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的体例

⑴ 什么是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中国适合何种知识产权立法体例

吴汉东

近代民法典是在罗马法体系基础上改造的，且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未能发生历史的机缘。现代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制度，但至今尚无成功的立法例。当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开放式，且最具创新活力的法律规范体系，采取民事特别法的体例较为适宜。

关于知识产权制度与未来民法典之关系， 一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少民法学者主张在民法典的框架内，整合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权体系，其理由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手段基本是民事性质的，应将这一权利与其他财产权等同看待，并纳入民法典进行规范，国外已有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之立法例。我国的民法通则在“民事权利”一节规定了各类知识产权，因此这一制度应成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本文试以范式民法典为参照系，从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相结合的角度，探讨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之关系，希冀为民法典体系的设计提供些许有益的思想资料。

失之交臂：近代民法典编纂与知识产权制度产生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确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自十八、十九世纪以来都先后开始了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美国1790年《联邦版权法》、法国1793年《作者权法》、德国1837年《保护科学和艺术作品的所有人反对复制或仿制法》、日本1899年《著作权法》；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制定的专利法；英国于1875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日本于1884年先后颁布的商标法。这些知识产权立法与近代民法典编纂都未发生历史的机缘。

无论在英国还是美国，知识产权法都表现为制定法的形式，历来都是一种独立的财产法律制度，并不涉及民法典编纂的问题。大陆法系国家承受了古罗马法典化的传统。作为近代范式民法典的法国民法与德国民法，其编纂活动分别完成于19世纪初叶与末期，他们的民法典体系取材于罗马法的《法学阶梯》或《学说汇编》；其知识产权立法早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大体就绪，且这些新兴的财产制度又多为英国的“舶来品”。因此近代欧洲大陆的范式民法典未能将知识产权制度纳入其体系之中。关于其立法动因，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释。

1．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从特权到私权嬗变的产物

近代知识产权法的孕育，经历了封建特许权制度近三百年的长期阵痛。与保护精神产品相关的封建特许权，包括印刷专有权和产品专营权，它以敕令或令状的形式，授予印刷商以出版独占许可证或赋予经营者专门制造、销售某种产品的权利。这种封建特许制度的受益者主要是印刷商、企业主以及颁发许可证的统治者，而不是从事智力创造活动的作者或发明者。这一制度不仅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禁锢思想文化、控制经济利益的需要，而且决定了原始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点。封建特许权的存在意义，在于它同近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具有某种历史连接作用。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立法使知识产权由公法领域进入私法领域，由特权转变为私权。法律制度在发生质的转变的同时，也保留了某种历史的惯性，即多数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的特征。这种权利取得的国家授予性与权利产生的本源性并不是矛盾的。美国学者认为，创造性活动是知识产权产生的“源泉”（source），而国家法律规定则是知识产权成立的“依据”（origion），因此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的有限制的独占权利。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别于传统财产权法所生存的私法环境，因而近代立法者在法律体系的设计与安排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从特权到私权，反映了近代知识产权的属性变化，但并非表明知识产权与其他财产权采用相同的立法形式。

2．近代知识产权制度是私权领域中财产“非物化革命”的结果

在罗马私法体系中，财产权制度是一个物质化的权利结构体系。罗马人基于财产的主要构成限于对有体物的认识，构建了物与物权制度。他们以物为客体范畴（主要是有形的物质客体——有体物，也包括无形的制度的产物，即除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权利——无体物），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以所有权形式为核心的物权制度，建立了以物权、债权为主要内容的“物法”体系。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产构成中，出现了所谓抽象化、非物质化的财产类型。以知识、技术、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财产”，有别于以往物质形态的动产、不动产，是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另类客体。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写道：诸如精神技能、科学知识、艺术以及发明等，都可以成为契约的对象，而与买卖中所承认的物同一视之。此类占有虽然可以象物那样进行交易并缔结契约，但它又是内部的精神的东西。十分明显，传统的物化财产权结构是无法包容抽象化、非物质化的知识财产的。1807年法国民法典继承并发展了罗马法的传统，将客体物分为有体物与无体物，同时扩充了无体物的范围。后者专指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其中，除了民法典所规定的债权、股权外，还包括新兴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本归为动产物，以后又被划归到更具重要价值的不动产类别中。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继承罗马法传统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德意志民族风格。其立法文件不承认无体物，所谓物仅涉及有体物的概念。但在学说中，知识产品可以称为“无体物”，但它不能归类于物权法的客体物范畴，而仅是知识产权法规范的客体。

概言之，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是罗马法以来财产权领域中一场深刻的制度创新与变革。无论“法学阶梯体系”（法国法）还是“学说汇编体系”（德国法），都只是在罗马法编纂基础上的改造，知识产权这一新兴财产权制度未能进入传统民法典的体系范围。

3．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形成一个体系化的财产权利族群

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是一个属于民法范畴但又相对独立的财产权制度体系。将一切来自知识活动领域的权利概括为“知识产权”最早见之于17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卡普佐夫，后为19世纪比利时法学家皮卡弟所发展。皮卡弟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范畴，它根本不同于对物的所有权。在近代法时期，以知识产权的名义实现权利制度的体系化，并未在立法活动中得以实现。换言之，“知识产权法是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法律规范的一个总称，这一称法是虚设的，是一种理论概括”。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是近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兴起的时期。专利法、著作权、商标法在西方国家陆续产生。毫无例外，上述法律都是以单行立法的形式出现，既没有统一的知识产权法典，也没有将各个法律进行整合而编入民法典。1804年法国民法典，明确肯定商标权应与其他财产权同样受到保护。这一规定不过是对商标权即为财产权的民法定位，并无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立法意义。正是在民法典这一基本法指引下，法国于1857年颁布了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商标法。无需讳言，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体系化整合并作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无疑在立法技术方面存有困难。对此，法国学者指出，“多数情况下，有形财产整体性地置于单一法律规则的体系内加以调整。例如，所有权在涉及到有形不动产或动产时，总是具有同样的内容。诚然，两种不同财产的地位并不总是相同，但这并不能否认内容丰富的有形财产所有权的一些一般规则的存在”；“相反，无形财产具有不同性质，它们不能置于同一的法律体系而只能置于一系列独立的、不同的体系，存在于一定的期间。” 可以说，由于民事立法技术的原因，近代立法者并未象构建物权体系那样，将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整合成一个概括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体系。

近代民法典的编纂，自是“言必称罗马”，诸如物权、债权、继承权等财产权都可以从罗马私法体系中找到它的雏型，而知识产权难以在传统的体系中与物质化的财产相融。基于罗马法以来法典化的传统，加之立法技术的不能，知识财产终究未能以体系化的权利制度出现在近代社会的范式民法典中。

并非范式：现代民法典体例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

自20世纪以来，知识产权制度有了长足的发展：基本规范不断完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一体化、现代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尝试将知识产权制度编入本国的民法典，并在90年代兴起的第二次民法典编纂的运动中形成高潮。我国有的学者将其称之为民法典编纂巨大进步，弥补了近代范式民法典的一大缺憾。还有的学者以此立法例为范式，主张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一个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大一统的财产权体系。笔者对上述观点持有疑虑。

20世纪以来，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法典对传统的财产权体系进行了改造与突破，以不同的体例和方式规定了知识产权编，这无疑是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变革缘于人们对知识产权本质属性的认识。在历史上，知识产权经历了一个“封建特许权——精神所有权——无形财产权”的发展过程；在今天，知识产权则已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承认的私权，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笔者以为，知识产权是民法对知识形态的无形财产权利化、制度化的产权形态。客体的非物质性是知识产权的本质特性，但其私权的基本属性与物权、债权等并无实质性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立法者将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同置于民法典，其动因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的自身特性和立法技术的诸多困难，民法典难以将知识产权融入其体系之中。现有民法典的起草者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将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则全部纳入民法典，这无疑是法律规范的位置平移。由于涉及诸多公法规范的处理，这一方式难以适用于所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如越南法）；二是从各类知识产权抽象出共同适用规则和若干重要制度规定在民法典中，但同时保留各专门法。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私权立法的纯洁性与形式美，但其实质意义不大，且在适用中多有不便（如意大利法）。总体说来，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却是不足效法的。

民事特别法：知识产权立法体例的最佳选择

单行立法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通行做法，这一体例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专门法律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则是民事基本法之下的民事特别法。

20世纪末，采取单行立法传统的法国将23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单行法规整理汇编成统一的法典，这即是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有学者认为，该法典是世界上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第一个法典，有可能成为21世纪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普遍分立之典型。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既是法国大革命以来二百多年相关立法经验之结晶，也是回应当代经济、技术发展进行制度创新之成果，其立法成就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该法典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和本质属性，其理由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法国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商法依然是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知识产权法典”的译者黄晖博士对此写道：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时，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没有现在这么突出，民法典也没有针对知识产权的专门规定。因此，法国决定对知识产权采取单独立法的方式后，十分注重处理其与民法、商法等一般法的关系问题，并取得较好的效果。例如：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财产权，民法典关于有形财产权的很多规定不能直接适用于知识产权；为保护作者权益免遭损害，对契约自由进行大量限制；有关智力创作的劳动合同不影响作者享有精神权利和思想权利；有关著作权与婚姻和继承的关系也存在不同于一般法的特别规定。除上述例外规定外，作为民法典的基本法所规定的普遍原则仍然是适用的。这说明，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与法国民法典是体系分立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他们仍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在私法多元体制中，民法典是作为民事普通法或基本法存在的，它规定的是私权的一般问题。而知识产权法典则属于特别法，它对知识财产的特别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将两部法典作出上述区分的意义在于：在知识财产问题的法律适用方面，知识产权法典的适用应优先于民法典。前者有专门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其规范；无特别规定的，则应适用基本法规范。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典虽冠名为法典，但并没有改变其民事特别法的基本地位。

其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规系统化的特殊形式。一般意义的法典，不是已有规范性文件的简单汇总，而是在原有法律规范基础上经过加工、整理而成的系统化的法律文件。法国立法者将知识产权的各种单行立法进行整合、编修，实现了法典编纂的基本要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有两个优点：一是体系完整，二是内容谐调。该法典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文学和艺术产权，规定有著作权、邻接权、数据库作者权等；第二部分为工业产权，规定有外观设计权、发明专利权、技术秘密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植物新品种权、商标权以及其他标记权等；第三部分为在海外领地及马约尔属地的适用。就其基本制度来说，法典几乎囊括了现代知识产权的全部内容。该法典还较好地处理各项知识产权制度的内部关系，避免了原单行立法出现的各种冲突。例如计算机程序应受著作权保护而不得授予专利；对数据库制作者的保护独立于著作权对数据库或其组成部分的保护；植物新品种不受专利保护而取得专门权利；有关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人身权、地理标记权、商号权等在先权利的标记不得作为商标使用注册等。但是，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显然遗漏了法典编纂的一个要素，即缺乏各项知识产权制度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规则，立法者未能也许不可能设计出一个与民法典相同的总则。正如译者黄晖博士所指出的那样，“1992年颁布法典时只是将当时的知识产权各部门法汇集到一起，体例上仍然保持相互独立，1994年为加强反假冒力度修改法典时也只有遵循这一体例”。由此可见，在立法技术上，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是各类法规的汇集，是专门法规的系统化，它没有改变知识产权制度作为民事特别法的根本属性。

以法典形式出现的法国知识产权制度，在相关立法体例上并没有走出多远，从世界范围来说，民事特别法仍然是大陆法系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首选模式。笔者以为，作出以上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体系。知识产权制度从其产生之初，即是以综合性法律规范、多样性法律制裁措施为其主要特征的专门法律，它与作为民法典的民事基本法有着显著的差别。知识产权制度本为保护创造者权利之实体法，但在立法中一般规定有权利取得程序、权利变动程序、权利管理程序、权利救济程序等，即在实体法中规定了程序法的内容，程序法依附实体法而存在。知识产权制度本为规范个人知识财产权利之私法，但在立法中多设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及刑事制裁等公法规范，在立法技术上具有私法与公法规范相结合的特点。诚然，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的特殊性，并不影响其作为民法体系中组成部分的本质属性。但是，从知识产权规范的特殊性出发，则需要在民法典之外对这种综合性法律单独立法。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入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将难以兼容，民法典也就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根据其规范性质不同，分别纳入民法典和进行单独立法，则会造成同一法律制度被人为割裂的状况，徒增法律运用的不便。

第二，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开放式的法律规范体系。与近代法所涵盖的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相比，现代知识产权法已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法律体系，借用《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的规定来表述，它是一切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由于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权利制度的总和。自新技术革命从20世纪中叶兴起，知识经济不仅孕育了“知识＝财富”的新的财产观，而且促生了新的知识财产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边缘保护法”，即采用专利权和著作权的若干规则，创设了一种新的制度即“工业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即属此类；二是“单独保护法”，即为特殊的知识产品设定“准专利”或类似其他知识产权的保护。新植物品种权、域名权，即属此类。在新的知识产权制度继续出现的同时，旧的相关制度也逐渐演变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新成员，其中最具意义的就是商业秘密与反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是一种无形的信息财产。它与专利技术不同，其权利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也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权利的效力完全取决于商业秘密的保密程度。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大陆法系国家长期采取合同法或侵权法的保护方法，商业秘密不包括在传统的知识产权体系之中。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商会（ICC）率先赋予商业秘密以产权属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其成立公约中亦暗示商业秘密可以包括在知识产权之中。至90年代，《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专门规定“未公开信息”的保护问题，确认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范畴。此外，反不正当竞争亦与知识产权有密切关系。最初，竞争法对于知识产权仅是一种补充保护，意在为各类知识产权制度的交叉领域或真空地带提供兜底保护。而在现代社会，反不正当竞争已归类于知识产权法领域。《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将专利技术、经营标记与制止不正当竞争同列为工业产权的对象，1967年《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将反不正当竞争的权利纳入知识产权范围，1993年《TRIPS协议》强调缔约方遵守《巴黎公约》的有关条款，即确认反不当竞争作为知识产权组成部分的规定。上述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其权利制度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法律体系。如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需要相对稳定的民法典中，显然是不合适的。

第三，现代知识产权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现代化、一体化是知识产权立法的两大趋势，前者动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后者受制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法从其兴起到现在，已有三四百年的时间，基于技术革命而生，由于技术革命而变，其制度史本身就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无疑是“制度文明的典范”。自20世纪下半叶至今，相继出现的新技术革命与信息革命（或称为知识革命），使得现代知识产权法总是处于剧烈变动的状态。著作权法告别19世纪的“印刷版权”时代，走过20世纪的“电子版权”时期，继而开始“网络版权”的新纪元。这一进程使得传统的著作权保护范围在不断扩大，新的著作权权项陆续产生，著作权效力在虚拟空间逐步拓展；专利法大大缩小非专利对象的范围，着力保护化学物质和药品专利，增加微生物品种及方法专利。这一最具“科技含量”的法律制度，在实现立法现代化的目标之后，又面临着21世纪基因技术专利问题的挑战；商标法在网络空间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商标制度的变革（例如商标权地域性与因特网国际性的冲突，商标分类保护与网上商标权排他性效力的矛盾、网上商标侵权形式的变化与侵权责任的认定等），而且必须考虑域名保护制度的创新（例如域名的登记与审查、域名权的性质与内容、域名权与其他在先权利的冲突、域名权的保护与域名纠纷的处理等）。知识产权法不仅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立法现代化，而且要在全球范围建立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即通过制度改革实现立法的一体化。在国际社会里，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经济、贸易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乌拉圭回合的一揽子谈判，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形成了《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三大主体制度。由于世界贸易组织与上述公约的有效运作，知识产权保护现已成为国际经贸体制的组成部分。从国际范围看，知识产权制度进入了一个统一标准的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各国立法者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重新审视本国知识产权制度。正是基于上述情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法处于频频修订之中。据资料记载，发达国家的著作权法平均不到10年就修改一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颁布后的6年间先后12次进行修改和增补。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自制定后分别于90年代初和新千年伊始进行两次重大修改。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法律修改活动都是在专门法的形式下完成的，而具有系统化、稳定性特征的民法典，则不具备这些便利。

中国知识产权报

⑵ 《民法典》为何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观点摘要
1.民法自为民之法，是对人们真实生活中行为规范的一种素描。
2.中国民法典不仅仅是理论层面与思维层面的，而是源于生活实践的。它是一部鲜活的“社会生活网络全书”。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而命名的法律，法律文本共包括七编，包括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以及侵权责任编。
4.民法不仅是人文的、有温度的，它更能帮助人们去对抗黑暗，体现出一种极强的保护理念。
中国民法典的前世今生
我国自1954年便开始第一次起草民法典，历经四次起起落落，直至六十六年之后的今天，一部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的民法典才得以面世。以下内容摘自孙宪忠研究员的著作《权利体系与科学规范：民法典立法笔记》。
1
1954年第一次起草
背景：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明确宣布，包括《中华民国民法》在内的国民政府“六法”均被废除。
时间：
1954年—1956年12月
编制体例：
包括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
特点：
这一“民法草案”以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为蓝本，其特点是采用“四编制”的模式，亲属法被排除在民法典之外；未采用“物权”概念而仅规定“所有权”；不适用“自然人”概念而用“公民”概念代替；仅规定诉讼时效而不规定取得时效；强调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特殊保护等。但是该草案大体上还是德国民法的模式。
2
1962年第二次起草
背景：
中国在经历重大政治和自然灾难之后，调整经济政策，中央的决策又强调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民事立法又受到重视。
时间：
1962年—1964年7月
编制体例：
这一次的“草案”采取了既不同于德国民法也不同于苏俄民法的“三编制”体例：第一编“总则”、第二编“财产所有”、第三编“财产的流转”。
特点：
这种模式有些类似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体例。该草案将“亲属”“继承”“侵权行为”等排除在外，却将“预算关系”“税收关系”等纳入其中；该草案且完全放弃了“权利”“义务”“物权”“债权”“所有权”“自然人”“法人”等法律概念，而采取人民化的财产权等概念。显而易见，此次民法典起草，显示了立法者一方面企图摆脱前苏联民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法划清界限的立场。
3
1979年第三次起草
背景：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从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民法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受到重视。
时间：
1979年—1982年5月
编制体例：
共8编、43章、465条。
特点：
该草案的编制体例和主要内容，参考了1962年的《苏联民事立法纲要》、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和1978年修订的《匈牙利民法典》等。但是这一草案仍然没有予以颁行，因为，立法者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体系完整的民法典无法制定。于是立法者改变立法方式，暂停整体的民法典起草，而采取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成熟时再制定民法典的方案。198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中指出：“由于民法牵涉范围很广泛，很复杂，经济体制改革刚开始，我们还缺乏经验，制定完整的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只好先将那些急需的、比较成熟的部分，制定单行法。……考虑到民法通则还不是民法典，草案可以对比较成熟或者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作出规定，一些不成熟、把握不大的问题，可以暂不规定。”这一时期民法立法活动的主要成果是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4
2002年第四次起草
背景：
自1992年宪法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各界即酝酿制定编纂民法典。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编制的立法纲要提出了在2010年制定完成民法典的规划。该规划明确指出，民法典的制定完成标志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完成。这一纲要对于民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界鼓舞极大。
时间：
2001年—2002年12月
编制体例：
共划分为九编：第一编总则、第二编物权法、第三编合同法、第四编人格权法、第五编婚姻法、第六编收养法、第七编继承法、第八编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特点：
这个立法方案有许多显明的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的特点。
首先，从体系上看，该方案基本上遵守了“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模式。 其次，从立法的内容上看，除增加的物权法、人格权法和侵权责任法部分外，该立法方案基本上是现行民法体系中生效法律的简单聚合或者归并，不但在立法的内容方面没有任何积极的创新，而且也没有对这些有效的法律做漏洞的弥补或者重复的整合。再次，该法对于当时已经明显不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许多规则也都予以了保留，很多内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复次，从本人当时参加立法谈论的笔记看，在最高立法机关组织的立法讨论会上，多数人对于人格权独立成编的问题都表示不赞同，而立法起草机构对此也不做出说明，以至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保留到现在，理论准备显得十分仓促。最后，第九编国际私法的内容部分相当丰富，与其他部分的简易化立法相比显得不大协调。总体而言，2002年的“民法草案”实在不是法理上深思熟虑、实践上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立法方案。在当时，对于上述立法草案，民法学界一致认为毫无创新和发展，因此这个立法方案在提出之后就戛然而止。
5
2015年第五次起草
背景：
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
时间：
2015年3月启动编纂工作；
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总则》；
2018年12月、2019年4月、6月、8月、10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对全部6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二审，对各方面比较关注的人格权、婚姻家庭、侵权责任3个分编草案进行了三审。在此基础上，将民法总则与经过常委会审议和修改完善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合并，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2019年12月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经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编制体例：
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
特点：
以《民法通则》《民法总则》《物权法》《担保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九部民事单行法为基础，整合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领域的司法解释，形成七编1260条的整体，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⑶ 从民法典编篡体例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民法区别

区别就是英美法系没有民法典，只有大陆法系有，所以没法进行体例上的比较

⑷ 民法典中各编的比例是多少

民法典各分编的构成

民法典体系是按照一定逻辑科学排列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它是成文法的典型形态。法典化就是体系化，大陆法之所以称为民法法系，就是因为它以民法典为基本标志。民法典又特别重视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形式体系（即民法典的各编以及各编的制度、规则体系）和实质体系（即民法典的价值体系）。我国民法典各分编到底由几编构成，自民法典编纂工作开展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既有共识也有不同意见。看待这个问题，既要从理论体系的角度，也要有历史和世界的眼光。

从世界范围来看，大陆法国家基本上形成了如下两种民法典体系：一是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系，这一体系来自于罗马法，主要是由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各编组成；二是法国民法典的三编制体系，法国民法典最初由人法、财产法以及财产取得方法三部分组成，简称为三编制的体系。这两大体系对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的影响很大，但近几十年来，法国率先突破了自己的三编制体系，适应金融担保的需要，单设了担保一编。近几十年制定的民法典，如荷兰民法典、魁北克民法典等，都采取了与德、法民法典有所不同的体例安排。总的来说，民法典体系虽然反映了民法的发展规律，但也要根据本国的法律传统、现实需求而发展变化，因而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体系。比如，荷兰民法典就根据其海运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单设运输一编。而魁北克民法典出于保障债权的需要而单独设立了“优先权和抵押权”一编。

本次常委会初次审议的我国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采用了六编制的体例，从总体上说，这个体系是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即由物权、合同债权、人格权、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亲属权）、继承权以及对权利进行保护的法律即侵权责任编所构成。

⑸ 涉外民事诉讼的立法体例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的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内内容：一般原则；管容辖；送达、期间；财产保全；送达取证、判决和仲裁的相互承认和执行等司法协助活动。
涉外民事案件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的一般规定。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同民事诉讼其他程序的一般规定，都是以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为指导，贯彻基本原则的精神。
各国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体例各有不同，从立法看，大致有三种体例：第一种是在民事诉讼法典之外制定单独的涉外民事诉讼法；第二种是在民事诉讼法典的有关章节中，对涉外民事诉讼设立特别条款，分别加以规定；第三种是在民事诉讼法典中设立专编、专章对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问题作集中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采用了第三种立法体例，将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作为一编单独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这种立法体例既便于当事人掌握和遵循，又便于法院办案，成为各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立法的新趋势。

⑹ 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民法典是什么，具有什么意义

作为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的产物，《法国民法典》的最初名称为“法兰西人的民法典”，先后在1807年和年两次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它的颁布实施，结束了法国南部受罗马法影响的成文法地区和北部习惯法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更为重要的是，其在立法原则、编制体例乃至法律语言上的杰出成就，堪称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

概言之，《法国民法典》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民法典，原因有三个：

其一，《法国民法典》体现的自由平等、契约自由、人权思想被誉为人权宣言，“意思自治”原则贯彻始终；

其二，《法国民法典》在编制体例上承袭并突破《法学阶梯》，采取罗马编制，并将诉讼分离出原先的三编内容；

其三，《法国民法典》在语言上完美明晰，生活生动，浅显易懂，堪称语言上的杰作，为后世民法典编纂依据。

⑺ 我国民法的性质是什么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条）。

“民法”一词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jus civile)。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万民法(jus gentium)与自然法(jus naturale)之区分。市民法调整具有罗马市民资格者的各种法律关系，万民法调整罗马市民与异邦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公元3世纪起，市民法与万民法的对立逐渐淡化。罗马法中完备的平权主体法律规范，经过罗马法复兴运动复苏。在欧洲法典化运动中，先后产生了《法国民法典》（又名拿破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两部具有划时代意义法典。在对《法国民法典》的引进中，日本学者津田真道错误地将“市民法”一词翻译为"民法"。清末变法，由中国学者直接抄自日本，译作今称。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法一词并非来自日本，而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在我国古代典籍《尚书》中就已有“民法”一词。《尚书·孔氏传》：“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做明居民法一篇亡”中的“民法”一词被有些学者认为是我国民法的起源（实际上，中国真正开始出现成文的民法法典，是在1929年五月，由当时的国民政府颁布）。近代以后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中使用的民法一词，如法语中的droit civil，德语中的Bürgerliches Recht，荷兰语中的Burgerlyk Regt等都由市民法转译而来。

而民法依法源不同，分为直接与间接法源。在台湾，民法第一条便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即是对民法的法源规范。当中的法律、习惯、法理即为直接法源，此外尚有所谓的间接法源，指学说与判例而言。现今大陆法系民法在内容分为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等等。英美法系民法在内容上包括契约法、财产法、家庭法、侵权行为法、信托法等等。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法、商法也属于民法范畴。

关于如何规律司法上的关系，立法上有采“民商分立”制度，即除规律个人关系的民法法典外，另立规律商事交易的“商法法典”。如德国、法国、二战前的日本，在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国民政府立法之际，决定仿照瑞士“民商合一”制度，即于民法法典外，不另立商法法典。现今中国广义的民法，除民法法典外，另外还有其他关于私法事项的法律，称为特别民法。除公司法等商法外，另外尚包括合同法、侵权行为法、知识产权法、婚姻法、继承法等。狭义的民法仅指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止于成文的民法法典。不包括婚姻法和属于传统商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民法典是按一定的体例、系统地将民法的各项制度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尚未颁行一部系统完整的民法典。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完善民事立法，民事活动急需要规定一些基本行为准则，在这种条件下，中国于1986年制定并颁布了一部《民法通则》。从中国民法通则的内容来看，尽管其条款较之于各国民法典的条文要简略得多，但是民法通则基本上概括了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行为准则，它不仅包括了一些民法总则的规范，而且也包括了民法分则的部分内容。

⑻ 民法典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民法典的核心。民法典包含了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专、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属7编、共1260条。
民法典的编制以人民为基本，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可谓是法治建设的网络全书，有网友这样评论到，“从出生到死亡，都能从民法典里找到对应的法律条文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⑼ 什么叫民商法

民商法部门由民法和商法两部分构成。

民商法是指民法与商法。关于民版法和商法的关系，有两种体权例：一是民商合一，一是民商分立。所谓民商合一，是指民法包含商法，是商法的母法，并指导和统帅商法，而商法是民法的子法或者特别法。如瑞士、意大利等国；所谓民商分立，是指民法与商法属两个并存的独立的部门法，通常在民法典以外还制定了商法典，如法国、德国等国。

(9)民法的体例扩展阅读：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能以自身的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定立契约的自由。

⑽ 民法典基本原则有哪些

一、关于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民法典基本原则，是指其效力贯穿于民法典始终的民法根本规则。

民法典的基本原则中有两条价值线索。一条是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另一条是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公平原则。

（1）平等原则使得民事主体适用相同的经济社会生活规则；自愿原则使得民事主体可以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凭借自己的自由意思追逐合理利益；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使得民事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合理利益能够得到法律保障。

以上三原则是社会效率的源泉，构筑了市场经济及自由竞争的法律基础，被称为“基本体制原则”。

然而，基本体制原则的功能经充分发挥，时日既久，民事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成败效果会逐步累积，导致日益严重的强弱分化。严重的强弱分化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问题，使社会正义价值受损。

（2）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后一条价值线索逐渐在民法中突显出来，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原则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前一条线索形成限制和修正。其实质是国家以公权力之手对自由市场机制进行一定的干预，从而使社会正义价值得到体现。以上三原则被称为“体制限制原则”。（《民法总则》第九条确立了一条全新的基本原则即“生态环境保护原则”，也被誉为“绿色原则”。也属于体制限制原则。）

（3）基本体制原则与体制限制原则并非平行关系，而是有主有辅。平等、自愿、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构成基本体制原则，居于主导地位，这条价值线索若不存在，民法本身就不复存在，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机制也不复存在。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原则、绿色原则构成体制限制原则，居于辅助地位，其功能在于使基本体制妥当发挥功能，故其虽对基本体制原则形成一定的限制和修正，但决不是颠覆和取代。

从根本上讲，社会正义价值主要依靠公法和社会法去实现，作为私法的民法虽然也对社会发展和需求做出回应，并在自己弹性范围内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绝非否定自我；否则，社会效率价值在法律上就无从贯彻了。

二、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原则

民法，就是民事权益保护法。民法典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民事主体的利益，维护经济社会秩序。而民法典对民事主体利益的保护，是通过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实现的。没有保护，就没有权利。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可视为整个民法典的核心。《民法总则》审理时，将其从草案的第九条前移至第三条，就是因为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是民法的基本精神，统领整部民法典和各民商事特别法，进一步突出民事权利受法律保护的理念。

《民法总则》第三条：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区别《民法通则》第5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这一条就是关于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规定。也简称私权神圣原则。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其基本含义在于：（1）民事主体可以充分自主地行使自己的各项民事权利，以实现一定的利益；同时不得侵犯其他民事主体的正当合法的权益。（2）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受到不法侵犯，依法可以请求侵害行为人停止侵犯、赔偿损失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受国家强制力保障。

（一）、理解此原则需要注意的问题

（1）注意这一条的表述中，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前面没有“合法”二字；而其他权益前限定“合法”二字。如何理解？梁慧星在《民法总论》中认为，权利乃使主体享有特定利益的法律上之力。既然权利内含“法律上之力”的保护，则其本身并不存在“不合法”的问题。利益因其并非尽皆受到保护，故可以在之前加“合法”的限定。

（2）确立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的意义。民法性质上属于权利法，奉行权利本位。民法典认可民事主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民事权利和合法利益能够被法律所保障，这是市场经济中激励机制的源泉，有构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意义。

（3）本条不是规则，不是法官裁判的依据。只是作为一种法律理念，主要是在法律解释与漏洞补充中发挥作用。法官在解释法律时必须遵循民法典上权利保护的价值取向，在考虑案件中涉及的“合法权益”要素，尤其在合法民事权益不予保护之时，必须严格谨慎地进行论证。

（4）“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可以拆分为四部分：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合法利益。其中的其他权利是指兼具人身性、财产性的综合性权利，如股权、继承权等。

（5）保护权利除了公力救济（诉诸法院）外，还包括私力救济，主要是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及自助行为三种。

（二）关于民事主体范围问题

一切民事主体的民事权益均受法律保护，相对于《民法通则》及以前的民事法律规定，《民法总则》有以下几种特殊的民事主体需要注意。

（1）其他组织。

其他组织通常不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他们对权利的享有具有从属性。如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从属于投资人、分公司的财产权从属于总公司等。

（2）胎儿的利益保护。

具体体现在《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视为自始不存在。”胎儿在这里拟制为人。胎儿的权利只是一种期待权或者说是一种或有权利，该权利的享有以胎儿娩出时存活为前提。

（3）死者名誉等权利保护。

死者虽不享有民事权利，但是死者的遗物、遗骨、姓名、名誉、荣誉等仍为其近亲属权益之客体。如果损害公共利益，还可以通过公益诉讼予以保护。

（4）设立中的法人的权益保护。

设立人已经开始设立法人，但是法人尚未成立，此时法人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其权益如何保护？《民法总则》第75条第1款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人未成立的，其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可见，设立中法人的权益仍受法律保护，但以法人成功设立为条件。

（三）、民事权利保护的客体范围要注意以下几点。

（1）民事权益既包括法定权益也包括意定权益。

（2）民事权益具有开放性。

（3）注意公共利益的保护。

（四）、司法实践中，关于民事权益的保护还要注意的问题。

（1）我国没有债权侵权制度。

民事权利的法律保护原则上及于所有权利，既包括人身权也包括财产权，既包括物权与包括债权。但是债权具有相对性，因此债权只存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或不适当履行债务，不存在侵权问题。

（2）人格权不允许放弃。

例如当事人不能放弃生命权或允许他人剥夺自己的生命权。

（3）身份权也不允许放弃。

例如监护权，既是权利也是义务，不事人不能放弃、随意处分自己的权利。

（4）公权力介入。

公权力介入民事权利主要体现在对民事征收和征用。《民法总则》第117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征用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5）禁止权利滥用。

滥用民事权利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民法总则》第132条规定“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三、立法体例问题

法国、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传统民法典没有首章规定“基本原则”的立法体例。平等、自愿、公平、权利受保护这些民法基本价值理念，一般不会在民法典中明文规定。将基本原则作为民法典首章的立法体例来源于社会主义法系。基本原则与立法目的、调整对象一起，是社会主义民法典的重要的“体系标识”之一。

我国为什么要采用这样一种立法体例？可以这样理解：大陆法系法治发达国家具有绵亘久远的私法传统，民法是其自身历史自然发展的一个结果。自由、平等、公平等理念并非民法典的衍生物或是民法典的结果，而是民法典赖以产生的前提，这些前提性因素含在其久远的私法传统之中，不需要借助民法典规定的方式去“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而且，这些价值理念也不是裁判规范，规定在民法典中也没有裁判意义。

与之相反，中国没有私法传统。制定《民法通则》时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自觉改革，而非自下而上的自发演进。这种法制发展方式决定了我们的经验和需求与西方恰恰相反。《民法通则》立法时，我们的社会上尚不存在自由、平等、权利这些前提条件，当然也就无法向民法供给；相反，社会上到处充斥着民法的反对因素。所以当时需要，是先在法律中“创造”出这些本不存在的前提性因素，再向社会输出和渗透，以期克服社会上的反对因素，促进社会变革。这是我国特殊背景下的特殊需求。


参考文献：

①2017年4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主编沈德咏）。

②2017年4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司法适用》（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民商事专业委员会编著）。

③2017年5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民法总则评注》（主编陈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