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如双刃剑

❶ 我国的刑事政策是什么

你好

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即犯罪化和刑罚化过程），实际上总是根据自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当时所处特定历史条件和犯罪规律的认识），以及自己的刑法观和自己对人文关怀的态度，来决定犯罪化与刑罚化的范围和程度。 一般而言，立法者进行刑事立法（也包括司法者进行刑事司法） ，一般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一个因素，是对刑法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认同。
刑法观的问题可以说是刑法与刑事司法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我们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员首先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根本意义上，我们的刑事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刑法观指导下进行的，它决定了我们刑法立法者和刑事司法人员在价值上的根本取向，因而它也在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刑事立法与司法活动的基本面貌。
刑法观是指关于刑法基本问题如刑法的价值、机能、目的任务、基本原则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在刑法史上，刑法观大致有权力本位刑法观与权利本位刑法观、国权主义刑法观与民权主义刑法观的区分。权力本位刑法观又叫国权主义刑法观、权威主义刑法观；权利本位刑法观又叫民权主义刑法观、自由主义刑法观。前者立足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因而极端强调国家利益，它所针对的对象就是公民个人，它所限制的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只是刑法的客体与对象。 后者则立足于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而极端强调公民自由，它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它的所限制的是国家及其刑罚权。
一般而言，现代刑法在基本立场上都是认同并坚持权利本位刑法观。因而刑法只能是以保护国民的权利和自由为核心、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自由和严格限制国家行为为目的的良性法律，国家刑罚权只能成为个人自由的有力保障而不是相反。这种刑法观对于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无疑都有重大指导意义。
第二个因素，是对刑法机能的基本特性的认识。
所谓刑法机能，是指刑法在社会中可能并且应该发挥的作用或者效果。关于刑法机能的学理分类，一般存在彼此相通的两种分类法：一是将刑法机能分为三种，即行为规制机能、秩序维持机能（法益保护机能）、自由保障机能；二是将刑法机能分为两类，即刑法的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
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是指刑法具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制约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基本原理是：刑法通过否定评价（即评价机能）和命令人们作出不实施犯罪行为的意思决定（即意思决定机能），来规范、制约人的行为。
刑法的秩序维持机能，是指刑法具有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法益的保护，刑法依靠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等强制手段来发挥法益保护机能。二是对犯罪的抑制和预防。
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是指刑法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而保障国民个人自由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原理是：刑法通过明确规定何种行为是犯罪、对犯罪科处何种刑罚，从而有力地限制了国家刑罚权的肆意发动。在此意义上，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也是“受刑人的大宪章”。（我国有学者抱怨说：资产阶级国家一直都坚持这样的立场，即“法治的本质特征在于限制官方权力”；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变本加厉地强调“专政、严打、规范老百姓”，政府和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为所欲为，随意不执行法律甚至超越法律、违法执法。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思考。
第三个因素，是对犯罪机能的认识。
犯罪是绝对丑恶的、消极的东西，还是具有相对的、哪怕是十分有限的积极意义的因素呢？在一般理论上，都主张犯罪原因因素和犯罪功能（犯罪机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引起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未必都是妨害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而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同样可能成为引起犯罪的因素。例如，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能够促进社会的物质文明和改善人民生活，但也可能引起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协调，激发大量的犯罪现象。作为市场经济的动力的竞争机制能够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但也可能驱使人们追求非法利润进而实施经济犯罪。另一方面，犯罪功能也具有两面性，即犯罪在本质上为恶、危害社会、侵犯法益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代谢功能和缓解社会张力的促进功能——犯罪作为一种社会代谢现象，微观上危害社会与宏观上伴生社会代谢、促进社会发展形成了千古悖论。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认为，犯罪并不是绝对丑恶的东西，而是具有其特定历史烙印、并具有其相对积极性的东西。例如，革命行为在政府当局看来是一种“丑恶的、消极的”东西，但是在革命者、在人民大众的评判中，革命行为却是一种“美好的、积极的”东西——而且事实上，革命行为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应当说是具有明显的“积极机能”的一面。例如，就现实生活中的“计算机犯罪”而言，它的作用也不完全是消极的一面，而是还有积极的一面；并且，有的电脑公司还专门设置“擂台”，公开鼓励那些“黑客”来攻击，以实现电脑技术、特别是电脑安全防范技术的更新换代——这可以说是计算机犯罪的相对积极的一面。正是在认识犯罪具有有限（甚至是极其有限的）、相对的积极机能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讲过：犯罪创造了警察、检察官、法官和法学教授。这些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社会生活的极端复杂性和犯罪现象、犯罪机能的极端复杂性，我们在刑法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谨慎权衡，必须反对极端片面。
第四个因素，是对犯罪规律的认识。
西方有不少学者认为，犯罪是与人类社会所共生共有的现象，如意大利学者菲利认为：“犯罪是由人类学因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一种社会现象。”菲利还提出了著名的犯罪饱和论：“犯罪饱和论，即每一个社会都有其应有的犯罪，这些犯罪的产生是由于自然及社会条件引起的，其质和量是与每一个社会集体的发展相应的。” 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犯罪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伴生现象。有学者甚至提出，犯罪是必然的、人类天生的倾向，而“不犯罪”才是偶然的、不正常的现象；因此，与其研究作为必然现象的犯罪的原因，倒不如研究作为特殊现象的“不犯罪”的原因：某些人在同样的情景下为什么能够不实施犯罪？
另外，有些行为到底是不是犯罪，是与特定历史条件、特定的人群的认识所决定的，某时某地作为犯罪处理，而在另一段时间、另一个地点却不作为犯罪处理。如：“投机倒把行为”中的长途贩运行为、有赏中介行为，在旧刑法里就是一个重罪，但在现行法律体制下却是一种合法行为、有益行为、人人称道的行为。堕胎,在我国并不违法,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值得鼓励的行为,但是在其他某些国家,堕胎却是犯罪行为.那么，到底如何评价“投机倒把行为”与堕胎行为呢，这就涉及到人们对犯罪现象与犯罪规律的认识问题。
第五个因素，是对“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我们都知道，将某种行为予以犯罪化，是以该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为前提的。只有当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获得了将其犯罪化的正当根据，这是一个基本道理。
这里，我以经济犯罪为例来说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问题。我认为，对于所有犯罪、尤其是传统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判断而言，经济犯罪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研究经济犯罪的犯罪化根据及其社会危害性的判断问题，具有极其重大的启发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相对于杀人、抢劫、盗窃、强奸等“自然犯”而言，经济犯罪基本上都是“法定犯、行政犯”，因而带有极其鲜明的主观意志色彩。那么，对于经济犯罪的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须更多地、更加谨慎地进行“社会危害性”判断。
事实上，经济犯罪中的许多犯罪并不是天生的就是犯罪，它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法律硬性规定的结果，它带有强烈的“法律硬性规定”的色彩——可以说，它本身并不必然就是犯罪，人们对它也不是当然就憎恨、厌恶；它之所以成为犯罪，只是由于人间法律的硬性规定，是立法者主观意志强加于这种行为的结果。例如：前面所讲的旧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其中的长途贩运行为、有偿中介行为等，在当时简直就是滔天罪行，处刑也不轻（最重的可以判处死刑）；但是在今天，这些行为不但不是犯罪，反而是人人理解并赞赏、当然也是值得鼓励的行为。再比如：虚报注册资本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高利转贷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逃汇罪、洗钱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侵犯商业秘密罪、非法经营罪等，都是由于法律的硬性规定的结果；要是没有公司法、金融法、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的特别规定，人们并不会必然将他们作为犯罪看待。
但是，话又说回来，立法者是否可以不顾国情、人情与法理而随心所欲地制定犯罪呢？显然也不行。就经济犯罪而言，立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司法者在决定是否将某种具体行为作为犯罪来追究的时候，大致也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刑法机能的认识、犯罪机能的认识等各种因素。其中，首要的考虑因素恐怕应当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判断问题。
那么，如何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认为，从理论上讲，这种社会危害性判断一般要从分析判断对象、判断主体、判断标准等三个方面的因素来进行：
1．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对象问题
2．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主体问题
3．关于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标准问题
第六个因素，是对刑罚功能的认识。
一般认为，刑罚功能具有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个方面的功能。但是，刑罚功能所面临的第一个诘问是：刑罚是万能的吗？我们稍加分析就知道：刑罚不是万能的。而且人类已有历史实践、特别是酷刑实践已经证明：不可能通过刑罚来消灭犯罪。这涉及刑罚的功能问题。对此，我们有两个问题需要高度注意：
一个问题是，我们打算进行犯罪化的某种行为是否可以依靠刑法手段来有效遏制。即“可行性原则”。刑罚并不是万能的，对于部分犯罪而言，刑罚手段是无法发生预防作用的或者其所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如：部分激情犯罪、政治性或者信仰性质的犯罪、许多愉悦性犯罪、部分无被害人犯罪（如赌博、卖淫、毒品犯罪、同性恋等），刑罚手段基本上或者只在很小程度上具有抑制犯罪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应当迷信刑罚，以为刑罚手段就能够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和犯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该行为是否必须依靠刑法手段才能够有效遏制。即“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后手段性原则”。由于刑罚手段具有残忍性、毁灭性、违背人性的一面，如动用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甚至剥夺生命的手段，这种手段本身是十分残忍的并且是毁灭性的，因此，国家及其立法、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刑罚抑制原则、刑罚谦抑原则”，不得滥用刑罚手段；在确定犯罪的时候，只能将那些严重违法、危害极大而又不得不动用刑罚手段的行为作为犯罪来规定，而不能够滥施刑罚，或者说要合理确定犯罪的犯罪量，以及犯罪的刑罚量。在这方面，比较具有说服力的现象是发源自北美并迅速席卷全世界的刑事政策上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它主张用预防性的、恢复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惩罚性的、报应性的刑事政策，通过对大量犯罪的非犯罪化和创设替代刑事司法的社会性机构来限制刑事司法的活动范围。 这种刑事政策思想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为此，我国已有学者建议引进“刑事和解制度”（这种制度本质上同于“恢复性司法运动”）。 在深层次上，也涉及“执法动机、执法效益”问题，原则上应当尽量动用最少的司法资源、避免最大的经济损失、获取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我们刑事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坚持“必要性原则”或者“最后手段性原则”，谨慎、严肃、认真进行权衡。
事实上，之所以要强调刑罚手段的最后性、不得已性，还由于刑罚手段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暴力的误导、以及错杀无辜的危险。比如，在世界各国，任何完备的刑事司法制度都是以冤假错案为必要的司法代价的，即使在美国，其死刑执行的数量很少，但是报道认为，美国的死刑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错案，也就是说：所谓的“死刑犯”实际上是被错杀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一样：案件是复杂的，有时是模凌两可的，我们的任何一方的意见都不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那么我们司法人员只能在其中选择相对合理的、相对公道的处理方法；司法不是万能的，司法人员包括我们的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我们的学者都是有人性弱点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因而我们在处理案件时应当慎之又慎、谦虚再谦虚。当然，有的案件是本身证据有问题，而有的案件则是定性有问题，但都应当尽量作到兼听则明。
第七个因素，是大众文化（民众）对犯罪的态度。
有学者指出，刑法规范实际上是文化规范。这是很有道理的。如美国文化和历史传统，就对犯罪是非常宽容的，甚至有不少美国人认为罪犯恰恰是一些“敢作敢为的英雄人物”，不少人对那些敢于破坏社会普遍遵行的“规范”的人十分崇拜——这一点，在美国早期的“西部牛崽影片”里以及其他的“美国大片”里，可以说是随处可见。近年来，尽管“校园枪击事件”、“9.11恐怖事件”等一系列震撼美国民众灵魂的重大事件接连发生，迫使美国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犯罪对策，特别明显的是加大了打击恐怖活动的力度；但是，总的说来，美国的刑事政策并没有因此发生质的变化，更没有竭斯底里对犯罪进行所谓“疯狂镇压”（但美国对其国外的制裁对象似乎有点“疯狂镇压”的色彩，如其针对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和人民的“惩罚”措施就比较极端），即仍然保持在理智、理性的遏制犯罪，仍然注重保障本国公民人权和社会安宁的现状。但是，我国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总的说来，我国具有对犯罪“急恶如仇、除恶务尽”的文化传统，当今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对犯罪开展“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斗争”， 迄今已经20年整；有的省份还开展了“狂飙——A”到“狂飙——G”行动（真不知道还会持续或者“狂飙”到哪一个字母了结），狠不能将犯罪分子生吞活剥了，方能解这口“恶气”。 这种“心态”确实是不够理智、不够理性的，直接导致了我国的刑法制定比较严苛、法网过于密集甚至在个别特殊情况下的法外施刑，也导致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更大程度上片面照顾了打击犯罪的需要，而对公民的人权保护考虑不周，尤其是侦查行为缺乏制约，强制措施经常性地被滥用，等等，弊端太多。不过，相信今后的情况会逐渐好转。我国已经有不少学者和司法工作者都在呼吁“法治刑法”、“宪政刑法”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人民大众对于犯罪也在逐渐地走向宽容、理解、理智，但是，道路还很漫长。
第八个因素，是对人文关怀的态度。
有学者认为，犯罪及其刑罚问题，其实主要是一个人文态度问题，而不是客观的科学问题——这涉及“人文与科学”的关系与争论。刑法的人文性突出地表现在：“人性假设”具有前置性的、基础性的重大意义。尤其是人性善与人性恶的假设，理性人与非理性人的界分，等等，都成为犯罪化、重刑化、轻缓化、刑罚个别化以及制定有关刑事政策的基本的人文理论根据。例如：中国古代讲究“重典治国”、“刑乱世用重典”；而现代刑法思潮则主张：刑罚轻缓、刑罚人道、教育刑、社会防卫思想、刑罚个别化等等，都是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和人文主张的结果。其中， 最典型的是死刑问题：现代世界潮流是主张废除死刑、严格限制死刑，也有的国家在废除死刑后又恢复死刑，但是主流仍然是废除死刑；但是，我国基本上是大量适用死刑，其数字没法知晓，于是，有学者提出疑问：“人头与石头哪个更值钱？人皮与猫皮哪个更尊贵？人头到底值几个钱、要多少钱能够买一个人头？” 应当说，这些问题确实十分尖锐的问题。美国前段时间执行了一例死刑，引起举国关注，新闻媒体的报道规模之大，绝对不亚于对“9.11事件”的报道，可见美国政府与民众对于死刑的执行、哪怕只是一例死刑的执行，都是十分慎重的；但是我们，对于执行死刑恐怕是已经习以为常了，尤其在“严打”过程中更加觉得死刑判决和执行纯属“理所当然”的事。
第九个因素，是关于刑法价值的中道的权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是否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否规定刑罚和规定什么样的刑罚，在打击犯罪与维护秩序、保障人权之间，总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实在是难以两全而只有进行中庸兼顾、中道的权衡。系统科学认为，“只有较好、没有最好”。因此，制订和适用一部刑法，确实需要我们进行中道的权衡。
关于刑法价值的中立取向和中道权衡问题，笔者的基本立场是：刑法的价值评判的视角可以是多棱的，对公正、自由和秩序等刑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以及对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等刑法价值的机能价值性认识，都蕴含着真知灼见，但这些价值目标内容和机能价值性冲突需要理性化的重新整合，以使其呈现出一种最佳的价值整合状态——对此，我们称之为价值定位。刑法价值的这种价值定位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既要全面（但并不彻底）实现各种价值目标内容，又要综合协调各种价值目标相互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实现整体价值目标的最大化。这种理性的法律价值定位应该是法律价值中立。 理论上认为，法律价值中立，是与价值非中立或者价值倾斜性相对立的价值定位，即指法律不倾向于任何个人、集团、党派、阶级的价值好恶，而是忠实地表达社会所有主体的共同价值需求，是对矛盾着的主体需求以共存为原则所作的共同化的抽象。 现代法律的价值定位之所以必须是中立的，这是由现代法律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现代法律作为社会主体共同需求的规范化，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最普通、最基本、最高的社会规则；现代法律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为了平衡矛盾、减少摩擦而订立的“契约”，作为用以协调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社会价值和社会行为冲突的社会规则，是立法者以正义为界而对主体需求及其行为所定的宽容规则。 根据权利刑法观，现代刑法也是社会据以限制国家权力和国家据以管理社会的基本规则，也是以主体自觉自愿的法律意识确保、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义务的履行以实现权利的社会规范，总之，现代刑法是反映社会正义的价值中立的社会规则。因此，刑法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其价值定位必然遵循并充分反映和体现现代法律价值定位的一般规律，这就是价值中立。这种刑法价值中立，其题中之义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公正和功利的有机和谐，而不是只强调其一而不顾其他；二是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合理兼顾，而不是顾此失彼或者重此轻彼；三是工具主义和目的主义的理性统一，而不是只注重世俗实用的工具主义。因此，刑法应该“中立地”对公正和功利给予关注和平衡，并且力求使两者处于一种理性和谐的整合状态。其次，刑法功利也要求力求无损于公正。这种公正突出地体现在如下的命题之中：刑法必须“中立地”兼顾好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促使两种机能协调和谐。刑法两种机能的冲突，在本质上与刑法公正和功利价值的冲突是具有同一性的，因此总的来说，刑法对这种冲突的解决，仍然必须进行“中道的权衡”，而不应该是厚此薄彼式的选择。当然，刑法两种机能的充分实现和协调和谐，只是一种价值定位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难免存在差距；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刑法“应该”中立地兼顾好两种机能。
我国现行刑法，就是根据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和现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特别是对犯罪规律的认识）和对人文关怀的态度，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以国家名义颁布的，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及其应付何种刑事责任、判处何种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❷ 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 犯罪预备 犯罪中止的主要区别。

一、四者之间的区别有：

1、概念不同

犯罪预备：是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为实行犯罪起从促进作用的行为，因而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构成了现实的威胁。

犯罪中止：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犯罪未遂：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犯罪的既遂：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已经齐备了刑法分则对某一具体犯罪所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行为人在此阶段上，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直接故意，即明知其预备行为是为侵害某种客体制造条件，并希望以此保证犯罪的既遂。

2、责任不同

犯罪预备，犯罪未遂，能减轻处罚；犯罪中止一般会免于刑事处罚；犯罪既遂，应负刑事责任。

3、阶段不同

犯罪预备属于前期准备阶段，犯罪中止还没有形成后果，犯罪未遂是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达成预期后果，犯罪既遂是已经完成犯罪。

二、举例说明

张三要杀害F

1、犯罪预备：张三在犯罪前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如对F本人进行跟踪，对F的居住地观察，准备罪案工具等。

2、犯罪中止：张三准备杀害F之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于是放弃了。

3、犯罪未遂：张三准备杀害F的过程中，由于客观原因不能使犯罪行为继续，被迫放弃犯罪行为，而非主动放弃如被害人高呼救命，有人发现等。

4、犯罪既遂：张三将F杀害，并且逃离了现场。

(2)刑法如双刃剑扩展阅读：

根据刑法分则各种犯罪构成的具体规定和刑法的一般理论，犯罪的既遂有以下几种形式：

1、行为犯。也称举止犯，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刑法规定的某种行为，即已构成既遂的犯罪。

2、结果犯。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必须发生了法定的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

3、举动犯。也称为即时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 从而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

4、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的特别危险状态而构成既遂的犯罪。

既遂犯的刑事责任，根据刑法分则对所触犯法条规定的法定刑直接处罚。

❸ 国家怎样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一、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宪法因其一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法之地位，故应当在公民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中起总领与统摄之功效。该功效一方面要求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的地位在宪法规范上的确认，更要求宪法合理限制财产权的行使以及对于相应国家权力的规范。这主要是国家与公民的二元角度来理解财产权，是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的基础，只有宪法首先完成了这些作业，才可能真正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建立完善的财产权保护体系。 2004年的修宪使得私有财产权第一次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进入了宪法文本，规定了对于私有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法律限制——征收、征用以及补偿要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规范保护结构，即保护——限制（征收、征用）——保护（补偿）的逻辑结构。因此，从宪法规范保护角度来理解，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必须首先解决征收、征用权的合法性问题和补偿的公正性问题，即如何构建符合宪法规范结构的征收、征用制度，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上防范公权力通过征收、征用权侵害私有财产权。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统一的征收、征用立法，故相关制度只能依靠单行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从长远来看，我国应当制定统一的征收、征用基本法，并辅以单行法的规定，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二、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民法保护 民法对财产权的调整和保护，并非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而是将财产权分解为各种具体权利类型，分别立法规范，并通过民法总则制度等调整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具体财产权利性质的不同，当代立法为它们各自建立了十分庞大的法律制度，如债法、物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区分不同权利类型进行精细调整，以实现法律对财产权进行保护的目的。 由于财产权类型的广泛性和民法的分类调整技术，要探讨财产权的民法保护问题就需要涉及民法的方方面面，就这样广阔的范围进行论述，是笔者难以驾御的。财产权的重心是物权，物权的民法保护问题是财产权的民法保护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正在制定物权法，物权法制定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财产权的民法保护的焦点。 课题报告以物权保护为中心，在对民法中的财产权制度进行概括介绍的基础上，重点探讨物权的民法保护，以集体所有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为例，对上述权利的保护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同时兼顾其他的财产权利，并以网络作品著作权、虚拟财产等新型财产的保护为例进行了探讨。课题报告对财产权民法保护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并从自力保护与公力保护相结合、公法保护与私法保护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保护方式的完善。最后报告从总体上对财产权民法保护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三、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刑法保护 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入宪并不当然地导致私人财产在实践中能够得到保障。相比于宪法修改，宪法的实施更为重要。刑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律之一，在保障公民财产权方面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既可以以建构犯罪、设置刑罚的方式阻止各类主体对公民财产权的侵犯，又可以财产罚的方式限制、阻碍公民财产权的实现。所以，以宪法的视角解读我国刑法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考察刑法有关公民财产保护的规范与宪法的契合程度，分析其中的得失，探究其中的缘由，对于建立完善而合理的公民财产权刑法保护的机制并最终实现对公民财产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❹ 刑法中公共场所定义

公共场所是供公众从事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所。公共场所是提供公众进行工作、学习、经济、文化、社交、娱乐、体育、参观、医疗、卫生、休息、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其设施的总称。

公共场所的定义
共场所是指人群经常聚集、供公众使用或服务于人民大众的活动场所，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反应一个国家、民族物质条件和精神文明的窗口。

【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

第二百九十一条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所谓“公共场所”，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特点，对公众开放，供不特定的多数人随时出人、停留、使用的场所，主要有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其他公共场所”，主要是指礼堂、公共食堂、游泳池、浴池、农村集市等；“公共场所秩序”，是指保证公众顺利地出入、使用公共场所以及在公共场所停留而规定的公共行为规则。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即使同一城市或地区不同阶层人群的经济收入、消费需求、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各种公共场所的档次也很悬殊，即有车马小店，也有星级宾馆；即有单纯的理发小店，也有高档的美容美发厅等。这也给公共场所的统一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无论何种公共场所首先应保证使用者的健康、防止疾病的传播，以达到人们丰富生活内容、提高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

❺ 类推制度和类推解释的区别

一.类推制度 : 类推适用制度从法律角度看，是指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一定行为，但其足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时，将具有相似性质的行为法律扩充适用或者援用同它有类似性质事项的法律进行定罪量刑。类推制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程序性的法的创制，“诸断罪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是刑法的保护个人权利机能和保障社会秩序机能矛盾的表现和缓冲。类推制度依据类推适用对象不同分为法律条文含义的类推解释和具体行为的类推适用。以法律条文含义为对象的类推解释通过对法律条文本来并不具备的含义进行类推理解，使法律条文能够适用于原来法律没有规定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于刑法保障机能的维护，通过对法律条文含义的类推，能够最大限度地遏制和制裁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行为但是足以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行为。再者就是具体行为的类推适用，“法有限，而情无穷”，刑法作为成文法，理所当然具有抽象性和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因此不能够针对每一个行为做出具体的规定，从而出现了对于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援引与其性质相类似的刑法条文适用于该行为的法律类推适用。刑法是通过严厉的刑罚手段来限制个人的权利从而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国家强制性和惩罚性，类推制度虽然最大限度的惩治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也不可避免的损害了刑法对法律行为所具有的可预测性和可评价性的功能。
二. 类推解释：是指对于相类似的案件应作相同处理，其法理基础在于平等原则，也是正义的要求，理论界支持的广义说认为，类推解释是指在一个具体事实与法律规定情况相似，但根本不可能为该法条的字面含义所包容的前提下，以其相似性作为援引某一法律规定为依据的解释方法。
三.区别：1979年《刑法》第79 条规定的类推制度与刑法类推解释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审视的角度不同而已, 前者是将其视为一项刑法制度, 而后者则将其视为一种刑法解释规则。如果允许进行类推解释, 那么我国1997年刑法废除类推制度就失去了意义。① 如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4日通过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1项规定在具备“盗窃残疾人、孤寡老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等三种严重情形的情况下, 即使行为人不具备“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 也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这实际上是在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之外另立盗窃罪之罪与非罪的其他区分标准, 明显属于类推解释。2002年7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司法解释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又如2002年2 月25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通知指出: “根据目前我国足球行业管理体制现状和体育法等有关规定, 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 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 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依法批捕、提起公诉。”而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章程》的规定, 中国足球协会属于社会团体法人,不是公司、企业。足球裁判根本谈不上属于“公司、企业人员”, 因而这一解释显然属于“比照最类似条款”的类推解释。 (七) 要注意防止扩张解释异化为类推解释扩张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作超出其“字面通常含义”但未超过其“所可能具有的最宽的含义”的解释; 而类推解释是指对刑法条文作超出其“所可能具有的最宽的含义”的解释。但正像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 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虽然在理论上是存在明显区别的, 但实际上有时是难以区分的。对同一个解释, 有的认为是扩张解释, 有的则认为是类推解释。而且, 可以对刑罚法规的文言作扩张解释的理由、机能及效果, 与类推解释也是相差无几的[ 10 ]。也有论者认为, 要清楚地界定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关系并非一件易事。理论上的各种区分标准大多停留在纸面上, 实践往往倾向于将那些看来更像类推解释的做法视为合理的扩大解释。即在需要维护某种法益时, 只要侵犯这种法益的行为与法律规定的行为实质上相似, 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但由于禁止类推, 人们就尽可能地把一切类推性适用都往扩张解释里塞。有的国家则因为扩张解释与类推解释很难具体区分, 干脆就将扩张解释也纳入禁止之列[ 11 ]。日本刑法学家木村龟二更是明确指出, “类推解释和扩张解释的区别是毫厘之差, 其区别的标准其实也就是想法的不同。”[ 5 ]笔者认为, 扩张解释和类推解释在理论上比较容易区分, 但在具体的刑法司法解释实践中有时确实难以区分, 需要注意的是, 不是二者之间就根本无法区分, 也不是任何时候都难以区分。这就要求刑法司法解释机关在进行具体的解释时根据“社会相当性”标准去具体把握, 防止在扩张解释的名义下进行为罪刑法定原则所排斥的类推解释。 总之, 笔者认为, 由于不涉及生命等重大利益的剥夺, 在民商事法律中允许类推解释的存在容易被人们接受, 但在作为“最后一道法律防线”的刑法领域中, 类推解释是应当绝对禁止的, 尤其是在刚刚废除类推制度、罪刑法定主义根基尚浅的中国更是必须如此。正如有些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要实行罪刑法定就必须培养和提升一个民族适当放纵‘犯罪’的勇气, 即要有适度的宽容精神”[ 12 ]。中国现在最需要培养的就是人们的规范意识, 而不是去寻求难以把握的“法的精神”等概念而重新陷入法律虚无主义状态之中。只有禁止刑法类推解释才能不让类推制度通过类推解释借尸还魂, 罪刑法定原则这一刑法的“帝王原则”才能真正地指引我国的刑法司法解释工作走上健康运作的轨道。

❻ 刑事强制措施的种类

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五种，这五种措施是依照强制力度由轻到重的顺序依次排序的。

拘传

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强制其到案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方法。 传唤、拘传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2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取保候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监视居住

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的，命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所或者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监视和控制的一种强制方法。

拘留

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在在紧急情况下，依法临时剥夺其某些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

逮捕

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

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6)刑法如双刃剑扩展阅读：

强制措施不是处罚，强制措施的作用是：

1.维护社会治安，防止犯罪；

2.防止犯罪人逃避侦查和审判；

3.防止犯罪人串供，毁灭、伪造证据；

4.防止犯罪人自杀等意外事件；

5.震慑罪犯，鼓励群众积极同犯罪行为做斗争。

三、强制措施的特征：

1.强制措施是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行为。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才可以规定强制措施的内容。政府和其他任何机关发布的文件，都不得有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的内容。

2.只有司法机关可以行使这项权力。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

3.只有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才能采取强制措施。

4.适用对象只能是犯罪分子和具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

5.以保障侦查和审判的顺利进行为目的，不得把强制措施作为变相惩罚。

6.必须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进行。违法采用强制措施要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❼ 我国刑事侦查中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并回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答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现行犯所采取的暂时限制或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各种诉讼方法和手段的总称。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强制措施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刑事司法机关享有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力。由于刑事强制措施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所以它又是一柄“双刃剑”，因此各国对刑事强制措施的运用均制定了较为严格的法律法规。本文主要围绕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规定及适用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强制措施制度及适用方面的区别、针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对策等方面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进行理解。

❽ 耶林:刑罚乃一把双刃剑,用之不当,则国家和个人两受其害。出自

这个，要回答是出自哪不太容易。

这话只不过是被刑法学家们反复引用。

德国学者耶林的著作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篇名为《为权力斗争》的演讲录。也是最早被翻译进中国的一篇。

所以，应该就是出自这里面了

❾ 误盗自己财物能否构成盗窃罪

●刑法对权利人处分自己所有物的行为进行打击，违反了“市民刑法”的基本要求。●盗窃罪的构成以“数额较大”为标准，但如果盗窃未遂，就无从认定数额。解决是否处罚盗窃未遂这一法律适用的困境，只能采取列举主义。●误盗自己财物这种对象认识错误可成为阻却违法性的事由，其“非犯罪化”亦是效益刑法的要求。 案情：王某大摆宴席贺儿子满月，同事纷纷前来捧场，觥筹交错至夜深方散，王某大醉，送同事小张出门。同事小张发现自己骑来的摩托车不见了，到处找也没找到。此时王某见旁边另有几辆摩托车，与小张商量后，回家拿来工具，两人一同将其中一辆摩托车锁撬开，小张将此车骑走。第二天，王某弟弟发现王某的摩托车丢失，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查，王某的摩托车正是被王某小张前夜盗走。分歧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偷盗自己的摩托车，未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构成盗窃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四）项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未遂）。理由是：一、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且明显不同于“偷拿自家财物或者近亲属财物”。“偷拿自家财物或者近亲属财物”所指的行为是行为人在“明知”所窃取的财物是自己家所有或其近亲属所有的前提下，对财物实施的窃取行为，其主观恶性小，故对其“一般不按犯罪处理”。而在本案中，王某并不“明知”摩托车是自己的。二、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属于刑法上行为人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这种认识错误并不影响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追究。本案中，王某把自己的摩托车当作他人的，就是一种对犯罪对象（摩托车）的认识错误，这种认识错误并不影响其行为构成盗窃罪。三、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属盗窃罪未遂（不能犯未遂）。犯罪未遂可分为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所谓不能犯未遂，是指犯罪人对有关犯罪事实认识错误，而使犯罪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的情况。本案中，王某误将自己的摩托车当作他人的摩托车加以盗窃，犯罪目的不可能达到，即成立盗窃罪未遂（不能犯未遂）。综上所述，本案中王某在明确的直接故意指引下所实施的行为，由于其对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故应成立盗窃罪（未遂）。（案例提供：河南省汤阴县检察院 刘保岩）对于类似本案的“对象认识错误”，很多人认为应定性为盗窃未遂。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与刑法理论和司法解释不符。一、误盗自己的财物，不可能侵害所有权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盗窃罪的客体为公私财物所有权。所有权属绝对权和对世权，具有排他性，排斥其他任何外来的非法妨害；反过来说，所有权并不排除权利人自己的 “妨害”，因为自己的行为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有”造成任何有意义的妨害，不论这种行为是合法或非法，有意或无意。与此相联系，现代刑法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就是“市民刑法”观念的不断成熟，它要求刑法必须反映市民社会的价值观念，而所有权的绝对原则正是市民社会的基础。如果刑法对权利人处分自己所有物的行为进行打击，就违反了“市民刑法”的基本要求，就是盲动而无效的，在正义上无凭，于功利上无据。所以，行为人对自己之物权的侵害只是一种假想。充其量，我们只能将盗窃罪的对象延伸至“他人合法占有的属于行为人自己的财物”，而不能毫无限制地扩大到“自己的财物”，即便是存在认识上的错误，其行为的实际指向仍然是“自己的财物”。这样理解盗窃罪的对象，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是现代文明刑法的必然要求。二、一般的盗窃未遂不具有可罚性很多人认为，在误盗自己的财物这种认识错误情况下，当成立盗窃罪的未遂。这种说法没有看到盗窃罪在犯罪停止形态上的特殊性，实为不妥。盗窃罪的成立以“数额较大”为标准，达此标准犯罪成立，如果盗窃数额不大或分文未得就不构成犯罪，没有存在未遂的余地。但同时，盗窃罪又是结果犯，即只有出现财物被行为人盗窃、所有人或保管人失去控制的结果始能既遂；当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盗窃，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完成时，在理论上应该能够成立未遂。这就出现了两难：一方面，盗窃罪作为结果犯，存在成立未遂犯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盗窃行为没有“得逞”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认定可能盗到的物品是否能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笔者认为，这种法律适用上的困境，实来源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缺陷。在未遂犯的处罚范围问题上，各国刑事立法大致采取三种做法：１．概括主义；２．列举主义；３．综合主义。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见，我国刑法在未遂犯的处罚范围上采取的是“概括主义”，即对于分则中规定的所有犯罪的未遂，原则上都应处罚。我们认为，采取这种立法模式，在哲学上犯了“一刀切”的错误，难以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法律上，随着国际刑法潮流渐趋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这种处罚轻罪未遂的做法已失去来自于正义维度的支持。针对这种弊端，１９９７年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未遂犯的处罚模式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其第一条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言下之意，只有符合“情节严重”的盗窃未遂才应该论罪处刑。何为“情节严重”，第六条又作了进一步说明，如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盗窃金融机构、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累犯、出现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等加重结果、盗窃特定款物后果严重等具体情形。这两条规定的内容，说明我们开始意识到概括主义之弊端 实际上对刑法总则的“概括处罚主义”作了一次微调，对盗窃罪未遂的处罚开始采列举主义，这样才能避免矫枉过正。此举可谓是一个明智且意义重大的选择：对一般的盗窃未遂，大可收起刑法这柄“双刃剑”。法律必须切合社会需要，否则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三、事实错误可阻却违法性事实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与自己行为有关的事实情况所产生的不正确认识。它大致可分为三类：１．积极的错误，即犯罪事实本来不存在，而行为人误以为存在。２．消极的错误，即犯罪事实虽然存在，但行为人误以为不存在。３．行为人认识到了犯罪事实，但却将此种犯罪事实误认为彼种犯罪事实。这一问题关系到是否阻却行为之故意和减轻行为人之刑事责任。古罗马法谚云：不允许法律的错误，但允许事实的错误。意在有事实认识错误时，行为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可恕性，当减轻或免除刑事责任。及至近现代，这种理念更是突显其重要性，成为刑法公正性、谦抑性价值的重要体现。我们认为，误盗自己财物这种对象认识错误，应当属于积极的错误，即把本来并不存在的“可盗取”的财物当成现实的存在。显然，这种行为不具有任何实在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具备承担刑事责任的实质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行为具有侵害群体法益之“害他性”，始能具有违法性，可资为借鉴。“事实错误阻却违法”的原则，强调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时的重要作用，使刑法更具人情味，成为一国刑法成熟、完备的有力象征，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根据此原则，行为人误把自己之物当作别人之物进行占有就会阻却违法性，不应认定为犯罪。四、现代刑法的运行需讲究效益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使我们有必要对刑事法律进行经济学分析。近年来，我国犯罪的绝对数量一直居于增长的态势，而国家所能投入的刑事资源始终是有限的，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刑法运行体系，将无法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保障。所以，我们对刑法的评价不再囿于“善恶”之争，而多了一种新的标准：是否具有效益性。笔者以为，对误盗自己财物、数额不是巨大的行为论罪处刑，将徒增刑法的自身成本和实现成本：１．从主客观相统一的角度考虑，误盗己物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很严重，且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受害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均在尝试“无被害人犯罪”的除罪化运动。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处罚，既无受害人的“报复”情感要满足，又无被打破的社会秩序要恢复。若是仅仅为了预防犯罪，又有单纯将行为人作为实现目的之手段的嫌疑，必将为人权刑法所不齿。２．刑事诉讼活动必须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尤其在刑事追诉利益不大时，应优先考虑程序的经济性。误盗己物的行为，由于没有相关的受害方，调查、取证将非常困难，这是行为人逃避惩罚的天性使然。综合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可以看出，对误盗己物的行为论罪处刑很不经济，只能使刑法的适用效益更低。事实上，刑事干预的必要性首先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法律文化程度相统一的。我国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使财物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使盗窃有更多的机会，大案、要案层出不穷，国家实际上已没有精力去惩罚误盗己物这种轻微的行为。（广大读者如有不同意见可以参与讨论）

❿ 构成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有哪些

提供非法侵入或者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是指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行为。
我国刑法第 285 条第 3 款规定：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一、立案标准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程序、工具，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的“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
（一）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功能的；
（二）具有避开或者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措施，未经授权或者超越授权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控制的功能的；
（三）其他专门设计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程序、工具。
提供上述程序、工具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
情节严重，可理解为提供了大量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的；出售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数额大的；由于其提供的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被大量使用造成严重危害等。
二、犯罪构成
1、犯罪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和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
2、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行为人是否为营利的目的提供程序、工具不影响犯罪的成立。
3、犯罪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信息网络的安全。
4、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这里的“提供”不应作日常生活语言意义上的狭窄理解，不仅包括面向某个单个的个人或者团体而进行的点对点的提供，也可以包括借助互联网进行广泛的传播。同时本罪中的提供行为往往具有某种惯常性，即以此为业或者作为重要的生活乐趣，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行为。这里的专门程序或者工具可以是行为人自己创制的，也可以是通过网络等其他途径获得的。二是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这本来是一种帮助犯的行为，立法者将其单独成罪，体现了对这种源头性计算机犯罪的重点打击意图。另外需要注意，本罪成立也要求情节严重，一般是多次实施上述犯罪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等。
三、划清本罪与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界限
实践中本罪的行为常常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行为密切关联，本罪行为人常常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行为的实施提供程序、工具，帮助后二罪的顺利实施，但法律规定本罪行为为独立犯罪行为，故其因客观行为的表现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犯罪。
四、适用《刑法修正案（七）》相关条款时面临的困境
《刑法修正案（七）》第9条第3款规定，“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增设该条的目的，就是对于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工具的行为加以约束，以期严厉打击目前黑客培训、病毒制作、病毒加工、病毒贩卖、窃取信息等犯罪行为，切断网络上的灰色产业链。应当指出，由于入侵计算机信息系统和非法获取数据、非法控制他人计算机要求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目前不法分子大多是通过向其他人购买现成的盗号木马、入侵程序等专用程序和工具，来达到实施和完成此类犯罪的主要手段。因此，当前职业化地制作、提供和出售此类程序已经成为网络犯罪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新设立的第285条第3款打击的就是此种为计算机犯罪提供专门程序、工具的犯罪行为，打击的是犯罪的“前行为”和“帮助行为”。可以说，《刑法修正案（七）》扩展了网络犯罪的保护对象，将刑法干预和打击的阶段向上游延伸，进一步严密了法网，增强刑法的威慑力。尤其是将提供非法黑客工具、软件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对于网络上曾经一度逍遥法外的黑客学校、黑客网站来说，可以说是厄运当头，也会对于计算机犯罪的产业链产生震慑作用。但是，修正案这一条款的适用范围仅仅是打击提供“犯罪工具”的行为，却无法涵盖黑客培训学校单纯地传授黑客技术的所有培训行为，这是一个立法遗憾，更是导致培训黑客技术行为处于刑法真空之中的真正原因。
五、从“犯罪方法”向“‘双刃剑’技术”的转变
现行刑法设置的“传播犯罪方法罪”，其传授的只能是“犯罪方法”。但是，黑客安全在用途上具有两面性，从贬义的角度来说，可以称之为“黑客技术”，因为它主要是被用于违法和犯罪；但是，从褒义的角度来看，此类技术往往被称之为“计算机安全技术”，也就是说，此类技术也可能被用于正当目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黑客培训学校也往往打着“计算机安全技术培训”的幌子在“挂羊头卖狗肉”。
在传统犯罪之中，也往往存在着一些“中立化技术”或者“中立化业务”，例如，出租车司机明知他人在前往某地实施杀人行为仍然将其运往该地，五金商店的店员明知螺丝刀的购买者将会把螺丝刀用于盗窃，仍然将螺丝刀卖给购买者。在传统刑法中，此类外表无害的“中立行为”（日常生活行为），在客观上帮助了正犯，此时能否成立帮助犯，也时时存在争议。基于此，许多国家的司法机关和刑法理论界也承认用以评价“中立技术行为”、“中立业务行为”的“技术中立原则”，将其作为传统帮助犯的免责事由。
互联网时代如何评价和适用“技术中立原则”，是合法技术创新与技术滥用之间必然存在的对立和矛盾之一。客观地讲，刑法应当控制自身对技术行为的评价深度，以保护正常的技术应用活动，但是，刑法也不应当过于顾虑对于技术发展应用的影响而放弃对于技术扭曲使用行为的制裁，必须要承担起应有的职责，控制和约束因技术滥用带来的消极后果。对于培训计算机安全技术的行为，如果其所传授的是中性技术，那么无论技术被扭曲用于多么严重的犯罪，都不应当套用刑法去评价技术传授者的责任；但是，如果所传授的技术不再具有“中性”的特点，则该传授行为就可能已经进入了刑法打击的半径。
“计算机安全技术”本身在用途上具有两面性，是一把典型的“双刃剑”，摆动于“保护计算机安全”和“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之间；刑法对于“黑客技术”的评价也是一把“双刃剑”，摆动于“技术传播”和“技术滥用”之间。无论对于“安全技术”这一“双刃剑”，还是对于“技术使用”这一“双刃剑”，刑法所打击的永远只是“伤人”的“一刃”，不可能由于它在客观上是“双刃剑”，就在允许、鼓励其合法、合理的“一刃”存在的同时，就会放任、漠视其“伤人”的另“一刃”的存在。因此，是“计算机安全技术”还是“黑客技术”，是“技术传播”和“技术滥用”，在判断上虽然存在着临界地带和模糊地步，但是，这一地带的存在和由此导致的判断上的客观困难，并不是放任此类行为危害社会的理由，反而应当是加倍关注的重点，惟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兼顾到促进技术发展、传播和制裁技术滥用、扭曲使用。正如有的观点所指出，培训黑客技术行为是直接将技术传播作为行为的内容，行为的不法内涵就是技术的不法内涵，虽然技术的不法内涵的判定标准是一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课题，但是并非无法判定；虽然说技术因素的介入给网络犯罪的侦查、证据搜集等带来了全新挑战，但是，在涉及网络犯罪的理论研究中，要克服的只是面临技术强势之时的畏惧感，而不是退避和推卸责任。客观地讲，无论技术行为和传统行为有多么大的不同，刑法对之评价的归宿都是一致的，即刑法着眼的是技术行为的刑法意义和法律后果，至于技术行为本身的特性，不过是评价的基底。
客观地讲，《刑法修正案（七）》第9条第3款增设的“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同样存在着对于“程序”和“工具”是否是“用于”、“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的用途上的判断，也即要判断“程序”、“工具”本身是用于合法用途还是“侵入、非法控制”的用途。既然立法机关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丝毫的犹豫，那么，对于具有两面性用途的“安全技术”的用途评价即其中的不法内涵的评价，也就没有任何问题，因此，通过刑事立法打击培训“黑客技术”的危害行为，在立法技术上和司法操作上，都没有任何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