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折中说

⑴ 如何认定赃物犯罪中的“明知”

对 “明知”的理解。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是否“明知”是行为人的一种主观心态，证明“明知”最有力最直接的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口供却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其证明力随着口供内容的变化而变化。因为犯罪嫌疑人受趋利避害思维的影响，往往拒不供认其对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明知”。有的即使在侦查阶段作了“明知”的供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犯罪嫌疑人在知道自己的供述将直接影响到自己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是否对自己的行为定罪量刑时，为了逃避刑罚，犯罪嫌疑人往往会推翻原来所作的“明知”供述。特别是在一对一交易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会矢口否认，极力否认自己是“明知”的，给认定犯罪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正确界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成为打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关键。在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拒不作“明知”供述，而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其“明知”的情况下，办案人员对其是否“明知”采取推定的办法。由于这种推定是办案人员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形成的一种内心确信，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掌握，外延不宜过大。第一，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明知”的案件不适用推定。推定必须是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心态的前提下进行，如果仅仅是犯罪嫌疑人自己矢口否认，但有其他证据证实“明知”，则不必采用推定的方法。比如卖赃者（不少于2人）供述已告知犯罪嫌疑人赃物来源，或者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亲眼目睹了盗窃或抢劫赃物的过程。第二，在犯罪嫌疑人否认“明知”，但是其上游犯罪的卖赃者（只有1人）称已告知赃物的不法来源，也就是在证明“明知”的问题上，证据出现一对一的情况下，应该结合其他客观事实加以佐证。

⑵ 德日刑法中的新旧派之争

大陆法系刑法中的旧派与新派
万志鹏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湘潭 湖南 411105)
引 言
在西方刑法理论中，长期存在旧派与新派两大阵营的对峙。旧派又称为古典学派，可分前期旧派（刑事古典学派）与后期旧派（后期古典学派）。前期旧派以贝卡里亚、边沁、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等人为代表，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于旧派理论未能阻止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的犯罪浪潮，新派于19世纪末兴起，以龙勃罗梭、菲利、加罗伐洛、李斯特、牧野英一等人为代表。为反驳新派观点，后期旧派也于19世纪末形成，以宾丁、贝林格、毕克迈耶、迈耶、麦兹格、小野清一郎等人为代表。 也有人把贝卡里亚、边沁归为启蒙主义刑法学派，而不将其归为古典学派，因为，其一：这两人的思想主要是受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二：他们主张的预防论思想与黑格尔等古典学派人物主张的报应主义思想是截然不同的。
一、 旧派与新派的学术背景及主要分歧
旧派学者主要从法规范学的角度出发，立足于法的正义性，论证刑法的存在理由及实定法上的建构。前期旧派是在反对中世纪封建刑法的斗争中形成的。贝卡里亚最先吹响了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罪责自负等现代法治主义刑法理念的号角，反对酷刑和刑讯，将刑法推进到了科学时代。他主张自由意志，认为刑罚应以预防犯罪为依据。边沁继承并发扬了贝卡里亚的思想，他以哲学上功利主义为方法论，运用抽象思辩和逻辑演算的方法深入研究了刑罚理论，也是预防论者。费尔巴哈则提出了著名的“心理强制说”，重视刑罚对社会一般人的威吓作用，被认为是一般预防论中的立法威吓论者。与前三者不同的是，同为旧派学者的康德和黑格尔则在刑罚论上持报应主义，康德是等量（一说等害）报应主义和道义报应主义者，黑格尔是等价报应主义（一说等质）和法律报应主义者，但二者都是绝对报应主义者，即刑罚只是对犯罪的回应，绝不为其他什么别的原因而存在。二者都坚持理性人和自由意志观点。综上，前期旧派一般都认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刑罚是对自由人违反刑法的理性反动。犯罪是违反法律，也是违背道德的无价值行为。刑罚对犯罪予以惩罚是报应的需要或是预防一般人犯罪的需要（这一点上旧派学者内部之间有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尖锐分歧）。一般而言，旧派学者都坚持意志自由论、抽象的行为人论、行为主义、道义责任论。
新派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刑法的合目的性。新派创始人之一龙勃罗梭是犯罪学人类学鼻祖，他主要从事的是犯罪原因学（狭义的犯罪学）研究，他认为犯罪主要是人的生物因素起作用，并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论。他的弟子菲利继承并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了犯罪发生的三原因论（即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犯罪饱和理论。菲利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认为刑罚措施对付犯罪几乎是无效的，治理犯罪应主要致力于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因而被后世归为刑事（犯罪）社会学派。菲利同时也是刑法学家，曾起草意大利1922年刑法，因过于反映激进的实证学派观点而未能通过。菲利主张取消刑罚的概念，代之以“社会防卫措施”。菲利的学生加罗伐洛也是犯罪社会学派人物，其主要贡献是第一次将犯罪学作为独立学科从刑法学中分离出来，并提出著名的自然犯和法定犯的分类。李斯特也是集犯罪学家与刑法学家于一身，提出犯罪原因论上的二元论论（即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并十分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和治理犯罪的社会因素。他提出了著名的“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一口号。在刑罚观上，主张“应受刑罚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刑罚有威慑、改善、隔离三种效果，刑罚应以教育、挽救、改造犯罪人为任务，并提出了“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使之不为害”的个别预防方针，被认为是教育刑、目的刑的提倡者。综上，新派学者一般都反对自由意志论，主张人犯罪是诸多自然及社会环境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即所谓“决定论”，注重从犯罪人的角度研究犯罪、刑法和刑罚，大多持行为人主义、目的主义、特别预防论、社会责任论。
二、 犯罪论上的差别
在犯罪论，旧派与新派的主要对立表现为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旧派一般持客观主义立场，以客观的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来认识和看待犯罪，认为刑法上处罚的对象是犯罪行为，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正是因为有此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结果，才对该人科处刑罚。即行为主义。新派一般持主观主义立场，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来看待犯罪，认为犯罪的本质、也就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行为人危险的反社会性格或人格，这种危险性格是危害社会的因素，因而主张刑法的对象是行为人而不是行为，因为离开了行为人这个载体去处罚行为本身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想象的，即行为人主义。但新派又承认，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离不开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至少在目前科学技术水平状况下离开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是难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危险性格的。不顾客观行为来谈危险性格是很容易造成罪刑擅断、侵犯人权的。因此，无奈，只有通过客观行为表露出来的主观恶性，才能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因此又称为征表主义。
在违法性理论上，旧派基于客观主义违法论立场，持结果无价值论，认为违法的实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或危险。对于没有侵害到任何法益的行为，例如某些“无被害人的犯罪”、“自己是被害人的犯罪”等，不应当认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平野龙一；新派基于主观的违法性论，持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危害行为本身以及由该行为体现的主观恶性。主张刑法应维护社会伦理观念，对于反伦理道德、反文化秩序、缺乏社会相当性的行为，应认定为有刑事违法性。如小野清一郎、团藤重光、威尔哲尔。二者的争论，实际上是法哲学上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刑法上的反映。从大多数国家刑法规定来看，基本上现在采取的是客观的违法性论立场，赞同结果无价值论。
在责任理论上，（1）关于刑事责任的本质问题，旧派基于意志自由说，持道义责任论立场。即：行为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人，行为人有选择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而竟决意实施违法行为，就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和非难，刑事的责任的本质也就是对道义上的非难。早期的道义责任论是建立绝对的非决定论基础上的，主张完全的意志自由，仅以犯罪行为和危害结果作为刑事责任的基础，这种观点受到不少批判。旧派学者也认识到这一论述的狭隘性，于是在后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缓和的道义责任论”，即改变绝对的自由意志论为相对的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是否自由，不是是否被决定的问题，而是被什么决定的问题。当人不处于生理上的而是处于规范心理上的约束时，人是自由的，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基于反规范的动机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就可以进行道义上、规范上的非难。社会责任论是19世纪末以来随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为新派学者所推崇。社会责任论以犯罪必然论和意志决定论为基础，认为犯罪是人的素质和环境的综合产物，个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天然具有不侵害社会的义务，因而应该对自己的不法行为承担责任。由此，所谓责任，就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应受到社会防卫措施处分的地位。从而，不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也不论犯罪人主观上是否应受道义的谴责，犯罪人都有承受刑事责任的义务。与道义责任论和社会责任论相对立密切相连的问题是“责任的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形成的行为责任论和性格责任论、人格责任论的对立。旧派一般持行为责任论，即认为责任的基础就是犯罪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犯罪意思，也称意思责任论。责任的确立及大小评价都依据行为及结果状况。这一立场与结果无价值论立场是相一致的。新派则持性格责任论，认为责任的基础并不是行为或是行为人的意思，而是行为人的危险性格。这一立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主张是相映成趣的。而体现二者折中的立场是人格责任论。麦兹格等人认为，犯罪是行为人人格的主体实现，人格与性格不同，人格是性格中由主体形成的那部分，而性格还包括由环境和素质所形成的那部分，人格是可以归责于行为人自身形成的，性格则是宿命的。人格是各具体行为的抽象。犯罪是主体潜在的人格体系的现实化，刑事责任的第一次基础是犯罪行为，在行为背后的人格是第二次基础，总的来说，由犯罪行为所表露出来的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是刑事责任的基础。这样，人格责任论就综合了客观的犯罪行为和主观的危险性格两方面内容而具有调和的味道。（2）关于责任能力的本质，旧派认为是意思能力或犯罪能力，新派认为是刑罚适应能力或受罚资格。从而，旧派认为责任能力是故意过失的前提，不具备责任能力的人不具备故意过失，新派认为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无关，没有达到责任年龄的人也可能有故意过失。（3）关于旧过失论中结果预见义务的基准，旧派采用主观说，认为应以具体的行为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要追究道义上的责任，只能以行为人本人的注意能力为准；新派采用客观说，认为应以社会上一般人的注意力为标准，因为责任只意味着受罚能力；后期旧派又提出折中说，即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低于一般人，则应采用主观说，以行为人本人为准；如果行为人的注意力高于一般人，则应采用客观说，以通常人为准。
在共犯理论上，两派在共犯的本质及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分歧。（1）共犯的本质。旧派持犯罪共同说，即认为，因为犯罪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共犯则是二人以上的行为都符合某一构成要件的类型要求，从而共犯的本质是数人共同实施的特定的犯罪。又分完全犯罪共同说与部分犯罪共同说。新派持行为共同说，即认为，只要数人以各自的犯意共同实施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共犯，也就是说，不要求各行为人构成共同的罪名，只要自然意义上的行为是共同进行的就成立共犯。由于行为共同说与犯罪构成理论相矛盾，因而只有少数学者支持。（2）共犯从属性论与共犯独立性论。旧派一般赞同共犯从属性论，认为正犯着手实施犯罪是狭义共犯成立的要件；新派一般赞同共犯独立性论，认为正犯有无实行行为与认定狭义共犯无关。教唆、帮助行为本身是行为人反社会人格的表现，具有独立处罚的必要性，正犯即使没有着手实施犯罪，狭义共犯也成立。通说是共犯从属性论中的限制从属说。
三、刑罚论上的迥异
旧派与新派在刑罚论的争论主要是刑罚的正当根据是报应还是预防。但是这一争论具有复杂性。旧派中的绝对报应者如康德、黑格尔认为，刑罚的惟一正当根据是报应，决定不允许有其他任何功利的目的，罪犯只是因为犯罪才受到惩罚，罪犯受到的惩罚也只能与他所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相对应，这样的惩罚，正是尊重罪犯自己理性的表现，也是社会正义感的要求；旧派中的预防论者如贝卡里亚、边沁则完全从另一个角度看待刑罚，他们认为，刑罚的根据不在于报复，不在于给犯罪人造成多少痛苦，而只为了预防犯罪，特别是预防其他人不再犯罪。罪刑当然也要相适应，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但这是由预防犯罪带来的结果，如果预防犯罪不必要，重罪也可以轻罚，轻罪也可以不罚。至于新派，其内部的刑罚观也不完全统一。新派学者一般认为刑罚的根据在于预防犯罪，但重在特别预防。其中，目的主义者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教育刑者认为，刑罚的主要目的是教育、挽救、改造失足者，使之重新社会化。现在流行的通说是折中说，即相对的报应论，也称并合论。该说以麦兹格、威尔哲尔、小野清一郎、团藤图光等人为代表，认为刑罚的根据不是单一的，刑罚既是因为报应犯罪人而存在，又是因为可以预防在犯。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当然，要用报应的限度来制约预防犯罪这种功利的需要，不能借口防止再犯的需要而对从报应观点看不应该受罚的人发动刑罚。具体怎样限制，折中论者观点也不一致。现代各国刑法一般都反映了折中论的思想，几乎没有哪一国刑法是以纯粹的报应论或纯粹的预防论为思想基础制定的。

⑶ 法律折衷主义原则是什么意思

折衷主义（Eclecticism）是一种哲学术语，导源于希腊文，意为“选择的”，“有选择能力的”。后来，人们用这一术语来表示那些既认同某一学派的学说，又接受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表现出折衷主义特点的哲学家及其观点。它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无原则地拼凑在一起，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固定的立场，只把各种不同的思潮、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折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惯用的诡辩手法。

中文名
折衷主义

导源于
希腊文

释 义
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固定的立场

拼 音
zhé zhōng zhǔ yì

基本简介
拼音：zhé zhōng zhǔ yì

折衷：referee

折衷主义又写为折中主义。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折衷主义的是亚历山大里亚人波大谟。19世纪法国哲学家库桑也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折衷主义，声称一切哲学上的真理已为过去的哲学家们阐明了，不可能再发现新的真理了，哲学的任务只在于从过去的体系中批判地选择真理。

折衷主义（eclecticism），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和固定的立场，只把各种不同的思潮、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哲学上，折衷主义者企图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混合起来，建立一种超乎两者之上的哲学体系。折衷主义的特点是用二元论、调和论代替和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时把矛盾的两盒方面调和起来，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和转化；有时在原则上模棱两可。折衷主义是资产阶级哲学和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惯用的诡辩手法。

历史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很快，资产阶级已不再是为自由主义而战的斗士，他们的心只为钱跳动，连文化和建筑也成了商品，于是，以抄袭、拼凑、堆砌为能事的折衷主义创作手法占了统治地位。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巴黎歌剧院。（1861-1874年）它的立面的构图骨架是鲁佛尔宫东廊的样式，但加上了巴洛克装饰。观众厅的顶装饰的象一枚皇冠，门厅和休息厅尤其富丽，满是巴洛克式的雕塑、挂灯、绘画等等，豪华得象是一个首饰盒，装满了珠宝钻翠，它的楼梯厅，设有三折楼梯，构图非常饱满，是建筑艺术的中心，也是交通的枢纽。

财政领域
财政学所说的折衷主义是对于这种社会福利函数而言的

指介于功利主义和罗尔斯主义(即最小者最大化原则)之间。认为富人一单位的效用小于穷人一单位的效用；但富人的效用只要大到一定程度，总可以等同于穷人一单位的效用。其无差异曲线为弧线，关于45度线对称。

心理领域
折衷主义表现在心理学领域，是指把不同质的现象或理论无原则地、机械地结合在一起的观点。心理学家亨利1957年撰文指出，在心理学体系方面，最容易被人贴上“折衷主义”标签的是机能主义，突出表现在它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W.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作了折衷。M.H.马克斯和W.A.希利克斯也于1979年撰文指出，折衷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来自不同源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折衷的选择。例如，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面，有的学派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意识，有的认为是行为，而格式塔心理学家由于拒绝接受别人的学说而变得极端教条主义。例如，铁钦纳构造主义的失败可以直接归因于其研究的狭窄和单一的经验主义技术（一种高度专门化的内省）以及理论的刻板，而没有考虑它的对立主张可以为其理论发展提供适当的经验基础。同理，斯金纳特别易受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他始终忽视与其解释相似的其他解释。事实上，现今的科学发展需要选择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为已所用，于是出现了心理的-社会的-生物的组合，神经生理的-心理的-生物化学的组合，心理活动的-统计测量的组合，等等。马克斯认为，斯佩里于1968年的裂脑研究，是一项填补经验主义研究空白的有说服力的范例，也是折衷主义选择在跨学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证明。

其实，这种折衷倾向推动科学研究的事例在心理学中经常出现。例如，在理解人的心理实质方面，有人强调心理现象的生物制约性，人有强调心理现象的社会制约性，也有人则把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人的心理是生物化与社会性相结合的产物。又如，在个体心理发展方面，有人强调个体心理发展的遗传决定因素，有人强调个体心理发展的环境决定因素，有人则把遗传 和环境两者结合起来，认为个体心理的发展是遗传与环境两者影响之和或乘积。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心理科学的讨论和研究。然而，正如马克斯在作出结论时所说的那样：“认识折衷主义的暂时性和经常发生性是重要的。一般说来，在科学上，它不可能持久，它只是成熟着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一种现象。它仅仅出现在一门科学或学科分支的早期阶段。随着一门科学或学科分支成熟起来，新的理论和研究领域得以建立，折衷主义便会逐渐退出。”

建筑领域
20世纪30年代以后，建筑史研究大大的兴盛起来。许多人测绘、写生，新发明的照相术给建筑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帮助。这时的建筑史纯粹服务于模仿历史样式，于是，着重于建筑外表的特征、手法、细部等等的记录描写，给各种历史风格总结出一整套标准的特点。并给这些历史风格一个简单的评语，以便于业主选购。例如：古典主义代表公正，哥特式代表虔信，文艺复兴式代表高雅，巴洛克式代表富贵，等等。因此，建筑史里泛滥着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而这种设计方法就叫“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建筑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流行的一种建筑风格。折衷主义建筑师任意模仿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或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形式，也称模仿主义建筑。他们不讲求固定的法式，只讲求比例均衡，注重纯形式美。社会的发展，需要有丰富多样的建筑来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在十九世纪，交通的便利，考古学的进展，出版事业的发达，加上摄影技术的发明，都有助于人们认识和掌握以往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的建筑遗产。于是出现了希腊、罗马、拜占廷、中世纪、文艺复兴和东方情调的建筑在许多城市中纷然杂陈的局面。折衷主义建筑在十九世纪中叶以法国最为典型，而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则以美国最为突出。总的来说，折衷主义建筑思潮依然是保守的，没有按照当时不断出现的新建筑材料和新建筑技术去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新建筑形式。折衷主义建筑的代表作有：巴黎歌剧院，剧院立面仿意大利晚期巴洛克建筑风格，并掺进了繁琐的雕饰，它对欧洲各国建筑有很大影响。罗马的伊曼纽尔二世纪念建筑，为纪念意大利重新统一而建造的，它采用了罗马的科林斯柱廊和希腊古典晚期的祭坛形制。巴黎的圣心教堂，它高耸的穹顶和厚实的墙身呈现拜占廷建筑的风格，兼取罗曼建筑的表现手法；芝加哥的哥伦比亚博览会建筑则是模仿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建筑的风格。

宗教领域
宗教领域中，折衷主义指使用来自多种宗教的元素，人生观，个人经历或者其他宗教教义来建立其自己的信仰和观点，认识到在已存系统和实践具有共同点，并证实其有效性。这些观点包含了人生，因果报应，来世，神和女神，大地，以及其他心灵方面的理念。折衷主义者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行的通的，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集体的角度

⑷ 刑事政策有哪些

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对已然、未然的犯罪行为的反映。刑事政策是刑事学一体化思想的核心。刑事政策的范围不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还包括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刑事政策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违背宪法的刑事政策应该归于无效。制度短缺、社会失范的普遍性、新制度的超前性、缺乏操作性以及社会违规、违法行为甚至犯罪行为的普遍性是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鲜明的更深层次的总特征。在转型社会条件下，我们应该坚持科学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市场化，法治化，信息化”道路；全面放弃“严打政策”，继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实施“轻轻重重”“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

[关键词]转型时期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对已然、未然的犯罪行为的反映。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入手，试图对我国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进行综合研究。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

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中外学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以致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定义。总的来看，国内外都有广义说、狭义说、折中说三种观点。但三说的区分标准很模糊，往往因研究者而异。目前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卢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以及刘仁文博士。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的争论点

刘仁文博士认为，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分歧：第一，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机关，亦或包括政党甚至社会团体？还是应当将主体定义为社会整体？如果是后者，那么除了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外，公民个人是否属于刑事政策的主体？第二，刑事政策的范围。是仅限于立法领域，还是包括司法等领域？是仅仅限于刑事法律领域，还是包括社会政策领域？如果包括社会政策领域，“社会政策”的范围如何界定？第三，刑事政策的手段。是限定在刑罚范围内，还是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如果扩充的话，扩充的范围如何？是扩展到与刑罚制度相联系的有关制度如保安处分等，还是扩展到能够抑制犯罪的所有手段和措施？第四，刑事政策的目的。是单纯为了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呢还是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的权利保障？亦或有更高层次的目的？等等。[1]

（二）目前我国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的观点

1、卢建平教授的观点

卢建平教授从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方面讨论了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他认为，目前西方学术界主要有广义说、狭义说和折衷说。[

⑸ 刑法中犯罪地分类中中间地说与折中说的区别

发证犯罪地分类中中间地说和于泽中说的区别是，中间地是指犯罪地和发现地之间的。中间部分折中说的意思是说。还行，有最高判多少年，最少判多少年，然后折中就是，除以二。

⑹ 如何推定主观“明知”

关于赃物犯罪中的“明知”认定，在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明知”的含义，有确定说和可能说之争。确定说认为，“明知”限于确知，即行为人对赃物性质有确定性的认识。可能说则认为，行为人对赃物性质的明知，既包括对赃物性质的确定性认识，也包括对赃物的可能性认识，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根据事实推知其可能为赃物，即为明知。 关于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的标准，在理论上有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之争。主观说强调行为人自身认识能力的差别，认为判断对赃物是否明知，应当以行为人自身的年龄、知识水平、社会阅历等情况为依据。只有根据其自身情况，应当或者可以认识到赃物性质时，才可认为属于明知。客观说强调行为当时的客观环境，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据一般的经验和常识，通常的人都能够认识应当或者可能是赃物时，就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明知。折中说主张应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认定明知，既要考虑行为人自身的认识能力，又要考虑案件当时的具体情况，并参考社会一般人在当时能否认识等，综合分析，作出判断。目前，折中说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有主导地位。 笔者认为，明知是属于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主观上有故意和过失之分。显而易见，明知属于故意范畴。而故意有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之分。在司法实践中，人们普遍按照行为人以直接故意来定明知。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中明确指出，本规定所称“明知”，是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视为应当知道，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在非法的机动车交易场所和销售单位购买的；机动车证件手续不全或者明显违反规定的；机动车发动机号或者车架号有更改痕迹，没有合法证明的；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可见，这里的应当知道就是推定的知道。是司法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认定当事人的明知的。这样，我国刑法关于以赃物犯罪中的主观认定，也应当包括应当知道，也就是间接故意。所以，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是赃物而实施购买、运输、销售等的，都应当按照赃物犯罪进行打击。 夏思扬

⑺ 刑法上因果关系较之哲学上的因果关系具有哪些特殊性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范围更小，是仅仅针对刑事法律领域的，认定的更严格，并且有明显的学科特征。

⑻ 刑法中犯罪地分类中中间地说与折中说的区别

1、关于刑法犯罪地，我没听过分类有中间地说、折中说的
2、我知道的是犯罪地，包括了犯罪行为地、结婚发生地

⑼ 中国法律的折中主义原则的具体实施

1可以按照中国法律处罚，也可以不按。2对，如果在国内也属于犯罪行为，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但因为已经实际服过刑，所以可以减轻甚至免除处罚。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有疑问请追问。

⑽ 刑法的折中说是什么符合我国的判断因果关系的方法有哪两种

这里的折中说是指哪方面的折中说，我国是依据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来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