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司法差异
❶ 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民事赔偿有什么区别
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民事赔偿只是在计算死亡赔偿金时有区别，其它的赔偿基本是一致的。
但侵权责任法第17条也规定了“因同一侵权行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有条件的体现了同命同价原则。
❷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如何完善我国法律体系
请参考：【差异而非统一：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建构思路】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傅郁林
编者按:
社会差异对于和谐社会的威胁，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法律服务在减少和解决社会冲突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使我们的目光不断投向“和谐社会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这一主题。主流观点认为，应当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所有的法律消费者提供同质同量的法律服务，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律按照律师的标准，通过全国统一的司法考试取得执业资格，以此建构统一的法律服务体系。实际上，那些活跃在社会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非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基本上没有进入政府决策者和理论研究者的视野。本期刊登的两篇文章提供了另一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和思路。
社会学家涂尔干断言：“在劳动分工得以发展的当代社会里，分工具有整合社会机体，维护社会统一的功能……分工已渐渐成为了社会秩序最重要的基础，成为社会团结的主要根源（即使不是唯一根源）……社会发展的等级越高，它的专业化水平就越高。但这并不是说，专业化发展得越快就越好，而是说它必须根据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法律和法律服务本身就是社会分工或专业化的产物，其专业化程度也要适应社会需要。法律服务“专业化”至少包括：（1）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有清晰界线；（2）法律服务职业内部具有高度同质化，亦即法律服务体系的统一化。那么，当社会需要的层次存在明显差异时，法律服务专业化的层次必然也应当存在相应差异，从而形成分层建构的法律服务体系。这意味着，一方面，法律服务体系内部具有多元、多层次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律服务职业与其他职业之间的界线的清晰或模糊程度也因当时当地社会需求的差异而不同。
我们也许看到，逐步统一法律服务体系，成为西方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名目繁多的法律服务工作者正在被逐步纳入“律师”的范畴，层次不同的律师则正在日益缩小职能分工和等差。然而，据此主张加速我国法律服务体系统一化进程，却过于匆忙和草率。相反，西方国家的动态发展过程恰恰有意无意地认同或印证了涂尔干的上述结论——法律体系统一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各国内部的社会差异日益缩小、法律职业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合作成为必要，而非通过政府人为或强制推行的结果；况且，即使在已实现城市化从而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受到社会差异和传统惯性的不同程度制约，统一化过程至今仍未完成。
法国学者在评述国内律师制度改革时说：“两次改革表明，社会的扩大和密集并没有允许分工不断发展，而是需要分工不断发展。它并不是实现分工的工具，而是实现分工的决定性原因。”由于法律职业高度同质化发展的推动，1971年法律将原来三种不同的职业即律师、一审法院讼务代理人和商事法院诉讼代理人合而为一，律师从此获得了在普通司法机构和最高法院垄断性代理职能，当事人必须满足一定前提条件才能自行进行口头陈述。而律师业由单打独斗的执业模式向团队合作方式的转变，促成了1990年底律师与法律顾问这两种职业融合为一体，从此，律师执业的范围就从单纯的司法协助活动拓展到了在诉讼中代理当事人，随即又扩展到了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书等。目前，跨专业网络的发展又引发了司法改革的下一步目标——把企业中的法律工作者并入一个大的律师职业范畴。在横向差异即地域性方面，法国律师的讼务代理活动原则上具有地域性，即律师只能在其注册的律师公会所在地的大审法院中行使讼务代理职能，在此领域以外，只能对案件提供诉讼协助服务。不过这种地域性原则在大城市受到日益增强的限制，比如在巴黎、波比涅、克雷德耶和南特地区，律师公会的注册律师可以在上述任何一个地区的司法机构中提供讼务代理服务，只是在某些诉讼（例如不动产扣押、遗产分割、不可分共有财产拍卖案件）中不适用多元代理制。
英国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分为初级律师和出庭律师。二者的职能区别在于：初级律师是一般从业者，而出庭律师是专家；在诉讼中，初级律师是委托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的代表，而出庭律师在初级律师（代表委托人）的指挥下专门从事需要专家介入的事务——典型的是出具专家意见，以及在那些从前只有出庭律师有权出庭的较高级别法院中提供辩护。这种区分早在1900年之前就已存在，历史上出现过试图合并这两个分支的种种努力，但由于传统惯性和大英帝国之内三套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这些尝试都宣告失败了。
美国律师职业的“统一化”经常被有意无意地当作我国律师职业改革的模板。然而，这种所谓的统一化或同质化，不过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乌托邦，至少是一种片面的假象。在纵向上，各州小额法庭的存在及其对于专业代理的普遍排斥，使美国在满足底层民众纠纷解决需求中与英国一样，非专业代理与专业代理、法官职业与律师职业之间的界线模糊；而在级别越高的法院诉讼，法律服务的专业化程度越强。在横向上，各州司法制度的独立性（或自治性）和律师业的地域性——各州律师只能在本州代理诉讼，已足以支持美国律师职业多样性这一事实，各州法律服务的层次自然是以适应当地社会需求而形成的。
可见，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法律服务体系也并未实现“统一”，而是因时因地因需求之不同而呈现出不同层次。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以“借鉴”西方经验而进行比较研究时，还必须意识到作为法律服务对象的我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之间的两个基础性差异：其一，在静态层面上，我国地域之辽阔，人口之众多，城市与乡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异之大，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而我国一方面实行单一制政体，另一方面又建构了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司法制度，致使司法在协调法律统一和地区差异之间的冲突时无能为力。西方大国通过联邦制缓解地区性差异对于司法统一的冲击、通过律师制度的区域性解决法律服务与当地经济、文化层次一致性和协调性的问题，在借鉴中值得特别关注。
其二，在动态层面上，西方社会正在由极端自由和自治的政治结构渐渐出现相对集中和统一化趋向，比如，从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普遍走向，美国联邦政府权力的日益强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对欧盟各成员国内部中央集权的推动，都可能构成对法律服务职业的趋同发展乃至统一进程的需求。我国社会的发展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向：从强调高度集权和统一的计划经济向强调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的市场经济转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高度中央集权到地方相对分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由“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分化为十个阶层；国际交往的剧增使得率先进入国际先进轨道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和老少边穷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不限于经济水平，而开始直接表现在纠纷类型上……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各个地区和各个群体之间的分化加剧和差距扩大的长期的结构性因素。
在当下中国，法律对于纠纷解决的介入已成为社会各阶层的需求，但对于法律服务体系的建构思路，却是以城市中心主义作为基础，以已基本实现城市化的西方国家的似是而非的样本作为标准。这就导致那些居住在农村地区和服务于城市的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群，难以获得“适销对路”的法律服务。在笔者随机抽样进行的基层法律服务状况考察中，各县仅有的一两个律师事务所及其律师也全部在县城，很少接受农民当事人的或标的额较小的案件。
可以想见，当社会需求向着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时，法律服务体系却试图“统一”，如何可能创造“和谐”？！即使不考虑美国每322人拥有1名律师的事实，即使果真存在法律服务的“国际标准”，又如何想象这样的统一标准能够同时满足我国差距如此巨大的服务对象？不同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对于法律介入的广度和深度、法律门类的细化程度、法律服务的专业化水平的需求均不相同，我国基层社会纠纷解决体系中各主体职能的混沌状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较低层次和相应简单、低廉的社会需求。但必须强调的是，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所需求的法律服务的差异，决不是简单的层次高低之分，而是有类型和方式上的重大差异。比如，农村法律工作者经常面临的宅基地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可能城市律师一生都不会遭遇；城市律师经常处理的公司重组、证券交易等纠纷，可能“乡村律师”闻所未闻。既然我们接受了乡村医师的从业资质可以有别于专业医师，为什么不能用不同于律师资质的全国性的统一标准来规范乡村律师？因此，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即使给予农村基层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执业者以降分优惠，也仍然不能满足法律服务需求上的差异（是差异，不是优劣）。而司法考试如果以A、B卷将法律基础性（即共通性）测试与专业性（即差异性）测试区分开来，并对各自的执业资格进行以属地原则为主、兼顾属人原则的限制（比如，基层律师的执业范围原则上在本人所在司法区，同时允许其代理本司法区的当事人在外地诉讼），可能真正解决这一结构性的矛盾，构建起和谐社会的法律服务体系。
❸ 司法解释和地方法规不一致的情况下一般适用司法解释,那为什么不对地方法规进行修改呢
由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部分法规在出台的时候授权地方立法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者实施细则。这种模式减轻了中央立法的压力。但是也带来了地方差异。但是授权的本身,并不影响中央立法部门对于地方的立法管辖权。所以不一致的情况下,优先采纳中央的立法。地方立法更新的滞后收到立法程序的影响。只有在中央立法更新之后,地方才能开始更新。
麻烦采纳，谢谢!
❹ 日益拉大的城乡差距
这是政策导致的。
回答者：缩头龟 - 魔法师 四级 5-24 21:04
您的看法过于片面~
城乡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是多方面的~
而过家也在不断的努力缩小这一差距~
[景天魁]: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员，我发言的题目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
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怎样判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指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对于收入分配这个与每个人都利益攸关的问题，要根据客观事实和社会舆情做出审慎的判断。我们认为，目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做出这一判断的主要根据是：
[景天魁]:第一，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经是社会各界强烈的呼声。2004年，我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专题组，到六个省市做收入分配调查，感到在全国，不论东中西部，不论干部和群众，对收入差距之大议论很多，对分配秩序之混乱相当不满。我们社会学研究所和中央党校等单位进行的问卷调查也表明，收入分配问题已连续几年高居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前列。
[景天魁]:第二，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已经充分显现。我国收入差距拉大过程，如果从1985年算起，已经持续20年了，差距继续拉大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到目前为止，差距拉得过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从居民收入情况看，基尼系数已从1995年的0.389上升到2002年的0.43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差距从1985～2003年的18年间快速扩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3%，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7%。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加上各种福利差距，实际达到6:1。
[景天魁]:尽管去年中央采取了多项重大措施，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300元，但城市人均收入增加900元，城乡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从地区差距看，2003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91倍和2�38倍。公务员的工资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差别也太大。
[景天魁]:第三，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200美元，财政收入大幅增加。尽管我们国家还不算富裕，国防、科技等领域都需要加大投入，但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比过去强得多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物质基础。
[景天魁]:第四，尽管人们对收入分配这样的敏感问题难免有不同认识，但到现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还是在若干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不少共识。例如，大家都认为，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不应该也不可能去搞平均主义，再吃“大锅饭”；适当的差距不仅对保持发展的活力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合理的；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应该也不必要造成市场规则的扭曲；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步子要稳妥，不应该也不必要造成社会不安甚至动荡。
以上各点表明，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所需要的主客观各个方面的条件确实已经基本齐备了。
[景天魁]: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切入点
虽然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但还是可以选择相对便于操作、议论比较充分的事情入手：
第一，公务员工资涉及的利益方不多，全由财政出资；人员比较整齐，差别比较单一，主要是职务和级别差距；机制比较单纯，不直接由市场调节。可考虑尽快着手理顺公务员工资关系，逐步地稳妥地实现统一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景天魁]:在原则上，比较一致的思路是：扩大职级差别，缩小地区和行业差别；扩大基本工资和职务津贴部分，缩小乃至取消非正式的补贴；增加透明度，加大审计和舆论监督力度。比较难于处理的是现在已成事实的差别，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技术问题，关键是体制问题。要大力加强中央权威，尽快结束自行其事，谁有钱谁发的局面。
[景天魁]:第二，加大税收制度改革力度，发挥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国外已有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其实税收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调节收入差距，缓解初次分配中难免出现的社会矛盾。
[景天魁]:第三，整顿在政府服务、司法服务、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相当泛滥的创收活动，逐步用合法的、规范的制度代替不合法的权宜之计。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不该引入市场机制的，就不能推给市场。随意搞创收，搞乱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景天魁]:第四，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途径。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还很有限，再分配应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在现行体制下得不到社会保障的社会群体。根据我们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近年来的研究，建议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应该以“基础、整合”为目标。所谓“基础”，就是尽可能降低门槛，尽可能扩大覆盖面，可以允许有获益多少的差别，但要防止财富过分向少数人集中，不允许只有少数人获益而多数人不获益甚至受损那样的悬殊差别。所谓“整合”，就是应该把社会保障看成一个整体，注意各种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层次之间的功能互补和整体联系。
[景天魁]:三、关键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
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当然要解决获利多少、损益失当这个层面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建立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社会公正公平的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这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更为根本的社会建设。依靠这种机制，既可以保护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能够给后富群体获得发展提供必要的机会和条件；既可以使获益多者有机会和渠道履行对社会的责任，从而心里感到踏实，又可以使受损者和获利少者得到合理的补偿，从而心里感到充实。
[景天魁]:这样的机制非常之多，例如，企业里的工资谈判机制，契约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利益方之间的矛盾协调和化解机制，平衡利益关系的补偿机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以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等等。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形成了一整套市场机制，依靠这套机制，我们实现了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持续增长。理顺收入分配关系，我们要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形成一套社会机制，利用这套机制去调节收入分配，就不是简单的利益增减，更不是一些人所担心的“杀富济贫”，而是社会建设。
[景天魁]:一个合理的、文明的和谐社会不就是我们人人都孜孜追求的吗？这样的社会就是要靠一套利益平衡和协调机制，去主动地调整包括收入分配关系在内的利益关系的。现在，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中华文明一定能够在21世纪续写和谐社会的新篇章。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黄孟复]:现在请索丽生委员发言，李利君委员准备。
索丽生：民盟中央常委，水利部副部长。
[索丽生]:主席、各位副主席、各位委员，我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党中央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发展目标，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索丽生]:当前，我国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新时期的贫富差距问题凸显。据调查，2004年全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与最贫穷的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47，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比较严重；按劳分配在GDP中所占份额近十多年来持续下降；劳动者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平均工资近十多年几乎没有增长；劳动关系失衡导致近两年部分地区出现“民工荒”；社会保障体系漏洞较大；教育机会不公、安全事故较多、罢工及上访等事情时有所闻，等等。所有这些社会不和谐现象，均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索丽生]:民盟中央认为，改革过程中，局部失衡很难避免，长此以往则不利于稳定，也有悖改革初衷。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地享受改革成果，愉快地创造和生活，共促社会发展，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需要始终将改善百姓生活放在首位，并以此为核心，尽快重建政绩评估体系，多管齐下地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为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索丽生]:第一，尽快确立科学的政绩评估体系。在衡量地方政府的政绩时，不仅看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更看重所在地区低收入家庭或贫困人口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公共卫生能否满足中低收入阶层居民的需求、社会保障是否覆盖到所有人口、人民群众生活环境是否得到普遍改善、财政用于改善民生的支出是否达到较大份额、当地社会关系是否和谐、各种群体上访事件是否减少等，以此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核心指标。这些指标集中反映了百姓生活的改善程度，是社会和谐的客观标志，更是检验各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施政能力高低的标准。
[索丽生]:第二，尽快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是促进社会和谐的政策基础。现阶段收入分配存在的初次分配不合理、再分配缺乏力度与公平、第三次分配几乎没有的格局，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严重影响到社会和谐。在社会分化中，社会财富分配不合理、不公平是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和谐相处的基本因素，也是影响消费进而制约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应尽快确立合理、公平、共享的收入分配原则，并按照这一原则尽快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与第三次分配三个层次上理顺整个收入分配关系。
[索丽生]:第三，尽快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促使初次分配趋向合理化。现阶段的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如在领取工资人数大幅增长情形下，工资总额所占比重不升反降3个百分点。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由1989年的15%多下降到2003年的12%多。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建议国家尽快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农民工及城市普通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调整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彻底打破行业垄断，使资本所有者、劳动者与国家利益在效率原则下实现合理分配。
[索丽生]:第四，尽快强化再分配手段，明确承诺政府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并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需求。财政分配是国家干预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也是再分配结构中的主体。在国家财力从2000年1.3万多亿元增长到2004年2.6万多亿元、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由14%上升到20%的基础上，对解决各种百姓生活问题，政府负有更大、更直接的责任。
建议针对财政实力持续增强和再分配环节公平不足的现状，加快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在公共财政框架内优先满足事关百姓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方面的需求。
[索丽生]:从速确立公平、均衡的国民教育观，尽快出台确保教育机会公平的政策。同时制定社会、企业、个人等投资教育的优惠政策，利用财政专项拨款、失业保险基金、再就业基金等开展城市失业、下岗职工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受教育机会不公和城乡居民家庭教育经费负担日益沉重的现状。
[索丽生]: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应当实现“十五”计划承诺的占财政收入15%～20%的目标，并保障在“十一五”期间持续上升到25%左右。在扩大财政投入的前提下，迅速完善制度和扩大覆盖面。完善社会保险制度以调节劳资关系，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发展各种公共福利事业以共享发展成果。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变社会保险制度长期试而不定的做法。按照中央与地方分责制原则，建设社会保险法制，真正实现社会保险制度定型和强制性全面覆盖。同时，加速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综合型社会救助体系，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低收入阶层的援助力度，引导发达地区不失时机地发展公共福利事业。
[索丽生]:针对城乡居民看病难、负担畸重的现实，需要国家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我们建议：在公共卫生资源配置方面，国家应有具体措施，确保向城市社区与乡村倾斜，尤其是乡村所占份额应当力争有较大幅度提高。在完善城市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放开医疗服务市场，在确保公立医院能够承担市民基本医疗服务的条件下，鼓励民办医院与私人医生的发展。社区医疗服务，应当走官助民办的发展道路。
[索丽生]:在乡村则需要加大政府投入，同时整合资源，增进福利性，五年内真正改变乡村医疗卫生民办化的格局，走官民结合的发展道路；政府还应当强化对药品流通环节和医疗服务、医药价格的干预与调控，让百姓看得起病、吃得起药。统筹城镇医疗保险、医疗救助、各种补充医疗保险及农村合作医疗，在公平理念指导下争取在“十一五”末能够使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体国民，使13亿中国人普遍享受改革和发展成果。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❺ 论法的局限性的理论论据
法律的局限性
从呼唤建立法治社会开始，中国的法治进程至今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具体的数据不必提供，我们每个人都能深切体会到法律的尊严与权威逐渐在内心形成一个值得信任值得仰赖的可敬形象，他神情威严，时刻瞪着雪亮的眼睛要明辨是非，定纷止争，衡平利益。与此相适应的，是社会诉讼案件的剧增和法院工作量的重负，人们越来越习惯扯破传统价值一向器重的“关系”“脸面”来一场真刀真枪的对决（中国传统上将诉讼称为“打官司”，其中饱含强力的“打”字给司法行为注入了不安与残酷的因素，反映的是止于中庸，以和为贵，热衷调解的民族情结），法律不再高深莫测的政府发表，而是身边随手可及的权利手册。中央电视台成立了经济与法频道，时不时地播放普通老百姓如何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差点丧失于强权中的重要权利，以此唤起人们的权利意识，并提醒人们正义永存。在这样的社会总动员下，人们对法律的期望与倚重，以及相伴相生的崇拜与固守便日益深刻。
有光亮的地方必然有阴影。这却正是法律形象建立的过程中被人们较少关注的区域，也即法律的局限性。法网恢恢，触及人们生活各方面的血脉与关节，但是否有些领域却是法律力所不及之处？法律在权力分配与制衡，权利明晰与保障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是否必然保证社会的文明与温暖？法律的局限性，常常是法治进程完善化的过程中被忽略的硬币的另一面，由此造成立法重负与司法压力凸显，因为在悲剧出现的时刻，人们总事不关己地习惯性地归因于“立法不完善”与“司法不公”。更严重的后果是，人们高举法律的权威，或是用心良苦地（有时也是居心叵测地）企图利用规则的强力迫使人们服从道德秩序，制造高尚社会的泡沫形象，或是穿上法律刚硬冰冷的盔甲躲过一场又一场良心问责的风雪。
无视法律局限性引起的现实困境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一条备受学术界奚落的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1] 受奚落的主要原因是这条语法考究，出处严肃的规则表达了一件从中国传统伦理价值来看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古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考虑到中国古代社会子女与父亲间的严格伦理要求，可知师者地位之高，批评教育不仅是必然权利，甚至几乎是学生求之不得的偏爱。即使如今“为父”的价值观已失，但“批评教育”也被视为教师的固有职责，突如其来的“权利”设立极为唐突。
但我们也很快能发现其中的良苦用心——教师与学生家长之间，与校方之间正存在着紧张的拉锯，他们上午的恨铁不成钢可能换来下午家长的愤怒投诉，或是校方领导的一剂警告，他们已经失去传统的权威而急需法律的充权，否则他们只能畏手畏脚，任由顽劣学生败坏和教育体系变质。换句话说，人们诉诸法律，是坚信后者的权威能缓和，甚至弥补社会伦理价值的流失。
法律效果如何？尽管没有具体的科学论据，我们仍能做出如下推测：教师权利的法律化给教师披上了防护的外衣，他在批评教育时更释怀一些，在受到投诉时更理直一些，即使一纸被告上法庭他的凭据也更专业化一些。但我们更需正视的是规则在修复社会关系上的无力一面，更释怀并不代表更深切，更理直并不代表更和谐，问题背后找不着北的师生关系依旧迷茫。这把法律的利剑给予教师的究竟是防身术还是割裂教师天然责任感以及荣誉感的凶器？因为当教师被逼迫到气急败坏地表示“我有批评他的权利”时，师者尊严与奉献热情已一败涂地，下一次，他可能更愿意“计钟授课，铃响辄止，有若买卖，交易而退，各不相干[2]”。不能否认这个规则在个案上能帮助教师免受无理的责问，但若赋予它更多的期盼便是它所不可承受之重。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在北京市朝阳医院发生一起悲剧，怀孕已经41周的李丽云因难产生命垂危，被丈夫送到该医院京西院区治疗。由于丈夫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致妻子死亡[3]。悲剧发生后，如何归责成为舆论的热议。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医院完全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并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竭尽全力（劝说丈夫签字），丈夫不过是个愚昧偏执的农民，他的错误决定几乎就是城乡差异，农村落后思想的牺牲品。最后有人将恶果归于“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因为如果一切都由医院自主决定就能避免悲剧，医院的固有职责本就意味着应当由其决定如何治理，怎么会将生命系死于一个无知又恐惧的陪同者[4]？对此，北京市卫生局的回应是“相关卫生法条不仅是为了保护患者的权利，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医疗机构对医疗行为的滥用，因此必须要医疗告知，并让患者知情同意。无论是医生、医疗机构、患者还是患者家属，如果非要游离于法律之外，只能是自受其害。[5]”在此，我们看到法律的盔甲，制造了怎样一个冰冷的世界。
告知义务是必须的，是对患者知情权和身体权的保障，规则本身的良法性质不必质疑。值得思考的是规则在整个事件中的角色，即规则被视为什么。悲剧发生的大背景一方面是紧张的医患关系以及互不信任的双方主体，另一方面是医院在医疗服务中的毫无悬念的主导行为，此种情形下手术同意书表面上是单纯的确保患者权利，实质上却被医院作为自我保护的坚硬外壳——既避免手术费用的追讨不便，也避免手术失败导致法律责任——这正是为什么同样的规则在别国不阻止医院挽救生命[6]，而在我国成为雷打不动无可变通的“原则”。人们指责法律的无情显然是对法律作用的高估。事实上，它既不能解救医患间的信任危机，更不能迫使医院成为爱心之家，它只是无力又无奈地充当着一个让患者哑口无言的 权威。
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已成为社会事件归责的烂俗口号。其错误犹如将夜盗的增多归因于门的不足。法律在与恶的关系上只能是门，门防恶，使恶的行使变得困难，最终放弃（当然，刑法还有一定的报复功能），但门不能使恶从善，门越多，反馈给社会的不一定是安全感。
法律局限性的理论认知
对法律局限性的理论表达很多，本文以美国法律哲学家E·博登海默的概括作为分析的基础，后者用最准确精练的语言将法律局限性归因于三种类型：“法律的这些缺陷，部分源于它所具有的守成取向，部分源于其形式结构中所固有的刚性因素，还有一部分则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7]
守成取向和刚性因素可以分别被理解为法律具有的保守性和僵化性。前者是指法律因其维护秩序，确定权利方面的作用而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而社会生活却灵活多变，法律在解决新兴事物之纠纷的实效性上只能大打折扣。比如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引发著作权危机，作者是否能从传统著作权法中派发出新生的权利仍是难题。后者则是指抽象、概括的法律规定无力应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由于正式法考虑的是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般情形,因此面对特殊情况时，往往出现法律漏洞或导致荒唐的应用结果。柏拉图曾在其《政治家篇》的对话录中表示了对法律作用怀疑：“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的每个成员作出何为善德、何为正当的规定。人之个性的差异，人之活动的多样性、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人们无论拥有什么技术都无法制定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绝对适用于各种问题的规则。[8]”而最后“源于与其控制功能相关的限度”，表达的是法律在使用领域和程度方面的局限，过多使用法律控制手段，或是将法律适用于其不可调控的范围将导致法律被强权蚕食的恶果。
其中，法律的前两个弊端源自法律自身的基本性质，法律一被制定就必然受到保守性和僵化性的指责。而第三个弊端则是跟人对法律的理性认识密切相关，人（立法者）认为法律能调整什么，不能调整什么将直接影响该弊端的大小和后果轻重。因此认识法律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对正确制定、运用和评价法律尤其重要。
法律不能调控人的内心活动。现代法律观念认为，法律通常只能有效地控制公开的、外显的、可观察的社会行为，而很难控制个人隐秘的隐私行为，更难控制人们内心的思想、情感、信仰[9]。事实上我们非常熟知的是，在中国封建帝国时代独裁统治者总是企图用律法（当时多为刑法）压制、规定、禁锢人们的思想，其后果不仅是整个民族沉积几千年的思想痼疾，更是外来思想冲击下个体意识的爆炸性释放，其疯狂的冲击力没有给盛行千年的帝制留下一丝残喘延续的空间。
法律不能改善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法律不能控制人之情感的自然延续。履行契约的过程中，法律要求我们应当诚信相待，应当披露真实信息，尽忠实的告知义务，还需谨慎保守秘密，但并不能妨碍我们互相厌倦，在交易流程之外各自冷漠，在黑夜中暗磨利器规避责任。有了法律对权利的美好叙述，对义务的厉色书写，师生关系却依旧找不回原初的尊敬互爱，医患关系也只是从外显的争执转化为更激烈的暗中防卫。没错，法律是调节相互冲突之利益的有效手段，但法律的调节存在两个可能的弊端：一个是法律调节“非黑即白”的性质，而冲突的双方可能都在灰色地带行事，武断的判决至少会让一方觉得不公正；另一个则是判决执行的强制性，违背意愿的调节不是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缓冲。这也是调解程序越来越受到重用的原因，不仅节约资源，更是通过自愿妥协达成关系的有效修复。而相反，单纯依赖法律规定调整个体利益却极可能导致法律成为强权盘剥弱势群体利益的工具。
单凭法律不能建立社会共同体。这同样是法律无力改善人与人关系的必然逻辑。之所以强调，是因为在缓和群体利益冲突、缔结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国的法律常常饱受诟病，人人都可以成为高调的评判者指导立法应如何完善。2007年《劳动合同法》通过，随即引起了“华为事件”[10]：人们都发现法律企图调节企业与职工间的关系，引导企业同员工同社会形成社会共同体，效果却截然相反，华为不惜让所有人都看到自己急于逃离社会责任的丑恶嘴脸，也要给新颁布的“劳动者权利的保障书’一丝嘲弄的笑意。社会舆论继续批评着立法者，认为这是愚蠢的立法疏忽，似乎并没有看到失败的绝不是法律本身的价值，而是人们以为法律能实现的价值。“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使得一部分死心塌地的老员工在工作十年后能获得永久的名分和荣誉，但不能迫使企业由内而外地爱护自己的老职工，在不爱的情况下，企业总能威逼利诱地剥夺员工的应得利益——通过施压，通过契约——而后者是法律不可能事无巨细预测和规制到的。爱与不爱只能是企业文化与领导人素质的结果，法律只是提供了爱的途径。因此只有认识法律的局限性，公众才可能将一味的批评转化为对企业文化的反思，进而通过其他途径的努力构建社会共同体。
法律局限性的缓解之策
认识其局限性是为了不受其牵绊。前文我们已说明法律的保守性和僵化性是由法律的性质决定，难以避免，这里所要讨论的则是应通过什么方式将法律的弊端缩减到最小。
对法律保守性和僵化性的削弱依赖于一系列关于法的条件。比如对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具有更敏锐洞察力的立法者能通过预见性立法避免法律的保守和后控的缺陷；深谙法律语言艺术的立法者能通过运用选词和表达的技巧给予法律更多的灵活性；越来越多法律修养深厚的司法者在法律运用于个案时能作出合理的、符合法律精神的自由裁量，而不用担心千差万别的解释与判决破坏了法律的尊严；以及日后更加丰富的争端解决方式的出现，用自愿与合作代替法律强制[11]。
而法律第三层意义上的局限性，则可以通过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审慎立法和对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重视与合理运用得以克服。后者如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对社会稳定发展有深厚的影响，在法律无效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文化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它潜移默化无声无息地影响人们的行为甚至情感，它用自发的服从代替逻辑论证和国家强制。鉴于文化发展的延续性和渐进性，它所调控与规范的社会秩序比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达到的都更缜密和稳定。人们可能指出法律不公正而拒绝诚心服从，而对基于传统延续下来的行为规则却无力抗拒。文化能削弱“经济人”假设的理想而使人更多的对传统价值理念心怀敬意，在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和情感的沟通上起作用的是文化的氤氲而非法律的加固。同样，道德的调整功能也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同情弱者的品德都能紧密社会关系，助于建立社会共同体。需要强调的是，在控制手段中“法治”的至上地位绝不容质疑，这里所说仅是法律效用甚微的特殊领域人们可以诉诸道德感的加强来达致理想结果。道德本身是法律不能设立和推行的(当然法律会将涉及重大社会利益的道德纳入法律框架，用强力保障)，它只能来自教化和习得，并因此依赖于一系列私人的教化体系：家庭、宗教、社区、学校。学者秋风在的《没有私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空中楼阁》[12]中写道：
“私德不可能因为启蒙的理性教诲就自然生成，公德更不可能。相反私德必须借助某种教化体系来养成。人节制自己本能的道德习性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通过耳濡目染、通过专门的教化而习得的，而不是理性反思的产物。……因此一个健全的私人社会，必需呈现出相当程度的保守性，因为那些合理的道德规范不可能被理性地设计和重新构造……”
因此借助于道德的力量需要完善现存的教化体系，也需要对民族传统保有更多尊重和信心。
❻ 司法考试地区通过率有差异么
司法考试A类：适用于报名学历为大学本科以上，考试成绩为3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A类资格证书全国通用。
司法考试B类：适用于属于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且报名学历为法律专业专科，考试成绩为360分以上的应试人员。国家司法考试放宽报名学历条件，主要是依据《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律师法》有关适用本科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区，可以将任职、执业学历放宽为法律专业专科学历的规定而采取的措施。因此，符合放宽报名学历条件、考试合格的人员，按照法律这一特别规定的精神，应当在放宽地区任职或执业，以保证该地区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和补充，这也是立法允许在这些地区放宽报名学历条件的初衷。至于放宽报名学历条件人员获得法律职业资格后，又取得本科以上学历的，其任职和执业选择，应由所在的法院、检察院系统和律师管理部门规定并掌握。
司法考试C类：适用于属于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区，考试成绩达到放宽地区合格分数线（2013年为280-359分）的应试人员，以及在民族地区，确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诉讼而得到照顾的以民族语言文字应试的人员。此类人员包括报名学历为法律专业专科和大学本科以上两种情况。之所以对这些地区的应试人员实行合格分数线放宽，其目的也只是为了保证该地区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和补充，因此，取得此类证书的人员应当在放宽地区任职和执业。
2014年司法考试报考条件放宽地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辖自治县（旗），各自治区所辖县（旗），各自治州所辖县；国务院审批确定的十四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所辖县（县级市、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县级市、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六省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县（县级市、区）（不属于国家或者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的县级市、区除外）；内蒙古、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九省、自治区所辖县（县级市、区）；重庆、陕西省（市）所辖县（包括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级市、区和享受民族自治地方政策的县级市、区）；西藏自治区所辖市、地区、县、县级市、市辖区，可以将报名学历条件放宽为高等学校法律专业专科学历。放宽报名学历条件的适用以报名人员报名时户籍为准，报名时户籍在放宽报名学历条件地方的，可以申请享受放宽政策。
从目前的情况看在贵州考试比较合适，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申请到C证，安徽的话只是某些地区可以，不过你要是申请A证，在哪考也是一样的。希望可以帮到你，还有不清楚的可以到我们网站详细了解下
❼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区别
由于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实践中，各地对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划分通常有两种方法：
一是以户籍为依据，农业户口划为农村居民，非农户划为城镇居民；
二是以居住地为依据，居住在镇及县级以上城市区域以内的划为城镇居民，其余的划为农村居民。
两种界定方法中，第一种方法较好把握，具有可操作性，也符合我国公民长期在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被普遍采用。第二种方法由于区域范围不好界定，居民流动性较大不易把握，被采用的少。
以户籍标准界定，虽然比较简便，但不公平。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农村户籍人员在城镇就业或者安家、定居的情况极其普遍，这部分农村户籍人员的收入、生活支出与城镇户籍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另外，在普遍采用以户口划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方法中，对未成年人、农民企业家、农村商人及其他高收入者这几类群体明显不公平：
为了最大程度保护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应出台有关司法解释，统一界定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划分标准，并努力扩大城镇居民的适用范围，除非农业人口应确定为城镇居民外，下列人员也应属于城镇居民：
(1)对已经规划为城市用地范围的居民(包括常住一年以上外来居民)为城镇居民。
(2)在外地城市和县城所在地经商、学习一年以上农村居民；回国暂住、常住的华侨，为城镇居民。
(3)其他应该确定为城镇居民的为农村居民。
❽ 交通事故中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赔偿标准有什么不同及法律依据
认定标准是：以“来居民”为认自定标准。而并非简单的以户口本上标注的户口性质来简单的区分农村标准和城镇标准。
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的当事人，属以下情形之一，可以按城镇标准赔偿。
1、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并在城镇务工、生活;
2、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不以农业收入为生活来源;
3、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年龄女在55周岁以上，男60周岁以上及未成年人;
4、在城镇经商一年以上;
5、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系村民委员会，但本户已被征地;
6、户籍属于成都五区农村户口，未被征地;
7、外来务工的建筑工人，在一个或多个建筑工地连续务工超过一年;
8、虽然居住在农村，但就职于某单位超过一年，以非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
❾ 城镇房屋的司法解释与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的规定有什么不同
依照城市房屋租赁管理法第六条规定，下列房屋不得出租:(一)未依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回的;(二)司法机答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三)共有房屋未取得共有人同意的;(四)权属有争议的;(五)属于违法建筑的;(六)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七)已抵押，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八)不符合公安、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九)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出租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