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定司法

❶ 中国大陆的司法实践中，是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在我国是一个普遍应用的定义，但是在法律规范自身，远远地没有在我国社会发展那么被普遍应用。最先无罪推定，是一个在刑事诉讼法中应用的标准。但这一标准并不是在刑事诉讼法的所有环节都应用的，比如在审查起诉，一切一个国家的理论都不容易说在审查起诉务必应用无罪推定，实际上在审查起诉一丝不挂的便是有罪推定，假如行为较大，坚决就抓。审理案件的警员秉着的便是猜疑一切有关系的人的构思开展侦破。

第一百九十五条在被告最终阐述后，法官公布休庭，仲裁庭开展评定，依据早已查清的客观事实、直接证据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各自作出下列裁定：

（一）案子证据确凿，直接证据的确、充足，根据法律法规评定被告犯法的，理应做出犯法裁定；

（二）根据法律法规评定被告没罪的，理应作出无罪判决；

（三）无证据，不可以评定被告犯法的，理应做出无证据、控告的违法犯罪不可以创立的无罪判决。

❷ 推定1.立法推定与司法推定的主要区别在于（）A

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的区别在于(D)。

A.法律效果不同

B.产生的方式不同

C.适用的范围不同

D.推定的种类不同

❸ 现行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有关推定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规定

所谓刑事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根据事实之间的常态联系，以某一已经查明的事实推断另一难以证明的事实的存在。这里，已经查明的事实为“基础事实”，由基础事实推断出来的事实为“推定事实”。由于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共存关系，所以只要基础事实存在，就可以认为被推定的事实存在而无需证明。刑事推定是基于经验法则或论理法则而来，一般具有合理性和确定性，但其可靠性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不具有绝对性。因此，在进行刑事推定时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

刑事推定：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并非所有事实都能推定，哪些事实可以推定，哪些事实不能推定，这是刑事推定规则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程序问题，而且涉及实体问题。刑事推定的事实不是案件事实的全部，而是其中的某一要素或环节。因此，必须运用证据证明的事实、要求证明的结果具有唯一性的事实以及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不存在共存关系或虽然存在共存关系，但盖然性程度不高的就不属于刑事推定的对象，不能适用刑事推定。

犯罪主观方面之推定：
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对于危害社会的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它包括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和过失，在某些犯罪构成中还以是否具有某种犯罪目的，是否“明知”以及是否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和“谋取个人利益”这些主观动机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犯罪的主观方面作为行为人的一种内心活动，只要行为人拒不供认或矢口否认是很难直接查明的，但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又是必须查明的。此时，推定是唯一的途径。由于“推定往往是能够证明被告人心理状态的唯一手段，因而在刑事司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①但是，推定并不是主观臆断，而应根据行为人所具体实施的犯罪行为来分析、推断其主观方面的内容。这种推定具有高度的盖然性，它允许行为人反驳，如果行为人反驳理由不成立，则推定成立。

犯罪客观方面之推定：
犯罪客观方面是犯罪活动的客观外在表现，一般应由控方用证据加以证明，但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只要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推定被告人具备了犯罪客观方面的某些要件。犯罪客观方面之推定涉及到被告人的证明责任问题。当然被告人的证明责任仅仅是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始终在控方，如果控方不能举证或举证达不到法定的要求，被告人将被判决无罪。但是，由于对犯罪的某些构成要素和犯罪构成要素以外的事实，被告人具备了掌握证据上的信息优势，而控方无法用直接证据证明，考虑到证明的需要和举证的便利以及为了更有利于刑事证明的推进，必须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能证明的则推定指控的事实成立。

特殊情形之推定：
特殊情形之推定是指由于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执行职务或失职或存在其他一些特殊的情形，出于政策上和价值取向上的考虑，推定某项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的存在。

❹ 何家弘的学术成就

“错案为何能复制”，载《人民法院报》2013年4月26日
“刑事司法大趋势”，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严惩不如严查”，载《法制咨询》2009第4期
“反腐败：在严惩、严查与严防之间”，载《人民检察》2009年第7期
“论法律语言的统一和规范——以证据法学为语料”，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用品格证明人身危险性的探索——评刘立霞博士的新著《品格证据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
“论推定概念的界定标准”，载《法学》2008年第10期
“论推定规则的适用”，载《人民司法》2008年第18期
“从自然推定到人造推定—关于推定范畴的反思”，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4期
“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6期
“从‘硬审讯法’到‘软审讯法’”，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17期
“论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的优化整合”，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20期
“享受法学”，载《法制资讯》2008年第10期
“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论纲”，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证据学抑或证据法学”，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
“《奥运规则》专题报道之一 奥运·法治·民主”，载《民主与法制》2008年第15期
“提高渎职犯罪的‘风险成本’”，载《先锋队》2008年6期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何家弘、何然合著）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2期
“从法律走向法治”，载《民主与法制》2008年第5期
“证据法功能之探讨——兼与陈瑞华教授商榷”，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检警关系”，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3期
“论职务犯罪侦查的专业化”，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
“论司法证明的基本范畴”，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1期
“多种些活树 少谈些森林——也说‘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现代法学》2007年第1期
“中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5期
“论证据的基本范畴”，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
“中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以世界陪审制度的历史发展为借鉴”，载《法学家》2006年第1 期
“人权语境中的“好人”与“坏人”——从钟南山院士被抢谈起”，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7期
“从司法证明模式的历史沿革看中国证据制度改革的方向”，载《法学家》2005年第4期
“中国特色的检察体制的完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对法定证据制度的再认识与证据采信标准的规范化”，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论司法鉴定的规范化”，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3期
“刑事司法的十大发展趋势”，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从正义女神的蒙眼布谈起”，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期
“司法证明标准与乌托邦——答刘金友兼与张卫平、王敏远商榷”，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6期
“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6期
“论检察机关执法观念的更新”，（何家弘、刘为军合著）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
“文书审与司法公正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论法官造法”，载《法学家》2003年5期。
“2002年侦查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3年1期，何家弘，刘品新，刘为军
“圈套、诚信与侦查法治”，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6期，何家弘，刘为军
“两大法系证据制度比较论”，载《比较法研究》2003年第4期，何家弘；姚永吉；
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4期
中国需要“法治”足球中国律师，，编辑部邮箱2002年第9期
“法律不是专政的工具”，载《山东人大工作》2002年第3期
“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4期
“足球黑哨问题之我见”，载《法学杂志》2002年2期。
“测谎结论与证据的有限采用规则”，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
“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之我见”，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1期。
“入世·足球·法治”，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2期。
“2001年物证技术学与侦查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2年1期-何家弘，李学军，刘品新
“司法介入提法醒目，但不准确”，载《足球世界》2002年第2期，尔冬，何家弘；
“论科学证据的采纳与采信”，载《中国司法鉴定》2002年1期，何家弘，刘晓丹
“什么是诱惑侦察”，载《法治与社会》2002年11期，何家弘，龙宗智
“完善司法鉴定制度是科学证据时代的呼唤”，载《中国司法鉴定》2001年1期-何家弘，刘昊阳
“2000年侦查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2001年1期-何家弘，刘品新，陈碧
“中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之构想”，载《法学家》2001年第6期。
“试论刑事司法与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载《犯罪研究》2001年第1期。
“论司法证明中的推定”，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司法证明同一论”，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
“刑事证据的采纳标准和采信标准”，载《人民检察》2001年10期。
““零口供”与沉默权”，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4期。
“论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兼论司法证明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论司法证明方法的特点和种类”，载《公安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沉默权制度及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证据的采用标准”，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3期。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关注家庭暴力”，载《今日中国（中文版）》2000年第3期。
“试述证据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载《法学杂志》2000年第2期。
“试论司法公正观念的相对性”，载《中国司法》2000年第4期。
“法学的通俗化”，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3期。
“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试析证据概念的误区”，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5期。
“执法长官与公诉律师——美国检察官职能评析”，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5期。
“司法公正论”，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2期。
“自由心证与认证制度──证据学师生对话录”，载《中国司法》1999年第1期。
“监督，还是介入?──论大众传媒对司法公正的影响”，载《中国司法》，1999年第9期。
“女性“失贞”面面观——来自妇女热线的报告证人李昌钰”，载《人民公安》1999年第7期。
“司法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的历史沿革——对西方证据法的再认识”，载《外国法译评》1999年第4期。
“公正执法与科学执法”，载《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一定有毒吗?──关于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师生对话录”，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3期。
“陪审制度改革断想”，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
“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一定有毒吗?（三）──关于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师生对话录”，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5期。
“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一定有毒吗?（四）──关于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师生对话录”，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6期。
“有毒的树上结出的果实一定有毒吗?（五）”，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7期。
“神证·人证·物证——试论司法证明方法的进化”，载《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2期。
“陪审制度纵横论”，载《法学家》1999年第3期。
“李昌钰：一流美国法庭科学家”，载《科学与文化》1999年第5期。
“美国总统克林顿给会议的贺信”，载《法学家》1998年第5期。
“美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4期。
“我与推理小说的缘份”，载《法律与生活》1998年第1期。
“现场勘查之王——美籍华裔物证鉴定大师李昌钰博士”，载《法律与生活》1998年第2期。
“加拿大警察一瞥”，载《法律与生活》1998年11期。
“证据意识漫谈”，载《法学杂志》1998年第3期。
“没有挂帘的窗户——美国华裔“超级神探”李昌钰办案纪实”，载《中国司法》1998年第3期。
“1997年物证技术学侦查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8年第1期，孙言文；何家弘；刘品新；王保国
“证明的自由”，载《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3期，乔纳森·科恩著，何家弘译；
“香港“廉署”采访记”，载《华夏星火》1997年第6期。
“证据调查方法探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证据调查方法探源（续）”，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为“自由心证”正名”，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6期。
“米兰达忠告”，载《人民检察》1997年第4期。
“日本的犯罪侦查制度（一）”，载《公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日本的犯罪侦查制度（二）”，载《公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日本的犯罪侦查制度（三）”，载《公安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1995年物证技术学和侦查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6年第1期，徐立根、何家弘、施正文。
“英文版《中国审判案例要览》评介”，载《法学家》，1996年第5期，德瑞克·罗德立；何家弘。
“法国犯罪侦查制度（续）”，载《公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证据调查学的对象和体系”，载《法学杂志》1996年第6期。
“关于创建“证据调查学”的构想”《法学家》1996年第6期。
“论美国检察制度的特色”，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4期。
“法国的犯罪侦查制度”，载《公安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法国的犯罪侦查制度（续）”，载《公安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法国的犯罪侦查制度（续）”，载《公安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外国法庭科学鉴定制度初探”，载《法学家》1995年第5期。
“1994年物证技术学和侦查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法学家》1995年第1期，徐立根；何家弘。
“物证技术学学科建设的现状与展望”，载《法学家》1994年第5期，徐立根；何家弘。
“物证技术在强化执法职能中的重要作用”，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2期，徐立根；何家弘。
“美国检察制度研析”，载《法学家》1994年第4期。
“美国检察制度的历史研究”，载《法治论丛》1994年第3期。
“美国的犯罪侦查制度”，载《公安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美国的犯罪侦查制度（续”，载《公安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从洛杉矶事件透视美国审判制度的弊端”，载《法学杂志》1992年第5期。
“外国侦查制度浅析”，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
“外国侦查制度试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英国的犯罪侦查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侦查学十年”，载《法学家》1989年第2期。
“美国检枪史上的著名案例”，载《法学杂志》，1989年第3期。
“侦查方法史考（二）”，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刑事诉讼证据属性新辨”，载《法学家》1988年第6期
“罪犯识别与亲子鉴定中的“遗传密码指纹法””，载《法学杂志》，1988年第1期。
“侦查方法史考（一）”，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犯罪侦查中的同一认定问题”，载《法学家》，1987年第5期。
“犯罪侦查学基础理论刍议——与刘瑞榕、徐敏洪同志商榷”，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从一件奇案论同一认定的两种基本认识方法”，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同一认定种类之我见”，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同一认定理论与犯罪侦查学”，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对墨刑的一点新认识”，载《法学杂志》，1986年第2期。
“防卫过当的定罪问题”，载《法学杂志》，1985年第4期。
“在运动中把握法制的协调发展”，载《法学》1984年第10期。
“美国测谎业一瞥”，载《法学杂志》，1984年第3期。 《扭曲的灵魂――外国犯罪实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虚拟的真实――证据学讲堂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犯罪的密码――科学探案纪实》，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换位的视角――多媒体对话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证据的语言――法学新思维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从通俗到深奥――法治文化杂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从观察到思考――外国要案评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从它山到本土――刑事司法考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从相似到同一――犯罪侦查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从应然到实然――证据法学探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人生狭路――黑蝙蝠·白蝙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人生误区――龙眼石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人生情渊――双血型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法律英语――美国法律制度》（第4版）（主编），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豪门血案》（独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黑蝙蝠·白蝙蝠》（独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双血型人 股市幕后的罪恶》（独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毒树之果》（主编），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证据法学》（合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三言九问 德恒证据学论坛实录》（合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新编犯罪侦查学》（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
《证据法学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简明证据法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法律英语》（主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外国刑事司法制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新编证据法学》（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的陪审制度向何处去――以世界陪审制度的历史发展为背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国侦查学·物证技术学发展报告》（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享受法缘》（独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公安学论丛》（主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刑事司法大趋势 以欧盟刑事司法一体化为视角》（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
《证据调查》（第2版）（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刑事证据大全》（第2版）（译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中外司法体制研究》（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证人制度研究》（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
《西方奇案》（译著），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司法鉴定概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检察证据教程》（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证据法学》（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刑事证据制度改革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侦查论丛》（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外国证据法》（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神证·人证·物证》（独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法律人才与司法改革――中日法学家的对话》（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黑蝙蝠·白蝙蝠――证据的困惑》（独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外国证据法选译――增补卷》（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电子证据法研究》（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刑事审判认证指南》（主编），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外国证据法选译》（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证据学论坛》（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
《法苑杂谈》（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
《当代美国法律》（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证据调查实用教程》（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新编证据法学》（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证据调查》（主编），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当代西方犯罪与罪案实录》（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域外痴醒录》（独著），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人生怪圈――神秘的古画》（独著），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欧美刑事司法制度》（主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审讯与供述》（译著），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
《血痕弹道指纹探奇》（译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犯罪鉴识大师 李昌钰》（独著），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人生误区――龙眼石之谜》（独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性科学知识荟萃》（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法律英语实用教程――美国法律制度要览》（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人生黑洞――股市幕后的罪恶》（独著），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刑事证据大全》（译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疯女》（独著），群众出版社1995年版
《毒树之果 美国刑事司法随笔》（编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中美检察制度比较研究》（英文版）（独著），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
《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外国犯罪侦查制度》（编著，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人工生育及其法律道德问题研究》（译著），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英国警察》（译著，第一作者），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
《私人侦探与私人保安》（编译，第一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侦查人员出庭凭证的范围和程序”（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项目）
“刑事诉讼中证据调查制度的完善”(2009年中国法学会项目）
“检察制度比较研究”（2007年度最高人民检察院重大项目）
“司法鉴定人的出庭作证研究”（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项目）
“侦查机关强制采样的必要性及合法化路径的研究”（2007年北京市刑侦学研究会项目）
“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研究”（2006年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刑事错案实证研究”（2006年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
“证据的审查与认定原理研究”（2006年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陪审制度比较研究”（2004年司法部项目）
“欧盟刑事司法一体化”（2004年欧盟法律与司法合作项目办公室项目）
“刑事审判中的证据制度研究”（2000年国家重点社科基地重大项目）
“刑事审判认证制度研究”（2001年美国福特基金会项目）
“电子证据法研究”（教育部“十五”规划项目）
“中外司法体制研究”（司法部项目）
“证人制度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检察机关执法观念的转变”（最高人民检察院项目）

❺ 立法推定与司法推定的主要区别在于（

立法推定与司法推定的主要区别在于（D）

A．前者由立法者规定后者由法官裁量适用

B．前者转移的是证明责任后者转移的是提高证据的责任

C．前者不得用反证推翻后者可以用反证推翻

D．前者不一定符合经验法则后者须符合经验法则

❻ 论述题 1.论司法的基本原则 2.论立法的基本原则

1、论司法的基本原则
（1）司法法治原则。司法法治原则是指在司法过程中，要严格依法司法。既要遵循实体法又要遵循程序法，具体体现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以事实为根据，就是司法机关对案件作出处理决定，只能以被合法证据证明了的事实和依法推定的事实作为适用法律的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司法机关在司法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把法律作为处理案件的唯一标准和尺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偏废，必须在司法中全面贯彻执行。

（2）司法平等原则。司法平等原则是现代法律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在我国，司法平等原则具体地体现为“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它是指各级国家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行使司法权时，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有何差别，也不论其出身、政治历史、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何不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的特殊和差别。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公民个人，也适用于法人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

实行这一原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反对特权思想和行为，惩治司法腐败行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尊严和统一，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加速实现法治，有其重要意义。

（3）司法独立原则。即司法权独立行使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根本法原则，也是有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只服从法律；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时，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律程序办事，准确适用法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权不受监督，这里包括：党的领导和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上下级以及同级之间的监督；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人民群众的监督等。

（4）司法责任原则。即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在行使司法权过程中侵犯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而应承担责任的一种制度。这是根据权力与责任相统一的法治原则而提出的权力约束机制。

（5）司法公正原则。司法公正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和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其中实体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裁判的结果公正，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违法犯罪者受到了应的惩罚和制裁。程序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过程的公正，司法程序具有正当性，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对待。司法公正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和终极价值准则。

2、论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最终通过的<<立法法>>，在总则中明确规定的中国立法基本原则有四项：一是宪法原则，二是法治原则，三是民主原则，四是科学原则。
1、宪法原则 宪法是万法之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等级的法律，是综合性地规定诸如国家性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根本性、全局性的关系或事项的根本大法。其他所有法律、法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宪法作为立法依据或基础，或是不得同宪法或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离开了甚至背离了宪法的原则或精神，立法乃至整个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就必然会紊乱。因此，各国立法都非常强调正确处理立法与宪法的关系，强调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中国立法自然也如此。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第五条）又规定行政法规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第八十九条）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自治权限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而规定自治权限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同样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立法应当以宪法为根据或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作为一项立法原则，可以称其为立法的宪法原则。这一原则，本来可以列为立法的法治原则之中，作为法治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中的一个方面的原则，或一个具体原则。各国立法遵循宪法原则或宪法基本原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侧面遵循法治原则。强调立法的法治原则，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特别是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因此，在阐述立法基本原则时，没有专门阐明立法的宪法原则，而是在阐明法治原则时，包含宪法原则。在现代国家实行法治，不能不坚守宪法，不能不遵循宪法原则。立法法草案第三条本来也是将立法的宪法原则作为法治原则的组成部分的：“立法应当根据宪法，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但2000年3月所通过的立法法正式文本，并没有明确确立立法的法治原则，而是将立法的法治原则分解开来，首先确立了作为法治原则组成部分的宪法基本原则。 立法应当遵循宪法原则，这是当今各国立法最基本的准则之一。那么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呢？这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宪法的基本原则是一国基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宪法中的集中体现。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有差异的，因而各国宪法的原则也不尽相同。但是必须指出，由于宪法主要是近代以来所发展起来的一种法律形式，而近代以来各国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尽管存在差异，却都是近代以来的主流文明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因而它们是有文明的相通性的。这种文明的相通性或普适性体现到宪法中，就使各国宪法尽管呈现种种特色，却同时也使各国宪法在基本原则方面具有共通语言。观察近代以来各国宪法，其共通性的原则主要有这样几项：人民主权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各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以这些原则为指导，就是要体现这些原则。中国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无疑也是要遵循这些原则的。研读中国宪法，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原则在不少条文中得以体现或贯彻。 然而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中，并没有明确包含这些内容。从立法法的规定看，中国立法应当遵循的宪法原则，更主要的是政治原则。根据立法法的规定，中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基本原则，是指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按照这条基本路线，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在现时期以及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立法应当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按照权威人士的解释，也就是应当以执政党的这条基本路线指导立法。这条基本路线是历史和现实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国情的反映和结论，因而为宪法所充分肯定，应当作为立法的基本原则。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这条基本路线，从而使其成为基本的国策。立法以这样的宪法基本原则为原则，就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成为世界上非常具有本国特色的一种宪法原则。这样的特色，是各国立法所遵循的宪法原则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性的一个表现。不过，如果立法法在确立中国立法的宪法基本原则时，能够既体现各国宪法基本原则的共性，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当会使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完美得多。就是说，在这方面，中国立法法尚待改进和完善，中国立法的宪法原则尚待进一步完备。 中国立法法以其深具特色的宪法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这一点已如上述。那么遵循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意味着什么呢？遵循这项原则意味着：其一，立法应当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大局。应当积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积极建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20多年来，立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这一点，制定了相当数量的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宏观框架亦已大体形成。其二，立法应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国家的根本制度，立法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人民民主专政性质不能改变，立法应当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各项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因而立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立法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应当坚持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立法，而不是代替立法机关和其他立法主体的立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各项事业的指针，也是立法的指针，在现时期特别是要注重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立法。其三，立法应当与改革开放相得益彰。这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方面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立法调整，由此推动立法获得很大进展。另一方面，立法也应当积极确认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使改革获得法的依据从而名正言顺地进行；将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成功经验确立和巩固下来，使改革开放能够稳定地、成功地、深入地进行下去；通过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为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提供保障。 2、法治原则 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法治化，是现代社会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而这两化都需要有法治来推动来保障。因而现代社会更为显著的标志，就在于要求建设法治国家，实现国家生活的法治化和法治生活的现代化。像中国这样的有着长久的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更需要丢弃人治而实现法治。立法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也因此需要实行法治化，需要坚持法治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突出地体现为：一切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都应当有法的根据，立法活动的绝大多数环节都依法运行，社会组织或成员以立法主体的身份进行活动，其行为应当以法为规范，行使法定职权，履行法定职责。在立法需要遵循的法的根据中，宪法是最高规格的根据。坚持立法的法治原则，就要有一套较为完善的立法制度，为立法权的存在和行使，为立法活动的进行，提供法的根据。特别要有关于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立法运作程序、立法与政党、与政府、与司法的关系和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等方面的健全而具体的法律制度。这方面的制度一般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加以规定。这是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 在中国，立法法正式确立了立法的法治原则，这就是：“立法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一原则一方面反映了现今各国立法的法治原则的共性方面，另一方面又突出地反映了中国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国情特色。“立法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是前一方面的体现；“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是后一方面的体现。 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单一制国家的立法区别与联邦制国家的立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统一的单一制大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从传统的角度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除了间或存在过少数分裂割据的时期外，包括立法在内的整个法制是统一的，这在世界上差不多是所仅见的。这个传统不能不影响至今。所以现今中国立法应当坚持法制统一原则，是有厚重的历史渊源的。就政治体制而言，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也需要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国家政权的方针政策，才能通过统一的法律制度渠道得以实现。在经济方面，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建立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环境，是需要以制度建置为基本内容的立法活动坚持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还有，中国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法治国家建设，所走的都是政府推进型道路，而政府推进的一个基本途径，便是以统一的法制促进和保障这三方面事业获取成功。最后，在立法上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同立法和整个法制的本质是吻合的，当代中国立法和法制，从根本上说是为着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利益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统一意志和根本利益，要求有统一的立法、统一的法制。 立法的法治原则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在中国立法中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立法要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就需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需要有一套统一的关于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为要使有关立法权限和程序的法律制度得以统一，就需要由统一的机关和统一的法律来规定立法权限和程序。立法法就详细具体地规定了中国现今中央立法的权限和程序，特别是立法法集中地列举了只能由法律规定的十个方面的事项：国家主权方面的事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立法法的这一具体列举，明确和统一了中央立法的专属范围。立法法也比较集中地规定了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各有关地方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架构。另一方面，立法要坚持法制统一原则，也需要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进行。在中国，法律只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能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都不得同法律相抵触。各立法机关或立法主体都应当丢弃以往那种立法行为往往不规范的做法，而遵循相应的立法程序。 在中国，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就要充分考虑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拒绝只强调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狭隘的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还有，立法坚持法制统一原则，就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一致，不同层次或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规章之间应当保持在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的和谐一致，下位法不得同上位法相抵触；各种部门法之间，也应当保持和谐，尽可能地相互配合、补充以求相得益彰；在整个法律体系中，要尽可能地防止出现矛盾，对已存在的矛盾，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予以消除。 3、民主原则 在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立法应当坚持民主原则，是各国立法的共同之处，而绝不是一个新主题。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应当实现民主化，经过二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不仅是人们久已普遍认同的常识，并且也作为制度的形式，在这个世界的越来越广大的空间范围内得以呈现，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和社会，事实上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另一方面，各国立法遵循民主原则的理由、含义、内容和方式，又总是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联，表现出与这种国情相关联的特色。人们应当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把握中国立法的民主原则。 在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其主要理由在于：首先，这是实现人民主权所必需。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民主的主体，国家活动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特别是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用立法的形式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真实的主人，正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民主权利的重要体现。列宁说：“民主组织原则……，意味着使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都能选举自己的代表和执行国家的法律。”其次，这也是反映人民意志和客观规律所必需。要使所立的法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要使人民成为立法的主人。要使所立的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就要注意总结实践经验，因为法要符合客观规律，需要通过社会实践的中介来实现，而人民群众正是实践的主体，让最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民群众成为立法的主人、参与立法，便能有效地反映客观规律。如果只由少数人闭门造法，这种法即使“很完备”，也难以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客观规律。再次，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也是对立法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防止滥用立法职权、个人独断或不尽立法职守所必需。可见，中国立法应当遵循民主原则，是现代立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要求。 从现代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和本国民主原则的特色相结合的角度看，中国立法所应遵循的民主原则，其含义和内容应当包括三个要素：其一，立法主体是广泛的，人民是立法的主人，立法权在根本上属于人民，由人民行使。立法主体是多元化的，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政府机关应当有合理的立法权限划分体制和监督体制。其二，立法内容具有人民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注意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权利。而不是以政府的意志或少数人的意志为依归。其三，立法活动过程和立法程序是民主的，在立法过程中注重贯彻群众路线，使人民能够通过必要的途径，有效地参与立法，有效地在立法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意愿。 在中国，遵循立法的民主原则，也需要把民主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国情吻合起来。首先需要从国情出发，健全较为完备的民主立法制度。在立法权限划分和立法权行使方面，既要注意保障全部立法权归于人民，又要注意在初级阶段由于人民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管理国家的能力和国家的经济实力、交通条件等多方面的原因，尚不能由人民直接行使立法权，只能将立法权委托给人民代表或有关主体代为行使。其次，要根据国情，在观念和制度的结合上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中国是封建专制的遗毒极深的国家，过去没有民主传统，缺乏公民权利意识。因而在立法中遵循民主原则，应当注意以立法的形式反对封建特权和专制，不允许任何个人、组织和国家机关侵犯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要注意用立法肯定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第三，在立法过程和立法程序方面，应当注意使立法面向社会公众，使公众能有效参与和监督立法。立法所反映的意志和利益应当客观，把各方面的矛盾、问题、意见都摆出来，多方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使立法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第四，也要注意民主与集中相结合。在立法的本质、内容和目的上，所立的法要反映经过集中的人民共同意志，即立法不是反映人民的所有意志，而是反映经过选择的有必要提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在立法权方面，要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其他法不得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在立法过程中，既要保障群众能有效地参与立法，也要加强专门机关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专门机关、专家和其他有关人员的作用。 4、科学原则 坚持立法的科学原则问题，也就是实现立法的科学化、现代化问题。现代立法应当是科学活动。立法遵循科学原则，有助于提升立法质量和产生良法，有益于尊重立法规律、克服立法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也有利于在立法中避免或减少错误和失误，降低成本，提高立法效益。所以现代国家一般都重视遵循立法的科学原则。中国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但这种经验中的主要成分，是统治者运用立法的方式治国安邦维护家天下的经验，其中堪称科学立法的因素并不算突出。而且，在人治当道的情形下，即便有一些科学立法的经验、理论和知识，也难以受到重视，更难以使其上升到制度层面而在立法实践中得以贯彻。最近二十年来，关于立法的科学化问题，在有关立法学者的著述中已引为注意，但立法实践中对立法的科学化问题，殊少有人看重。这种状况不能不从负面严重影响到立法的质量，使大量的法律、法规难以成为良法，难以在生活中获取好的实效。转变这种状况，提升立法质量，更多地产生良法和更多地减少恶法、笨法，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亟待重视科学立法，亟待以制度的形式形成中国立法的科学原则。 立法遵循科学原则，首先需要实现立法观念的科学化。要把立法当科学看待，以科学的立法观念影响立法，消除似是而非贻误立法的所谓新潮观念和过时观念。构造立法蓝图，做出立法决策，采取立法措施，应当自觉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对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应当给予科学解答和理论总结。立法实践主要是摸索的实践、试验的实践而不是自觉的实践，立法经常付出沉重代价、高额学费，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第二，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要建立科学的立法权限划分、立法主体设置和立法运行体制。整个立法制度应当合乎社会和立法发展规律，合乎国情和民情，合适、合理、完善。立法主体应当由高素质的立法者和立法工作人员组成。第三，更具直接意义的，是要解决方法、策略和其他技术问题。从方法说，立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和注重理论指导相结合，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相结合，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稳定性、连续性和适时变动性相结合，总结借鉴和科学预见相结合，中国特色和国际大势相结合。从策略说，要正确处理立法的超前、滞后和同步的关系；要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来确定立法指标；要尽可能选择最佳的立法形式、内容和最佳的法案起草者；要顾及全局并做到全面、系统，同时还要分清轻重缓急，合理安排各个项目的先后顺序。从其他要求说，要注意各种法之间的纵向、横向关系的协调一致，法的内部结构的协调一致；要注意立法的可行性，所立的法要能为人接受，宽严适度易于为人遵守；还要特别注意避免和消除立法中的混乱等弊病。

❼ 我国法律中的推定规则有哪些

推定是根据某一事实的存在而作出的与之相关的另一事实存在(或不存在)的假定，这种定与证据问题息息相关，它可以免除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把证明不存在推定事实的证明责任转移于对方当事人。在理解推定时，应注意以下问题：1．不可反驳的推定与可反驳的推定。不可反驳的推定又称为结局性推定，即法律禁止提出证据来反驳被推定事实的推定。但证据法理论中一般认为这种不可反驳的推定不是真正的推定，而只是一种实体法规则，即法律规定一旦出现某种情况应当如何处理的实体法规定。2．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以有无法律依据为标准，推定可分为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法律推定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推定。事实推定，是法律推定的对称，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只是法官依据经验法则，从已知事实推定事实存在的假定。 事实推定来源于司法人员的逻辑推理过程，但与一般的执法人员日常推理有别，是经过理论和实践的长期的总结，成为了一种已经形式化、先定的作出某种结论的规则，即推定规则。所以要特别注意将事实推定与事实推理或推断区别开来，不能将一般推理误认为推定。

❽ 推定的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

以有无复法律依据为标准，推定制可分为法律推定与事实推定。法律推定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推定，具体包括推论推定和直接推定，推论推定是真正的法律上的推定，是依据法律从已知事实推出未知事实、从前提事实推论推定事实的结果，如民法规定，失踪一定期限的人被推定为死亡，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推定为婚生子女等。适用这种推定可以减轻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并且可以将举证责任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直接推定是当法律不依赖于任何事实就假定存在某一事实，比如“无罪推定”，直接推定的本质是以推定形式表现出来的确定举证责任由谁负担的实体法规范。事实推定，是法律推定的对称，指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只是法官依据经验法则，从已知事实推定事实存在的假定。 事实推定来源于司法人员的逻辑推理过程，但与一般的执法人员日常推理有别，是经过理论和实践的长期的总结，成为了一种已经形式化、先定的作出某种结论的规则，即推定规则。所以要特别注意将事实推定与事实推理或推断区别开来，不能将一般推理误认为推定。

❾ 论述无罪推定原则（从刑事诉讼方面讲）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构造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无罪推定原则不但是一项在国际公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而且更是相当多国家的一项宪法性原则，已经逐步演变成为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理论基石。在中国，自强调依法治国以来，无罪推定原则也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界的诸多同仁抱着科学研究的严肃态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形成共识。特别是中国政府相继参加或缔结了一些国际人权保障公约，对其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的条款并没有声明保留，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已经接受了这一原则的要求和内容。中国立法机关在其制定并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也从相关的条文中充分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并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大胆进行制度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的立法和司法中的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重要原则。然而，在我国学界仍有少数人对无罪推定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持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刑事诉讼立法反映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尚不充分，司法实践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这与中国已经签署并将要批准实施的情况不相协调。因此，仅仅说明无罪推定是目前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文化现象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澄清有关问题，才能消除加诸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否定、批判或疑虑态度，从而确保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和落实，进一步推动我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
一、 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尽管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各国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标准之一，但对其基本内涵，学术界的认识并未一致，在以往的讨论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即是指：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司法人员对刑事被告人有一种无罪的认识；在这种认识基础上进行追究被告人刑事诉讼的活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无罪推定是有罪推定的对立物。既然有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刑事被告人一经确定，即主观地认定其是罪犯，其诉讼活动都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无罪推定当然应是与之相反。然而，无罪推定尽管与有罪推定存在着这种对立，两者还是有一致之处，即都是在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结束之时（判决后），在刑事案件事实尚未搞清、没有充分确凿的证据条件下，对刑事被告人有罪与否的一种主观认识。同时，无罪推定中的“推定”，不同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因为假设并不是主观认定，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也不同于法律中常有的根据已知事实对未知事实的推定，因为这种推定只是在法院的审判中才有意义，并不作用于整个诉讼过程。
2、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司法人员在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证明刑事被告人有罪以前，不应认定其是罪犯或应认为其是无罪的。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无罪推定的基本精神是要求以证据定罪。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无罪推定才与有罪推定对立。有罪推定并不是以证据定罪，而是被告人业经指控即被认定为犯罪，或者虽然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也能对刑事被告人定罪。因此，无罪推定既不是一种法律推定，因为法律推定的本质是无证定案；也不是一种主观认识，因为它并不要求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有一先验的认识；而是一种法律要求，即对被告人有罪与否，最终应以证据来确定。
3、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未经判决以前，应先推定为无罪，这是一种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一项重要作用在于，对某些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在无充分确实的证据条件下，确定有无、是非的方法。据此法院可以适时处理该特殊情况。例如对长期下落不明的人宣告“失踪”或“死亡”等等。当然，这种法律拟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假定，并允许以确实充分的证据来推翻。这种法律拟制并不是对司法人员主观认识的一种要求。正如在无证据证明长期下落不明的人是否“失踪”或“死亡”时，司法人员对其是否失踪或死亡的认识与法律拟制无关；无罪推定也只是刑事诉讼中的一种便宜措施，与司法人员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认识无关。目前，学术界许多人持这种观点。
4、还有学者认为，探讨无罪推定概念的含义，不能脱离实际情况而凭空作出理论上的结论。他们认为，在探讨无罪推定概念时，首先要注意这个词是外来语，因而首先存在翻译是否确切的实际问题。他们认为，“无罪推定”的译法，是不确切的。根据该原则的实际内容和外文原意，应译为“无罪假定”。其次，“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应是进行研究时需充分注意的客观情况。从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以法国《人权宣言》为代表，即其中第九条规定：“任何人在其被宣告为犯罪人以前，应当假定为无罪”。另一种以意大利宪法为代表，即“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之前，不得被认为有罪”。后一种表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刑事诉讼纲要》中也规定得很明确，即“非经法院判决，任何人不能被认定为犯罪人并受到刑事惩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推定无罪”和“不能认为有罪”，两者有着虽然不显著但却很重要的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无罪推定原则所引申出的几项规则，虽然也有争论，但对其主要的核心内容，基本上无争议。这些核心内容包括：在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疑惑不决时，应从有利于被告人作结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应有沉默权，其拒绝陈述，不应作为有罪的根据。
我们认为，探讨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内涵，除了上述含义的理解外，更应当把握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
1、字面的理解
“无罪推定”一词是我们直接从日文译来的，当然，人们并不是将“无罪推定”仅仅作为一个普通词，而是作为刑事诉讼理论和法律中的一个专门术语来理解的。其核心是对这个术语中“推定”二字的法律含义的理解问题。对此，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法律拟制。即作为法律拟制的“无罪推定”，其含义是：刑事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然而，把无罪推定理解为是一种法律拟制，仍只不过是从字面上的一种理解。对这种拟制的含义还有不同理解。例如，有人认为其含义并不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应当被视为无罪的人”，而应是：“被告人在未被依法确定有罪以前，不应被视为罪犯。”但笔者认为，这种对字面含义不同理解的探讨，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不是关键所在，重要的是考察无罪推定的立法例并探讨其字面含义之外的法律意义及其他意义。如果对无罪推定仅从字面含义来理解，将会导致一些荒谬的结论，对此，后文将予进一步地说明。
2、对立法例的理解
就我们所知，“无罪推定”一词一般并不直接见诸于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刑诉法律文件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被人们认为属于“无罪推定”的表述的立法例。例如，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1978年
6月16日的决议中的一段：被告人（受审人）在其罪责未依法定程序被证明并被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定以前，被视为无罪。又如，南斯拉夫联邦刑诉法第3条规定：刑事被告人在其罪行未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确定以前，不认为是刑事犯罪人。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则在第9条规定：任何人在其未被宣告为犯罪以前，应当被假定无罪。意大利则在其1947年的宪法第27条规定：被告人在最终定罪以前，不得认为有罪。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6条规定：任何人在被合法拘捕后，享有尽早接受司法机关公正审判的权利，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当然，也有对其更进一步的阐述。如在尊奉判例为法律渊源的美国，其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在斯塔克诉博伊尔一案中的赞成意见里说：定罪以前，被告人仍享有的传统自由权利，就不允许妨碍其辩护的准备工作，并阻止其在定罪之前受惩罚。这一权利应当得到保护，不然，经过多年的斗争所获得的无罪推定，将失去其意义
。至于国际人权公约，不论是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还是《欧洲人权公约》等，则在规定无罪推定的条款中，均将“公正审判”、“辩护权”等内容同时作了相应规定。因此，从有关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原则，而是与保障司法公正、刑事被告人的权利的诉讼规则紧密联系的原则。从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来看，这一特点更加明显。例如，在欧洲人权法院有关无罪推定的判例中，就将剥夺辩护权的情况，法庭审判时的偏袒，对被告人的刑事羁押时间过长等，均作为对欧洲人权公约有关无罪推定的违反来处理。

通过对有关立法例的考察，对无罪推定的理解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突破了字面理解的局限：
第一，无罪推定的上述立法例表明，对这个法律术语的各种字面理解，实际上不过是某些立法例的翻版；而“无罪推定”一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有关立法例所表述的法律规定的简称。
第二，无罪推定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是一种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1966年通过并于1976年生效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
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承认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
第三，对“无罪推定”的字面理解较之立法例的实际情况，更为抽象、贫乏。就立法例来看，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更为具体广泛；并且，还表现其不仅是一项孤立的法律原则，而且与刑事诉讼中的其他法律规定有密切关系。就内容而言，如前面曾引证的前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决议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中，就包含有“经法定程序证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所确认”等项内容，而这是字面理解无法包含的；又如，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第11条第4项规定：被指控犯罪的人，在独立的不偏袒的法庭举行公平的公开审判中，根据法律证明有罪之前，应推定无罪。其所包含的内容也超出了字面理解的内容。就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关系而言，如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第1项的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有罪前，应视为无罪，审判时并须予以答辩上所需之一切保障。而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无罪推定的第2款之前和之后的相关款项中，则规定了与无罪推定相关的更为广泛的有利于保障公正审判、被告人权利的内容。
通过对无罪推定的有关立法例的考察，一方面，使我们突破了对该项原则的字面理解，因而使理解深入了一步；另一方面，也因此而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例如，无罪推定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该原则与其他有关法律规定有着怎样的联系；该原则为什么会成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等等。只有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才能对无罪推定的含义有一个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3、对无罪推定的性质的理解
对一事物性质的正确而全面的理解，需要将其置于与他事物的联系中加以考察。要理解无罪推定的性质，就有必要搞清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关系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为此，先澄清如下两个事实：
第一，有罪推定并不象无罪推定那样，有明确的立法例可资证明。“有罪推定”，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人们对封建专制下的刑诉法律制度中的某些现象所作的原则性归纳。该原则的含义是：任何被指控为犯罪的人，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为罪犯或作为罪犯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将刑事被告人宣告为罪犯，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为基础而设立并进行的。人们对有罪推定的这一原则性归纳，主要针对的是封建专制下刑事诉讼制度中的这样一些现象：被指控犯罪的人，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被法院或其他有权作出判决的机关确定为罪犯，或象对罪犯那样可加之以刑罚；被告人是诉讼客体，不仅没有辩护权等各项诉讼权利，而且可以对其长期甚至无限期关押；缺乏公开且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刑事诉讼实现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被告人的口供是证据之王，可用刑讯逼供等既不人道又不科学的方式获取，等等。
第二，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针对其专制野蛮的有罪推定刑诉制度而提出的。无罪推定从其被资产阶级提出开始，就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包含着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一系列内容。这从贝卡利亚的论述中可以得到说明。被认为最早比较完整地阐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意大利启蒙法学家切查利·贝卡利亚，在他1764年所著的《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表述无罪推定时说：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称为罪犯。而且社会就不能不对他进行保护。如果犯罪行为没有得到证明，那就不应折磨无罪的人。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他应当被看作无罪的人。当时还仅限于对无罪推定进行理论说明和宣传。当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就将该原则规定为法律，并进而以此原则的精神为指导，确立了一系列与有罪推定现象相对立的诉讼制度。如被告人具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应经公正的司法程序；禁止刑讯逼供，并否定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口供及其他证据的证据效力；被告人不负举证责任；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应有限制条件，等等。
上述两个事实喻示我们的有两点。一点是：对无罪推定含义的理解，必须将其置于其对立面——有罪推定的相互关系中加以考虑，并进而将无罪推定不是作为一项孤立的原则，而是与刑诉制度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思想，才能获得有关这项原则的完整认识。另一点是：正由于无罪推定原则与刑诉制度的许多方面所具有的密切联系，才使这项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受到世界多数国家普遍的重视和确认。实际上，无罪推定的思想萌芽早就有了。例如，中国古代社会中就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思想
。然而，这一使人振奋的思想火花，毕竟没能划破我国数千年封建专制刑事诉讼制度的黑夜，留给我们的是只开花不结果的遗憾。探究起来，除受当时的社会制度制约外，这一无罪推定思想的萌芽，未能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中，也是重要原因。然而，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不仅提出了无罪推定思想，并且将其规定为法律，进而使之贯彻、反映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里去。这是其刑事诉讼制度与封建刑事诉讼制度有巨大区别并在许多方面体现出先进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刑事诉讼制度中有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内容，作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确立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参考，与无罪推定原则有密切关系，那么，世界多数国家在其法律制度中普遍重视和确认无罪推定原则，就不应是令人奇怪的现象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无罪推定”的含义应作这样的理解：无罪推定是指，刑事被告人在未经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判决有罪以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的人；作为刑事诉讼的一项原则，与有罪推定相同，并不是一项孤立的原则，而与刑诉制度诸多方面有密切联系；这项原则不仅在反封建斗争中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现代仍是一种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法律文化现象。
二、 无罪推定原则价值构造
作为一项确定和保障被告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准则，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法律文化传统的界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宪法性原则，并作为民主法治社会的制度性要素充分体现在现代各国刑事诉讼结构之中。由此可见，无罪推定原则不但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够确保刑事诉讼公正性目标的实现，而且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赖以存续和发展的坚实基础。所以，深入探讨其内含的价值构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无罪推定原则的程序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一项与有罪推定相对立的原则，无罪推定需要在刑诉制度中反映其一系列的要求，这是无可置疑的。然而，无罪推定对刑诉制度具体有什么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哪些内容，在学术理论界却是一个虽经长期争论而至今仍众说纷纭的问题。详细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所应包含的全部内容，是本文篇幅所无法容纳的，但对其中的核心内容的说明，却是必要而可能的。笔者认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该原则对刑诉制度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既然无罪推定意味着被告人在未经判决有罪以前，应被视为无罪的人，那么，刑诉法律制度应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就是其逻辑的必然。世界各国的现代刑诉制度，之所以大都赋予了被告人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广泛诉讼权利，并注重保障其实现这些权利，追本穷源，就因与其肯定无罪推定原则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可以说，使被告人摆脱诉讼客体的地位，而具有诉讼权利主体的身份，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
第二，既然无罪推定要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需经法律规定的程序，那么，刑诉法律制度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设立公正的诉讼程序并维护其不可违反的尊严，就是其应有之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而设立的公正诉讼程序的含义虽不易确定（因为各种不同司法制度所规定的司法程序繁多，且差异很大），但其中心点是可以确定的，即它与在有罪推定刑诉制度下，司法机关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时普遍存在的司法恣意，是截然相反的，或者说制约司法机关的行为，使其司法活动既有助于实现客观公正，而又避免对被告人的不公正对待，就是这种程序的基本要求。
第三，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是无罪的人，那么，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这一假定，就必须有充分确凿的证据；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具体案件中要推翻对被告人的这一假定，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应由控诉一方承担；刑讯逼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获取证据应被禁止。对法院来说，这就意味着对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应建立在确凿、充分的证据基础上，口供不再是证据之王；对被告人来说，既不应承担自认有罪的义务，而且虽然未能证明自己无罪，但如果控诉人的指控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对其无罪的假定即应转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无罪推定既然是假定被告人在判决前无罪，那么，在判决前其不能作为罪犯来对待就应是该原则的必然要求。在现代刑诉中不应将被告人作为罪犯来对待，其中心思想是要求将限制被告人一系列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自由的诉讼强制措施，应予以严格限制，不仅应慎用，而且即使采用了，也应尽早结束这种强制措施，使被告人接受及时审判以确定其最终法律地位，任意关押、长期关押或无限期关押都不能允许。

以上论述表明，无罪推定原则对刑诉制度所提出的要求的核心内容，涉及到刑诉制度的各个方面：从被告人的基本法律地位到司法机关的职责，从司法程序制度、强制措施制度到证据制度，都受到无罪推定原则的制约。同时，无罪推定的各项要求并不是孤立存在、各不相干的，而是环环相扣，只有整体运作才能共同实现无罪推定原则。另外，对于刑诉制度中的那些体现无罪推定原则要求的规定，只有将其置于与无罪推定原则的联系中，才能认识其更深层的意义。
2、无罪推定原则的客观真实性价值
法律需要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法律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也就是其反映社会现实及其需要的客观性及其程度问题。就无罪推定的客观真实性而言，是与刑事诉讼的客观现实及其要求相联系的。对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首先，刑事诉讼的发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无犯罪痕迹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无犯罪嫌疑人，也就没有刑事控告。这一事实说明，旨在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一般都是以公安、司法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犯罪嫌疑为前提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如果只从一个角度进行，就容易陷于主观偏面性，发生差错。无罪推定的价值体现为，在判决前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这就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对司法机关的认识提出了要求：它要求司法机关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时时注意自己对犯罪事实和刑事被告人的认识，是否有确实、充分的根据，以推翻法律的这种假定。无罪推定正反映了对司法机关提出的防止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客观要求。
其次，刑事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与国家的公安、司法机关的对抗。国家司法机关与刑事被告人的对抗，两者力量对比的悬殊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力量对比的差异不仅由于国家司法机关掌握着被告人不可能拥有的财力、物力、人力和各种专门技术手段等因素而产生，并且由于刑事被告人处于特殊的法律地位，被剥夺或限制了其作为公民而具有的某些权利（如人身自由受到了限制）而扩大了。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的广泛诉讼权利，制约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虽然不足以也不可能实现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力量的对等，但有助于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前述的无罪推定作为一种法律假定，所具有的防止司法机关主观认识偏面性的功能，因为这种平衡而得到了另一重保障，其现实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再次，刑事诉讼有两项基本任务，即：发现、揭露、证实犯罪和犯罪人并正确适用法律对之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应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无罪推定对于实现这两项任务，具有不应忽略及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无罪推定要求赋予并保障被告人广泛的诉讼权利、禁止刑讯逼供等，不仅有助于保障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而且有利于司法机关正确认识案件的客观情况。
因此，无罪推定原则正是基于刑事诉讼的这种客观实际情况，为保障公正、准确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而必须的，因此，具有不可否定的客观真实性。然而，在某些对无罪推定原则心存疑虑的人看来，刑事诉讼从立案、侦查、起诉到审判，无不是以认为有犯罪存在为前提的，若在判决前假定被告人无罪，则显然与刑事诉讼的这种实际情况不符。这是将无罪推定原则仅从字面含义上予以理解的结果。这种理解的错误在于，如果按照这种理解，那么，实行无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将比实行有罪推定原则的刑事诉讼更愚昧、更野蛮、更落后。因为依据有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尚且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而依据无罪推定原则，追诉犯罪不再需要以怀疑有犯罪嫌疑为前提，任何人因此都将在被认为无罪的前提下受到刑事追诉。如果按照这种对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解所得出这种结论，当然是荒谬的。
3、无罪推定原则的社会价值
第一，刑诉制度的民主程度虽然可以体现在许多方面，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广泛程度，却是其中最突出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民主总是需要具体表现为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特殊人物，其诉讼权利的有无及充分与否，当然对刑诉制度民主程度的高低，有决定性意义。无罪推定要求确立被告人为诉讼主体，应具有广泛的诉讼权利，就表明了它对刑诉制度的民主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虽然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然而，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的差异，从直观的意义上说，更鲜明地反映了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明程度。由于实现刑事诉讼任务的手段不同，人们也能够并且必然会对其文明程度作出判断。例如，法西斯时期的刑事诉讼制度因盛行刑讯逼供，就是其被人们视为野蛮的刑事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无罪推定要求严厉禁止刑讯逼供等野蛮手段来实现刑事诉讼追究犯罪的任务，要求严格限制对被告人采取的强制措施等，实际上就是对刑事诉讼制度文明化发展的突出贡献。
第三，如果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既要完成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又要注意避免使无辜者受刑事追究，是自刑事诉讼制度出现以后就产生的双重且往往是矛盾的任务，那么，如何协调完成这两项任务就是判明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实行有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制度，注重的是完成前一项任务，后一项任务仅仅是前者的附属物。因此，宁可错捕错判有罪，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是犯罪分子的被告人，这是实行有罪推定的典型结果。而无罪推定则要求，从刑事诉讼一开始，就应假定被告人是无罪的，因此要求司法机关从认识上，以及在司法程序的设立上，始终注意使无辜者免受刑事追究之累。因此，把两项任务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只要认识到存在错捕及错判有罪的可能，就不能捕，不能判有罪，就是实行无罪推定的必然要求。两种原则对这两项任务所产生的矛盾的不同处理方式，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应当看到，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程度的高低，并不是简单的仅以是否实行无罪推定原则来决定，其发展水平还要受到诸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制约。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必竟为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与文明发展提出了要求、明确了方向，因而具有重要的推动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对中国来说，其积极意义应予以更进一步地肯定。因为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尚未完全体现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例如，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不仅未明确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又如，对于保障和实现辩护权具有重要意义的“先悉权”，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阐明无罪推定原则的含义，宣传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对于推动中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早日批准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