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孙鹏

❶ 孙鹏的荣誉奖励

1.2014年被西南政法大学授予首届“西政名师”称号；
2.2009年被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重庆市名师”称号；
3.2004年获第九届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校青年教师奖（教学类）”二等奖；
4.2002年被遴选为重庆市首批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5.2012年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奖作品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法律实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实践》）；
6.2002年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奖作品为《民法教学模式改革》）；
7.2010年入选搜狐教育、评师网联合发布的“全国最受欢迎百佳教授榜”；
8.2009年被“中国评师网”评为“重庆市最受欢迎十大教授”；
9.2001、2002、2003、2005年均获“挑战杯”大学生课外科技作品大赛“优秀指导教师奖”；
10.1998年、2003年被评为西南政法大学“优秀教师”；
11.2001年被西南政法大学学生评选为“我最喜爱的老师”；
12.1998年获西南政法大学教学竞赛优秀奖；
13.主持重庆市首批精品视频公开课《民法系列课程》，参与国家精品课程《民法学》、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民法学》的课程设计，并担任核心教师。 14.2013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15.2013年获重庆市第二届“优秀中青年法学专家”称号；
16.2005年获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优秀科研成果（专著）一等奖（获奖作品为《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
17.2010年获重庆市优秀期刊论文三等奖（获奖作品为《去除时效制度的反道德性——时效制度存在理由论》）；
18.2006年获中国法学会“物权法研讨会”征文三等奖（获奖作品为《论不动产物权登记信息公开制度》）；
19.2006年获西南政法大学第11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获奖作品为《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
20.2004年获西南政法大学“世再科研优胜奖”；
21.2006年被评为重庆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
22.2009、2013年被评为重庆仲裁委员会优秀仲裁员。

❷ 物权发生变动的具体方式方法

物权变动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模式。

1. 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谓意思主义，就是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除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的要件。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绝对意思主义和相对意思主义，前者是指物权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绝对的移转效力，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其立法学者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正如孙鹏先生指出“《法国民法典》最初奉行的是‘绝对意思主义’，公示手段对物权变动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性特征丧失殆尽，有违物权的可支配性特征，现今已没有国家采取此例。后者是指买卖契约有效成立时，所有权即行移转，但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的物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
2.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形式主义，则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可分为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前者是指物权变动需要一个单独的物权行为，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即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交付或登记——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后者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债权合意外，还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就是在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❸ 论格式合同的控制论文（经济法）

引言
现代化生活的高速节奏，迫切要求交易的快捷与方便。格式合同自产生以来，以简化的缔约程序等其他合同形式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适应这一需求，迅速扩张，成为许多领域（如公用事业）交换形式的主流和现代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占有垄断地位的企业常常利用格式合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其手段多种多样，消费者常常只能无奈的接受这些不公平的存在。本文对一起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做简要分析，初步探讨如何对格式合同进行控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事件经过的陈述
寒假里，我和几个朋友前往某地风景区旅游。到该省客运中心乘坐旅客大巴，客运价目表上明确标示，价格60元，春运期间上浮30%，即78元。拿到车票，却见车票上加订了一张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价格为2元。我们向售票员主张不要保险，她明确指示我们，在售票窗口上贴有一告示，上面写着：“乘车应当同时购买保险一张。”
我们声称事先没有看到，要求退保险。她回答：“只能和车票一起退。”我们只能拿着保险单上了车。在车上，我们询问司机，是否可以不买保险，司机答到：“根据规定，必须买保险。不买保险，出现事故，责任自负。”后来几天，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以致于我们都习惯了这种思维方式，二话不说，买下一大堆保险单，而据我们的观察，其他游客也没有人提出质疑，大家都觉得购买车票时应当同时购买保险，合情合理。
二、格式合同的特征及弊端
（一）格式合同的概念及特征
格式合同是指一方当事人为了反复使用预先拟订的，并由不特定的第三人所接受的，在订立合同时不能与对方协商的合同1（本文所讨论的格式合同主要指消费格式合同）。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合同条款是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订的，目的在于重复使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格式合同的是那些同种交易频繁发生的领域，如邮电、交通运输、保险等行业。此时，由提供商品或服务一方制订格式合同，与不特定人交易，节省了个别订约所需的大量时间和费用，促进交易发展。
（2）合同的内容具有不可协商性。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当事人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性排除了双方就合同内容进行协商的可能性。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往往具有较强的实力，占有法律上或事实上垄断地位。法律上的垄断是指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对铁路、自来水、煤气、电力供应等特殊行业或领域拥有的垄断经营权。事实上的垄断是指当事人经济上的强大优势，使其在该行业或该领域中，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经营权，如保险、运输、汽车销售等。基于这种垄断地位，格式合同的相对人只能对这表示全部接受或全部不接受，即“要么接受，要么走开”（take it or leave it）。其次，使用格式合同的目的在于节约时间，如果格式合同的内容是可以与相对人协商的，其订约过程简单快捷的功效便无法发挥，优越性也无从体现，其设立的目的就无法达到。格式合同内容的不可协商性也导致其格式标准化、定型化的特点。
（3）格式合同的适用对象是社会上不行定的消费者。因此，格式合同也具有广泛性与普遍性。
旅客运输合同，简称客运合同，是指承运人将旅客及其行李从起运地点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公路旅客运输在各地区都由统一的客运部门承担，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客运合同的价款、运输时间、运输路线都由承运人事先拟订，旅客只能在购票或不购票之间进行选择，一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显而易见，公路客运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
保险合同是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或保险公司统一制订提供给社会公众的，投保人和保险人一般不得将已标准化和定型化的合同予以任意更改，也是典型的格式合同。
（二）格式合同的弊端
格式合同的特征决定了格式合同的使用和内容由提供者单方决定，当事人之间的协商自由几乎丧失殆尽。格式合同提供者常常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将一些有利于自己不利于消费者的条款订入合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的损害。如：减轻或免除合同使用人的责任、限制或剥夺相对人的权利、加重相对人的责任、规定由合同使用人决定争议解决方式或选择仲裁机构、就与合同无关的事项限制相对人权利等条款。面对此类不公平条款，消费者别无选择，只能无奈的接受。一个普通消费者与一家大公司的交易，就成了“一个手无寸铁的弱者在一个手执尖刀顶着其喉咙的强者面前达成的交易”。格工合同成为强者鱼肉弱者的工具。客运中心要求旅客在订立客运合同的同时订立保险合同，就是旅客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
权衡格式合同的优势与流弊，需要国家给予相应控制，树立合同正义的理念，一方面增加弱者一方的权利，强化对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限制强者一方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双方地位的平衡，从而发挥格式合同的优势。
三、对格式合同的控制
（一）合同缔结阶段的控制
1．自愿原则是指法律确认民事主体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进行民事活动的准则，它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当事人所有民事活动的始终。自愿原则的核心是合同自由原则，其中，“契约之债权债务关系只有依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时才具有合理性，是契约意思自同的核心”，即：合同的订立贯彻意思自治。《合同法》第四条指出：“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保险法》第十条规定：“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面对格式合同，尽管相对人对合同的内容没有自上协商的权利，但也必须有概括的接受和不接受的意思表示。格式合同的制订人与消费者订约时，应当充分尊重对方的自主自愿，不得强迫引透他人接受合同。可见，尽管客运合同与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其订立仍然是消费者自己决定的，消费者对可以接受也有权拒绝。客运中心无权强迫消费者订立保险合同。
2．强制保险是对缔约自愿原则的限制
《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指出：“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以外，保险公司和其他单位不得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在我国，根据特殊需要，存在强制保险的形式。强制保险又称法定保险，是由国家分布法令强制实施的保险。如轮船、铁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等，它是对旅客自愿缔结保险合同的一种法定限制，除此之外，任何人不能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此前，飞机旅客也有强制保险，但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健康赔偿暂行规定》第七条指出“旅客可以自行决定向保险公司投保航空运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从而解除了对旅客自愿缔约的约束，体现了国家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对于公路旅客运输，我国并无专门法律规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公路旅客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1998年10月25日银发[1998]511号）指出：国发[1984]27号文件的适用范围，只限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并未涵盖所有公路客运业务，各地运管局不能据此规定所有营业性公路客运都进行强制保险。交通部1988年制订的《汽车旅客运输规则》不属于法律或行政法规，因此也不能规定强制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应由旅客自愿向保险公司投保。据此，对公路旅客订立保险合同的问题适用《合同法》与《保险法》的一般规定。保险合同与客运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在订立公路客运合同时强制订立保险合同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客运合同的使用人利用相对人对客运合同的迫切需要强制其订立保险合同，是违反法律规定和缔约自由的理念的。同时也可视之为《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违反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条件”的行为，给予明令禁止。
3．如果旅客自愿选择订立保险合同，承运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也不能因此而免除。“航空运输旅客可以自行决定向保险公司投保航空运输人身伤害保险。此项保险金额的给付，不得免除、减少承运人应当承担的赔偿金额”（《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第七条）。很明显，客运合同与保险合同之间完全没有牵制关系，各自独立生效，当事人对两者的选择是独立的、自愿的。
在格式合同领域，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保障其自愿缔造合同的权利。对于利用消费者的急迫需要而强制消费者订立其他合同的，是合同提供一方“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是可以变更或撤销的。在司法实践中，若消费者主张其他合同的订立是违背真实意愿的，法官可以支持当事人撤销合同。对于这样的行为，也可以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给予查处，或由行业主管机关明令禁止并严格监督执行。
4．强制缔约
在对消费者自愿缔约的权利进行保障的同时，法律还对格式合同提供方的自由进行限制，即强制缔约。强制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对对方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的义务。它主要适用于邮政、电信、电业、煤气、天燃气、自来水、铁路、公共汽车、出租车、医院等公用事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这时对合同自由的一种限制，防止格式合同提供一方倚仗自身的强大实力，任意拒绝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服务，以保障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及生命安全。它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合同正义原则对合同自由加以修正和限制，是格式合同领域当事人双方合同自由的平衡。根据这一要求，在文中所举事件中，即使旅客不愿意购买的保险，承运人也无权拒绝运送旅客。
（二）格式条款的订入及效力
格式合同由一方当事人先拟订，其内容通常包括合同的主要条款。对于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法律及学理上都有明确的规则。《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可见，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尽到提请对方注意的义务，未尽到提示义务或者拒绝说明的，该条款视为未订入；该格式条款不公平的，亦视为未订入合同或不生合同效力。
1．“乘车应当同时购买保险一张”的条款是否纳入合同？
对于该条款是否已纳入客运合同，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1）格式条款的使用人有合理的提请相对人对格式条款加以注意的义务，提请注意须在合同订立完成之前，并达到使相对人注意到格式条款存在的程度。这是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积极条件。提请注意的方法，根据特定的环境，可以有向相对人有示格式合同条款和张贴店堂告示等公开方式两种。其中，以“个别提请注意”为原则，以“公开张贴告示”为例外。而提请注意须达到保种程度才算充分，原则上应以社会上一般人的认识水平为标准加以判断。对于客运合同，其价格、运输时间、运输路线等均以店堂告示的方式告知公众，公众在缔约之前会认真考虑。因而，认定在此情况下，公告的方式完成了合理提示的义务。客运中心将“乘车应当同时购买保险一张”的字样贴于售票窗上，并在旅客购买车票时由售票员个别提请注意，尽到其提示义务。所以，该条款纳入客运合同。
（2）由于格式合同的反复利用，甚至出现同一个人对同种格式合同反复利用的情况，消费者对对方提出的条款更多的情况是不假思索、不知不觉地接受。消费者已经习惯地把这种条示当作合同的主要条款，必要组成部分。基于这种认识，旅客认为在乘车时，理所应当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它是客运合同的一项。在此种情况下，只要消费者未做相反意思表示，它就作为一种普遍接受的惯例纳入了格式合同。
（3）第三种观点的结论与以上两种看法大相径庭，认为该条款没有纳入客运合同，其学理依据是该条款属于异常条款。
格式条款要纳入合同，必须不属于异常条款，学者称之为格式条款纳入合同的消极条件。所谓异常条款（或称不寻常条款，surprising clauses），是指依交易的正常情形显非相对人所能预见的格式条款。德国《一般合同条款法》第三条规定：“一般契约条款之条文，依客观情况，尤其是契约外观衡量这显示异于寻常，以致相对人必不考虑接受者，不能成为契约之一部分。”《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2.20（1）条规定：“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则该条款无效，除非对方明确表示接受。”所以，学者认为，合同所属法律典型原为该合同通常可以期待的权利义务分配的样板，如果合同中的格式条款与此样板相差甚远，表明该条款非对方始料所及，应列为“异常条款”。在客运合同中，旅客能够知道自己必须接受价格、运输时间、运输路线等的约束，却不能预料到乘坐客车还要购买保险。“乘车应当同时购买保险一张”这一条款并非客运合同的必要条款，应当认定为异常条款，在合同中加以排除。
关于异常条款的规定，对处于弱势的消费者来说，显然是一种有较大弹性空间的保护，对格式合同提供者利用消费者不熟悉业务而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是强有力抗辩。但是，我国合同法并未对此做出规定。法官在判断格式条款是否纳入合同时，可以参考这一理论，将格式条款订入合同的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对于不符合条件的条款，直接否定其纳入合同的可能性。
2．格式条款的无效
《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况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依此规定，格式条款纳入合同后，除在一般合同无效条件成立时无效外，还有三种情况可导致其无效，即：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队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1）格式条款不得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凡是不公平合理的、存在排除消费者权利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这里的权利不应当局限于消费者依据合同的性质所享有的权利，还应当包括消费者就与合同无前的事项所享有的权利。如果格式条款超过合同权利义务范围，对当事人与他人进行交易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无疑是不公平的。旅客是否订立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与客运合同并无关联，须由其自己决定。客运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对这一权利做出限制，要求旅客必须购买保险，显失公平，应判断其无效。
（2）格式条款不能免除己方责任，加重对方责任。在客运合同中，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的旅客伤亡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所谓“不买保险，出现事故，责任自负”的声明明显违背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应视为无效。又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经营者应当履行“三包”的义务，而经营者在其制订的格式条款中回避了该义务，则该条款因违反法律而被视为无效。
3．格式条款的撤销及变更
对于格式合同中有的条款显失公平，能否撤销及变更，我国《合同法》并未做出规定，而在实践中，许多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并不愿意宣告合同无效，只愿意撤销或变更合同条款。此时，应当允许消费者变更该格式条款，以保障交易进行。在上述事情中，旅客本身是愿意签订客运合同的，只是不愿意同时签订保险合同，因而应该允许当事人撤消该条款，由其自由决定是否购买保险。这种允许并不是对格式合同内容具有不可协商性的背叛，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利用合同正义来修正合同自由，维护公平和正义。
（三）格式条款的解释
1．在格式合同履行过程中，当合同条款出现含义不明或有多种理解时，需要对其作出解释。《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解释做出了规制：“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1）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也就是应当可能订约者平均、合理的理解对格式条款进行解释。格式合同提供给不特定的消费者使用的，就应该考虑消费者的平均接受程度。
（2）对条款利用人作不利的解释。格工条款是由提供者单方拟订的、未与消费者协商的条款。提供者极可能故意使用或加入意义不明确的文字，以牟取己方利益。同时，格式条款提供方往往拥有强大的实力，它本身有能力对自己制订的合同条款作周全细致的审查，本身有可能预见到不利解释所带来的后果。作出对条款制订人不利的解释是合理的，也有利于提供者使用明确的、双方均易理解的合同内容，保证效易正常运行。
（3）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非格式条款是双方协商的体现，包含有双方意思表示的内容，在格式条款与之发生矛盾时，应以尊重双方合意优先。
（4）限制解释的原则。格式合同本由提供者事先拟订，对其单方意思，不应该做扩大适用。
2．格式合同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免责条款。对于免责条款的解释除参照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及一般格式条款的解释原则之外，还应注意一点：不得将免责条款的合意视为“自甘冒险”的解释的原则。旅客在客运合同提供方作出“不买保险，出了事故，责任自负”的声明之后，仍未买保险，不能视为“自甘冒险”而免去承运人的赔偿责任。
（四）格式合同的解除
对于合同成立后对当事人双方的约束力，《法国民法典》1134条有着经典的描述：“依法成立的契约，在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法事人双方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对此也做出了规定。自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合同产生约束力，当事人双方都应按合同约定善意地履行，除非双方达成协议或满足法定的原则，一方当事人无权单独解除合同。
1．在格式合同中，常常包含允许利用人单方任意解除合同的条款。这样的条款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为不公平条款，应判定其无效。
2．然而对于消费者，有的国家（如法国）法律却相当的宽容。它赋予消费者一定期间内对已经订立的格式合同予以单方反悔的权利。在这段法定的期间内，当事人的反悔是合法的和无偿的。这样的规定值得借鉴。鉴于消费者所处的不利地位，在其接受格式合同之后一定期间内，让其在知悉合同内容（许多格式合同在订立后才能知道具体内容）和了解商品或服务质量及性质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如果消费者觉得该商品或服务远不能符合自己的要求，可在规定期间内单方面、无偿解除合同，以弥补在合同订立、合同内容等方面作选择时所受到的限制。例如，时下流行的网上购物，消费者由于不能见到实物，其选择可能是不符合内心真意的，商家也往往利用这一点销售不合格产品，如不赋予消费者这项权利，其权益必然受到极大侵害。目前，在许多适用格式合同的领域，格式合同使用人也允许消费者在一定期限内单方反悔，但解除合同必须支付手续费、罚款，且金额较高，或者“期限”时间规定的非常短，严重限制了消费者解约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应做进一步改进，由各行业统一制订“允许消费者在合理时间（根据行业特点做明确规定）无偿解约”的规定。这种做法，是对消费者意志自治的尊重和延伸保护。
所以，国家应该充分重视对格式合同的控制，在司法实践中和行政管理中，严格贯彻实施上述的制度和原则，使格式合同的利用人制订尽可能公平的格式条款，而且保证消费者在遇到不利情况时，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阶段和具体情形，要求撤销解除格式合同或宣告格式条款无效，用最适宜的救济途径，最大化的保护自己的利益。
四、结语
格式合同已然充斥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无论你喜欢还是排斥，它正广泛持深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在意思自治的体制下，规制不合理地交易条款，维护合同正义，使经济上的强者，不能凭借合同自由之名，压榨弱者，是现代法律所面临的艰巨任务。高举合同正义的旗帜，对格式合同进行控制，是目前普遍的越势。从格式合同的订立、格式条款的订入及生效、格式条款的解释、格式合同的解除等合同关系发生的不同阶段的相应制度着手，各阶段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可以是一种有效而且可行的手段。我们的目的就是，通过各方面努力，克服其流弊，发挥优势，保障交易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实现合同正义。
参考书目及文章：
1．王利明主编 《合同法要义与案例析解•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2．崔建远主编 《合同法》（“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
3．王利明崔建远著 《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2版
4．尹 田 《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
5．姚 辉 《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1999年
6．王洪亮主编 《合同法难点热点疑点理论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7．孙 鹏 《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
8．高圣平 刘璐 《民事合同理论与实务•定式合同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
9．杜 军 《格式合同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
10．梁书文《合同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速查与适用手册》（上、下）人民法院出版社
11．张新宝 《定式合同基本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
12．王利明 《对<合同法>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载《政治论坛》1999年第6期
13．王利明 《论对标准合同的控制》载《民商法研究》（修订版）第1辑
注：
1．王利明主编《合同法要义与案例析解•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93页
2．尹 田 《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121－122页；孙鹏《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第222－223页
3．建远 主编《合同法》（“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第444页
4．斯纳（Richard A Posner）语，经济分析学家。引自 姚辉 《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5．尹 田 《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转引自 高圣平 刘璐《民事合同理论与实务•定式合同卷》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第44页
6．利明 《对<合同法>规定的格式条款之评析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 第2页
7．王利明 《论对标准合同的控制》载《民商法研究》修订版第1辑 第541页
8．徐开墅 《民商法词典》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41页
9．参见《轮船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一条；《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第一条
10．《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 乘人之危，是指行为人利用对方当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险处境，迫使其作出违背真意的意思表示。
11．崔建远 主编《合同法》（“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第342页
12．王洪亮 主编《合同法难点热点疑点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第88页
13．王洪亮 主编《合同法难点热点疑点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第89页
14．张新宝 《定式合同基本问题研讨》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 第50页
15．王利明 崔建远 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2版 第196页；崔建远 主编《合同法》（“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第57页
16．王洪亮 主编 《合同法难点热点疑点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第90页
17．刘宗荣《定型化契约论文专辑》第32页 转引自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第2000年第2版 第58页
18．孙 鹏 《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1年 第232页
19．王利明 主编《合同法要义与案例析解•总则》第110页
20．崔建远 主编《合同法》（“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第342页
21．尹 田 《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130—132页
22．王泽鉴 《民法债编总论》第1册 第77页 转引自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第193页

❹ 物权变动的模式有哪些

一：物权变动模式是指物权发生、变更、消灭的法定方式。

二：物权变动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模式。

1. 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谓意思主义，就是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除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的要件。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绝对意思主义和相对意思主义，前者是指物权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绝对的移转效力，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其立法学者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正如孙鹏先生指出“《法国民法典》最初奉行的是‘绝对意思主义’，公示手段对物权变动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性特征丧失殆尽，有违物权的可支配性特征，现今已没有国家采取此例。后者是指买卖契约有效成立时，所有权即行移转，但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的物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

2. 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形式主义，则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可分为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前者是指物权变动需要一个单独的物权行为，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即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交付或登记——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后者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债权合意外，还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就是在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❺ 中国物权变动模式

在物权法出台之前，通过对我国民法体系中关于物权变动规则分析，很容易看出我国采取的是一种相当于折衷主义的立法模式。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担保法》41条关于不动产和准不动产的抵押规定为：“当事人依本法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43条关于动产抵押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等等。我国的这种立法模式，一方面认为债权的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承认物权行为；同时又认为仅有物权变动的意思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还必须经过登记或交付，也就是公示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动产抵押上，我国民法规范采取的却是登记对抗主义。

总体说来，我国民法现有规范关于物权变动采取的变动规则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但是却缺乏理论和制度上的逻辑性。

我国目前正在讨论中的《物权法草案》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规定，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第二十七条规定， 动产所有权的转让和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第二十八条 规定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等等。

物权法草案采取的立法模式大体上是继承了我国民法原有的立法模式，采取的是折衷主义，不动产的公示为登记，动产的公示为交付，经过公示后，物权才能发生变动的效果。由于准不动产的价值大小不一，对其无论是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还是以交付为公示方式，都不能完全符合社会经济流转关于交易安全和迅速的要求，所以对于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物权法草案以交付为物权发生变动的要件，以登记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

在我国现行理论及实践框架下构件物权变动规则以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的思考

物权变动不管采取的是哪一种立法模式，其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能够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和迅速，要维护交易安全和迅速，关键在于能够在保护交易时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交易双方的交易公平。法国式的“公示对抗主义”偏重于交易的迅速，但是却是以不安全的交易为代价的，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法国的动产与不动产都使用的是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我国现在市场经济民事法律体系下，显然是不能对动产交易和不动产交易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德国式的“形式主义”立法，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只要物权行为一经设定，物权就告移转。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使得在原因行为有瑕疵的时候，如债权合同被撤销或者无效的时候，物权的权属状况仍不改变，卖方只能够依照不当得利向买方行使请求权。但是，物权行为无因性却能够很好的保障第三人的利益，符合交易迅速的要求，第三人再向买方交易的时候，只要求买方的物权符合法定公示的要求，而不必担心其物权原因是否有瑕疵。我国采取的是相当于折衷主义模式，我国的物权法理论的主流并不赞同物权行为无因性，当债权合同因为瑕疵被撤销或无效后，卖方可以以物上请求权向买方请求返还，这样更有利于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这种折衷主义模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了物权行为的客观性，但是我国的物权法理论为了避免无因性对出卖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否定了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本人认为，我国的这种立法模式有利于保护交易中第三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但是，应当从理论上对它进行完善，并从形式上构建逻辑严明的立法模式。

首先，应当承认物权行为的客观性，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找到理论上的依据，但是，承认物权行为并不意味着必须承认物权行为无因性。物权行为的有因还是无因只应该是立法的选择而已，应当从实践上，从制度是否能实现市场经济的交易迅速、安全和公正上来确定。

其次，我国的物权变动理论规定了公示公信原则，但是不能仅仅依照这个原则来实现交易的迅速和安全，而是要对它进行一定的补充和完善。公示原则规定物权的变动必须以一定的可以从外部查知的方法表现出来。公信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公示后，当事人如果信赖这种公示而为一定的行为，即使登记或者交付所表现的物权状况与真实的物权状况不相符合，也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物权法草案中也规定了相应的原则，不动产以登记，动产以交付为公示方式。可以说公示为处于交易之外的第三人提供了保障，只要没有公示就没有物权变动，以公示确定权利的性质与归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定纷止争，维护交易安全。公示的公信力重在保护第三人，真正的权利人即使能够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公示暇疵确实存在，而且自己对于公示的暇疵并无过错，对公示的公信力仍不产生影响，第三人仍可藉公示的正确性推定和自己对于公示的暇疵不知情而获得保护。 最后，不动产和动产虽然都属于财产范畴，但是他们的性质却有很大的差别，在我国现有的立法框架中，不动产的公示方式和动产的公示方式从效力上来说也是有差别的，所以，本人认为应当区分不动产和动产，确定物权变动的规则以达到有利于促进交易，保障交易安全的目的。

关于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

对不动产适用公示公信原则来确定财产的归属与变动符合物权变动迅速和安全的要求。

不动产权属和变动的公示为登记。不动产登记是权利人申请国家有关登记部门将物权的设定移转、变更、消灭等物权事项依据法定的程序记载于登记簿的事实。它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第一，登记机关。此即对不动产的权属和相关事项进行记载的人或机构;第二，登记对象。即作为物权客体的物。 第三，以书面记载的方式实现。口头的方式一般不能成立登记。但是书面记载可能包括多种形式，可以表现为一般的记载，也可以表现为正式的登记表格填造，还可能是计算机数据库的建立等等。以不动产的登记作为物权公示的方式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由于登记机关是国家的相关部门，所以其形式上的准确性可以得到保障，并且不会有被随意更改的危险。其次，这种登记能够以一定方式被外界知晓。不动产登记制度作为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具有相当的公信力。第三人基于不动产公示，能够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这对于保护善意第三人是十分有利的。最后，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很少会产生错误登记，即使产生了错误，由于其责任在登记机关，而登记机关是公权力机关，对于利益的损失人，能够进行有力的赔偿。当然，不动产登记公示的优势是建立在登记审查制度的严格、严密的条件下的。在建立了完善的登记制度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使用公示公信制度就能够很好的保障交易的迅速和安全。

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进行了法条上的规定。这种不动产物权的公示公信制度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同时这种立法模式，实质上是承认了物权行为的客观性。债权行为不能直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而是要经过登记，登记后才能产生物权变动。并且这种物权在转给第三方的时候，第三方不需要考虑前手的交易是否有瑕疵。我国的物权法理论主流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客观性，但是在立法实践中，却体现了承认性的效果。

❻ 哪位大侠能说说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对于物权共有权处分方面的法律规定吗

什么是无权处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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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蒋华胜

一、处分和处分行为的内涵处分作为民法上的基本概念，其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和法律上的处分，事实上的处分指权利人对物或权利加以变更或消灭，使其形态加以改变，如把木材加工成桌椅；法律上的处分是指通过法律行为，改变所有物的法律状态，如租借，转让，设定他物权。1要使物或权利发生处分上的效力，不仅要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为债权行为（如买卖合同），而且还要使物权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发生变动，（如动产之交付或不动产之登记），使其价值得以实现，实现交易目的。诚如梁慧星先生所言，法律行为可分为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前者是发生债权债务之行为，故又称为债权行为，如租赁、保证；后者是指使特定权利直接发生得丧变更之行为，如抵押权的设定行为，商标权的转让行为。动产或不动产的买卖虽然属于债权行为，但是债权的行使或债务的履行结果将导致物权的移转、变更，因此既包含负担行为，也包含处分行为2，这是我国大陆学界目前的主要观点。

我国台湾学者对处分行为涵义的研究可谓精细深入，就法律意义而言，他们认为，法律上的处分包括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相当于我国大陆学者的通常观点，但是，狭义上的理解，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因为处分行为有自己的特质，它能使物权直接发生变动3.就上文的论述而言，处分行为的涵义的确有进一步作精细研究的必要，在不同的场合，其有不同的内涵，故吾人应审慎探讨，以克济事。无权处分行为是大陆法系民法上的特定概念，但大陆法系各国的法制背景不同，人们对之理解也不同，概言之，对于无权处分行为的理解和物权变动模式有极大的关系，通过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物权变动模式进行考察，可以对无权处分行为的内涵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二、非物权行为立法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法国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并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把债权行为作为物权变动的原因，认为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一个法律行为应该有债权发生和物权变动的双重效果，故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订立的合同生效，则标的物的所有权理所当然移转，力求对债权行为和物权变动作一体化把握，而没有作严格的区分。法国民法典第71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因继承、生前赠子、遗赠以及债的效果而取得或移转；该法典第1583条作了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双方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既使标的物尚未交付时，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所有权即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由上规定可以看出，仅依当事人之间的合意，物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动。这一立法的原因是法国民法中并无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严格区分，因此在法国民法中，并没有形式主义的物权立法，把物权变动作为债权行为的内容，学者把以法国为代表的物权变动模式，称为法国模式。4在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对债权行为和物权变动作统一的把握，只要债权行为有效，物权变动自然发生，债权行为内包括物权变动即处分行为。因此法国民法上的处分行为的内涵是作广义的理解的，在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下，当事人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并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债权行为本身就是处分行为，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无效，从而将作为无权处分行为之典型形态的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规定为无效。无权处分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是法国在其物权变动模式下的必然的选择，根据其法律的规定，买卖合同生效，标的物的所有权自然移转，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物权变动本身没有自己的构成要件，所以让无权处分人买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生效，则权利人的物权丧失，买受人完整地取得了真实权利人的标的物所有权，对无权处分行为来说，这样严重违背民法的公正理念，损害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只能从反面对其进行限制，对买卖合同的效力进行彻底的否定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所以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其突出的缺点，物权自意思表示一致时发生移转，由于这一移转没有公示，缺乏公信力，第三人很难辩认物权变动的外部表征，这对交易安全非常不利。同时，物权自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移转，由于没有公示方法，容易导致物权重复现象，违背物权的一物一权主义原则，为无权处分行为的实行打开了方便之门。法国法将债权法上的规定和物权法上的规定混在一起，此种方法妨碍了法律的适用，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鼓励交易，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优化资源的配置。在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行为作无效的理解，有检讨的必要。法国民法典对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的效力的否定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崇尚自由的资产阶级本着对人的充分尊重，坚持契约自由，重视对所有权的保障，充分相信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创造能力。5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法国民法典就把先在哲学或政治等其他方面表现出来的观念或趋向法的方面反映出来，各国都依赖法学家在法律上反映新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与制定法的新门类。6法国民法典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言，是对罗马法的反动，罗马法是承认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的效力的，乌尔比安在《论萨宾》上说：毫无疑问的是，可以出卖他人之物的，事实上，这是个买卖契约，只不过物可以从买受人手里被追夺。法国法将出卖他人之物的合同规定为无效，这和罗马法根本不同。罗马法通过使买卖合同有效，但是物权并不移转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而法国通过对买卖合同效力的否定来保护真实权利人的利益，虽然两者的目的相同，但是路径不同。法国法的规定，并非是立法上的唯一选择，法国的选择原因是，当时的社会弥漫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认为人的价值超乎一切万物，个人之意思应受到绝对尊重，因而个人之意思所致，万物应该因应而变化。7鉴于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的局限性，法国的法学家对其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加选择的把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宣布无效，不符合社会经济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主张该条的适用范围应受到限制8.近年来，法国学者针对1599条的不足采取实际行动，力图将其解释为相对无效，而非绝对无效，表明了就买卖他人之物而订立的合同，并非一概无效9，法官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往往改变了民法典的规定。

（二）日本模式：尽管日本民法典的物权变动模式，继受了法国模式，主张买卖合同成立，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但在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效力问题上，并未追随法国，日本民法典第560规定，以他人权利为买卖标的时，出卖人负取得该权利并移转了买受人的义务，其第561规定，于前条情形，出卖人不能取得其卖掉的权利并不移转于买受人，买受人可以解除契约。可见，在日本民法上，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是生效合同，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变动模式上，虽然采取了与法国一致的立场，但在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问题上，并未采法国法的立场，说明了买卖合同生效只能说明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的可能性，根据日本民法典第177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和变更，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其第178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让与，除非将该动产交付，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可见根据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虽然物权发生变动，买受人取得物权，但其不能在交付或登记前对抗第三人，这与法理相矛盾，既然买受人自买卖合同成立之日起，就已经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其所取得的所有权未经登记或交付，却不能对抗第三人，这与所有权的性质不符。10所以出卖他人之物，买受人取得的只是虚拟的物权，并不具有物权的性质，从而也雄辩地说明了，仅有债权行为，并不当然有真正意义上物权变动的发生，债权行为并不能包括狭义的处分行为的内容，作为无权处分行为之典型形态的出卖他人之物而订立的合同，仅指债权合同，原则上应为有效。

三、承认物权行为立法模式下的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历史考察

（一）德国模式：作为物权形式主义的代表，德国民法坚持债权与物权的严格区分，认为在物权变动过程中，存在性质不同的两个法律行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债权行为是负担行为，它使当事人享有债权和承担债务，即债上请求权。物权行为是处分行为，它是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行为，坚持物权行为的独立性。正如谢在全先生言：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互分离，而且是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就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11基于这种严格区分的物权变动模式下，一个物权变动过程被分成两个不同的行为，即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是债权行为，当事人之间的意思合致即可成立，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处分行为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使物权发生移转。有负担行为不一定能发生物权变动，仅有负担行为，对物权不进行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物权之登记，物权没有发生变动。即使动产已交付或不动产已登记，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还是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物权变动后之权利归属能否得到法律确认的原因，就是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德国民法典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认定为效力待定，指的是处分行为的效力待定，债权行为是有效的，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经权利人允许，无权利人对标的物进行的处分，亦为有效；（2）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或者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前项处分亦为有效。就允许而言，第185条第1款只是明确规定，经事先允许的，非权利人可以为有效的处分，亦即处分授权。第185第第2款第一句第一种情形是：非权利人所为的处分并非自始无效，而是效力未定，其效力是可以补正的，处分人取得标的物亦即非权利人自己变成权利人时处分有效，他在接受自己的处分的约束。12德国民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坚持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认为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由物权契约加上公示行为（动产之交付与不动产之登记）构成13，物权变动的效果并不是债权行为的当然结果，而是坚持物权与债权相分离的原则，德国民法典的这种体系，有其突出的优点。

首先，德国民法典的体系为世界上大多数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所继受，说明了德国民法体系的科学性。德国民法坚持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分离，明确区分两种法律行为的不同性质，有利于民法概念的精确把握和民法的体系化建设，对提高人们的法学水平有重要作用。

其次，有利于维护合同秩序的稳定，坚持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物权行为不受债权行为的影响，有利于维护合同秩序；如果以物权变动是债权行为之当然结果14，则不符合生活实际，因为除了占有改定等特殊情况外，只有债权行为，不一定能发生物权变动，否则合同责任就没有意义，而且也不会有违约责任的产生。同时，把物权变动效果作为债权行为的内容，也使合同的约束力视同儿戏，作为合同主要条款的物权变动，如果没有发生当事人所追求的结果，就宣布合同无效，很难维持合同效力的稳定。尤其在无权处分行为的场合，债权行为效力不受物权行为的影响，如果没有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债务人就要承担违约责任，可以有效地使债权人得到法律的救济。

（二）我国台湾地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德国民法中有关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继受15，其第118条规定：无权利人就权利标的物所为之处分，经权利人之承认始生效力，台湾地区的学者通说认为，此处的处分系指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在内，例如甲擅将乙寄存的某画作为已有出售与丙，并依让与合意交付之，该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契约有效，物权行为系无权处分，效力未定16.概言之，在上述两种物权变动模式下，对处分行为内涵的理解大相径庭，如前所述，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债权行为是负担行为，它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是债上请求权，它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

法国民法简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其意思主义的立法模式是以牺牲分离主义立法的合理性为代价的，把对交易便简的要求推向极端，但是它无法解决与传统物权理论的冲突。就无权处分而言，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这显然混淆了买卖合同和物权变动的性质，把出卖人有处分权作为债权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这种立法的结果就是把无权处分行为规定无效。日本民法改变了对无权处分行为无效的不足，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有效的，区分了债权合同和物权变动，认识到债权合同和物权变动不具有必然的同一性。德国民法就无权处分行为而言，仅指处分行为不包括负担行为，在效力认定问题上，债权行为有效，处分行为效力未定。

我国民法理论上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认为物权行为是人工的雕琢，它实际上不过对单一的法律行为有两个相异的观察方式而已。今以捏造两种互为独立之契约，这完全是拟制的，不仅会混乱现实的法律过程，实施法亦会因极端之形式思考而受妨害。17我国的物权变动不同于法国和日本，而是采取了债权行为+公示行为（交付或登记）的债权形式主义，仅有意思表示尚不足以发生物权变动，还需要履行特定的形式，由于债权行为同时也是物权变动的主要生效要件，所以债权行为无效时，物权变动不发生，债权行为有效时物权变动不当然发生。我们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的认定，也应以此为基础，无权处分行为不指物权行为或狭义的处分行为，而是指无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和相对人订立的无权处分的合同，在我国目前的物权变动模式下，只能作此理解，所以本文论述的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就是指无权利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的债权合同的效力。

比较法研究是民法上的基本方法，这种吸收和借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比较与取合过程；不同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对无权处分行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并且都对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作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在进行立法研究时，应进行合理的选择，使其与我国现行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相协调，做到民法的逻辑化和体系化，法是秩序和正义的综合体18，这正是我们进行法律理论研究时的行为准则。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仅指债权合同，这是研究我国合同性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的前提和逻辑起点。

无权处分行为在我国指的是无处分权的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相对人订立的债权合同，有合同法上的依据。第一，从体系安排上说，德国和我国之台湾地区将无权处分行为制度规定在民法总则上，起着统率作用，处分仅指直接使物权发生变动的行为。我国有关无权处分行为制度不是规定在民法总则，而是规定在合同法总则里，就很难作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理解而只能作合同法里的制度。第二，我国合同法把无权处分行为的制度规定在合同法的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里，由于我国传统理论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这样我国的合同法里的无权处分行为指的就是无权处分合同。在合同的效力的统辖下，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行为制度当然仅指无权处分合同。第三，我国民法上对无权处分行为制度的设计之初，有给予了他制度上的定位。1995年1月《统一合同法建议草案稿》（第一稿）第46条规定，以处分他人财产权利为内容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定约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自始有效。行为人不能取得处分权的，权利人又不追认的，无效，但其无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1996年5月—6月的修改，考虑到实践中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与其类似，并照顾到无权处分行为与善意取得制度的关系，遂于第44条（第三稿）规定，无权处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行为人于合同成立后未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无效，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而订立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无处分权分人处分他人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登记取得该财产的，受法律保护，1997年5月14日征求意见稿（第4稿）对第三稿的规定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和简化，将两款合为一款，即其第31条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或者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善意相对人因交付或登记已经取得该财产的，合同视为有效，但该财产对处分权人具有特殊作用的除外。1998年9月4日公布的《合同法草案》则再度将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处分共有财产并入一般的无权处分，其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让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19。从合同法起草人对该制度的设计宗旨来看，债权合同本身就是处分行为，应无疑义，也是我国学界的主要观点。

通过上文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立法体例下，人们对无权处分行为的理解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在实际生活中具体应用，只要我们设计好了精细的法律制度，它一定能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注释：

1 李双元：《比较民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2 梁慧星：《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3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4 孙宪忠：“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31页。

5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

6 勒内。达维达：《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7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状与未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8 转引自刘家安：“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民商法学纵论-江平教授七十华祝贺文集》，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9 我妻荣：《物权法》，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75页。

10 李永军：“我国民法上真的不存在物权行为吗”，《法律科学》1998年第4期，第57页。

11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67页。

12 [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71—772页。

13 王泽鉴：《民法物权 通则。所有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 页。

14 梁慧星：“我国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法学研究》1989年第6期，第59页。

15 史尚宽：《民法总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5页。

16 王泽鉴：《民法物权 通则。所有权》，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

17 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22页。

18 [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19 孙鹏：《合同法热点问题研究》，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页。

❼ “物权观念化”到底是什么概念呀

一、从放任主义到法定主义

关于物权的创设，历史上曾有放任主义与法定主义两种主张。在日耳曼法中，认为有占有的权利就是物权，所以占有的取得可以对应任何权利，不动产依据伴随的登记要件就有成为物权的可能。1974年的普鲁士民法典认为特定物的债权依据标的物的交付或者在抵押登记簿上进行登记即可物权化，即所谓的“取得权源和形式”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以不存在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与对立为前提的。而在罗马法上，物权与债权有着严格的区分。物权概念被理解为是对物的直接支配权，并使它所有的排它的、绝对的性质与债权相比有着强有力的效力，这即是物权限定的理由的起因。但是由于当时罗马物权公示制度还不发达，所以罗马法中必须采用物权法定主义的基础也仅在于“自由保护”和“简明化的社会”的要求。[①]后来，罗马法因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影响日大，以致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采物权法定主义，例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均以法律明文规定，瑞士、奥地利、德国民法虽无明文规定，但解释上也都认为有此原则。[②]

二、物权法定主义的理由和长处

罗马法最初采物权法定主义虽仅因出于“自由保护”和“简化社会”的目的，然而该原则历经若干世纪的发展，其意义已远不止此。许多学者都对物权法定主义的存在理由及长处进行了探索。王泽鉴先生认为，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因为：[③]（1）物权之绝对性；（2）物权其用之经济效用；（3）交易安全之便捷；（4）整理旧物权，适应社会需要。谢在全先生认为，物权法定的理由为：[④]（1）确保物权之特性，建立物权体系；（2）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物权之复活；（3）便于物权之公示，确保交易安全与迅速。梁慧星教授认为，之所以采物权法定主义，主要立法理由为：[⑤]（1）保障完全的合同自由；（2）维护交易安全与便捷。综合各家学说及现实情况，笔者认为，物权法定的理由及利处主要为以下方面。

（1）维护物权之绝对性。物权的绝对性表现为权利主体对特定物享有直接支配的权利，这种权利只需权利主体意愿就可自由行使，不需他人之义务协助。反过来说，也即权利主体以外的人，对权利主体就特定标的物的直接支配权负有容忍义务，不得干涉，否则即为侵犯权利主体的物权。若物权不法定，得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则同一物上可能会同时并存若干相冲突的物权，这样，每一物权人就不能独立自由地支配标的物，而需得其他物权人的许可。如此物权的绝对性就不复存在。

（2）维护交易安全与便捷，保护第三人利益。学者多认为，若得由当事人自主创设物权，则在特定物的流转过程中，可能会因多次流转，而被不同的人先后设定不同的物权，以致流转到后来，不知物上已设定了多少物权，每一物权的具体内容为何。若某一买受人不知情形而购买一已设定有不同物权之特定物，则其必然不能自由支配该物。各物权人必争先对同一物主张自己的物权，由此，在社会商品交易中，就会产生障碍。要么买受人先查清物上到底有多少物权，具体内容又为何；要么干脆不进行交易。前者显然不经济，而且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后者，则有违经济发展之理念。社会经济的发展，显然离不开丰富的商品交换。因此，为了鼓励商品交易，免除买受人的后顾之忧，确保买受人交易目的的有效实现，法律有必要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进行限定，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进行适当限制。然而法律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并不是对私法自治的否定，而是一种最大程度的保障。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存粹或绝对的个人自由必然导致权利主体之间的不自由，自由永远不能绝对化，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绝对化的。自由只是一定限度范围内的，也只有有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现实的自由。所以“私法自治之成为可能，物权法定为其前提。”[⑥]

（3）便于物权之公示。为便于交易安全、便捷地进行，必须得使市场主体能充分的了解交易信息，增强物权的透明度。而物权的透明，依赖于物权的有效公示，若非物权法定，纷繁复杂的物权种类与内容显然令人力、财力有限的公示部门无暇应接。并且允许种种繁杂的物权种类和内容进行登记，势必会造成登记的混乱。因此有效的公示，有赖于物权的简化。这点与采用物权法定主义的历史沿革理由一起是今天论及给予物权法定主义一个妥当界限的两个侧面。[⑦]

（4）整理旧物权，构建新的物权体系，防止封建复辟。封建时期物权得由当事人自主约定，因此极为复杂、混乱。因而严重影响了经济之发展。尤其是封建土地所有权与身份制度相结合，不仅实行多重所有权，而且所有权有上下级之分，上级所有权人往往挟身份特权之威势，使物权变成对人之支配。[⑧]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为促进经济之发展，维护人格之独立，拯待对封建旧物权进行清算，为防止物权放任主义可能导致的人身依附之弊端，彻底消灭封建因素，于是物权法定便突显出来。

三、物权法定之反思

（一）物权法定的内涵剖析

所谓物权法定，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是，种类和内容的法定，即物权的种类和每种物权的具体内容都由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法无明文规定的物权种类，也不得约定与法律不相符的物权内容。但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定，不但包括种类与内容的法定，还应包括效力和公示方法都由法律规定。[⑨]笔者认为，物权的效力，是物权之所以区别债权而为物权的根本原因。物权的效力，通说包括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及物上请求权。[⑩]正是这些效力的聚合才形成了特殊的权利——物权，而非物权产生了这些效力。尽管为了确保物权的有效实施，物权的效力也最好应法定，但这种法定只是法律的确认，而不是创设。所以不应为基于创设目的的物权法定主义所当然包括。而公示只是确保物权有效实现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物权的构成部分。对物权的公示只是便于当事人了解交易信息和方便国家对特定物进行管理的目的，所以尽管处于简化和方便的考虑，有必要用法律规定若干公示方法，但是这也不能为物权法定所当然涵摄。况且公示方法也不能严格拘泥于法律规定的公示方法。例如，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以交付为公示，若当事人并没有交付，而是进行了登记，难道能认为所有权没有转移？[11]

（二）物权由何“法”定

“物权法定”所言之“法”为何，民法学界有所争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57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台湾学者多认为依其文义、立法理由及规范目的，系指成文法而言，并不包括习惯法在内，“其他法律”指独立于民法典的单行法。[12]我国大陆也有学者认为，物权法定的根本宗旨，在于使物权种类极其内容尽可能规范化和统一化，以便公示，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经济秩序。如果对“法”作广义解释，这一宗旨是难以实现的。因此“物权法定”之“法”只能是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极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而不包括各种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及地方性法规、规章和习惯法。[13]而日本学者则认为《日本民法典》中的“其他法律”应包括习惯法。[14]我国学者王利明教授认为，物权法定主义尽管是物权法的重要原则，但应当看到，这一原则在适用中不应过于僵化，以致于认为只有法律确认，对任何行政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创设的物权都不予承认，这就不利于规范和调整新型物权法律关系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15]笔者认为，习惯法之形成，本身就是对民事主体意志之尊重，若是否认习惯法的效力，实乃对人们权利感情的伤害，有违善良风俗，而且在现实中通过修订法律吸收习惯法的做法实为不妥。因为成文法要求稳定性，所以法律的修改往往非常缓慢，成本相当之大，难以应付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可以通过适当从宽解释物权法定的方法，将一些既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趣旨，又有一定公示方法的习惯物权，进行有限的承认，以弥补物权法定之不足，促进社会经济更好的发展。[16]至于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笔者认为，鉴于二者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可以有限地赋予其创设物权的功能，但必须在法律的扩张解释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而其它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由于其效力范围有限，则不应赋予其创设物权的功能，以免干扰社会经济生活。

（三）物权与债权界定的模糊化——物权法定的妥当性问题

在现代社会，物权与对人权（债权）的区别越来越具有相对性，这表现为两点：一是一项权利有可能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物权或对人权，而是被认为“更具有物权性质”或“更具有对人权性质”。二是权利的性质有可能发生变化，即对人权有可能转变为物权。[17]如债权让与，就是债权人对其债权进行的处分，故从本质上而言，债权人对其债权的权利也是一种支配权，债权人对债权的享有也是对债权的所有权，故在处分其债权时，债权人的地位与所有权人的地位本无区别，这在德国法上称为“类似所有权之地位”。类似还有有价证券，虽是债权的凭证，但其本质应当是物权。这些都体现了物权与债权的融合。[18]另外，最初关于物权法定的一些理由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动摇，例如，关于防止封建复辟的理由，也许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候，的确是物权法定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考虑，然而，社会发展至今，封建复辟的实力早已荡然无存，所以物权法定防止封建复辟的功能也已闲置。其次，利用物权法定来构建物权体系，难免使人有“法学家强人所难”的感觉。物权体系的构建，是法学理论工作者的使命，然而，并不能以此作为限制社会经济生活的理由。所以这些都使人质疑，基于物权与债权的严格区分与对立而为的物权法定主义，到底还有多大的实质意义，是否仅是概念法学的形式游戏而已？“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19]法律要担负起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功能，就必须贴近社会生活，反映经济规律。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已出现了许多具有物权特征的债权，如租赁权等。若我们还是沉迷于概念法学上物权与债权的形式划分，过分强调物权与债权的法定主义，那么势必会对一些权利失之保护，有碍社会经济之发展。

❽ 物权变动模式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分类

物权变动模式大体上分为两种，即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模式。
(一)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意思主义，就是指依据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如当事人达成合意)即可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除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的要件。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可分为绝对意思主义和相对意思主义，前者是指物权仅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发生绝对的移转效力，意思主义的确立是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为标志。其立法学者把合同视为当事人间的法律，将契约自由的民法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强调国家对个人的干预必须是最低限度的，正如孙鹏先生指出“《法国民法典》最初奉行的是‘绝对意思主义’，公示手段对物权变动没有任何意义”。但由于该模式使物权变动的公示性特征丧失殆尽，有违物权的可支配性特征，现今已没有国家采取此例。后者是指买卖契约有效成立时，所有权即行移转，但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的物权，只在当事人之间产生效力，不得对抗第三人。由于“绝对意思主义”的弊害，法国民法典的登记规定招致各方面的批判，终于1855年将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的条件，公示对抗主义(相对意思主义)模式在法国最终形成。法国这一模式为后来的日本所接受，其《民法典》第177、178条即是非经登记(不动产)或交付(动产)，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之规定。
(二)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
所谓形式主义，则是指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形式。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又可分为物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前者是指物权变动需要一个单独的物权行为，才能导致物权的变动。即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交付或登记——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后者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当事人除了债权合意外，还必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就是在承认债权意思的同时，承认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德国法为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的代表。比法国民法典晚近一个世纪的德国民法典之所以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一方面是随着民法理论的深入，实务中法国民法中的“同一主义”缺陷的逐渐暴露，德国采取了与法国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另一方面是深受罗马法查士丁尼《学说汇纂》的影响，德国采取了物权形式主义。采用这一模式与著名的民法学者萨维尼提出的物权行为理论有关，萨维尼以物权交易中的交付行为为例子，提出了与传统的债权行为相对的物权行为理论，最著名的一段是：“私法契约是最复杂常见的……交付是一种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物转移的意思表示，行为人据之确定彼此间法律关系。仅该意思表示本身作为一个完整的交付还不够，因此还必须加上物的实际占有取得作为其外在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否定其本质是契约。比如一幢房屋的买卖，人们习惯上想到它是债法上的买卖，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人们都忘记了，随后而来的交付也是一项契约，而且是一项真正的契约，的确，只有通过交付它才能完成交易。……在诸如向乞讨者施舍的场合里，包含着真正的契约，既存在着让与和受领的意思合意，然而在这里却不存在着任何债权，所有这些事例不正是说明了物权契约的存在吗?”
在这一基础上，德国法学界将物权行为从动产交付扩大到不动产登记以及其他法定形式，认为物权变动仅有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不够，还需有当事人独立的物权合意，这种物权合意是在双方订立债权契约之后又形成的单独就物权变动的合意。并且这种合意需通过一种法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物权才发生变动。这样一来，便产生了物权公示制度，将物权的归属和变动的状态展示给世人，从而保护交易安全。
根据这一模式，区分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而物权行为是处分行为的一部分。债权法上的合意产生负担行为，物权法上的合意产生处分行为，因此物权法上的合意是物权变动的真正原因。物权变动之时不在负担行为生效之时，而在处分行为生效之时。如《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1款：“为转让土地的所有权，为以某项权利对土地设定负担，以及为转让此种权利或者对此种权利设定负担，权利人和相对人之间必须达成关于发生权利变更的合意，并且必须将权利的变更登记到土地登记簿中，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921条：“为转让动产的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该物交付给取得人，并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应移转的合意。取得人正在占有该物的，只需要有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合意即为足够。”
债权形式主义的变动模式认为发生物权变动，不仅需要债权法上的意思表示，还须履行登记或交付的法定方式，即公示为物权变动的成立或生效要件。一方面，它区分债权变动与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基础，认为当事人之间生效的债权合同仅能引起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生效的债权合同结合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办理，方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这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不同。另一方面，它并不认可在债权合同之外，另有一独立存在的，专以引起物权变动为使命的物权合同，认为无论交付抑或登记手续的办理都是事实行为。经由此类公示方法的采用，实现合同的交易目的——引起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最典型的是《奥地利民法典》(1811)、《瑞士民法典》(1912)以及1958年制定的《韩国民法典》。
毫无疑问，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都是其本国长期历史传统、社会生活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相互融合的产物，自有其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