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韩国商法典

❶ 商事行为的一般商事行为

一般商事行为与特殊商事行为是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学理论研究中使用的一对概念，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事行为的分类。根据大陆法系国家商法学理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一般商事行为和特殊商事行为并不是从商事行为本身提出来的问题，而是从商法对商事行为特别调整的共性和个性的角度提出来的问题。一般商事行为是指在商事交易中广泛存在的，并受商法规则所调整的行为。其中有些行为不仅是商事领域共有，在民事领域也存在，但它们均受商法规则调整。
对一般商事行为的范围，学者们意见纷纭，差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其包括商法上的物权行为、商法上的债权行为、商事交互计算；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以缄默形式所为的意思表示、商事留置权、善意取得和约定利息的请求等；也有的学者认为一般商事行为包括要约与承诺行为、给付行为、交互计算等；本书阐述的一般商事行为是指商事活动中具有共性并受商法规范所调整的行为，主要包括商事代理行为、商事债权行为、商事物权行为及商事交互计算等方面。 商事代理以民事代理关系为其法律关系的构成基础，但在主体、客体和内容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商事代理行为是最基本的商事行为之一，不同国家对其又有不同规定。在采用主观主义（商人法主义）原则的国家，特别强调代理商的资格；而在采用客观主义（商事行为法主义）原则的国家，则尤其强调行为的营利性。在民商分立国家，除了在《民法典》中对民事代理制度做出具体规定外，通常还在《商法典》中对商事代理制度做出特别的规定，如德国、日本等。我国在立法上没有区分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在实践中，有关商事代理问题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与民法上的代理行为相比，商法上的代理具有其独自的特点：
第一，非显名主义。
在商事活动中，商事行为的代理人在实施其行为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是为本人（即委任人或被代理人）进行，但其行为对本人和相对人仍然发生法律效力。非显名主义作为商事代理的一个特征在一些国家的商法中得到了承认。但是，当本人的对方当事人不知道代理人的行为是为本人所进行时，也可以请求其代理人履行。我国《合同法》第403条的规定即反映了这一特点。
第二，本人的死亡不影响代理权的存续。
根据民法的规则，被代理人（本人）的死亡将引起代理权的终止。商法的规定与之有所区别。一些国家的商法规定，商事行为的代理不因本人的死亡而消灭。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如个体工商户一样，即使其本人死亡，其营业也并不马上消灭，而是让其商业使用人的代理权继续存在。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停止营业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另一方面也符合商法保护交易安全的要求。
第三，代理人的权限范围较广。
在民法上，代理人应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超出授权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才能免除其民事责任。但是，在商事行为的代理中，代理人的权限范围要比民事代理的广。许多国家的商法都承认只要商事行为的代理人在不违背被代理人授权本意的范围内，可以实施未被直接授权的行为。 商事债权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特殊形态，表现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债权行为。债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因此，商事债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以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为基础，同时适用商法的特殊规定，这些特殊的规定在法律效力上优先于民法的规定。在西方国家的商法典和商法学理论中，商事债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商事合同缔结过程中要约和承诺的特殊性上，具体涉及对意思表示之缄默和缄默之错误的特殊性规定等内容。
一般来说，缄默作为一种消极的行为或不作为的行为，不具有意思表示的效果，如我国《合同法》第20条的规定。但在例外情况下，如双方已有约定或法律有明确规定，则缄默可当作对要约的承诺。 物权首先是民法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规定在民法典之中。在商事活动中，涉及到物权问题，可以适用民法中的有关规定。但是，对于一些特殊商事行为，在民法之外，商法中又有特殊的补充性规定，这些特殊规定对于商事行为具有规范性意义，由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商事物权与民事物权在法律上的差异。
（一）商事流质预约的认可
在民法上，流质预约被禁止。出质人和质权人不得在合同中约定，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此项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债权人利用其有利的地位损害债务人的利益。
但在商事活动中，由于商人自己能够计算其经济利益的得失，同时，也为保障商事交易的顺利进行，维护信用交易的公平，多数国家的商法都承认商事交易中的流质预约。例如，《日本商法典》的515条即规定，民法关于禁止流质预约的规定不适用于因商行为债权二设定的质权。《韩国商法典》亦有类似的规定。
（二）商事留置权
商事留置权是指在双方商事行为情况下，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占有债务人的标的物，在其不履行义务时，变卖或对标的物折价以受偿其债权的权利。商事留置权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商业城市的商业习惯，并在德国商法典中得到明文规定。
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不同，它不强调留置的标的物与被担保债权的个别关联性，而只要求二者之间的一般关联性，即在商人之间，因双方商行为发生的债权在未受偿之前，债权人可以留置其因商事行为已经占有的债务人的财产，而不要求该财产属于被担保债权本身的标的物，不要求二者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商事留置权与民事留置权的这一区别在许多大陆法国家的商法中都有所体现。 商事交互计算，是指把在一定期间内由商事交易所产生的债权债务进行一次性结算的特殊商事合同。它实际上是一种活期账务结算。它通过双方的约定，以结算结果和结算后所产生的余额的确定来实现债务了结。在这种债务了结方式中，借助于定期结算，交易双方当事人在商事业务往来中形成的债权和债务不断得以清算，从而避免了单方面独立的债权和债务的生效。
在古代的巴比伦、埃及、希腊及罗马等国，商事交互计算就相当发达。后来随着银行的出现，商事交互计算逐渐完善起来，并在各国商法中被普遍采用，《德国商法典》第355条、《日本商法典》第529条等都对交互计算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些国家的商法典对于商事交互计算的概念、方法、原则，交互计算关系的形成条件，交互计算的法律效力，交互计算中的担保与抵押以及交互计算关系的解除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商事交互计算的特征在于：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是商人；交互计算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当事人双方之间必须有经常性、持续性的交易关系。例如，运输业者之间、保险公司与其代理商之间在一定期间内存在持续性交易时，交互计算就得到承认；就一定期间内由交易产生的债权债务总额进行抵消，对余额进行支付；商事交互计算根据合同、特别是持续性合同的终了而停止。但是，当事人随时可以就在将来对交互计算合同的解约告知对方。

❷ 中国大陆的法资公司有哪些

法国IT行业比较落后

最牛的通讯运营商ORANGE就没进中国

而且国内的法企一般要能说法语的少，英语的为多

能说就行，跟成绩无关

❸ 古代到现在各国比较重要的成文法典

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诞生于公元前世纪，原碑现藏巴黎罗浮宫。比汉穆拉比更早的现存法典还有制定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在埃卜拉城（在叙利亚）发现的古档案中的泥版。

欧洲现在的民法体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罗马人的早期法典《十二铜表法》，而罗马法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法典是公元6世纪的查士丁尼法典。可是这两部法典都有局限性：《十二铜表法》只概括了基本法律原则，而实际执行的法律则是由法官从这些原则上推断出来；查实丁尼法典虽然在后世影响巨大，但在当时只在东罗马有效执行，在西罗马没有发展成法律传统。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衰败，这一传统在欧洲也失去了影响力。欧洲近代的编纂运动始于十五世纪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欧陆国家开始把发展独立法制视为主权的象征。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几部重要的欧陆法典相继问世，包括《拿破仑法典》即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刑法典》，《德国民法典》和《瑞士民法典》

在东方，中国的近代法典的源头是公元七世纪的唐律，其后各朝基本循唐制，而法典最终发展到清朝的大清律例，成为全面、完整，囊括现代刑法和民法的法典。直到近代，中国周边国家的法律制度大多受中国法典影响。日本是最早编纂西方式法典的亚洲国家。在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推行了以德国民法为模范的《日本民法典》。辛亥革命前后，受西方法学影响，中国开始改革法律体制，编纂了《大清民律草案》和《中华民国民法》，并从此逐渐发展为大陆法系或社会主义法系国家。
取自：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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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谟拉比法典》是古巴比伦第六代国王汉谟拉比（前1792年 - 前1750年在位）颁布的一部法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产生于3800年前。法典全文用楔形文字铭刻，除序言和结语外，共有条文282条。包括诉讼手续、损害赔偿、租佃关系、债权债务、财产继承、对奴隶的处罚等。

1901年在伊朗发现，为一个黑色的玄武岩圆柱，现存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圆柱上端有汉谟拉比从太阳神沙马什手中接过权杖的浮雕。

汉谟拉比法典将人分为三种等级：

有公民权的自由民
无公民权的自由民
奴隶
王室奴隶
自由民所属奴隶
公民私人奴隶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1%89%E8%B0%9F%E6%8B%89%E6%AF%94%E6%B3%95%E5%85%B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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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在约前450年制定的法律，因为据说刻在12块铜牌（也有说是着色的木牌）上，故而得名。

公元前454年，罗马元老院被迫承认人民大会制定法典的决议，设置法典编纂委员10人，并派人赴希腊考察法制，至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第二年又补充二表。这就是著名的《十二表法》。因各表系由青铜铸成，故习惯上称作《十二铜表法》。这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入侵罗马，在战火中铜表全部被毁，原文散佚，现在只能从其他古代著作中略见梗概。

十二铜表法的内容分别为：传唤、审判、求偿、家父权、继承及监护、所有权及占有、房屋及土地、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之补充、后五表之补充等十二篇。十二铜表法颁布之后，就成为共和时期罗马法律的主要渊源。该法典对于贵族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D%81%E4%BA%8C%E9%93%9C%E8%A1%A8%E6%B3%95&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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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大全》（Corpus Iuris Civilis），又称《查士丁尼法典》或《国法大全》，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编纂的一部汇编式法典，是罗马法的集大成者。

该法典由四部分组成，分别为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以及新律。最后完成于公元530年左右。法典内容为东罗马帝国时期的皇帝敕令，以及权威的法学家对于法律的解释，还有给法律学生当作法学的入门教材等。

在整个编纂工程完成之后，任何对于《民法大全》的评论或者其他立法都被禁止。该法奠定了后世法学尤其是大陆法系民法典的基础，是法学研究者研究民法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之一。

取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0%91%E6%B3%95%E5%A4%A7%E5%85%A8&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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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法典（Code civil des Français），又称拿破仑法典，是法国民法的法源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曾名为《拿破仑法典》，但1870年以后，人们一直称之为《民法典》。

该法典是根据法国政治家拿破仑的命令，由特龙谢(Tronchet)、马尔维尔(Malleville)、普雷阿梅纳(Bigot de Préameneu)、及波塔利斯(Portalis)等四人起草，于1804年3月21日正式公布为《法国民法典》。又被后人称为《拿破仑法典》。

法国民法典采用了“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的结构体系，除序章外，有3编2281条。3编的名称分别为“人”、“财产及所有权的各种形态”及“所有权取得的各种方式”。
该法典基于个人主义思想和自由平等的观念，是近代民法典的典范。其核心为所有权的绝对化、契约自由及过失责任等三项原则。但是，随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该法典的原理也被判例和学说加以大幅的修正，也进行过部分的改正以及特别法的制定。

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是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对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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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法典是德意志帝国于1900年1月1日施行的民法法典，全称为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简称BGB），是大陆法系中最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法典共有五编，分别为总则（Allgemeiner Teil）、债务关系法（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物权法（Sachenrecht）、家族法（Familienrecht）和继承法（Erbrecht）。该法典不同于法国民法典之处在于，将规定债权关系的条文移至物权法之前，反映了新型的债权法理念。该法典对于同时期制定的日本民法典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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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1646年—1971年）原名《大清律》（满语:， Daicing gurun-i fafun-i bithe kooli）是大清帝国的法典，草创于顺治三年五月，以《大明律》为基本，再加以修饰。前后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订后才定型。及后《大清律例》一直都在清朝版图内奉行，直到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宪法》推行为止。不过，部分《大清律例》的条例在清朝灭亡后依然继续在香港通用。这奇特的现象是由于香港被割让与英国之后，基于香港跟随英国奉行习惯法，使部分法例在没有其他法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继续成为唯一的参考对象。直到1971年，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的法律被香港的成文法取代之后，《大清律例》的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但在1971年前依《大清律例》订立的妾侍仍然在世，她们、她们的子女与后代仍然有承继权（但承继权分摊比例少于妻子），仍然受到主权移交后的香港法律按《大清律例》给予承认。从1646年到1971年，总共经历过325年。

根据《大清律例》开首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所记载，在清朝入关以后，由于“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所以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员在朝廷上商议，对哈纳等校订，并以《大明律》作参考，多番修订之后才得以成书付梓刊布，并命名为《大清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册（1函），律文458条。首冠世祖御制序，继载刚林疏，吴达海疏，对哈纳疏，《大清律总目》。总目之后是顺治二年奏定的《大清律附》。

《大清律》的特点是“集解附例”，希望透过各种案例作参考，使官吏能够作为量刑的依归。

顺治律颁行后，惟于律外增修条例，而于律文未尝更易。康熙九年，刑部尚书对哈纳等以旧律内参差遗漏，请详酌校正，奉旨依议，遂有康熙九年校订刻本传世。

至康熙十八年，由于发现后立之新法与原有之旧法有所冲突，所以康熙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又再作修订，但直到康熙驾崩时，修订还未完成。于是继任的清世宗雍正下令官员继续完成修订，“务期求造律之意，轻重有权，尽谳狱之情，宽严得体”。从雍正元年八月开始，到三年八月完成，并于九月初九刊行。此为雍正五年刻本。

到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订，这些订正增删改并，合计有1456条之多。

于光绪三十四年修订，宣统二年版，又名《大清现行刑律》。宣统律共有389条，并连同附例1327条。

自从香港被割让与英国之后，英国一直奉行习惯法。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于1841年登陆香港岛后宣布华人仍依当地习惯治理。所以，在当时的香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同样的谋杀罪，若罪犯为欧洲人，则按照当时的英国法律会被判处缳首死刑，但若罪犯是华人的话，就会被杀头。即使在清朝覆灭后60年，原来香港通行的《大清律例》在华人社会当中依然通行。在1970年代，香港政府开始着手将所有参照《大清律例》的案例重新编写成为成文法。与此同时，亦利用合适的法例来取代过时的旧法。例如：1971年颁布的《婚姻法》就结束了香港男性借《大清律例》为挡箭牌而为自己纳妾及休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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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典是在日本国内施行的主要民法规章。现行日本民法典自1898年（明治31年）开始施行，由日本民法学家梅谦次郎，富井政章，穗积陈重等三人起草而成。共分为总则，物权，债权，亲族和继承五编，共有1044条。

日本民法典最初的版本是由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博瓦索纳德以法国民法典为基础起草的财产法部分（被称为“博瓦索纳德草案”）与日本人起草的家族法部分构成。该草案于1890年（明治23年）公布，即“旧民法”，基本结构与法国民法典相近。后来，由于该法典的家族法部分与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形成了很大的冲突，遭到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反对，并引起了一场法典论战。结果是，旧民法并未得到施行，日本政府起用上述三位日本民法学者起草新的民法典。这部新的民法典于1898年开始施行至今，又被称为“明治民法”。

日本民法典属于大陆法系的法律，受到了法国民法典和同时期起草的德国民法典的影响，也对此后东亚地区的民法典编纂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大清民律草案》，《中华民国民法》，《韩国民法典》等法典在编纂过程中都有日本民法学者参与，带有明显的日本民法典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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❹ 韩国法典什么语言

当然是韩语。

❺ 股东持有的股东名册是原件吗

现在上市公司股东名册是电子信息，没有原件，它是股东登记机构的记录，上市公司股东变动频繁，股东名字和股份数额，每天都处于变动中，在交易时间内，不同的时点，股东和股份都不同，只是交易结束时，才会有固定的股东名册，股东名册，是指公司记载有关股东及其股权状况的簿册，股东名册应当包括法定内容，不包括此内容者不能称为股东名册，其法定内容有：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尽管如此，公司仍然需要确定股东名单，因为公司必须向股东发放股息、派发新股或者通知召开股东大会，于是，作为静态的把握股东的方法，股东名册这种技术性的制度应运而生，各国公司法为使本国公司易于确定股东名单，从而高效快捷、集团性、持续性的处理公司与股东的关系，普遍规定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必须置备股东名册，作为一项制度的股东名册，对公司法中的相关制度会产生一些重大影响，比如股东名册在股权转让、股权质押中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具体置备，公司对股东名册的置备，各国公司法一般都有详细的规定，中国公司法也主要规定了公司对股东名册的置备。

❻ 保险一次事故的界定

何者谓“保险事故”？保险事故之“事故”性质为何？各国家或地区保险法上之界定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立法例。
第一种立法例是从保险事故的“后果”来界定保险事故的性质，为少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882条将保险事故定性于“灾害事故”。该规定是从保险事故发生的“后果”来界定保险事故之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保险事故尤其是财产保险事故之性质。但是，灾害事故之后果为一种“不幸事故”，而现代社会保险事故并非皆为“不幸事故”，7例如，人之生存险。所以“灾害事故”不能揭示保险事故之全貌和性质。
第二种立法例是从保险事故的“原因”入手揭示和界定其性质，并为多数国家保险立法所采，但具体界定上却不一致。例如，日本《商法典》第629条将其定位于“偶然事故”；韩国《商法典》第638条将其定位于“不确定性事故”；我国《保险法》第2条及澳门地区《商法典》第962条将其定位于“可能性事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2条规定为“不可预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笔者以为，上述国家或地区的立法规定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保险事故之本质，即客观上可能存在的偶发事故或称不可确性事件；虽然表述上不尽一致，且是否足以完全反映、揭示或涵括保险经营上的保险事故之性质或范围，不无疑问，但其立法本旨则是共同的：通过直接限定保险事故之范围，而间接地“排除被保险人通过自己意志或行为左右保险事故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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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从现代商法的内涵论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关于商法的地位与商事立法问题，学界历来存在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主张。然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国内的商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分立而民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合一，这其中或许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笔者看来，商法是否独立，商事通则制定是否可行，是一个逻辑性、体系性、科学性的论证过程，也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没有单独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则，也绝不意味着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撇开感情因素，对这个问题做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考察。

商事规范与“商事通则”

（一）关于商事规范内容的通说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为对商或商事关系的界定是构建商法的概念、规则、体系的基础，所以研究商事规范需从对商的认识出发。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界定，“商是指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的货物之交换。”《韦氏新国际辞典》称“商是指商品交换或买卖行为”。笔者认为这些界定主要是针对古典商业时代而言的，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事的范围和种类已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形成 “无业不商”的局面，商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凡属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交易的行为，在法律上皆可谓之“商”。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现代意义上的商事是指一切营利性主体所从事的一切营利性活动或事业的总称。

在世界各国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商法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韩国等4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商法仅是民法的特别法，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典，仅以商事单行法和散见于民法及其他部门法、判例中的商法规则为表现形式。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国家中，《德国商法典》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商人的身份，下设商人、商业登记簿、商号、经理权和代办权，商业辅助人和商业学徒、代理商、商事居间人七章；第二编为公司和隐名合伙，下设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隐名合伙三章；第三编为商业账簿，下设对所有商人的规定，对资合公司的补充规定、对登记合作社的补充规定、对保险企业的补充规定、私人提出账目委员会及提出账目咨询委员会五章；第四编为商行为，下设一般规定、商业买卖、行纪营业、货运营业、运输代理营业、仓库营业六章；第五编为海商，内容另行刊载。它未涉及任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的内容，对有限公司、合作社、证券等相关内容也未作规定。《法国商法典》的内容涉及商人、商人会计、商品交易所、居间商、质押和行纪商、商行为的证据、汇票和本票、商业时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采用了总则、公司、商行为及海商四编的体系结构，规定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的内容，又规定了买卖、交互计算、隐名合伙、居间营业、行纪营业、承揽运送、寄托保险等商行为，但未涉及破产法。《澳门商法典》分为四卷，即经营商业企业之一般规则、合营企业之经营及企业经营之合作、企业外部活动及债权证券。从上述各国（地区）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内容极为庞杂，各国法上规定的内容相差较大，商法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界线，在尚无成熟的立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谈我国商事通则乃至商法典的制订，似乎为时尚早。

（二）关于商事立法的各种主张以及目前的立法实践

国内学界对于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1.主张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学鹿教授。该种主张主要是基于完善商法体系，保障商法统一以及体现商法独立价值等方面的考虑。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张，而这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相悖，欠缺对中国现实的回应，已经为大部分学者所不采。

2.主张制定商事通则，江平、王保树等诸多学者持此主张。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发挥其统率作用，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质的局限，其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实现商法体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统一市场、统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赞成制定商事通则，认为这样简便可行并可以充分体现商法的特征。[2]但对于商事通则的内容，学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张商事通则应包括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包括商业名称、商业信用、商业秘密等）、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关连企业、连锁企业、商业帐薄、商事行为、商业代理（包括内部经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种销售代理，如独家代理等）等内容；[3]也有学者提出商事通则应包括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代理、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4]此较前说范围缩小；王保树教授认为，商事通则仅仅是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5]

3.主张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别法的形式存在，此多为民法学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数商法学者持此主张，比如赵万一教授认为“以民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6]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基于我国的立法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以及立法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理由，而且现行的体制运行良好，没有必要做大的改动。

商法的内容，通说认为包括组织法和行为法两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体、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事代理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等。在笔者看来，无论商法的具体范围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很难找到共同涉及的内容准则，从而抽象出普遍适用的本质特征及共同规则，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议的商法典，将会是一件极为费时费力的事。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并于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以下简称《深圳商事条例》）。该条例分为8章共65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四章商人的名称与营业转让，第五章商业账簿，第六章商业雇员，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则。这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则。自其颁布以来，学界虽有一定的争论，但褒奖者甚众，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对我国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务部召开的现代市场流通体制法律框架研讨会上又传出了要抓紧制定商事通则的消息。的确，基于深圳特区在我国的突出地位，其第一个制订商事条例不可能没有轰动效应，但若主张以此为契机，制订全国适用的商事通则，则有诸多需商榷之处。而且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它是将商行为法剥离，而仅以商组织法为基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全文仅有65 条，立法的过于粗线条，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笔者认为是否制定商事通则是一个关乎法律体系和立法技术的问题，需要大量的分析论证，以我国目前的立法传统和理论基础，应以舍弃制定商事通则为宜。

❽ 股东名册的具体置备有哪些

股东名册是记载公司股东有关事项和出资证明书情况的，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并且股东又是承担间接有限责任的，所以更有必要置备股东名册，以作为证实有关事项和查阅之用，以有利于确定股东的权利和义务，维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股东名册应当记载下列事项：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股东的出资额;出资证明书编号。在制作股东名册时，要求记载事项必须准确。真实，不得有虚假记载。公司法作了明确规定，即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红利。这项规定体现了公司的本质，在公司制度中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