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06条

㈠ 你如何看待刑法306条

伪证是很容易作的，随便找几个人，告诉他么怎么说，就会形成伪证，这些所谓的证人和律师都会构成伪证罪。几年还不抓一个律师，你觉的是多还是少啊。律师是懂法的，甚至精通法的，司法机关只要敢抓，必定是掌握了确实充分的证据。刑辩律师的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规范。这两起案件，没有冤枉一个律师，他们知法犯法，跟执法人员犯法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危害性极大，必须予以严惩。 同时严惩他们，不是为了打击某一行业，也是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

㈡ 《刑法》306条详细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版证据，帮助当事人权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2)刑法第306条扩展阅读

伪造证据罪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是指在诉讼活动中，唆使、协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伪造证据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对象则是当事人。

伪造证据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伪造证据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伪造证据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㈢ 刑法306条是什么罪

我国刑法分则第306条。是关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碍作证罪的规定。
根据本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㈣ 刑法306条对律师的要求

法律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律师不得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如有上面情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六条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㈤ 你是如何评价刑法第306条

为了能够更好地治理好国家，我们才有了法律。虽然法律的边框有限，但在法律的边框之内，我们是自由的。而如果我们一旦突破了法律的边框之外，我们的人生不仅受到影响，我们还会遭受法律的制裁。还正因为有了法律，我们国家才得以有法可治，有了法律，我们才有了一个基本的底线，有了法律，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而正是因为有了许多这样的刑罚和法律法规的颁布，所以才让我们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不至于在面对一些危害公共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束手无策，我们会没有办法制裁那个坏人，我们要心向着阳光，走在康庄大道上，而不能和那些走在羊肠小道，不知前路是何方向的人一样，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做过的坏事，终将会有法律来制裁。

㈥ 请问资深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时如何规避刑法306条

如果确有调查必要的，方可进行调查取证；对于无调查必要的，不能进行调查取回证。其中答，对于无关紧要、不影响定罪量刑的证据最好不调取，对于已经客观存在的书证、物证可以适当调查取证，对于主观性较大的证人证言或者证人作出的书面证词的调查务必十分慎重，不能轻率或盲目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㈦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对律师辩护的影响

《刑法》“第306条”出台十几年来，不少律师因该条法律受害，刑事案件年年递增，而律师参与辩护的刑事案件却逐年减少，为何？律师的心都凉了。而律师退出刑辩，势必使冤假错案更加层出不穷。
一、“第306条”破坏控辩双方的平衡。
控辩式诉讼的设计，其本意是要在对等的条件下，使控辩双方处于平衡状态，然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处理。“第306条”使律师不敢调查取证，只能从控方的证据中找出瑕疵和漏洞。如果律师参与调查，被告人改变了口供，或证人改变了证言，控方就可以依据“第306条”拘捕辩方律师。控方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完全破坏了控辩双方的对等原则。
二、“第306条”打击了律师刑辩的积极性。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律师只要还有一碗饭吃，都不愿意去触碰“第306条”这个地雷。“第306条”出台后，刑案辩护逐年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恐怕是立法者当初始料不及的。刑案本来收费就低，再加上随时有坐牢的危险，精明如律师者，谁愿意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三、“第306条”是变相剥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
律师可能是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唯一的救星，“第306条”使律师望而却步，致使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律师的帮助和辩护。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形同虚设，实际上是间接剥夺了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而没有律师的辩护，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只有交给道德和良心。而现实告诉我们，道德和良心根本靠不住，为了追求破案率，为了追求办案成绩，各种各样的刑讯逼供已超过了国人的想像力。
四、“第306条”是制约律师制度发展的障碍。
中国的律师制度刚刚起步，像一棵幼苗在风雨中飘摇。“第306条”对律师制度的破坏，这么多年来有目共睹。据全国律协的不完全统计表明，从1997年到2011年共有140多位律师被套上了“第306条”的罪名进行追诉，有30多位律师被判刑。
五、“第306条”给报复律师开了方便之门。
北海四律师伪证案，律师参与辩护的案件都还没有侦破，案件事实均还未水落石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都还未被法院认定，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连犯罪嫌疑人都还不能定罪，但公安机关却先把参与辩护的律师抓起来，荒唐至极。案件都没判，怎么就断定律师错了？说不定最终证明是公安机关弄错了呢？
六、“第306条”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
受到公权力追诉时享有辩护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公民的法律知识有限，在失去自由之后更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尚没有沉默权的规定，而法律赋予他委托律师辩护的基本权利，也因律师不敢或不愿参与辩护而失去。
七、“第306条”是对法治文明的破坏。
我的一位朋友说：“可以没有民主，不能没有法治。”法治是每天在新闻里、报纸上以及官员们的嘴里叫得最响的词汇，而“第306条”恰恰是给法治文明抹黑的条款，是暴力条款。
八、“第306条”是对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的冒犯。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保律师能够履行其所有的职责而不受到恫吓、妨碍或不适当的干涉”。第17条规定：“律师如因履行其职责而其安全受到威胁时，应得到当局给予充分的保障”。调查取证是律师办案的基本权利，但现在调查取证却成了我国律师执业的危险地带，稍有不慎就会因为触犯“第306条”而被刑拘。所以，“第306条”事实上把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剥夺了。
九、“第306条”让新刑法蒙羞。
新刑法为展现法治开明，为了与国际接轨，让律师提前介入，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务，这貌似进步。但接着又出台“第306条”套上一条锁链，“第306条”出台前没听说有律师因为参与刑事辩护而被追诉，“第306条”出台后却一个又一个律师因为参与刑事辩护而锒铛入狱。如果真有律师胆敢以身试法，教唆证人作伪证，那么用刑法第307条足可以定罪处罚，为什么一定要单列一条专门针对律师的伪证罪？
十、“第306条”是传统思维的延续。
按照“第306条”的思维，凡是被公安机关刑拘的人，都是有罪的，必须做出有罪的供述，不招供自然有无数的办法让你认罪。认罪后律师介入，如果翻供喊冤，那必定是律师作怪，引诱嫌疑人翻供或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妨害公安破案。故再想方设法让嫌疑人、证人指控律师诱供，然后把律师收监，公安大获全胜。如此这般，是传统思维的延续。
附：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1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即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㈧ 刑法306条还要扳倒多少刑辩律师

转载一篇《刑法306条的致命缺陷》的文章，帮助你了解306存废之争，供参考。有关律师造假门”再次引发对《刑法》306条的存废争议，主张废除的人认为，306条严重恶化律师的刑事辩护执业环境，是追诉机关报复律师的常用武器，是悬在律师头上随时可能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剑。主张保留的人认为，任何人毁灭、伪造证据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律师也不例外，律师从侦查阶段开始就可以介入刑事诉讼，有权利就必须有相应的制约措施。有道理吗？都有道理。只是大家的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问题，意气飞扬，却忘了法律人还有一个基本职责，那就是从法律技术的层面来探讨一下306条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在讨论之下，我得表明一下身份，我不是律师，也不是公检法，所以不存在利益影响。先看一下306条的原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可以明确的是，如果律师毁灭、伪造，或者帮助毁灭、伪造的证据是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其行为构成犯罪不会有什么争议，太明显了。有争议的是什么呢？第一，毁灭、伪造证据中的“证据”，是否还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李庄案中，新闻报道也好，社会舆论也好，很多人认为教唆被告人翻供，同样构成毁灭、伪造证据，因为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证据的七种形式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推翻了原来的口供，不就是毁灭了原来的证据，伪造了新的证据吗？这种理解有没有道理？答案是肯定没有。且不说在学理上毁灭、伪造证据指的就是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就是从306条的逻辑安排上也可以清楚地得出这一结论。306条包括三种罪状，分别是1、毁灭、伪造证据；2、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3、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如果说言词证据的伪造、翻供，也是毁灭、伪造的一种形式的话，306条就完全没有必要把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作为一种独立的罪状。因为它可以被前面两个罪状所包含。当然大家会有意见，教唆被告人翻供既不属于毁灭、伪造证据，又不属于威胁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被告人不是证人），岂不是放纵了律师的这种教唆行为？我也有点疑惑。但是306条就是这样规定的，何况被告人翻供最多就是认罪态度不好，本身不构成新的犯罪，教唆他人实施不构成犯罪的行为，教唆行为就不能构成犯罪。因此，只能得出结论：律师和被告人可以商议如何回答法庭提问，哪怕是翻供，也不受刑法追究（串供是另一码事，被告人相互之间的指控或包庇，可以作为证人证言处理，串供构成妨害作证罪）。但是，如果其他证据充分确实，当事人应该承担认罪态度不好导致从重处罚的后果。第二，引发对306条的争议，更重要的是306条描述的第三种罪状貌似严谨，其实模糊。什么叫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说起来小学生都知道，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会被曲解和利用。我们可以假设一下，证人在侦查阶段被刑讯逼供作出虚假陈述（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中也是存在的，尽管是少数现象），在律师的说服下，证人改变了证词，虽然这显然不属于律师伪证罪，但是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却可能以此为由报复律师，先抓起来再说。不怕你最后无罪释放，反正你得坐上一段时间班房吃一段时间苦头。在这种可能的风险威胁下（严格的说不是可能，在实践中已经多次发生），律师往往不愿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北京那些大牌刑辩律师都是有背景的，一般律师不能比），即使参加了刑辩，也往往不愿意向证人调查取证（今后还要加上不愿意和被告人商量，李庄的下场就是最好的教训）。在这样一种控辩力量明显不对等的情况，怎么能保证刑辩的质量？怎么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益不受侵犯？因此，结论很明显，306条即使不废止，至少必须修改。修改的要点有三，其一，明确毁灭、伪造证据所指的“证据”就是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而不包括言词证据。其二，明确律师的哪些行为构成妨害证人作证罪，哪些行为是正当的辩护行为。其三，明确在律师的行为是否构成妨害证人作证罪的事实不清，与正当辩护行为难以区分、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从有利于律师执业，保障辩护权利的角度作出解释。

㈨ 《刑法》第306条禁止辩护律师向其委托人披露和宣读辩护人在查阅案过程中知悉的同案被告人供述吗如果

刑法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代理人的伪证罪。据《全国律师协会维权工作报告》统计：1999年至2002年律师因执行职务而被指控犯罪的案件：辩护人妨害证据罪(包括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罪)347起；贪污罪21起；诈骗罪112起；职务侵占罪1起；诬告陷害罪10起；偷税罪11起；泄露国家秘密罪两起；中介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罪两起。
与近年来各级法院审理刑事案件不断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2006年以来，陕西省律师的刑辩出庭率一直在急剧下降。据统计，2006年，陕西省律师平均每年受委托进行刑事辩护的，已经从2003年的1.56件下降到1.16件。也就是说，平均一位律师一年接手的刑事案件，只有1件左右。在北京，这也是一个让人忧心的数字，据统计，北京律师年人均办理刑事案件数量已下降到不足1件。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北京有律师5495人，全年办理刑事案件4300件，占年度业务的10.2%。人均办理刑事案件从1990年的2.64件下降到2000年的0.78件。这一统计数字现在还要大打折扣——现在北京的律师已经有8000多人，规模已较4年前增加近六成。越来越多的律师不想做刑事案件。刑事辩护律师动辄出“事”，法律界诸多人士以为《刑法》306条难辞其咎。 刑法第306条的弊端，在法学界、律师界已是共识。2006年，全国人大代表、陕西大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燕，就曾在“两会”中提出“废除刑法306条”的议案。当年，她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律师执法检查，结果，检查组发现，来自律师界最强烈的呼声便是取消律师伪证罪。她在议案中提出，这一条客观上已造成律师执业环境恶化、控辩双方失衡加剧、职业报复迭出、律师声望受损等弊端，应当予以尽早修改。 刑法第306条的恶劣之处在于，它向悬在律师头顶上的一把剑，为公、检机关的“职业报复”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它的不公与危险在于，你无从知道它什么时候落下来。自1997年以来，刑法第306条立法的负面效应，给本来步履维艰的律师刑事辩护工作雪上加霜。刑事辩护职能的弱化甚至消失，已成为近年来冤假错案频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刑事诉讼的抗辩制度设计中，担当查清事实重任、牵制公、检机关公诉权的被告人辩护权，正在严重萎缩。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冤案，如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河北聂树斌“奸杀”案，均与律师未能积极有效地辩护、与检方对抗有关。
刑法第306条原文：“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什么叫毁灭、伪造证据呢？这里对“证据”没有明确界定。从法理上讲，有罪的行为应该是指对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的伪造或毁灭。而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界定的七种形式却包括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如此一来，荒唐的应用后果出来了：被告推翻了原来的口供这种非常合理的行为，居然可以成为“毁灭了原来的证据，伪造了新的证据”的律师犯罪行为。
什么叫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呢？这里对“引诱”没有阐明、作出界定，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会被曲解和恶意利用。律师采用一些询问技巧来询问证人时，也被认定为“引诱”。另外，假设证人在侦查阶段被刑讯逼供作出虚假陈述，在律师的说服下，证人改变了证词，虽然这显然不属于律师伪证罪，但是公、检机关却可能以此为由报复律师，先抓起来再说。不怕你最后无罪释放，反正你得坐上一段时间班房吃一段时间苦头。在这种可能的风险威胁下（在实践中已经多次发生），律师往往不愿从事刑事辩护工作（北京那些大牌刑辩律师都是有背景的，一般律师不能比），即使参加了刑辩，也往往不愿意向证人调查取证（今后还要加上不愿意和被告人商量，李庄的下场就是最好的教训）。在这样一种控辩力量明显不对等的情况，怎么能保证刑辩的质量？怎么能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益不受侵犯？
由以上分析可见，刑法第306条是一条不折不扣的恶法条例，必须取缔或作重大修改，否则中国法制形势会严重恶化下去。我做为一个守法公民，出于保护我自己安全的理由，做出强烈的呼吁。虽然我们所处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律师制度的存在，是与文革时期相比的一个重大进步，我们不能容忍在此基础上的任何倒退。我们的社会需要律师，尤其是需要刑辩律师！
有一些不懂法治为何物的人，对律师拿钱为人辩护很不感冒，认为律师不该为了钱而积极地为“坏人”辩护。著述《国富论》的亚当斯密说：“我们每天所需的饮食，不是出自屠户、酿酒人和面包师的仁慈，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同理，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在法律的框架内，为当事人所作的一切算计都是正义的。律师受当事人委托，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辩护，同时也在利及他人。律师从当事人出发，司法机关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追寻那个叫真相的东西。律师的作用，归根结底是指向程序正义的。律师为“坏人”效劳，其实也是为了社会上每一个好人。所以说刑法第306条的立法初衷是不符合程序正义精神的。

㈩ 刑法306条的规定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
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