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发展

A. 司法的发展

在欧美国家，“司法”一词大都同时作为学理和法理上的概念和各国实定法上的用语而存在。依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司法有别于立法及行政，是“处罚犯罪或裁决私人争讼”的权力，性质上属于纯粹的法律作用，而非政治作用。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传声筒，只能依三段论法精确地适用法律条文，不具有违宪审查权，甚至连解释权亦严格受到限制。但从现代各国司法体制及司法机关的职权来看，孟氏对司法的定义方式显然与现实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认为，司法的内容受各国传统及时代因素影响，具有历史的可变性，无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考察现代各国对“司法”概念的具体实践，大体上，美日与德法堪称两类典型。
美国的司法概念，依其联邦宪法第3条规定，以“事件及争讼”（Cases and controversies）为要素，包含民事、刑事及行政事件的裁判。而且，法院审理案件时，附带对有关法令进行违宪审查，这是司法的本质性义务。日本战后对美国司法制度全盘照收，因此，在对司法的理解上，也大致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
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即将司法范围限定于民、刑事裁判，不包括行政案件的裁判。司法的任务亦受严格限制，大革命时期的法律规定，法官干预立法权及执行权行使的，即构成渎职罪。同时，法院“解释”法律也被绝对禁止，相应地，法官仅能一板一眼适用法律。1958年法兰西第五共和宪法虽然引进违宪审查制度，但该制度与一般司法不同，这很突出地反映在相应法律条文的归属上：后者规定于第八篇“司法权威”，而前者却另外规定于第七篇“宪法院”。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传统类似于法国，将行政法院排除在司法体系之外，现行基本法则另设“裁判”（Rechtsprechung）一语，做为“司法”的上位概念，用以统括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财政法院、劳动法院、社会法院及具有抽象违宪审查权的宪法法院。
然而司法的实质并不在于司法范围的深广，而在于“司法”之所以成其为“司法”的底线。我国司法体制本仿前苏联的模式而设置，在我们当年所着力效仿的苏联在解体之后，其原有的的司法体制亦分崩离析。现今的俄罗斯和独联体、东欧各国在司法体制上也业已全盘接收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并已完成相应改制。在此境遇下的中国司法体制既面临与原苏联旧体制的决裂，又碍于政治和稳定等因素及本土国情而无法断然像俄罗斯等国一样对司法制度进行彻底改造，“有中国特色的司法（政法）体制”一语便成为中国国家最高决策层所握持的一根救命稻草，并为学界学者所着力维护。

B.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C. 请问司法所的工作发展前景如何

主要工作：司法所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社区矫正、人民调解，普法宣版传等，目前，社区权矫正是司法所工作的重点，主要管理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管制和剥政等五类人员，如果是在一个很大的镇或者街道的话，那社区服刑人员比较多，每个对象每个月来报到一次，也是挺忙的。人民调解的话，也是司法所工作的一个重点，如果涉及一些重点的纠纷调解，也是要忙上一阵子的。
发展空间：总的来说。公检法司里面，司法局的前景算是最一般的，但是司法局的工作基本没有压力的，如果你想调任其他单位的话，那以后还是可以通过选调的。
建议：我建议你可以报考法院和检察院，发展前途大，而且工作也比较充实，对年轻人来说也是比较能够得到锻炼的。
PS.法院和检察院都有通过司法考试的压力，司法局没有，虽然压力小，我建议你，还是法院和检察院呢。

D. 简述行政司法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摘要 在行政法中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适用于一般规律，主要表现如下

E. 如何进一步加强基层司法所发展的思考

一、在思想认识上有所突破。长期以来，由于主客观原因，地方政府忽视司法所的作用和地位。但是近年来，中央对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对基层司法所的认识必须有所突破。一方面，基层司法所承担着法律服务和法制宣传这样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社区矫正和矛盾调处这样影响社会稳定的执法类工作，既有像中医这样治本性的工作，也有像西医治标性的工作。但是，一些人对司法所的认识还还停留在过去司法办的阶段，在人员使用、管理机制、经费投入上还没有及时跟上，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基层司法所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希望各级政府及司法行政部门充分认识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加大基层司法所建设的力度。

二、在业务用房上有所突破。中央提出加强“两所一庭”建设的要求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两所一庭”建设热潮， “十一五”期间，国家累计投入国债资金20.5亿元，下达国债项目3万个，中西部地区共新建改建无房、危房司法所2.8万个，东部地区自筹资金新建改建司法所7千个。[④]我区属于东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办公用房建设上没有国家专项基金的支持，也很少得到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目前，我区的基层派出所、法庭绝大部分都已建有独立的有产权的办公用房。相比之下，我区的15个基层司法所中，有独立办公用房的司法所仅3个，而拥有产权的仅一个，其他司法所办公用房均与乡镇（街道）行政办公楼混用，往往就是乡镇（街道）政府行政楼里的一两间办公室，建设标准和规模大小不一。因此，希望司法部、司法厅能考虑像中西部一样配套专项资金，像派出所、法庭一样建设统一的具有自主产权的司法所业务用房。

三、在规范管理上有所突破。一是在管理体制方面进行规范，在全市统一建立起垂直管理的制度，对司法所的人、财、物以及经费进行全面垂直管理，改变现在名义上的垂直管理；二是在业务管理方面进行规范，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司法所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司法所每天应当做什么，用制度进行明确，这一点江苏省司法厅做了很好的顶层设计，我们应当很好的执行；三是在司法所配备方面进行规范，通过文件进一步明确司法所为副科级建制，明确司法所长为副科级，并且只有司法行政专编人员担任司法所长，杜绝占编情况，对符合条件的司法科员任命为司法所长，另外，为了提升执法管理的权威性，尽快为司法所工作人员统一配备警服和执法证。

F.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历史发展

1949年10月30日，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设立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1954年，中国第专一部宪属法颁布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同时在全国各大行政区成立了行政区司法部，大行政区撤销后，又陆续建立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地区、市一级设有专管司法行政工作的机构。
在建国初期的一年里，全国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在改革旧的司法制度，建立健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建立律师公证制度，创办政法大学，培养法学、法律专门人才，培训司法干部，开展法制宣传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1959年，全国司法行政机关被撤销，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种状况整整延续了20年。
1979年9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次会议决定，加强全国司法行政工作，重建司法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建立地方司法行政机构的通知》。中国的司法行政工作揭开了健康发展的新篇章。

G. 谈谈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继续推进监狱体制改革试点、社区矫正试点和公职、公司律师试点，深化公证体制改革，完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推进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表示，今后将继续深化这六项改革，进一步促进司法行政工作体制和机制的完善。 张福森是在此间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做此表示的。他指出，这些改革目前都处在关键时期，有的需要巩固成果，扩大试点；有的还需要理清思路，克服障碍。 据了解，在2004年底以前，监狱体制改革第一批6个试点省（市）要进行总结验收。张福森要求，重点抓好监狱和监狱企业的规范运行，特别是监狱企业的规范运行，确保监狱和监狱企业围绕改造罪犯，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一共同目标协调运作，形成既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 对于深化和完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张福森指出，还要继续扩大试点规模和范围，建立健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以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推进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公职、公司律师试点，重点是要规范对公职、公司律师的管理。”张福森指出，要不断扩大试点范围，尽快建立起适合公职、公司律师制度自身发展规律的运行机制、管理手段和管理模式。 “探索通过司法考试获得法律职业资格人员与法官、检察官作用和律师执业制度相统一，建立统一的职前培训制度等。”张福森要求认真研究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不断改进、优化司法考试的具体设计。 在公证体制改革和司法鉴定管理制度改革制度等方面，张福森要求继续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推进相关立法进程，从根本上促进和保障改革的顺利进程。

H. 谁能简述"中国封建社会中央司法机构的发展与演变"

我国的司法机关在封建社会是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备的行政监察司法机关以及完备的监察制度，同时中央到地方也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司法机关。

总之，封建社会的司法机关是一个逐步发展，从名称的变化，到从一个司法机关发展到三大司法机关，最后三大司法机关的职权、工作范围等有变化。这是一个由简单走向完整化、系统化的过程。逐步形成了从审判到复核及监察司法机关的体系，起到了部门之间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且分工明确具体，同时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垂直领导和监督的体系

附：

下面我们逐一来看从秦到明清的司法机关设置及演变：

秦朝时期中央的最高立法权、司法权属于秦皇，丞相和御史大夫则协助皇帝行使权力，中央设司法机关廷尉，其长官也教廷尉。充分显示了当时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地方上设郡守、县令，兼管地方司法。另外地方设专职司法官员决曹掾，在县以下设蔷夫、三老、游檄。确保亲王的司法统治意志的贯彻。

汉朝时期，中央司法机关有所变化，中央仍设有廷尉，在汉初时期在中央设有丞相，到了汉武帝以后为五曹主断狱，设御史主监察机关，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规定各封国有独立审判权，但不构成司法管辖权。

三国两晋时期，与以前相比，中央司法机关变化很大：主要表现在机构扩大、编制增加、分工详细，还有机构名称与机构长官名称分开。初期为廷尉或大理，到东汉后期设中央三省制度、尚书台、中央行政机构兼领行政司法事务。在地方上，依秦汉的传统，行政司法机关合而为一，分州、郡县，司法权由县令、郡太守、州刺史掌握。

唐宋时期是我国封建司法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央设立了主管审判的大理寺、主管行政复核的刑部和主监察的御史台，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司法机关、司法制度和监察制度。在地方上也加强了行政机关监理。

明清时期沿袭前朝的司法制度，在中央依然设有大理寺、刑部，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它们的职能也发生了改变：大理寺由主审判改为主复核，刑部由主行政复核改为主审判，都察院主理监察。另外，明朝还设有九卿会审制度。更具特色的是明朝还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特务机关――厂卫制度，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监视和对各级司法机关的监察。

I. 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

（一）司法机关
1.夏朝和商朝都是从原始社会进化而来的奴隶制国家，它们的司法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但作为国家暴力机关监狱却是存在的。
夏朝监狱的名称有“圜土”、“均台”和“夏台”。
商朝监狱名称有“圜土“、“羑里”和“囹圄”。
西周设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司法机关。
中央司法机关包括：（1）大司寇，为全国最高司法机关。（2）小司寇，是中央直辖地区的司法机关。（3）士师，是国都之内的司法官吏。
地方司法机关包括（1）乡士（2）遂士。
3.秦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是“廷尉”，它的主要任务是：（1）负责皇帝诏令审理的案件；（2）审理地方送来的疑难案例以及重大案例的复审。
4.汉朝发展了监察机关和检察制度。
（1）中央监察机关。
汉代中央设御史府也叫御史大夫寺，为最高监察机关。长官为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协助丞相总理国政，同是掌管全国的最高监察权。下设御史中丞和侍御史等属官。御史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下领侍御史十五人。
（2）地方监察机关有司隶校尉和州（部）刺史。
5.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唐朝，发展成为三大司法机关，即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
（1）大理寺是唐朝的中央最高审判机关，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与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和地方移送的死刑疑案。
（2）刑部为中央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核大理寺及州县审判的案件。
（3）御史台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活动，也参与某些案件的审判。逢大案，常有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共同审理，叫作“三司推事”。 6.宋初除按唐制，在中央设刑部及大理寺分掌司法以外，又于建隆年间在宫中设置审刑院。规定：凡大理寺审判的案件，经刑部复核后，须送审刑院详议，再奏请皇帝批准。可见，审刑院就是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直接控制而建立的。
7.明朝的司法机关，中央仍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但就其职责而言，与唐、宋有所不同：大理寺不主管审判，而专掌复核，凡是刑部、都察院审判的案件，均由大理寺复核，有权驳令更审，或请旨发落；刑部主管审判，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和重案，也审理中央百官的案件；都察院为监察机关，监督刑部、大理寺的司法活动；也握有一定的审判权。
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由御史、大理寺官员和刑部官员共同审理的，谓“小三法司会审”；由都御史、大理寺卿和刑部尚书共同审理的，谓“大三法司会审”；审判后送皇帝裁决。如遇特别重大案件，则由三法司会同吏、户、礼、兵、工各部尚书及通政使共同审理，清代叫“九卿会审”，是中央的最高审级，但判决仍须奏请皇帝核准。明朝在司法制度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厂卫干预司法。统治者为了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在常设的普通司法机关之外，又设立了厂卫特务审判机构。卫指锦衣卫，厂指东厂、西厂、内行厂，合称厂卫，是明朝特有的特务司法审判机构。锦衣卫是由保卫皇帝人身安全的侍卫亲军组成的，是皇帝贴身的禁卫军。东厂、西厂、内行厂，是由专门服侍皇帝及其后妃的宦官成员组成的另一特务司法审判机构。
8.从1906年开始，在中央，清政府把原来掌管审判的刑部改为法部，专门负责司法行政；把原来掌管案件复核的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判，同时负责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设立总检察厅，作为最高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取消都察院。
9.南京临时政府为贯彻三权分立，实现司法独立的资产阶级法治原则，中央设“临时中央审判所”（亦称“裁判所”），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
10.北京政府司法机关体系庞杂，法院有普通法院、建立司法法院、特别法庭、平政院之分。11.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是司法院。司法院之下设立各级法院。法院有普通法院、特别法庭之分。普通法院分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三级，行三级三审制。特别法庭是据特别法规而设置的，行法西斯审判制度。
（二）审判制度
1.西周审理时，“以五声听狱讼”。所谓“五听”，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这种察颜观色的审讯方法，尽管还不太科学，但它是奴隶主阶级在长期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也是最早对犯罪心理分析的尝试，所以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采用。
5.从秦简上看，秦朝案件有“公室告”和“非公室告”之分，其中公室告属于受诉案件，而非公室告则不予受理。“公室告”是指对家庭以外其他人犯有杀人、伤害、盗窃的，就是危害国家和公共利益，也即对整个统治秩序的侵犯，这类案件必须要向官府告发，官府必须受理。“非公室告”指的是子女盗窃父母的钱财或者主人擅自杀死、伤害或“髡”子女、臣妾一类的案件，这类案件仅限于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上述行为和主人对奴婢的侵犯行为。如果这类案件告发到官府，官府不予受理，如果坚持告发，则判处告发人有罪。
审讯后，作出判决，向当事人宣读判决书，即“读鞫”。如果当事人服罪，则执行判决。如果喊冤，不服罪，则可以请求再审，叫做“乞鞫”。
6.汉代出身出现了春秋决狱。
所谓《春秋》决狱，就是以《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的法律根据，从而把儒家经典法律化。
7.明清时期审判制度有较大发展。秋审是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种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故名“秋审”。清律规定：凡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应立即处决的，叫“斩立决”或“绞立决”，如危害性较小或有可疑者，暂判“斩监候”，或“绞监候”，缓刑处决，延至秋天由九卿会审。会审包括秋审和朝审”。
此外,还有“热审”，是指每年小满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左右二寺官员，会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办司（称作“小三司”）审理发生在京师的笞、杖刑案件的审判活动。
8.清末的司法审判制度体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典型的两种制度是领事裁判权和会审公廨。
9.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仿照西方文明的审判方式，对专制野蛮的封建审判制度加以改革，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废除刑讯体罚。
10.南京国民党政府审判制度包括：
（1）“一告九不理”，即对九种提起的诉讼不予立案处理。
（2）“自由心证”。即对证据的取舍和对证明力的判断，法律不预先规定，由法官据其法律意识和内心确信，自行判断。这是仿效资产阶级国家法律原则而确定的一项审判原则。
（3）“不干涉主义”。这是民诉中采用的一项诉讼原则，即诉讼活动依当事人意思决定，不得就当事人未申明的事项判决，一切全凭当事人意思行事。
12.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去，创造了一种司法民主的崭新形式，即马锡五审判方式。其的特点：一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是求是地了解案情；二是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三是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整风运动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群众智慧是其产生的力量源泉。它的出现、推广，培养了大批优秀司法干部，解决了积年疑难案件，减少争讼促进团结，利于生产保证抗日，使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