法法益分为实害法益和危险法益。所谓实害法益，就是遭受实际侵害的的利益才运用刑法予以保护，即刑法规范保护的免受实际侵害的利益；所谓危险法益，就是刑法规范保护的免受危险威胁的利益。根据其主体不同，可将刑法法益分为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所谓个人法益就是刑法规范保护的个人的利益；所谓超个人法益，就是刑法规范保护的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个人法益根据其内容不同，可以分为生命法益、身体健康法益、自由法益、财产法益、名誉法益。超个人法益可分为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根据法益的形态，分为有形法益和无形法益。凡具有有形的物质形象，能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可以触及的法益，为有形法益，如身体、财产等物质形象；凡不具有形体的物质形象，不能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不可触及法益，如名誉、自由、贞操等。个人法益又可分为专属法益与一般法益。凡为特定人所固有与其人格不能分离的法益，是专属法益，人的生命、自由、身体、名誉、信用、贞操等。凡一般人都可享有而与其人格可以分离的法益，为一般法益，如财产方面的法益。[4]
[1]参见陈朴生著：《刑法专题研究》，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法学丛书编委会1988年第4版，第64页。
[2]参见杨春洗、苗生明：《论刑法法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第13页。
[3]参见[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1991年3月第1版，第100页。
[4]参见杨春洗等主编：《刑事法学大辞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15页；甘雨沛、何鹏著：《外国刑法学》（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283页。
2起源
“法益”这一概念是由伯恩鲍姆提出来的，其旨在反驳质疑费尔巴哈将犯罪视为侵犯“主观权利”的观点。费尔巴哈认为，犯罪行为不只是违反了“法律”，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受害人的权利。伯恩鲍姆则指出，该观点虽然可以解释诸如杀人等传统犯罪，却无法从权利的视角对一些并未侵犯任何个体权利的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比如“反伦理和反宗教”罪。由此，他提出了“法益”的概念，试图取代费尔巴哈的“权利”。[1]

⑵ 刑法上可放弃的法益有哪些

财产权一般都可以放弃。人身权放弃无效

⑶ 我国刑法中个人专属法益有哪些

以人的合法利益为中心对刑法第338条的解释是合法的、合理的。我国刑法学界的折衷主义观点是德国的个人法益观。折衷主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定位。在环境犯罪法益的选择上，德国刑法学者普遍认为，法益对人的利用和价值来自于人，应当坚持人本主义的观点，这相当于我国现行刑法学者存在的以人为本的法益观。

要注意刑法立法的规制取向，这不利于我国刑罚体系的优化。目前，学界关于“积极刑法观”的观点实际上是通过刑事制裁的泛化来达到社会治理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观点；如果不调整处罚制度，轻率主动地定罪，将导致社会治理成本急剧上升，社会矛盾激化等负面效应。如何合理运用法律工具解决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直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通过扩大刑事制裁来解决问题的意图适得其反。为了治理社会，我们在刑法立法上应该始终保持谨慎。

⑷ 在打击犯罪中，刑法发挥了哪些方面的积极作用

1、规范（规制）功能/秩序维持功能

指刑法通过将一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相应的刑罚，表明国家对这种行为否定的价值判断，要求人们不要实施这种行为，并对实施这种行为者给予刑事处罚。而一般公民慑于刑罚的威力，也会按刑法的规定规制自己的行为，不去触犯刑法，社会秩序也得到了维护。

2、法益保护功能

指国家通过将侵害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正当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通过要求人们不要犯罪和对发生的犯罪行为予以刑罚惩罚来遏制犯罪，以来保护国家、社会、公民的正当合法利益不受或不再受犯罪的侵害。

3、人权保障功能

刑法的规定限制了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中的行为——要依法办事，不得滥捕滥判，从而保障合法公民的权益不受刑罚权滥用的侵害，保障犯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刑罚权滥用侵害。西方有些学者称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罪刑法定是实现刑法保障功能的最主要制度。

(4)刑法上的法益扩展阅读：

刑法原则其他原则：

一、罪责自负原则

1、罪责自负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谁犯了罪，就应当由谁承当刑事责任；刑罚只及于犯罪者本人，而不能连累无辜。

2、罪责自负原则的基本要求：①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对于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能对其定罪；②刑罚的对象只能是犯罪者本人，对于仅与犯罪者有亲属、朋友、邻里等关系而没有参与犯罪的人，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含义和要求。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同时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并要求主客观两方面的有机统一。

即符合犯罪主体条件的被告人，在其故意或者过失危害社会的心理支配下，客观上实施了一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严重威胁或已经造成现实的侵害。如果缺少主观或者客观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条件，犯罪就不能成立，不能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

三、谦抑原则

所谓谦抑，是指缩减或者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换言之，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

⑸ 刑法上的自愿伤害原则

这是刑法里的条文。具体理解如下：
基于权利人承诺或自愿的损害，又称被害人承诺，指行为人侵犯的法益是被害人在危险行为实施前自愿放弃的某种合法利益。这种承诺原则上可以承诺很多内容，但有两样禁止承诺，即使承诺也无效——生命权和重大健康权。
资料扩展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三十三条
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三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⑹ 刑法保护非法法益吗

当然保护，但是，复这种制保护属于有附带条件的保护。比如典型的黑吃黑中，被黑的一方的非法法益是受刑法保护的。

例如：抢劫盗窃犯的赃物构成抢劫罪。这时刑法实际上保护的是盗窃犯的非法占有权益。当然，失主夺回自己的财产不属于抢劫。因此，这样的保护属于有条件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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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不仅包括合法法益还包括非法法益），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对具体犯罪的客体理解不同，对构成要件的理解就会产生差异。

在民法上属于非法占有，而刑法却予以保护。在民法上，非法占有确实不受到保护，但是，刑法角度则不同，刑法必须对某些情况下的非法占有进行保护。当然这种保护是有条件的，而不是任意扩大的。

例如：在侵财案件中，失主、见义勇为者对盗窃犯的夺回行为就不能属于黑吃黑，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保护盗窃犯的非法占有。但是，在黑吃黑的情况下，被黑一方的非法占有就是属于刑法保护的法益，这时不能因为其法益的违法性而否认了黑吃黑的社会危害性。

如果刑法不保护这种情况下的非法法益，显然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目的。如果不保护特殊情况下的非法法益，就会导致黑吃黑成为合法行为，纵容犯罪。

⑺ 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

因为许多人赞同：一个现代的立法者，既便他在民主性上是合法的，也不容许因其不喜欢某种事物而因此予以刑罚威胁。一个奉行使公民服从、顺应并易于控制的价值的当局，不希望对政府的激烈批评、异类信仰的实践或者偏离公民规范的私人行为。历史――包括当今――揭示了致力于镇压如此行为的刑事司法的许多例子。但是，根据我们西方文明如今所达到的标准――我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介绍――，处罚一个行为，无论如何还需要别的合法性，而不是立法者的纯粹心愿和喜好所提供的这个合法性。
II. 战后，德国刑法学借助法益理论一直试图给刑法的暴力干预找到一个界限。其基本思想是：刑法只能保护具体的法益，而不允许保护政治或者道德信仰，宗教教义和信条，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或者纯粹的感情[1]。我和别人共同起草的1966年西德刑法选择草案――该草案是想针对当时的政府草案提出一个相反的现代刑事政策的选项――第2条第1款就作了如此纲领性的表达：“刑罚和矫正处分服务于法益保护和行为人重新融入法律共同体”。
德国的立法者虽然没有采纳这个纲领性提法，但是，无论如何立法者后来还是在法益保护理论的影响下完成了对德国性刑法的改革。自此以后，我们的刑法典的相应部分，不再象以前冠以“违反风化的重罪和轻罪”，而代之以“针对性自主权的犯罪”。因为“风化”不是法益，那么就在刑法上不受保护，这样使得诸如（当时被评价为不道德的）成人间的同性恋，交换配偶，与动物性交和其他的违反道德行为，最终都免予刑罚处罚。
III . 1973年结束的性刑法改革在德国把法益理论推到了对其承认的历史最高点。虽然，法益理论的个别反对者以这样的观点进行争论[2]：成人间同性恋的可罚性，不是出于这种行为没有损害任何人的法益，而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这样的行为也不再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了，而遭到废除。而事实上，同性恋如今在德国才被评价为一种伦理上中性的性取向的特殊形式。但是，这恰好正是非刑罚化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而且，就在同性恋可罚性条款被废除的前几年，新刑法典政府草案在1962年还把同性恋描述为“伦理上特别应予非难的并且根据公众的信念是下流的行为”[3]。
如果人们否认法益概念在当时讨论中的决定性影响，那么除此之外还会对1968年出版的以法益理论为基础的“性犯罪”选择草案是立法者的蓝本的事实产生错误的认识。如果人们否认在这个领域法益理论的胜利，那么最终也就不会想到，根据如今的观念仍是不道德的行为方式，就象已经提到的交换配偶或者与动物性交的情况，也都是由于缺少法益损害而免予刑罚处罚。
IV．前面所描述的改革结束之后，德国对法益概念长时期没有再进行细致深入地研究。只是在过去几年，才重新燃起对该概念的热烈讨论*。在讨论中，任何刑罚威胁的目的必须是防止法益损害的假设，逐渐受到越来越多地批评。这里我仅举出三个认为把刑法限制于法益损害是不可能的或者是错误的、有代表性的论者*。
Hirsch[4]认为，“不存在”一个预先给予立法者的法益概念。“对刑法预先给出的限制，法益概念没有提供适当的根据”。Stratenwerth[5]关注文献上各种不同的法益定义，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法益实体定义”等于是“本身无法解决的任务（Quadratur des Zirkels）”，即，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创设一个犯罪构成的根据不是法益保护，而是这种行为的不受欢迎（或者说违人心愿）。必须“看到，希望维护特定规范或者另一方面根本不希望一种行为，这种社会的和立法上所确定的基本立场是决定性的”[6]。最后是Jakobs[7]*，他认为，刑法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不是法益保护，而是证明规范的有效性。犯罪行为是犯罪行为人对规范的否认，而刑罚的意义在于，宣告“行为人的主张是不足为据的，并且规范一如既往地继续有效”[8]。从这个观点看来，继续研究法益概念就是多余的了。
但是，将法益保护作为一种针对刑法干预的限制手段，这样的思想在其支持者和辩护者那里早就已经存在了。30多年来一直是其所谓的“体系批判的”法益概念的积极倡导者[9]，而今已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副院长的Hassemer，不久前[10]说：“用刑罚威胁来禁止一种行为，而这种禁止不能以法益做为根据，那么这种禁止就可能是国家的错误……对于行为自由的干预就可能不具有体现干预意义的合法化根据”。Schünemann[11]解释说，放弃法益保护原则的批判潜力将会使得刑法再次回到“启蒙之前的水平”。 “不仅要坚持法益概念对于刑法学理的核心地位，而且法益理论的真正充实甚至就在眼前”。
V．今天我们又陷入了激烈的原则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我加入了法益理念辩护者的行列。在我直面它的反对者之前，我想有必要在此把我自己的概念作一简要的交代。因为关于什么是法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如果人们提前澄清了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法益是什么，并且清楚从什么地方推导出了法益保护对刑法的限制，那么才能对于该题目进行富有意义的讨论。
我的出发点是，刑法干预权的界限必须来自刑法的社会任务。至于这种任务之外是什么，逻辑上就不可能是刑法的对象。刑法的任务在于，保证公民和平、自由和有社会保障的生存，只要这个目标通过其他的、更小严厉性的干预公民自由的社会政策措施不能达到， 那么它就是刑法的任务。就象我所说的，任务的这种描述是当代所有议会民主体制的自身应有之义和当然理解，因此就不需要大幅铺陈的理论根据。
尽管在历史上刑法和刑罚的根据不断地得到启蒙的理性法思想的合法化，而这种思想是民主国家形式的基础[12]。根据社会契约的思想理念，只是为了达到自由与和平的共同生活必要的时候并且这种生活在程度上只是不能通过其他更轻的手段达到时，作为国家权力所有者的公民才把如此之多的刑法干预权转让给了立法者。这种理念的思想背景是，国家的干预权和公民的自由必须达到平衡，这种平衡提供个人尽可能必要的国家保护，同时又给予尽可能多的个人自由。我们启蒙－自由主义的这个传统目标绝没有过时，而必须总是日久弥新地、不断地抵御各个领域中限制自由的趋势。

⑻ 刑法上的法意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反对解释，补正解释分别是什么含义

刑法解释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可以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而论理解释又可分为扩张解释、限制解释、当然解释、沿革解释等。
1.文理解释(字面解释)。根据刑法用语的文义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阐述刑法意义的解释方法。--严格遵循法律条文的字面含义，是刑法解释的常态
2.论理解释。参酌刑法产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它相关事项，按照立法精神，阐明刑法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
(1)扩大解释。法律条文的含义因为社会生活的变迁，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情况严重按照字面含义难以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将法律条文的含义适度扩大化，即其外延会变化。
(2)缩小解释(限制解释)。将刑法中的含义解释为小于字面含义。
(3)当然解释。是指刑法规定虽未明示某一事项，但依形式逻辑、规范目的及事物属性的当然道理，将该事项解释为包括在该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内。
(4)反对解释。根据刑法规定的正面表述推导其反面的含义。
(5)补正解释。在刑法文字发生错误时，通过解释补充刑法的错误。
(6)体系解释。根据刑法条文在整个刑法中的地位，联系相关法条的含义，阐明其含义。
(7)历史解释。根据历史背景及刑法发展的源流，阐明刑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
(8)比较解释。将刑法的相关规定或外国立法与判例作为参考资料，来阐明含义

⑼ 刑法所保护的法益 包括哪些

刑法法益是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但是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不回同国度都有答其刑法法益的特定内涵和外延。一般来说，刑法保护一切合法利益，比如国家安全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利益、公民人身权利、财产利益等等。至于是否保护非法利益，比如，赃物被卖出后，不知情的购买者的所有权是否受保护，在刑法学界还存在争议。
建议读一读张明楷教授的《法益初论》，你将对刑法法益有更深入的了解。

⑽ 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

并非所有被害人承诺的行为都可以阻却违法，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被害人承诺只能对其有自我决定权的法益作出，即被害人只能对其有处分权的事项作出承诺。如果承诺人对其不具有处分权的事项进行承诺，则是无效的承诺。按照刑法理论，刑法法益分为个人法益和超个人的法益。超个人的法益还可细分为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都是刑法所保护的公共利益，个人没有处分权。因此，被害人承诺的范围仅限于自己可以支配和处分的个人法益，同时不得侵犯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
1、生命法益
生命是最重要的法益，刑法对其采用绝对保护原则，剥夺他人生命或者严重威胁他人生命的行为都被认为是犯罪。生命不是自己可以随意处分的利益，深层原因是，生命是个人的基础，而个人是国家的一员，故个人生命对国家也是重要的利益。[8]生命法益不属于被害人可以承诺的对象，因此，得到被害人承诺的故意杀人行为仍然构成犯罪，但是在量刑时可以考虑被害人承诺这个因素而酌情从轻、减轻处罚。 《德国刑法典》第216条对受嘱托杀人规定了比普通杀人较轻的法定刑就是基于被害人承诺这个因素考虑的。
2、身体健康法益
身体健康法益是仅仅次于生命法益的重要个人法益。刑法上的身体健康法益，一般是指身体的完整性、身体的不可侵犯性、生理机能的健全和心理状态的健康等。伤害只有在一定情形下才具有承诺性，因为严重威胁健康保护效果的自身伤害承诺会给刑法的健康保护规范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基于上述考虑，被害人不能承诺可能造成其身体永久性伤残的伤害行为，也不能承诺违背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伤害行为。
3、个人的自由权、人格权和财产权法益。对于这几项个人法益，个人一般有承诺权，但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始得阻却违法性。 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承诺要有明确的认识，对被害人权益的损害应当在承诺的范围内进行，对于超出承诺范围造成的损害，不能阻却行为的违法性。这是因为超出承诺范围的损害与未予承诺的损害一样，完全是行为人单方面作出的加害行为，对此应当以犯罪论处。因此，行为人实施行为的内容应当与被害人承诺的内容一致，如果被害人对损害的程度、手段等有要求的，损害行为则必须满足这些要求，这也是对被害人本人意志自由的充分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