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张继

1. 1912年8月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中国国民党

是国民党。

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9年正式称为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894年，由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49年7月16日，为挽救败局，国民党顽固派成立“非常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席，1949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现为中国台湾地区政党。

(1)司法部张继扩展阅读：

在兴中会、中国同盟会时期，有志推翻满清的革命志士就在海内外进行募款，这是中国国民党党产的最早起源。此外，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还成立了中央日报、正中书局、中广、中央社等，以宣导其政令。1949年之后，这些单位也都跟着中国国民党来台。

后来中国国民党在台湾通过一些方式，积累了大量党产。党营事业中影、中广公司，陆续接管了一些日产。为了配合台当局的政策，中国国民党更是积极投资各项事业，如1960年代投入贸易、纺织、水泥等产业，1970年代之后又介入石化、电机、金融、文化传播、建筑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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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此不断高涨。
辛亥革命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又不同于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它是在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因此，资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下层领导的辛亥革命不仅提出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去替代旧的生产方式，而且还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民主共和制度去代替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所以它具有更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意义。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孙中山开始革命是以他在19世纪90年代建立兴中会作为标志的。兴中会的建立是中国正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二次革命”结束，辛亥革命失败，这场革命运动历经了近20年，大致可分为两大时期和6个阶段。
两大时期为：
1912年前兴中会和同盟会发动和领导革命时期；
1912年后组建中央政府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时期。
6个阶段为：
从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起至1900年11月兴中会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此为辛亥革命的最初酝酿阶段；
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到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前，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兴起阶段；
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至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前夕是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阶段；
从1911年10月武昌首义至11月下旬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为辛亥革命运动的高涨阶段；
从1911年11月下旬，光复的各省都督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筹组临时政府至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之前，为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阶段；
从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至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是辛亥革命运动由胜利到失败的阶段。
从整个革命运动的进程看，斗争是异常复杂和曲折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胜利的亢奋和喜悦，更有失败的悲愤和痛苦。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联合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和科学补习所在日本的部分成员和其他爱国革命者，组成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并继承了兴中会武装反清斗争的正确路线。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革命力量的进一步集结和整个革命形势的进一步成熟，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姿态走上历史舞台，担负领导革命的重大历史使命，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同盟会作为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以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为楷模，建立了一整套党的组织系统：中央设本部，在各省和海外各地设支部和分会。本部的总理通过民主公举，四年更选一次；本部下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所有这些，都赋予同盟会以新型政党的特色。虽然，同盟会在组织上也难免存在着松散的状况，但它无疑是一个统一的全国性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领导核心，在总理之下，黄兴任执行部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主持本部工作，实际上起着副总理的作用；汪兆铭(精卫)为评议长，宋教仁为检事长，邓家彦为判事长，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为各部主要职员；张继、章太炎、陶成章等先后主持《民报》，秋瑾、蔡元培等为各省区主盟人。在华侨中，也涌现了象陈楚楠、张永福、邓泽如等代表人物，主持各地分会和筹款工作。在这众多的领导成员中，孙中山比起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总是站在时代的前面，“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永不后退；他最先走上革命征途，率先建立革命团体；他最早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纲领，并且最早领导和组织武装夺权的革命实践。因此，孙中山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行者，辛亥革命运动的领袖，他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光辉旗帜。
1905年底，在孙中山领导下，革命派与立宪派展开了一场思想大论战。论战的主要战场在日本，论战的主要阵地是革命派的《民报》与立宪派的《新民丛报》。在新加坡、香港、檀香山、旧金山、加拿大等地也笔战不绝。革命派的《中兴日报》、《中国报》、《民生日报》、《大同报》，立宪派的《南洋总汇报》、《商报》、《岭海报》、《新中国报》、《文兴报》等20多种报刊，全部投入论战。这场论战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广，实为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
经过两年的思想大论战，1907年8月《新民丛报》被迫宣布停刊，立宪派在论战中失败，革命派维护了同盟会的民主革命纲领，分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大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改良路线决裂，公开站到革命派一边，大大地扩充了革命队伍，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减如后来孙中山所回忆：同盟会成立后，不期年而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
同盟会成立后，武装斗争连绵不断，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广东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广东钦州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此外还有同盟会员在四川发动的多次起义。其中同盟会领导下的历次起义，前后延续5年之久，达10余次之多，波及湖南、江西、湖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等省份。有的起义，拥众数万，略地数州县。参加武装起义的有会党、新军、华侨，也有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参加，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持续不断的革命形势。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又与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相互激荡，相互影响，造成清廷顾此失彼的危局。
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虽因缺乏坚固的群众基础和可靠的根据地，一个又一个地被清朝军队所击破，但它点燃的武装斗争火把，却成为燎原大火，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起着教育、动员、组织群众的作用，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干部队伍上为全国性的革命运动的爆发作了充分的准备，为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象阴沉天空中的一声巨雷，震动了中国大地。11日凌晨，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接着，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这一胜利，敲响了清朝统治的丧钟，进一步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热情，革命在全国范围迅猛发展。
武昌起义得到全国的响应。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国已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江西、云南、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上海、四川等15个省市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12月2日，江苏重镇南京被苏、浙革命联军攻克，并逐渐代替处在清军炮火威胁下的武昌，成为新的革命重心。会党起义和各省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群众自发斗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席卷全国，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高潮。与此同时，立宪党人也因三次请愿召开国会斗争失败而对清廷失望，相对附和或投身各地的独立运动。清王朝的统治在迅速崩溃。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党人为了统一全国的革命领导，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从11月下旬起便开始酝酿筹组中央革命政府。但由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各省纷纷独立，同盟会无法控制整个局势，立宪派乘机把持各级地方政权，给革命党人组建政权工作带来诸多困难。12月25日，革命领袖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的欢迎。孙中山回国，提高了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增强了革命派建立全国统一革命政权的信心。孙中山针对立宪派、旧官僚和投机政客操纵、控制中央政府的企图，在筹建中央革命政权过程中，明确提出“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而决”的正确主张，打破了组建临时政府的僵局。12月29日，17省都督府代表会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正式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并着手组织中央临时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告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和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南京临时政府的各部总长，虽为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分任，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取得临时大总统，陆军、外交、教育三部的职位，各部次长也全部由革命党人充任，在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掌握了实权。孙中山在任上主持制订和颁布了包括《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内的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在政治方面，要求全国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国家分裂，努力扫除封建官场的腐朽恶习；在经济方面，提倡振兴实业，确定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制订发展实业、协调和统筹各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法，着重解决各族人民的生计问题，在教育方面，改革了清朝的教育制度，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努力培养新的人才。这一切都集中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利益，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然而，在南京临时政府中，旧官僚军阀黎元洪占据了副总统的高位，立宪派控制了内务、实业、交通、司法等重要部门，拥有相当大的实力。在临时参议院中，议员多数是立宪派分子，他们利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牵制革命派。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成为迫使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和帝制终结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历史已经证明，辛亥革命运动的胜利为中国人民争取实现人民民主、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繁荣富强开辟了前进的道路，它是近代中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和革命派内部妥协倾向的增长，孙中山不得不于1912年2月13日辞职，并于4月1日正式解除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职务，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封建军阀官僚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转向尾声。
袁世凯取得了政权，但他不可能马上控制全中国，也不可能立即就在全国迅速恢复被革命派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实行全面的复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保留着七、八个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伐袁世凯发动的“二次革命”，是作为辛亥革命终结的最后一役。在这场大战中，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讨袁斗争相结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反抗斗争。可是，由于国民党的涣散和政见不一，致使“二次革命”缺乏团结统一的政党领导。“二次革命”一旦爆发，革命势力仓促上阵，讨袁军既没有统一部署，又局限在单纯讨袁，这不仅造成步调不一，各自为战，也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果，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讨袁军很快就被各个击破。9月12日，四川讨袁军放弃重庆，持续两个月的“二次革命”最后失败。“二次革命”失败标志着袁世凯专制统治的实现。革命党所掌握的武装被击散，他们所控制的地盘全部沦丧，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领袖人物亡命海外，作为辛亥革命成果的责任内阁遭到践踏，国会被解散，《临时约法》被废除，辛亥革命运动以实际的失败而告结束。
中华民国成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从10月10日到11月27日的1个多月里，先后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14个省和上海、重庆两市宣布独立，占当时全国24个省的半数以上。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14个省的相继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争夺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榷中央政府事宜。这一通电遭到上海、江苏、浙江军政府和上海资产阶级的抵制，他们要求在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总机关，并提出有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11月11日，江苏、浙江、上海的3个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地代表在上海开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武昌集团不肯退让，仍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因为武昌是首义之区，多数省的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也在武汉。最后，上海方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但每省仍须留1人以上在上海，为通信联络机关。11月27日，汉阳失守，武昌城处于清军的炮火之中。11月30日，各省代表不得不在汉口英租界举行会议，讨论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权。会议除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外，还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
12月2日，革命军江浙联军攻下南京。黄兴、宋教仁也从武昌到了上海，使上海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中心。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出于维护同盟会革命领导权的目的，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开会，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兴为革命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并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对此，黄兴一再推辞，黎元洪却不甘居于黄兴之下而反对。14日，武汉、上海两地的代表齐集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5日，会议获悉袁世凯的议和代表唐绍仪已抵汉口，袁世凯有赞成共和之意，立即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而由大元帅暂行大总统的职权，并选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当时黎元洪在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这时，黄兴接到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确切消息，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的归来。
12月25日，长期在国外领导反清革命的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从美国经英国伦敦、法国马赛回到上海。全国各界一致要求选举孙中山为总统。由于他的崇高威望，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到南京赴任，下午抵达南京，一时欢呼声震天，军乐齐奏，长江江面的军舰鸣礼炮21响。傍晚，孙中山到达总统府。晚上11时，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同时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规定对内方针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财政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对外方针是洗清政府“辱国之举措”。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即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又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名单，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以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1月28日，改各省代表会议为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充任参议员，推林森为议长。具有历史意义的南京临时政府经过曲折的斗争终于诞生了。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颁布了许多有利于发展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的法令。在政治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效力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它仿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它根据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宣布中华民国公民一律平等，公民享有人身、家宅、保有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陈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有纳税、服兵役等义务。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认受歧视的“?D户”（即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政治上和其他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为了保护人民权利，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体罚，整顿警察，维持治安，并整顿吏治，严禁违法乱纪。临时政府还改革了一些封建的陈规陋习，限期剪除辫子，禁止缠足，禁止种植、吸食和贩卖鸦片，禁止蓄娼，反对封建迷信。
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保护和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废除清代的一些苛捐杂税，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并协助维持了一些有实际困难的企业继续开办下去。2月5日，实业部通知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立即开办实业。财政部统一管理外国借款和在国内发行的公债。
在文化教育方面，南京临时政府提出了一些进步的主张和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如提倡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主要内容的公民道德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规定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废止读经、禁用清政府颁行的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必须合于“共和民国宗旨”；新办了一些工业科技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和蒙回藏师范学校。
在对外政策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主张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但为了换取各国对中华民国的承认，避免列强干涉，又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承担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和赔款。中华民国成立后，遭到了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帝国主义各国在外交上拒绝承认，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扼杀，在军事上进行威胁恫吓。反动势力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采取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篡夺革命果实。孙中山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妥协，于4月1日正式解职，让位于袁世凯。其他一些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也相继下野，新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仅仅存在3个月即被扼杀。政权落到袁世凯手里，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中华民国只是一块招牌，中国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南京临时政府虽然夭折了，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的成立，标志着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的灭亡和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
希望能把帮到你~

3. 近代中国的一些革命团体的介绍！！

兴中会
中国清末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秋间前往美国檀香山。11月24日，20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1895年2月，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于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筹划在广州举行起义。总会几次集会，定同年九月九日重阳节（10月26日）举义；推杨衢云为会长。重九前夕事泄，孙中山逃离广州，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创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896年，杨衢云创立兴中会南非分会。1897年，陈少白创立台湾分会。1899年，他又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年底创刊。是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1899年冬，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等与唐才常、林圭谈论合作事。后因双方分歧较大，合作之议遂寝。不久�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别名为兴汉会。1900年8月底，唐才常组编的自立军被镇压。兴中会联络的湘、鄂一带会党势力因被卷入自立军起事而全部散失。年底，杨衢云被清廷所派刺客杀害。次年夏，郑士良暴病去世。兴中会领导骨干损伤过半，海外各处机构也渐次涣散。因此，孙中山有另行组织大的革命联盟的意念。此后，兴中会新建立的组织还有河内分会和旧金山分会。1905年3月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并入同盟会。
同盟会

中国清末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简称。孙中山联合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本部暂设于东京。本部机构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国内在上海、重庆、汉口、香港、烟台分别设东、西、中、南、北5个支部，国外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檀香山分别设南洋、欧洲、美洲、檀岛4个支部，支部之下则为各省区分会。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在黄兴离开日本期间，曾接任或代理庶务并暂行主持本部工作者，先后有张继、朱炳麟、孙毓筠、宋教仁、刘揆一等。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先后任《民报》编辑人。1906年秋冬之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订《革命方略》，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程序、规章、制度和纪律，使各地武装起义有所遵循。同盟会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其领导体制渐形完备。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同盟会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激烈论战，批判和清除保皇派君主立宪主义的影响，向人民广泛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二是举行多次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和镇南关起义、惠州七女湖和潮州黄冈起义，1908年的河口起义、钦廉上思起义，1910年（宣统二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虽然由于孤立无援和指挥失当而先后失败，但不断扩大了影响。

华兴会

中国清末由黄兴在湖南创立的反清革命团体。1904年2月15日成立，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华兴会主张主要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904年初，黄兴亲赴湘潭，会见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商洽起义计划。相约当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生日“万寿”前，于长沙皇殿埋置炸药，炸毙来行礼的湘省大吏，乘机起事。并在两湖、四川、上海等地及留日学生中，做了大量联络工作。9月初，起义计划泄露，湖南官厅即着手戒备。至中旬，长沙城厢内外差弁密布，搜查起义据点，缉捕首事诸人。黄兴化装逃离长沙，旋赴日本。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也相继东渡。马福益逃他省以图再起，次年在长沙遇害。1905年夏，孙中山在日本会见了黄兴等华兴会领导人，商洽联合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在同盟会筹备期间和成立以后，华兴会员绝大多数先后加盟入会；不少人成为同盟会的领导骨干。华兴会的成立和起事，推动了两湖革命运动的勃起，并对同盟会的组成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4. 章士钊的人物生平

1881年，章士钊生于湖南善化县。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3岁时在长沙买到一部《柳宗元文集》，从此攻读柳文。
16岁在亲戚家为童子师。
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武昌两湖书院，在此结识黄兴。后执教于朱启钤家私塾。
1902年3月，入南京陆师学堂学军事。次年进上海爱国学社。5月，任上海《苏报》主笔，由于该报连续登载章太炎等人的反清文章。7月被查封。8月他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又创办《国民日报》，建立大陆图书译印局。同年冬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从事反清活动。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 。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 。
1904年2月，与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任副会长。杨守仁为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1905年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习英语。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但坚不入盟，后来亦未入其他政党。
1907年，赴英留学 。
1908年，入英国阿伯丁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阿伯丁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胜利，章士钊携家眷从英国回国，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给予了衷心的肯定和支持。应孙中山邀由英伦回国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因视同盟会不合西方政党标准，主张“毁（旧）党造（新）党说”，以施行政党内阁制，遭同盟会员反对，被斥为“保皇党”。章愤而辞职，应袁世凯之邀北上。袁赠巨宅，委以北京大学校长，未就。
1912年春抵南京，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任上海《民立报》主笔，兼江苏都督府顾问。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
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离北京，前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奉孙中山命，联岑春煊反袁，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7月由孙中山任命为讨袁军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 。章倡言革新，反对专制，提倡共和，反对袁世凯，但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1914年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7月任欧事研究会书记。
1915年冬，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士钊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士钊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
1916年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任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黎元洪继任总统，赴北京与黎洽商善后。
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 。1917年11月，应陈独秀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讲授逻辑学。兼图书馆主任，并被选为国会众议员。章并荐李大钊、杨昌济到北大任教，以所兼北大图书馆长职荐李大钊继任。
1918年5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当选南方代表。
1920年，章士钊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毛泽东、蔡和森持杨昌济手书拜见章，求予资助。章当即以二万元巨款相赠，毛以一部资助赴法学生，一部用于湖南革命活动。
1921年春，赴欧洲考察政治，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
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 。
1922年，周恩来等在欧洲创建共青团，托章将一部印刷机由法国运至德国，章照办无误。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章士钊在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政治倾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1923年6月离京赴上海。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章时任上海《新闻报》主笔，撰文痛斥受贿议员。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44岁的章士钊投入北洋军阀集团。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
1925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 。4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发行《甲寅》周刊，反对新文化运动。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
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章任段政府秘书长。后被国民军驱逐下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鲁迅著文痛骂段祺瑞、章士钊为“落水狗”，由是恶名远播。
1927年4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四处奔走营救。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北京后，因章系执政府之高级官员，曾被通缉，乃赴欧洲游历。
1930年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沈阳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次年任院长，“九一八”事变后，章士钊回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自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
1934年任上海法学院院长，并先后担任北京明德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上海法政学院院长。岑春煊等西南军阀排挤孙中山，操纵南方护法军政府，岑任总裁，章出任秘书长。
1937年4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留居上海租界，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
1938年6月起，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双十”协定签字后，毛因事滞留重庆，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征询章对形势看法，章在手心写一“走”字，耳语“三十六计，走为上”，劝毛速离险境。 1946年回上海，在同济大学法学院任教，并续任律师；同年11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行宪后，当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
解放战争后期，他作为“上海和平代表团”代表及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非正式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士钊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4月，受李宗仁代总统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刘斐同来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因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双方代表草拟的协定，乃留居北平。继而去香港；6月致函程潜，劝说程、陈（陈明仁）起义。9月，他应中国共产党之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定居北京。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1952年，他与叶恭绰等人联名上书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
1955、1958、1960年，三次奉命赴香港，与台湾方面连络，会商两岸统一问题。
1957年，中共整风，章发言中有语“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
1959年10月，任馆长。晚年以大部分时间从事文史研究工作，并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汉语教研室讲授柳文。既而以其研究心得，集为《柳文指要》一书。
1961年，国穷民困之际，毛用稿费以“还钱还利”为名，每年正月初二送二千元给章以解其困，送满十年。
1963年，毛七十寿辰，设家宴邀章士钊、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四老到中南海，并各携子女一人到席。
1965年，《兰亭集序》真伪之辩，高二适驳郭沫若文章发表受阻，章向毛推荐高文，得以通过。
“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的矛头直指“刘邓司令部”时，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不顾个人安危上书主席，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文革”初期，章遭批斗抄家，章函告毛，毛要周恩来接章到301医院予以保护。章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致函毛、刘调解，要刘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卒被残酷现实打破。从此专心整理《柳文指要》，在毛支持下，于1971年出版，为“文革”中少有的特例。
晚年最为期盼的是祖国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为此，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1973年，章士钊自请第四次赴港，欲与台湾方面会谈两岸统一事业，功未竟而身先死。享年92岁。在京举行追悼会时，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均到会行礼致哀。

5. 方玉杰的人物评价

真是机缘巧合啊！在2002年河南省公安系统第五届卫士之光书法大赛颁奖仪式上，我有幸作为颁奖嘉宾为获得一等奖的方玉杰颁了奖；时隔四年后，在2006年全国公安系统书法比赛颁奖典礼上，我又为获得一等奖的他颁了奖。
于是，对他的印象进一步加深。
通过了解，感到玉杰在钻研书法上是很刻苦的，所以获奖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从他的身上，我更是看到了我们公安民警文化素养的提高和展现。

玉杰是一个市公安局的一名民警，一直在基层治安系统工作，当过巡警、坐过办公室、下派锻炼过，日常琐事较多，他能够在处理好繁忙工作的同时，坚持练习书法，并取得一定的成绩确实不容易。他在谈话中说：自己一生有三个爱好，就是当警察、爱家庭和练书法，这就像一驾马车的马和两个轮子一样，三者缺一不可；而促使这驾马车前进的则是执著和热情。还说到：当警察加班是正常的事，但是不管工作再晚，只要不出差，每天坚持练字雷打不动。为了使自己能够回到家时不忘记写字，他将书房的笔墨纸砚移到了放在进门口的餐桌上。我想，这种执著和热情也许就是他既能干好公安工作，又能够练好书法的重要原因吧！实际上，在全国公安队伍中，像他这样比较刻苦钻研艺术的民警还有很多。
这就是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公安民警，除了要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优良的作风外，还应该有高尚的情操和丰厚的文化素养，要通过培养自己良好的兴趣和爱好来陶冶情操，丰富生活，在展示文化育警深刻内涵的基础上提高我们公安民警为民服务的本领和质量。
愿玉杰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愿他为塑造新时期公安民警的新形象上再添风采！
（作者：孙永波：时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注：本文系2007年方玉杰书法作品展序言
继承与创新的践行者
文/二月河
欣闻玉杰要举办一个书法展览，并准备出一本书法作品集，很高兴，前日来访并邀我为其书作序，我便欣然应允。
说实在的，平时我写书法的时间很少，但我却很喜欢书法，每看到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时，常为其精到遒劲的线条、浓淡枯湿的墨色变化所感染。玉杰来时给我送了一本他去年夏天出的书法作品集，我仔细的看了一遍，对他的书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实际上在1998年玉杰我们就认识，我知道他是在南阳市公安局工作的。公安工作性质特殊，时间没有规律，能在繁忙的工作中静下心来写书法实在是不容易的，又知道他很勤奋，常常临池不辍，对书法艺术执著追求，05年考到首都师范大学攻读书法研究生，据了解，还是目前全国公安系统唯一的一位书法研究生，很难得。
在座谈中，了解到玉杰这两年在书法上都是收获年，连续4次获得全国书法比赛的一等奖，收获颇丰，想必已经在全国书法界有一定的影响吧！我想，在他勤奋刻苦的基础上，再加上到高校系统学习理论知识，他的书法艺术水平肯定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通过他的书法作品，我感到他除了有执着追求书法艺术这种精神外，还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独特见解。对书法，他是有想法的。作为一名搞艺术的工作者，想在艺术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是不行的，而这种想法恰恰是搞艺术最重要的。继承固然重要，但创新更为重要，没有创新，艺术作品的生命力肯定不强。在玉杰的作品中，我看到了继承，也看到了创新，这种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势必给他的书法作品带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期待着他的展览成功，期待着他的书法艺术水平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月河：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注：本文系2007年方玉杰书法作品展序言

2006年集评：
叶培贵（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玉杰的书法个性比较明显，可见悟性之高，敏于探索，是较有独立见地的青年书家。如果更多地将古代的名家碑帖吸收过来，融入其中，则会更加富有内涵，更加耐人寻味。找到一条魏晋书风与当前流行书风的结合点，是玉杰君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愿与你共同研究。”
史焕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阳市青联委员、南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与玉杰先生为挚友，先后组织南阳四友书法展，策划成立南阳市青年书协、组织南阳市首届青少年书画大奖赛等活动，其过人的组织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玉杰书法，诸体皆善，尤精大草，其草书作品神高韵远，顾盼神飞，得怀素、张旭、黄山谷、祝允明、徐渭等诸家之真谛，又融而汇之，自成面貌，因而成为当今中国书坛的青年才俊。愿玉杰先生孜孜以求，养得胸中贯虹气，常使墨龙脱纸飞。”
毛国典（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书法家协会秘书长）：“玉杰兄性格豪放、爽朗、善友、喜笑，心直口快、不拘细节，沉稳之中漾溢着激情，正如他的草书一样。我喜欢他这种性格。
刘守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玉杰兄天资好、悟性高，又勤奋好学，从他的书作中，既可以看到其对传统书法艺术的理解，又可以看出其融有当代艺术的审美意趣，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之处，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他会创作出更加精美的书法作品！”
甘中流（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教育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方玉杰作字为人都有一股热情。作字有热情，这出于他对书法的热爱；为人有热情，说明他对生活、对他所崇尚的艺术有所期待。前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方玉杰身上能看出这种发于内在的冲动，所以，他不论是临摹，还是创作，都不由自主的舞之蹈之。更进一步说，因为有激情，才会不断去学习、去探索，最后走向成功！希望他保持这种激情，也希望他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收获。”
刘悦笛（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国际美学协会会员及联系人）：玉杰的书法，以草书为最，初感其书风，扑面而来，顿觉书家有“才”、有“识”、亦有“力”。如果能再“放”一些、“纵”一些，同时“火”气再藏一点、“拙”一点，势必更能达到“收放自如”的“自然”、“自在”、“自得”的境界。
姜宝平（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玉杰兄的作品洒脱闲散，如酒后担夫，险中有稳，踉跄中透着几分游侠之气，甚是潇洒。兄天资聪颖，悟性甚高，此乃聪明人写聪明字，让我自愧不如；兄若能上溯魏晋，少染时风，加强笔墨功夫，作品将更加耐人寻味。我期待着。”
米启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书法艺术委员会委员、北大书法研究生、平顶山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雄浑之中深韵雅逸，狂放之中不乏理性，这是现阶段方玉杰书法的一个侧面，是他性格、学识、修养和阅历等的自然的、艺术的外化，难得！”
曾翔（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北京书画艺术研究会秘书长）：“玉杰君五体皆能，然尤以行草最善，是当前青年中有实力的书家之一,草书若能注意字与字之间的细微牵连，则更富张力，是可更臻佳境、入幽出朗。”
柴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我见玉杰之字，用笔上飞动连绵，提按有致又轻重适中，信笔直下，婀娜多姿，虽速而法备。结构上多为险奇回旋之态。章法上灵动多变，动静自如。墨色讲究黑白对比，以加强对视觉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在浓与淡、干与湿中表现自己。他的作品是建立在传统书艺基础上的我书我情。”
张继（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评审委员会委员、东方印社社长、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玉杰是活跃在当今书坛的青年书家之一，对书法艺术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之处。相信通过系统的对书法艺术的学习，在观念上、技法上和理论上都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会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走出一个更大的空间，会创造出一批更加精美的书法作品。”

张学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邓州市美协主席）：“当代书法艺术所包涵的信息在于碑与帖之间的重组，它必将书家的才情相融合，所展示的空间是书家对阶段性的感悟，从而构成势的转型，其形体成为图式化，使之体态与现代思潮相得益彰。玉杰兄考入首师大读研，正是在这个信息量极大的书家群体中显示个体，将个性化书家语言推向极点。试图对笔、墨、纸等传统书写工具的把握给予了生命语体，我相信通过他的勤奋，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的书法作品，在整个现代书法史上，找出自我，融会贯通，放出亮点。”
张青山（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委员会委员、南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玉杰兄是南阳青年书家领军人物之一。公安环境的历练，使玉杰兄养成爽快、大气、热情而细腻的性格，书风亦然。玉杰兄四体皆能，兼工篆刻，是一位聪明伶俐、勤奋善学者。全国首届大字展的草书获奖作品，便可反映出其得自山谷而出自山谷，融魏兼隶、极具现代气息和视觉冲击力的自家面目！”
王元军（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书法家协会教育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章法处理得很好，作品有感染力，很有灵性。可以在字的表现上增加一些形式，丰富一下内涵；草书可以再写简洁一下，通过在大幅作品中间运用涨墨，来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在追求作品视觉冲击力的同时，使作品呈现出一种书卷气。”
耿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平顶山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南阳市青年书协近年来异军突起，活动频繁，成绩斐然，方玉杰是其中主要成员，春节过后他给我发来短信，说是要去首师大读研究生，他放弃舒适的工作，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说明他对书法的追究很执着。玉杰是一位颇具才情、纯以意行的书家，他学书取法广博，无论古代碑板、法帖，抑或近当代名家，只要是他喜爱的，都是起取法的对象，他作品追求大气豪放一格，他运用现代创作理念与手法。点画使转爽爽朗朗，牵丝虚实出没相生自然，作品有着较强的表现力和视觉冲击力，彰显出其聪颍的艺术天资。”
郝全成（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汉风书社社长）:“我喜欢看玉杰兄写字，其用笔迅捷骇人，颇具刚健挺拔之气度，运笔自在、运转洒脱，于闪电遗光中进入古淡境界；下笔率意，尽现天真，其草书在有意无意间尽得自然朴拙之风，写出了自然的艺术风格，作品布局疏朗开阔，顾盼有情，浑然一体，如天马行空，气势非凡；其墨色枯湿浓淡，尽得奇妙。在甜润的墨色中、在狂舞的线条中，弥漫着真情。欣赏玉杰兄之作品，如领略大自然之奇观。”
曾来德（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画收藏家协会学术委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北大兼职教授）：“对传统书法有着自己敏锐的感悟，有较扎实的传统功力，也很有灵气，若再能够深入一家，做准做细做深入，而后融入其他，则会更好。”

王学峰（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委员会委员、南阳市青联委员、南阳市青年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和玉杰相交--从十年前震动南阳书坛的“南阳四友”开始，到同心和诸友一起创立和发展南阳市青年书协，玉杰的胆识、开拓创新精神，使人折服。书如其人，他大气、朴拙的草书,沉厚、古雅的篆隶书风，日益彰显出其聪颍的艺术天资和强劲的创作潜质。从传统中来，在时代中发展!玉杰的成功在于继承和创新，在于否定再否定......
胡抗美（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院特约研究员）：“在这几种字体中间，玉杰的草书还是写得不错的。写好草书的基础，我认为就是要临晋代的草书帖包括王羲之的《十七帖》，要真正的下功夫临，要反复临，然后再研究草书体系，随着对草书的感悟加深，临《十七帖》时的感觉就不一样。对古代的草书作品，要分析的吸收，可以用其线形，也可以用其结构，通过临帖在创作中建立自己的风格面貌。期待着。”
范斌（著名书法家、画家）方玉杰先生在笔性、结字上有天分，字势有兔起鹘落之美，往往在不经意中撒落精致，宛然自在的感觉给人以美的享受……
解小青（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理事、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感觉很好，在写作品时很好的把握了轻重缓急，节奏感和形式感很强。若再对一些章法和字的大小参差错落进行推敲，作品的表现力和内涵将会更加丰富。”
池现平（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画院特聘书画家）：“已酉秋末，客南阳，得识方玉杰等君，把酒论书，好不惬意。恍然不觉分别半载有余。今闻兄入京求艺于首师大，甚为其对书艺执著和能入欧阳中石先生门下而高兴。想不日以玉杰兄之才识和不懈努力，书艺自当精进复而大成也。玉杰身置警界，作风迅捷，待友忠实诚信。初识，确有几分侠气，此一如其书风，信手掂笔，入纸杀毫，一任墨韵四溢。融情致于毫颖之间，似不计工拙，书毕悬观，却能满纸真气，精微与朴拙之妙自然凸现，观其书实为一快也！”
魏家川（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市美学会副秘书长）技近乎艺，艺近乎道。观玉杰之书，有技、有艺、有道也。学书贵大雅平淡，古色照人，随手万变，任心而成，“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千万言”，胆怯者不敢，力弱者不能。有才无情，多趣少韵，终入平浅一流。学能养书，书须集学而成，学者多得一察以自好，殊不知无意于佳乃佳。
2012年集评：
潘传贤（中国书协理事、铁道书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观玉杰书法，清新淡雅，神融笔畅，自然流美，晋唐遗韵。
程兴林（ 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书画协会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协会常务理事）玉杰兄，是一位内心情感丰富的书家。他五体皆擅，每件作品笔墨性情尽情展现。其小楷雍容静穆，行草奔放有度，笔底干净而内敛，表现出来的是他笔端任自由的从容与潇洒。但这种直面的感受还不算完全了解他真正创作时的意境，每次中央国家机关的笔会时有幸能近距离看他创作，无论作行，还作草，诸体提笔即来。他能保持一种虚静，守其神，专其一，万象熔铸，胸中有余地，气机流畅，腕下有余情，众美悉收，万思所构，自然而天成。此为并非偶然，实为玉杰兄多年来的内在修为与丰富的学识的综合素养。
玉杰兄，又是一位厚道而重情谊的书家。无论是其专业素养还是人品，在京城书法圈内有口皆碑。其书艺走至今天，还不忘自己的启蒙老师并与老师联展，这令我等兄弟真是羡慕之极，真心地祝福他与老师书艺长青，学丰人寿，祝福着期待着！

相国军（司法部书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玉杰的作品有深厚文化积淀，外视法度森严，细品则沉稳自适，超然世外，使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情怀与传统文化载体之间的相互照耀、相互提升、相互交融的精神迹象。
玉杰的书法是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滋润与供养，有真实的生命含量和内在文化体验的艺术，以草书为主，兼攻汉隶。从书法渊源来看，他从二王入手，又饱受清代王铎笔墨风格滋润，王羲之的圆转凝重，妍美流变和王铎的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使其书法作品饱含了酣畅淋漓的文人书法的洒脱大气和不拘点画的超脱风范。
耿峰（解放军总参书法创作院副院长）玉杰友于书法有一种说不出的膜拜之情，同时又有一种释然平和的心态，创作热情高，但不浮躁，坚持深入传统，取法精而且广，碑帖并重，既法晋人韵致，也求汉魏风度。
玉杰的笔墨紧随时代，善楷、行、草、隶、篆等多种书体，且都在全国各类赛事和大展中取得骄人的成绩。楷、行、草宗法二王一脉及明清诸家，用笔沉着稳健，结体严谨不苟，草书风格突奔奇逸，穿插机敏；篆、隶书则在秦汉之间，拙中寄巧，浑穆淋漓，独具一格。
玉杰人品好，书风正，有抱负，能力强，悟性高，这都是他走向成功的必然，他还在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笔墨语言，拓宽自己的创作道路，力求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阚宝光（中国书法艺术协会副主席、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协会副秘书长、环境保护部书画协会会长）看过玉杰老弟的书法，深受教益。玉杰的书法，格韵高绝，自然天成！我特别欣赏赞誉，预祝书法艺术取得更大成就！
陈恩田（《中国人民解放军赋》原主创人、军赋书画院副院长）玉杰为人，学丰德正，行多而语少，才高而调低，观其书法，大气俊秀，笔中墨韵，则如其人其心声，实乃当代书坛之楷模。
人品能扶书品正
在认识青年实力派书法家方玉杰之前，我早已对其与人为善、谦和朴诚的君子气度有所耳闻。以至有幸在今年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协会春季联谊会上见到方先生，当我见到方先生典雅、清逸的作品时，便不自觉地将其作品与人品联系到了一起。总之，我对方先生其人其作品的印象是人和、书雅。
方先生的行书作品，是典雅型的，有大家的风范，足见其在《兰亭序》、《圣教序》所下的功夫。用笔、结字多取自《圣教序》；章法有《兰亭序》之气象，字势劲参以欧阳中石之欹侧。用墨干、湿、燥、润，自然天成。浓处，不过沉、而如画家点晴之笔，更增加几分灵气；枯处，不显燥，如万岁枯藤，更增加几分老辣；润处，如春雨润物，正合时宜。
原方先生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更加辉煌。
（闫道辉：外交部书画协会副秘书长、外交部尚志公司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协会理事）
七律贺方玉杰书法展成功举办
欣闻书展赞方家，亘古南阳现丽葩；
笔走龙蛇身有术，神行虎豹纸生花；
山河入梦心芳艳，水墨成书气自华；
累月经年沙聚塔，欢歌一路满天霞。
（张明：全国公安文联《家园》杂志编辑部主任）
罗勤（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协会副主席）玉杰先生年轻有为，在书法界享有盛名，他为人谦和，善于交流，书法行笔流畅，颇有功底，是一位很有发展前途的书法家，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邹大力（团中央中国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副主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书画协会理事）方玉杰是个艺术的殉道者，把书法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深深感受到学书的艰辛及创作的艰难，他一直在追寻好作品的高境界。什么是不简单？能将看似简单的事情做到底就是不简单，方玉杰做到了，而书法本来就是不简单的心力交错的艺术劳动。
方玉杰是个性情中人，他把朋友的友情看得比什么都重。方玉杰是一棵冬青，诗意而正直的内心永远年轻葱绿。注定，他是一个为书法、为艺术而生的人。
郭鹤鹏（海关总署书画协会秘书长）玉杰兄是我好友，为人善良热情，凡朋友相求，都能竭力相助。他性格平和简静，温文尔雅，侠义所在颇有君子之风，在当下喧杂社会中始终保持了一份充盈禅意的达观质朴。
玉杰坚守孙过庭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的学书名言，几十载心无旁骛，临习不辍，深得书法之三味，字字有法度、笔笔有出处，既古朴沉稳，又灵动飘逸，气韵高古，内涵丰富，碑魂帖韵，章法自然。其遒美劲健的笔姿，疏朗静雅的字态，从容和缓的气息让人折服不已。祝愿玉杰兄再攀书艺高峰：人书相融开气象，笔墨腾龙竞风流！
玉杰是近些年来在书坛上较为活跃而又成绩显著的青年书法家，他多次参加中国书协及全国性的书法展览，多次入展并获奖，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赢得了书界的赞誉。做为玉杰的好友，我深感钦佩和祝贺，这一成绩取得并非偶然，是他多年来勤奋苦练，不断研习的结果。
我认为玉杰有这样的成绩一是缘于学书正，起点高，他作为全国首届书法艺术硕士，通理论、懂技法。二是缘于用功尤勤，多年来不断临写张旭、怀素、文征明、王铎等书法大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后又主攻二王，他能写多种书体，以草书更见功夫，玉杰的书法有着强烈的视觉感，通篇看来，墨色变幻，虚实得当，节奏明快，古朴浑厚，洋溢着强悍、雄逸、跌宕的美感。
玉杰字不但写得好，为人处事更显谦虚低调，他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乐于助人，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想同他接触，在圈内有着较好的人气。玉杰优秀的品格和精湛的书法艺术在今后的道路中相得异彰。
（曹进增：国家税务总局处长，中央国家机关书画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
读玉杰兄书法有感
诗书五休皆精通，孜孜深研不放松。
书道捷报频频传，遥祝战友立新功。
满纸云烟飞，豪放耀光辉。
笔走似游龙，管停翰畅归。
__段志锋（陕西省西安市政府职员）

6. 宋教如先生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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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字钝初，号渔夫，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入私塾，1899年入漳江书院读书，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学院，他在长沙创办《长沙俚语日报》，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宣传。1904年3月，宋教仁与黄兴等在长沙创办革命团体华兴会，8月组织了湖北省第一个革命小团体枣科学补习所。华兴会成立后，策划进行反清武装起义，宋教仁负责发动常熟地区，后因事机泄密，他被迫逃亡日本。宋教仁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就读，1905年与田桐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该刊设有论说、学说、政治、历史、军事等栏，宣传爱国、革命思想，宋教仁除写了多篇文章倡导反清排满外，坚决主张用黄帝纪年取代当时一般中国报刊用帝王纪年的作法，以示与清政府决裂，后该刊被日本当局以妨害公安的罪名下令查封。

《二十世纪之支那》停刊后，宋教仁又在留日学生创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清庭的假立宪与沙俄对我国的侵略行径，痛斥袁世凯镇压反帝爱国运动的罪行。

1905年，宋教仁参加了同盟会，被推举为司法部检事长，他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自任庶务干事和撰述员，先后在《民报》上发表了《烈士陈星台小传》等文章和译文，介绍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程、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发展史，痛斥清政府镇压革命的罪行，哀悼为革命献身的烈士。1907年，他赴东北组建同盟会辽东支部，策划武装起义，后因会员被捕无法举事而逃往日本。在日本，他从事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发文论证间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我国领土的阴谋。

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在于右任创办的《民立报》任主笔，该报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报，是同盟会在上海的宣传阵地和通讯联络机关。所撰写的评论以宋教仁和徐血尔两枝笔最为锋利，宋教仁以渔夫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瓜分的严峻形势，揭露清庭的假立宪阴谋，并对四川保路运动进行了一系列评论，热情地支持了四川人民的英勇斗争，他的知识广博，议论深刻透彻，文风豪迈犀利，很受一部分读者的推崇。得力于他的努力，《民立报》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革命报刊，发行量最高达日销2万余份。

1911年4月，宋教仁赴香港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未成。同年8月，任同盟会中部总会总务干事。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赶往武汉，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随后赴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建工作，1912年1月，任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为防止封建官僚特别是袁世凯这类“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专政，在关于政体组织形式的商议过程中，他反对实行总统制，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因此与孙中山等领导人发生了矛盾，致使有人误会他贪恋总理一职。为了保证内阁制的推行，宋教仁积极从事政党活动，1912年3月，同盟会为改组为公开的政党，推宋教仁为政事部主任干事，负责研究政治上的一切问题，联络会员，以统一党见。4月，他任北京政府农林部长，不久辞职。8月，他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其他反袁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期望在国会中造成多数党的声势，实现其责任内阁的主张，但他急于求成，改变了同盟会的一些革命主张，放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并将一批官僚政客拉入党内，使国民党成分复杂，革命性大受影响。

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获得压倒多数，身为理事长的宋教仁为了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在回乡省亲后，经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到上海，一路发表演讲，这使一心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十分嫉恨，3月20日，国会召开前夕，当宋教仁准备乘火车北上时，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暗杀，于22日去世。1924年，革命党人在上海闸北辟地建成陵墓，安葬宋教仁，称宋公园，墓前置宋教仁的石像。该墓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宋教仁传

俣胡宋教仁者，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也。光绪八年（1882）清明生，薄有家业。十二岁丧父，转贫而好学，性沉毅果敢，有见识，善交际。少入漳江书院，从黄彝尊、瞿方梅读，学经史舆地掌故。尝与同学夜登漳江阁，慷慨曰：“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已而中秀才，然厌科举，遂入武昌文普通学堂，于古人独崇汉武。又闻黄克强演说，甚为鼓舞。已而克强赴湘主讲明德学堂，教仁从之，陈天华、张继、刘揆一俱集于此焉，乃组织华兴会，推克强为会长。教仁与胡瑛往设武昌支部，且办科学补习所，与策应也。
俣胡慈禧太后七十寿诞，华兴会欲举事于湖南各地。教仁主常德一路，以匮于粮饷，虽变卖家产犹嫌不足，乃赴长沙另筹。至则事已败矣，遂流亡日本。先入顺天中学，继入法政大学，贫难自继，同学多与资助。未几，教日人汉语以周急，困稍解。已而与张步青、陈天华、程家柽、黄克强办刊《二十世纪之支那》，密发国内。未几，孙文携宫崎寅藏访其刊社。教仁既久仰之，今始识荆而叹服。孙文亦异教仁才干。旋有同盟会，教仁为执法部检事，为孙文左右手。复与黄克强办《民报》，大作频仍，多民族主义之作，署名强力斋者是也。
俣胡日本文部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陈天华愤而蹈海。教仁恸而诔之，且与胡瑛、杨卓林、宁调元聚众抗议。驻日公使杨枢奏请除名驱逐之，教仁乃易名杨炼，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潜心静默，期年大成。然劬劳成疾，举目无亲，忧怀国事，不禁伏枕啜泣，适有日本同学来访，见而讶惊，教仁曰：“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久而病瘳，教仁以为北方殊无革命热情，乃与白逾桓、吴昆及日人古河赴东三省，欲约马匪起事。马匪李逢春等来归，教仁乃为同盟会设辽东支部，以统一之。光绪三十三年（1907）夏，闻同志起事于广东，乃欲举兵辽宁，进逼榆关。事泄，逾桓遭执，教仁乃投吉林夹皮沟韩登举，以图再起。
俣胡俄而闻日人组织长白山会，伪托间岛之事，欲夺延边。教仁乃托名贞村，潜入斯会，获其伪证，且往汉城、东京遍搜典籍，剪摘报章，成《间岛问题》一书，论据充分，逻辑清晰，明间岛者中国之固有也。公使闻之，乃购献于外务部，谈判遂逆转。朝廷因识其才具，虚席以待，教仁坚辞不赴，然声名已播于中外。时同盟会经费甚绌，教仁乃译日人所著之财政学，印销国内，得数千元，稍济其事。已而邹代藩献三策。上策曰北方起事，中策曰长江起事，下策曰边疆起事。教仁与谭人凤、林文、何天炯、吕志伊、萧翼鲲、张镇衡、邹永成、周来苏、首绍甫议定，以中策为尚。故武昌之义，实首定于此际也。
俣胡宣统二年（1910），赴沪主笔《民立报》，署名渔父，笔伐朝廷，宣扬革命。辛亥年春，党人欲谋广州，促教仁往助。众劝其勿赴，教仁曰：“诸君勿惧，成则为四万万同胞，不成则一颗头颅而已。”遂赴港，继陈炯明为编制课长，一应布告令文，皆出其手。三月二十七日，官府侦知其事，在穗同志皆退入港。次日又觉事尚可行，约展期一日再赴穗。次日午前，官府已次第捣破机关，黄兴乃仓猝进攻。教仁等未至，事已败矣，乃折回香港。沪上同志闻电，初以为教仁披难，不忍卒译，乍闻一宋字，俱面如死灰，定神才知为他人，意始稍苏。然久不见其归来，皆为忐忑。忽一日，教仁翩然归来，众皆欢呼不能自己。其得人如此。
俣胡教仁衍述邹代藩之三策。一曰效法葡、土之中央革命，密联北方军队，更以东北马匪为援，一鼓取京城，尔后鼎定全国，此上策也。二曰于长江各省潜伏兵力，俟时并举，创立政府，北伐中原，此中策也。三曰于边疆要塞密组机关，一朝大举，逐次进逼，徐图攻取，此下策也。众仍以中策为尚。教仁乃组中国同盟中部总会，虚会长席，与陈其美、谭人凤、杨谱笙、潘祖彝为总务干事，各兼庶务、会计、财务、文事、交通部长，史家麐、吕志伊为候补，共组总务会，统揽全局。遣谭人凤赴鄂与居正、孙武、詹大悲合并共进会与文学社为湖北分会，曾杰赴湘与焦达峰、杨任、邹永成、谢介僧组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成赴皖组安徽分会，吴永珊赴川组四川分会，井勿幕于陕组陕西分会。三会直隶总会，策动各省军队，以俟时并起。终议曰：“武昌乃九省通衢，居全国之中，交通四达，同志易聚，惟其东有大江，敌舰易入，西有租界，对外烦难，且铁路密织，清兵可朝发夕至，故应武昌首义，四方群应，使其不能救彼此。”遂定大计。
俣胡七月，朝廷颁布铁路国有令，川鄂湘粤各省抗议，川人尤为激愤，朝廷乃命端方调鄂师入川。鄂省同志遂欲乘机起事，遣居正、杨玉如赴沪购枪，且迎教仁往指挥也。正将成行，胡瑛忽电告有变，乃命居正运械先行，自留沪观变，且令范鸿仙、柏文蔚攻南京，李燮和攻上海。
俣胡八月十八日，孙武于汉口制弹不慎，爆炸受伤。官警闻而搜，捕杀彭楚藩、刘尧澄、杨宏胜三人。蔡济民、吴醒汉、熊秉坤、居正等遂于次日发难，率新军攻占督署，清军弃城而逃。众拥黎元洪为都督，进占汉阳，声威大振。初，教仁适有微恙，闻三烈士遇难，以为大事已去，怆然不可名状，病益甚。次日闻光复之事，一跃下地，涊然汗出，斯病已瘳。适黄克强抵沪，乃与共赴武昌。推克强为总司令，教仁与胡瑛主外务。时与清军对垒，赖教仁等折冲樽俎，洋人皆守中立，惟日本狡焉启思，欲积极干涉，教仁乃饬日本人曰：
俣胡“湖北革命军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军既为公然之团体，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权义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军也。乃独有日本则不然，谓革命军只可目为内乱，而不能认为交战团体。其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且谓如保护租界等手段，只为消极的手段，今宜进而用积极的手段云云，其狡焉启思之心，可谓如见。吾不解日人何以独异于各国，眼中无国际法、无人道一至于是也。吾非谓日人之宜袒革命军也，第以革命军既已成为有组织，有人民之团体，则在国际法伤宜承认为交战团体，固无论其内乱与否。昔日本倒幕之际，官兵与幕府党战，欧洲一二国不尝认幕府为交战团体乎？此其性质亦为内乱，何日人之善忘耶？明明国际法上之惯例，而故意设辞违背，非别有心肠而何耶？至于乘人之乱，而用积极的手段，尤为无道已极。夫所谓积极手段者，非干涉之谓乎？吾人对此亦不暇问其合理与否，吾人惟记忆法国革命大历史。法国革命之际，不尝遭欧洲各国之干涉乎？而法人对之如何者？法国英雄拿破伦对之如何者？日人其不知之乎？今者吾友邦之英、美等国，皆深以维持均势现状为主义，固无连合干涉吾国内乱之虑。然日人苟不自重量者，则其视法兰西矣，日人其省之哉。夫日之所借口者，动以保护日人在长江流域利益为辞。夫外人在长江流域利益孰有过于英国者？美国岂居日本之次乎？然而英、美二国，不闻有乘间窥伺之举也。且英日同盟之再订，犹昨日事，非以维持均势为目的乎？今乃当吾内乱方兴之际，而公然与英、美异其步调，且背英日盟约，日人其将何以对天下耶？此岂果为日人之得策耶？吾愿同洲同种之东邻贤民政治家，对于此问题尚其再三深长思之也。”
俣胡教仁草约法，拟组责任内阁，设临时政府于武昌。已而汉阳失守，南京克复，各军却生龃龉，遂与于右任往调停，拥程德全为江苏都督，林述庆为北伐军总司令，徐绍桢为援鄂军总司令。旋赴沪游说，票选黄克强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洪闻之，立通电斥其非法，复于南京改选元洪为大元帅，克强为副。克强坚辞之。以民国设元帅而非总统者，隐有虚席待袁世凯之意。盖世凯虽军迫江汉，却养敌自重，其心似有可用也。不意孙文自海外还，适黎、黄之争，乃坐收其利，四日后当选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教仁一夜之内，刊繁益简，草成临时约法。故武昌与南京革命，孙文实未与力，盟内厥功至伟者，教仁也。
俣胡孙总统自美国还，倾心美国之总统制，教仁则欲行法国式内阁制，遂与相左。时孙欲以黄克强为总理，克强婉辞之，众或主张不设此职。教仁愤起力争，众遂以其志在总理，稍有侧目。教仁乃与居正、田桐往说黄克强，克强始诺。然翌日设国务总理案遭否决，事遂不谐。孙总统初欲以教仁为内务总长，众忌不许，故改为法制局总裁。时流言甚长，皆一笑置之。或劝其驰函自辩，教仁曰：“事实胜于雄辩，岂能诬我。”其自信如此。
俣胡民元二月，与蔡元培赴京迎袁世凯南下就总统职，世凯迎之于正阳门，倍极隆重。入夜，京中兵变，有持枪者擅入寓所，教仁等避于密室得免。次日，兵祸连衡于天津、保定，风云惨淡，谣诼播兴，世凯以此不愿南下，教仁等乃电请国会准之。三月，唐绍仪组阁，以教仁为农林部长。经月余，订大纲，制法规，设机构，井然有序。然袁总统与内阁争权，唐总理愤而辞职，陆徵祥组超然内阁。超然内阁者，国务委员一律脱党也。教仁素以政党内阁为追求，遂与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同时辞职。先此，袁总统尝予各总长交通银行支票簿一本，听其任意取携，至此辞职交还之期，惟教仁分文未取。总统见而色变，知教仁之异乎众人也。
俣胡时于国会，惟共和党风头甚尽，势足以抗衡同盟会，教仁遂欲改革本盟。八月，于北京合并本盟、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会、共和实进会为国民党，选孙文为理事长，教仁等八人为理事。已而国会选举，国民党独得三百九十二席，大获全胜，此教仁之力也。教仁乃与王宠惠返乡省亲，见慈母于堂上。复往湘、鄂、皖、苏诸省遍作演说，倡实业，诋侵略，昭约法，明政党，臧否人物，鞭笞政府，以政党内阁为务，以虚君总统为继，言辞激锐，正大光明，听者如潮，而应者如雷。已而，孙文督视铁路，以教仁代理事长，为本党草具政见纲要，携入北京提交审议。
俣胡袁总统素惜其才，今陆徵祥辞职，似欲以其继任总理。然惧其锐，隐而未发，以赵秉钧暂代。时闻教仁演说，知其政党内阁之明志，乃绝此念。赵秉钧深忌教仁，见总统有按刀之意，即命内务部秘书洪兴祖谋刺之。兴祖者，袁总统如夫人弟也，为总统主特务事。复有故共进会员应夔丞者，黎元洪既谗杀张振武，亦通缉夔丞。夔丞乃避祸沪上，入国民党，与教仁等甚熟稔焉，然实已为总统之线人也。兴祖乃命之刺杀教仁，许以重酬。夔丞因易名桂馨，朝夕追踪教仁，由宁之沪。适有晋籍之故清军人名吴福铭者，性凶悍，精射术，流落沪滨，穷极无聊。夔丞见而大喜，乃为其易名武士英，许重金以刺宋也。
俣胡民国二年（1913）三月二十日，与黄克强、陈策、廖仲恺、于右任北上。临歧往《民立报》辞别同仁，挚友徐血儿劝之曰：“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教仁答曰：“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遂至车站，行至剪票处，武士英刺中其腰部要害。众人疾护送就医，虽用止痛药物，然辗转呼号，惨不忍闻。见黄克强等，嘱曰：“倘我身死，诸公对国事务望勇往直前。”又嘱于右任三事，一曰赠藏书于南京图书馆，二曰倩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三曰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国事，复兴民族。同志闻此，全集榻际，应夔丞亦居然在列也。教仁竟已不能言语，黄克强俯身含泪曰：“遯初休虑，国家大事，我等必将尽力而为。”于是溘然长逝，口目俱张，犹有恨矣。年才三十有二。
俣胡先此，教仁自知不起，勉力致电袁总统曰：“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盖袁总统虽有杀教仁之意，而教仁全无疑总统之心也。
俣胡未几，武士英为同寓鹿鸣旅馆之二学生检举，巡捕查抄得应桂馨名片，遂捕之，并获往来密件甚详，遂知洪兴祖与赵秉钧，时人故疑袁总统为之。黄克强且挽曰：“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总统急询洪兴祖何人为之，兴祖曰：“为总统出力者耳。”袁极不豫，乃通令自辩曰：“共和国家以道德为基础，以法律为范围。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始末，又经法庭公开者，不得轻加论断。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实与法律违反者，不宜信口雌黄。须知此事应候司法机关判决，岂容散布浮言，坐贻实祸。”已而，武士英于囹圄中毒而死，洪兴祖避祸于天津，而赵秉钧竟猝死也。
俣胡孙文闻教仁卒，怒发冲冠，疾自日本返沪，欲兴师报仇。黄克强以为国民党乃国会之多数党，且民国之事，自当以法律为之。乃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提议组织特别法庭，司法总长许世英以未经地方而直达中央为僭越，固不允也。孙文乃谋于武汉举事，为黎元洪所破，国民党宁调元、熊越山遭执死难。袁总统更免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都督职，李烈钧乃于湖口布檄鸣炮，徐州、安徽、南京、广东、湖南、上海鼓噪并起，此所谓二次革命也。然不出十日，已尽败于中央军，孙黄俱避祸海外，国民党亦遂不见于国会，教仁毕生理想就此尽矣。
俣胡教仁毕生心力，致力于学，尽瘁于国，不事生产，以致环堵萧然，凄凉满目。遗体暂寄湖南会馆，凭吊者数千人，素车白马，备极哀荣。已而奉葬于闸北，且立铜像为志，今没不存。
俣胡论曰：宋教仁之遇刺，实民国无匹之大事也。以教仁之死，孙文遂违法兴兵，袁总统遂无复掩饰，兵戎为之妄作，议会为之崩摧，约法为之虚置矣。盖教仁本民元约法之父也，父既披难，诸子何为乎？向使教仁不死，孙文不怒，国家未必骤变，军阀未必腾兴也。盖孙文一理想家，素以民主共和为标榜，竟蔑视法理如此，天下折腰之士复何辜哉？使教仁尚在，必不屑此。后世之人，可不察欤？
俣胡赞曰：五霸之世，管仲之器。都云器小，孰识其利。五霸不仁，斯世何谓。国丧斯英，国则如醉。

7. 历任立法院长和司法院长

立法院长
行宪前
胡汉民 1928年10月
张继 1932年1月1日
孙科 1932年1月29日
孙科 1935年12月
孙科 1947年4月
行宪后
第一届，孙科，1948年5月17日~1948年12月24日
第一届，童冠贤，1948年12月24日~1950年12月1日
第一届，刘健群，1950年12月5日~1951年10月19日
(代理)，黄国书，1951年10月19日~1952年3月11日
第一届，张道藩，1952年3月11日~1961年2月20日
第一届，黄国书，1961年2月28日~1972年2月22日
(代理)，倪文亚，1972年2月22日~1972年4月28日
第一届，倪文亚，1972年5月2日~1988年12月20日
(代理)，刘阔才，1988年10月18日~1989年2月24日
第一届，刘阔才，1989年2月24日~1990年2月12日
(代理)，梁肃戎，1990年2月12日~1990年2月27日
第一届，梁肃戎，1990年2月27日~1992年1月17日
第一届，刘松藩，1992年1月17日~1993年1月31日
第二届，刘松藩，1993年2月1日~1995年1月31日
第三届，刘松藩，1995年2月1日~1998年1月31日
第四届，王金平，1999年2月1日~2002年1月31日
第五届，王金平，2002年2月1日~2005年1月31日
第六届，王金平，2005年2月1日~至今

司法院长
王宠惠（1948年6月）
谢冠生（1958年6月）
田炯锦（1971年12月）
戴炎辉（1977年4月）
黄少谷（1979年7月）
林洋港（1987年4月）
施启扬（1994年9月）
翁岳生（1999年2月—）

8. 同盟会与兴中会的基本区别在于何处

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其前身是华兴会和兴中会，除此之外还有复兴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参加。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孙中山为其总理，黄兴为副总理。

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内涵核心应是“政党”，其性质是“资产阶级的”，这是它区别于旧式革命组织和同期其它革命团体的重要标志。
兴中会
清末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秋间前往美国檀香山。11月24日，20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1895年2月，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于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筹划在广州举行起义。总会几次集会，定同年九月九日重阳节（10月26日）举义；推杨衢云为会长。重九前夕事泄，孙中山逃离广州，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创立兴中会横滨分会。1896年，杨衢云创立兴中会南非分会。1897年，陈少白创立台湾分会。1899年，他又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年底创刊。是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1899年冬，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等与唐才常、林圭谈论合作事。后因双方分歧较大，合作之议遂寝。不久�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别名为兴汉会。1900年8月底，唐才常组编的自立军被镇压。兴中会联络的湘、鄂一带会党势力因被卷入自立军起事而全部散失。年底，杨衢云被清廷所派刺客杀害。次年夏，郑士良暴病去世。兴中会领导骨干损伤过半，海外各处机构也渐次涣散。因此，孙中山有另行组织大的革命联盟的意念。此后，兴中会新建立的组织还有河内分会和旧金山分会。1905年3月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并入同盟会。

同盟会
清末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简称。孙中山联合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本部暂设于东京。本部机构在总理之下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国内在上海、重庆、汉口、香港、烟台分别设东、西、中、南、北5个支部，国外在新加坡、布鲁塞尔、旧金山、檀香山分别设南洋、欧洲、美洲、檀岛4个支部，支部之下则为各省区分会。同盟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在黄兴离开日本期间，曾接任或代理庶务并暂行主持本部工作者，先后有张继、朱炳麟、孙毓筠、宋教仁、刘揆一等。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刊物。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等先后任《民报》编辑人。1906年秋冬之间，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共同制订《革命方略》，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程序、规章、制度和纪律，使各地武装起义有所遵循。同盟会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其领导体制渐形完备。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同盟会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激烈论战，批判和清除保皇派君主立宪主义的影响，向人民广泛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二是举行多次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和镇南关起义、惠州七女湖和潮州黄冈起义，1908年的河口起义、钦廉上思起义，1910年（宣统二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虽然由于孤立无援和指挥失当而先后失败，但不断扩大了影响。

9. 历史问题，关于国民政府。

宁汉合流 1927年9月，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同汪精卫集团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反革命合流。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党已变成为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1927年7月以后，国民党内形成了宁、汉、沪3个集团：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桂、晋等地方势力。宁、汉双方集中了国民党中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又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拥有一支军队，割据着一大块地盘，因而成为最有分量的势力。他们为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但很快地在反共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他们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进行了一系列酝酿和接触。冯玉祥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于7月20日提出解决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汪精卫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8月上旬，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这时，汪精卫等虽然同意与宁方合作，但仍坚持反蒋态度，且声浪很大。同时，蒋介石排斥异己，引起桂系的不满，李宗仁、白崇禧等对蒋不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之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战事的失败，使其陷入困境。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3日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然后回浙江奉化。不久，东渡日本。蒋介石的下野，加快了宁、汉合作的步伐。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3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李宗仁、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邹鲁、张继、谢持、许崇智等21人。宁方的蒋介石、吴稚晖、胡汉民和汉方的陈公博、顾孟余拒不出席。
经激烈争吵，会议通过关于党务方面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
一、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
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3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成；
三、宁、汉、沪3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
四、特别委员会除施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部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的国民党党部，并筹备国民党三大的召开；
五、规定特别委员会委员的名额32人，候补委员为9人，具体人员由3方共同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发表；
六、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
会议作出关于政府方面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
宁、汉两方政府合并、改组，政府委员、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皆由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会议推举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共同起草统一宣言。
9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停止办公，汪精卫通电下野。9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等32人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并决定劝蒋、汪、胡迅速来南京就职。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
9月17日和19日继续开会，作出以下决定：
一、推定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1人以统理党务。
二、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芬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推定于右任等67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唐生智、杨树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朱培德等14人为主席团。
三、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各地政治分会，其职权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党部、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执行。
四、设立监察院。
同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9月20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宣称：“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实际上，宁、汉、沪3方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
意义
当时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另外上海和各地都有一些军阀把持的地方政权,但是主要以南京和武汉,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已没有分歧，武汉渐有妥协趋势。而南京的蒋介石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处境渐显不利，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台促使南京和武汉方面迅速靠拢，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因南京简称“宁”，武汉简称“汉”，史称“宁汉合流”。“宁汉合流”的实质：他们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宁汉合流后的政府，仍称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和武汉的反共立场是一致的,他们的合流说明了当时的反共反革命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了,革命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

10. 孙逸仙一介书生，怎么当上洪帮老大的

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如何成为革命的带头大哥
孙中山先生名满天下，固然是人所皆知，但孙先生终其一生，未曾自称过孙中山，他的一切公私文件签名，都一律使用“孙文”二字，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名称相去甚远。有人说，孙先生的“中山”二字，是当年闹革命的时候，为了便于掩人耳目，日本人代他起了个名字叫“中山樵”。据说梁启超在和革命党论辩之时也曾称“中山”一辞，似有不敬之意。后来，“孙中山”一名大行其道，为人所景仰，不过那是在“二次革命”之后的事情了。（为此，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还特意在《晚清七十年》中考证了一番）

孙中山，原名孙文，字逸仙，生于1866年11月12日（同治年间）。按唐德刚的说法，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至少在文化上，并非本地土著。固然，孙先生出生是在广东香山县（如今的中山市）翠亨村的，他家世代为农，不过，从孙先生9岁入私塾读书的情况来看，想来他家不会是贫下中农，至少也是中农或者富农这个级别。1879年，13岁的孙中山离开家乡到檀香山投靠长兄孙眉，由此进入当地的教会学校，读英文，从西学，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由此看来，唐德刚先生所言非虚。

1883年的时候，受到教会的影响，孙中山想受洗入教，当比他早来异邦多年的长兄孙眉却对此大加反对，于是孙中山一怒之下便回到了翠亨老家。回家之后，已经是新派青年的孙中山觉得村中死气沉沉，保守依旧，迷信依然。于是，他便和好友陆皓东干了件坏事，把村中北帝庙的神像给砸了­（这事洪秀全当年也干过）。这事捅下了马蜂窝，村中长辈野老要找他们的麻烦，结果孙中山和陆皓东就都跑到香港去了。

去香港后，孙中山和陆皓东都受洗礼加入了基督教。后来，孙中山进入拔萃书院和中央书院读书，继续接受西式的中学教育。1886年，孙中山从中央书院毕业后，随之进入博济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学医。在此期间，孙中山结识了陈少白等人，这几个同龄人经常在一起谈论革命，算是伟大革命的启蒙时期。

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活。但是，在澳门、广州等地讨生活并不顺利，后来他也就逐渐对“济世医人”的现代郎中这份职业失去了兴趣，而开始热心于“医国济世”的大事业。这时，正好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举办维新变法培训班，孙中山本想去和康有为结交，但因康有为要“具门生贴拜师”而作罢---要是孙先生真拜在康夫子的门下，历史岂不是要重写？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抛开广州的业务，回到翠亨村去做一件大事，那就是要写一封上书给朝中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在这篇上书中，孙中山提出了四点救国之策，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在家关门写了一个多月，写好后经好友陈少白稍加润色，孙中山便兴致勃勃的偕同陆皓东经上海北上投书。当年6月中旬，孙中山通过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等人将上书投递上去，但令人极为失望的是，投书的结果竟然毫无下文。

话说回来，李鸿章当时是个大忙人，手下的幕僚名士满天下，哪有时间来接见这两个默默无名的南方青年。即使李鸿章看了孙中山的上书，估计也会因为其泛泛而谈、毫无具体所指而不会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对孙中山来说就不一样了，这太伤人的自尊了---好歹你给报销点路费啊。

李鸿章的一个不经意，活生生把这个热血青年逼上了清廷的对立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要是李鸿章九泉下有知，想必会后悔不迭呢。（如果李鸿章接受孙中山的上书会怎么样呢，留下他作幕僚？这也许是孙中山当时的想法，他当时可有点投靠的机会主义倾向）

1894年秋，孙中山重新回到檀香山并在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当年11月，孙中山成立了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兴中会成立后，会员一度达到一百三十多人，甚至连孙中山的长兄孙眉也加入了。不过，兴中会并不是清末历史上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因为在他们之前（一说1890年，一说1892年），杨衢云便和他的一帮同志们搞了一个辅仁学社的组织，其宗旨比如“推翻清廷，建立合众国”等，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几乎一模一样。

1895年1月，孙中山回到香港后，经过共同的友人尤列引见，兴中会和辅仁学社一拍即合，并决定将两个团体合并，组建联合组织，名字还是叫兴中会（兴中会的名字气派点，不像辅仁学社那样过于文绉绉的）。后来，孔祥熙等一帮子山西青年也搞了个团体叫兴中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毫无关系）---看来，兴中会这个名字是够响亮，连起名都起重了。

合并后的兴中会搞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计划在广州搞起义。1895年10月26日，在杨衢云、孙中山等人的组织下，各路起义队伍（主要是会党分子）约定以红带缠臂作为标记，随后相继潜入广州。当时起义的军旗都准备好了，那就是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不料，此时作为主力的杨衢云一路人马和汕头的一队未能按照计划及时赶到广州，而起事的消息泄露，结果孙中山只好及时的解散队伍，计划中的广州起义未经发动便告流产。起义流产后，清兵四出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分支机构，陆皓东不幸被捕杀害，成为近代历史上为革命献身的第一人。

经过这个事后，孙中山遭到了清廷的通缉和港督的驱逐，最后连香港也呆不下去，只好东渡日本神户。到了日本后，孙中山发现自己成了名人，连日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他这个“革命通缉犯”的事迹。孙中山在横滨后，剪辫易发，随后便前往檀香山，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孙科（5岁）在长兄孙眉的资助下，当时都在那里避难。

在美国呆了几个月后，孙中山前往英国，打算绕道远东回香港去，不过，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这便是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这个事情说来也是蹊跷，孙中山在伦敦街上好好的走着，突然被大清驻英使馆人员诱捕绑架，估计当时清使馆人员是打算把这个通缉犯送回国内献功的（也有人说是孙中山自己走进驻英使馆的）。
危机时刻，孙中山通过英籍女管家赫苇太太（Mrs Howe）和雇工科尔（Cole）的帮助，向自己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康特利（James Cantlie）和孟森（P.Manson）紧急求救，结果这两位先生立刻行动起来，他们一面向警局报案，一面通过报纸把这事给大肆张扬出去，结果导致英国舆论一片哗然，英国外交部也向清使馆提出抗议，要求他们立刻将孙中山释放。在英国外交部的强硬压力下，清使馆只得将孙中山无条件释放。

清使馆没想到的是，他们这种不合外交惯例的愚蠢行为反帮了孙中山的大忙。孙中山被放出来后，立刻向各大英文报纸遍发感谢信，感谢报界和英国大使馆的仗义相救，后来又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子，使得这个事件越炒越热，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的媒体都对这个绑架事件进行深入报道并加以评论，由此中国革命党人开始为世界舆论所关注，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

1897年，孙中山离开英国，前往日本，结识了一些日本的上流人士如犬养毅、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在这些人的同情和支持下，孙中山在日本广泛的开展了革命工作。

1900年，正值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当时北方局势一片混乱，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往西安，孙中山认为时机成熟，开始他企图联络李鸿章策划广东独立，未果，随后又在当年10月派郑士良率会党600 人发动了惠州起义，开始的时候起义军一度击败清军，并很快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向福建厦门方向挺进。但后来由于日本奸商所卖的武器多为废品，而后继的军火又接济不上，起义军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得不就地自行解散。

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与1895年的那次广州起义完全两样。正如孙中山所言，广州起义失败时，“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漫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据此，孙中山“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迷梦已有渐醒之兆”。

不过，高兴归高兴，后来清廷开始实行新政，国际上的压力减轻，而孙中山这两年虽然在日本做了些事，但也收效不大。久居日本，孙中山也自觉无趣，于是便于1903年9月底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孙中山发现自己的革命发源地早已被康有为、梁启超的保皇派占据，而自己亲手创立的兴中会竟然早已不见踪影。失望之余，孙中山和保皇派展开了大论战，无奈保皇派势力坐大，无法撼动他们的地位。愤然之下，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致公堂，被封为洪棍（洪门中的“清贵”之职，地位虽高但无实权）。这一年多时间里，恐怕是孙中山这辈子最郁闷的时候。

不过，后来时来运转，1905年春，孙中山突然接到一群湖北籍留欧学生的来函并汇有八千法郎，邀请他到欧洲一游。原来，当时张之洞在湖北主政，那些新式学堂的革命小青年成天闹事，把老张弄得是头皮发麻，后来他心生一计，何不用公款将他们送出国外，既可以让自己的地头清静，也博得善教爱才之名。不过，在派送的时候，张之洞特意留了个心眼，那就是闹腾动静小的送日本，动静大的就送欧洲---这样离得远一点嘛。

当时在欧洲的那些湖北官费留学生个个都很有财，他们大都出身富裕家庭，加上官费又充足，日子过得逍遥自在。贫困催反心，这饱暖有时也会闹革命（君不见参加辛亥革命的革命党、留学生大都为富家子弟）。这些官费留学生到欧洲后又想搞点革命活动，但苦于没有带头大哥，难有影响。后来，他们听说孙中山在欧洲的名声很大，这时恰好有个叫刘成禺的留学生和孙中山有过交往，于是便通过他将孙中山邀请过来，以壮声势。孙中山接到这笔巨款，当然喜不自禁，很快便乐滋滋的逃离美国，前往欧洲。

到欧洲后，孙中山拿出了他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设民国，平均地权”，立马把那些小革命党唬得一愣一愣的。由此，孙中山便在他们的资助下，借机在欧洲各大城市如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兜了一圈，将他的十六字纲领大加宣传一番后便直接去了日本。

当时的日本还有更大的事情等着孙中山。1905年的时候，由于清廷鼓励留学特别是留学日本，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已经有近万人之多，而且大都聚集在东京。在那些留学生中，以黄兴最为知名。黄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他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过秀才；1898年进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曾经组织过拒俄义勇队。黄兴后来又回长沙与宋教仁、张继、吴禄贞、刘揆一筹人建立了华兴会，并自任会长。1904年，黄兴筹划长沙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是留学生中响当当的革命实力派。华兴会和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多有联系，除了黄兴、宋教仁、赵声等头头逃到日本外，其成员多隐身于新军、新式学堂来自教堂和巡警等机构中。

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引见下，孙中山和黄兴两人进行了首次“伟人的握手”。两人初次会面后便一见如故，“谈论极洽”。随后，孙中山又在《二十世纪之支那》（华兴会的机关报）会晤了华兴会的另外一些骨干分子如宋教仁和陈天华等人，决定联合在日的各革命团体，组织一个统一的革命大团体，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同盟会。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革命团体除了华兴会之外，还有光复会。光复会主要以江苏、浙江、安徽的留学生为主，成员包括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会长为曾经中过进士的蔡元培，光复会和江浙一带的青帮关系也很紧密。另外，还有一个由湖北青年组织的“科学补习所”，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北新军中，社员有曹亚伯等人。

1905年7月30日，中国同盟会预备会议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地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中举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动机颇令人猜疑），当时参会的有76人，来自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浙江等十个省，其中就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天华、张继、马君武、朱执信、曹亚伯等人。会议最后确定革命的联合团体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宗旨便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

半个月后，日本留学生界召开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这次大会来了一千多的留日学生，人头攒动，规模空前。在大家的翘首以盼中，孙中山来了！只见孙先生头戴草帽，身穿白哔叽西装，台上一站，帽子一摘，向下一挥手---哇塞，果然是世界级革命家的风度！

在这次大会上，孙中山激情澎湃，其演讲口才也的确有过人之处（要不他外号怎么叫“孙大炮”呢）。通过这次演讲，孙中山一炮而红，在场的留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然后这些人又把孙中山的威名传遍在日留学生，进而传到整个华人世界，奠定了孙中山不可动摇的革命领袖地位。

再过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当天到会者便有上百人之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举为总理，同盟会机构则按三权分立的形式，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分庶务、内务、外务、书记、会计、调查六科，黄兴担任庶务总干事，地位仅次于孙中山，马君武、陈天华为书记，朱炳麟任内务，廖仲恺任外务；评议部议长为汪精卫，议员有曹亚伯、冯自由、胡汉民、熊克武、吴玉章、朱执信、秋瑾等人；司法部判事长为邓家彦，张继、何天瀚任判事，宋教仁为检事。

同盟会成立后，在黄兴的提议下，宋教仁等人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名为《民报》，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26日，《民报》第一号出版，孙中山为《民报》作发刊词，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三民主义了。

同盟会的成立，开创了清末革命的新纪元，革命事业由此上了一个新台阶。不到一年，参加同盟会的会员便激增到一万多人，“学界、工界、商界、军人、会党无不同趋于一主义之下，以各致其力”，“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从此后，中国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革命团体，便开始成为清末革命的领导中心。正如孙中山后来说的，“自同盟会成立之后，集合全国之英俊，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

正所谓，晚清风云起激荡，立宪派风波未平，革命者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