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三段式
⑴ 辩护词的要点及主要讨论的问题
您好
辩护词，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提出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文书。
二、结构及写法
（一）标题。可写“关于×××(人)××××案的辩护词”。
（二）前言。交代辩护人的合法地位。同时简要说明辩护人事前进行了哪些工作，如查阅案卷，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会见或通信等(多限于律师)。在前言的最后，可概括说明辩护人对此案件的基本观点。如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或定罪不当，等等。
（三）辩护理由。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从事实上、从法律上、从被告的认罪态度上提出辩护理由。具体可从分析公诉人所提出的被告的犯罪事实是否能成立等方面提出辩护理由；或者运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提出意见，针对起诉书中提出的罪名发表意见；认罪态度主要是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提出可以从轻的理由。
（四）结尾。归结辩护理由，提出有关判处被告的建议。
（五）写明辩护人姓名，并注明具体日期。
[编辑本段]三、辩护词格式
来源：网络国法 作者：
关于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的规定，我接受__________(主要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案由)一案的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他进行辩护。
在此之前，我研究了_______人民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查阅了卷宗材料，会见了
犯罪嫌疑人，走访了有关证人，并且对现场进行了勘察，获得充分的事实材料和证据。
我认为起诉书在认定事实上有重大出入(或者事实不清、定性不当等)。理由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综上所述，我认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____条第____款之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犯罪嫌疑人
__________不予起诉(或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宣告无罪或免除处罚或从轻、减轻处罚)。
辩护人：_________
[编辑本段]四、例文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省××市××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本案被告人张××之亲属许××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张××的一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我仔细查阅了全部案件材料，并会见了被告人，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经过认真的调查和严密的分析，我认为，本案事实不清，存在诸多疑点，难以定案。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张××作案的证据
公诉人所列举的能够据以认定张××强奸杀人的证据主要有两个：一是××公安局对被害人和被告人所作的血刑试验结论，二是被告人身上的伤良。由于其他证据只能证明案件确实发生，但并不能证明罪犯是谁，因此，我仅就这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看法。
关于血刑试验结论。根据××公安局所制作的刑事科学鉴定书，死都血型为B型，阴道内精液为A型，犯罪嫌疑人张××血型为A型，唾液为A型，公诉人遂将此认定为张××强奸杀人的一条主要证据。对此，我作为辩护人认为，死者阴道内精液与犯罪嫌疑人张××同属一种血型，并不能证明就是张××作的案。因为现代法医学认为血型鉴定毕竟不同于DNA指纹鉴定，它只能作排除认定，而不能作同一认定。具体到本案来看，死者阴道内精液为A型，可以据此排除血型的B型、O型人作案的可能性，但不能得出必然是张××作案的结论。因为世界上A型血的人有很多。
关于被告人身上的伤痕认定。根据公诉人提供的照片，张××的伤痕均在右侧，即右侧肩部、右耳后、右额和右手。这是与张××的供述相一致的。张××对此的解释是：案发第二天上午正值家里买煤，他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子干体力活是责无旁贷的，由于肩挑、肩背和爬楼梯，造成了身体右部的多处划伤。按常理讲，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解释是有待辩证分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张××身上的伤痕形成时间来具体分析他的这一供述是否真实。按照公诉人发表的公诉词，笔××是在××年××月××日××时许作的案，这也就是说，张××身上、耳后及额上的伤应形成于此时，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案发当天，并没有人发现他有伤。因为案发当天下午，张××去单位值班，单位里的人并未看见他的脸上、额上有伤。张××单位的同事刘××和王××提供的书面证据证明。并且，张××当天值完班回家后，邻居也未曾见过其脸上、额上有伤。
二、关于本案中公诉书认定的张××的作案时间
无论是人民检察院的公诉书，还是公诉人在法庭上提出的公诉意见，都认定被告人张××是在××年××月××日××许作的案。但当天××时左右，张××单位的同事刘××和王××以及门卫黄××都能证明张××在单位值班。这有刘××、王××和黄××提供的书面证词予以证明。而且，张××在单位值班时，所翻阅的报纸和所作的读书笔记也能证明张××在××月××日××时许不在作案现场。以上证据与张××本人的辩解相印证，证明了张××在××时许没有作案时间。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认定被告人张××作案的证据严重不足。因为事关人命，我认为人民法院在采证时不可不慎。我请求人民法院根据××年××月××日修正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条第××款之规定，宣判被告人张××无罪。
辩护人：××律师
××年××月××日
⑵ 有谁能知道贝卡利亚的古典犯罪理论
贝卡利亚始终倡导罪刑法定原则，他为此而极力争辩。其论证，词锋锐利，他甚至把几何学上的方法也用到了这方面。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犯罪行为，都必然会有一个相应精确的刑罚与之对应，请看他无比雄辩的论理“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黯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暴政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破坏程度。”
从前的传统刑法制度，奉行的是一种报应主义以及威吓主义的观念，因此在早期的刑罚制度中，对犯罪行为强力而残忍的镇压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一种主要的手段，人成为了专制制度不折不扣的牺牲品。面对这种情况，贝卡利亚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在他看来，刑罚的功能并不是要以某种极端的手段去压制犯罪，因为这样的做法只能起到事后的威吓作用，并无助于全面的解决问题；相反，刑罚的作用是要预防与纠正犯罪现象，对此他论述道“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刑罚作为一种社会防卫的工具的理念被他予以了很好的阐释，一种“必需的”以及“尽量轻的”刑罚理念被首次提出。
贝卡利亚认为，死刑制度有以下几大弊端：其一死刑的威吓作用是多余的，因为只要刑罚能使犯罪者感到犯罪的收益小于其遭到的报应，就足够了；其二，为了能够对公民起到强烈的震慑作用，统治者一般都用非常残忍的手段执行死刑，因此，死刑本身已经沦为了一种表演；其三，与残忍的犯罪行为相比，死刑同样也能造成及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因为，死刑那残忍的手段也同样树立了残忍的榜样，并纵容人们制造流血犯罪等恶性事件。
“法官对任何案件都应进行三段式的逻辑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结论是自由或者刑罚。一旦法官被迫或者自愿做哪怕只是两种三段论推理的话，就会出现捉摸不定的前景。”
⑶ 论刑法目的犯中目的和故意的关系
所谓目的犯， 是指以刑法规定的类型化行为人动机为必备要素的犯罪。“目的”是目的犯的核心概念。关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之关系在刑法理论上长期存在争议。本文拟从目的犯主、 客观结构的分析着手， 展开对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之关系探讨， 以期对刑法相关理论之完善有所裨益。
一、 目的犯的主、 客观结构分析
德日刑法理论一般认为， 目的犯主观方面的独特之处在于目的犯是“二主观要件的犯罪类型”。即目的犯是一种主、 客观要件不一致、 主观要件多于客观要件的犯罪形式。在目的犯中， 除了要求对基本客观构成要件须具备故意之外， 还需要具备特定的内在意向。涵盖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是故意； 超出客观要件规定范围的主观要件称之为意图， 或称为“第二主观要件”， 或者是德国刑法学家海格勒所称的“超出的内心倾向”， 麦茨格所称的“有意义的意欲”。
一些学者根据目的犯目的对法益侵害的不同作用， 将目的犯目的划分为两种不同形态， 第一种目的犯目的， 其意向并非针对“所计划的法益侵害”本身， 而是针对类型化的行为人动机加以描述， 如刑法中伪造罪的意图即为此类。伪造罪侵害的法益是货币、 有价证券或文件的纯正性， 而伪造罪意图的内涵是“行使”， 该目的的内含已经超出所保护法益之范围， 因此这种目的被称为“法益侵害取向的额外主观要件”； 另一类意图所涉及的内容为法益侵犯本身， 行为人行为的可罚性确立并非在法益侵害时即已成立， 而需待确立目的存在时方能成立， 此种类型的目的犯类型， 其客观构成要件实现， 仅为整个犯罪类型的前阶段。如侵犯财产罪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行为， 可以成为认定财产犯罪的前提， 但是要认定成立侵犯财产罪， 还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目的”就是一个本罪要求的类型化行为人动机， 只要该动机存在， 就可以成立侵犯财产罪。这种目的被称为“超出法益侵害外的内在意向”。[1]
与目的犯的主观特征相适应， 目的犯主、 客观关系的特征在于目的犯的“主客、 观不一致性”。“所谓目的犯， 乃将外部的行为有意义之意欲， 作为实现其他目的之手段的犯罪。此可分为外部行为被意欲为其他结果之目的之客观的原因， 如所谓分离的结果犯之情形， 及外部的行为被意欲为行为者或第三者之新的结果之手段， 如缩短的两个行为之犯罪之情形。前者如背信之‘为自己或第三者获得不法利益之目的’是也； 后者， 如伪造之‘以行使为目的’者是。背信罪之‘损害本人利益’之中间的结果， 被意欲为对于‘图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之最后的结果之手段， 伪造罪所谓伪造之中间的结果， 被意欲为对于所谓‘行使’之最后的结果之手段。最后的结果必然系行为者之意欲”， 也就是说， 第一种目的犯， 以外部所为的行为为目的内容， 以为他结果之客观的原因； 第二种目的犯， 乃意欲其行为以为其本身或他人之新的行为之手段。[2]第一种目的犯， 被称为断绝的结果犯， 第二种目的犯则称之为短缩的二行为犯。
二、 目的犯目的与故意关系之理论探讨
从上述目的犯主客观的结构分析来看， 目的犯的结构要件在整体上包括三部分： 其一， 对客观事实进行规定的客观要件； 其二， 涵盖此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即故意， 其三则为超出客观要件的主观要件， 即“目的”这一特定主观要素。这种与主客观相符的通常情形有异的二主观要件犯罪类型， 引发了学者关于上述两主观要件关系的思考， 即目的犯目的与目的犯故意关系如何， 目的犯目的是单独的犯罪主观要素、 抑或是故意的一部分或者一种？
（一）国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目的犯目的和故意的关系
目的犯的概念来源于德国， 与我国不同， 德国刑法中没有故意的明确定义， 一般认为， 故意分为意图、 直接故意、 间接故意， 其中意图主要强调意志因素， 即行为人努力促使结果发生； 直接故意主要强调认识因素， 即行为人确信结果会发生； 间接故意也主要强调认识因素， 即行为人认为结果可能会发生。
德国学者对意图和故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存在将意图与故意等视齐观、 意图与故意具有程度上的差异等诸多观点。[1]由于“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 主观要素和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之间的关系成为极为复杂的问题，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故意的内容与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内容是一致的， 换言之， 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制约着故意的内容”。[3]如前所述， 目的犯主、 客观结构非常特殊，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目的犯目的与故意、 过失地位并列， 而且由于目的犯目的不存在和它对应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 是超客观的主观要素， 因此目的犯目的与故意不同。
普通法系的一些学者将目的犯目的与一般的犯罪故意区别开来。如“由于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原因， 许多普通法传统的学者和法官认为， 在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之间存在着一个区别。一般的故意就是那些简单地附随着行为的故意， 就像诸如伴随强奸行为的强奸故意。特定的故意应当是很好的加以定义了， 就像盗窃罪要求的故意一样： 永远剥夺所有权人的财产的故意。”[4]还有的学者则将一般的故意和特定的故意称为基本犯意和进一步的犯意、 “特定意图”。在论述基本犯意时， 在检察官诉摩根（DDP v . Morgan）的案件中， 西蒙法官指出， “我的意思是要求基本犯意的犯罪， 其明述的内容（或者更常见的是暗示）， 不能超出犯罪行为的范围”。[5]根据上述论述可以看出， 英美法系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认为与犯罪行为对应的是基本的犯罪故意， 而与目的犯特定意图对应的就是所谓的“特定故意”， 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 不能归于同一范畴。
（二）我国学者的观点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与德日刑法理论不同， 具体到与上述目的犯结构理论相关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 其一， 德日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是三段式、 立体的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要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 即构成要件符合性， 违法行和有责性， 各个阶段是彼此相对独立的判断。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则直接来源于苏联， 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平行的结构； 其二， 相应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故意通常认为属于责任的范畴， 其故意主要是针对构成要件事实的认识和意欲， 因此， 虽然德、 日刑法中并未明确地规定故意的概念， 但是学者一般均认为目的犯之目的是独立于故意的主观要素。我国刑法则对犯罪故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根据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 我国的故意是对行为“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和意欲， 因此， 即使我国刑法对故意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但由于不同学者对故意概念的解释不同， 对于目的犯目的与故意的关系仍然存在不同的回答。
通说的观点认为， 目的犯是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的一种或者包含于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之中。例如， 有学者认为， 在对犯罪故意进行分类时， “根据犯罪故意中是否要求具备构成要件的目的， 可以将故意分为目的故意和非目的故意。所谓目的故意， 是指行为人必须具备某种构成要件的犯罪目的， 才能成立的犯罪故意。目的故意特指目的犯的故意。所谓非目的故意， 是指其成立不以具备某种具体目的为必要要件的犯罪故意”， 主张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将目的犯中的目的与普通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相区别， 认为“需要说明的是， 这里所说的目的， 专指刑法分则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规定的目的， 它的存在是该种犯罪故意成立的必要要件。而未在构成要件中规定的其他犯罪目的， 如直接故意（希望故意）中的行为人， 均是以构成要件的结果为其犯罪目的的， 但该目的并非犯罪故意成立所必需， 而且该种故意仍然属于这里所说的非目的故意”。[6]
显然， 根据上述通说的观点， 目的犯目的是区别于普通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特殊的直接故意意志， 但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直接故意意志因素。主张目的犯目的属于犯罪故意的学者一般认为， 在目的犯中特定目的的存在是犯罪故意存在的前提条件， 例如， 如果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则不存在盗窃罪的故意， 则不成立盗窃罪。如果不存在“以行使为目的”， 则不存在伪造货币罪的故意， 则不成立伪造货币罪。
还有的学者则认为， 目的犯的目的是独立于犯罪故意的一种主观因素， 认为“由于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故意的含义和种类， 因此， 目的与故意的关系应该非常明确。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来说， 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也是一种目的， 但它明显区别于目的犯中的目的； 目的犯的目的是故意内容之外的一种主观要素， 而不是故意的一种形式”。[7]
三、 本文观点
笔者认为， 目的犯目的属于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意欲， 而故意则一般包括“认知”和“意欲”两个部分， 因此要判断二者关系最重要之处在于比较目的犯目的之意欲与故意之“意欲”是重合、 包含、 交叉、 还是互相独立的两个范畴， 如果二者是重合或者包含的关系， 则目的犯目的属于直接故意的一部分； 如果二者是交叉或者独立的两个范畴， 则目的犯目的不能为故意所包含。
犯罪故意意志因素的内容与认识因素联系紧密。根据我刑法第14条的规定， 我国刑法中犯罪故意的内涵与德日刑法中的故意不同的是， 我国的犯罪故意第一次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引入故意概念， “危害社会的结果”取代了德日刑法中的“法定构成事实”， 成为行为人认识因素的内容， 相应的， 故意的意志因素由德日刑法中“希望或放任法定构成要件事实发生”转变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 对危害结果的理解就成为理解我国犯罪故意内涵的关键。危害结果是犯罪行为危害社会具体的、 客观的体现。关于危害结果的含义， 刑法理论上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 广义结果说认为， 凡是犯罪意思的客观化， 都是危害结果， 它不限于行为对客观外界所造成的有形变化， 还包括身体动作和其他非物质性损害。狭义的危害结果则是指危害行为导致犯罪客体发生的物质损害或者危险状态。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则认为， 危害结果是指危害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和现实危险。[8]危害结果是社会关系遭受到侵害的重要征表。离开了犯罪客体， 便不能正确认识行为后果的性质。而目的犯目的与犯罪客体紧密相联， 不具有特定目的， 则不可能对一定的社会客体造成损害， 既然如此， 目的犯目的就自然的包含在犯罪故意之中， 成为犯罪故意内容的一部分。
但笔者认为， 上述观点有待商榷。将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故意的认识和意欲的对象不符合犯罪的本来面目， 混淆了行为人行为时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意欲以及事后对犯罪主观方面评价的不同阶段。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 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关系， 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我们在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 首次要考虑行为是否对犯罪客体造成了损害。但这种是否对犯罪客体造成损害、 造成何种损害的判断和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一样， 都是一种事后的判断， 因此， 让行为人在行为前认识作为事后判断的对犯罪客体损害的危害结果是不现实的。而且， 犯罪客体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当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有些罪犯罪客体究竟为何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尚存在争议， 未达成一致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期待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认识到自己对犯罪客体造成了损害？因此， 将对犯罪客体造成实际损害或者危险的危害结果作为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值得商榷。
我国犯罪故意的另一缺陷是排除了行为犯成立犯罪的可能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 危害结果并非一切犯罪的构成要件， 行为犯的成立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为必要条件。如果认为犯罪故意是对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意欲， 则行为犯就不可能成立犯罪， 而这也是和司法实践不相符的。 基于以上法定犯罪故意概念的不足， 借鉴德日刑法理论中故意的概念， 从维护罪刑法定和责任原则出发， 本文认为， 我国的法定犯罪故意概念并不合理， 犯罪故意的认识对象应该是构成要件的主要事实， 相应的其意志因素则为决意实施上述已经认识到的内容或者放任上述已经认识到的内容的实现。
在上述本文界定的概念基础上，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的犯目的希望达到的结果和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并不一致性， 下面从目的犯中两种主要的目的犯――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具体各罪中各举一例， 说明本文的观点。
盗窃罪是断绝的结果犯的典型， 因此， 本文首先就盗窃罪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进行考察。盗窃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那么盗窃罪的故意是什么呢？根据刑法的规定和合本文上述对故意内涵的界定， 盗窃罪的故意就是明知自己实施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会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这里的意志因素中不必然包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 因为也可能行为人明知自己实施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会侵害他人对财物的占有， 而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然后在窃得行为人财物后加以使用， 使用后再返还给被害人， 这种情况下就不构成盗窃罪， 只有行为人是出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时才能认定成立盗窃罪。
再以典型的短缩的二行为犯――伪造货币罪为例， 伪造货币罪是典型的行为犯， 伪造罪的故意是明知伪造而实施。但是仅有故意还不能构成犯罪， 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具有“以行使为目的”， 即将货币投入流通， 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 则不会对公共信用和国家的货币发行权造成损害， 也不可能扰乱货币管理秩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 在断绝的结果犯和短缩的二行为犯中， 目的犯目的与直接故意意志因素都存在明显区别， 二者存在不同的意志因素。目的犯目的是独立于故意的犯罪主观要件， 一般的故意犯罪， 行为人主观方面只要具备刑法要求的故意就可以构成犯罪， 但目的犯除了要求对构成要件的认识和意志因素以外， 行为人主观上还必须具备特定目的。但是目的犯目的与犯罪故意的关系密不可分， 没有目的犯目的， 目的犯也就不存在， 研究所谓的目的犯故意就没有意义。
⑷ 刑事责任年龄的三个阶段是什么
刑事责任年龄(简称责任年龄)，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人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行为负刑事责任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典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年龄阶段；(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即不满14周岁。(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即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即已满16周岁。刑法第十七条【刑事责任年龄】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⑸ 贝卡里亚与刑事法学讲述了什么
切萨雷·博内萨纳·贝卡里亚，意大利刑法学家，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者，是18世纪后半期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先驱和启蒙思想家。
贝卡里亚出身于意大利米兰城的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曾就学于巴马地方的耶劳大学，也曾在米兰政府的经济部门中担任过官职。他在青年时期，由于对现实感到厌恶，曾一度无所事事。后来，他受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著作的影响，对那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法律方面的问题发生了兴趣，便积极参加了一个叫“猛击”的青年激进组织，他们自称是“北意大利网络全书派”。
这个组织的成员，是由许多伏尔泰和狄德罗的信徒联合组成的，他们的目标，除了共同讨论一些大家所感兴趣的问题外，主要是攻击奥地利政权的恶习，还规定每个成员都必须研究和掌握某一特定的课题，并要作出文字汇报。贝卡里亚选定的课题是刑法，1764年他撰写了曾轰动全欧、风靡一时的《论犯罪与刑罚》份一书。
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阅》出版后，成了一部令人震惊的杰作，在几个月内，伏尔泰不但热情地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并为该书逐章作了评注。莫尔莱神父在6个月里用法文译本印了7次。伯尔尼协会为此特地发给贝卡里亚一枚金质荣誉奖章，凯瑟琳大帝还邀他去俄国编纂刑法。随之该书在美国、英国出版，布莱克斯东和边沁热情地为他主持庆祝仪式。在短短的几年内，贝卡里亚这部代表作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先后再版过20余次。
其实，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并不是什么大部头的巨著，只不过是一篇6万字的论文。有人曾带讽刺意味地说：这篇短文是由一位其名不扬、生性懒惰的26岁的没落贵族家庭的青年写成，他既未从事过法学理论的研究，又未专门学习过刑法知识，也未在任何司法机关里任过职。然而，他却完成了许许多多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学者和教授所不能完成的著作。所有开明的改革者和君主不但阅读和赞赏他的书，而且还把它看作是转入新世纪资产阶级刑法改革的经典著作。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与其说贝卡里亚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天才，倒不如说他是一位时代所造就的人物。
贝卡里亚在撰写这本书时，正处在资产阶级进步的启蒙时代里，人道主义的理想与野蛮的实践之间的距离变得更为悬殊，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境地。当时，整个欧洲大陆严重地存在着宗教法庭遗留的影响。秘密起诉、拘票、严刑逼供、单纯指控都可作为确凿的罪证，不准上诉的定罪、随意的赦免以及残酷的邢罚等等，都是司空见惯的。其中特别是死罪被随心所欲地日益增加，仅英国就有200种以上的死罪，处死形式有绞形、斧砍、鞭笞、火烧、刑车分尸等，惨无人道。
有些罪犯被送上奴隶船，打上罪犯烙印，或者钉上枷锁，或者截去手足。人们到处大声疾呼，要求变革这种恐怖的恶魔时代。贝卡里亚就是把人们这一切强烈的呼声集中起来，并对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法律理论，加以改造和发展，完成了《论犯罪与刑罚》一书。
贝卡里亚“法治”理论的中心，是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基本思想出发，提出人们通过社会契约来建治国家。他认为法律是代表人们公意的，即个人意志的总和，其目的在于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针对当时欧洲施行的残酷专横的封建刑事制度，提倡实行人道主义的改革。
贝卡里亚影响最大的观点是“犯罪概念说”、“刑罚原则说”和“刑罚效用说”。贝卡里亚认为，犯罪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犯罪的首要特征，这是一个显见的真理，也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标准。
所谓社会危害性，是指对社会公共福利、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社会治安和私人财产的侵犯、危害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等。他还把社会危害的大小分成三类：一是直接破坏社会或者使它的代表者死亡；二是侵犯公民个人安全、生命、财产和荣誉；三是为了使社会福利得到保障，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应当做或不应当做的事情而受到抵触的行为。
贝卡里亚把第一类罪行视为“大逆罪”和“最危险”、“最严重”的罪，应当受到严惩；第二类罪行只是侵犯公民个人安全的权利，应当比第一类罪行惩罚要轻。
应当受到邢法处罚的行为，是犯罪的第二特征。他说，人们联合起来是必要的，如果存在着个人利益的对立，必然会产生契约，就可以按照规定定出一个违反秩序的阶梯来，其中直接破坏社会存在本身的行为，便是它的最高梯级，对一切可能产生的侵害个人权利的最不关紧要的行为，便是它的最低梯级。
在这两端中间，由上到下排列着一切违反公共福利的犯罪行为，即由最重大的到最轻微的犯罪行为。对于没有列入阶梯中的行为，不能称为犯罪。他反对“主观归罪”，反对追究“思想犯罪”。他说“法律不惩罚意图”，用犯罪人的意图来衡量犯罪的标准是错误的。
因为一个人的意图是以印象和情绪为转移的，而印象和情绪对每个人来说，是随同观念、欲望和情况的变换而变化的。
贝卡里亚的“刑法原则说”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宣称“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惩治犯罪”的原则。他说，任何超出法律范围的邢罚都是不公正的，什么样的罪名就处以什么样的刑罚，要像几何学那样准确地求证，因而他提出了“三段式”的定罪量刑的观点。即对每个犯罪行为，法官都应当进行正确地推理，大前提代表一般法律，小前提说明行为是违法还是合法，结论是说明无罪还是判刑。
如果不进行“三段式”的推断，而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他还强调，每个公民都应当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有罪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无罪的，执行这个原则，绝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如果让司法机关的审判官任意专横，不是按照公民手中掌握的法律规定办事，这将会使他们在政治自由的边界上兜圈子，为专制者的行为打开方便之门。贝卡里亚的这种“罪刑法定”的观点，对当时反对封建专横和法官任意加刑的擅断，无疑是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第二，宣称“刑罚应当与犯罪相均衡”的原则。他说，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人们不应当违反公共利益而犯罪，尤其不应当犯对社会有危险性的罪。如果犯了罪，应该理所当然地受到处罚，但这种处罚，不能随便滥加刑，更不能采取轻罪重罚，只有对那些造成社会危害性最大的犯罪，才能重罚。同时他还主张把故意同过失、重大过失同轻微过失、轻微过失同无过失等行为区别开来，使刑罚在轻和重的执行上做到罪同刑相均衡。他并指出，如果把较轻的罪犯滥加重罚，把他们关在黑暗的监狱里，或者把他们判处到遥远的地方去受奴役，不仅是无益，反而有害。贝卡里亚的这种“罪形象均衡”的观点，对预防犯罪、防止打击扩大化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宣称“废除死刑和羞辱刑”的原则。他说，对犯人广泛地使用拷打、肉刑以至死刑都是不人道的、残忍的做法。他主张，如果犯罪行为得到证实，那就根据法律处以刑罚，拷打、羞辱刑是无益的；反之，在罪行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更不应该折磨无罪的人。因为拷打的后果，会使无罪者的处境比有罪者更坏，造成无罪者吃亏，有罪者占便宜。因而他断言：一切羞辱刑既不利于对犯人的教育，又会使法律丧失公共的尊敬，这样就会导致人们消失道德和荣誉的概念，这种法律就应当废除。
法律对于死刑的规定，贝卡里亚竭力主张应当加以限制，尽量少杀或不杀，并渴望将来废除死刑。他认为，死刑不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残酷的榜样。但是他又指出，死刑在这样两种情况下，也还是有必要的，因为一是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自由以后，他还拥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和实力，以致威胁到国家的安全和不利于现存的政体变革，另一是当犯罪者的死亡是制止其他人犯罪的唯一手段，死刑才被认为是公正的。他的这种观点，曾对当时风靡全欧的一次人道主义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
第四，宣称“在刑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贝卡里亚力图“消除身份作为有资格享受特殊待遇或处罚的因素”。他主张“对最高贵的公民和对最低贱的公民，在适用刑罚上应当是相同的。”并指出凡是高官贵人可以随便搪塞罪责，而普通人承受着沉重和严酷的惩罚，那就是法官只根据当事人的地位和影响来进行审理才而不是根据他们被指控的行为来进行审理，这就破坏了正义和义务的概念，代之以等级特权强者的法律。他愤慨地说，法律应当加重惩罚那些政治寄生者，因为他们既不用劳动给社会带来利益，也不用财富给社会带来好处，只是占便宜，而任何时候也不损失什么。
因此他强烈反对国王给达官贵人实行恩赦，助长他们逍遥法外，成为暴政的支柱。此外，贝卡里亚还铃对封建制度下的胡作非为、贪赃枉法的法官所造成邢罚不平等的情况，提出了“法律的拘束力对所有人都应一视同仁”，在法庭上，法律和真理最有发言权，法律要求对每个人都作为完全平等的人来受审判，无论是显贵和富人都不应用金钱来赎买反对弱者和穷人的罪行，否则，财产就会成为暴政的支柱。
贝卡里亚从社会契约论和邢罚效用论的角度给刑罚下了定义：从契约论观点来看，刑罚就是能够把人们想要废除社会的法律，回到原始的混乱状态的专横意图的一种感性的动因，一使人们头脑长久地牢记不忘，并把同公共福利对立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欲望所产生的印象力均衡起来。再从刑罚效用观点来看，刑罚是一种政治阻力，因人类行为中有一种贪求私利和个人安乐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像万有引力一样，立法者就要像建筑师那样，巧妙地消除万有引力的有害影响，能在使建筑物牢固的地方应用万有引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的规定就是一种政治阻力，用来抑制犯罪行为和惩罚犯罪行为。但是，贝卡里亚又强调“惩罚犯罪不如预防犯罪”，他说，一个好的立法者，“并不是要使人们受到刑罚的折磨和痛苦，也不是要使已实施的犯罪行为成为不存在。”因此，他对刑罚的目的和效用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见解。
第一，提出“刑罚要对人们产生教育的效用”。他建议国家的全部力量都要集中在保护法律上面，立法工作的领导者要关心人们获得尽量多的幸福和尽量少的不幸；要引导人们对法律的遵守，而不是对法律的违犯，要奖励那些具有执法、守法美德行为的人，特别要教育青年，要在青年纯洁的心灵中进行美德的教育，以防他们去做坏事情。
第二，提出“刑罚要对不稳定分子产生恐怖的效用”。他认为国家要树立法律的尊严，要使法律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公众信任的纪念碑，要使人们害怕法律，而且只害怕法律，对法律产生这样的恐怖心理是有益的。但是他反对使国民习惯于对权力当局的恐怖，更反对人对人的恐怖。因为这种恐怖是有害的，它会导致人们犯罪。他还主张，应该颁布一项规定揭发任何犯罪的共犯免受刑罚的法律，“这种法律会防止罪犯联合起来，使每个共犯都互相恐惧。”
第三，提出“刑罚要对犯罪分子实行公正的惩罚”。他说，邪罚的目的，不在于残酷的惩罚，而在于使犯罪者难逃脱网。因为对罪犯适用较温和的刑罚比之适用残酷的刑罚，更能达到预防犯罪的效用。如果对罪犯施加残酷刑罚，这不仅同预防犯罪的目的相矛盾，而且还会引起两个有害的效果:一是准以保持罪与刑之间的均衡；二是使犯罪者拒不接受处罚的结局。因此贝卡里亚十分强调刑罚要公正，反对施行残酷的刑罚。
综上所述，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所提出的种种论点，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发挥了它的战斗作用。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贝卡里亚的“法治”观念，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的呼声，正如恩格斯指出：“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18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⑹ 刑事犯罪有哪几个等级,分别是什么内容
刑事犯罪不分等级，只分阶段，分为四个阶段。
1、犯罪意向的形成阶段；
2、犯罪的预备阶段；
3、犯罪行为实施阶段；
4、犯罪后的应变阶段。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6)刑法三段式扩展阅读：
打击策略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体系一般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对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打”)、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对青少年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等等组成。
其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指导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的基本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控制犯罪的总方略，“严打”和“专项斗争”是经常使用的刑事政策手段，其他一般为具体的刑事政策。
⑺ 简述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一般地说，不满14周岁的人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因此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视需要对接近14周岁，如12～13周岁的人由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也称相对无刑事责任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7条第1款的明文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进入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由于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体力和智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和法制观念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一般已能够根据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因而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刑法认定已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负担刑事责任。
⑻ 古代刑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哪三个阶段
刑名，指按照罪名所实施的刑罚的名称。中国古代刑名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象刑、肉刑与新五刑三个阶段：
（一）象刑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级与私有制开始出现萌芽这个历史阶段的刑罚，中国古代称为“象刑”。不过，象刑的内容究竟如何，古书言人人殊，其中附会之论甚多。结合中外民族学的材料来认识，其实“象刑可以理解为氏族社会适用于全体成员的习俗的统治，即对违反氏族共同生活规则的人，采取异其章服的做法，以示与其他氏族成员的区别，借以增加其愧悔之心。”（张晋藩《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第12页）“异其章服”，指服饰与正常人有别，使人们一见其服饰，就可判断其身份。可见，这种刑罚属于耻辱刑。早期阶级社会广泛流行的耻辱刑，就是由象刑演变而来的。
（二）肉刑
肉刑，是指以残害犯人肢体和损害犯人生殖机能的刑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原始的习惯已经不再适用统治阶级的需要，于是，产生了真正意义的刑法。中国迟至夏朝已经出现系统的主要属于肉刑的“五刑”的刑罚：
1．墨：五刑中最轻的一种。以面或额头为受刑部位，先将皮肤刻破，再渗入墨汁。
2．劓：割掉鼻子。
3．髌：也称刖刑，斩足之刑。
4．宫：使男女丧失生育能力的刑罚。
5．大辟：死刑。
殷商的刑法因于夏朝，只是略有损益而已。文献记载商朝的五刑是墨、劓、剕、宫、大辟。剩即髌刑。西周的刑法主体仍是五刑，并且五刑制度已达到非常成熟的地步。
五刑延续到秦汉，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墨刑改称为黥刑；其次，肉刑尽管仍见单独使用，但更多的是与鬼薪、白粲、城旦春等名目的劳役刑结合并用。由于肉刑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不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日益遭到人们的反对。据史书记载，汉文帝在少女缇萦上书的感动下，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前167）五月下诏，正式废除肉刑，从而使经历了夏、商、周、秦、汉达两千余年的残酷的肉刑终于被抛弃，推动中国的法制摆脱野蛮，走上文明的道路，但汉代废肉刑并不彻底。为唐以后笞、杖、徒、流、死新的五刑制度开辟了先路。
（三）新五刑
笞、杖、徒、流、死的刑罚制度由隋朝确定，后正式列人唐律。这是中国古代刑制的重大变化，对中国历史和东亚各国法制产生了重大影响。
笞：分五等，由10到50，每等加10。笞由汉朝的笞刑演变而来，汉朝笞刑用竹，唐朝用楚，用来惩诫小的过愆，受刑部位是人犯的腿与臀。在五刑中最轻。
杖：分五等，由60到100，每等加10。杖为3尺5寸长的竹杖，受刑部位为人犯的背、臀和腿。
徒：分五等，由一年到三年，每等加半年。犯人须带钳或枷劳动，地点是官府工地。
流：分三等，2000里到3000里，每等加500里。流刑里数虽分三等，但均劳动1年，称为“常流”，以后有“加役流”，则强迫劳动3年。
死：分绞、斩二等。与秦汉以来的腰斩、枭首、弃市、夷三族等死刑相比，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
五刑，属于唐代的主刑。当时定罪量刑，基本是一罪一刑，国家对于刑罪的加减也有严格的规定。除“十恶”大罪外，自笞10以至死刑，都允许以钱赎免。这是统治者贯彻“明刑慎罚”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唐律贯彻儒家思想的重要体现。
以后各朝基本沿用新五刑制度，不过也有些变化。明朝新增了充军的规定，即犯人在戍地根据不同身份，或者服劳役或者充任军士。当时广泛采用充军的刑罚。清朝的死刑分为绞、斩。其中一类为“立决”，另一类为“监侯”。不过清朝法外规定的死刑如凌迟、枭首、戮尸等也经常使用。其中最残酷的凌迟之刑，直到晚清沈家本主持修律时才彻底废除。
⑼ 简述我国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划分
从中国的刑法规定来看，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三个阶段:
我国刑法根据我们国家一贯的对少年儿童的危害行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为指导，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少年儿童的成长过程以及各类犯罪的情况等实际出发，并适当借鉴别国的立法经验。
考虑刑法的世界发展趋势，在刑法典第17条里对责任年龄作了较为集中的规定，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年龄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7条的规定，不满14周岁，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一般地说，不满14周岁的人尚处于幼年时期，还不具备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即不具备责任能力。
因此法律规定，对不满14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概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必要时可依法责令其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也可视需要对接近14周岁，如12～13周岁的人由政府收容教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也称相对无刑事责任阶段。达到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辨别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即对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具备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能力。
因此，法律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
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7条第1款的明文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进入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由于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体力和智力已有相当的发展，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知识，是非观念和法治观念的增长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一般已能够根据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因而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我国刑法认定已满16周岁的人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负担刑事责任。
(9)刑法三段式扩展阅读
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负刑事责任。
具体规定：
1、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
2、己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周岁—16周岁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
3、不满14周岁的人，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的行为，都不负刑事责任，即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
4、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5、实施犯罪时的年龄，一律按照公历的年、月、日计算。过了周岁生日，从第二天起，为已满周岁。
6、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7、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犯罪时的年龄没有查清，而又关系到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和判处何种刑罚的公诉案件，应当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
⑽ 刑法上如何具体的用“三要素”和“四 要件”判断犯罪。最好具体案例分析
反正睡不着觉：用三段论和四要件两种理论做个简单的案例分析（三段论和四要件是基本中的基础知识，搂主既然知道，此处不做赘述。）甲乙不和，甲杀死乙。我假定甲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做分析如下：一，用三段轮分析如下：第一段：甲的行为是否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符合；第二段:甲的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查明甲没有法定的阻却事由，也就是没有排除犯罪的法定事由，故具有违法性；第三段：甲是否具有有责性？经查证甲是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应当负责，也就是具有有责性，综上，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甲的行为构成犯罪。二：我们再用传统的四要件说分析如下：首先．主体是某一具体犯罪所要求的行为人必须具有一定的主体条件：本案中甲作为犯罪主体是完全行为能力人；其次，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对犯罪结果的主观认识或追求的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具体本案甲具有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再次．客体是犯罪所侵犯或者指向的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甲故意非法剥夺了乙的生命权；最后．客观方面是犯罪实际所表现出来的可以由外界判断的，通常指的是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很明显甲实施了刺死乙的行为，并造直接成了乙的死亡结果， 所以，符合完整的该罪构成的四要件，因而，构成该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