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刑法

㈠ 墨家怎么了

因为后来汉武帝采取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二、汉武帝是怎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

（一）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罢黜刑名、法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因为汉初统治思想首推黄老。次崇刑名，法家名声虽然不佳，其术仍在实际中运用，所以此举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黄老之术在汉初走上治国安邦的历史舞台后，独领风骚几十年并取得了文景之治的辉煌成果，它也因此成为汉武帝之前几朝君主们的一种思维定势。但是转型时期的社会，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作为实践指导，至少也要对旧有的理论作出新的解释，这已经被历史千百遍地证实。汉武帝即位后，改换统治思想已经具有主客观的基本条件，但他毕竟少年执政，加之传统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大权在握的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5）变之过速，恐怕反倒欲速则不达，所以只能打迂回战——罢黜刑法就是其第一个回合的基本策略。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6）“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7）卫绾是文、景、武帝三朝元老，又是武帝为太子时的太子太傅，尤受文景“尊宠之。”（8）他原是一位本份为官之人，在景帝时已经为相，但作为丞相，“朝奏事如职所奏。然自初宦至相，终无可言。”（9）现在汉武帝一上台，他一反常态，第一个站出来指责申商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实际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第一，他身居相位，对国家的政治走向不可能毫无识见，但是文帝好刑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者，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的大气候使他只能终无所言，无所兴废，不便表明自己的立场。武帝即位，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方才一露峥嵘。第二，作为武帝的老师，一方面他至少是汉武帝向往儒学的思想注入者之一，另一方面，他又必然比一般人更了解汉武帝的思想倾向，纵观他一生的表现，此举实属非凡，既可能是摸到了“今上”的精神，也可能是奉了“今上”的密旨，君相合谋而为之。第三，此举的实质意在黄老。黄老之术统治多年，一时还不具备根本否定的政治条件，所以“打擦边球”，剪除枝蔓而弱其主干，卫绾批评的几种学说，核心是对以申不害为代表的刑名之术的批判，因为“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10）明白了这一点，其政治意图就昭然若揭了。孙文所言：罢黜申商韩苏张之言乃黄老所为，证据不足，不合逻辑。

但是，很快，卫绾就被“以景帝病时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职，免之。”虽然《史记》、《汉书》对于此事均语焉不详，如果把它置于特定的背景之中考察，不难发现，这是黄老派的政治报复。我们可以说，卫绾既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的第一个发难者，也是汉武帝上台后上层政治斗争中的第一个牺牲品。

（二）、议立明堂——公开较量。议立明堂，以宣政教，既是儒势继续进攻的态势，又是黄老进一步反击的契机，围绕此事，双方展开了一次最重大的政治较量。

卫绾免相后，汉武帝以魏其侯窦婴为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但是，窦婴、田蚡因“俱好儒术”，一上台，即“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12）王臧乃读《诗》之人，“赵绾亦尝受《诗》于鲁申公。”绾、臧登台即唱戏，“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但又“不能就其事”，于是推荐鲁申公。当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时，他只说了一句：“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4）此话绕水，实则告诉武帝：看准的事情就去干，不用多渲染。从申公的态度可以折射出当时政治和学术上两大派系的暗中较量。

果然，列侯“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后。太后好黄老之言，”（15）“菲薄五经，”“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更有赵绾不避风险，“请无奏事东宫”，“是以窦太后不说”，使人“微得赵绾等奸利事，”武帝无奈“尽下赵绾，王臧吏”，（17）对此险恶形势，绾、臧以自杀了事；而“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18）申公则“疾免以归”，一场热热闹闹的议立明堂终于未得善终。在这个回合中。儒势损兵折将，黄老出尽风头。

（三）、增置博士——表彰儒学。议立明堂的一帮哥们被打倒以后，汉武帝因身边的班子被改组，只好以退为进，静待势变，好几年不在意识形态领域做敏感的大文章，直到建元五年，地位进一步巩固以后，才搞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动作：“置五经博士。”（20）此举对儒学的表彰意义不容小视。其一，增加儒学经典作为官学。西汉初年，博士之职百家都有，儒学只有《诗》和《春秋》等设置博士，现在增加到五经，且使之官学化，不仅对统制社会思想具有深远影响，而且使博士一职从此质变，开始向儒家经学博士演进。其二，壮大了儒学势力。置五经博士后又规定每一个经学博士可以教授十个弟子，此举大大增加了高层次的儒学人才，壮大其势力不言而喻。其三，提高儒学地位。其后汉武帝又批准公孙弘为博士弟子“复身”（21）的奏请，使儒学的徒子徒孙们得以终身免除徭役，专心治学，其社会地位的特殊化决定他们所从事的术业也随之特殊化了。其四，有利益统一儒学思想。汉代推重师道，不改师法，违者会受到严重非议。五经设置博士，博士传弟子，弟子再传，层层教授，易于避免对经学理解的纷争歧见，便于统一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

（四）、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绌抑黄老宣告儒势取得政治上的最终胜利，为儒学的发展与被尊扫除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派树倒旗折，失去了最重要的后台老板和政治保护神；汉武帝立即重新起用窦婴、田蚡，以田蚡为相，窦婴为太常，同时任命韩安国为御史大夫，迅速地控制了政权，儒势因此而柳暗花明。田蚡以外戚和丞相双重身份，乘势“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22）“使天下之学士靡然成风矣，（23）从而把这出戏推向了新的高潮，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完成。汉武帝如果不是真心尊儒，大可不必在大权独揽的条件下多此一举。

（五）、制策贤良——理论完成。政治胜利只是为理论实现开辟了道路，但政治代替不了理论价值。于是元光元年，汉武帝诏告天下，策间（问）贤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适逢此时，“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24）“出焉”是指出来对策，而不是象孙文所说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董仲舒是汉代今文经儒学大师，早在景帝时即以即以治《春秋》为博士，“学者皆师尊之”，（25）“为群儒首”。在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惟董仲舒使汉武帝独“贤其对而异之”，可谓一鸣惊人。

董仲舒在对策中以天人感应为基础，引伸出君权神授理论，主张任德不任刑，以五常之道教化人民，达到更化善治。最后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之所从矣。”（26）这就为绌抑黄老之后的历史任务首先破了题，指出了方向，从而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活动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大而言之，董仲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收刑名、阴阳家言所创立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不仅为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提供了最适用的思想武器，也从理论上最终完成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任务。所以，从特定意义上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系采纳董仲舒建议并无不实之处。

（六）任用儒吏——组织更新。一种统治思想的贯彻，是离不开组织保证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活动在理论完成之后逻辑地提出组织换班的问题。这个阶段是以公孙弘上书（元光五年）为标志的。公孙弘在元光五年的贤良文学对策中被汉武帝擢为第一，“拜为博士”。他乘机上书，说汉武帝“有先王之名而无先王之吏，是以势同而治异，”“吏邪”而致“民薄”，因此要求实行组织更新，得“先王之吏”而化民，为实现这一点，他主张立学校，“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此（比）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每年一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以文学礼仪为官”，“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27）他不仅提出明确的组织路线，而且还辅以周密详备的实施意见，真是纲举目张。有些思想，早在董仲舒元光元年的对策中就已从理论上提出。但他作为高级行政官员，把任用儒吏的思想提到吏治原则上，细化到操作规范的程度，就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汉武帝当然地批准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功臣、贵族、富豪及其子嗣垄断权力的局面有能改变，儒家一向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开始成为现实。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基本事实决非子虚乌有。但是孙文在否定“独尊儒术”的同时，又创造出一个“崇高（尚）儒学”的新概念。其实，这只有文字学意义上的微妙分歧，很难说有什么本质不同。罢黜不是消灭，独尊也是崇尚，怎么能一边说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一边又认定崇尚儒学是客观事实？

㈡ 儒家，墨家思想对我国法律思想的影响

墨家法律观的核心价值

墨子，活动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79年~前381年，另一种说法是在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20年左右。墨家是先秦时期最早反对儒家的一个学派，同时也是战国初期代表小生产者利益和唯一一个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学派。创始人是墨翟。墨家著作仅存《墨子》一书，是研究墨家思想的重要材料。相传墨子原为宋国人。在公元前5世纪初，据相关考证可能是出出生在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后长期住在鲁国。由于当时技艺世袭的传统，因此从小就承袭了木匠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而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扬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成语“墨守成规”反映的就是墨子反对兼并战争的事例。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般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作为墨家学派创始人的墨子，其法律观主要集中在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墨子主张“以天为法”的“天志”法律观。其在《法仪篇》中强调以“交相利”为内容的“天志”，乃至于天之的权力都要受到“天义”限制。墨子认为在现实的礼法之上有一个有意志、有权威的“天”。其最公正无私，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并且毫无偏袒。任何人都要接受天的监督，服从其制裁；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 《墨子·天志》]，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天志”是衡量天下万物乃至人们言行的唯一标准。一切国家制度都应依“天志”而成。天志与法律的关系是源与流，体与用的关系。它是法律的来源与基础，同时也确定了“国王之上还有法律”的法学理念。

尚同，尚贤思想是墨子在有关于国家行政政治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方面的核心理念。尚同是一种强调统一的政治管理方法。要保证中央权力的绝对领导，并逐级的建立起一个从中央至地方的有效管理体制，才能实现国家统一和统治者权力约束的目的。墨子一方面，通过“天志”的至高无上之“义”来约束天子，防止独断专行。同时认为下一级人有权对上一级统治者进行监督和提出建议。另一方面，在战国特定的动荡历史条件下，通过 “天”来反映人民对稳定统一的向往和呼声。而尚贤制度主要讨论的是国家官员派任和优秀人才的选用，其体现的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传统宗法贵族的世袭，实现人才的“唯才是举”。墨子认为，如果不能 “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智辩彗之人，立以为天子，立以为三公、万国诸侯，以至左右将军、大夫和乡里之长。”否则“天灾尤未止也”。[ 《墨子·尚贤》]只要是有才之人，哪怕是平民，都能参与国家的政治运行，合理的分享国家权力。

巨子制度是极具典型墨家色彩的独特制度。这是一个有严格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其成员叫“墨者”，他们大多为自耕农和手工业者中的知识分子。多数成员出身小生产者，特别是小手工业者，经常过着极端刻苦的生活，节俭自励；一般又都有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自我牺牲精神，被儒家骂为“役夫之道”。 墨家将 “墨家之法”定为纪律，以“兼爱”和“非攻”为基本精神，以“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为主要原则。“墨家之法”还规定：墨家弟子如果到其他诸侯国做官，应当将其所得俸禄的一部分贡献给墨家团体；弟子在外必须宣传墨家学说，遵守墨家纪律，如果背弃墨家基本精神，墨家领袖有权随时把他招回。这种墨家之法与当今社会团体章程有诸多相似之处。

墨子认为，社会的动荡和频繁的战乱源于人们彼此不相爱，同时他发现“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乐上》]故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主张。最早提出了维护劳动者基本生存权的法律准则。与此同时，“兼相爱”还包含着一种朴素的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并借助兼爱理论阐述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政治主张。墨子主张：“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墨子·法仪》]

针对人民在战乱中痛苦不堪的状况，墨子又提出了“交相利”的和谐共处观念。这一思想主要是反对新兴封建主为了争夺土地和财富而相互频繁发动战争，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和谐共处，通过相互交往从而相互得利。这与当代求和平谋发展的理念不谋而合。

墨子死后，墨家学派分化成三派，亦称“三墨”。《韩非子·显学》说:“自墨子之死也， 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秦汉以后，墨学本身日渐式微，几乎成为“绝学”。但墨学的许多珍贵思想，却为儒、法各家所吸收，融进了中国古代博大精深的华夏传统文化之中。
儒家法律观的核心价值

西周以来，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主张和学说虽然各有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日趋重视人、重视人事。对天命鬼神虽然仍有重视，但作为统治手段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要。所以，无论前驱阶段的“礼治”、“法治”，以至老子的“无为而治”，无不是从人事角度，即都是从加强对人的统治着眼的。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论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强调的就是人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意义。 孔子则更进一步把人的地位、人的活动、人与人间的关系，强调到前所未有的阶段。他把德提高到包括仁、礼、忠、孝、智、勇、信等一整套社会伦理道德的理论体系，并使之与政刑紧密结合又高于政刑的治国方略。在这一理论体系中德是一个总括，仁、礼、忠、孝等则是德的内容和体现。 具体而言，儒家法律观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首先，礼是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如同孔子对仁的态度一样。孔子也十分重视“礼”的功用与作用。孔子之 “仁”与“礼”学说共同构成了其人道思想的两条主要脉络。西周未年以来，礼治遭到破坏，“礼崩乐坏”，要挽救“礼治”，就要求统治阶级成员确定以身作则按周礼行事，以周礼来约束自己，这样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论语•子路》）]在管理方面，则主张“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论语•宪问》）]孔子认为礼治的关键在于“正名”。要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正名”在现代多解释为端正名份，或名物相符。 “正名”指向应有两个，一个要“正”的“名”。首先是伦理的，即正伦理规范，如仁义之名。另一个要“正”的“名”，才是政治的，即政治规则，如天子、诸侯、陪臣、庶民的行为规范（礼），使君臣父子各居其位各符其名各行其事。季康子问政，孔子也说：“政者正也。”孔子也认为应该对周礼有所扬弃，于是提出 “举贤才”以扩大选拔统治人才的范围，主张实行德治教化和政令刑罚相结合，主张对民“齐之以礼”， 使礼下到庶人，以及提出“仁”作为礼的基础和内容，使已经流于形式的礼重新发挥作用等都是孔子对礼治的修正、补充和发展。其次，儒家提倡德治。 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孔子主张德治，把礼让和正名作为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只要对劳动者实行宽惠，也是实行德政的表现。德政既包括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也包括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需要惠民，使人民丰足。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政治需要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认为德化礼教能禁止犯罪于末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治者要推行轻徭薄赋，省法轻刑，宽惠使民的政策，二是为人民树立道德榜样，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齐之以礼”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治者通过遵守礼法从而感化和影响群众；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用礼来规范自己，用礼来约束道德。这样，德化与孔教的结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孔子并不否认刑罚的作用，他视重德与刑为为政治德两手，两手都要重视。他认为政治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了就要用严厉后来纠正；政治严历百姓就会受伤残，伤残了就要用宽厚的政策。孔子认为犯罪可以通过德化和教化来预防，罪犯可以通过仁德和礼义来教化。教化与刑罚相比，首先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其次教化可以预防犯罪，再次犯罪之后，教化可以让罪犯良心发现，从而达到“以德去刑”的目的。这与现代刑法理论中利用道德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思想异曲同工。

第三，儒家主张“人治”。孔子和孟子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认为政治就是道德的扩大，因此注重并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人治”实际上是“礼治”和“德治”所派生出来的，并且以“礼治”和“德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因为：宗法等级是“礼治”的原则和特征，级别愈高，特权越大，权力越大，则统治者的个人作用越大，所以“礼治”必然导出“人治”。同时，统治者越有德行，越能够使人“心悦诚服”而且“德治”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实行（真正的实行），所以“德治”必然导致“人治”。孔子主张“圣贤决定礼法”。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君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制祀作乐，才有立法的权力。”因此，天子维护着国家的命运，既一言兴邦，一言废国。”当鲁哀公问政时，孔子回答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故为政在人。因此，孔子主张天子要用其德行来维系国家的生存。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认为在用人上要亲贵又要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直接参与政事。提倡“近不失亲，”“远不失举”的原则选贤纳才。

孔子的伦理道德体系，宽猛相济，一张一弛、文武并用的统治方法，德刑相辅，刑罚适中，先教后诛的法治思想是完全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的。孔子的法制思想占据历史舞台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之久。
现代法学视野下墨家儒家法律观的扬弃

当代法学的特点是法律追求秩序、平等、人权、自由、效率和正义，在现代法学视野下审视距今有一千多年的墨家儒家法律思想，无疑对今天社会具有积极意义。我们社会当下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即道德的普遍缺失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只有正确认识传统学说中的积极因素，辨别消极不利的思想，才能真正做到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墨子的思想中，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最为重要的价值核心。，尽管当前社会状况与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有着很大不同，但是稳定仍然是我们社会和谐发展所必需的至关重要的条件。我们国家建设的头等大事仍然是要保证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在当今提倡建立科学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背景下，墨子提出的节用、节葬观点，反对铺张浪费和保护环境资源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墨子在尚同篇中就说“上同而不下比”就是说要为大家的共同利益着想，而不能为小集团的利益损害公共利益。墨子时代氏族经济的生产力逐步发展，共同财富增长也助长了小集团的贪欲，为了医治这种思想墨子提出了上同的主张，如果大家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墨子的尚同其实就是大家都以公共利益为重从而保障个人利益。

儒家的加强道德教化力量的思想，对当前社会上普遍道德感缺失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当今社会是法治社会，强调的是法对国家的治理，但是社会的调整光靠法律时无法实现的，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许多青少年犯罪和重大经济性犯罪都不是简单的法律漏洞所导致的，而是道德的缺失造成了守法意识的淡薄。

然而即便是被并称为先秦两大“显学”的墨家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若干消极因素。拿墨学为例，墨家在反对儒家敬祖观点是，仍然坚持天志明鬼。宣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这样的法律观显然与现代法律思想观念不符合墨子的“非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精神。但他们的“非攻”思想也有一定的问题：第一，不懂得战争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而只是归罪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第二，没有看到战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第三，没有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中国的统一只有通过兼并战争才能实现。同时，一味的提倡国家与国家之间无条件的互亲互爱，而不以国际法和国际习惯以及利益平衡为法则，也是与当今国际交往规则相违背的。

儒家学说在经过千年传承后，虽然在今天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主推手，但是也同样存在着若干缺陷。首先儒家文化在经历了千年“一家独大”的优厚地位后，无法摆脱僵化的命运，特别在以“亲亲”“尊尊”的礼制思想极端化以后，“三纲五常”的思想和等级差别已经不适合当今“由身份到契约”的时代了。其次，尽管墨家思想在汉朝后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其自身也在对道家，佛教的思想保持着兼收并蓄的态度，但是其自身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华文化的全部特点。对许多墨家思想仍然保持着抵触态度，而这些墨家思想往往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特点相切合。第三，人治和德治的思想中尽管具有某些政府管理的积极因素，比如说要加强领导个人素养，强调社会治理中不能缺乏道德介入。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与现代社会法治理念中依法治理存在着冲突。现代社会法治追求的最高目的是自由，其实现方式是通过效率和公平，单纯的精英政治和道德教育不能解决我们社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结论，在当今经济发展迅速和矛盾需求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的今天，不论是墨学还是儒学，其观点都不能拿来以偏概全的认定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墨学尽管其许多观点和看法被认为与现今社会有极大切合，但是仍然存在着缺陷。儒家学说尽管作为千年正统观念需要传承，但是也必须认清其中许多不合时宜的内容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华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对传统理论进行分析的过程，就是一个对传统理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升华过程。研究比较墨学儒学法律思想，就是探求法学基本规律和基本脉络，探求和谐社会发展本质要求的重大意义所在。

㈢ 急需法家，道家，儒家和墨家关于义和利的思想,非常感谢!

法家主张君主应建立严厉明确的刑法来规范人民的行为。用利引导人民趋义。
道家认为无利无义。所谓仁义道德都是在古时候的“大道”不存在之后社会堕落的产物。不追名逐利，甘于淡泊。一切顺应“自然”。
儒家当然是重义轻利。
墨家不知道。似乎墨家比较唯物。
不懂瞎说，仅供参考。

㈣ 墨者行会什么意思

墨者行会建于春秋后期，为墨者的集会之所，墨者一生贫瘠，以保护他人为己任，因此有墨侠之称。 墨道之创始人墨子先生在初期为墨家的发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墨者大都信奉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的核心思想，同时又有作战能力，以墨家钜子(墨家掌门人)为核心结成准军事组织。

墨门子弟必须听命于巨子，为实施墨家的主张，舍身行道。 墨者们试图在人间创造一个“兼爱”互利的理想国，在兴盛之时，就受到儒道法诸家的攻讦。

(4)墨家刑法扩展阅读：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

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

㈤ 我国古代有哪些主要的刑法思想有何影响如何评价

1、剥皮
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面板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面板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面板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
另外还有一种剥法，不知道可信度多少。方法是把人埋在土里，只露出一颗脑袋，在头顶用刀割个十字, 把头皮拉开以后，向里面灌水银下去。由于水银比重很重，会把肌肉跟面板拉扯开来，埋在土里的人会痛得不停扭动，又无法挣脱，最后身体会从头顶的那个口「光溜溜」的跳出来，只剩下一张皮留在土里……
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
2、腰斩
由于腰斩是把人从中间切开，而主要的器官都在上半身，因此犯人不会一下子就死，斩完以后还会神智清醒，得过好一段时间才会断气。
有人认为方孝孺是被腰斩的，但事实上他是被凌迟处死的。
3、车裂
车裂
即五马分尸,很简单，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向急奔，把人撕成五块，因为作为头是最先掉得，其次就是双臂，等只剩双腿连着躯干的时候，拉力会拉断其中一条腿，躯干就会留在另一条腿上。不过根据了写的说法来看，不一定肢体就会从既定的部位断掉，因为手腕和脚腕都比根部脆弱的多。记得商鞅就是受五马分尸之刑。
要把人的头跟四肢砍下来都得花不少力气，更何况是用拉扯的。而受刑人身受的苦处更可想而知。真到撕开的时候,恐怕受刑人已经不会觉得痛苦了。痛苦的是正在拉扯的时候。喷溅出来的血液才是其恐怖之处。
4、俱五刑
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和一，即「大卸八块」，通常是把人杀死以后，才把人的头、手脚剁下来，再把躯干剁成三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戚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
5、凌迟
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
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
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
这是明清的正式刑之一。
明朝的方孝孺就是不尊崇朱棣的旨意，而被凌迟。（最终还是被灭十族！本来只有九族，朱棣就把方孝孺的一些学生和朋友一起杀了。）

㈥ 墨家到底有军队吗或者是武装组织

墨家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类似黑涩会的社团组织，说是黑涩会是贬低墨家，因为墨家不仅仅有墨家任侠，还有墨家机关，墨家学术。
墨家就像一个小型政府，一个大型跨国武装组织。
墨家有自己的金融部门，科技部门，学术部门，教育部门，武装部门。
墨家是以倒卖军火，输出墨家子弟任高官，来获取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学术组织。以至于当时墨家力压儒家成为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第一学术。
墨家任侠便是墨家武装力量的称呼，墨家有自己统一的领袖，家法（刑法），组织系统，上下级部门。
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学术团体领先了当时社会和其他学术门派几百年。
墨家的领袖叫做距子（巨子），凡墨家刑法和巨子之令墨家子弟必须遵从，违者轻则逐出门派，重则非死即残。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墨家遵从兼爱非攻尚贤等，墨家的家法是高于巨子的，也就是说当巨子违反家法其他成员是可以以家法处置巨子的。
而且墨家每一任巨子是由上一任巨子指定，但又不是家天下那种，巨子是必须服众的，不然其他墨家子弟不认同你是可以挑战巨子的。
也由于墨家这些理念，墨家子弟扶贫济困，倒卖军火只卖给被侵略一方，每当有弱小国家被侵略，当地墨家子弟就通知巨子，由巨子召集天下墨家子弟带着粮草军火赶赴战场，帮助弱势群体抗击侵略者，不惜钱财性命，不徒名利。
墨家号召人人平等，导致不为上位者喜，且由于后期墨家分化为两种导致实力大减，也因为天下一统不允许独立于中央的武装到底上位者打压而消失。
墨家分家其实是分出三派，一派是以学术为主的学术派，一家是以武装为主的任侠派，另一派是依附在学术派的机关派，也就是大家印象里的墨家，墨家机关。
由于墨家学术也是以科研为主体之一导致大家以为墨家都是搞机关的，所以第三派不显于世，导致后人以为墨家只有学术和任侠两派，其实到了墨家后期，学术派虽然也重机关但更多是以钻研思想科研手动能力不显，任侠更是只知道打打杀杀，但两者都需要手动能力为主的机关派辅助，学术需要机关派提供钱财和帮助实验，同时机关派需要学术派提供的科研想法技巧，任侠派则需要机关派提供兵器。
由于机关派学术派相辅相成，所以分别不是很清楚，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到了末期才彻底分离，学术派只会空谈思想哲学，机关派只会科研做工匠，任侠派则彻底脱离墨家。
墨家由于被打压再加上分化彻底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只会空谈的学术派没有了机关派的钱粮科技支持和任侠的保护又有什么用？
科技派没了学术派在朝堂的政治发声和任侠的武装保护再好的科技成果也不过是底层匠人罢了。
至于任侠派则更不行了，连自身安危都没有，没了学术政治保护和机关派的军火帮助也不过沦为黑涩会般的存在。

㈦ 墨家是否主张严刑峻法

若论严刑峻法，法家最为突出。

墨家认为，社会动乱和战争根源于人们之间不相爱的道德堕落，儒家所提倡的“亲亲”根本无助于全社会道德品质的重构，而唯一可行的救世之方只能是“兼相爱、交相利”。

在刑罚方面，墨家主张“赏当贤，罚当暴”“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很合理的。尽管他们在执行的时候，只讲纪律，不讲情面，给人留下严苛的印象，但因其比较公平公正合理，所以不宜称之为严刑峻法。

㈧ 墨子游说各国政要有哪八大"绝技

墨子游说各国政要有八大"绝技，分别叫作：或、假、效、辟、侔、援、推、几。

㈨ 那些什么儒家思想和什么墨家道家佛家还有什么公孙家是什么有什么分别代表什么思想和人

儒家思想，孔子，主礼数。
墨家思想，墨子，主兼爱平生。
道家思想，王重阳，主金丹大道。
佛家思想，释迦摩尼，主大慈大悲。
公孙家，主刑法。

㈩ 为什么商鞅变法 墨家总爱插手

理念不一样，一个注重刑法与杀戮，一个讲究兼爱非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