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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
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
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
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
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
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
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
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
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
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
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
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
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
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
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
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
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

四、权利制衡思想
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
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
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② 陈水扁是什么人物身份个人资料

陈水扁，男，1951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韩国庆南大学荣誉法学博士，俄罗斯经济学院经济学荣誉博士。主要经历：1976--1989华夏海商法事务所负责律师，1981--1985台北市议会议员，1987--1989 & 1991--1996 民进党中执委 ，1987--1989 & 1996 至今民进党中常委，1989--1994 "立法委员"，1993 “立法院程序委员会”召集委员，1994--1998 台北市“市长”，2000年5月20日就任“总统”。

从佃农之子到律师

1951年2月18日，陈水扁出生在台湾省台南县官田乡西庄村一个世代贫困的农民家庭。父亲陈松根是佃农与长工，母亲李慎为不识字的家庭妇女，陈在家中四个孩子中排行老大。

在陈水扁成长过程中，家庭经济状况一直不好，常会出现寅吃卯粮、入不敷出的窘境。据陈回忆，小时候，家中的米钱、菜钱、小孩上学的注册费都是向亲友借支、告贷而来，家中积欠的债务总是在好多年后才能还清，陈母用粉笔将借债和利息都写在墙上，但经常是刚擦过了又马上写满，所以家中墙上总是写满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最难忘的是母亲为他准备的便当盒，只是几块没有选择的“地瓜签”或是没有蛋的菜脯团，让他在同学面前拿着便当盒总得遮遮掩掩，怕人看见。直到大学三年级时，陈才用自己从法学院获得的一万二千元全额奖学金给家中买了一部黑白电视机。但这种拮据的生活，即使到了陈大学毕业还未结束。据陈妻吴淑贞回忆说，就是由于陈家家境太差，作为医生世家的吴父最初一向不同意这桩婚事。结婚后好多年，陈都一直在挣钱还家中的借债。

然而，家境的贫寒并未能妨碍陈水扁学业，从小学到大学成绩一直优异。1963年6月，陈水扁以第一名成绩从隆田小学毕业，并获得“县长奖”，被保送至曾文中学初中部(现为麻豆国中)。1966年6月，陈水扁以初中第一名毕业直升至曾文中学高中部，次年台南一中。1969年6月，陈又以高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于同年8月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大学商学系工商管理组。

1969年底，台湾举行“第一届中央民代”增补选举，受著名“党外”人士、已故前民进党主席黄信介竞选演讲的影响，陈水扁决定弃商学法，并不顾家中反对而退学。次年8月，陈水扁以唯一志愿、全系最高分被录取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在大学期间，陈水扁非常活跃，曾先后任台大法律系刊“法讯”总编辑、法学院刊物“台大法言”社长。大学三年级时，陈以全台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律师。1974年6月，陈水扁以第一名成绩自台大法律系毕业。

1975年2月，陈与中学时的校友、同乡吴淑珍结婚。从1977年直至1979年“美丽岛”事件发生前，陈在台北市华夏海事商务法律事务所工作，致力于海商法案件代理，并成为台湾海商界颇为有名的律师之一，曾出任阳明海运等公司的法律顾问、长荣海运公司的诉讼代理律师，并与曾担任过“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的陈长文博士在法庭上交过手。而“美丽岛”事件发生后，张俊雄找上陈水扁，请求其担任黄信介的辩护律师，直到此时，陈的人生才发生重大转折，一头撞进了政治圈。

③ 政治评论文章

“低碳一族”正以自己生活细节的改变证明：气候变化已经不再只是环保主义者、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关心的问题，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在提倡健康生活已成潮流的今天，“低碳生活”不再只是一种理想，更是一种值得期待的新的生活方式。
低碳：是生活方式，更是生活态度

“如果你乘飞机旅行2000公里，那么你就排放了278千克的二氧化碳；如果你用了100度电，那么你就排放了78.5千克二氧化碳；如果你自驾车消耗了100公升汽油，那么你就排放了270千克二氧化碳……”曾几何时，我们的生活开始用“碳”来计算。进入阅读：“低碳”之风席卷中国

低碳生活＝“勤、俭”

对占主流、有共识的“低碳生活”理念主旨可以概括为“适度吃、住、行、用，不浪费，多运动”。如以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这一理念的主要内涵，还可再简化为“勤、俭”二字。详细<<

“高碳生活”陋习害人害己

生活中的陋习在不自觉地增加着地球的负担。宾馆内，有人夏天盖着被子开着空调，冬天室内温度则高得让人流汗，办公室里的电脑始终不关，打印纸从来没有双面用过，出门不是开车就是打的。

2 被称为“拯救地球最后一次希望”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12月19日落下帷幕，标志着“低碳”生活离我们渐行渐近。

随着可持续发展在国人心中不断加深，越多的人们开始将环保的生活理念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作为新兴理念倡导者的大学生，更是将这一国家的发展蓝图带到了大学校园，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环保生活方式。时下流行的低碳生活，正为广大学子所推崇。

“80后”的低碳时尚

低碳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先是从国外兴起，可以理解为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就是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方式。如今这种生活方式已经悄然走进中国，网上也开始流行计算个人排碳量的特殊计算器。更让大家关注的是“80后”的大学生们对“碳排量”这一词语也颇为敏感，他们把低碳生活作为一种时尚，被称为一种“低碳经济”。

在如今的大学校园里，“碳排量”、“低碳生活”、“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很流行的名词，甚至有些大学生还在为其做宣传，安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的百余名大学生环保志愿者通过行为艺术表演等方式，倡导广大市民参与“低碳生活”。在我省的河南大学，成立了关于可持续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沙龙，其间讨论了有关节能减排等问题，以及诸多与大学生生活息息相关的“环保生活”。

低碳生活的新兴词语，不仅是当今社会的流行语，更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低碳生活在“80后”中渐成时尚并不为奇。有大学生表示：“热衷于节能环保，除了感觉这是我们‘80后’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更觉得这是一种时尚。”在中国，越来越多的“80后”大学生，开始把节能环保当做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有大学生这样认为：“注意节能环保，就像在公交车上让座一样成为习惯。”

随着节能环保理念在“80后”逐渐深入人心，他们的消费和生活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位大学生这样说：“我改变了以前认为名牌才是时尚的想法，闲暇时间看书、做手工、做运动、参加公益活动，我觉得这种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时尚。”

大学生的低碳生活

笔者对郑州市部分大学生的“低碳生活”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大学生选择“低碳生活”是有一些特点的。

有保护环境的目的。44％的大学生认为，环保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与动植物保持和谐相处。他们清楚地了解到许多动植物的锐减与人类的不遵守平衡规则有关，现今生态系统已经不平衡，环保就是为了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38%的大学生认为环保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类现在的生存环境、满足发展的需要。

对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倍加关心。48％的大学生最关心的是与水有关的问题，诸如水土流失、水资源短缺、水污染，等等，他们意识到了水资源的宝贵性。42％的大学生关心的是全球变暖问题，最近几年气温的异常升高的确值得关注。在这方面，90%的大学生关注问题都是与人类生活和生产息息相关的，这与他们注重、倡导、实行“低碳生活”是一致的。

日常行为习惯注重环保。随地扔垃圾、随地吐痰、践踏草坪等这样的小事经常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这些看似很小的日常行为习惯可以说是一些人的陋习，大家对此深恶痛绝。那么，这些事情会经常发生在大学生身上吗？在接受调查的大学生中，52％的大学生从来不做这些事情，42％的大学生偶尔会发生这样的行为，只有6％的大学生经常会这样做。这表明现代大学生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并且把这种意识带到行动中，真正对保护环境起到了从自身做起的作用。

低碳是一种态度

一升水，两包饼干，14个小时，80公里——这是河南广播电视大学绿色风环保协会成员小王从郑州徒步到许昌的一组数字。12月初，小王带着他的队友开展了这项活动，“听起来有些疯狂，但我们坚持了下来，每个人都很享受这个过程。”

在平时生活中，小王也是能徒步的绝不坐车，并热情向周围同学宣传低碳生活。“宣传之后，也许有人还在继续以前的生活方式，周围的生态环境也没有立即发生转变。这个时候，不要灰心，因为你坚持的是正确的方向。”他说。

“低碳生活，关键是一种态度。”许多大学生这样告诉笔者。他们认为，全面实现低碳生活不仅应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更是一项社会工程。实现低碳生活更需要政府、单位、社区、学校、家庭乃至个人的共同努力。

3 心中的广州亚运
亚运，曾经在多少广州人心中燃烧过希望，在多少广州人的手中传递了梦想。因为这个梦想，有火热的情感，有奔涌的热血，有苦甜的汗水。每一个路标都刻下关于梦想的预言；因为这个梦想，用微笑迎接闪电,用坦然面对狂风，心底里不息的永远是那一炬炽热的火炬，跳动的火焰里折射着生命的光辉。无数个风风雨雨的日子，无数次艰苦的磨练，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等待。终于到来了！2010年，梦将要实现了！广州亚运会——这个无比激情的梦想，把广州人埋藏在心里的梦游激发出来了。
广州亚运会会徽标识第一部分是位于最底层的文字部分“16THASIAN GAMES Guangzhou2010”中间为一个经过简化的“五羊”标识，右上方是一个象征着亚奥理事会会徽的太阳图案，，其中“五羊”被设计成四条跑道，有作火焰状，意喻亚运圣火，一直延伸向天空中的太阳。该会徽设计，象征着亚运会的圣火熊熊燃烧、永不熄灭。既体现了广州的城市象征，也表达了广州人民的美好愿望，还表现了运动会应有的动感。
亚运会有一个城市承办。这个城市就是亚洲风貌的镜子、亚洲发展的缩影。广州亚运会无疑将要承担起展示亚洲发展新里程的历史任务。因而，筹备、组织工作应该着眼与体现新世纪的文明、进步、开放的社会环境，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共同繁荣的发展观。也就是说，亚运会的筹备工作，应该树立起亚洲共同发展的大视野。
当亚奥理事会决定在广州举办2010年亚运会时，广州人民都欢呼起来，有的大声的喊叫，有的激动地流下了泪水，有的高兴地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有的兴奋地昼夜未眠。体育健儿们为了让广州能增添光彩，艰苦训练，勇往直前，同时也为广州市民满足了愿望。
我想要做点什么，是基于对亚运的感情，对广州的热爱。对!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人民来说，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办好亚运会，不仅能展示我们我们广州的文明和文化同时也展示我们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对广州人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世界，是必须做的大任务。亚运会就是加强全亚洲人民的沟通，表达“同一个亚洲，同一个梦想”的极好机会。亚运会就是这样一个让中华民族，让全广州人向全亚洲展示的最好舞台。
自从亚奥理事会把举办权交给广州的那一刻起，我们广州人都肩负起了一份责任和使命。为了迎接那一天的到来。我们作为亚运东道主，要积极开展“迎亚运，讲文明，树新风，促和谐”的活动，培养我们的文明习惯，树立市民良好形象。要以火一般的热情来迎接这次盛会，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迎接美丽明天！要用自己的小双手建造一个绿色的家园，给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一个绿色的广州，一个绿色的亚运。需要我们从现在做起，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做文明的、懂礼貌的小主人。我相信，经过我的努力，一定能营造出一个文明美好的明天!祖国一定更加繁荣昌盛，灿烂辉煌 .

4 激励机制跟中国足球

如何在尊重民主和法治逻辑的基础上，依赖市场和足球人本身的力量，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格局，这是足球面临的一个机会，也是整个社会面临的迫切问题。-题记
仔细琢磨中国足球目前的困境，我们不能不承认，最近这一段 时间所出现的种种混乱，折射 出秩序与自由、稳定与变革、民间力量与官方权力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宪法危机。这里不妨把其中的荦荦大端稍作归纳和分析。 权威合法性丧失 中国当下的足球危机，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权威的合法基础的逐渐丧失。我们都知道，足球的比赛需要有严格的组织机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复杂的规则，需要对于违反规则的行为作出处罚。所有这些都需要有某种权威的存在。从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观察，虽然权威可以通过国家的权力赋予，但是，如果它缺少了相当的民意基础，一味地只凭借强力来维护，则注定是不可能维持长远的。 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了全国性协会对于单项体育竞赛加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三十一条），但是，这种规定还是太过笼统，对于足球联赛这样的特殊竞赛所涉及到的种种复杂问题不可能给出具体规定。今天，来自多元化经济主体的资金投入已经成为竞赛得以开展的基础要件，而官方的管理仍然延续着过去的那种依赖政府单向度命令的模式，如何能够继续维系必要的秩序，令参与者心悦诚服地顺从，就必然是一件大可质疑的事了。 决策过程缺乏公众参与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正因为一些重要的决策过程缺乏俱乐部以及更广泛的公众的真正参与，导致人们对于相关规则的缺乏认同，进一步的后果则是维护规则者少，而钻空子、牟私利者多。近年来，俱乐部之间不正当关系已经达到了明火执仗的程度，其他诸如球员赌球、裁判受贿、球场秩序混乱等等也是屡见不鲜。球队罢赛电子商务资料库037,!;;-$!#1,8,更是把这种藐视规则的心态表露无遗。其实，我们观察足球之外的社会，那种视法律为儿戏的心态以及对于规则的违抗不也是源于人们缺乏立法参与所致么？民主常常被视为一种对于平头百姓有利的制度，殊不知在今天这样的时代，民主的决策更是通过所有成员的参与而强化了规则与每一个参与者利益之间的关联，从而使得服从规则有了更加坚实的心理基础，当规则得到普遍的遵循，获益者就不仅是民众，更是政府。这也可以解释何以越是缺乏民主的地方越是缺少秩序这种现象。 中立解决机制缺位 当发生某些违反规则的事件的时候，缺乏一种中立而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足球管理中的第三个缺陷。每当出现赛场混乱或者俱乐部对于裁判的指控，中国足协照例只是通过一些自家的下属机构对于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由足协发布有关处罚文告，或对于指控置之不理。完全暗箱化的处理过程难以让处罚对象有公平的感觉。尤其是当指控的对象变成中国足协本身的时候，只能诉诸于体育总局这种更高的权力部门，从而进一步削弱了足球管理的自治。 走向宪政道路的机遇 从上述三个具有宪法意义的问题角度来看，不久前所谓“七君子”联合向中国足协发难就同样颇具宪法意味。很明显，资本的进入使得足球赛事受到商业逻辑的极大影响。俱乐部巨额资金投入，如果因为不公平的对待而成绩下滑，必然导致入不敷出，进而退出市场；如果资本撤出，导致赛事不能正常进行，则赞助商就不能兑现承诺的投入，于是足协乃至其他一些因足球而获益的机构以及体育项目就必然受到损害，连购买了直播权的传媒也将遭受池鱼之灾。这样的成则俱赢、败则俱损的商业逻辑对于参与足球的各方都构成了相当的压力。为了达到俱赢的结果，大家的交涉和让步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格局不免令人想起近代宪法诞生的情形。1215年，英国不正是因为“失土王”约翰需要贵族们出钱而贵族们趁机要求国王答应其限制王权的要求而颁布了《大宪章》么？因此，那些资本家们出于牟利的考虑而与足协交涉，足协由于利益的顾忌而向资本作出某种妥协，都可能成为足球管理真正走向宪政道路的宝贵机遇。中国足球既面临着崩盘的危机，也面临着率先在制度领域建立一种宪政的机会。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要尊重民主和法治的逻辑，依赖市场和足球人本身的力量，逐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的格局。 媒体批评的宪政贡献 顺便说一句，有一 个现象是中国足协的官员们应当引为幸运的，那就是涉及足球的媒体言论的直率和富于建设性。这些年来，对于足协官员直言不讳的批评已经成为中国媒体最令人欣慰的风景。就在最近一期的《体坛周报》上，黄健翔在他的专栏文章里就引用阎世铎关于中国足协最大的失误就是对不起球迷的话后明确地说：“阎先生并未拿出纠正这个根本失误的实质性办法”，而且“他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失误的能力和办法”。同版亦夏题为“作秀何时了”的文章更加激烈地挖苦阎主席：“至于做最大的失误在于忽视球迷利益的沉痛状，除了再度反映这位也有主席头衔的局级干部有一种模仿伟人风范的偏好外，也再度印证了坊间对阎主席的另一种评价：在制造概念、煽动情感以及游戏官场方面，历届足协主席无人能出其右；但在正儿八经做一件实在事方面，阎可能是最差的一个，且还不是一般的差。” 能够受到媒体如此直截了当的批评，足协副主席可能是所有中国在职局级以及局级以上干部里惟一的一个。我想阎主席也不必委曲，因为只有这样的言论才是宪政下媒体的常态，为这样的媒体实践作些拓荒试验也是中国足球对于宪政建设的一大贡献呢。

5 2009年中超联赛21日粉墨登场。在经历了去年一个丑闻与闹剧交织的黑暗赛季后，本赛季中超联赛将以怎样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目前看来，今年的中超在俱乐部投入力度、球队竞争程度、联赛环境整治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显露出些许绝地逢春的气息。

上赛季武汉俱乐部的中途退出及其一系列负面效应，让苦苦经营了15个赛季的中国足球顶级联赛顿然跌入谷底。不过，当中国足球迎来南勇时代，人们都希望中国足坛出现新的气象，毕竟，作为社会关注度极高、市场空间巨大的中国足球，自暴自弃是没有出路的。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也喊出了 “一定要把中国足球搞好”的口号。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意大利倍耐力公司20日成为本赛季中超联赛冠名赞助商，不仅使中超联赛避免了“裸奔”的尴尬，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毕竟中国球迷数量庞大，即便在上赛季，中超比赛场均观众也接近1.5万人。

竞技实力和联赛环境是决定职业足球是否具备吸引力的两大因素。本赛季，多支中超俱乐部都加大了资金投入，大量招兵买马，冠军争夺战预计将呈现激烈的群雄混战局面，这也将成为联赛吸引球迷关注的基础。

本赛季有4支中超球队参加亚冠联赛，这为中超诸强提升竞技实力注入了强心剂。动作最大的当属北京国安，在北京市体育局为其注资2000万元后，据称国安俱乐部本赛季投入达1.5亿元。国安在引进了上赛季中超联赛最佳球员、洪都拉斯国脚埃米尔·马丁内斯等5名外援后，高调喊出了中超联赛夺冠、亚冠小组出线的目标。联赛卫冕冠军山东鲁能队赛季前痛失周海滨，不过他们又紧急引进了德甲球员洛达，加上韩鹏、王永珀、王晓龙的伤愈复出，鲁能队本赛季仍是联赛争冠的头号热门。而上海、天津两队皆雄心勃勃，用足了5个外援名额，必将对京鲁两强构成巨大挑战。此外，长春、青岛、深圳、重庆等队伍在引援和引资上都有不小动作，必使联赛竞争更具活力。

与球队实力提升相比，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足协将联赛整风作为工作重点，致力于联赛环境的改善。从日前闭幕的2009中超联赛会议透露出的消息看，本赛季中国足协针对裁判、运动员和俱乐部都出台了一系列规定，比如成立裁判工作组以加强对联赛裁判的管理力度，强化媒体对裁判的评议监督，足协纪律委员会全部由退休法官和律师等司法界人士担任等。此外，据称国务院多部委将联手打击中超联赛中的“假毒黑”现象。

此外，规范也是本赛季中超的一个关键词。周海滨、冯潇霆自由转会事件发生后，不仅促使中国足协修正有关球员转会规则，逐步与国际足联规则接轨，许多俱乐部也加强了与球员合同的规范化程度，比如长春队与核心球员签订了5年的合同，这对保护俱乐部和球员的利益都有好处。

尽管中超联赛出现了上述积极变化，但化冰三尺非一日之功，对于重病缠身的中国足球而言，寒冬之后能否迎来真正的春天，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09年在足协发布的转会上榜480名球员中，成功转会的竟不到10%。这其中还包括许多去了中甲、乙级队的球员。之所以成交率如此低迷，主要还是因为金融危机下的大环境迫使各俱乐部紧缩银根，不敢大把掏钱扩军。而另一方面又希望转出去的球员卖个好价钱，在这样供求关系严惩背离的情况下，转会榜单如此“寒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今年球员转会成交的身价来看，也是难比当年。浙江绿城一口气引进5名内援，再加上吴伟超，6人身价竟然没有超过200万。林乐丰在完成这笔交易后也说道：“按照去年行情，光张野和范晓冬两人，都可能超过300万。今年主要是大环境不行，遭遇金融危机，买方市场变得更为谨慎，如果再按过去价格来定价，很多球员将面临无球可踢的局面。”

一方面俱乐部大幅缩减开支，另一方面又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外援的引进上，这进一步压低了国内球员转会的行情。尤其是排名靠前的几家俱乐部，由于面临亚冠的压力，他们的引援重点集中在外援身上，如申花，据朱骏称花在外援身上的钱不下5000万，但在内援方面也仅引进陈涛一个知名球员，而且陈涛的身价也在300万元以内。

造成转会市场低迷的另一个原因是武汉光谷的退出，这也使得转会市场全面向买方市场倾斜。对于那些想在转会市场上淘得物美价廉的买家来说，数十名武汉球员给了他们宝贵的资源，在拥有如此多的选择之后，自然也压低了转会价格。

对于武汉队来说，08赛季注定是一个灾年。被取消注册资格后，他们不得不变卖所有球员。虽然武汉方面称不会贱卖，但实际上在转会谈判桌上武汉已没有多少话语权。如罗毅、周恒、吴鹏三名队员打包转会重庆力帆，仅卖出了60万的价格。

从转会榜名单来看，武汉成了头号血库。截止2月20日，除李毅男和艾志波外，其余球员基本找到了下家。这对有些低投入的球队来说，武汉球员实在是一批优质资源。

转会榜除了无一现役国脚外，另一个突出的现象自然是标王的归属了。在历年的转会榜上，标王的身价以及竞争者的数目便成为转会市场的风向标。在2007年的转会价格排行榜上，身价超过400万的就有七人之多，06年也有5人身价超过450万。

而与往年的牛市相比，今年的转会费排行榜却是不折不扣的熊市。王新欣400万身价转投天津，他被公认为本赛季的标王。除此之外，能与之竞争的也仅剩陈涛，但据申花人士透露，其身价远没有传闻中的700万，真实的数位绝对低于300万。至于曾被炒作为数百万天价的于海，他的报价为200万元，而实际转会价格也远低于这个数。

④ 我们大学<民法>作业

1.正确.因为有权申请他人死亡的权利人的顺序为:配偶,父母,子女.

2.不能.婚姻法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你可以自己翻一下.

3.有效.这个是民法的基本概念和原则.

⑤ 涿州名人

涿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发达，文化灿烂，古迹众多。古往今来，这里名流辈出，灿若繁星。
[卢植] （？——192），字子干，东汉涿郡涿县（今涿州市）人。这是小黄门左丰来广宗蛾军，以鲁植没有送礼卢植以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为历代所敬重。卢植后人，历代不衰，至今仍繁衍于海内外。
[刘备]（161——223），字玄德，东汉涿郡涿县人，故里在涿州城南大树楼桑村。三国蜀汉皇帝。公元221至223年在位。
东汉远支皇族。幼贫，与母织席贩履为业。东汉末起兵，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和军阀争雄战争。先后投靠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后采用诸葛亮连孙拒曹的主张，与建安十三年（208）年联合孙权大败曹操与赤壁，乘势占领荆州，力量逐渐壮大。旋又夺取益州和汉，219年成汉中王。221年称帝，都成都，国号汉，年号章武。次年，率军进攻孙权，在夷陵之战中大败。章武三年（223）病危。四月，刘备死于白帝城，时年63岁，谥昭烈皇帝。
[张飞]（？——公元221年）字翼德，东汉涿郡涿县（今涿州市）人。故里在涿州市城南张飞店（现名忠义店）。三国蜀汉大将。东汉末年，为镇压黄巾农民起义，张飞、关羽和刘备在涿县桃园结义，随后聚集乡勇起兵涿县。
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依附荆州刘表。曹操发兵取荆州，刘备败走夏口，至当阳长坂陂，曹兵把刘备等人打散，刘以张飞领20余骑兵断后，彰见曹兵迫近，据水断桥，嗔目横矛高吼：“身是张翼德，可来共决死。”以威武之势吓住曹兵，才是刘备得以脱身。后在进川路上，生获巴郡太守严颜。刘备战领益州后，冯长费为巴西太守。曹操派大将张郃取巴西，相持50余曰，大破张郃，张郃只带10余人逃还。
章武元年（221），刘备在成都称帝，封张飞为西乡侯。同年东吴袭取了荆州，关羽被害。张飞随刘备发兵拟夺荆州并为关报仇，行前因打骂部下，为部将张达、范疆杀害。追谥桓侯
[卢循]（？——441），晋范阳郡涿县人，字于先，晋司空从事中郎卢谌之曾孙。东晋孙恩农民起义军首领之一，后发展成为岭南地方割据势力。
[郦道元]（约446——527），北魏范阳郡涿县人。故里在涿州市东道元村。道元，字善长，北魏平东将军、青州刺史、永宁侯郦范之子。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文学家。郦道元与太和十八年（494）步入仕途，不久承袭父位爵位，为永宁伯。后任太傅掾、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鲁阳太守、东荆州太守、河南尹、御史中尉。其间曾两次持节进行行政区划建置更改和追讨叛军，最后死在关右大使任上，著成《水经注》40卷，为地理名著。文笔深峭，简洁生动，秀永传神，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后人对《水经注》研究有许多著述，被称为“郦学”。近时国外许多学者对“郦学”大量研究，曰本甚至在大学内开有“郦学”课。郦道元的文风对后世，特别对柳宗元等人山水游记写景手法有着一定影响。
[卢照邻]（约635——约689）唐著名诗人。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县（今涿州市）人。
尤善长七言歌行，对推动七古的发展有贡献。杨炯誉之为“人间才杰”。代表作有《长安古意》诗笔纵横奔放，富丽而不浮艳，，为初唐脍炙人口的名篇。摆脱六朝诗风影响。他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以文词齐名，世称“王杨卢骆”，其号为“初唐四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幽忧子》三卷，文集二十卷，以散失。明张燮辑有《幽忧子集》七卷，附录一卷，是比较完备的辑本。《旧唐书.文艺传上》为他立传。
[贾岛]（779——843）唐著名诗人，字阆仙，涿州范阳县人。
贾岛家境贫寒，少时曾在瀛州（今河间）法普寺为僧，发明无本。后至东都洛阳，洛阳令禁止僧午后出寺，岛为此作诗自伤，当时监察御史韩愈见诗，深表同情，教导弃僧读书经科举进入仕途。岛遂还俗，但屡试不中。后曾经任长江（今四川遂宁西此）主簿、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司仓参军。后卒于普州任上终年44岁。
[窦禹钧]五代时后周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生五子俱进士及第，后世家喻户晓之《三字经》有句“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即指他教子有方，义风家法，为一时典范，传颂至今。
禹钧家素富有，常周济危困，在自家创办书院，聘请名师，购图书免费供远近寒士就读，在他的资助下，不少人得以成名。终年82岁，死后，宋代名臣、文学家范仲淹为他撰《窦谏议阴德碑》树于故里范阳墓在涿州团柳村。
[赵匡胤]（927——976），即宋太祖，涿州范阳县北台村（今涿州市）为其故里。他是中国宋王朝的创建者和开国皇帝。建元建隆，在位17年（960——976）。
后汉乾佑元年（948），应募隶郭威。后周显德三年（956），积战功为殿前都指挥使，拜定国军节度使。后升殿前都点检，执掌兵权。恭帝即位该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七年初，在陈桥发动兵变，代周称帝，创建宋朝，改元建隆。旋即平定李筠、李重进之乱。建隆二年，（961）及开宝二年（969），以杯酒释兵权方式，先后解除石守信等禁军将领及王彦超等节度使兵权。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战略，于乾德元年（963）平荆湖（荆南、湖南），三年平后蜀，开宝四年（971）平南汉，八年，平南唐。开宝间，又亲征北汉，不克。选将戍边要，加强对契丹防御。在进行统一战争同时，设参知政事为副相，以枢密使掌军政，三司使掌财政，以分宰相之权。加强禁军，削弱地方兵力；立更戍法，使兵将不相知。命文臣、京朝官出知州、县，并于各州置通判，分割知州权利；设监司掌管地方财权与司法。注意奖励农桑，蠲免五代以来部分杂赋；整治汴京（今河南开封）为中心的河运系统。他的一系列措施，积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割据混乱的局面，对宋初经济的恢复和社会安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邵雍]（1011——1077）北宋哲学家。字尧夫，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州）人。自号安乐先生。30岁后游河南，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人称百源先生，死后谥“康节”，又称康节先生。
少随父徙居卫州共城（今河南辉县），居城西北苏门山，刻苦治学。出游河、汾、淮、汉，从学于李之才，研习《河图》《洛书》、宓牺八卦。晚居洛阳，与司马光、富弼、吕公著等交游。卒谥康节。杂糅《易传》及道教思想，构建象数学说，认为宇宙本原是“太极”，“太极”永恒不变；天地万物皆按其《先天图》运行变化；人类社会则以皇、帝、王、霸四期逐渐退化。著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
[张世杰]（？——1279）南宋著名抗元将领。范阳县（今涿州市）人。南宋德佑元年（1275），率部入临安（今浙江杭州），收复浙西诸城。元军迫临安，与文天祥主张背城决战，为陈宜中所阻。临安失守，率军由海路至福建，任枢密副使，坚持抗元。景炎三年（1278）任少傅、枢密副使，与元将张弘决战海上，兵败突围，与台风溺死。

[冯铨] （1495-1672）字振鹭。明万历进士，受检讨。天启五年（1625），谄事魏忠贤，以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不久即晋尚书，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次年即免罢。崇祯初以谄事魏忠贤，赎徙为民。顺治元年（1644），降清，令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次年，授宏文院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十三年，加太保致仕，仍留备顾问。十六年，改设内阁，命以原衔兼中和殿大学士。著有《瀛州赋》、《独鹿山房诗集》。
[卢坤] （1772——1835），清顺天府涿州人，字静之，号厚生。清嘉庆、道光年间封疆大吏。嘉庆进士。历任兵部主事、湖北按察使、陕西巡抚等职。道光十年（1830）受湖广总督，督师镇压湖南江华瑶民赵金龙起义及广东各地瑶民起义，调两广总督。十四年英国侵略者律劳卑率舰入侵虎门，进迫黄埔，蛮横要求通商，他照例封舱停市，加强防范，有加强海防，调集水陆军坚拒。不久病死。赠兵部尚书。

[王柳汀]（1906-1974）原名王庆春，别号渔父。又从齐白石、王雪涛等名家学画，专攻花鸟。早期有《王柳汀花鸟集》问世。建国后曾为贵阳师范学院美术系副教授，北京全国美术展曾有其作品，1983年《河北画集》有作品入选。病逝于贵阳。

[冯至]（1905-1993）诗人，翻译家。192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5获德国海贷山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同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西语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为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副主席，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二届会长，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当选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 1981年当选色联邦德国麦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员通讯院士。1983年获联邦德国学科院歌德奖章。1985年获民主德国格林兄的文学奖金。1986年当选为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昨曰之歌》、《十年诗抄》、《论歌德》，议有《海涅诗选》、《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张天民] 1933年7月7曰生，河北涿州市人，青年时代在北京第四中学读书，1952年9月至1954年7月参加工作，197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9月至1954年七月在中央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前身）做编辑工作，1956年3月至1983年1月，他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工作了27年，一步一个脚印的在风风雨雨中成长起来；1986年3月至1988年11月调人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中央电视台分党组成员、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张天民同志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被评定为国家一级编剧，同年成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
张天民同志是我国知名度很高的剧作家和诗人，是我国影视界最有硬性的剧作家之一。他先后担任中国电影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会长、电视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影学会理事等社会职务，为中国影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张天民同志是一位有大无畏革命精神的优秀剧作家。在“十年动乱”期间，围绕电影《创业》所张开的与“四人帮”斗争中，张天民同志勇敢地站在战斗第一线，冒着生命危险向“四人帮”发出了战斗檄文，有力的支持和参加了邓小平同志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四人帮”反党集团进行的殊死斗争。毛泽东主席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标志着“四人帮”推行的错误文艺方针的失败，对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调整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五十年来，他孜孜不倦，笔耕不止，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文学艺术创作家；他以他的勤奋和聪慧，以他的深邃和洞察，创作出一大批受喜爱的诗集、短篇、中篇、长篇小说、电影剧本、电影连续剧剧本，其中在当时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小五更》、《路考》等、电影剧本《鸿雁》《创业》、《春泥》《开国大典》等、电视连续剧本《武则天》、《潘汉年》、《中国命运的决战》、《秦始皇》、《青年毛泽东》等，这些组品种有的被收入学校教科书，有的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而更多的作品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在评奖中获金鸡奖、百花径、华表奖、飞天奖、金鹰奖等，他本人也获得最佳编剧奖。

⑥ 南宋九州时期发生了哪些事情

[转载]第十三章：南宋（1127—1279）
2013-11-30 20:29阅读：13

九州游客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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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第十三章：南宋（1127—1279）
原文作者：maojica

§1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
★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
1127年，康王赵构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李纲支持河北、河东人民抗敌，并推荐宗泽留守开封。但以宋高宗、汪伯彦等为首的主和派对抗战军民进行了压制，李纲拜相仅70余天就被罢，宗泽也忧愤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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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江苏镇江的宗泽墓
★南北军民的抗金斗争
①河北、山东地区：王彦领导的“八字军”。
②河东地区：红巾军、忠义社。
★岳飞抗金
岳飞字鹏举，河南汤阴人。从军后，岳飞一直坚持以武力抗击金军。绍兴3年（1133年），岳飞开始负责西起江州、东至江陵的长江防务，再次期间3次主动出击北伐，收复北方大片土地，直逼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

岳飞手书“还我河山”
然而，宋高宗统治集团惧怕大将久握重兵危及自己的地位，命令各路军队撤退。为了议和，宋高宗、秦桧等人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将领的职务，与金签订了“绍兴和议”，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岳云父子。

岳飞墓前的秦桧、王氏跪像

★绍兴和议
1140年，金对南宋发动进攻，遭到各路宋军的有力抗击。然而，宋高宗统治集团担心大将久握重兵危及自己的地位，强令各军撤退，并与金议和，主要内容有：⒈宋向金称臣；⒉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⒊宋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是为“绍兴和议”。

§2金统治下的北方地区
★金迁都燕京
完颜亮杀金熙宗完颜亶，自立为海陵王，将金都从会宁府迁至燕京。1153年改燕京为中都。目的：⒈加强对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控制；⒉便于对南宋进行侵略。

★女真族的封建化
金占领中原后，从东北迁徙大量猛安谋克到中原，名之为屯田军，屯田军户内迁的过程伴随着严重的土地掠夺。随着女真人在中原的立足，封建化也随之开始，封建租佃关系取代了奴隶制剥削方式，女真贵族转化为地主。

★北方各族的反抗
代表：红袄军。

§3南宋的经济、社会、政治
农业
①水利建设比北宋更为发达。
②土地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
③出现“苏湖熟，天下足”之说。

商业
①对外贸易大大超过北宋。
②纸币大量发行。

元代至元通行宝钞贰贯

手工业
①制瓷技术进一步提高，景德镇成为制瓷中心。
②印刷业达到中国封建史上的高峰。
③造船业发达，能造大吨位、多舱室船只。

⑦ 蔚县司法局局长叫什么

蔚县司法局局长于海彪
不知道后来有变动没有

⑧ 大陆架是什么

大陆架，是大陆沿岸土地在海面下向海洋的延伸，可以说是被海水所覆盖的大陆。

在过去的冰川期，由于海平面下降，大陆架常常露出海面成为陆地、陆桥；在间冰期（冰川消退，如现在），则被上升的海水淹没，成为浅海。

大陆架是大陆向海洋的自然延伸，通常被认为是陆地的一部分。

又叫“陆棚”或“大陆浅滩”。它是指环绕大陆的浅海地带。

大陆架含义在国际法上，指邻接一国海岸但在领海以外的一定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沿岸国有权为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其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

虽然大陆架只占了世界海洋面积的7%，但却集中大部分海洋资源，就是一张海洋发给人类的优惠券。

大陆架地区海水浅，从海底到海面都有阳光照射。

附近还会有大陆河流淡水注入，带来丰富的营养物质。

有的吃还能日光浴，对于鱼虾来说，大陆架海域非常宜居，世界上大部分渔场都集中在大陆架海域。

(8)于海司法局扩展阅读：

大陆架形成概况：

大陆架是地壳运动或海浪冲刷的结果。

地壳的升降运动使陆地下沉，淹没在水下，形成大陆架；海水冲击海岸，产生海蚀平台，淹没在水下，也能形成大陆架。

它大多分布在太平洋西岸、大西洋北部两岸、北冰洋边缘等。如果把大陆架海域的水全部抽光，使大陆架完全成为陆地，那么大陆架的面貌与大陆基本上是一样的。

大陆架的意义：

除了有鱼，还有油。

在古老的地质年代，大陆架还是陆地的时候，被茂密森林覆盖，所以现在藏满了石油天然气。

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埋藏在大陆架，人类石油开采的重心也从陆地转移到海洋。

⑨ 翻译“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翻译：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管辖全国，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经一百多年了。

出自：汉 贾谊《过秦论》

原文选段：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释义：

假使拿东方诸侯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管辖全国，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经一百多年了；

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别人（项羽）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絜：衡量。万乘：兵车万辆，表示军事力量强大。序，座次、次序，这里是排列次序的意思。

(9)于海司法局扩展阅读

文章主旨：

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作者成就：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⑩ 葡萄牙人在1553年登陆澳门是否算侵占我国领土

算

我国古代史上最先侵占我国领土的西方殖民国家是葡萄牙.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利用欺诈手段，攫取了中国的澳门，并狂妄地宣称台湾为澳门属地，企图进一步入侵台湾。

十五世纪末，葡萄牙殖民者的势力也已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勾结中国海盗，不断侵扰。1511年（正德六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满剌加（马六甲），赶走国王，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葡萄牙又派皮来资（ThomasPirez）以国王名义充任大使和安特拉德（FernaoPerezd′Andrade）率舰队来到中国。皮来资和安特拉德所率领的葡萄牙舰队到屯门岛后，想进入广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强行驶入内河，开往广州，沿途枪炮之声，震动城廓。皮来资到达广州后，便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明廷命广东地方官给予所进方物的价值，遣回。皮来资买通镇守太监，获准与通事火者亚三等进京。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却乘机进行抢掠活动，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海澳。 葡萄牙殖民者所到之处，公然搬运硝磺刃铁，沿海乡村，都遭杀掠，并且筑室立寨，作久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