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说理

⑴ 民事诉讼证据审查与判断的方法与技巧有哪些

一、巧用证据交换手段，确保庭审质效

一般来说，复杂疑难的民商事案件往往涉及的证据种类,数量较多，如把这些繁多且复杂的证据材料一下全部放置于庭审中“会诊”，势必会增加庭审负担，进而降低庭审质效，审判法官也很难在有限的庭审时间内对如此繁多的证据材料的真伪及证明力大小作出准确判断。因此，审判法官如遇到复杂疑难案件，应主动启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促使当事人在庭前将其持有的证据予以提供，并通过证据交换、质辩，从而达到了整理和固点诉讼争点及确认证据证明力的效果，为开展好庭审活动打下坚实基础，这样既保障了庭审质效，又提升了法官的司法认证水平。

二、适度引导举证，明确举证、查证范围

由于当事人身份不同，固其文化素养、法律知识、诉讼技能等明显存在差异。为使当事人特别是弱势诉讼群体迅速明白诉讼旨意，更好地维好自己权益，审判法官应对弱势主体的举证要求适度加以引导，有利于庭审活动的顺利展开，既能明朗当事人的举证范围，又明晰了法官查证案件事实的审理方向，为正确认定案件事实打下坚实的裁判基础。

三、规范程序环节，处理好“辩”与“质”的关系

我们知道，质证权与辩论权是当事人在不同诉讼阶段中享有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权利，实践中，当事人易把它们混淆起来，诸如在庭审中，当事人因不懂得诉讼程序的具体规则，有时易把这两种程序权利混用起来，比如本应谈证据的质证意见，反谈案件的辩论意见，无意的打乱了庭审程序，降低了质证程序的功能，影响认证效果。为此，审判法官应及时向当事人释明质证与辩论的区别与要求，应规范约束当事人的诉讼行为，法官在质证程序中应做到“三步”到位：一要做到边听;二要做到边记;三要做到边思考。法官不仅要听好，还要善于思量证据的“三性”，为以后的认证做好准备工作。

四、准确适用采纳与采信标准

人民法院在作出司法裁判前，应当确认当事人的证据能力和证据证明力大小及强弱，这个证据审查确认的过程叫做司法认证。法官在认证活动中要厘清两个概念，一是“采纳”概念，采纳问题，关键是讲究一个“纳”字，它是解决证据能力问题，或者是证据资格或证据的适格性问题，事关着证据能否被纳入诉讼大门的问题，或能否成为诉讼证据的问题;二是“采信”概念，采信问题，关键是讲究一个“信”字，它是解决证据是否可信及信用程度的问题，也就是证据价值问题或证据证明力问题。

(一)证据的采纳标准

1.“关联性”标准。关联性是证据的自然属性，审查某种证据能否做为定案的根据，关键在于它与案件事实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或因果关系，如没有这样的逻辑关系则不能成为诉讼证据。例如，有个鉴定结论证明原告送检的产品系伪劣产品，但这个送检样品是不是从被告处提取的、如何提取的却没有证据，那么鉴定结论证明被告销售伪劣产品致人损害缺乏关联性，因此不能做为定案的根据。

2.“合法性”标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取证的主体要合法。取证的主体必须是办理本案的司法人员、律师代理人;二是证据主体资格要合法。例如，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不能作证，无鉴定资质的人不能做鉴定人;三是证据的表现形式要合法。比如证据的签名、印章、登记手续应符合程序手续或法定要求;四是取证的程序和手段要合法。比如司法人员不得一人取证;或取证人证言时，应有向证人交待证人权利义务的记载;或取证主体不能采取诱惑、胁迫、逼供或侵害他人隐私权而获取证据。

(二)证据的采信标准

1、“客观性”标准(又称真实性标准)。根据《民诉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诉讼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证据要确实，强调的是证据的“质”不能渗“假”。

2、“充分性”标准。人民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必须要以具有充分证明力的证据做根据，也就是说，认定案件的主要事实的依据不能单一或成“孤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证据要充分，强调的是证据的“量”不能太少。在证据的“质”和“量”达到足以使法官内心确信的境界时，才能认定“证据确实充分”。

五、推行科学、阳光认证

审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严格遵循证据审查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详细规定了法官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司法原则，又称认证基本原则。依照认证基本原则，审判人员在审查判断证据时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问题：一要突出法理性。审判人员在实践中应运用法学原理和法律依据深入论述认证理由。二要恪守职业道德准则。法官应讲究司法良知、职业道德以公心与良知去评判证据的证明力。三要讲究法理逻辑推理性。认证过程实质是思维逻辑推理的过程。四要坚持阳光认证。法官无论在庭审中作出认证，还是在庭后裁判文书中作出的认证，应一律向当事人公开认证的理由和结果，让认证活动在阳光
下进行。法官的认证活动属于司法裁判说理范畴，同样要强调认证说理的逻辑性、公正性、公开性。

⑵ 试论述三段论在审判中的作用

三段论是由两个包含着一个共同词项的性质判断推出另一个新的性质判断的演绎推理。
任何一个三段论都包含三个不同的词项，分别叫：大项、小项和中项。在结论判断中作谓项的词项叫大项，大项通常用“P”来表示；在结论判断中作主项的词项叫小项，小项通常用“S”来表示；在前提判断中出现两次而在结论判断中不出现的词项叫中项，中项通常用“M”来表示。
任何一个三段论都包含着三个不同的判断，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其中，包含着大项的前提叫大前提；包含有小项的前提叫小前提；包含有大项和小项的判断叫结论。
三段论的词项有两个主要特点：
第一、任何一个三段论，必须有也只能有三个不同的词项。
第二、任何一个三段论，其中的每一个词项必须也只能在两个性质判断中各出现一次。
所谓法律推理，简而言之就是判案说理的逻辑思维方法与形式。我国是成文法系，判案说理必须以现行的法律规定为大前提，这决定了我国司法体系中通用的法律推理形式是三段论式的演泽推理，即以法律规则为判案说理的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从而推导出裁判结果。它不对大前提（法律规则）的实质内容进行判断推理，又称形式推理，主要种类有演释推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近年随着人们对传统民法的反思，世界两大法系的融合，在不断深化公正司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推理方法，即实质法律推理，它在法定框架内从公平、正义出发，对有冲突的法律规则进行权衡与选择，以寻求、确认判案的大前提。这种对大前提（法律规则）的内容进行实质权衡确认的新推理方法被称为实质法律推理。公正司法离不开科学的方法，方法的生命力胜过观点，而对方法的了解和研究，无疑会将我们的司法能力提升到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1。为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审判实务，就有关法律推理的含义、特点，民事审判中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局限性，不能适用通用推理形式的情形，以及如何通过实质法律推理来弥补成文法的局限性、促进司法公正等问题提出一些认识与观点，偏谬粗疏处还望指正。
全文共8400字

一、法律推理的含义种类及其在民事审判的适用情况
法律推理指推理的一般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所谓推理是指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推出新的结论的思维过程，亚里士多德所举的著名例子以三段论的形式生动诠释了推理的含义：所有的生物体终有一死（已知判断，大前提）；人是生物体（已知的事实，小前提）；所以人也终有一死（推出的新的结论），其推理形式为：A是B，如果C是A，那么是C是B2。具体到法律领域，其推理方式行为：法律规定加案件事实，产生判案结论，因此，用通俗浅显的话来说所谓法律推理，就是讲道理，就是以理服人，此处的理则是指法律理由及其相应的案件事实3。任何一个合格的判决书，实质上是一个适用法律推理以得出判案结论的过程。法院之所以能够解决纠纷，是因为它讲理（调解也是以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讲理为基础）。如果就是为了解决纠纷，而不管是否讲理，甚至黑社会也能办得到。法院的讲理，一方面提供了判决的理由，另一方面说明了判案结论的必然性和正当性。
根据推理形式的不同，法律推理可分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三者在民事审判中适用的情形也大不相同。
（一）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在成文法体系下是唯一法定允许的通用推理方式，也是最普通是最基本的推理形式，它是指从法律规定到案件事实的推理，标准的方法与形式是三段论式推理，在审判中通用的三段论式演绎推理又称形式推理。即以法律规定为基础（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对象（小前 提），从而推导出裁决结果。例如，《民法通则》第84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大前提），现甲（债务人）与乙（债权人）之间具有借款合同，但甲未按合同约定的还款时间还款（小前提），乙提出甲偿还欠款的诉讼请求，推理结论是“甲应履行还款义务”。
在我国司法审判体系领域里，所谓的法律推理，通常是指演绎推理，这是由于我国是成文法体系的法律制度决定的。现行的法律规定是做出判案结论的大前提和根据，一个案件的判处结论应当做到有法可依，即要有事实根据也要有法律根据。
通用的演绎推理形式虽然简单，但在法院处理案件时却有着十分重要，非常有效的作用。具体表现有：首先，判案结论在逻辑形式上无懈可击，它不再需要其他的间接推理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因而使判决具有客观性，这种三段论式的推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适用中的非理性因素，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起着维护法治“过滤器”作用。正如黄明耀教授所说：“形式逻辑是作为平等、公正执法的主要根据而起作用的，它要求法官始终如一地，不具偏见地执行法律命令。”其次，这以法律规则为起点的推理模式，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科学完善的制定法基础之上，因而对法制的健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然是这种以法律规则为前提与起点的法律推理虽是成文法体系下通用的推理形式，是判断说理的基本方法，却也不是万能的，法律规则永远不能完全涵盖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因此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客观规律，对此笔者将在下文中展开论述。
（二）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是指“由特殊观察事例导出一般原理的推理方法。其基本逻辑形式是：A1是B，A2是B，A3是B……所以一切A都是B4。由于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通过具体的个案，证明某种普通性的东西，因此在成文法体系下，在民事审判中一般没有适用的余地。它只是在判例法体系的国家里被广泛使用。推理形式为：A1案件被判成B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A2被判成B也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因此所有A类型的案件被判成B符合社会公正的需要。”
归纳推理的方法在民事理论研究和民事立法方面具有十分重用的作用。它将审判实践中的具体个案，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批列，对此，将一些成功的经验，先进的理念进行归纳，提练，抽出带有共性的特征，上升为民法的一般原则，或制定为新的民法规范。通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归纳推理，使民法研究走向深入，民事立法得以逐步完善，民事审判随着时代的脚步一步一步地迈向未来，而永葆活力和青春。
归纳推理也具有其自身固有的缺陷，其结论只是一种可能性，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对民法适用的安全性造成冲击，由其是法官素质不高时，容易在思维径路，选择归纳对象上出问题。
（三）类比推理
虽然我国新刑法已经取消了类比推理的判案方法，但是法官在其它领域仍然允许使用类比推理这种逻辑思维方法，尤其是在民事审判领域，由于我国该方面的法律尚不健全，法律依据常显不足，类比推理成为解决某些民事案件不得已的逻辑方法。
类比推理的形式具有双重性，近乎于归纳推理与演绎推理相结的一种推理形式，先通过归纳总结，寻求最相似的法律规则，再运用演绎推理将案件事实涵盖于法律规则之下得出判案的结论。例如，《民法通则》对侵权损害赔偿规定的较为原则，对赔偿的具体范围和标准欠缺规定，甲与乙斗殴，被乙致伤，如何赔偿？在实务中，法官往往类推适用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操作过程是：第一步先比较打架斗殴导致伤害与交通事故致人伤害的异同，归纳出它们具有共同的属性，即均属于人身损害赔偿；第二步，明确法律没有规定斗殴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和赔偿标准，而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则有此规定；第三步确认打架斗殴引起的损害赔偿可适用道路交通事故的赔偿范围和标准。最后，案件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得出具体的赔偿范围和标准。
因此类比推理在民事审判中常常被用作填补法律漏洞。由于我国是成文法系的国家，所以法官在审判时必须慎重使用类比推理，类比对象必须确切、相似，类比方法必须科学、可靠。否则容易犯主观擅断的错误。

二、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在民事审判中的局限性
我国成文法系的基本法律制度决定了以现行法律规定为条件，为大前提的演绎推理法律允许的一种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它要求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必须要严格遵从法律规定，判案结论要有法律根据，在成文法体系下，法律条文是唯一的判案标准，审判行为应该以法律规则为准绳，法律之外不得另没裁判标准。它在判案说理，保障司法公正方面的作用也十分有效，十分明显，严谨的三段推理论形式使判案结论具有正当性和必然性，程式化的推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律适用中的非理性因素，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律规定在审判中能够得到一贯的、严格的、有规则的执行，有效防止司法审判权的滥用，符合成文法体系下的法治价值理念。

但是，严峻的现实已告诉我们，民事法律规则不可能穷尽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情况，不可能包罗万象。生活中的世界永远是丰富复杂的，永远不能为法律规则所涵盖。在很多有争议的疑难案件和那些比较边缘性的民事纠纷面前，通用法律推理形式则捉襟见肘，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就民事审判而言，其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简单的三段论推理形式不能满足复杂民事案件的需要。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三段论虽然具有必然性，但这个必然性却是仰赖大小前提的正确性。民事法律规则即是裁判结论的法律依据（大前提），又是对案件事实（小前提）进行判断的法律依据，而判决理由的核心内容无疑是选择的法律规定是否适用于待决的案件事实，由此可见，如何选择可适用的法律规定，即确定判断说理的大前提就成为法律推理的关键，对于大量的普通、简单的传统民事案件来说，法官比较容易选择可适用的法律规定，但也有一些民事纠纷，在民事立法方面则属空白点，或词意模糊，规则不明，这时如何选择大前提就成为难题，通用的演推理方法已无法解决民事案件的需要。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大前提适用于某一案件事实时，得出的结论有损社会正义、公序良俗、于法理不通。这时就不能再适用三段论式的法律推理。在三段论式的推理中，如果大前提选择错了，结论自然不会正确，一个常见的例子是：所有的斯巴达人都是聪明人；苏格拉底是斯巴达人；所以，苏格拉底是聪明人5。推理的形式并无疑问，结论自然不会错，但是大前提的谬误则是显而易见的，三段论式的推理无法保证大前提的真实、可靠。

笔者认为在民事审判中不能适用通用法律推理形式的情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是一般的民事法律规则与社会正义的需要，公共福祉需要相矛盾，相冲突时，不能再适用一般的民事法律规则作为法律推理的条件和大前提。冲突发生时，具体的民事法律规则应服从于社会正义、公序良俗公共福祉的需要。在民事法律规范中，立法者在确定一般民事制度时也更设例外性规定以合乎社会的需要。如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鼓励交易。又如，《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意思表示能力，不能辨认或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其所进行的民事行为无效，然而为维护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无行为能力人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又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接受奖励、赠与、报酬，他人不得以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主张以上行为无效。
实践中社会的特殊需要表现为交易安全的需要，交易秩序的需要，公共福祉的需要，保护弱势群体的需要，社会安全与稳妥的需要，总而言之，是社会需要。一般法律规范有时有不能一贯到底的情形，法律规范与社会需要时有冲突。冲突发生时应服从社会需要，换而言之，应考虑社会效果，法律规范的逻辑演绎推理因正义和社会需要而停止，更设例外规定，这样的规范在民事法律制度中举不胜举，又如在执行时，债务人应以全部财产清偿，但应当为其保留必在的生活用品，这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基本生存权优于债权。
这些例外性的规定，充分映证了民事审判中应当考虑维护社会正义、公共福祉、公序良俗的需要。在选择大前提、确定法律依据时，我们也应充分考虑这一民法理念，不能就案办案，机械地运用三段论式推理得出看似必然的结论，不去考虑判决的实际效果。
另一方面的不能适用三段论式推理的具体情形主要有：1、法律规范自身存在冲突，如，此法律条文与彼法律条文不一致。2、民事案件没有相应的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3、某一法律规范用于一个具体案件明显有失公正。4、法律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5、对同一个案件即存在着可适用的民事规则又存在着可适用的民事原则，并且可适用的规则与原则相互冲突。

三、着力开展实质推理、切实促进司法公正。
随着社会的变迁，现代民法在理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理性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之后，人们开始对演绎推理的逻辑有效性表示怀疑，如承认成文法，制定法的局限性，从认为法官判案犹如法律的复印机，到承认法官可以能动地解释法律，甚至有特殊必要时可以否认法律，法律规则不是一层不变的圣经，而仅仅是判案的依据，通用的演绎推理方法在现实生活的需要面前也会捉襟见时等等，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探讨如何能动地运用新的推理方法以弥补三段论式推理的不足，即能保证法律的确定性，维护法治的基本准则，又能够灵活地面对复杂情况5，当制定法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其固定的局限性，常用的形式推理不能满足公正司法的需要时，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实质推理，在一定框架内寻找和确认解决民事争议的法律根据，无疑是弥补制定法的漏洞，推动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途径。
所谓实质推理是指在两个或数个相互矛盾的已知判断中通过辩证选择其中的一个判断作为推理的大前提的推理，它依据的是事物的实质内容而非形式，故称为实质推理6。在民事审判中因出现上文所说法律自身存在冲突，法律规定不明确，无法可依，适用某法律规则可能会出现不公正结果等不能适用常用形式推理时，则需要进行实质推理。

进行实质推理时应当考虑到社会正义，公共福祉，公序良俗高于一般民事法律规则的民法价值取向，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考虑社会安定与稳妥的需要，兼顾社会的公正要求和道义原则，最终在相互矛盾的规定和推论中作出选择和决断。
当民事案件面临着“合法”与“合理”相冲突的矛盾时，当严格适用法条会导致不公正的困境时，在选择作为大前提的民事法律规则时即要考虑相关的法律规定，也要从社会整体利益，从普遍道德准则出发，加以权衡，选择好大前提，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精神实质或立法意图的裁判结论。

当法律自身存在冲突时，需要法官依据法律规则、立法精神，甚至是法理，进行辩证推理，从中选择正确的判案依据。当民事审判无法可依时（当然不包括刑事审判），法官有时也需要依据公理来推理选择，公理在我国主要来源于公共道德、风俗习惯，正义观念及党的政策。
正是因为实质推理有上述的特点，使得实质推理成为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弥补法律漏洞，实现社会公正，促进司法公正的重要方法。当前的民事审判实践迫切要求人民法院以我国的法律精神为指导，着力运用实质法律推理审理民事案件，寻求，确立判案依据，克服制定法的某些缺陷，实现社会公正。下面的案例及笔者所在法院特事特办、主动服务审理的系列为农民工清欠工资的案件足以说明这样做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例证一，关于医疗事故纠纷处理：
“某些医生作手术不是靠技术而是靠胆量”，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但这却是一些地方的事实。由于医生缺乏足够的责任心和相应的医术而导致的医疗事故在各地屡有发生，但却得不到公正的处理，受害病人及其家属得不到应有的权利救济和经济赔偿，肇事的医生得不到应有的处罚，其他医生更不能从中汲取任何教训。但是不少法院对此的反应是无能为力。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的法律规定不合理也不合法。1987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是法院处理医疗事故的一个重要的专门性法律文件。有学者指出这一行政法则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例如，“将医疗事故的范围界定得过窄，规定医疗事故只包括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特医疗差错排除在医疗事故之外。”就是说，如果一个医疗事故鉴定是“医疗差错”的话，即使医生有过错，也可以不承担责任！那么，在这个行政法则被修订之前就没有任何办法吗？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渊源体系，法律的效力优于行政法规。从法理上说，有医疗差错就是做了错事，做错事就是侵权，有过错或疏忽就是有可归责性，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道理其实不复杂。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和新市区法院在审理一起医疗事故赔偿案中认为“门诊部的行为既然是医疗差错，就说明医疗单位在主观上有过错，因而构成侵权的民事责任”，因此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的损失。根据这个判决，我们可以说，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被修订之前是有办法的。即由人民法院根据我国的法律渊源体系和法律精神作出正确的判决，而不适用与我国基本法律和法律精神有违的某个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乌鲁木齐市法院的审理是正确的、公正的。

例证二，特事特办、主动服务、快立快审快执，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系列案件：
2004年8月21日至22日，2400名民工因多次索要长期被拖欠的劳务工资没有结果而将平互公路堵住，要求当地政府解决问题。不告不理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2400名农民工并未直接向法院起诉，而且14.8万的标的也达不到中院收案的标准。但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待是马克主义活的灵魂，是现代民事审判应秉持的思考方法，在如此情况下若再坚持不告不理的法律规则，显然有损于社会安定，考虑到社会安定与稳妥的需要，以及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不知告，不会告的现实，笔者所在的中院根据党中央、省、地委提出的加大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政策要求，以方便当事人诉讼，及时，高效审结案件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为依据，主动与2400名民工取得联系，手把手教他们写最简易民事诉状与诉讼费缓交申请。9月2日立案，9月5日开庭审理，在查清帐务的基础上，原、被告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逾期未履行时，又主动强制执行。10月中院将14.8万元劳务工资交给2400名民工。使这一群体事件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圆满解决。

2001年1月，笔者所在的中院在对村办破产企业进行执行时，多次遭到该村115户村民的阻拦，经查，该企业在成立时，因资金短缺曾向这115户村民借款28万。在申报债权时，村民们并不知道申报债权这些对他们来说拗口而又陌生字眼的具体意思，未在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所以他们并不是案件的当事人，且案件业已处于执行阶段，其要求依法应当驳回。但破产企业曾向村民借款未还却也是证据确凿，依实体法规定，债权人理应将执行所得财产分羹予115户村民。当明显的实质正义需要维护时，中院没有无视案件的具体事实，拘泥于法条，机械地按通用推理的思考方法驳回115户村民的要求，而是以应当建立多元化解决民事纠纷机制等现代民事审判理念为依据，再三给债权人做工作，最后经过中院的努力，债权人与115户村民达成协议，答应从执行所得财产中分出28万给115户村民，通过中院的工作，协议得到顺利的履行兑现。

特事特办、主动服务、快立快结快审的工作方法在审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中的效果十分显著：仅2003年8月至2004年元月，笔者所在中院就为3729名农民工追回被长期拖欠的“血汗钱”近200万元。而笔者所在的地区农民的年收入平均只有1700元，与此比较，可知这200万元对农民工的巨大意义。

在运用实质推理的思维方法打破以往传统作法，创新上述工作方法时，笔者作为主管民事审判的副院长也曾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经过于再三的犹豫与权衡：虽然现代民事审判理念与实质推理的辩证方法也让我们认识到在审理民事案件中，法条并不是必须绝对执行的圣旨。但我国的法律制度毕竟是成文法系，依法办案，三段论式推理是当代法治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很多人已习惯一层不变地执行法律条文，而且万无一失，若严格遵守三段论式的推理，机械地以法条为前提断案，就算得出的结论有损社会正义，明显不合理，那也是立法者的过错，与法官无关。同时严峻的现实又告诉我们，农民工是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几乎是法盲，不知告，不会告，那些工资即是他们的血汗钱，也是他们一家老小企盼了一年的全部经济收入。面对这样的事实，若再拘泥于法条，无动于衷地机械办案，那么法院的司法救济将会变得苍白无力，权利的最后保护屏障将会形同虚设。这即违背了中央关于加大清欠农民工工资的政策要求，又与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再三权衡，司法为民的宗旨给了院党组智慧与勇气，使身处矛盾中的我们最终有了合乎社会需要，合乎民事基本原则与立法原意的正确选择。
需要注意的是，在民事审判中运用实质推理容易发生的谬误主要来自情感因素和偏见的影响，即法官违背理性主义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应防止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是绝对遵从法律规则，在维护法律的稳定性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即使遇到明显的实质正义需要维护时，也拒绝考虑规则的合理性，作出破例处理；另一种情况则是滥用裁量权，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在我国目前法官队伍整体素质还不很高，办案环境还不理想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推理时尤其要防止“以理代法”、“以情代法”的倾向，即要保证法律的确定性、统一性，维护法治的基本准则，又能够灵活地面对复杂的案情，使审判活动及其结果能在客观上符合社会现状及其发展的综合要求。 (宋效国 祝玉芝)

注释：
1、蒙洪勇：《法律和法官革命》，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一期第39页。
2、雍琦著：《审判逻辑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西南政法大学教材第131页。
3、张骐著：《通过法律推理实现司法公正》，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第21页。
4、同2，第137页。
5、葛洪义著：《法律原则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6期第4页。
6、于大水著：《简论审判中的法律推理》，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第34页。
在审判工作中,不能把定罪三段论视为一般三段论,定罪三段论是在审判工作的思维实践中总结出一种新的推理形式,定罪三段论在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
定罪三段论;罪名定义;推理形式

⑶ 行政诉讼监督规则2021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是为了保障和规范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行政诉讼监督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规定，结合人民检察院工作实际而制定。
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通过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监督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执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全面审查，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实行繁简分流，繁案精办、简案快办。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加强智慧借助，对于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可以向专家咨询或者组织专家论证，听取专家意见建议。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查清案件事实、辨明是非，综合运用监督纠正、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手段，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由检察官、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对办案事项作出决定，并依照规定承担相应司法责任。
检察官在检察长领导下开展工作。重大办案事项，由检察长决定。检察长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其他办案事项，检察长可以自行决定，也可以委托检察官决定。
本规则对应当由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的重大办案事项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本规则的规定；本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省级人民检察院可以制定有关规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
以人民检察院名义制发的法律文书，由检察长签发；属于检察官职权范围内决定事项的，检察长可以授权检察官签发。
重大、疑难、复杂或者有社会影响的案件，应当向检察长报告。

⑷ 就没有地方说理了吗

有呀，怎么可能没有地方说理呀？只要找对部门就可以。

⑸ 法律论证和司法论证的关系

法律论证,是当遇见某一问题的时候,就对其分析是以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必要的分析.而且是以法律的基本规定对事件进行法理性地分析.司法论证是对案件进行司法机关的具体程序对案件进行一般逻辑性地论证.从而证明某一案件是否属于正常的并符合基本逻辑关系.而法律论证时一个概念性的逻辑名词,而司法论证时以具体的程序进行而且是对法律论证的具体及具体程序的实施.所以法律论证是司法论证的理论基础,而是支持司法论证进行的基本因素,而司法论证时对法律论证能够实施的具体表现

⑹ 前辈，请教“定金条款”与“违约金条款”可否同时适用

定金与违约金的适用关系
由于我国的定金在性质上为违约定金，具有预付违约金的性质，因此它与违约金在目的＼性质＼功能等方面相同，二者是不可并罚的．
对116条我就不重复了，这里应当指出的是第116条是针对统一违约行为同时规定违约金与定金责任情形的．如果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和定金是针对不同的违约行为形态，在一方同时实施了不同的违约行为形态时，两种责任形式也可以并用．
大多数人在理解上，都自然而然的把此条理解成只有一种违约行为形态，而忽略了在合同约定和违约行为的特殊情况，所以导致了直觉上的必须选择其一．
在同一合同中的违约行为的种类和形态是不特定的，如果116条规定成”应当”，则当事人约定的多种违约行为形态最终只能有适用一种
因此在法律规定方面采用了”可以”而不是”应当”．
例如：我国学者通说认为，定金的效力之一：证明主合同的成立．我们可以在一份合同中将定金约定为主合同的违约惩罚方式．将违约金作为从合同的违约惩罚方式．当我们遭到了多种违约并且同时损害了主合同与从合同，我们可以将两种责任形式并用．
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况非常的少，以至于大多数人都认为第116条规定的意思为应当选择其一适用＼只能选择其一适用．
明白了吗？
（参考 2008版重点法条 P463页）

⑺ 检察院行政监督案件怎么处理

法律分析：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的主要监督方式是抗诉和检察建议等方式。

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人民检察院通过提出抗诉、检察建议等方式，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四条?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公开、公平、公正，依法全面审查，监督和支持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五条?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实行繁简分流，繁案精办、简案快办。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加强智慧借助，对于重大、疑难、复杂问题，可以向专家咨询或者组织专家论证，听取专家意见建议。

《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六条?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应当查清案件事实、辨明是非，综合运用监督纠正、公开听证、释法说理、司法救助等手段，开展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

⑻ 如何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

2014年12月14日10:28 来源：网络【原文摘录】

二、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主要举措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我国建立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调解制度、见证人制度，检察机关也探索实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等多种参与形式，对于提升司法公信力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和参与司法的热情越来越高。为破解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民众参审或陪审司法案件是世界各国的通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最直接形式，也是审判工作充分依靠群众的有效方法。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主要有以下举措。

增加人民陪审员的数量。目前，各级法院人民陪审员数量相对较少、要求文化条件（大学专科以上）较高，选任过于“精英化”，影响了民意代表的广泛性。要完善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建立公众选任陪审员制度，让人民陪审员真正代表民众参与司法，表达意见，让选举和监督人民陪审员成为公众的一种责任，人民陪审员对公众负责。要扩大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范围，增加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数量，让社会不同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的人员都能参加陪审工作，保证人民陪审员的广泛代表性。

扩大人民陪审员的审案范围。针对目前陪审案件较少的问题，要合理设定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的范围，细化陪审适用条件，保障当事人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审的权利。要提高在涉及群体利益、公共利益、人民群众广泛关注等案件中人民陪审员的参审比例。积极探索在知识产权、医疗事故等专业性较强案件中，建立专家陪审机制，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和效果。

完善随机抽选陪审员方式。目前，有的法院只有几个陪审员，甚至成为常驻法院的“专审员”，影响了陪审的公信力。随着陪审员数量的增加，应该逐步实行陪审案件的人员从“陪审员库”中随机抽选，防止人为因素干扰陪审的公正性。

调整人民陪审员审判职权。我国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方面和法官享有相同权力。有人说陪审员制度的特点是“外行”与“内行”平起平坐。众所周知，人民陪审员不同于职业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陪审员很难做到与审判员同职同权，要求对法律知之不多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律适用问题的审理、裁判，往往导致陪审员不会、不敢、不愿发表意见。因此，有必要对陪审员和法官的职能进行科学的分工。《决定》提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富有社会阅历、了解乡规民约、熟知社情民意的优势，以大众的思维和朴素的观念弥补职业法官的专业局限，促进国法、事理、常情在司法活动中的有机统一。

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各个环节，请人民监督员提出监督意见，确保检察权正确行使的社会监督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重要渠道之一。《决定》要求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重点监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立案、羁押、扣押冻结财物、起诉等环节的执法活动。要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人民监督员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丰富监督内容，完善监督程序，促进人民监督员制度健康发展。

深化司法公开。让司法在阳光下运行，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开树公信，以公开保廉洁，是执法司法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决定》指出要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实践中，有些案件的裁判虽然是公正的，却引发人们的质疑、造成社会的误解，就与公开不主动、不及时、不充分有关。在新媒体时代，司法工作必须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促进公开与公正的高度契合。

进一步推进审判公开。司法公开主要是审判公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一般都要公开进行。公开审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对群众公开和对社会公开。前者要求公开审判的案件允许群众旁听案件审理的全过程和判决的宣告；后者要求公开审判的案件允许新闻媒介采访报道，将案情公之于众。普通公民旁听庭审是参与司法的重要形式，旁听庭审的意义在于通过旁听监督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增强司法的透明度，让群众通过看得见的方式认同司法的权威。推进审判公开，还要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明，促进法官公开裁判理由，保证案件裁判的质量。要继续以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审判公开，拓宽公众参与司法的渠道。

进一步推进检务公开。要建立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对存在较大争议或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案件拟作不起诉、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检察机关要主动或依申请公开审查、公开答复。要完善办案信息查询系统，实现当事人通过网络实时查询办案流程和程序性信息，确保对案件办理的全程、实时、公开监督。

进一步推进警务公开。要健全公安机关执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公开机制，及时公开涉及公共利益、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调查进展和办理结果，为人民群众及时提供执法情况信息。

进一步推进狱务公开。严格提请减刑、假释，提请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各环节的条件和程序，建立健全公开、公示制度，积极建设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网上信息平台。

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手段拓展司法公开的广度和深度，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交互性特点，及时关注群众对公开信息的评价意见，加强互动交流，实现在沟通中获得理解，在互动中赢得信任。

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司法活动具有多样性，在诉讼活动以外，还有一些附属性、辅助性的司法活动。这些活动的协助者，也是参与司法的主体。《决定》指出，“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对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渠道提出了明确要求。

完善司法调解机制。调解制度是我国的创举，被西方誉为法律制度的“东方经验”。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调解工作，更容易和当事人进行沟通、建立信任、获得认同，有利于当事人双方打开心结、化解矛盾，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司法效率具有重要作用。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要充分发挥与当事人关系密切的组织和群众在司法调解中的重要作用，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形成联调联动工作机制，整合社会力量，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

探索司法听证程序。听证是听取案件利害关系人意见的法律程序。有关司法机关在不起诉、拟判处缓刑、司法赔偿等案件以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程序中，都有过司法听证的尝试。听证程序公开透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表达意愿，可以成为诉讼程序的有力补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司法听证的适用范围、听证程序和法律效力。

丰富化解涉诉信访的方法。信访是党和政府掌握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是解决群众诉求的重要渠道。涉法涉诉信访纳入司法轨道后，要通过公正的司法活动，让群众相信依靠法律遵守程序，就能解决有理的诉求。对那些依法不能导入司法程序、依法应当终结或者需要复查听证的涉诉信访，可以邀请律师、人大代表、心理咨询师、相关领域专业人员和基层群众代表，共同做好释法说理、司法救助、帮扶教育和矛盾化解工作，促使信访人息诉罢访，回归正常生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基本要求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正确处理好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和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的关系，注重各项改革任务之间的相互协调、共同推进。推进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改革举措，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在广泛、有序、实效上下功夫，破解影响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

注重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广泛性。我们的司法民主是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民主。司法权力运行需要法律专门队伍支撑，更需要广大人民支持。要扩大覆盖面，注重参与主体的代表性，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努力提高基层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退伍军人、社区居民等群体的参与比例。要丰富参与方式，将基层组织推荐与个人申请有机结合，提高基层组织参与度。要发挥网络媒介在参与司法中的积极作用，丰富宣传形式、拓展宣传渠道，多措并举，形成全社会关注司法的良好局面。公民参与司法活动，同时也是参加法治教育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不仅对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培育公民的法治精神和法律素养也大有裨益。

增强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有序性。民主是有规则的民主。推进公民参与司法，必须确保依法、有序、理性参与，这是民主政治建设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应该纳入法治发展的框架、以法治方式有序推进，既要制定公民有序参与司法的总体规划，又要提出阶段性目标和具体安排，循序渐进，逐步推行。要明确参与的范围，完善参与的程序，界定参与的权利、责任，充分体现权责统一、权力制约、公开公正、尊重程序的要求。要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参与司法活动的人员产生、监督制约、考核奖励、责任追究制度，增强公众参与司法活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有规范公众参与司法，提升公众对法律责任和司法权威的认知和信赖，才能提升司法公信力。

确保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实效性。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关键是要发挥公正司法、监督司法的作用，要切实防止把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作为走过场的“仪式”、装门面的“花瓶”。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权利，简化参与司法的程序，强化监督司法的效力。为保障依法履职，司法机关要积极协助群众有效参与、避免不当干预，用制度保障参与者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充分表达意见、自主作出决定、依法行使权力。要健全保障机制，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明确司法机关、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的保障义务，落实误工补贴、交通补贴和表彰奖励等经费，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的积极性，增强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荣誉感、责任感、正义感。要提高履职能力，认真组织参与司法的群众开展法律基础知识、司法程序规则和司法工作纪律等业务培训，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能力，使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