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执政官

『壹』 如何正确认识雅典的民主政治

雅典城邦作为雅典民主法制的摇篮创造了先进的民主政治体制，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雅典的民主政治在选举、审判、监察等制度上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许多瑕疵。我们在解读雅典民主政治之时也少不了去剖析其不足之处，以警现代。
一、雅典民主政治的体现
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及体现。雅典的民主政治起源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时期，实现了由君主体制到九个执政法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转变。后来通过德拉古（Draco）立法、梭伦（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终于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希罗多德（Herodotos）的《历史》一书。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之意。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罗斯文中的“民主”都从其演变而来。尊重人格、保护人权，公民自治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民主政治思想在那个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在选举权、审判权、监察权以及行政权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一）选举制度。雅典实现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议制，主要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凡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参加公民大会，选举出城邦重要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如“执政官和十将军的选举就在公民大会上举行。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每月举行两到四次，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工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都黯淡。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二）审判制度。梭伦改革后，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平均每个有五百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陪审员由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充任，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诉”。对案件的受理采用开庭方式，经过原、被告的辩论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因陪审判决即是一审判决有是终审判决，故“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效力。
（三）监察制度。雅典的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发达，陪审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机关外，还是最高监察机关，有批准或否决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监察权。在雅典，官员的当选必须经过公民的严格监察。
1在任职前其资格需先经审查，包括：出身、财产、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由五百人议事会作初审，如有问题则提交法院判决决定是否任职。
2官员任职期间也要收到审查。如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中都要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任何一个官员，他便要到陪审法庭受审，如有罪，则判决他的刑罚或罚金，如果无罪，他将复职。
3官员在其任职期满后，还要接受审查。在其离任时，会有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财产进行审查，如有贪污或者受贿，即送交法院判决，通常对其课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罚金。
4不法申诉。任何雅典公民认为某项法令违法，都有权向陪审法庭提出控诉，在控诉期，该法令暂停实施，如作肯定判决该法令就会被撤消。
5贝壳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设置的。每个春季非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会议，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政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确，主要有六个司法行政官、祖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下面又设有各级大小官员。但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个司法执政官及他们的书记均由抽签选举，而王者执政官、祖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个助理，由他们自己选举。这些人的资格在其任职之前都由陪审法庭审查，卸任时并需作报告。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在机制上实行任选制；在形式上赋予全民参与的机会；在实践中，到伯里克利时期也彻底摆脱贵族的控制，出现了“三权”的雏形，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因素导致的局限。
（一）权利产生的局限
1“公民权”的限制。雅典人的公民意思相当强，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雅典的公民才享有其权利，公民称号和公民权对于雅典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巨额的财富和出身于名门世家，而不享有公民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事实上雅典通过对公民权的限制来剥夺广大下层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在古代希腊语中公民Polis源自于Polites，后者是城墙的意思，Polis本意就是住在城墙里的人，古代拉丁语中公民Civilis也和城墙Civitas有关。公民社会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初形成便是在城邦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墙内的居民都有着同等的地位。公元前431年雅典居民人数约为40万，而享有公民权的只有4.2万，只占总人数的1／10左右。

（1）并非生活在雅典城邦的所有人都当人看，在雅典1／3以上的奴隶被看作奴隶主的财产和工具，可以自由买卖。在罗马，曾经只有罗马本邦人才是罗马的公民，即便是被称为“罗马人的盟友”的意大利人也不具有公民资格，罗马的公民社会结构范围过于狭窄

（2）也“并非所有被当人看待的都可以成为雅典公民，外邦人和工商业者都不享有公民权”。

（3）“一个雅典城邦公民权的获得一方面要看其父母是否都是本邦公民”。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有与其公民资格相适应的土地。

（4）在雅典从事工商业的大多是奴隶和外邦人，“本邦人如果从事工商业达到一定期限也会被取消其公民资格”。

（5）占成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不分其阶级一律不享有公民权，更谈不上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妇女在雅典地位极其低下，这与古希腊的传统习俗分不开。就统治能力来说，柏拉图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女人也能干，但在干一切事物时女人总比男人低下”。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男女之间的高低之分是合乎自然的，因为男人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往往成为情欲的俘虏。”作为其他民主权利基石的公民权之狭隘性暴露了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仍然是奴隶主专政的一种形式，国家政权始终把握在他们手中。
2“公民权”实现的局限性。雅典的民主政治名义上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但实践中本来就之占人口总数大约1／10的公民，也并不一定都完全享有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还必须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实际上真正能享有法律规定权利的公民少之又少。

（1）法律中的法最本质的内涵应该是平等，应不允许有任何例外和特权的存在“共和国的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共和国的一部分人拥有最高权力就是贵族政治。”而雅典以其法治和民主著称，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梭伦一边说：“我们制定了不分贵族，一视同仁的法律，为每个人都规定了公正的正义”。却在另一边将公民按财产的多寡分为四等，即五百斗级（Pentacasiomedimni）、骑士级（Hippes）、双牛级（Zeugitae）和日佣级（thetes），并分别赋予每个等级的公民不同的权利。如改革中的四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第四等级的公民是不能参加的，高级官员也只能又一、二等级的公民担任，第三等级只能担任低级官员，第四登记却不能担任任何公职。

（2）财力的限制。在具有公民资格的人中，其中贫穷以及居住在远离城邦的公民事实上也行使不了公民权，能够参政的只占公民总数的十分之一二。究其原因，财力成为最大的制约因素。首先，雅典城邦极其重视战功和公役，每一个能够实际完全享有参政的公民必须要服兵役，保卫自己的城邦，而对当时要靠自备武器和粮食的战士来说，就一定要有购买能力，这样就把那些贫穷的公民阻在参政大门之外。赫尔俄德曾经说过：“假若没有充足的粮食存结起来，……那么，你就不要参加公民大会，听取法庭诉讼。”其次，雅典城邦实施直接民主制，每年的政治活动十分频繁，大约每十天就要召开一次公民大会，其他的活动就更多，如此频繁的政治活动是普通公民在经济上无法承受的。再者，雅典的官员早期是无薪制，虽然后来公职津贴保证一般公民有出任一般公职之机，“但最重要的掌握实权的将军仍是无薪报酬的，于是一般公民对比极难企及”。下层阶级为生活所迫，更不敢有人问津。

（3）公民时间的限制。如前所述，每隔十天左右公民就得前往雅典城邦去开会，虽然可以得到一定数额的津贴，但是要求农民不顾农时，放下农活，手工业者放弃生产特别是远离城邦的公民在时间上难以行通。过多的民主会议已与生产生活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这部分人照样不能行使自己的公民权。

（4）参政能力的限制。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其会议时间每次只一天，但它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却十分繁杂。大到战争，小到纠纷，都要过问，而且程序极其严格，只有少数有才能和职位高者才拥有发言的权利。演讲口才在此时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雅典绝大部分的人才也是这时候被发掘的，如古希腊的几 出色的政治领袖就都是出色的演说家。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如果没有多数人的呼应，恐怕很难有什么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百姓对参加城邦就必须拥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雅典帝国形成之后，打击波斯入侵、与斯巴达一决雌雄以及攻打伯罗奔尼撒同盟等就需要庞大的军队。这部分屯国兵也不能出席。据统计，“经常能出席公民大会的人数只占公民总数的1／5左右。
3选举的不科学性。选举在雅典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有公职人员都是通过选举产生，但它的科学性也同样受到质疑。

（1）民主选举与生产方式不协调。如前所述，雅典民主政治生活频繁造成“政治肥大症”，与广大劳动者生产活动的季节性和特殊性有着严重的矛盾，导致社会生活各种功能之间的深度失横，使其他机制功能失调。

（2）选举表决方式的原始性。抽签选举和举手表决在雅典民主只中占有绝对的地位，许多政府官员都是由此产生。如十个陪审法庭的5000人的民主中的实际作用。其随意性与幸运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盖过民主的实际意义。我们不能抹去举手法在直接民主中的实际作用，但选举人的正当权益，尤其是不受干扰的表达自己意愿的权益不能得到保障。

（3）选举不能尽才为用。在抽签选举中公民不能自由地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来选择自己胜任的职业，忽视了不同公职之间的特殊要求，也不利于公民特长的发挥，这不仅不能有益工作效力，甚至适得其反。苏格拉底就曾指出：“用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因豆子抓阄的办法来雇佣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吹笛子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作错了的话其危害要比在管理国家方面发生错误要轻得多。”
（二）审判制度的局限性
1犯罪处罚的不平等。在有关犯罪的处罚上，柏拉图公开认为：“根据犯罪可以处以不同的刑罚[15]”。在实践中，雅典法律将雅典人分为三种，一是本邦公民，二是外邦公民，三是奴隶。总的处罚原则是富者多罚，保护本邦公民的权益。本邦公民伤害了自由民可以支付罚款，外邦人伤害了自由民则被驱除出境，奴隶则可能被判处死刑，因为奴隶作为财产而存在，是谈不上权利的。
2一审终审。雅典为了审判的效率而实行一审终审，起弊端显而易见。判决是最后的判决，不能上诉也无法上诉因为根本就无上诉法院法院的第一审就代表全体公民的意志。“而且在起诉上只有男性公民才有次项权利”，这种程序在客观上不利于使犯罪份子得到惩罚和无辜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3专业人员素质的限制。对一般官吏而言，没有严格的素质要求，有无德才在任用上没有任何差别。陪审员都是普通公民，多数缺乏必须的法律知识，苏格拉底就曾批评雅典民主政体中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要求其领导者具有任何特殊的知识，它将社会的命运委之于缺乏真知灼见的人们之手”，加上当时的法律不完善，也没有系统的成文法，许多案件只能依靠个人的主观判断，这样的审判具有较大的随意性。而且当时没有律师，判案的根据就是原告的申诉和被告的申辩，不擅言辞者时常败诉。“在大部分诉讼案件中诉讼的胜负主要不是取决于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取决于诉讼双方及其证人，以及那些在法庭上替他们讲话的朋友的态度，看他们像不像清白无罪，看他们是否说实话，看他们的发言技巧，看他们的品行是否端正。[17]”这一方面造成了审判的不公，另一方面也埋没了人才。
（三）监察制度的局限性
1提案负责制。雅典的提案负责制使监察制度受到严重打击。“公民大会提出的新议案如陪审法院与城邦基本法相抵触，不仅法案要被撤消，而且提案人还要受到严厉的制裁。[6]（p24）”从此广大公民的监督意识一蹶不振，甚至许多不法行为无人敢问。
2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法本意是将那些公认的危害份子驱逐出境，但结果确实剥夺了仅为嫌疑犯公民的辩护权，使其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失去公民资格。那种纯粹的主观意识行为可能使真正拥有先进思想而不被人们所接受的先驱惨遭不幸。苏格拉底之死，不敢说与此无任何关系。那些杰出的人物，能真正掌握真理的少数往往成为时代的牺牲品，新思想因此被压制。
3用公权谋私利。雅典的公民大会一方面体现出民主，另一方面却被一些野心家所利用，每次公民大会，豆油可能受到能言善辩的野心家的煽动。“一些公民，不论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和集体的利益”[18]，造成多数人的暴政。这种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往往并不能代表公共利益，而知识一种形式上的众意。卢梭曾指出：“公意和众意之间经常有很大的差别，公意总是着眼于公共利益，而众意则是着眼于私利，它只是个体意志的总和[19]”。例如远征西西里的错误便是阴谋家基比阿斯蒙骗众人的结果，使雅典丧失了与斯巴达对抗的精锐海军。还有公元前406年的“阿基纽西海战的胜利悲剧”，使大批的军事人材死于非命。这些都是统治集团的野心人物为一己私欲而达到清楚政敌的目的行为，与监察制度的缺陷很难分开。
（四）权力机构臃肿和权力制约的混杂
1公职人员过多。如前所述雅典的政治建立在直接的民主之上，甚至后人把他的政治称为“贫民政治”。雅典的民主靠庞大的政府机构来维持。据统计，雅典有陪审员6000人、弓箭手1600人、骑士1000人、议事会议员500人、卫士1000人、国内官吏700人、重装兵2500人，此外还有其他公事者。两万多人的工职人员在“面积不过2556平方千米，人口在雅典帝国全盛时期不过40万人中”，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已是相当庞大。亚里士多德估计：“每年六个雅典公民中就有一人可能担任某种官职”。难怪亚里士多德感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此外，还有全国性的集会。其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都很难承受，最终也会造成雅典的“政治肥大症”。
2工职津贴。工职津贴是伯里克利为了吸引下层公民参加城邦管理而进行的变革，但从另一个侧面讲，这些津贴取之与民而用之于政，反而加重下层阶级的经济负担。在形式上激励了参政，本质上却将他们连根拔起——一个连生活都没有着落的人，最如何也无心参政议政。
3三权合一。在雅典全部的行政官员并不是组成某一个行政首脑同意领导下的政府，各种行政官员任期不一全都由公民大会和其他机构直接选出各自独立对公民大会或其相应机构负责。这样一来，公民大会自身就要处理许多具体行政事务，立法权与行政权很难分开。而且陪审法庭既行使司法权又参与立法，其主席相当与一天一夜的国家元首，可管理城邦各项事务，其权限划分和设置混杂而有交叉。
雅典民主政治除上述的一些限制外，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政权更替频繁，各级官吏限任期太短，除交接权力外，实际工作时间很短，使得工作缺少连续性与积极性，对经验的积累和责任心的提高都为不利。这里限于篇幅，就不详细论述。
三、结语
雅典的民主政治达到了古代之颠，不管是在政治还是在法治上都给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财富，特别是为大陆法系国家贡献了蓝本，为近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史实材料，也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基石。然而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限制与不够完善，但从历史观的态度去审视，雅典的民主政治比起同时代的其他国家都有过而不及。我们在正确看待历史的同时，能以史为鉴，为开创今日的现代民主而努力。

『贰』 比较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梯尼改革

梭伦改革

改革背景
公元前6世纪，随着雅典工商业的发展，雅典出现了新兴的工商业者阶层。由于奴隶占有制的发展，雅典许多平民因债务而受到氏族贵族的奴役，平民反对氏族贵族剥削 、 压迫和独揽政权的斗争十分激烈 。 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为首席执政官 ， 成为斗争双方的仲裁人 ，并以立法者身份实行了广泛改革。

克利斯提尼改革

Cleisthenes，Reforms of

公元前508年雅典政治家克利斯提尼（约前570～前508）实行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公元前510年僭主被推翻后，氏族贵族之间以及氏族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保有血缘关系的氏族、胞族和部落组织已经不能适应奴隶占有制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克利斯提尼在公元前525～前524年任雅典首席执政官。公元前508年，他联合平民通过公民大会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首先，他设立10个地区部落，取代原来的4个氏族部落。雅典被分为城区、沿海和内地三大地区，各大地区再分为十部分，称为三一区。通过抽签，从每个大区中各抽一个三一区，合成一个地区部落。三一区下分若干德莫斯(自治村社)，构成雅典公民政治、社会和宗教活动的基层单位。年满18岁的雅典男性青年，在其父母所隶属的德莫斯内通过一定的入籍仪式便可取得公民权。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内取得雅典公民权。这样，地域原则代替了血缘原则，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面的影响。其次，规定每个地区部落每年各选50名30岁以上的公民，组成五百人议事会，代替梭伦创设的四百人议事会，成为公民大会各项提案的起草机构，并负责处理国家日常行政事务。克利斯提尼还加强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的活动。根据他的建议，制定了贝壳（或陶片）放逐法，以防僭主再起。

克利斯提尼的改革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加强了雅典公民的团结，有利于雅典城邦的巩固和发展。

在克利斯提尼年代，雅典的官员数目比较少，但随着雅典由一个小城邦跃升成为古希腊世界的大都会，以及提洛同盟的盟主，雅典需要的官员数目急剧增加，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雅典大约有六百名行政官员，来处理和盟邦的外交关系、提洛同盟的公款、公共建筑、及联盟舰队的设置。
行政官员必须要年满三十岁，及隶属五百medimnoi阶级pentakosiomedimnoi、骑士阶级hippies、有轭牲阶级zeugitai三个阶级，条件和五百人会议议员一样，但实务上也能接纳雇工阶级thetes成为行政官员，只要在选后回答自己是前三个阶级便可，每一公职都是一年任期，而他们一生只能担当同一官职一次，也不可同时兼任不同官职，不过可在不同年份担当不同公职。但一般来说，官员都不可能不断持续其官员生涯，因为所有行政官员、五百人会议议员及执政官在完结一年的公职后，都必须接受为期数个月，称作euthynai的调查过程，包括一个称作logistai的十人小组主动对官员的所作所为作出调查，以及由一个五百零一位陪审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接受公民的申诉，而调查期间是严禁担当公职的，因此每名官员若想连续官职生涯，必须相隔一年。
大多数官员都是十人一组的，每个部落都有一人出任官职。大概有一百名官员是由选举产生包括步兵及骑兵指挥官、财政官员、及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因为这些官职都需要某些专业技能。在每年冬天的一次公民大会中会在每个部落各提供的多名人选中选出这些官员，之后会对这些官员进行职前训练及测试，好在古希腊仲夏新年时这些官员顺利投入工作。
而其余的五百名官员会由自愿者之中抽签选出，有些职位会因权力大而且受欢迎而竞争激烈，但有些公职却因无人担当而要在缺额的情况下工作。部落会提供出多人一份名单予城邦，然后在雅典卫城东的希修斯圣殿（Sanctuary of Theseus）中抽签决定人选，整个抽签过程由六个司法执政官thesmothetai主持。这些官员掌管一般的行政事务，比如管制市场及度量衡、主管官卖小麦的供应、神殿的工程修缮、监督城邦财政，道路维修清洁等、管理来自西徐亚的三百个弓箭手警察。其中一个行政小组比较特别，一个执法小组，掌管城邦监狱、处理充公财产、执行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有拥有十一名成员，而非一般的十名。
和五百人会议的议员一样，官们在担任职务期间拥有一些特权，包括免服兵役，在城邦中的庆典中享有特别坐位，以及可以头戴桃金娘制成的冠冕彰显身份。而在西元前四五零年后，官员也可领取一定的薪资，以津贴贫困户担当公务。

1，背景：
（1）梭伦改革后，雅典出现了许多地方政治派别，主要有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
（2）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担任首席执政官，以与平民合作的态度进行改革。
2，内容及作用：
（1）以地狱组织代替氏族组织。这有助于削弱氏族贵族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促进不同部落之间的融合。
（2）进一步改造国家政权机构：创立了新的五百人议事会代替原来的四百人议事会，议员名额以各地居住区公民人数按比例分配。从而创立了最早的比例代表制选举法。议员的当选标准体现了机会均等、任期制的民主原则。
（3）创立“陶片放逐法”。这是一项确保民主政权长期存在的法令，可以有效地防止政治野心家颠覆民主政权。
3，意义：
克利斯提尼改革在雅典牢固的确立了民主体制，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过程写下了最后一个休止符。

主要内容
1、经济上：

①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由国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这一措施史称“解负令”。

②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的措施，包括限制粮食出口，扩大橄榄油输出；实行货币改革，以利于商业贸易；奖励外地工匠移民雅典，提倡公民学习手工业技术；改革度量衡，铸造雅典新币，制定了一些有关财产继承、禁止厚葬、抚恤为国牺牲公民的亲属等法令。

③承认私有财产继承自由，消除了所有制度上的氏族残余。

2、政治上：

①废除世袭贵族的垄断，不再以出身而以财产的数量来划分公民等级。按一年农产品收入的总量把公民分为4个等级（按年改入的的谷物等产品的数量分别列为500斗、300斗、200斗和200斗以下四级）， 各等级的政治权利依其财力之大小而定。第一、二等级的公民可以担任国家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的公民不能担任官职，但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庭。

②设立四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四百人会议由4个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了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皆可当选。

③设立陪审法庭（也译为民众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任何公民都有权上诉。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所有等级的公民经抽签方式选出。陪审法庭受理并裁决公民投诉或上诉的案件，扩大了公民的权力。

④制定新法典取代格拉古的严酷法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

改革意义
梭伦改革既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收入最少的第四等级不享有担任政府官职和参选“四百人会议”的权利。这种中立政策未能彻底化解社会矛盾。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这些改革，使雅典贫苦公民摆脱了遭受债务奴役的威胁，打击了贵族统治，使城邦体制更加巩固。同时，梭伦通过规定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了土地的过分集中，使城邦体制得到健康发展，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保护和促进工商业的措施又使工商奴隶主地位迅速上升，奴隶制经济开始走向繁荣。

梭伦改革是雅典城邦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调整了公民集体内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使自身从事劳动的中、小所有者公民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地位得以保证。

『叁』 执政官的选举改革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任命又开始采用候选人抽签选举法，但与梭伦时期形同而实异，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关于这次改革的始作俑者，有些学者推测是铁米斯托克利或阿里斯泰德，但并无确凿证据，很可能改革的推行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作用。 (1)扩大执政官的范围，改变贵族议会主要由亲庇西斯特拉图派构成的状况。
(2)提高政治、军事效率，为抵抗波斯做准备。 僭主政治被推翻后，贵族议会中大部分人是僭主的支持者。他们不仅可以网罗亲信影响执政官选举，而且本身也可以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10年的执政官斯卡门德里奥斯、公元前509年的执政官里萨哥拉斯、公元前508年的执政官伊萨哥拉斯都与僭主有关系。公元前496年，僭主的亲戚西帕尔库斯当选执政官，此时距克里斯提尼改革已有10年之久，表明亲僭主派仍有一定势力。他们的活动首先与克里斯提尼改革后雅典的民主化趋势相悖，如果他们与逃跑的僭主西庇阿斯勾结，又会影响雅典反波斯的大计。通过抽签的方法提高五百斗级和骑士级中非贵族成员参加选举的积极性，扩大他们入选的几率，从而逐渐改变执政官乃至贵族议会的构成，不失为打击亲僭主派的一个有效方法。为了同样的目的，雅典人在公元前488年还启用了搁置多年的陶片放逐法，双管齐下足以说明当时形势的严峻。另外，马拉松战役使雅典人认识到提高政治、军事效率的重要性。改革前，10名执政官和10名将军都由直接选举产生，两个机构的职能也有交叉，不同的是将军可以连选连任，执政官却只能任职1年。雅典未来面临波斯强敌的入侵，战争将成为城邦生活的主题。有一定军事技能的将军不仅可以提高成功的机会而且可以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时势把将军推到了雅典政治的前台，这个结果是以执政官权力的下降为代价的。执政官改为抽签选举后，随着对其能力要求的降低，官职本身的权力、荣誉也降低了，不再是城邦中最有能力的人角逐的目标，这是此次改革的实质，也是与梭伦执政官选举改革的最大区别，因为梭伦利用抽签主要是帮助富人进入一直为贵族垄断的执政官群体，执政官的地位并未受到影响，仍是城邦最高官职。这次改革后，将军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接管了执政官的军事权力，以后又逐渐取代了他们在内部事务中的首席地位。因此，公元前487年改革是将军和执政官权力转换的开始，而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即以加速度的形式向前发展。从改革的内容看，这次改革蕴涵一些新的因素。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平等的思想开始在雅典出现、发展。但以执政官而言，一直是10个部落选举9名执政官，这意味着总要有一个部落甘心扮演陪衬的角色，因此雅典人在这次改革中设立了司法执政官秘书一职，将执政官委员会凑足10人，确保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代表。但问题依然存在。设想某一部落连续担任名年官，而另一部落却连续担任秘书一职，尽管各自都有代表，仍难免产生异议。鉴于此，雅典人在增设官职的同时又将轮流的原则引入了选举机制，在保证每部落都有代表的基础上，规定每年每个执政官要来自不同部落，也就是说，以10年为一周期，同一部落成员不能两次担任同一职务。这个原则的实现大概也是借助抽签的方法。在每个周期的头一年，10个部落进行抽签：第一轮抽取名年官；第二轮，剩下的9个部落抽取王者执政官，然后依次类推。在接下来的8年里，每次抽签决定一个官职，都应排除曾担任过此职的部落，因此第一轮抽签即由9个部落参加。到10年中的最后一年每个部落该担任哪个职务已经不言自明，也就无须抽签。部落代表原则和轮流原则保证了部落间的平等，而抽签又保证了候选人之间机会均等，因此这次改革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理念——平等，它是雅典在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公元前487年执政官选举改革并未伴随着任官资格的变化，有资格者仍仅限于前两个等级，但抽签的运用为执政官向更大范围扩展准备了条件。公元前457年，法律规定第三等级也可以担任执政官。这个规定本应是执政官地位降低后的应有之义，但从亚里士多德的话推断，它更可能是雅典的权宜之计。这一年雅典陷于和波斯、斯巴达的两线作战，要求第三等级源源不断地补充步兵，大概是为了提高他们作战的积极性，所以官方不惜置法律规定于不顾，破格允许他们担任执政官。可能到公元前5世纪末，第四等级参选执政官也被默许，这时梭伦的财产资格虽未正式废除，但已不再严格执行了。 从直接选举到纯粹抽签，执政官选举制度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3个世纪。这个过程既是执政官权力变化的缩影，也是雅典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缩影。它不是直线进行的，有曲折往复：最初，执政官是城邦的最高官职，贵族将它的任用权交给了自己的代言人——贵族议会，形成了对执政官的垄断。梭伦首次把抽签法引入执政官选举，扩大了任官资格，打破了贵族的垄断，但没有动摇执政官的地位。僭主为了维护统治，又将抽签选举改为直接选举，执政官受到僭主的控制，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地位得以恢复。公元前487年，抽签选举制复兴，执政官的地位无可挽回地下降了。公元前5世纪末，双重抽签取代了选举和抽签相结合的办法，执政官也从城邦的最高官职沦落为几乎向所有公民开放的普通官职。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雅典人主要通过改变选举制度的办法实现了执政官的日趋平民化。与之紧密相关的贵族议会，在公元前462年厄菲阿尔特改革及几次执政官改革的冲击下，也不再是贵族的代言人了。经过公元前5世纪民主浪潮的洗礼，执政官和贵族议会这个曾经的贵族堡垒，终于被民主化了。

『肆』 一道历史题

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不同于一般萌芽中的国家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古代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相比，它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首先，雅典民主制度体现着雅典奴隶主自由民多数人的主权。伯里克利斯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9]体现雅典人这种公民主权观念的，便是民众大会权力至上的制度。雅典的民众大会是所有成年雅典公民皆可参加的大会。在这里，任何公民都可发言；一切法律在其颁布之前都要在这里讨论通过；所有重要的国家官吏者；要在这里选举产生，一切关于战争与和平及其它重大国务都要在这里经过辩论、以多数人的意见作决定。通过这种制度，雅典的普通公民确实有许多机会去影响乃至决定政府的决策。而通过选举产生的官吏，也能较好的体现和执行民意。

其次，同公民主权密切相联系的是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事实上，这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别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另一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公道）在于‘平等’，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10]雅典人的自由平等观念可以溯源于氏族社会的传统，又被强化于雅典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特殊的生产方式。

再次，雅典的官吏制度是具民主原则的重要体现。“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1]国家的一切公共职务（除十将军之职外）向一切等级的公民开放，只有为保证任职者能正当、顺利地履行职责的一些极少的、必要的条件限制。如规定，陪审法庭中的陪审官必须是年满30岁以上的、不欠公共债务的公民。官吏的选举一般都以抽签的方式进行，所以普通公民担任公职的机会是相当多的。

重要的官吏是以民众大会举手选举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真正的才能。”[12]

复次，引人注目的是，在雅典国家有一整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保证公民对国家官吏实施有效监督。在雅典，所有的官吏在任职前要接受资格审查。一般实施这种审查的权力机关是陪审法庭。但对于将于次年任职的议事会成员、执政官等重要官吏，则首先由500人议事会审查其资格，而后再由陪审法庭审查，最后决定权在于陪审法庭。由于雅典的陪审法庭实际上是掌握在人民手中，因而，雅典的司法执政官还负有对国家官吏的监督责任，他们可就国家官吏包括议事会的主席的违法行为向民众大会提出公诉。为防止国家官吏贪赃任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雅典专门设有十个会计员，“所有卸任官吏都要犯帐目对他们报告。”[13]这些会计员将核查结果提交陪审法庭，一旦发现贪污、盗用公款等犯罪行为，陪审法庭将以罚金或其它刑罚来处罚犯罪的官吏。在所有的雅典国家机关中占比较特殊地位的十将军职务，尽管可连选连任，但也要在每年经受十次公民大会的信任投票。如果这种投票反对其中任何一个官吏，他便应在陪审法庭中受审，如有罪，则决定他1为刑罚或罚金”[14]。此外，前所提及的“贝壳放逐法”更是雅典人监督官吏的有效手段之一。

如前所述，雅典人的500人议事会负责国家的日常政务，是雅典国家极其重要的机关。为了防止议事会的独断专横，雅典人采取了分权的方法，剥夺了议事会原有的判处死刑、监禁和罚金的最高权力，确立了陪审法庭最高司法审判和监察权，甚至于使陪审法庭拥有保护宪法的权力。亚里士多德记述：“人民使自己成为一切的主人，用命令，用人民当权的陪审法庭来处理任何事情，甚至议事会所审判的案件也落到人民手里了。”[15]在议事会内部，也采取措施，防止权力集中。议事会实行十个部门(三分区)的50人团轮流担任主席团的制度，每个主席团任期约一年的1/10。主席团中每天由抽签选出一名总主席，负责保管国家金库、档案和庙宇的锁钥和国玺；并在民众大会、500人会议开会时任主席。但总主席任职只一日夜，不得延长，也不得再度任此职。这些措施，有利于避免因长期任职形成事实上的权力集中以至专制独裁之流弊。

此外，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与民主相得益彰的是雅典国家的法制。伯里克理斯宣称：“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16]法律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没有人能处于法律之外，享受特权。

雅典人虽然极其珍视公民的个人自由，但这种自由从来也没有沦入无法无天、“人人各行其愿”的地步。“在我们的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这是因为这种法律使我们心服。”亚里士多德认为“平民政体较少发生内讧，比寡头政体较为安全。”[17]这是因为，在象雅典这样的民主政治国家里，解决统治阶级各派的矛盾和斗争时，基本上都遵循着一定的法律程序，于是，以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的事很少见。

雅典人极重视法律的稳定和权威，虽然允许修改法律，但有着严格的限制。在雅典，提交公民大会讨论的议案事先都要经过议事会的审查。公民个人虽然可以在民众大会上提出修改或废除以往的法律或提出新的议案，但若这种提议得不到通过的话，则将被起诉为不法行为，提议人要受到罚金处分，甚至有生命之虞。

雅典人不但重视成文法，而且也重视习惯法。“我们服从法律本身，特别是那些保护被压迫者的法律，那些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18]

雅典的民主制度，对雅典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曾大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雅典的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种植业的发展，又使雅典的对外贸易迅速扩大。雅典的皮里优司港成为地中海东部最繁忙的港口。“我们的城邦这样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9]

在雅典民主政治下形成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条件和允许个人才能自由全面地发展的氛围，使雅典的科学文化空前地繁荣。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主要派别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都可以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化中追根溯源。此外，在数学、医学和其它一些科学方面，雅典人也有杰出的贡献。因而，伯里克利斯在一次演讲中骄做他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种制度下雅典公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热情。在马拉松之役，雅典士兵能一举击败六倍于己的波斯军队，若非具有为捍卫自己的制度而激发出的巨大勇气和才智，这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激励着雅典人为之慷慨而战，从容赴死，“因为他们只要想到丧失了这个城邦，就不寒而栗。”

『伍』 欧洲雅典民主的发展和消亡，经历了哪些大事件呢

雅典是古希腊最有名的城邦之一，其面积只有2550平方公里，人口在20万到30万之间。雅典虽然小，但是却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雅典在古代时代成为了古希腊的文化中心，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著名的学者，是人文主义的源头之一。而雅典的民主制度，更是古希腊文明的代表。它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为了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雅典位于阿提卡半岛，居住着爱奥尼亚人，他们早在迈锡尼时代就居住在这里。多利亚人入侵后，古希腊进入了“黑暗时代”。不过阿提卡却击退了多利安人的侵犯，保持了独立。阿提卡的爱奥尼亚人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又分为30个氏族。在古风时代（前8世纪到前6世纪），爱奥尼亚人开始从氏族社会时代过渡到了国家阶段。

『陆』 古雅典的法制

雅典民主政治的产生及体现。雅典的民主政治起源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时期，实现了由君主体制到九个执政法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转变。后来通过德拉古（Draco）立法、梭伦（Solon）改革、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伯里克利（Pericles）改革终于到了雅典的民主政治。 “民主”一词最早见于希罗多德（Herodotos）的《历史》一书。在古希腊文中，“民主”（Demokratia）是“人民（Demos）”和“权利（Kratia）”两词合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之意。意大利文、英文、德文、法文和俄罗斯文中的“民主”都从其演变而来。尊重人格、保护人权，公民自治是希腊民主政治的集中表现。民主政治思想在那个时期达到了最高水平，在选举权、审判权、监察权以及行政权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一）选举制度。雅典实现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议制，主要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凡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参加公民大会，选举出城邦重要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如“执政官和十将军的选举就在公民大会上举行 [1] ”。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每月举行两到四次，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工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都黯淡[2]”。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二）审判制度。梭伦改革后，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平均每个有五百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陪审员由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充任，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诉”。对案件的受理采用开庭方式，经过原、被告的辩论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因陪审判决即是一审判决有是终审判决，故“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效力[3]”。

（三）监察制度。雅典的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发达，陪审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机关外，还是最高监察机关，有批准或否决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监察权。在雅典，官员的当选必须经过公民的严格监察。

1 在任职前其资格需先经审查，包括：出身、财产、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由五百人议事会作初审，如有问题则提交法院判决决定是否任职。

2 官员任职期间也要收到审查。如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中都要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任何一个官员，他便要到陪审法庭受审，如有罪，则判决他的刑罚或罚金，如果无罪，他将复职[3]（p64）。

3官员在其任职期满后，还要接受审查。在其离任时，会有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财产进行审查，如有贪污或者受贿，即送交法院判决，通常对其课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罚金［4］。

4不法申诉。任何雅典公民认为某项法令违法，都有权向陪审法庭提出控诉，在控诉期，该法令暂停实施，如作肯定判决该法令就会被撤消。

5贝壳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设置的。每个春季非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会议，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政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确，主要有六个司法行政官、祖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下面又设有各级大小官员。但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个司法执政官及他们的书记均由抽签选举，而王者执政官、祖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个助理，由他们自己选举。这些人的资格在其任职之前都由陪审法庭审查，卸任时并需作报告。

『柒』 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质

雅典民主政治的本质，又称雅典式民主，是在公元前508年于希腊城邦雅典（包括雅典的中心城邦及其周边的阿提卡地区）发展出的一套民主体系。雅典也因此成为最早的民主政体之一。[1]虽然其他的希腊城邦也设立了各式各样的民主体制，其中大多数也借鉴了雅典的模式，但它们没有一个能如同雅典的民主体制一般有力、稳定且具备良好的明文规定。雅典民主可以被看作是一次对直接民主制度的实验——因为选民并非选举民意代表而是直接参加对立法和行政议案的投票。

雅典民主的本质是一种公民领导的地方自治，但它与现代民主制度的差异仍然是巨大的。首先，雅典民主的参与权并非如现代基于居民，阿提卡的女性和奴隶没有完整的权利；[1]其次，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政府的效率非常低。政治家们为了名利经常借演讲互相诋毁，选民的民意会受在剧场中上演的政治讽刺戏剧的巨大影响都是无法忽视的事实。然而由于参与权有无的划分与经济上的阶层无关，因此雅典民主的选民参与程度在那个时代来说已经非常高。这种制度为希腊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雅典民主制的本质基本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是民主政治特征的充分体现。
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审议且决定一切国家大事。所有合法公民均有参与权、知情权、发言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大会最重要的程序是就某项议案展开辩论。雄辩的演说有赖于丰厚的学养，激烈的辩论促进了对知识的崇尚与演述说的发展。
五百人议事会是公民大会的附属机构，负责为大会准备提案并主持大会，在公民大会休息期间，议事会是大会最高权力的代表，负责监督行政官员落实大会决议。
民众法庭是日常司法机关，高级公职人员的任职资格，也是民众法庭终审。
雅典人民主权的特征也体现在众多规模不大的行政和军事机关上。

『捌』 谁来详述一下古雅典政治体制和官员等级分配

（一）选举制度。雅典实现直接民主制，而非代议制，主要体现在公民大会上。凡年满二十岁的雅典公民都要直接参加公民大会，选举出城邦重要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选举和评审政府官员，修改法律、解决财政收支、决定宣战和媾和、缔结和解除盟约、评定军功等。如“执政官和十将军的选举就在公民大会上举行[1]”。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每月举行两到四次，每个公民在大会中都有选举权。伯里克利说：“一个公民只要有任何长处，他就会受到任何提拔，当任工职，这就对他优点的赏赐，跟特权是两码事。贫穷也不再是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境况有都黯淡[2]”。公民大会用抽签的方式选举出五百人议事会、陪审员和一般行政人员。
（二）审判制度。梭伦改革后，雅典城邦设立了十个陪审法庭，平均每个有五百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任期一年，不得连任。陪审员由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通过抽签方式充任，陪审法庭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有权受理公民的“不法申诉”。对案件的受理采用开庭方式，经过原、被告的辩论后，由陪审员秘密投票得票多者胜诉。因陪审判决即是一审判决有是终审判决，故“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效力[3]”。
（三）监察制度。雅典的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发达，陪审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机关外，还是最高监察机关，有批准或否决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监察权。在雅典，官员的当选必须经过公民的严格监察。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政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确，主要有六个司法行政官、祖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下面又设有各级大小官员。但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个司法执政官及他们的书记均由抽签选举，而王者执政官、祖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个助理，由他们自己选举。这些人的资格在其任职之前都由陪审法庭审查，卸任时并需作报告。
出现了“三权”的雏形

『玖』 《德拉古法典》代表什么人的利益原因是什么

古希腊雅典一直没有成文法，只有传统的习惯。贵族利用手中的权力任意解释说明。为了避免贵族随便杜撰或仿造习惯法，广大平民经常要求制定成文法。在他们的压力下，贵族被迫让步。公元前621年，为了用平息人民的怨恨的方法加强贵族对雅典的统治力，雅典当局委托司法执政官之一的司法执政官德拉古制定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典，称之为《德拉古法典》。
代表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原因：这个议事会，没有起过什么作用，形同虚设。法典中有关公民权的规定，对现实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变。不过，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次立法，不是对于广大贫苦人民的让步，相反，却剥削了他们的公民权利。这个法律的中心内容是两条，即选举办法的改变。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贵族内部更加平等。谁当选，谁不当选，不是由贵族会议决定，而是公民抽签选举，财产条件合格者，只要中签，都可以当官。其二，中等阶层有了一定的权利。虽然较高的财产标准保证了雅典最高权力掌握在贵族手中，但贵族已不能完全独霸官职了，雅典中等阶级公民可以通过抽签当选雅典中下级官吏。这样既调整了贵族内部的关系，也调整了贵族和中等阶层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评价;①法典回避雅典社会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改善平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利地位。②法典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采取严刑峻法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的社会矛盾。 ③由于审判权完全掌握在贵族手中，法典变成了平民受压迫地位的象征，所以它必然失败。 这次改革没有改变雅典的寡头制，也没有改变雅典的贵族制。广大下层平民仍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是雅典的“民”，不是雅典的“主”。德拉古法典只不过是把旧的习惯法换成了文字而已，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贵族的专横，但本质上还是维护贵族专政的。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平民的要求，反而使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更加激化。公元前六世纪初，雅典平民开始酝酿武装起义，贵族闻讯大为震惊，被迫选择梭伦为执政官，开始了梭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