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刑法

『壹』 为什么李斯特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200字左右！

一、谚语中的概念分析
(一)刑事政策
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国内外学者的认识大相径庭,分歧极大,其本状况是,有多少个刑事政策研究者大概就有多少中刑事政策概念。正如储槐植教授所言:"可以这样认为,至今几乎所有关于刑事政策的著述,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刑事政策定义"我觉的刑事政策的概念应定义为: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该概念并不是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概念来理解,而只是作为刑事政策实践与研究的逻辑起点。
(二)社会政策
关于社会政策的定义,手上有如下资料:大陆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政策,是通过国家立法和行政干预,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安全,改善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的一系列行动准则和规定的总称。大陆另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政策,是指以公正为理念依据,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全、改进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措施、法令、条例的总称。从具体论述看,我国学者叶海平等人在其编著的《社会政策与法规》一书中包括了以下几项:1、社会保障政策;2、社会保险政策;3、社会救济政策;4、社会优抚政策;5、社会福利政策;6、社区工作政策。我觉得社会政策则是侧重于再次分配领域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正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规则,体现了公正的社会调剂的规则。社会政策主要涉及"个人需要",如社会保障政策,为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提供特殊服务的政策等。社会政策范围很广泛,只要是通过国家立法与司法干预,为解决社会问题,让人们安居乐业的政策都是社会政策。
(三)刑事社会政策
我觉得要理解该谚语中,不得不指出什么是刑事社会政策。有的学者认为,刑事社会政策是指党和国家为了预防犯罪、减少犯罪以至消灭犯罪,而采取的从根本上铲除犯罪原因的各种社会政策,如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政策,对待业人员安排工作的政策,对生活贫困的人给予救济和扶助的政策,对青少年加强良好品德教育的政策,对各种人员实行合理的奖惩政策,对刑满释放人员予以妥善安置的政策,如此等等。我觉得,其实任何社会政策只要以预防犯罪、防卫社会、维持秩序--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并以权力为支撑,运用强制性的权力对与犯罪密切相关的因素进行干预、控制、抑制以及施加各种各样的影响的策略、措施、行动,均属于刑事社会政策的范围。
我觉得该谚语中的社会政策其实是指刑事社会政策,而不能认为是所有的社会政策,因为社会政策和刑事政策毕竟不是一回事。怎样的社会政策才可以进入刑事政策领域而成为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怎样确保刑事政策扩展到社会政策领域却又不失刑事政策的特性?"界定刑事政策的范围,区别刑事政策与一般社会政策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目的,二是权力,而权力的标准尤其重要。刑事政策围绕着预防、控制犯罪的母的而展开,并终止于权力所能到达的边际,权力所不能强制、控制、影响或者诱导的领域,不属于刑事政策的范围。换言之,国家、社会以致个人基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维持秩序的母的而对其他组织和个人形成的优势地位以及支配性影响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等等内容,均属于刑事政策的范围。"
二、谚语内涵
那么为什么说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呢?这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看。
(一)刑罚功能的有限性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指出,犯罪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现象。因此,犯罪问题仅仅靠刑罚是难以解决的,只有消除导致犯罪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条件,才是治本之道。社会原因总是引起一个社会犯罪现象消涨的主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刑事社会政策对预防、减少犯罪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刑事社会政策不象以刑罚权为中心的刑事惩罚政策,预防犯罪以犯罪人或有犯罪危险的人的人身自由等个人权益受到"侵害"(合法地"侵害")为代价,因而对于人权保障也具有重要价值。在这里,不仅李斯特的"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可以恰到好处地表明刑事社会政策的重要,菲利的下面一段话也能给我们以振聋发聩之感:"刑罚的效力很有限这一结论是事实强加给我们的。并且就象边沁所说的,刑罚只是社会用以自卫的次要手段,医治犯罪疾患的手段应当适应导致犯罪产生的实际因素。而且,由于导致犯罪产生的社会因素最容易消除和改善,因此我们同意普林斯的观点:对于社会疾病,我们要寻求社会的治疗方法。"
(二)贫富差距原因
从犯罪学的角度看,贫穷是产生犯罪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摆脱贫穷,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国家采取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同时,另一个问题也浮现出来,这就是贫富分化差距拉大。在这种情况下,低收入群体中存在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与此相联系的不安定情绪普遍滋长,这种社会心理在一定条件下的激化、扭曲已成为新形势下许多犯罪现象的"导火索".为了缩小东西部的差距,国家发起了西部大开发;城乡差距的日益拉大也正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也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正采取政策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进行扶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我们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在刑事政策上也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人们的生活问题能逐渐解决,贫富差距缩小,人们达到共同富裕,那么犯罪也会减少,而生活问题的解决大多是靠社会政策的调控的,所以说,社会政策好,犯罪就少,最好的社会政策就堪称为最好的刑事政策了。
三、该谚语的价值意义
犯罪这种社会事实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其他的社会事实即一定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现象。因此,对犯罪问题仅仅靠刑罚、刑事政策是难以解决的,只有消除导致犯罪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条件,才是治本之道。"预防犯罪必须将传统的刑罚惩罚政策与现代社会政策结合起来,我们必须在关注刑罚问题的同时,关注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刑事政策不能仅仅关注传统刑罚制度及其防治效果,而应当分析一个社会中以刑法运作为核心的反犯罪整体性战略。刑事社会政策是为了预防犯罪、减少犯罪,而采取的尽量消解犯罪原因的各种社会政策。良好的刑事社会政策的运作对于促进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谚语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它启示我们应当构建合理的刑事社会政策。
(一)犯罪预防的刑事社会政策
在很多情况下,犯罪不是个人意志决定的产物。"在犯罪人处遇不仅没有从分的发挥其职能,贴标签的弊害等反而使犯罪人处遇成为再犯发生的原因的现状之下,虽然说,应当考虑改进刑事司法制度,但重要的是事先预防犯罪的发生。犯罪对策的根本仍然是犯罪预防"。所以和犯罪压制相比较,我们今天要特别重视的是犯罪预防。对于犯罪的预防,既应当看作是政府的服务职责,也应当看作是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在此政策之下,要加强对控制犯罪的宣传,结合政府与民间之力量,成立各种犯罪的措施。这种预防策略的推行,可以促使民众直接参与犯罪预防过程,增强其安全感

『贰』 刑法学家李斯特的书有哪些

《德国刑法教科书》

『叁』 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 下载

你可以到人大法学论坛上下载。

『肆』 求典型犯罪案例分析需用李斯特的犯罪原因二元论

1、刑法犯罪构成，即是构成犯罪的各种要素。凡是符合犯罪构成的，就是犯罪专；凡是不符合犯罪构成要属件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是犯罪。 2、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基础是四要件说，即将犯罪行为的构成分为主体要件、主观方面要件、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 3、分论四要件。 4、意义，对于推行罪刑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以及判断一行为是否是犯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1）刑法犯罪构成，即是构成犯罪的各种要素。凡是符合犯罪构成的，就是犯罪；凡是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是犯罪。 2）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基础是四要件说，即将犯罪行为的构成分为主体要件、主观方面要件、客体要件、客观方面要件。 3）分论四要件。4)意义，对于推行罪刑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以及判断一行为是否是犯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伍』 刑法名词解释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专系的科学。属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
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代才出现的。一般认为，1764年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论犯罪和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现代刑法学的正式诞生。此后，经费尔巴哈、龙勃罗梭、菲利、李斯特等人的不断努力，先后出现了刑事古典学派与刑事实证学派（包括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创立和发展了刑法理论体系。

『陆』 求大冢仁、福田平《刑法概说》和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原著的下载地址

你可以上westlaw搜一下，会有相应的英文材料的

『柒』 谁帮忙介绍下德国德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 冯·李斯特 的简历

国内刑法学和犯罪学专业文献中常常提及冯·李斯特的著名的“马堡计划”（marburger programm），但好象还没有人对“马堡计划”进行过研究和介绍。那么，冯·李斯特的“马堡计划”究竟是个什么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一、“马堡计划”产生的时代背景

当德意志刑法典于1870年问世时，具有完整体系的古典学派业已存在，其理论支柱是意志自由。古典学派认为，国家在伦理上和法律上对犯罪行为作出否定评价是以意志自由为依据的，认为刑法的本质是对犯罪的报应。由于德意志刑法典的问世是在具有完整体系的古典学派形成之后，所以，该部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典学派理论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相信，德意志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并未能实现其期望，德意志帝国的犯罪正以极快的速度和危险的方式增加。自19 世纪80年代初以后，被认为是“正确的法律”出了问题， 人们要求对德国的刑事立法进行合理的改革。冯·李斯特同样提出了对刑法进行改革的主张，而他的这一主张或这一改革要求，最初见于他在德国马堡作的关于刑法改革的学术报告“刑法的目的思想”，后人将该学术报告称为“马堡计划”，实际上该学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刑事政策问题。“马堡计划”的提出，使冯·李斯特成为马堡学派（die marburger schule，也称折衷学派vereinigungsschule）的创始人。其后，他又于1889年至1892年间在其《刑事政策的任务》一书中，对其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和发展【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第26版第28～29页】。

二、“马堡计划”的主要内容

冯·李斯特在学术报告中首先要求对犯罪的原因进行科学的研究，以便使作为与犯罪作斗争的刑罚措施适得其所。与以龙勃罗梭为代表的意大利人类学派相反，作为犯罪社会学派一个分支的马堡学派摈弃“天生犯罪人”的观点，认为犯罪根植于社会。

冯·李斯特对现行刑法进行的改革，涉及刑法的一些基本问题是不言而喻的。就“马堡计划”的主要内容而言，在我看来恐怕还是涉及刑事政策的内容较多，而且刑事政策计划也是冯·李斯特较为感兴趣的。这些刑事政策要求的实现，冯·李斯特认为，至少要克服符合目的的和有效的刑法道路上的三个重要障碍：

1.从行为刑法转为行为人刑法；

2.从法官的量刑转为不确定判决；

3.确定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

关于障碍1：从行为刑法转为行为人刑法。 冯·李斯特一再反对报应刑法原则，反对在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和刑罚之间确定一种均衡关系（proportionalitaet）。在他看来， 这一原则只能被看作是对“公正”的进行形而上学的理解的结果。在刑罚的种类和期限应当对特定之人起到最大的特殊预防效果的前提下，行为报应原则（das prinzip der tatvergeltung）是违背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转向行为人和其个性似乎是有更合理的且也是必须的。事实上，冯·李斯特认为，如果刑法反应（刑罚）的最终目的是将某人改造为一个具有特定行为或特定思想者，则在所能提供的措施中进行明智的选择情况下，必须将行为人的个性作为有效地和符合目的适用刑罚措施的基础和标准。行为人及其个性是量刑的基础和条件，如果量刑是以刑罚执行的特殊预防目的为准的话。因此，在此意义上，行为人的行为只具有表明其个性和思想的指示器的作用。“处罚的不是犯罪这一概念，处罚的是犯罪人”是冯·李斯特所坚持的观点【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75页】。如果在量刑时均衡关系就应当发挥作用，则“它应当是刑罚和犯罪人思想之间的均衡关系”【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1页】，对“刑罚的种类和范围”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应当是“行为人的反社会思想”【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3页】。冯·李斯特认为，从行为刑法转为行为人刑法，是刑事立法改革的最高之主导思想。他说：“我们刑法立法的根本错误，不仅仅是未考虑人民的法律意识，而且是造成它在与犯罪作斗争中的无能为力，在于过高地估计了行为的外在结果和未顾及行为人的内心思想……在规定刑罚的种类和范围时，在法律和判决中，有必要将重点更多地放在行为人的内心思想上，而不是行为的外在结果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77页】。冯·李斯特对行为刑法的批评是纯技术上的， 而非伦理上的：报应原则（vergeltungsprinzip）将阻碍刑罚方法的符合目的的运用。他的这一技术上的态度还清楚地表现在其对“犯罪人类型”的言论之中，他提出“犯罪人类型”的目的，在于改善有效的特殊预防的决定性因素。他说：“现代刑事政策从……主导思想出发，处罚之对象不是犯罪，不是概念，而是行为人；因此，对于刑罚的种类和范围而言，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学构成要件概念上的区别，如刑法典所表明的那样，而是不同犯罪人的生物学上的区别。这一刑事政策的主导思想也直接将我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涵盖其中：指出并证明当作为规定刑罚种类和范围的基础的不同犯罪人之间的生物学上的区别”【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171页】。

随着从行为刑法向行为人刑法的转变要求的提出，冯·李斯特试图克服一个由以行为为中心的量刑而得以存在的重要的障碍：尽管根据他的观点，实施犯罪行为是适用刑法的先决条件——在这里未提出纯思想刑法（即行为人刑法）——但不应当再取决于这一决定对当事人科处何种刑法后果的行为的质量。如此，刑事政策在实现其目的时能够自如些，并可使犯罪人的个性特征作为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无需通过被目的思想（der gesichtspunkt der zweckmaessigkeit）认为是违背理性的行为报应原则（das tatvergeltungsprinzip）来加以限制。

关于障碍2：从法官的量刑转为不确定刑。 在解决犯罪问题的刑法干预和以犯罪人的特征和思想为中心方面，冯·李斯特也期望对刑法典作必要的修改，这是明确的，“如此，我们刑法典中的整个刑罚制度将会有重点的改变”【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0页】。他认为， 在报应刑法中，立法者的艺术在于，为特定的犯罪找到合适的刑罚种类，并按照犯罪行为的客观的严重程度区分不同的刑罚。他设想：“将来的刑法典将会多么的不同啊！尽管如此，对具体的犯罪仍将科处不同严厉程度的刑罚，也许科处最高刑度或最低刑度：所有其他的区别将不复存在了，因为相对于行为人的反社会意义，犯罪行为的法学特征退居次要的地位”【出处同上】。

冯·李斯特认为，每一个人均必须清楚，“在犯罪人站在面前的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内，刑事法官是不大可能对犯罪人的应当作为处罚依据的真实的内心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的”【李斯特文集第2 集第91页】。作为该问题的解决办法，冯·李斯特建议或者讲要求适用“不确定判决”（das unbestimmte urteil, die unbestimmte verurteilung），认为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取代法官的位子，根据被判刑人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表现，最后确定刑罚执行的期限：“为判决之法官根本不确定刑罚期限；刑罚期限应根据在具体情况下是否实现刑罚目的，也即根据刑罚执行的效果来确定”【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1页及以下几页】。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冯·李斯特不确定判决的言论，就不难发现，他主要是将不确定判决作为有效地与犯罪作斗争的工具来看待的。他说：“如果真想改变，则必须找到弊病的根源。但弊病的根源并不存在于刑罚范围内，它也不存在于刑事法官的软弱或无能之中；它更多地存在于法官的量刑原则本身……因此，至少部分地取消法官的量刑就成为今天的刑事政策向我们提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该问题的解决，将导致刑法各个领域的彻底的且非常有益的改变，这种改变必将促进和保证成功地与犯罪作斗争”【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333页】。

在对待不可能被矫正的惯犯问题上，冯·李斯特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首先申明，“至少有一半的犯罪人是不可能矫正的惯犯，他们今年进入监狱，成为监狱人口，明年又从监狱里释放出去”。冯·李斯特认为，在所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后，又将他们“象猛禽一样”放入社会，仅仅是因为对他们报应已经足够了，是完全“荒谬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8页及以下几页】。对于这种情况，冯·李斯特明确要求从罪责报应原则（das schuldvergeltungsprinzip）转为特殊预防。他说：“防卫社会则要求使这些反社会因素不可能再危害社会。由于排除了将犯罪行业的所有成员予以绞死或斩首的可能性……，除通过执行自由刑使他们与社会相隔离别无他法……根据我反复强调的今天仍然坚持的观点，原则上将他们长期监禁直至其死亡，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27页】。

这里，我们必须弄清楚冯·李斯特所说的“不可矫正者”和“猛禽”究竟是指谁或哪些人：“与惯犯的斗争是以对它的清楚的了解为前提条件的。但这种前提条件我们至今还没有。与惯犯的斗争只涉及惯犯的某一部分，比如作为社会病态现象的最重要的和最危险的惯犯，我们习惯上将之归结为贫民阶级。乞丐和流浪汉、男妓和女妓、酒鬼、骗子、广义的半上流社会、精神和身体上堕落者——他们构成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反对者大军，而他们的代表便是那些惯犯”【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7页】。在冯·李斯特看来，那些没有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其思想者，从小偷到银行劫匪，从低级骗子到高级骗子，应当予以终身监禁，使其不能再危害社会（muessen unschaedlich gemacht werden）， 以行为为中心的报应原则只是我们道路上的不受欢迎的障碍。因为这涉及与惯犯的不服从社会秩序的犯罪倾向作斗争，这种犯罪倾向是所有不可矫正的违法者所共同具有的特征，在冯·李斯特看来，这要比根据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所侵害的不同法益的质量给予不同处罚重要得多。冯·李斯特认为，“盗窃、窝赃、抢劫、勒索、诈骗、纵火、毁损、强奸和强奸儿童”，只要是惯犯所为，那么，它们对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危害是一样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9页及以下几页】。

关于障碍3：确定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 将刑法的目的确定为特殊预防，不仅仅是转为行为人刑法，而且还要将行为人的个性置于刑法利益的中心位置。之所以将犯罪人的个性作为量刑的基础和标准，是因为通过特殊预防，犯罪人的个性首先能够成为刑法措施的目的：以特殊预防为目的之刑法必须将改变犯罪人的个性，使之在将来的生活中尊重刑法规范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必须寻找有效的行为调节和个性研究方法，并将这些方法始终如一地运用于犯罪人。为了尽可能有效地实现特殊预防目的，刑罚制度必须具有灵活性可变化性。冯·李斯特认为，“具体的刑罚制度的价值取决于使实现刑罚目的成为可能的保安性和灵活性。每一种具体的刑罚措施必须同样具有保安性和灵活性”【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4页】。

三、简要之结语

实际上，在刑罚执行中追求特殊预防目的，存在使犯罪人成为不正当治疗的被害人的可能性。确定刑法的特殊预防目的，正如冯·李斯特所坚持的那样，有可能侵犯当事人的权利，如侵害对其阴私权和意志自由的保护，分割其作为一个人而被承认和尊重的正当要求，而不是成为国家权力的牺牲品。

对冯·李斯特的主张或者说思想进行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刑事政策计划（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其“马堡计划”中）表明了这样一种倾向，只有当刑法所涉及的当事人的权利成为刑事政策目的之障碍时，当事人的权利才受到限制。他的“在刑法中实施目的思想”的要求，尽管毫无疑问地具有启蒙性质或影响，但不能被误解为要求构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刑法。冯·李斯特的目的思想所追求的是有效的以行为人为中心的刑事政策，它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国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其刑法目的。冯·李斯特完全是从纯技术上，而没有从道德和公正的角度来对待该问题的。易言之，在冯·李斯特看来，最重要的是何种措施和方法最能有效地实现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种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种刑法措施和方法，在规范上是被认为公正的在他看来是无所谓的。公正的刑法被冯·李斯特与有利于刑事政策的刑法等而视之：只要符合公众利益，可以不择手段【鲍尔曼：“无节制的刑事政策——关于冯·李斯特的马堡计划”，载奥地利《犯罪社会学书目》1984年第11期，总第42期】。

『捌』 试分析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德国刑法学家冯·李斯特指出,“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版人的大宪章”。
上半句应权该是，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使守法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保护，并使正义得到伸张。
下半句，可以从刑法的功能方面来理解：刑法是一种授权法和保护法，它不但保护善良人，也保护受刑法追究的人，首先可从从“罪刑法定原则”方面来理解。“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犯罪的判断不是以行为而是以法律规定为标准，从而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任意施加的惩罚。第二，从法律程序上讲，要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而不能任意予以处罚。

『玖』 如何理解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德国来刑法学家冯·李斯自特指出,“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上半句应该是，刑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使守法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保护，并使正义得到伸张。
下半句，可以从刑法的功能方面来理解：刑法是一种授权法和保护法，它不但保护善良人，也保护受刑法追究的人，首先可从从“罪刑法定原则”方面来理解。“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处罚”，犯罪的判断不是以行为而是以法律规定为标准，从而保护个人免受国家任意施加的惩罚。第二，从法律程序上讲，要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而不能任意予以处罚。

『拾』 李斯特与刑事社会学讲述了什么

弗兰茨·冯·李斯特，是德国刑法学家，刑事社会学派的创始人。1851年3月2日，李斯特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父亲爱德华·冯·李斯特曾经担任检察署长，他的堂兄弟弗兰茨·李斯特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1875年李斯特在奥地利的格拉茨担任刑法教师。以后，他先后在德国的吉森、马尔堡、哈勒和柏林各大学担任教授，并在马尔堡、哈勒和柏林等地开办刑法研究所，他在刑法教学和研究所中培养了一大批学生。

1881年李斯特创办了《刑法学杂志》，1889年他与比利时邢法学家普林斯和荷兰邢法学家哈默尔共同发起组织国际刑法学联合会。这个组织主要是在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开展调查犯罪原因和探索控制犯罪方法的活动，实行刑法的改革。国际邢法学联合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解散，1924年由巴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发起复建，改名为国际邢法学会。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有《德国刑法教科书》、《刑法的目的观念》、《德国和外国执行刑法的比较情况》，此外还有《从比较法律说明现代的刑事法制》。李斯特还是一位国际法学家，著有《国际公法的系统说明》。

19世纪下半期起，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的刑法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公开抛弃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标榜的“民主”、“法制”的外衣，更加赤裸裸地镇压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德国在1878年根据俾斯麦的倡议通过了一项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律，这项法律为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同时，由于帝国主义时期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各种犯罪急剧增长，犯罪构成更加复杂，旧的刑法学派已经不可能解释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无力同日益增长的犯罪作斗争。

以李斯特等为代表的新的刑法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近代所称新旧邢法学派之争，就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引起的，以后发展成为世界性的争论。

所谓旧派，就是刑事古典学派，其主要代表有意大利的贝卡利亚，德国的费尔巴哈和宾丁。新派就是刑事社会学派，其主要代表就是李斯特，还有意大利的非里等。“报应刑”论，是旧派邢法的理论基础，而“教育刑”或“目的刑”论，则是李斯特的刑事社会学派的刑罚理论的核心。

李斯特运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刑法，在吸收了意大利刑法学派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刑事社会学派。这个学说的哲学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和决定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主张与自由意义的“理性人”相反的“经验人”，而这种经验人则是以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以社会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中的因果法则充实起来的。刑事社会学派的所谓决定论认为，犯罪是犯罪的条件所决定的，是这个条件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研究刑罚本质，应在国家邢罚制度和社会现象中找原因。

关于犯罪产生的原因，李斯特认为，人是一定社会中的人，这就需要研究犯罪者本身具有的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原因，他在承认个人的生理因素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同时，着重指出社会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诸如失业、贫困、酗酒、烟毒、娼妓、物价高昂等社会环瑰。他强调要研究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为，他的口号是：“刑罚不对行为而是对行为者”。当然，这并不是对犯罪行为置之不顾，而是应着重考虑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或社会危险性，并依照社会危险性的不同程度对犯罪者分类，从而采取不同的刑罚。

在刑罚理论上，李斯特是教育刑论或目的刑论的倡导者，他主张刑罚不是一种本能或原始的同害报复，而是以改造罪犯保全社会为出发点。不但要根据犯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教育改造，使其尽快复归社会；而且要根据犯罪者的社会危险性所侵害社会利益的程度，适用相应的刑罚，以达到保卫社会的目的。

李斯特的教育刑论主张刑罚的个别化，即根据犯罪者已成“罪型”和“潜在”社会危险性以及人格形成过程和复归社会可能性的大小，来适用相应的刑罚，同时，把犯罪者分为偶犯、惯犯、可能改造和不可能改造等类，按具体情况分别适用刑罚。他提出对累犯，其中包括犯过轻微罪行的累犯采取特别严重的刑罚措施。

李斯特还是资产阶级邢法中的保安处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所谓保安处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刑法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刑罚制度，它是刑罚以外限制和剥夺人身自由的措施，适用对象从犯罪人扩大到嫌疑犯或有妨碍社会秩序嫌疑的人。

从19世纪末开始，资产阶级国家刑事立法上都规定了这种保安处分制度。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这个制度的，是18世纪末期的德国学者库莱茵，但是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到了19世纪末，由李斯特、菲里和瑞士的斯托斯等人将这个理论发展完善起来。

李斯特在《刑法的目的观念》一书中，论述了刑罚必须以防卫社会、预防再犯、维持社会秩序为目的，他认为，刑罚不应该是对于犯罪的报应，而是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李斯特主张“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对那些不能矫正的“危险状态的承担者”采用不定期刑，或者在服刑后送入习艺所或其他特设的机关；对于那些处于犯罪前的“危险状态”的人，社会有权采取预防性的“保安处分”，以免遭受危害。他的这些论断，实际上为保安处分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刑事立法和保安处分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国际法学说方面，李斯特是属于实在法学派。他主张，“国际法是确定属于各国在其相互关系中达到其生存目的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他认为，国际法的根据，不是自然的理性，而是表现在条约或习惯之中的各国的共同认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李斯特这一派的观点在国际法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