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上的希望

❶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是什么意思

一、期待可能性的概念和适用

期待可能性，即行为当时，能期待行为人避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合法行为的可能性。

（——与规范责任论互为表里，是规范责任论之主观基础。即：如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事实，且处于规范评价内，即违反了规范（客观基础），但无期待可能性（主观基础），则无责。）

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要素，其功能是阻却责任，但其滥用，则会导致法秩序的松弛，因此，限制其适用，是势所趋。（如德国，缺乏期待可能性，只能是法定阻却事由，日本，原认为是超法规责任阻却事由，现已受德之影响，渐主张限制适用。）一般认为，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减免处罚，就是以此为据。

二、期待可能性的判断标准

即以什么为标准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直接影响案件处理结果。

1、行为人标准说。以行为时具体状况下行为人的自身能力为标准。——批判：如此一来，毫无秩序可言，完全任由行为人。同时，对于确信犯不能说明。（因确信犯确信其行为正当，无期待可能性，但并非不承担责任）

2、平均人标准说。把平均人置于行为人当时的情况下进行判断。——批判：平均人或通常人是个模糊概念，其实质是由法官自己去判断。

3、国家标准说（法规范标准说）。从期待者一方出发，以法秩序的具体要求为标准。但何种情况下，法才会做出期待，则更含糊了。

❷ 何为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是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做出合法行为。

如果有期待可能性，即能够期待行为人在行为时实施合法行为，行为人违反此期待实施了违法行为，即产生责任；如果无期待可能性，即行为人在行为时只能实施严重违法行为，不能期待其实施合法行为，此为阻却责任事由，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

应当根据什么标准判断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是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争论的问题。对此，主要存在以下学说：

1、行为人标准说，即在行为时，该行为人能否作出其行为之外的适法行为的可能性。这是把行为人本身的情况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2、平均人标准说，即根据社会通常人的情况，将能否作出与行为人同样的行为，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3、国家标准说，即从国家法秩序的立场出发，期待行为人作出合法行为，以此作为判断期待可能性的标准。

(2)刑法上的希望扩展阅读

现行刑法，虽无任何“期待可能性”的字样，却是包含了丰富的期待可能性思想。试以刑法规定分析如下。

刑法第14条、第15条关于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规定体现了有期待可能性的思想，换言之，刑法第14条、第15条以有期待可能性从积极的方面肯定了罪过的存在。与刑事司法中期待可能性是否存在尚须确认不同，刑事立法中的故意与过失体现了期待可能性思想。

行为人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将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前提下，是否实施该行为具有可选择性；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将可能造成的结果或应当小心谨慎而不盲目自信从事，在是否尽适度注意或者小心谨慎从事方面也存在着行为的可选择性（以上情况若无行为可选择性，则成立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

法律期待行为人抑止危害社会的行为或尽适度注意或小心谨慎从事，行为人却违反此期待希望或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或由于疏忽大意或由于过于自信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见，犯罪故意、犯罪过失都体现出了期待可能性思想。刑法第16条体现了无期待可能性的思想，以无期待可能性从消极的方面否定了罪过的存在。

❸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是什么

期待可能性，是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不为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的情形。

❹ 刑法中的期待可能性指的是

你说的是对的
期待可能性，是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不为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的情形。

❺ 刑法中“期待可能性”的具体含义，并且根据具体实例分析（如重婚罪）。

所谓期待可能性，是指根据具体情况，有可能期待行为人不实施违法行为而实施其他适内法行为。期待可能性理容论认为，如果不能期待行为人实施其他合法行为，就不能对其进行法的非难，因而不存在刑法上的责任。
期待可能性不仅存在着有无的问题（是否阻却责任），而且存在程度问题（是否减轻责任）。
判断标准：在考察行为人的能力的前提下，判断能够期待行为当时的行为人通过发挥其能力而不实施违法行为。
关于期待可能性，下列哪一选项是错误的？
A．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过失，与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换言之，具有故意、过失的人，也可能没有期待可能性
B．行为人犯罪后毁灭自己犯罪的证据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是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
C．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因遭受自然灾害外流谋生而重婚的，之所以不以重婚罪论处，是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
D．身无分文的乞丐盗窃他人财物得以维持生存的，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不应认定为盗窃罪
参考答案：D

❻ 如何区分刑法主观上的不希望和希望不

这可能是表述上的不规范造成的，一般没有这样的说法，但实在要区分的话，不希望是指“过于自信的过失”，而希望不则是指“间接故意”，这样说仍然很矛盾，因为“希望”本身就是“故意”的范畴，而否定则属于过失的范畴，但在我们通常的语境中，我的理解可能更准确些，你最好把原文的出处补充出来，这样更好考证，单独区分意义不大。

❼ 刑法学中的期待可能性是什么情况

期待可能性，是指从行为时的具体情况看，可以期待行为人不为违法行为，而实施适法行为的情形。

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直接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宣告被告人无罪或者减免其罪责的判决还没有见过。但是，法官在处理很多案件时，都考虑了日常生活上的“情理”对司法结论的影响，尽量保持刑罚的谦抑性，在被告人的行为可以适度地被从宽处理时，“不强人所难”，使判决尽可能地获得公众的认同。这就是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间接运用。例如，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构成刑法上的重婚罪。但因自然灾害而流落外地，为生活所迫与他人重婚的情形下，行为人明知本人有配偶，具有事实性认识；明知重婚违法，具有违法性认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与他人结婚，具有心理性意志。但由于是为生活所迫而与他人重婚，缺乏期待可能性，因而没有责任。对此，不能以重婚罪论处。又如，最高法院关于盗窃罪的历次司法解释都指出，亲属间相互盗窃的，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实在有追究必要的，也应与社会上的盗窃相区别。这也考虑了期待可能性问题。再如，亲属间对他人犯罪的包庇，也是欠缺期待可能性。此外，对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减轻处罚，也是考虑行为人期待可能性较低；大量、恶意购买假币而使用，犯罪人的责任重，量刑相对重；而误收假币后，为减少自己的损失而使用，因为期待可能性较低，所以处罚相对较轻。

❽ 解释一下刑法上的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就是依据行为人作出危害行为时所处的情况，只有在行为人有可能不作出该行为而作出了的时候，法律才能够对行为人施以处罚。通俗的表达就是“法律不强人所难”。

比如说，一个人杀了人之后，把杀人凶器扔到河里，把血衣烧了，在对该犯罪人定罪处罚的时候只能定他的杀人罪，而不能对他毁灭证据的行为进行处罚，因为犯罪人杀人之后，毁灭证据逃避侦查是他的正常反应，我们不能期待犯罪人犯罪之后保存好证据然后主动投案，尽管现实中也存在犯罪人犯罪后投案自首的情形，但那只是极少数的情况，法律不可能期待所有犯罪的人犯罪后都不毁灭证据或者逃跑，所以我国刑法分则没有规定对犯罪人犯罪后毁灭证据的行为进行处罚，但却规定了“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也就是说，犯罪人以外的其他人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要受处罚，因为对犯罪人以外的人不去为犯罪人毁灭、伪造证据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至于那个“癖马案”，赶马人在事故发生以前就早已预见到可能因为马的怪癖而造成危害结果，而最后也终于造成了危害结果，法官之所以判决赶马人无罪，是因为赶马人之前已建议雇主换马，而雇主却没有同意，此时赶马人有两种选择：1、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而冒着被解雇的危险换掉马匹；2、执行雇主的命令不换掉马匹以保证自己工作的稳定。赶马人选择了第二种，这是一种“人之常情”，虽然最后危害结果发生了，但是法律不能期待赶马人以丢掉自己工作的代价去违抗雇主的命令，否则就是强人所难，所以不能对赶马人进行处罚。

❾ 只要危害社会的结果不是行为人主观上希望或者放任发生的，就不构成刑法中所规定的犯罪

1、犯罪概念
根据《刑法》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十四条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

❿ 论刑法目的犯中目的和故意的关系

所谓目的犯， 是指以刑法规定的类型化行为人动机为必备要素的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核心概念。关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之关系在刑法理论上长期存在争议。本文拟从目的犯主、 客观结构的分析着手， 展开对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之关系探讨， 以期对刑法相关理论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目的犯的主、 客观结构分析

德日刑法理论一般认为， 目的犯主观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目的犯是“二主观要件的犯罪类型”。即目的犯是一种主、 客观要件不一致、 主观要件多于客观要件的犯罪形式。在目的犯中， 除了要求对基本客观构成要件须具备故意之外， 还需要具备特定的内在意向。涵盖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是故意； 超出客观要件规定范围的主观要件称之为意图， 或称为“第二主观要件”， 或者是德国刑法学家海格勒所称的“超出的内心倾向”， 麦茨格所称的“有意义的意欲”。

一些学者根据目的犯目的对法益侵害的不同作用， 将目的犯目的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 第一种目的犯目的， 其意向并非针对“所计划的法益侵害”本身， 而是针对类型化的行为人动机加以描述， 如刑法中伪造罪的意图即为此类。伪造罪侵害的法益是货币、 有价证券或文件的纯正性， 而伪造罪意图的内涵是“行使”， 该目的的内含已经超出所保护法益之范围， 因此这种目的被称为“法益侵害取向的额外主观要件”； 另一类意图所涉及的内容为法益侵犯本身， 行为人行为的可罚性确立并非在法益侵害时即已成立， 而需待确立目的存在时方能成立， 此种类型的目的犯类型， 其客观构成要件实现， 仅为整个犯罪类型的前阶段。如侵犯财产罪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行为， 可以成为认定财产犯罪的前提， 但是要认定成立侵犯财产罪， 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一个本罪要求的类型化行为人动机， 只要该动机存在， 就可以成立侵犯财产罪。这种目的被称为“超出法益侵害外的内在意向”。[1]

与目的犯的主观特征相适应， 目的犯主、 客观关系的特征在于目的犯的“主客、 观不一致性”。“所谓目的犯， 乃将外部的行为有意义之意欲， 作为实现其他目的之手段的犯罪。此可分为外部行为被意欲为其他结果之目的之客观的原因， 如所谓分离的结果犯之情形， 及外部的行为被意欲为行为者或第三者之新的结果之手段， 如缩短的两个行为之犯罪之情形。前者如背信之‘为自己或第三者获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是也； 后者， 如伪造之‘以行使为目的’者是。背信罪之‘损害本人利益’之中间的结果， 被意欲为对于‘图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最后的结果之手段， 伪造罪所谓伪造之中间的结果， 被意欲为对于所谓‘行使’之最后的结果之手段。最后的结果必然系行为者之意欲”， 也就是说， 第一种目的犯， 以外部所为的行为为目的内容， 以为他结果之客观的原因； 第二种目的犯， 乃意欲其行为以为其本身或他人之新的行为之手段。[2]第一种目的犯， 被称为断绝的结果犯， 第二种目的犯则称之为短缩的二行为犯。

二、 目的犯目的与故意关系之理论探讨

从上述目的犯主客观的结构分析来看， 目的犯的结构要件在整体上包括三部分： 其一， 对客观事实进行规定的客观要件； 其二， 涵盖此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即故意， 其三则为超出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即“目的”这一特定主观要素。这种与主客观相符的通常情形有异的二主观要件犯罪类型， 引发了学者关于上述两主观要件关系的思考， 即目的犯目的与目的犯故意关系如何， 目的犯目的是单独的犯罪主观要素、 抑或是故意的一部分或者一种？

（一）国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目的犯目的和故意的关系

目的犯的概念来源于德国， 与我国不同， 德国刑法中没有故意的明确定义， 一般认为， 故意分为意图、 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 其中意图主要强调意志因素， 即行为人努力促使结果发生； 直接故意主要强调认识因素， 即行为人确信结果会发生； 间接故意也主要强调认识因素， 即行为人认为结果可能会发生。

德国学者对意图和故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存在将意图与故意等视齐观、 意图与故意具有程度上的差异等诸多观点。[1]由于“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 主观要素和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之间的关系成为极为复杂的问题，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故意的内容与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内容是一致的， 换言之， 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制约着故意的内容”。[3]如前所述， 目的犯主、 客观结构非常特殊，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目的犯目的与故意、 过失地位并列， 而且由于目的犯目的不存在和它对应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是超客观的主观要素， 因此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不同。

普通法系的一些学者将目的犯目的与一般的犯罪故意区别开来。如“由于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许多普通法传统的学者和法官认为， 在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一般的故意就是那些简单地附随着行为的故意， 就像诸如伴随强奸行为的强奸故意。特定的故意应当是很好的加以定义了， 就像盗窃罪要求的故意一样： 永远剥夺所有权人的财产的故意。”[4]还有的学者则将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称为基本犯意和进一步的犯意、 “特定意图”。在论述基本犯意时， 在检察官诉摩根（DDP v . Morgan）的案件中， 西蒙法官指出， “我的意思是要求基本犯意的犯罪， 其明述的内容（或者更常见的是暗示）， 不能超出犯罪行为的范围”。[5]根据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与犯罪行为对应的是基本的犯罪故意， 而与目的犯特定意图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特定故意”， 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 不能归于同一范畴。

（二）我国学者的观点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刑法理论不同， 具体到与上述目的犯结构理论相关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其一， 德日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三段式、 立体的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 即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行和有责性， 各个阶段是彼此相对独立的判断。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则直接来源于苏联，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平行的结构； 其二， 相应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故意通常认为属于责任的范畴， 其故意主要是针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和意欲， 因此， 虽然德、 日刑法中并未明确地规定故意的概念， 但是学者一般均认为目的犯之目的是独立于故意的主观要素。我国刑法则对犯罪故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 我国的故意是对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和意欲， 因此， 即使我国刑法对故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但由于不同学者对故意概念的解释不同， 对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的关系仍然存在不同的回答。

通说的观点认为， 目的犯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种或者包含于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中。例如， 有学者认为， 在对犯罪故意进行分类时， “根据犯罪故意中是否要求具备构成要件的目的， 可以将故意分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所谓目的故意， 是指行为人必须具备某种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才能成立的犯罪故意。目的故意特指目的犯的故意。所谓非目的故意， 是指其成立不以具备某种具体目的为必要要件的犯罪故意”， 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将目的犯中的目的与普通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相区别， 认为“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目的， 专指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规定的目的， 它的存在是该种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要件。而未在构成要件中规定的其他犯罪目的， 如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中的行为人， 均是以构成要件的结果为其犯罪目的的， 但该目的并非犯罪故意成立所必需， 而且该种故意仍然属于这里所说的非目的故意”。[6]

显然， 根据上述通说的观点， 目的犯目的是区别于普通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特殊的直接故意意志， 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直接故意意志因素。主张目的犯目的属于犯罪故意的学者一般认为， 在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存在是犯罪故意存在的前提条件， 例如， 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则不存在盗窃罪的故意， 则不成立盗窃罪。如果不存在“以行使为目的”， 则不存在伪造货币罪的故意， 则不成立伪造货币罪。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 目的犯的目的是独立于犯罪故意的一种主观因素， 认为“由于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故意的含义和种类， 因此， 目的与故意的关系应该非常明确。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说，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也是一种目的， 但它明显区别于目的犯中的目的； 目的犯的目的是故意内容之外的一种主观要素， 而不是故意的一种形式”。[7]

三、 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 目的犯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意欲， 而故意则一般包括“认知”和“意欲”两个部分， 因此要判断二者关系最重要之处在于比较目的犯目的之意欲与故意之“意欲”是重合、 包含、 交叉、 还是互相独立的两个范畴， 如果二者是重合或者包含的关系， 则目的犯目的属于直接故意的一部分； 如果二者是交叉或者独立的两个范畴， 则目的犯目的不能为故意所包含。

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内容与认识因素联系紧密。根据我刑法第14条的规定， 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内涵与德日刑法中的故意不同的是， 我国的犯罪故意第一次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引入故意概念， “危害社会的结果”取代了德日刑法中的“法定构成事实”， 成为行为人认识因素的内容， 相应的， 故意的意志因素由德日刑法中“希望或放任法定构成要件事实发生”转变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 对危害结果的理解就成为理解我国犯罪故意内涵的关键。危害结果是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具体的、 客观的体现。关于危害结果的含义， 刑法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结果说认为， 凡是犯罪意思的客观化， 都是危害结果， 它不限于行为对客观外界所造成的有形变化， 还包括身体动作和其他非物质性损害。狭义的危害结果则是指危害行为导致犯罪客体发生的物质损害或者危险状态。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则认为， 危害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和现实危险。[8]危害结果是社会关系遭受到侵害的重要征表。离开了犯罪客体， 便不能正确认识行为后果的性质。而目的犯目的与犯罪客体紧密相联， 不具有特定目的， 则不可能对一定的社会客体造成损害， 既然如此， 目的犯目的就自然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中， 成为犯罪故意内容的一部分。

但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有待商榷。将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和意欲的对象不符合犯罪的本来面目， 混淆了行为人行为时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意欲以及事后对犯罪主观方面评价的不同阶段。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 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关系， 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在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 首次要考虑行为是否对犯罪客体造成了损害。但这种是否对犯罪客体造成损害、 造成何种损害的判断和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一样， 都是一种事后的判断， 因此， 让行为人在行为前认识作为事后判断的对犯罪客体损害的危害结果是不现实的。而且， 犯罪客体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当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有些罪犯罪客体究竟为何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尚存在争议， 未达成一致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期待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认识到自己对犯罪客体造成了损害？因此， 将对犯罪客体造成实际损害或者危险的危害结果作为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值得商榷。

我国犯罪故意的另一缺陷是排除了行为犯成立犯罪的可能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 危害结果并非一切犯罪的构成要件， 行为犯的成立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为必要条件。如果认为犯罪故意是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意欲， 则行为犯就不可能成立犯罪， 而这也是和司法实践不相符的。 基于以上法定犯罪故意概念的不足， 借鉴德日刑法理论中故意的概念， 从维护罪刑法定和责任原则出发， 本文认为， 我国的法定犯罪故意概念并不合理， 犯罪故意的认识对象应该是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 相应的其意志因素则为决意实施上述已经认识到的内容或者放任上述已经认识到的内容的实现。

在上述本文界定的概念基础上，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的犯目的希望达到的结果和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并不一致性， 下面从目的犯中两种主要的目的犯――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具体各罪中各举一例， 说明本文的观点。

盗窃罪是断绝的结果犯的典型， 因此， 本文首先就盗窃罪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进行考察。盗窃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那么盗窃罪的故意是什么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和合本文上述对故意内涵的界定， 盗窃罪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实施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会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里的意志因素中不必然包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 因为也可能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会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然后在窃得行为人财物后加以使用， 使用后再返还给被害人， 这种情况下就不构成盗窃罪， 只有行为人是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时才能认定成立盗窃罪。

再以典型的短缩的二行为犯――伪造货币罪为例， 伪造货币罪是典型的行为犯， 伪造罪的故意是明知伪造而实施。但是仅有故意还不能构成犯罪， 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具有“以行使为目的”， 即将货币投入流通， 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 则不会对公共信用和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造成损害， 也不可能扰乱货币管理秩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在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中， 目的犯目的与直接故意意志因素都存在明显区别， 二者存在不同的意志因素。目的犯目的是独立于故意的犯罪主观要件， 一般的故意犯罪， 行为人主观方面只要具备刑法要求的故意就可以构成犯罪， 但目的犯除了要求对构成要件的认识和意志因素以外， 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具备特定目的。但是目的犯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密不可分， 没有目的犯目的， 目的犯也就不存在， 研究所谓的目的犯故意就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