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商法典第204条

A. 董事会成员可否委托董事会以外的人员行使表决权

股东表决权又称股东议决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地位享有的，就股东会、股东大会的议案做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权利。股东表决权作为一种固有权、共益权，是股东权利的主要体现，与股利分配请求权一样居于股东权的核心。
表决权的亲自行使
表决权可由股东亲自行使。在股东持有无记名股票的场合，股东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定日期将其股票交存公司，以使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在股东持有记名股票的场合，得以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则为股东名簿上记载的股东。若转让人将记名股票转让于受让人，但未将受让人名称记载干股票并将受让人之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簿，则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公司可不承认该受让人的股东身份，从而该受让人不得行使其表决权。但此与股份转让契约的效力无涉。
在以股份设定抵押之场合，抵押权设定人与抵押权人谁可行使表决权，颇值研究。对此，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以法国为代表，认为股票为用益权(usufruit)之标的，应由用益权人(Usefrutier)行使表决权，《日本商法典》第207条亦同之；另一种则以德国为代表，认为抵押权人不得妨害股东表决权之行使，应将作为抵押权的股份交付于有信用的第三人，如银行或股东的代理人，经该股东之同意代为行使，违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抵押权属担保物权之一种，股票的抵押权人只能就股票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而不能妨碍抵押权设定人对股票的用益权能，故应以德国立法例为妥。

表决权的代理行使
由于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多数股东散居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不少小股东不愿为出席股东会而支出巨额的交通、食宿费用及行使表决权所花之时间，更有不少股东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制度遂应运而生。《公司法》第108条亦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自解释论而言，尚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代理人的资格
《公司法》第108条对于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资格并未作出规定，解释上可认为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作为各该股东的代理人出席股东会。由于公司就自己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自身不得担任本公司股东的代理人；又由于公司就相互持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亦不得就被排除表决权的股份作为代理人行使表决权，均属理之当然。问题在于，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仅限于本公司股东，此种条款是否有效?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规定为强行法规，将代理人限于股东弊大于利，应解为无效。至于股东之外第三者扰乱股东大会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方式予以预防和救济。股东的表决权行使代理人既包括委托代理人，亦包括法定代理人。
2、代理人的人数
为防止数个代理人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不少立法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条第5项和台湾省《公司法》第177条第3项)将股东委托的代理人数限定一人。《公司法》亦应作如此解释。若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发生重复时，应以公司最先收到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决定代理人，但股东声明撤销前一委托书时不在此限。这样既可避免数个代理人之间的不必要争执，又可尊重股东的意思自治。至于一个代理人能否代理数个股东行使表决权，应作肯定解释。但为防止个别股东乃至股东外的第三人借表决权行使之机，操纵公司决策权，中国立法上应限制代理人同时代理两名以上股东行使表决权在公司已发行股份的表决权总数的百分比。
3、代理权之授予
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时，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由此可见，股东对代理权之授予应采书面形式，而不能采取口头形式，且此种委托书应由公司统一印发。股东在向代理会授权时，必须在委托书中载明其授权范围，即对股东大会议案表明赞否的意思表示。为防止少数人不正当地操纵股东大会，《公司法》应规定股东对代理人之授予须于每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分别为之，不得授予包括的代理权。为便于股东调查股东授权委托书之真伪及其表决权数，《公司法》应仿《日本商法典》第239条第5项、第6项之规定，规定公司董事应自股东大会终结之日起一定时期将股东授权委托书备置于公司住所。
4、委托书劝诱的法律问题
⑴委托书劝诱的意义及其形态
所谓委托书的劝诱，又称表决权代理行使的劝诱，是指当股东不能或不愿出席股东大会，亦未选任适当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时，公司及公司外的人(含股东)将记载必要事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交付公司股东，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第三人代理行使其表决权的民事行为。委托书的劝诱，既可以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有偿的，后一场合又称“委托书的收购”。如果说在一般场合下，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股东向代理人提出要约，则在委托书劝诱的场合下，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劝诱者向股东提出要约。
委托书的劝诱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公司为使股东大会之召开具备法律规定的定足数或使董事会提出的议案得以被通过而向公司股东进行委托书之劝诱，在此场合下由于公司自己不能代理行使表决权，故一般由第三人特别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代为行使表决权；二是公司之外的人(含股东)为争夺公司的经营权而竟相进行委托书之劝诱，竞争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激烈的委托书劝诱大会战(Proxyfight)。
⑵委托书劝诱的法律规制
委托书的劝诱，虽可被用于确保股东大会的应有机能以增进公司和股东利益，但亦可被少数投机钻营分子所利用以掌握公司经营重权，从而谋取个人私利。而且，若不对委托书的劝诱予以必要的法律规制，势必扭曲表决权的本来意义，致使众股东的真实意思无法在股东大会中体现出来，即使劝诱者对被劝诱的股东给予一定的甜味剂，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受损的仍然是公司的众股东们。为使委托书之劝诱服务于公司和股东利益之增进，保护被劝诱的股东免受不必要的损害，《公司法》或《证券法》需对委托书劝诱予以有效的规制。立法应严格规范委托书之劝诱。首先，委托书劝诱应向证券主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机关对不合格的劝诱行为应予取缔。其次，劝诱者在劝诱的同时或在此之前，必须将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相关的参考文件提供给被劝诱者，参考文件中必须载明法定的必要事项，以便被劝诱者在信息灵通的前提下作出是否同意劝诱、如何决定授权范围的决策。第三，劝诱者对被劝诱者提供的委托书用纸，必须使得被劝诱者可就决议事项中的各个项目明记其赞成或否定的意思表示。其四，劝诱者在劝诱过程中向被劝诱者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的，既应向被劝诱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亦应承担刑事责任。

表决权的书面行使
1、表决权书面行使的意义
前已述及，当股东不愿或不能出席股东大会时，股东可委托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但难以避免代理人不按本人意思行使表决权。因为，即使代理人的表决与本人的意愿相反，也仅是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并不妨碍代理人与公司间的关系，不影响表决的效力。为纠此流弊，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应运而生。所谓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又称书面投票制度，是指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在书面投票用纸上就股东大会决议中的有关事项表明其赞成、否定或弃权的意思，并将该书面投票用纸在股东大会之前提交公司以产生表决权行使效果的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是以股东大会的召开为前提的，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召开股东会的书面表决制度有别。
2、表决权的书面行使与代理行使的关系
二者的共同点是在股东自身不出席股东大会的前提下，使股东的意思得以在股东大会上反映出来。区别有二：首先，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制度通过代理人的行为将股东的意思反映于股东大会决议，一旦代理人投票时违反本人的意思，则股东本人的意思不能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反映出来，而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使股东的意思直接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反映出来；其次，在股东大会进行中提出动议的场合，若代理人就此种动议享有代理权，则出席股东大会的代理人可就此行使代理权，而进行书面表决的股东由于自身未出席股东大会，故不能就此反映其自身的意思。《公司法》规定了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但未规定表决权的书面行使，自解释论上而言，这并不妨碍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权的书面行使。鉴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与书面行使的区别，公司可从中任选其一，亦可同时采用
3、书面投票用纸
书面投票用纸，又称书面表决票。采行表决权书面行使制度的公司必须在股东大会召集通知中，附有书面表决票以及关于表决权行使的法定参考文件。书面表决票中必须就每项议案设有记载股东赞成、反对与弃权一栏，以确保股东意思能准确地体现于书面表决票之中；且必须记载一定的必要事项，以确保股东的知情权。若股东以其书面表决票丢失为由，私自制作书面表决票，其表决权之行使应为无效，这是由于书面表决票理应由公司制作，并记载法定的必要事项，但并不妨碍丢失书面表决票的股东向公司请求重新交付书面表决票。
4、书面表决权行使的方法和效果
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在书面表决票上记载必要事项后，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若股东大会进行中对原议案提出了修正案，则赞成原议案的投票作为反对修正案的投票对待。以书面行使的表决权数应当算入出席股东的表决权数。

B. 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会影响股东对外效力吗

(一)依法律的股权转让限制

这是股权转让限制中最为主要、最为复杂的一类，也是对股权转让协议效力冲击最为明显的一类。所谓依法律的股权转让限制，即各国法律对股权转让明文设置的条件限制。以我国公司企业法律为蓝本，结合有关国家的相关规定，依法律的股权转让限制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封闭性限制。

2、发起人持股时间的限制。

3、董事、监事、经理任职条件的限制。

4、取得自己股份的限制。

5、特殊股份转让的限制。

6、股权转让场所的限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较多较严，甚至极不合理，以至于原本违反法律限制皆应无效的规则，很难全面地加以贯彻。

(二)依章程的股权转让限制

与依法律的强制性股权转让限制不同，它属于自治性质的股权转让限制。它是指通过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所设置的条件限制。依章程的股权转让限制，多是依照法律的许可来进行。如《日本商法(第二编公司法)》第204条第1款规定：“股份可向他人转让，但不妨碍章程中规定转让时须经董事会同意的条款”。⑤德国《股份公司法》第68条(2)项也规定“章程可以规定(股票)转让需得到公司的同意，同意决定由董事会作出，章程也可以规定由监事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同意决定。章程可以对拒绝同意的理由作出规定”。⑥类似的规定，在多数国家的公司法中皆能找到，但我国公司法律却无此类限制性规定。此类限制规定，虽然由法律明文许可，但仍需通过公司章程实际采纳才有可能发挥限制的威力，故不能列入依法律的股权转让限制之中。依章程的股权转让限制，之所以多依照法律来进行，其实质是法律对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空间进行了约束，即除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举措外，章程原则上不得制定其它更多的股权转让限制条款。依章程的股权转让限制，更能体现法律的灵活，即法律并不直接地对股权转让予以限制，而是赋予投资者们凭章程去自主地选择是否对股权转让进行限制，故依章程的股权转让限制，更加符合私法自治的精神。依章程的股权转让限制，几乎普遍都是以公司同意转让与否、董事会承认与否来作为限制的主要方式，这意在尽可能为公司经营者维持股东的人合构成提供便利，以此迎合各类公司(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封闭性经营的社会需求。

(三)依合同的股权转让限制

这更是一种自治性质的股权转让限制。它是指依合同约定对股权转让所作的条件限制。这类合同主要有股东之间的合同、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合同以及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等。如部份股东之间就股权优先受让权所作的相互约定、公司与部分股东之间所作的特定条件下回购股权的约定、以及股东与第三人之间以股权为抵押标的物的约定，皆是依合同的股权转让限制的具体表现。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还出现了大量的股份合作制公司，此类公司的股权以内部职工持股为主要组成部份，对于内部职工股权的转让，由于缺乏法律的直接规定，多是通过公司章程、尤其是公司与股东以及股东之间的合同来规范。在此类合同中，常常以职工退职为退股的解约条件，常常包含有公司在职工退职时，拥有以面额价回购股权之类的相关约定。

C. 清 第一部商法

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第一部诉讼法——《刑事民事诉讼律》、第一部破产法——《破产律》

D. 请问商主体与企业的区别

什么是商主体

商主体在传统商法中又称为“商人”。是指依据商事法的有关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商事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自然人和法人组织。作为商人应当具有商法上的资格或能力，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营业性商行为，并能独立享受商法上的权利和承担商法上义务。学者们在概括商主体概念时，往往强调其主体的基本特征，认为“商业主体者，乃指商业上权利义务所归属之主体也 ” 。商主体也就是各种商事活动的参加者和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然而，现代各国商法在对商主体概念作法律概括时，往往并不注重商主体的外部特征，而更加强调构成商主体的实质性条件。也就是说，法律上通常要求商主体必须以持续地从事某种营利性商行为作为其基本构成条件，并规定凡是以从事特定的商行为作为其经常性职业的个人或组织 ，均可依法定程序成为商人。

与早期商法不同，在现代的商人法或商习惯法中，商人（商主体）概念并不具有非常确切的法律含义，也并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被加以保护。1808年的《法国商法典》率先废除了以商人为标准界定商法内容的旧的商人法原则，而代之以通过商行为来界定商法范围的所谓商行为法原则，并禁止任何自然人享有商业特权。按照现代各国商法的一般理解，构成商主体的实质性标准在于商人必须从事营利性的商行为。也就是说，作为商人必须具备四个构成条件： （1）商主体所从事的必须是商行为，并且这种商行为应当具有特定性；（2）商主体必须自己就是其所从事的商行为的主体，是具体商事营业活动的主人，是商行为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者；（3）商主体须持续地从事同一性质的营利性行为，偶然从事某项营利活动的个人或组织通常不属于商人；（4）商主体须以特定的营利性活动为其职业或经常性营业，从事非营业性营利活动者按照不少国家的法律规定也不属于商人之列。

商主体的特征

商人作为商法上的行为主体，除应具备民法中有关民事主体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不同于一般民事主体的法律特征。这些法律特征主要表现在：

首先，商事主体必须具有商事能力。所谓商事能力系指商事主体在商法上的商事权利能力与商事行为能力的统称。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商事主体必须能够参加商事活动，二是指商事主体有特定的经营范围。

其次，商主体必须以营利性活动作为其营业内容。也就是说，作为商主体要求其从事的必须是特定的商行为，并且必须是持续性地从事该种商行为且以该种商行为作为其营业内容的主体。

第三、商主体的特殊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须经商业登记而取得。从法律上说，商主体资格的取得来源于商业登记制度，因此商业登记这一创设商主体的法律事实既决定着商主体商事能力之范围，同时又为商法对商主体的税收、工商管理奠定了基础。正基于此，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均要求商主体的成立必须首先履行商业登记程序。按照我国现行的工商登记法规，任何个人或社团组织凡欲从事营利性营业行为，成立企业法人、个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者，都必须履行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未履行登记手续的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营利性营业活动。

最后，商主体必须是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商法上权利义务的实际承担者。也就是说，作为商事主体它必须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商事活动，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并能以特定范围的资产承担财产责任。这一特征不仅将商主体与不具有独立资格的商业组织内部机构或商业辅助人区别开来，而且可以将商业合伙与不具备商业名称和独立主体资格的民事合伙区别开来。

各国商法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

各国由于立法理念的不同，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也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一）法国。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商法典，该法典第一条明确规定：商人者，以商行为为业者。这一规定强调了商主体资格对商行为的依存，创立了通常所说的规制商主体的客观主义原则。

（二）德国。德国旧商法仍以商行为来界定商人，1900年的德国新商法典则确立了“商人中心”原则，其第1条第1款规定：“本法典意义上的商人是指从事商事经营的人。”它以商人构成要件来界定商主体，而不管商主体以何种类型出现，将商人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同一行为，商人为之适用商法，其他人为之则适用其他法律。这确立了规制商主体的主观主义原则。

（三）日本。日本现行商法典第四条规定：“本法所谓商人是指用自己的名义，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人。”它以行为标准为核心，兼顾名义标准和职业标准，一方面从一定的行为自身性质将其视为商行为，另一方面又列举出另外一些行为，仅在特定条件下视为商行为，并将行为人视为商人。比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为被监护人进行以从事商行为为职业的营业活动时，经过登记的，可以认为是商人。这种做法融合了客观主义原则和主观主义原则，因而被称之为折衷主义原则。

（四）美国。美国《统一商法典》对商主体没有严格限定，范围很广，第2-104条规定：“商人是指从事某类货物交易业务或因职业关系以其他方式表现其对交易所涉及的货物或做法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也指雇佣因职业关系表明其具有此种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代理人、经纪人或其他中介人的人。”

上述界定标准中，以日本商法典为代表的折衷主义原则将概括主义与限制列举主义有机结合，对商主体概念的界定较为合理，为世界上多数国家采用。我国在制定商法典时也应以折衷主义为界定商主体概念的原则。此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的提法已不适合现实需要，因此我国在立法时应统一使用“商主体”这一概念。

传统理论对商主体表现形式的划分

商主体如采用不同的标准，其表现形式的划分也有不同，传统上对商主体划分的理论有：依商主体是自然人还是组织体以及组织形态为标准，可以将众多的商主体分为商个人、商法人和商合伙；依据商主体是否以注册登记为其条件，可以将商主体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依商主体的规模为标准，商主体可以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等等。这些分类标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将商主体分为商法人、商个人和商事合伙与现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冲突。比如独资企业属于商个人的一种，又因其以组织体形态出现而成为企业类型之一，这就使该种划分与企业在外延上形成一种交叉关系，不尽合理。

将商主体分为法定商人、注册商人和任意商人的典型是德国商法典，由于采取主观主义原则，德国商法对上述三类商人具体从事的行业作了规定，这使法律具有了保守性，难以涵盖新兴行业，也增大了规范的复杂性。而且按经营范围来划分商主体也使得某些企业和经济领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德国也已着手修改商法，试图增加商主体表现形式划分的简明性和可操作性。

将商主体分为大商人和小商人是以商主体规模为标准，姑且不论单纯以资本金额来判别商主体的规模是否合理，这一划分也很难跟上时代发展，因为资本金额的实际价值会随着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变动。况且所谓“大商人”这个概念的提出只是为了与小商人相对而言，并不具有法律意义。这显然不符合建立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的要求。

在我国，由于商法典或其他形式意义上商法缺失，关于商主体的范围究竟包含哪些，只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并无法律的明确界定。并且，由于商主体的内涵远未成为定论，基于商主体内涵而构建的商主体的外延，事实上也就无从定论了。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对此加强研究，以期从理论层面上形成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而进一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立法架构，为我国商法建设作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我们认为，应当根据商主体的内涵，各国商法的一般规定及其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发展，对我国商主体范围予以科学的界定。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虽存在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但严格来说，他们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商主体。对照上述商主体的要件与要素，以及我国从事商事营业必须经过注册登记的法律实践，我们认为可以将我国商主体界定为企业，而在我国企业均指商事企业，故具体可包括商法人、商合伙、商个人等形态。但鉴于商主体由抽象人格向具体人格发展的时代趋势，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具体到对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他变态形式等商主体具体形态予以研究。

我国的商主体表现形式体系

企业是出自经济学、经营学上的概念，是指“经营性的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的某种主体，作为概括的资产或者资本和人员集合之经营体，企业也可以作为交易的客体”。企业这个概念被引入法律是为了弥补传统商主体概念的不足，“商事个人的概念显然不同于作为团体的商业组织，而商事法人的概念也无法涵盖非法人形态的商事组织”， 于是企业便与商法联体，增添了商法的活力。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自然人个人名义或以“家庭”、“户”的名义所进行的商事活动，无论是在商事交易的数量上，或是总的数额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在大量涌现的商事交易中，以主体身份参与其中的主要是企业，企业已成为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因此，按企业的组织形式，以是否具备企业形式来划分商主体是现代划分的趋势。由于典型意义上的企业的本质与商主体的本质，其存在价值是一致的，所以在划分我国商主体的表现形式时，应该以企业为中心。

20世纪以来，企业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显现出不同的发展变化轨迹。在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主要以公司、合伙、独资的形式存在，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司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在我国，过去由于受所有制观念的束缚，将企业划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这种划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划分企业类型，首先应当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模式是资本结合，而非人合或劳合。企业设立时的出资数额是企业对外交往信用度的衡量标准，并最终成为企业承担责任的基石；企业于经营中所积累的财产亦是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作为独立主体的重要基础。资合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减少投资风险，吸纳资金，增强竞争力，更大程度地提高资本利用率；另一方面，资合能使企业吸收的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地域、血缘的限制，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所要求的稳定性特征。

以资合为目标模式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制度。当然企业采取一个目标模式，总体上朝资合这一目标发展，并不是说企业只能有一种类型。相反，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当允许存在、也必然会存在其他的企业类型。我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时期，更是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共生共存，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的企业可以分为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及股份合作制企业。

（一）公司。公司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有泛化的现象，甚至成为了企业的同义语，产生了负面作用。本文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以营利为目的，由股东投资而设立的企业法人。在我国，公司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形式。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公司的股东以其出资额或所持有的股份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公司已成为现代企业的主要形态，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

（二）独资企业。独资企业是商个人进行经营的企业形式，依我国法律规定，独资企业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个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独资企业在管理上有较大自由，适合于小规模经营，在各国企业中占有一定比重，构成商主体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是，独资企业资金来源有限，难以扩大生产经营。同时，出资者对企业要负无限责任，风险很大，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独资企业的发展会受到限制。

（三）合伙企业。合伙企业是指依照合伙企业法设立的由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商事组织。合伙实现了对商个人的超越，使资金来源更多，生产规模得以扩大，经营负担和经营风险也得到了分散，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合伙企业经营较灵活，成员结构较稳定，人合性质很强。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有“重义轻利”的思想，讲究人情关系，适合合伙企业的存在和发展。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我国特有的一种企业形式，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出来的，在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新的企业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大多数是职工出资参股，共担风险。在坚持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公有制的同时，有步骤、有选择地放开国有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

以上是以企业的组织形态为前提所进行的划分。在国内还有一种分类方法是把企业分成三资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与上述类型并不是一种意义上的提法。中外合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企业中，法人型合作经营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非法人型的实质上是合伙企业；外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因此，三资企业也属于我国商主体的范围，但并不是独立于上述类型之外的企业。

我国很早就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已经进行了公司制改组，或采取了股份合作制模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无疑都属于商主体的范围。那些在短期内不能改组的、没有条件改组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只要它们在市场交易中以经营体的身份出现，都应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并在条件或时机成熟时使其真正商主体化。

不具备企业形态的商主体表现形式

商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企业，除此之外，还有部分不具备企业形态的个体经营者也应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在我国，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一）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是指“公民以个人财产或家庭财产作为经营资本，依法核准登记并在法定的范围内从事非农业性经营活动的个人或家庭。” 个体工商户经营规模小，其经营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经营者个人或家庭的需要，对于活跃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有积极意义。我国目前对个体工商户的法律规制仍很严格，而且在执法上也存在着对个体工商户的歧视，这种状况应当加以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个人合伙在领取营业执照时使用的是个体工商户的名义。

（二）农村承包经营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农村承包合同的规定，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独立从事商事经营活动的，由一人或多人组成的农户”。农村承包经营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创举，对于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起到了巨大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有几千年“以农为本”的社会理念，商业发展在农村一直阻碍重重。而农村承包经营制度将商业文明的种种观念引入农村，加速了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也从客观上开阔了广大农民的眼界，提高了农民素质。

另外，我国还存在着一些从事小商品买卖活动的人，如摊商、流动商以及手艺匠人等，有时无需经过工商登记也可进行买卖活动，对于他们是否属于商主体还有争论。笔者认为，只要他们具备了最起码的经营形态，或相对固定的经营场所，或一定的字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都可以被视为市场交易主体而纳入商主体的范围。国家在对他们进行管理时应当尽量宽松，管理手段、管理内容等也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由各地管理机关自主决定。

E. 国际商事惯例的构成条件

国际商事惯例是在长期的商业或贸易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于解决国际商事问题的实体法性质的国际惯例。它具有以下特点： 国际商事惯例（一）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而形成 早在11世纪，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商人团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即开始自行制订一些规约，即所谓商人法，这种商人法就是商人们长期从事商业活动的习惯做法。这种习惯做法一开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区和行业。随着国际商业的不断发展，其影响不断扩大，有的发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围内通行。 （二）被许多国家和地区认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严格地讲，任何一种国际商事惯例，都不是以正式国际条约这种国家之间的协议法形式出现的，而是由地区、行业、国际组织（通常是民间组织)或商业团体把国际商业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习惯做法归纳成文，给予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公布于天下。国家对国际商事惯例的认可，即意味着国家赋予它任意性法律的性质。 （三）具有确定的内容，针对性很强 目前，世界上普遍适用的国际商事惯例基本上都是成文的，大都是由某些国际组织或某些国家的商业团体根据长期形成的商业习惯制订的，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内容十分确定，是判定有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解决有关当事人的争议，处理索赔、理赔案件的重要依据。 （四）是任意性而非强制性的规则，运用起来十分灵活 尽管国际商事惯例被许多国家和地区认可，具有普遍适用性，但不同于国际条约之于缔约国及其国民，也不同于国内法中的某些强制性规定，它对有关国家和国民不具有当然的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它不具有直接的普遍法律约束力。通常，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某些惯例时，当事人才受该惯例的约束，该惯例才对该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 （五）它仍处在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而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和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飞跃发展，其变化速度在加快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途径 国际商事惯例不是国家立法，也不是国际条约，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国家认可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间接和直接两种途 国际商事惯例径。 1.间接途径 这种途径是指国际商事惯例通过当事人的协议选择而间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径。在国际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这样，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就因法院地国或仲裁地国承认当事人的选择而被间接地赋予法律效力。这一途径已为一些国际条约所规定。 2.直接途径 直接途径不以当事人协议为条件而是直接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法律约束力。 (1)国内立法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1条规定：“关于商事，本法无规定者，适用商习惯法，无商习惯法，适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都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规定采用国际贸易中普遍承认的原则和惯例。特别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全盘移植到其国内法中，赋予其国内法上的普遍约束力。 (2)国际条约的规定。1964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撇开当事人的协议，直接认可惯例的约束力：“当事人还须受一般人在同样情况下认为应适用于契约的惯例的约束。”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8条第3款规定：“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作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从而直接认可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 （二）国际商事惯例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1.契约性效力 一般说来，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所谓契约上的效力，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即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它是相对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就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而不是强制性拘束力。这种契约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而间接赋予的。 2.强制性效力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约束力，该国际商事惯例就有强制性效力。《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国内法的效力。还有些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虽未将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全盘移植，但也对其效力作了强制性规定。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不再需要借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协议选择，已取得了等同于国内法效力的特定国际商事惯例都必须适用，其效力是强制性的。 3.替补性效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法确定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替补性效力，即在有关国内法和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未作相应规定时，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其空缺。

F. 论述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谢谢了。

国际商事惯例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⒈契约性效力 一般说来，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所谓契约上的效力，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即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它是相对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就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而不是强制性拘束力。这种契约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而间接赋予的。 ⒉强制性效力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约束力，该国际商事惯例就有强制性效力。《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国内法的效力。还有些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虽未将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全盘移植，但也对其效力作了强制性规定。 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不再需要借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协议选择，已取得了等同于国内法效力的特定国际商事惯例都必须适用，其效力是强制性的。 ⒊替补性效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法确定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替补性效力，即在有关国内法和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未作相应规定时，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其空缺。

G. 关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

关于商法的地位与商事立法问题，学界历来存在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两种主张。然一种奇怪的现象是，国内的商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分立而民法学者多主张民商合一，这其中或许多少带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笔者看来，商法是否独立，商事通则制定是否可行，是一个逻辑性、体系性、科学性的论证过程，也是一个立法技术的问题；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没有单独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则，也绝不意味着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与独立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撇开感情因素，对这个问题做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考察。

商事规范与“商事通则”

（一）关于商事规范内容的通说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为对商或商事关系的界定是构建商法的概念、规则、体系的基础，所以研究商事规范需从对商的认识出发。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的界定，“商是指货物、生产品或任何种类的货物之交换。”《韦氏新国际辞典》称“商是指商品交换或买卖行为”。笔者认为这些界定主要是针对古典商业时代而言的，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商事的范围和种类已越来越广，越来越多，形成 “无业不商”的局面，商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凡属以营利为目的从事交易的行为，在法律上皆可谓之“商”。按学界通说，现代“商”的具体种类包括：其一，买卖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直接进行财货交易的行为；其二，“辅助商”，指以间接媒介财货交易为目的的营业活动，实际上是辅助固有商营业得以实现的商事行为，如货物运输、仓储、代理、居间、行纪等；其三，虽不具有直接或间接媒介货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为性质与固有商和辅助商有密切联系，为其提供商业条件的营业活动，如融资、信托、加工、承揽、出版等，学者称之为“第三种商”。其四，仅与第三种商有牵连关系的营业活动，如广告宣传、人身与财产保险、餐饮娱乐、旅游服务、信息咨询等，即“第四种商”。现代意义上的商事是指一切营利性主体所从事的一切营利性活动或事业的总称。

在世界各国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着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两种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单独制定商法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法国、德国、日本、比利时、韩国等40多个国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下，商法仅是民法的特别法，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典，仅以商事单行法和散见于民法及其他部门法、判例中的商法规则为表现形式。考察世界各国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国家中，《德国商法典》分为五编：第一编为商人的身份，下设商人、商业登记簿、商号、经理权和代办权，商业辅助人和商业学徒、代理商、商事居间人七章；第二编为公司和隐名合伙，下设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隐名合伙三章；第三编为商业账簿，下设对所有商人的规定，对资合公司的补充规定、对登记合作社的补充规定、对保险企业的补充规定、私人提出账目委员会及提出账目咨询委员会五章；第四编为商行为，下设一般规定、商业买卖、行纪营业、货运营业、运输代理营业、仓库营业六章；第五编为海商，内容另行刊载。它未涉及任何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的内容，对有限公司、合作社、证券等相关内容也未作规定。《法国商法典》的内容涉及商人、商人会计、商品交易所、居间商、质押和行纪商、商行为的证据、汇票和本票、商业时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采用了总则、公司、商行为及海商四编的体系结构，规定了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的内容，又规定了买卖、交互计算、隐名合伙、居间营业、行纪营业、承揽运送、寄托保险等商行为，但未涉及破产法。《澳门商法典》分为四卷，即经营商业企业之一般规则、合营企业之经营及企业经营之合作、企业外部活动及债权证券。从上述各国（地区）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内容极为庞杂，各国法上规定的内容相差较大，商法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界线，在尚无成熟的立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谈我国商事通则乃至商法典的制订，似乎为时尚早。

（二）关于商事立法的各种主张以及目前的立法实践

国内学界对于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1.主张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学鹿教授。该种主张主要是基于完善商法体系，保障商法统一以及体现商法独立价值等方面的考虑。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张，而这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传统相悖，欠缺对中国现实的回应，已经为大部分学者所不采。

2.主张制定商事通则，江平、王保树等诸多学者持此主张。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发挥其统率作用，以收纲举目张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质的局限，其内容不可能无限膨胀，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实现商法体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统一市场、统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赞成制定商事通则，认为这样简便可行并可以充分体现商法的特征。[2]但对于商事通则的内容，学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张商事通则应包括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包括商业名称、商业信用、商业秘密等）、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关连企业、连锁企业、商业帐薄、商事行为、商业代理（包括内部经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种销售代理，如独家代理等）等内容；[3]也有学者提出商事通则应包括基本原则、商事主体、商事行为与代理、商号、商业登记、商事责任的一般规定、附则等七章，[4]此较前说范围缩小；王保树教授认为，商事通则仅仅是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5]

3.主张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别法的形式存在，此多为民法学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数商法学者持此主张，比如赵万一教授认为“以民法典为基本法，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是我国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选择。”[6]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基于我国的立法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关系以及立法技术等几个方面的理由，而且现行的体制运行良好，没有必要做大的改动。

商法的内容，通说认为包括组织法和行为法两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体、商业登记、商业账簿、商事代理等内容；后者主要包括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等等。在笔者看来，无论商法的具体范围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义上的内容，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证券法、破产法等很难找到共同涉及的内容准则，从而抽象出普遍适用的本质特征及共同规则，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议的商法典，将会是一件极为费时费力的事。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令人惊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并于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以下简称《深圳商事条例》）。该条例分为8章共65条，第一章总则，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记，第四章商人的名称与营业转让，第五章商业账簿，第六章商业雇员，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则。这实际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则。自其颁布以来，学界虽有一定的争论，但褒奖者甚众，比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对我国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务部召开的现代市场流通体制法律框架研讨会上又传出了要抓紧制定商事通则的消息。的确，基于深圳特区在我国的突出地位，其第一个制订商事条例不可能没有轰动效应，但若主张以此为契机，制订全国适用的商事通则，则有诸多需商榷之处。而且从其体系和内容上看，它是将商行为法剥离，而仅以商组织法为基础做出的原则性规定，全文仅有65 条，立法的过于粗线条，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笔者认为是否制定商事通则是一个关乎法律体系和立法技术的问题，需要大量的分析论证，以我国目前的立法传统和理论基础，应以舍弃制定商事通则为宜。

H. 股东表决权的例外

股东表决权的例外
《公司法》就一股一表决权原则之例外，未作明文规定。但解释上应予肯定，在立法论上亦有加以研究之必要。 所谓无表决权股份，是指不问股东为谁，股份自身即不含有表决权的股份。是否允许无表决权股份，各国立法例颇不相同。一种立法例对此持肯定态度，如美国的《模范公司法》和特拉华州《公司法》、英国、法国、日本和台湾省有关立法；另一种立法例则否，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比利时、荷兰和丹麦。即使后一立法例亦非绝对地否定无表决权股份。例如德国《股份法》第12条第1项规定，优先股份可作为没有表决权的股份发行，并自第139条至第141条就没有表决权的优先股作了详细规定。
《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51条曾规定，优先股股份不享有表决权，不适用一股一表决权之原则。但中国现行《公司法》对此未置可否。股份公司的股东可分为投资股东、投机股东和经营股东，投资股东只关心股利之多寡，而不在乎表决权之行使，高利率的投资回报即足以对其投资产生较大的吸引力；投机股东只关心股票市场中价格之涨落，亦无意于行使表决权；经营股东往往为公司之发起人，他们不仅关心股利之多寡，且关心公司之经营管理和发展前途。若《公司法》允许无表决权股份之设立，则既可为投资股东和投机股东提供丰厚的投资回报，又可强化经营股东对公司事务所享有的经营权，也可消除收购委托书所导致之流弊，从而使各类股东各得其所。尤其是在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的今天，为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减轻国家股代理机构在表决权行使方面的工作负担，避免国家股代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滥用表决权，诚有必要将国家股界定为无表决权的可参加的累积优先股，但关乎国家安全和重大社会经济利益的公司中的国家股则不在此限。故《公司法》应允许无表决权优先股之存在。
无表决权股不享有表决权并不是绝对的，在特定情形下发生表决权复活的问题。所谓特定情形，是指无表决权股东未能依章程优先分取股利而言的，在此种情形下，此类股东的自益权未能获得满足，若不承认其表决权之复活，势必导致权利与义务失衡，从而使无表决权股之存在丧失意义。所谓表决权的复活也是有期限的，一旦无表决权股东的优先股利分取请求权获得满足，其表决权之存在亦重新归于消灭。《日本商法典》第242条和《德国股份法》第140条均对无表决股表决权复活的条件作了规定，颇值我国借鉴。 所谓多重表决权股，是指一股享有多个表决权的股份。是否允许多重表决权股，各国规定颇不一致。日本一般不允许多重表决权股，而英美公司法则允许公司章程规定多重表决权股。如依英国1985年《公司准则表格A》第54条之规定，公司章程既可设立永久性的多重表决权股，亦可规定特定股东就特定事项享有多重表决权。前者可以Right Sand Issues Investment Trust Ltd诉Stylo Shoes Ltd一案为代表，在该案中的小股东凭藉多重表决权掌握公司经营重权；后者可以Bushell诉Faith一案为代表，在该案中，公司章程赋予担任董事职务的股东就将其解任的股东大会决议享有多数表决权，此规定亦被法院解为合法。
根据一股一表决权原则，中国《公司法》不允许多重表决权股份之存在，固无不当，但为充分发挥多重表决权股在特定紧急情形下维护公司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有作用，宜仿德国立法例，例外地允许多重表决权股之设立。 表决权可由股东亲自行使。在股东持有无记名股票的场合，股东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定日期将其股票交存公司，以使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在股东持有记名股票的场合，得以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则为股东名簿上记载的股东。若转让人将记名股票转让于受让人，但未将受让人名称记载干股票并将受让人之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簿，则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公司可不承认该受让人的股东身份，从而该受让人不得行使其表决权。但此与股份转让契约的效力无涉。
在以股份设定抵押之场合，抵押权设定人与抵押权人谁可行使表决权，颇值研究。对此，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以法国为代表，认为股票为用益权(usufruit)之标的，应由用益权人(Usefrutier)行使表决权，《日本商法典》第207条亦同之；另一种则以德国为代表，认为抵押权人不得妨害股东表决权之行使，应将作为抵押权的股份交付于有信用的第三人，如银行或股东的代理人，经该股东之同意代为行使，违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抵押权属担保物权之一种，股票的抵押权人只能就股票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而不能妨碍抵押权设定人对股票的用益权能，故应以德国立法例为妥。 由于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多数股东散居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不少小股东不愿为出席股东会而支出巨额的交通、食宿费用及行使表决权所花之时间，更有不少股东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制度遂应运而生。《公司法》第108条亦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自解释论而言，尚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代理人的资格
《公司法》第108条对于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资格并未作出规定，解释上可认为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作为各该股东的代理人出席股东会。由于公司就自己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自身不得担任本公司股东的代理人；又由于公司就相互持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亦不得就被排除表决权的股份作为代理人行使表决权，均属理之当然。问题在于，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仅限于本公司股东，此种条款是否有效?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规定为强行法规，将代理人限于股东弊大于利，应解为无效。至于股东之外第三者扰乱股东大会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方式予以预防和救济。股东的表决权行使代理人既包括委托代理人，亦包括法定代理人。
2、代理人的人数
为防止数个代理人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不少立法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条第5项和台湾省《公司法》第177条第3项)将股东委托的代理人数限定一人。《公司法》亦应作如此解释。若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发生重复时，应以公司最先收到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决定代理人，但股东声明撤销前一委托书时不在此限。这样既可避免数个代理人之间的不必要争执，又可尊重股东的意思自治。至于一个代理人能否代理数个股东行使表决权，应作肯定解释。但为防止个别股东乃至股东外的第三人借表决权行使之机，操纵公司决策权，中国立法上应限制代理人同时代理两名以上股东行使表决权在公司已发行股份的表决权总数的百分比。
3、代理权之授予
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时，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由此可见，股东对代理权之授予应采书面形式，而不能采取口头形式，且此种委托书应由公司统一印发。股东在向代理会授权时，必须在委托书中载明其授权范围，即对股东大会议案表明赞否的意思表示。为防止少数人不正当地操纵股东大会，《公司法》应规定股东对代理人之授予须于每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分别为之，不得授予包括的代理权。为便于股东调查股东授权委托书之真伪及其表决权数，《公司法》应仿《日本商法典》第239条第5项、第6项之规定，规定公司董事应自股东大会终结之日起一定时期将股东授权委托书备置于公司住所。
4、委托书劝诱的法律问题
⑴委托书劝诱的意义及其形态
所谓委托书的劝诱，又称表决权代理行使的劝诱，是指当股东不能或不愿出席股东大会，亦未选任适当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时，公司及公司外的人(含股东)将记载必要事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交付公司股东，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第三人代理行使其表决权的民事行为。委托书的劝诱，既可以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有偿的，后一场合又称“委托书的收购”。如果说在一般场合下，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股东向代理人提出要约，则在委托书劝诱的场合下，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劝诱者向股东提出要约。
委托书的劝诱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公司为使股东大会之召开具备法律规定的定足数或使董事会提出的议案得以被通过而向公司股东进行委托书之劝诱，在此场合下由于公司自己不能代理行使表决权，故一般由第三人特别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代为行使表决权；二是公司之外的人(含股东)为争夺公司的经营权而竟相进行委托书之劝诱，竞争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激烈的委托书劝诱大会战(Proxyfight)。
⑵委托书劝诱的法律规制
委托书的劝诱，虽可被用于确保股东大会的应有机能以增进公司和股东利益，但亦可被少数投机钻营分子所利用以掌握公司经营重权，从而谋取个人私利。而且，若不对委托书的劝诱予以必要的法律规制，势必扭曲表决权的本来意义，致使众股东的真实意思无法在股东大会中体现出来，即使劝诱者对被劝诱的股东给予一定的甜味剂，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受损的仍然是公司的众股东们。为使委托书之劝诱服务于公司和股东利益之增进，保护被劝诱的股东免受不必要的损害，《公司法》或《证券法》需对委托书劝诱予以有效的规制。立法应严格规范委托书之劝诱。首先，委托书劝诱应向证券主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机关对不合格的劝诱行为应予取缔。其次，劝诱者在劝诱的同时或在此之前，必须将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相关的参考文件提供给被劝诱者，参考文件中必须载明法定的必要事项，以便被劝诱者在信息灵通的前提下作出是否同意劝诱、如何决定授权范围的决策。第三，劝诱者对被劝诱者提供的委托书用纸，必须使得被劝诱者可就决议事项中的各个项目明记其赞成或否定的意思表示。其四，劝诱者在劝诱过程中向被劝诱者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的，既应向被劝诱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亦应承担刑事责任。 1、表决权书面行使的意义
前已述及，当股东不愿或不能出席股东大会时，股东可委托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但难以避免代理人不按本人意思行使表决权。因为，即使代理人的表决与本人的意愿相反，也仅是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并不妨碍代理人与公司间的关系，不影响表决的效力。为纠此流弊，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应运而生。所谓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又称书面投票制度，是指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在书面投票用纸上就股东大会决议中的有关事项表明其赞成、否定或弃权的意思，并将该书面投票用纸在股东大会之前提交公司以产生表决权行使效果的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是以股东大会的召开为前提的，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召开股东会的书面表决制度有别。
2、表决权的书面行使与代理行使的关系
二者的共同点是在股东自身不出席股东大会的前提下，使股东的意思得以在股东大会上反映出来。区别有二：首先，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制度通过代理人的行为将股东的意思反映于股东大会决议，一旦代理人投票时违反本人的意思，则股东本人的意思不能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反映出来，而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使股东的意思直接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反映出来；其次，在股东大会进行中提出动议的场合，若代理人就此种动议享有代理权，则出席股东大会的代理人可就此行使代理权，而进行书面表决的股东由于自身未出席股东大会，故不能就此反映其自身的意思。《公司法》规定了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但未规定表决权的书面行使，自解释论上而言，这并不妨碍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权的书面行使。鉴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与书面行使的区别，公司可从中任选其一，亦可同时采用
3、书面投票用纸
书面投票用纸，又称书面表决票。采行表决权书面行使制度的公司必须在股东大会召集通知中，附有书面表决票以及关于表决权行使的法定参考文件。书面表决票中必须就每项议案设有记载股东赞成、反对与弃权一栏，以确保股东意思能准确地体现于书面表决票之中；且必须记载一定的必要事项，以确保股东的知情权。若股东以其书面表决票丢失为由，私自制作书面表决票，其表决权之行使应为无效，这是由于书面表决票理应由公司制作，并记载法定的必要事项，但并不妨碍丢失书面表决票的股东向公司请求重新交付书面表决票。
4、书面表决权行使的方法和效果
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在书面表决票上记载必要事项后，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若股东大会进行中对原议案提出了修正案，则赞成原议案的投票作为反对修正案的投票对待。以书面行使的表决权数应当算入出席股东的表决权数。

I. 代理与股东投票权相关的代理是指什么

股东表决权又称股东议决权，是指股东基于股东地位享有的，就股东会、股东大会的议案做出一定意思表示的权利。股东表决权作为一种固有权、共益权，是股东权利的主要体现，与股利分配请求权一样居于股东权的核心。表决权的亲自行使表决权可由股东亲自行使。在股东持有无记名股票的场合，股东必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定日期将其股票交存公司，以使公司确认其股东身份；在股东持有记名股票的场合，得以行使表决权的股东则为股东名簿上记载的股东。若转让人将记名股票转让于受让人，但未将受让人名称记载干股票并将受让人之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簿，则不得以其转让对抗公司，公司可不承认该受让人的股东身份，从而该受让人不得行使其表决权。但此与股份转让契约的效力无涉。在以股份设定抵押之场合，抵押权设定人与抵押权人谁可行使表决权，颇值研究。对此，主要有两种立法例：一种以法国为代表，认为股票为用益权(usufruit)之标的，应由用益权人(Usefrutier)行使表决权，《日本商法典》第207条亦同之；另一种则以德国为代表，认为抵押权人不得妨害股东表决权之行使，应将作为抵押权的股份交付于有信用的第三人，如银行或股东的代理人，经该股东之同意代为行使，违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抵押权属担保物权之一种，股票的抵押权人只能就股票的交换价值优先受偿，而不能妨碍抵押权设定人对股票的用益权能，故应以德国立法例为妥。表决权的代理行使由于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多数股东散居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不少小股东不愿为出席股东会而支出巨额的交通、食宿费用及行使表决权所花之时间，更有不少股东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而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制度遂应运而生。《公司法》第108条亦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自解释论而言，尚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1、代理人的资格《公司法》第108条对于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资格并未作出规定，解释上可认为凡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作为各该股东的代理人出席股东会。由于公司就自己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自身不得担任本公司股东的代理人；又由于公司就相互持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亦不得就被排除表决权的股份作为代理人行使表决权，均属理之当然。问题在于，若公司章程规定股东行使表决权的代理人仅限于本公司股东，此种条款是否有效?股东委托代理人的规定为强行法规，将代理人限于股东弊大于利，应解为无效。至于股东之外第三者扰乱股东大会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方式予以预防和救济。股东的表决权行使代理人既包括委托代理人，亦包括法定代理人。2、代理人的人数为防止数个代理人扰乱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不少立法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条第5项和台湾省《公司法》第177条第3项)将股东委托的代理人数限定一人。《公司法》亦应作如此解释。若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发生重复时，应以公司最先收到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决定代理人，但股东声明撤销前一委托书时不在此限。这样既可避免数个代理人之间的不必要争执，又可尊重股东的意思自治。至于一个代理人能否代理数个股东行使表决权，应作肯定解释。但为防止个别股东乃至股东外的第三人借表决权行使之机，操纵公司决策权，中国立法上应限制代理人同时代理两名以上股东行使表决权在公司已发行股份的表决权总数的百分比。3、代理权之授予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时，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由此可见，股东对代理权之授予应采书面形式，而不能采取口头形式，且此种委托书应由公司统一印发。股东在向代理会授权时，必须在委托书中载明其授权范围，即对股东大会议案表明赞否的意思表示。为防止少数人不正当地操纵股东大会，《公司法》应规定股东对代理人之授予须于每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分别为之，不得授予包括的代理权。为便于股东调查股东授权委托书之真伪及其表决权数，《公司法》应仿《日本商法典》第239条第5项、第6项之规定，规定公司董事应自股东大会终结之日起一定时期将股东授权委托书备置于公司住所。4、委托书劝诱的法律问题⑴委托书劝诱的意义及其形态所谓委托书的劝诱，又称表决权代理行使的劝诱，是指当股东不能或不愿出席股东大会，亦未选任适当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时，公司及公司外的人(含股东)将记载必要事项的空白授权委托书交付公司股东，劝说股东选任自己或第三人代理行使其表决权的民事行为。委托书的劝诱，既可以是无偿的，也可以是有偿的，后一场合又称“委托书的收购”。如果说在一般场合下，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股东向代理人提出要约，则在委托书劝诱的场合下，股东委托代理人行使表决权是由劝诱者向股东提出要约。委托书的劝诱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公司为使股东大会之召开具备法律规定的定足数或使董事会提出的议案得以被通过而向公司股东进行委托书之劝诱，在此场合下由于公司自己不能代理行使表决权，故一般由第三人特别是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代为行使表决权；二是公司之外的人(含股东)为争夺公司的经营权而竟相进行委托书之劝诱，竞争达到一定程度便会产生激烈的委托书劝诱大会战(Proxyfight)。⑵委托书劝诱的法律规制委托书的劝诱，虽可被用于确保股东大会的应有机能以增进公司和股东利益，但亦可被少数投机钻营分子所利用以掌握公司经营重权，从而谋取个人私利。而且，若不对委托书的劝诱予以必要的法律规制，势必扭曲表决权的本来意义，致使众股东的真实意思无法在股东大会中体现出来，即使劝诱者对被劝诱的股东给予一定的甜味剂，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受损的仍然是公司的众股东们。为使委托书之劝诱服务于公司和股东利益之增进，保护被劝诱的股东免受不必要的损害，《公司法》或《证券法》需对委托书劝诱予以有效的规制。立法应严格规范委托书之劝诱。首先，委托书劝诱应向证券主管机关提出申请，主管机关对不合格的劝诱行为应予取缔。其次，劝诱者在劝诱的同时或在此之前，必须将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相关的参考文件提供给被劝诱者，参考文件中必须载明法定的必要事项，以便被劝诱者在信息灵通的前提下作出是否同意劝诱、如何决定授权范围的决策。第三，劝诱者对被劝诱者提供的委托书用纸，必须使得被劝诱者可就决议事项中的各个项目明记其赞成或否定的意思表示。其四，劝诱者在劝诱过程中向被劝诱者提供虚假或误导信息的，既应向被劝诱者负损害赔偿责任，亦应承担刑事责任。表决权的书面行使1、表决权书面行使的意义前已述及，当股东不愿或不能出席股东大会时，股东可委托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但难以避免代理人不按本人意思行使表决权。因为，即使代理人的表决与本人的意愿相反，也仅是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并不妨碍代理人与公司间的关系，不影响表决的效力。为纠此流弊，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应运而生。所谓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又称书面投票制度，是指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在书面投票用纸上就股东大会决议中的有关事项表明其赞成、否定或弃权的意思，并将该书面投票用纸在股东大会之前提交公司以产生表决权行使效果的法律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是以股东大会的召开为前提的，与有限责任公司的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召开股东会的书面表决制度有别。2、表决权的书面行使与代理行使的关系二者的共同点是在股东自身不出席股东大会的前提下，使股东的意思得以在股东大会上反映出来。区别有二：首先，表决权的代理行使制度通过代理人的行为将股东的意思反映于股东大会决议，一旦代理人投票时违反本人的意思，则股东本人的意思不能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反映出来，而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制度使股东的意思直接在股东大会决议中反映出来；其次，在股东大会进行中提出动议的场合，若代理人就此种动议享有代理权，则出席股东大会的代理人可就此行使代理权，而进行书面表决的股东由于自身未出席股东大会，故不能就此反映其自身的意思。《公司法》规定了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但未规定表决权的书面行使，自解释论上而言，这并不妨碍公司章程规定表决权的书面行使。鉴于表决权的代理行使与书面行使的区别，公司可从中任选其一，亦可同时采用3、书面投票用纸书面投票用纸，又称书面表决票。采行表决权书面行使制度的公司必须在股东大会召集通知中，附有书面表决票以及关于表决权行使的法定参考文件。书面表决票中必须就每项议案设有记载股东赞成、反对与弃权一栏，以确保股东意思能准确地体现于书面表决票之中；且必须记载一定的必要事项，以确保股东的知情权。若股东以其书面表决票丢失为由，私自制作书面表决票，其表决权之行使应为无效，这是由于书面表决票理应由公司制作，并记载法定的必要事项，但并不妨碍丢失书面表决票的股东向公司请求重新交付书面表决票。4、书面表决权行使的方法和效果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在书面表决票上记载必要事项后，应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公司提出。若股东大会进行中对原议案提出了修正案，则赞成原议案的投票作为反对修正案的投票对待。以书面行使的表决权数应当算入出席股东的表决权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