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三剑客
❶ 法律与道德间的缓冲区
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主要类型与具体表现
1.实质意义上的冲突与形式层面上的冲突。从理论上来说，在一特定社会里，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道德和法律应该是一致的，否则人们将无所适从，但现实生活中经常听到“合理的不合法，合法的不合理”的说法。这句话形象地反映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矛盾。现实生活中法律与道德冲突一般有实质意义上的冲突与形式层面上的冲突两种类型。
第一，由于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的不同价值导向所形成的冲突，这是实质意义上的冲突。一般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道德与法律也会根据自己与社会生活的结合的特有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定时期，只有一个以国家名义制定或认可的法律体系，这就是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法律的统一性。而道德体系却并非如此，除了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与法律体系相一致的占主流地位的道德体系之外，由于人们的不同经历，还可能存在不同于这一主流道德体系的道德观念。而在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和转型的当代中国，虽然在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为了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中国国土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一事实，又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所以，在这一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道德观念转变相对于政策推动的滞后性，除了与现代法律体系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如传统道德、后现代道德等。这些道德体系与现代法律体系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的标准必然会对人们的同一行为有着赞成或反对、肯定或否定等不同的评价，从而形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事实上，人们的实践行动都是有意识的，如果人们不能处理好这一特殊时期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这一问题，那么它必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发展进程，影响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特别在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和转型的当代，它主要表现为体现自然农业社会的、道德与法律不分的传统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社会道德与法律的相对分离的要求的冲突。
第二，由于法律与道德调整方式的不同要求而形成的冲突，笔者姑且称之为“形式层面上的冲突”。这是指在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里，虽然从总体上来看，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是一致的，都是特定社会的伦理要求的反映，但是因为这两种行为规范的独特性，使得两者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内容与特征。笔者认为，由此所造成的法律与道德冲突并不是实质意义和根本意义上的，而只是形式上的和表象上的，因为它们毕竟有着共同的分母——特定社会的伦理现实。这种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映和表达社会伦理的真实性程度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即法律和道德在概括和反映社会生活条件时准确性程度不同而引起的冲突。虽然法律的内容是特定社会伦理要求的反映，立法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创制法律，但在现实性上，由于立法者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认识、对立法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以及立法技术、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法律的内容并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而道德常常是人们在共同的、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形成的共识，但同时它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和主观性特征，与每个个体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所以其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准确性上必然受到限制。第二，道德的理想性与法律的现实性特征所形成的冲突。道德追求理想和高尚的社会正义，体现着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法律可以也应当成为公民普遍遵守的道德义务，高尚的道德却不能也不应成为公民普遍的法律义务。法律追求经过提炼后的社会正义，是最低的道德标准，目的在于维系整个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安全。所以，法律是面向现实的，现实社会关系的法律化、制度化，是法律建设的不变的追求，法律总要亦步亦趋地紧跟现实。现实生活中，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法律往往是从为了解决问题而制定出与已有道德观念不符的法律。第三，法律的程序性要求与道德的实质性要求之冲突。一般而言，法律有明确规范，严格的程序要求。合法的行为有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规定。不管是实体违法还是程序违法都是违法行为。道德只是实体性规范，不存在程序性要求。如果某一行为既符合道德规范，又符合法律实体规范，但不符合法律程序性规范，这一不合法的行为却因道德评价注重动机、结果而在道德上作出肯定性的评价，从而与法律评价相冲突的。第四，法律的形式性、确定性要求与道德的实质性、原则性要求之间冲突。对此,笔者将在后文中有详细的论述。另外，法律还有技术上、时效上的规定，当道德评价与这些方面的规定不一致时，也会导致冲突的发生。
2.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现实表现。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日益凸现，其在社会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合理不合法”行为和“合法不合理”行为的存在。〔7〕?就“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而言，其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有以下几类：（1）“大义灭亲”类。在中国古代，“大义灭亲”是指为了维护正义，对犯罪的亲属不徇私情。现在一般是指为了社会或他人的利益，即所谓的“义”，而将自己的亲人提交给法律制裁或自己对其实行“制裁”。〔8〕?但这里的“大义灭亲”是指后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往往是符合道德的，但是不符合法律的要求，因此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说，江苏泰兴市张桥镇常巷村村民伏继祥因患无法救治的脑瘤而导致其性情大变，经常在村里酗酒闹事，调戏妇女，甚至多次伺机强奸自己的母亲，成了村里的“公害”。其父母伏余良、丁玉南夫妇觉得留着儿子无论对村里还是家庭都后患无穷，便将其推入河中使其溺水而死。〔9〕?（2）自力救济失当类。这种情况往往是指人们因为根据法律途径，无法快速而有效地实现自己的权利或者根本没法实现自己的权利而采取违反法律的自力救济的方式来实现。比如，广东中山市34岁的林某因不满其父的赌博、打骂自己及亲人以及磨刀欲杀自己与姐姐的行为，便在两人又一次发生口角之后，将其父亲按倒在地，用枕头死死捂住他的脸，致使其父窒息而死。〔10〕?（3）“为民除害”类。为民除害在道德上应该是值得赞扬的行为，既包括合法行为，也包括违法行为，但这里主要是指违法行为，即人们未经法律许可而对危害社会和他人利益的人私自进行处罚。有这样一个案例：30多岁的李某是凉水泉村8组村民，曾多次敲诈勒索、盗窃，害得村里人家家傍晚闭户不出。李因吸毒曾多次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当地办庙会的那一天，李过来找庙会主持者说要“弄点钱吸烟”。因为此次活动属村民集资，其要求遭到拒绝。随后，李手持菜刀找村干部算账，被激怒的村民们围在街道上，用木棒、石块、砖块等“教训”李，一时间，三四百村民男女老少，甚至连行人也开始动手，李当场被打死。〔11〕?（4）利他动机违法类。这一类行为是指当人们处于选择符合法律的行为与符合道德行为两难的特定情形下，因为选择了符合他人和社会利益的道德行为而违反了法律。比如，2005年6月16日，一个叫阮怀莲的孕妇在昆明东川区人民医院临产，因大出血急需输血急救。因医院恰巧AB型血不足，在向社会紧急求助未果后，该院医生卢新华主动献血急救病人。考虑到东川区距昆明来回需5、6小时路程，恐向昆明市血液中心求助耽误对患者的抢救，在报请东川区卫生局备案后，东川区人民医院用卢新华医生捐献的200CC血液，挽救了阮女士的母婴两命。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献血法》，这一行为属于非法自供血液，所以被相关机关处以罚没非法收入和罚款共13360元。〔12〕?当然，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许多为了规避法律类的“合理不合法”行为，但这里的“合理”显然不是符合一定的道德，而是指符合一定成本——收益分析的利益最大化追求。所以，笔者不认为它是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而现实生活中的“合法不合理”行为主要有：（1）对“合理不合法”的行为的法律处理。一般而言，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合理不合法”的行为的大量存在。如果对这些行为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处理，那么这种处理行为又成为“合法不合理”的行为。比如说，《武汉晨报》报道说，有一位“的嫂”在武昌火车站为了替一位怀孕7个多月的孕妇取行李，在禁停区停了不到2分钟，结果受到交警扣分罚款的处罚。尽管“的嫂”苦苦辩解，周围群众也帮忙求情，但交警不为所动。为此在场的群众议论纷纷，大家认为“的嫂”是为了做好事才违章，且违章时间不长，又没造成交通堵塞，交警应该适当通融一下。但法律界人士一般认为交警对“的嫂”的处罚完全正确。〔13〕?（2）现实生活中还有“钻法律空子”的、但明显违背道德的行为。这一类行为是由于法律的不健全所造成的，而当事人正是利用了法律调整的空白与漏洞和“法不禁止即自由原则”而导致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三、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主要原因分析
1.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理论逻辑：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正义是任何时代人类必不可少的追求，也是任何一个社会的基本伦理理念，它一般是通过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来得以实现。一般认为正义至少包括以下两个含义，即相同情况相同对待和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然而，在确定情况下，人们将之判断为相同情况还是不同情况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正如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哈特所说：“正义观念的结构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可以说它有两部分组成：（1）一致的或不变的特征，概括在‘同类情况同样对待’的箴言中；（2）流动的或可变的标准，就任何既定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在确定有关情况是相同或不同时所使用的标准。”〔14〕?就是对确定某一情况到底是相同情况或不同情况时，作为实现正义的重要途径的法律与道德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法律一般更容易将其归结为相同情况从而实现形式上的正义，而道德却侧重于将其归结为不同情况应该作出区别于法律规则的价值判断，从而实现实质上的正义。形式正义应该是以实质正义为其目的，但形式正义本身的独立性和特征，使它可能背离实质正义的要求，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第一，体现普遍规则的抽象正义可能导致具体正义得不到实现。比如，就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将受贿得来的15万多元用于解决下属乡镇学校等实际资金困难问题这一案件来说，假如余斌真的只想用通过受贿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那么如果将其与只想将受贿款占为己有的其他受贿人员一样按照刑法规定定罪量刑，显然会使许多人觉得不符合实质正义之要求。但若就此原因不将其定罪量刑，那么，就可能使受贿行为因各种理由而合法化，这将造成更大的不公正。正是因为法律只能涉及表现在外的行为及其直接目的，所以其常常因为特殊个案的复杂性而不可能使每个案件都能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第二，体现法律形式正义要求的程序正义可能会导致实体正义的不能实现。比如，如果某人杀人但销毁了所有的证据，那么法庭必将因为证据不足而宣告无罪，这不仅会使实体正义即被害人的权利难以实现，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安全与秩序。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实体正义不能实现这一原因而将其判处刑罚。因为法院的判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如果“疑罪从有”，那将会导致法官的主观臆断，就会有更多无辜的“佘祥林”受到不公正的遭遇。事实上，只要法律的规定能保证大多数案件能够公正地得到解决就行了。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的形成原因不仅因为理论上形式正义对实质正义的背离，还在于道德对实质正义的背离和法律对形式正义的背离。第一，道德的个体性特征使得其可能与实质正义的要求并不一致。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人们可以通过交往理性和商谈程序〔15〕?来获得体现实质正义的道德共识，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够参加这一程序并达成一致意见。即使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这一程序并达成了共识，但也并非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能够按照实质正义的要求去行为。因为当道德共识转化为人们个体的行为时，独特而自利的个体常常会因为自己对利益的追求，而有意无意地将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共识附加了自己的含义，从而使得作为个体行为规范的道德与体现实质正义的道德共识产生一定的距离。所以，当表现为应有社会关系体系的伦理或实质正义成为社会个体的道德观念的时候，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体性的特征，从而与实质正义产生一定的距离，这一距离又可能加大了它与形式正义和法律的距离。第二，在现代社会里，作为一个国家的实在法的法律，无论是从产生来看，还是从适用来看，主观意志性还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从立法上来看，现代社会中成文法在各个国家法律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甚至是全部。这样，立法者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力，如性格特点、生活环境、阅历、生活经验、受教育状况等无不影响着其价值和观念，从而影响着他所制定出来的法律。从法律的适用上来看，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成文法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法官的主观意志对法律的意义也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中国法官而言，他的有限理性也使其很难通过自己的适用法律的行为来使人们感觉到法律是普遍平等的。比如说，1998年，被号称为打假“三剑客”之一的葛锐，分别在郑州市管城区、邙山区和中原区的药店购买了200多元钱的同一种假药，然后分别向三家法院提起诉讼，结果三家法院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判决。〔16〕?
2.法律与道德冲突的深层起因：社会转型中价值文化冲突。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社会在其发展进程中，人们的观念也会随着社会的渐进变迁而不断变化，与之相适应，社会生活中的法律与道德也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发展并互相促进。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促进了道德的进步与法律的发展。社会变迁常常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和道德，但法律与道德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道德观念的转变往往因其需要深入人的内心而有时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要求，在新的道德观念没有确立时，法律的规定往往影响着人们的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当然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法律的规定本身也需要反思。人们正是通过对社会生活和法律规定的理解、反思才形成了新的道德。当然，这种新的道德并不一定能成为法律合理性的基础。这种道德本身也是需要反思的，而法律也在其与社会生活的磨合中和人们对道德的反思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完善。而道德的进步和法律的发展正是在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的无数次的反思中进行的，而且这一过程是永远止境的。
但当代中国所发生的社会结构的转变，在其运作过程的启动上，是由政府发动的。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对西方法律的大量移植使得当代中国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更为明显，因为西方法律所承载的价值追求和文化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正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价值文化冲突成了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冲突的深层原因。
第一，集体主义与个人本位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的集体主义原则不断受到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击。人们开始修正原有集体主义原则中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的内涵，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主义传统及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调使得道德领域中的集体主义还是显得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的对个人利益的看重的社会生活事实显得格格格不入。而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样本的近现代西方社会，以对个体权利的重视为特征的个人主义一直是其主流。虽然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批判的、以“社会本位”为特征的社群主义，他们重视并强调切实存在的社会公共利益，但他们始终认为任何一种对公共利益的强调，都有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的危险。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要求相适应的以个体本位为特征的西方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始终存在着矛盾与冲突。这是因为“在个人主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的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杀个人，只能在个人们所愿意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17〕?
第二，人情与法律的冲突。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当今社会，作为情理的代名词的“人情”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代而言，从理论上说，法律也应该反映人情、体现人情。因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规范的时候总要依据自己直接或间接的经验，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经验都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社会条件。法律的产生是这样，法律的发展、变化也不例外。而作为社会互动和交往方式的人情，必然与特定社会的风俗习惯、心理传统、思维方式等密切联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们在人们社会活动中的表现。相反，如果法律与人情完全背离，那将意味着法律的虚置或者赤裸裸的暴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试图用强制性的法律手段去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终将导致法律的无效。同时，法律一旦产生，就体现为以语言为载体的法律条文和规则，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客观性。这与人情的相对灵活性特征相较，又使得两者在现实生活上的紧张成为必然。一方面，代表国家来制定法律的立法者有着自己独立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价值观念，甚至，他们也不能免俗，有着自己独立的利益追求。因此他们制定出来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完全体现人情的。另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主要是对先前经验的总结，只有有限的超前性，它的固化性特征使它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缺乏应变能力而不能很好地解决纠纷。而人情作为一种观念或习惯，也会体现为人们面对现实生活形成的一种生活智慧和生活常识，它的弹性和灵活性特征使它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着独特的解决方法。而作为中国法治建设的样本的西方法治则要求我们按照具体的法律规则作出裁判，而不是去关心具体案情及法律事实背后的凄美故事，哪怕这样严格的法条主义所得到的裁判结果可能导致实质上的不公正，这与中国人强调在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中实现人情或大众道德正好相反。
第三，“官本位”与权利本位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一直消融于国家之中，表现为“官本位”的权力本位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权力本位是指国家或政府的权力至高无上，其运行在理论上不受任何约束；法律、道德和其它规则一样，只是权力运行的手段，附属于权力，其职能也极为狭窄。而人治就是权力本位的必然逻辑。因为权力必须由一定的主体（特定的人）来实现，特定的人可以是某一个人，也可以是由多个人组成的某一集体或组织（因其拥有了权力一般称为政治机关或机构），无论是一个人行使还是多个人共同行使，只要权力没有约束，那就意味彻底人治。即使是多个人共同掌握权力，他们之间不可能形成牵制和监督，很可能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互相合作。当然为了实现有效的统治，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比如说“德治”，但这并不能改变人治的现状。而权利本位则是近代以来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它意味着社会成员皆为权利的平等主体；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权利是目的、是第一性的，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在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上，公民、法人、团体等权利主体的权利是国家政治权力配置和运作的目的和界限，即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互相侵犯，维护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权利主体在行使其权利的过程中，只受法律所规定的限制，而确定这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其他主体的权利给以应有的同样的承认、尊重和保护，以创造一个尽可能使所有主体的权利都得以实现的自由而公平的法律秩序。〔18〕?
四、对当代中国法律与道德冲突的限制
一般而言，社会生活的渐进变迁也会带来道德和法律的变化。这是法律发展与道德进步的正常状态。正如前文所述，这种正常状态下的冲突既促进了法律与道德自身的发展，也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冲突必须是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的冲突，否则它将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认为的那样：“在某一社会系统中，内部冲突越不激烈，冲突对社会系统的整合越有作用。”〔19〕?这就是说，在同一社会系统内，如果法律与道德的冲突过大，就可能失去其本应该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如果法律的标准与民众的道德标准存在一定差距，民众固然可以适度修正自己的道德标准；然而，如果二者落差过大，就会加剧法律与社会的冲突和隔阂，使法律规避行为增加，最终损害法制的权威。”〔20〕?由于在我国近百年来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特别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法律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及道德观念都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使得我们国家的法律与道德的冲突成为一个更加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应该转变道德观念还是应该完善法律制度？笔者以为，对法律与伦理关系的深刻认识和特定社会伦理生活的关注和伦理精神的挖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1.立法之伦理：良法的制定。在立法过程中，应以制定良法为目标。所谓良法乃应是符合人类本性的法律，即所谓人道的法律。它要求法律的精神必须体现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手段，充分地尊重人的价值与尊严。
第一，社会基本制度和结构的设定必须符合基本的、普遍的人性规则。罗尔斯在其正义原则的形成中对“原初状态”中的“无知之幕”的设定有意识地排除了人的特殊性，滤出的普遍人性〔21〕?，使我们对法律的规定与最基本的人性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人是自利的，但对同类的他人也是同情的。
第二，公民的基本政治自由应该得以保证。即“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恰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同所有人的同样的自由体制是相容的。”〔22〕?每个公民应该有基本的政治自由，如思想自由或者言论自由等，这是保证一国公民具有创造力、一个社会保持活力并不断进步的重要条件。
第三，由于自然原因或社会原因所形成的社会不平等应该有所限制。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官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均等条件下向所有的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23〕?只有这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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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大刑法学专业集中了我国一批刑法学优秀导师，其中三剑客最为有名气。（李老师，张老师，徐老师）
吉大刑法学2012年345分进复试，2013年345分进复试，2014年350分进复试
高分进复试就能被录取，过线进复试基本都能留在吉大法学院专业硕士。
一般刑法学专业被录取分数基本在370分以上，比吉大复试线高25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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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藤网站有2014年刑法学专业第一名同学的高分经验总结，可以参照一下。
❸ 像刑法的话主流书目不同学派不同观点，有比如说主要可以看人大、人大或其他学校的书吗
我国刑法正处抄于新旧刑法理论的更替混乱时期，司法考试作为国家的司法改革的指南针已经明确了新刑法理论的地位，这也是今后中国刑法发展的方向。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实生活中旧刑法理论还是主流。如果要学好刑法，一定要跟紧大趋势。所以我建议你阅读中国刑法三剑客的著作，更新自己的刑法观。
1、张明楷-清华大学，代表作《刑法学》（第四版）
2、周光权-清华大学，代表作《刑法总论》《刑法各论》
3、陈兴良-北京大学，代表作《规范刑法学》
他们的书中都列举了新旧刑法的理论主张，并指出了旧刑法理论（也就是主观主义）的种种弊端。是学刑法的法学学生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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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基础薄弱的推荐李仁玉、马特，基础稍好些的推荐李建伟；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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❺ 高中生刀砍老师后被老师群殴致死是谁之过
真的！好，痛，心！！
生命就这样简单的方式，差一点两个就都消失了！！
如果不站在珍惜生命的角度，大家不要讨论了，如果不了解教育大家不要讨论了！努力约束好自己的行为，管好自己的孩子和你关心的孩子，尽可能地远离生命的危险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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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搜索，看到了不同版本的新闻；看公众评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无过，莫衷一是；看媒体舆论导向，把问题简单粗暴地抽象成“老师和学生打架”。真的好痛心！这是我们在“大不仁，视教育和生命万物为刍狗”！
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追随热点和盲目、不深入了解、不加思考地参与评论，更不应该一厢情愿地道德问责！
我们需要做的是科学地、负责任地、态度端正地思考；从不同角度、更多的换位反思。
否则，我们将置死者于何处？我们将置受教育的后来者的孩子于何处？我们将置教育于何处？！
首先，以从教者的身份，给当正在当家长的，给即将当家长的，给所有关心孩子和关注教育的朋友们，解释个人对教育的理解：
教育不是某一个人能完成的，这是教育和孩子成长过程的复杂性、特殊性决定的。
1、这个过程，任何人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这就是所说的教育环境。但是不是成长环境。
教育环境是一个整体，不可以认为的拆解！完整的教育和过程，不能少了家长、老师、社会任何一个部分和环节！
就这个血案中，我们家长、老师、社会都难逃其究！
2、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没有谁比谁更重要。
如果说老师最重要，那么只是在讨论学习。
如果说家长最重要，那么只是讨论身体健康。
如果说社会最重要，那么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是在说大众的观念）
一味地强调或依赖教育环境中的某个人、或者某个人的作用，本质就不科学。是人为地给孩子的教育“挖坑”，“坑”孩子！
3、教育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及时解决所有孩子成长遇到的所有问题，只能做到“而后面相对更好一些”。这是教育真正的难度最大的地方，也是社会公认老师在教育中的地位的原因！
孩子的成长就像树的成长。如果要长高长大，就必须枝繁叶茂；如果是在成长，就不可能不长偏枝斜叶！
所以我们的任何努力和付出，包括家长、老师、社会的所有的努力和付出，不可能根本解决孩子成长出现的问题，而在在防患于未然！而是在引导“枝叶如何生长”，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4、日常学习不赞同于教育！
书本的学习，老师的讲课根本不是教育的全部。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认识和教育执行过程误区！
孩子成绩不好了，认为只要找老师辅导和“强制”学习就能解决！
就这个血案中的孩子，就是我们把教育理解为学习，到学校必须学习，其他的行为都不允许！因此而疏乎了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和教育！
5、特殊孩子和孩子特殊行为的教育问题，
个体有差异性。孩子的成长过程有特殊性。
特别是特殊阶段，一定要谨慎再谨慎，警惕再警惕！
师生关系、亲子关系、校园暴力、早恋、甚至校园“伤害”，这些都不是常规的教育问题，而且有相当的随机性和、隐蔽性，所以必须足够的警惕性、警觉性。这需要老师、家长不断的积累经验！
这个伤害案件，就是特殊的例子，特殊的孩子。这不是常规的教育问题，更不是常规的成长问题。所以用我们常规的教育和思维，必然不能正确理解，更不能科学解决。
建议家长、老师们，还是更多的了解、学习新的环境中孩子的教育问题。
这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所有的相关的人都要反思：一是家长，二是老师，三是我们整体的社会人！
还是反思吧！反思，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思考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反思不是追究责任！追究责任是法律的事！
家长、老师、社会我们一起来反思这个特殊的“教育伤害”事件吧。我们的目的都很简单、一致，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痛心的伤害事件了！！！
一、反思应对特殊学生。
因为这是过激的行为，不是日常教育和交流行为。
1、警惕性和警觉性不足！
从过激行为和结果看，这是特殊的学生，很明显地老师对这个学生其他的学生一样同行对待和高标准要求了！这是老师和家长的警惕性和警觉性不足！
另外，高中生体格和力量，再加过激思想和行为，真的不好应对！
所以对于高中生、或者体格健壮的特殊学生，一是在平时的教育培养要求、教育方式、交流方式应该区别对待！
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这一类的特殊的学生往往缺少尊重、缺少关心、缺少温暖，所以我们家长、老师首先要做的是尊重，同情！而不是“诲人不倦”的教育，更不是“恨铁不成钢”的批评！这一类学生的教育，首先不是学习，而且心理疏导和关心、爱护！
要学生“亲其师，信其道”！首要的是亲其师，这里本身就有尊重、关心、呵护！
根据本人的工作经验，学生的过激行为根本就是防不胜防，有时候根本就找不什么起因（这是孩子性格不成熟，不稳定造成的！）如果没有尊重、关心、呵护，他们的过激根本就无法有效的控制，也无法预测无发展到什么结果！
这一点，不只是在说老师，而是老师家长都应该在平时的交流、教育、甚至批评过程中必须首先存在起码的尊重和关心！
这个学生的如此的过激行为，应该有老师、家长不尊重的行为存在。不是在责问老师、家长，是在反思，是我们都需要反思？！
2、反思经验不足！
还是反思，任何人都不可能积累所有的教育和工作经验，只能“吃一堑长一智”！
这个特殊的血的教训，我的经验教训是：学吧，积累吧！毕竟这种特殊的案例太稀少了，有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遇到！
不仅老师需要不断学习、不断积累这方面的工作和应付经验，更重要的是所有的家长要有对我学生特殊行为的经验！
从这个伤害案例中不难看出，这个孩子的家庭教育严重缺失！而孩子个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是教育成才的依据，同时也是灾难发生的导火索！家长面对的是一个孩子，老师面对的是一个班的孩子，有时候疏乎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家长不可以随时关注孩子的异常表现和思想行为！
3、反思如何应对学生过激行为！
虽然说是防范行为不当，但是不知道学生伤老师后，接着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过程！（这个过程还是交给法律处理吧！）
不是在为老师开脱！无论谁的过错，伤及生命的过激的伤害行为，令谁都措手不及！
现实生活中，我们大部分没有遇到过这样过激的伤及生命的伤害行为，所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如果当时我们在场，会如何处理和应付？！
如何应付呢，真的再一次遇到这样的过激伤害行为，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好像不是一部分评论说的，老师不应该打学生能解决的吧？整个过程，至少那时候，老师不再是常规的老师，学生也不是常规的学生了！他们面对都是生命和生命的伤害！
最后，再强调一次：这是的教育过程中的特殊案例，不再是常规的教学过程！所以我们好多常规的理念都不适合思考和处理这个教育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
❻ 吉林大学法理学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
张文显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委专员（法学组召属集人），中国法理学研究会顾问，教授，哲学博士，博导；原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吉大本硕博），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郑成良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刑法学博士，博导；原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吉大本硕博）
徐显明 山东大学校长（列入中央管理，副部长级），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吉大本硕，与上交大副校长郑成良为同班同学），教授，宪法行政法学博士，博导；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注：张、郑、徐三人被誉为“吉大法学三剑客”（北海道大学法学院院长语），硕士同出王子陵教授师门。
❼ 清华大学的刑法学怎样
很负责的跟你说，拥有张明楷、周光权、黎宏、劳动燕的清华刑法学团队，当仁不让全国第一。
❽ 吉林大学的知名度极低，广东人都不认识这所大学，还以为是二本
吉林大学的著名校友数量占全国第四名
以下是中科院院士（部分）我想你不会不知道院士是什么吧？
校友中的院士（以当选时间排序）
李四光
我国杰出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1951年8月至1952年10月兼任东北地质专科学校(长春地质学院前身)校长，1949年10月19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吕振羽
1951年8月至1955年5月任东北人民大学（原吉林大学前身）校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余瑞璜
1952年9月起任教于东北人民大学（原吉林大学前身）物理系。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俞建章
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学家。曾任长春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前身）教授、副院长等职。 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顾功叙
著名地球物理学家。曾任长春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前身）地球物理系系主任。 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业治铮
著名地质学家。 1951 至 1964 年，在长春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前身）任教，历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 1960 年创建海洋地质专业。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 院士 ) 。
朱光亚
1952年至1955年在吉林大学物理系任教授。1980年增补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院长。
董申葆
1953年任教于长春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前身）。1980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谢学锦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地球化学系兼职博士生导师。
江元生
1956年由吉林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为南京大学教授。
张乾二
1963年至1965年在吉林大学物质结构学术研讨班进修，1991年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为厦门大学教授。
游效曾
1963 年至1965年在吉林大学物质结构学术研讨班进修，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现为南京大学教授。黎乐民——1978年至1980 年在吉林大学量子化学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进修班进修，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经福谦
任吉林大学超硬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黎乐民
1978年至1980年在吉林大学量子化学研究生、教师和科研人员进修班进修，1991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宋家树
1954年由吉林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现为北京工业总公司军用局研究员。
邓从豪
1963年至1965年在吉林大学物质结构学术研讨班进修，现为山东大学教授，1993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6月至1986年11月任山东大学校长。
董蕴美
1956年由吉林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1993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学部委员，现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机软件研究所研究员。
陈佳洱
1954年由吉林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1993年11月当选为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任北京大学校长。
何继善 1960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前身）。1994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高鼎三
1955年起任教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翟裕生
1955年9月至1957年8月在长春地质学院矿床学研究生班学习。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薛禹群
1957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前身）研究生班。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博士生导师薛禹群教授。1999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世绩
1962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65年吉林大学物理研究生毕业。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 泽
198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2001年当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徐世浙
1956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前身），并曾在长春地质学院任教。2002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嘉麒
1965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原长春科技大学前身）， 1967 年长春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 2003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星学
吉林大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吉林大学古生物学与地层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
康玉柱
1960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普查系。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兼职教授、西北石油地质局副总工程师、中石化西部新区勘探指挥部专家组副组长、新疆自治区专家顾问团顾问、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窦士学
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在国外被评为澳大利亚皇家科学院院士、西南威尔士工程科学院院士，现为澳大利亚五龙港（WOLLONGONG）大学教授。
林学钰
1957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系，水文地质和环境水文地质学界泰斗，我国最早从事环境水文地质和地下水资源管理研究的学者之一。现任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水环境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席，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香美
1977年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1982年在白求恩医科大学获肾脏病学硕士学位，2007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解放军总医院肾脏病科主任、解放军肾脏病中心主任、解放军肾脏病重点实验室主任，吉林大学双聘院士。
下面再给你一个法学院的著名校友，请注意吉林大学的法学院在教育部是全国第五，以下是部分吉大法学院毕业生：
张文显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法学组召集人），教授，哲学博士，博导；原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吉大本硕博）
郑成良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教授，刑法学博士，博导；原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吉大本硕），
徐显明 山东大学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吉大本硕，与上交大副校长郑成良为同班同学），教授，宪法行政法学博士，博导；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注：张、郑、徐三人被誉为“吉大法学三剑客”（北海道大学法学院院长语），硕士同出王子陵教授师门。
车丕照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法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硕）
申卫星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吉大本硕）
傅廷中 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吉大硕士）
崔建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原副院长，现任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硕）
高鸿钧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现任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科）
韩世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吉大本硕）
刘瑞复 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博士生导师组组长（吉大本科）
张 骐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比较法与法社会学研究所执行所长，兼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吉大本科）
吴振兴 武汉大学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硕博）
韩大元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吉大本科）
龙翼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科）
刘文华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经济法学科创始人之一（吉大本科）
王 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博导，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吉大硕士）
王 牧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吉大本科）
王传丽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原院长（吉大硕士）
莫世键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现任院长（吉大本科）
许 清 中国政法大学宪法教研室主任、教授 （已退，吉大本科）
信春鹰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原所长，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副部长级）（吉大本硕，并且为新中国第一个女法学硕士）
钱弘道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曾任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比较法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吉大本科）
孙世彦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国际法室主任（吉大本硕）
杜青林 中央统战部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曾任海南省和四川省的省委书记
孙 谦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本硕博）
戴玉忠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副部级），二级大检察官（本）
张 军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非常务中排名第一），二级大检察官，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委（本）
姜建初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硕）
梁国庆 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本）
赵登举 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本）
谢安山 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本）
郝志勇 司法部副部长，政治部主任（本）
白景富 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正部级）（本）
李 熙 中纪委委员，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卫生部党组成员（本）
何晔晖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本）
桂敏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本）
汪永清 国务院副秘书长（本）
刘 飏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会长（正部级），曾任司法部副部长（本）
陈 杰 全国台联副会长
李忠信 公安部文联副主席，曾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校长，公安部法制局局长（本）
童兆洪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孙万胜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陈凤超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敬大力 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玉华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记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
吕岩峰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教授，博导
韩 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
法进衍 山东省国家安全厅长
张建国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市委政法委副书记。
布小林 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王国栋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向武 原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鹤松 原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罗黔生 贵州黔西南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胡成全 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
王腊生 江苏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
何访拔 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庆祥 原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李中和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李庚香 河南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李言静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
杨广生 贵州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
王俊峰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2006——2008连续三年被亚洲法律事务评为年度中国律师事务所，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被公认为是中国top3的律所）创始合伙人，管委会主任
对了 你们广东省的现任省委书记和中山大学的党委书记还是吉大行政学院毕业呢！
不过估计你和你身边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吧！
❾ 请问郴州天星培训机构有木有司考的名师要亲身体验的同学介绍下，谢谢
你好！天星司考为您服务
天星司考是北京厚大湖南分校，考司考的同学都应该知道，厚大师资是目前司考培训行业实力最强的，包括了民法钟秀勇，刑法刘凤科，行政法徐金桂。司考三剑客齐聚天星。视频面授结合，上课和习题讲练结合，确保你顺利通过。
❿ 吉林大学法理学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全国第一吗
当然是看实力和恭喜啦抄，吉大法理学是国家重点学科，还拥有全国法学理论领域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
张文显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法学组召集人），中国法理学研究会顾问，教授，哲学博士，博导；原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吉大本硕博），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郑成良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教授，刑法学博士，博导；原国家法官学院院长（吉大本硕博），
徐显明 山东大学校长（列入中央管理，副部长级），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委员，中国法理学研究会会长（吉大本硕，与上交大副校长郑成良为同班同学），教授，宪法行政法学博士，博导；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注：张、郑、徐三人被誉为“吉大法学三剑客”（北海道大学法学院院长语），硕士同出王子陵教授师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