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包容性

① 刑事立案三个条件

立案，是刑事侦查活动的开端,没有立案则无所谓破案。立案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标准问题。有了规范的、统一的、可操作性强的立案标准才能做到科学立案，统计准确，全面、客观地反映一地区某时间段的社会治安状况，反之则不然。从目前的现状来看，刑事侦查立案标准的制定工作不容乐观，存在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当前的刑事侦查立案工作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注：刑事立案涵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的相关工作，内容丰富。本文仅立足于对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的立案标准进行调查研究，阐述观点。人民法院受理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标准及刑事立案方面的其他内容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

一、存在问题

规范紊乱 标准不一规范紊乱，标准不一是当前刑事侦查阶段立案工作的重要特征。刑事立案的总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其涵义有三：一、认为有犯罪事实；二、认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三、属于受理机关管辖。但在实际执行中，其具体表现形式呈现出了多样性。

有些标准是从有利于案件的侦查角度出发而制定的，这些案件破了后就该起案件而言是不能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我们不妨称之为侦查标准。如：公安部于1991年1月16日颁布实施的《扰乱社会秩序等六类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六、赌博案 以牟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或一次赌博赌资在一千元以上的。”后一种情形已经不切合当前的办案实践。但是，由于公安部未明文规定废止，也没有作出修正，有些地方公安机关仍然将此作为刑事侦查立案的标准，进行立案和破案统计。检察机关制定的刑事立案标准也有许多与此相类似的规定，这类立案标准目前占有很大的比例。

有些标准将立案与追诉有机地结合起来，立案的标准就是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标准，该案件侦破后能够直接就此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可以称之为追诉标准。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01年4月18日颁布实施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七十八、附则 1、本规定中“追诉”是指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活动”。

还有许多罪别没有明文规定立案的标准，只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原则性规定进行评判了。如97年刑法典新增加的一些罪名。

这种规范紊乱的状况给我们当前刑事侦查立案、破案工作的质量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由于标准不统一，造成在执行中各抒其词、各执其理，你执行你的规矩，我实施我的办法，各地刑事立案数的统计比较也就淡化了其本质意义，在无奈之中显现了立案统计工作具有玩数字游戏的色彩。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监督和被监督工作中也常常为此争论不休。

次起不分 混淆概念

在刑事执法实践中，我们经常用到“次”与“起”这两个量词。它们既有严格的区别又密切关联，有时出现了混用的现象，将犯罪嫌疑人作的每“次”案均单独立为一“起”刑事案件，增加了立案、破案的总数。《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版）对“次”的释义是：量词，指动作或事件重复出现的回数。对“起”的释义是：量词，义同“件、次”。这表明“次”和“起”在现代汉语中意义是相近的，有些场合两者可以通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起”不是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所使用的概念，这是司法机关为了方便案件统计结合汉语日常用语习惯而引用的概念，由于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缺乏法律意义上的明确性，所以对其理解差异的包容性很大。《刑法》中有关表示作案回数的“次”的规定有12处，即第153条、第201条、第263条、第264条、第265条、第301条、第318条、第321条、第328条、第347条、第358条、第383条。在刑事司法解释中使用的也很多，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重特大案件标准（试行）》 “ 九、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 （一）重大案件 1、办理三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三人以上的； （二）特大案件 1、办理五次以上或者一次办理五人以上的。”

“起”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刑事司法中当犯罪嫌疑人作的一次或几次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符合刑事立案条件的，我们称之为一“起”刑事案件。从现在的法律规定看，“次”的内涵与外延当然地包含“起”的概念与外延。有的一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就符合立案条件，有的多次作案所产生的法律事实才符合立案要件，但无论是一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还是多次作案符合立一起刑事案件都仅是量的换算问题，从本质上讲它们仍然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目前，有很多法律文书上叙述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多少“起”，除非其所指的每“起”案件都符合刑事案件的立案标准，否则，我们认为这种用法是不适当的，没能正确区分二者用法的不同之处，有害刑事执法的严肃性，应当统一使用“次”。

同时，这种“次”、“起”不分现象为破案的泡沫工程敞开了大门，造成了破案绝对数的大幅度上升，实际战果被人为地放大。

治刑不分 重刑轻行

治安、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交叉,界限不明是当前刑事立案工作的又一重要特征。有时明知是治安、行政案件，侦破后不能仅就此案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依据有关规定（侦查标准）将其立为了刑事案件。在盗窃案件立案工作中，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其他罪别如：诈骗、抢夺，在立案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出现这种“治”“刑”不分的现象的主要是受重刑事轻行政的传统侦查要求和观念影响造成的。将一些发案率比较高，群众反响大的治安行政案件立为刑事案件开展侦查，以提高对这些案件的打击力度。这样做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人为地增加了刑事案件的立案数，不能科学地反映出一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实际上，将这些案件立为治案、行政案件以后，明确其为重点侦破打击的类别，这样做所产生的结果可能与将其立为刑事案件侦破所产生的结果没有多大的区别。

② 什么是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空白罪状

简单罪状是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构成特征的描述没有超出罪名的概括，罪状的一种。例如，中国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的”就是简单罪状。

叙明罪状，又称“说明罪状”。在是指刑法分则条文中比较详细、具体地描述犯罪构成的特征。罪状的一种。例如，中国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就是叙明罪状。

引证罪状是对某一犯罪构成的特征，以引用同一法典中其他条款的方法加以确定和说明。

空白罪状，是指条文没有直接地规定某一犯罪构成的特征，而是指明确定该罪构成需要参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比如刑法第325条第1款规定：“违反文物保护法规，将收藏的国家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私自出售或者私自赠送给外国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以并处罚金。”

该条款仅指明在确定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的构成特征时应当参照文物保护法规的规定，而没有直接、具体描述该罪的特征，因此属于空白罪状。对空白罪状必须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相结合，才能够正确的认定该种犯罪的特征。

(2)刑法包容性扩展阅读：

空白罪状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具有使刑法典具有超前性、保持刑法典的相对稳定性、严密刑事法网的功能，所以它受到中国最高立法者的青睐。另外，中国刑法立法追求完美的“大一统”的立法模式迫使立法者不得不牺牲罪刑明确性而选择大量使用空白罪状的立法技术。

叙明罪状适用于立法者认为犯罪的特征并不是一般人都清楚，需要详细加以描述的情况，其特点是便于人们准确充分的理解法律条文的含义，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一部刑法典中，如果已有对某一罪状具体描述的条文，为了区别同一罪状在不同隋况下适用刑罚的不同，同时避免文字上的重复，可以运用引证罪状。如中国刑法第110条第2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是引用第1款对破坏交通工具罪状的描述，来说明第2款罪名的某些构成特征。

③ 刑法上的几个名词解释

1.世界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是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世界主义不见得推崇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仅仅是指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关系。
2.举动犯。也称为即时犯，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行为人一着手犯罪实行行为即告完成和完全符合构成要件，从而构成犯罪既遂的犯罪。举动犯不存在犯罪未遂问题，但存在既遂形态与预备形态及预备阶段的中止形态之别。我国刑法中的举动犯一般都是原本属于非实行行为而被刑法分则实行行为化的犯罪行为，具体包括两类：一类是原本为预备性质的犯罪构成。如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之参加行为。二是教唆性质的犯罪构成。如煽动分裂国家罪之煽动行为。
3.特别再犯是指因犯特定之罪而被判处过刑罚，又犯相同类别之罪的犯罪分子。(第三百五十六条 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节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
4.过失犯罪，指在过失心理支配之下实施的、根据刑法的规定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两种类型。

④ 关于法律的特殊防卫权的问题探究

特殊防卫权的诠释及其构成要件

内容搞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特殊防卫权，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本文就其含义进行诠释，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论述。 关键词：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特殊防卫权的规定。特殊防卫权外国刑事立法中也有所反映，例如瑞士、德国。特殊防卫权的设置，对于遏制和预防犯罪以及保护公民的人身利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项重要成果。
一、 防卫权条款的诠释
为了鼓励公民见义勇为，惩罚犯罪，保护防卫人的利益，《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了特殊防卫权，但是特殊防卫权设立条款的法律用语不规范、词意不明，在错综复杂的刑事案件中，特殊防卫权可能被滥用，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为此，笔者有必要对此条款进行阐释：
(一)何为“行凶”。
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行”是“实际地做、表示行动”。“凶”是指“杀人或伤害的行为”。“行凶”是群众性日常的用语，其内涵、外延不明确，语义含糊不清，可以是指以拳头打人或殴打他人、寻衅滋事等一般违法行为，也包括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对“行凶”的含义解释众说纷芸，第一种理解为“伤人”[1],第二种理解为“是指无法判断为某种具体的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的严重暴力侵害行为”[2]。第三种是指 “故意伤害犯罪”[ 3]，第四种理解为“使用凶器的暴力行凶”[4]，还有的理解为是“伤害和杀人”等…..。“行凶”不是法律术语，法律没有对“行凶”的含义明确地作出规定，而刑法上也没有“行凶”这个罪名，但刑事立法把“行凶”与“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并列在一起，似乎有特殊的用意。笔者以为，第一种理解有失偏颇，“伤人”的“伤”字是指“伤害”。而伤害包括肉体上和精神上伤害，根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理解，伤害虽仅指肉体上的伤害，但“伤人”一词较口语化且内涵过宽，不符合刑法用语的规范性。第三种理解有局限性，若“行凶”是指“故意伤害犯罪”，那为什么不直接在条文予以规定呢?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八类犯罪”即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刑法第17条规定了“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应当负刑事责任”，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啥不直接用“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又有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是针对明示暴力的犯罪行为， 虽然“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社会危害性极大，但不是一定要通过明示暴力手段才能实现的，而立法者没有把“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列入刑法第20条第3款中，这说明“行凶”有着深层的含义 。第四种的理解也不准确，对“行凶”的性质表明单一化即使用凶器,且暴力程度不明，若赋予被侵害人对此类不法侵害者实施特殊防卫，可能要牺牲不法侵害人的人权保障作为代价，这要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也违背人道主义精神。第五种理解违反了语法逻辑，如果“行凶”包括“故意伤害”和“杀人”，那刑法第20条第3款为什么将“行凶”与“杀人”并列规定呢?“行凶”的含义应结合“暴力犯罪”与“危及”来诠释，“行凶”应是一种暴力犯罪行为，同时又危及人身安全的行为。从而不言得知，第二种理解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的，但是还有不周到的地方，它还不能揭示“严重暴力”的“严重程度”，结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行凶”是指故意实施足以对他人致命或严重危险到他人人身权利的暴力犯罪行为。
(二)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的理解。
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是指四个具体的罪名，还是指犯罪手段与此四个罪名相同或具有同样犯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呢?有的学者认为这四种犯罪，既是指具体罪名，也可以指四种形式的犯罪手段[5]。笔者以为，这里的“杀人、 抢劫、强奸、绑架”应是指四种形式的暴力犯罪手段，例如，用麻醉方法强奸、刑法第267条规定的抢劫罪(携带凶器抢夺)等，这些犯罪不会危及生命安全，如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权，有悖于立法宗旨。如果是指采用四种手段所实施的触犯刑法规定某个具体的罪名，那么应对“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作广义的理解。
第一、“杀人”不仅仅指通常意义的杀人，还应包括胁迫被害人当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人的行为，这里为什么要当面胁迫呢?如不是当被害人的面采用放火、爆炸、投毒等手段杀害被害人，无法明确暴力犯罪是否正在进行，那无法正确地把握防卫适用的时间，可能造成事前防卫或事后防卫。
第二、“抢劫”不应仅理解为对一般财物的抢劫，还应包括对象是特殊物品、违禁品的抢劫，例如《刑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第121 条规定的劫持航空器罪，第122条规定劫持船只、汽车罪。
第三、关于“强奸”，不仅仅包括第236条第1款的强奸罪，还包括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对收买被拐卖妇女进行强奸的行为。
第四、对于“绑架”，不应单指《刑法》第239条规定的绑架罪，还应包括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其他罪，如《刑法》第240条规定的采用绑架的手段实施的触犯的拐卖妇女、儿童罪。
第五、对四种犯罪作广义的理解，还应明确到其他性质的犯罪向此四种犯罪转化的情形，《刑法》第2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力非法拘禁致人死亡转化为杀人罪，第241条第2款规定的强奸罪，第269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但不包括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携带凶器抢夺转化为抢劫罪。第267条第2款规定的抢劫罪，这是刑事立法上特殊规定，此罪没有明显暴力(关于暴力含义阐述见下文)，故不应赋予特殊防卫权。
(三)、对“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的诠释。
第一、结合国外法和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立法精神来看，“人身安全”中所指的人身权应包括为“生命权、身体权、贞操权”等。
第二、“其他”何指?这里的“其他”应是除了“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之外的暴力行为，因为同一法条中不会出现两处具有相容关系的概括性词语，否则就应当合并“同类项”。“其他”是对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具体暴力犯罪的罪名的省略和概括，这是刑事立法的一种手段，要想把特殊防卫权的对象一一列举出来，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现实的，可以遵循一般性原则来规定。但其范围是明确的，立法者在条文中列举了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四个有代表性的暴力犯罪的罪名，用一个包容性词语“其他”以表示对没有穷尽所有的暴力犯罪罪名的省略与概括。同时，法条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四个暴力犯罪的罪名是对“其他”所概括的内容的提示。另外，“其他”的暴力犯罪程度应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笔者认为，“其他”应包括《刑法》第123条规定的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刑法》第226条规定的强迫交易、《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刑法》第237条第1款规定的强制猥亵妇女罪、《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刑法》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刑法》第293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的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16条第2款规定的劫夺被押解人员罪、《刑法》第317条第2款规定的暴动越狱罪 、聚众持械劫狱罪、《刑法》第333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血罪、《刑法》第353条第2款规定的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强迫卖淫罪等等。
第三、“严重危及”如何把握?“危及”是“有害于或危险到”之意。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危及”应是指不法侵害可能损害到防卫人的人身安全，而不是以己经损害到防卫人人身安全作为衡量标准，这里的“危及”是或然性概念，不是己然性概念。我国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要正确把握“危及”涵义，应结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且还要看暴力行为的严重性之强度。“严重”与“危及”不可分离，“严重”修饰暴力手段的强度性质，严重判断标准应以防卫人所处形势进行判断，即“防卫人正遭受着致命伤害或生命安全的紧急威胁”[6]为标准。另外，犯罪的暴力程度，一方面可以根据暴力的性质来认定，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通常是暴力形式表现出来的。另一方面还可以根据暴力行为的后果来认定，这就结合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来认定，如果法定最低刑是三年以上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达到严重的程度，如果法定最高刑是三年以下徒刑的，可以说明这些暴力犯罪是未达到严重的程度，是轻暴力犯罪。例如，《刑法》第257条规定的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刑法》第277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刑法》第247条规定的暴力取证罪、《刑法》第256条规定的破坏选举罪。“危及”如何掌握呢?“危及”是修饰暴力行为后果的程度。在主观上，“危”足以让防卫人感到危险将来临且惊惶失措。在客观上，“危”有可能转化为损害“现实”的紧迫性。要掌握“危及”的涵义，根据如下公式即可，损害的现实可能性+紧迫性=“危及”，也就是说，如果某种暴力犯罪的存在足以使法律所保护的人身权利随时遭受不可能挽回的损失状态时，那么可以说这时人身权利所遭受的暴力侵害是处严重危及状态。
第四、“暴力犯罪”的诠释。“暴力”是指不法侵害人对防卫人的人身进行打击或强制。刑法规定暴力犯罪的罪名众多，不可能是每个暴力犯罪的都可以实行特殊防卫权，否则损害刑法的公正价值目标。这里“暴力犯罪”是特定暴力犯罪行为且是能通过有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明示的暴力)，这暴力犯罪行为必须达到了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程度时，才可以允许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行使特殊防卫权。如果不法侵害人不是通过明示的暴力方法进行侵害的，防卫人不能得知侵害行为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一般不能适用特殊防卫条款,只能适用普通防卫权即正当防卫权。另外，这里的“暴力犯罪”的犯罪形态应是未遂状态。如果是犯罪完成形态的话，一方面这时的“暴力犯罪”的行为已停止，如允许防卫，也是事后防卫，这容易造成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另一方面，如对某犯罪行为实行防卫权，则此犯罪是不可能进入完成形态的，否则失去了防卫人也没有所谓正当防卫的问题，例如杀人罪。
二、特殊防卫权构成要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防卫权是正当防卫权的一种特殊形式，两者之间具有包容关系。要剖析特殊防卫权的构成要件，需在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行。特殊防卫权具有正当防卫权应有基本特点外，还有自身特有特点：第一、保护对象的限制性，特殊防卫权所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不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财产权利等其他非人身安全的权利。第二、防卫对象的特定性，特殊防卫权的防卫对象仅限于对正在进行的诸如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及其他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第三、防卫限度无限性，防卫人在进行防卫时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必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的程度相适应。第四、防卫权的合法性，特殊防卫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保护自己人身权利的一项私力救济权。第五、防卫后果的免罚性，防卫人对不法侵害人进行防卫时，不管其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何种后果，都享有不承担刑事责任。
关于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在法学界存在着好多种观点，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条件应当有以下三个方面：(1)防卫的范围，必须是针对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2)防卫的时间，必须是正在进行的不法暴力侵害(3)防卫的对象，必须是不法侵害者本人[7]。
第二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权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主要是暴力犯罪;(2)防卫的主体是任何公民;(3)防卫人杀伤不法侵害人或损害其利益，仍是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8]。
第三种观点认为，特殊防卫的成立条件应当具备以下四个方面：(1)前提——必须有某种特定暴力犯罪存在;(2)时机——必须是某种特定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3)对象——必须是针对不法暴力侵害者本人实施的;(4)主观条件——必须具有防卫合法权益的意图，即必须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权利[9]。
笔者认为，特殊防卫是一种特殊的正当防卫，其构成要素应与正当防卫构成要素相似。第一种观点，虽然从防卫的时间和防卫的防卫的对象及防卫范围的三个方面反映了刑法第20条第3款的立法精神，但它仅仅考虑到特殊防卫构成的客观要件，而缺乏了特殊防卫的主观要件规定，我国正当防卫的构成是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有机统一，那特殊防卫也不例外。第二种观点虽认识到特殊防卫成立的前提条件，掌握住特殊防卫的最主要特征即防卫人防卫的暴力犯罪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但忽视防卫主观目的是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害、防卫对象只能是针对不法的暴力侵害者、防卫时机是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第三种观点能全面地反映特殊防卫与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的异同点，但其主观条件的内容过宽，不能严谨地表达刑法第20条第3款与第1款区别的旨意。
综合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根据防卫的意图、防卫的范围、防卫的对象、防卫时机等方面来分析一下特殊防卫的构成要件：
第一、 在防卫意图上，防卫人必须是为了使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安全免受特定的暴力侵害，这是特殊防卫成立的主观要件。防卫意图的有无，决定特殊防卫的成立与否。防卫意图内容有二，其一是认识因素(防卫的认识)，其二是意志因素(防卫的目的)。防卫的认识的基本内容包括：(1)对暴力侵害性质的认识;(2)对暴力侵害的现实进行性的明确认识;(3)对暴力侵害者是何者的认识即防卫的对象是谁;(4)对暴力侵害的危及性认识等。防卫的目的包括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两个层次，直接目的是制止正在进行的暴力侵害，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
第二、在防卫范围上，防卫人针对的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特定的暴力犯罪，什么是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犯罪及特定范围，祥见笔者已在上文(特殊防卫权条款诠释)中的阐述。
第三、在防卫时机上，暴力犯罪正在进行之时。所谓正在进行，是指暴力侵害已经开始、尚未结束的行为状态。如果暴力侵害尚不存在或已终止，均不能实施特殊防卫。暴力侵害已经开始应如何认定?在刑法学界上存在着三种观点：着手说、进入现场说、折衷说。相比较来讲，折衷说较为合理且较符合刑事立法精神。目前，折衷说已成为实务界的通说，笔者也同意折衷说。
那么，对行为终止又如何认定呢?目前主要存在着观点：一是行为完毕说，二是离去现场说，三是事实继续说，四是结果形成说，五是排除危险说[10]。上述五种观点各有千秋，笔者倾向排除危险说，但排除危险说还有失偏颇。例如，甲男路遇同村的乙女，顿起淫心，甲强行奸淫了乙。事后，甲起身欲离现场时，乙声明要告发甲，甲持刀威胁说：“我还没过隐呢，你想告我，没门”。在此案中，如果采用行为完毕说、结果形成说，此时乙不能对甲实行特殊防卫，不利于保护乙的人身安全;如采用事实说继续说，而甲的强奸行为已完毕，而事实上又不能断定甲是否继续有强奸行为发生，不利于乙把握防卫时机;如采用离去现场说，可能是事后防卫了;如采用排除危险说，可以实施特殊防卫，但此时的危险认定是仅凭防卫人主观认识来推定，而缺乏进行防卫的现实性，有悖于我国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归罪原则。
笔者以为，应借鉴德、法、日、意等国刑事立法精神，采用“现实危险说”，例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2条规定“为了维护自己或他人的权利免遭非法侵害的现实危险而被迫实施行为的，只要其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相对称，不受处罚。”[11]日本《刑法典》第52条规定“面对非法侵害的现实危险，为保护自己或他人权利免受侵害而被迫实施行为的人，在防卫与侵害相对称的情况下，不应受到处罚。”[12]所谓“危险”是指暴力侵害对于人身权利造成危险性，且通过对暴力侵害人造成一定人身损害可以予以排除，而不是已经发生危害结果或不能通过合法的防卫予以排除的危险。“现实性”是指危险不立即排除就会从或然性状态的转化为已然性状态。在上一案例中，从甲的言语及行为表明，甲有可能再次进行强奸，甚至有可能杀人灭口。乙所处的危险有现实性，可以对甲实行特殊防卫权。
第四、在防卫对象上，特殊防卫必须是针对不法的暴力侵害者本人。特殊防卫的目的是在于排除和制止暴力侵害，由于暴力侵害是通过行为人的身体外部动作进行的，制止暴力侵害就是要制止暴力侵害人的行为能力。因此，特殊防卫的防卫对象只能是暴力者本人。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能不能实行特殊防卫，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肯定说与否定说。肯定说认为，不法暴力侵害中的违法不包括行为人主观方面及其责任能力的内容，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对法律所保护的权益有现实的危害性，就属于不法侵害;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不法侵害，与有责任能力人的不法侵害并无本质的区别。否定说认为，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侵害行为不属于不法侵害，对其一般不能进行防卫。
笔者认为，二者的观点都有偏颇，对此类案件不能一概而论地采用肯定说或否定说，应结合防卫人的主观认识来处理。从原则上讲，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侵害行为，一般可以实行特殊防卫。如果防卫人明知侵害者是无责任能力的人并有条件逃跑等其他方法避免或制止侵害时，则不能实行特殊防卫，换言之，防卫人这时采取的救助措施是刑法上所讲的紧急避险;如果防卫人不知侵害者是无责任能力人，应允许实行特殊防卫。有社会就存在冲突，对于冲突的解决仅靠国家来执行是不行，且不现实，国家必须把某一项权利赋予公民用救助以稳固社会的安定。特殊防卫权的设立，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进步，但是特殊防卫权的滥用可能破坏刑法的机能，不利于人权保障。本文的阐述，正是笔者目的之所在。

⑤ 谁来解答一下刑法的一道题

甲的行为先后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这一档法定刑）和侮辱尸体罪（未遂），应当依照我国《刑法》第69条规定数罪并罚。
首先，甲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没有疑问。在客观上，其实施了伤害行为，并致使被害人伤重身亡。在主观上，其一方面具备伤害故意；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常人，显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备致人死亡的危险。因此，综合以上两点，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应当适用《刑法》234条第2款后段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在本案中，甲误以为被害人已死，并对尸体实施侮辱，但在事实上，被害人当时并未死亡。活人不属于“尸体”，故行为人打算“侮辱尸体”的犯罪犯罪计划虽然已经着手实施，但由于被害人的客观状况而未能得逞。因此，根据我国《刑法》第22条的规定，其应当依照侮辱尸体罪（未遂）定罪处罚。
第三，行为人不构成强奸罪。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若想使得某种犯罪成立既遂，行为人需要在客观上实施本罪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同时在主观上对自己所为之行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意义存在相应的认知。也就是说，犯罪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还要求行为人知道自己实施的是特定犯罪行为。强奸罪的成立，同样需要行为人具备与活人发生性关系的故意。因此在本案中，行为人在侮辱尸体之时，不知道被害人还有生命，这就意味着其不具备强奸故意，故不构成本罪。强奸罪基本犯尚且不构成， 故无论最终的死亡结果是不是由后续行为造成的，都不构成强奸致人死亡。
近年来，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学界争鸣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尸体”也包括“活人”。该学者认为，与尸体相比，活人就多了一口气儿，因此，“人”是特殊的“尸体”。故对于“人”的侮辱，可以被包容性地评价为对于尸体的侮辱，故上述行为构成构成侮辱尸体罪既遂，而非未遂。
对于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要求，根据该原则，刑法规定及其相应解释，应当具备最起码的明确性。对于刑法文字的解释，不能超越一般公民口语语义的边界范围。而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会将“活人”理解为“尸体”的一种。故上述解释显然突破了罪刑法定原则，有类推之嫌。另一方面，学者的上述观点，混淆了“包容关系”与“独立关系”两种不同的逻辑范畴，在逻辑层面难以自圆其说。简而言之，只有当A概念所对应的事物部分属于B概念，而部分不属于B概念所对应的事物，才可以说A是B的特别概念，二者存在包容关系。例如，“中国人”（B概念）与“地球人”（A概念）。若A概念所对应的全部事物，均不能被B概念所对应之事物所包含，则两概念并非包容关系而是排斥关系。例如“中国人”（B概念）与“外星人”（A概念）。而在本案中，“尸体”这一概念所对应的全部现实事物，都不能被“活人”这一概念所对应的现实事物所包含。因此二者并非包容关系，而是独立关系。也就是说，活人不能被“包容性”地评价为尸体。
第四，如果行为人之前的伤害行为并无致死危险，死亡结果是由后续行为引发，则本案的定罪结论为：①过失致人死亡罪与侮辱尸体罪（未遂）想象竞合；②两罪竞合的结果同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数罪并罚。
以上观点，供参考。

⑥ 法律的漏洞有哪些举例说明

我国还远远不是一个法律制度完善的法制国家，因此法律漏洞还非常多。以下两个案例就说明了法律存在漏洞，以及漏洞的类型及探讨。

案例一：偷税9万元可以定罪，偷税15万元反倒不能定罪！公安机关在查处一 经济 犯罪案件时，发现犯罪嫌疑人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少缴应纳税款，遂一并立案侦查。经侦查查实，犯罪嫌疑人偷税数额约9万元，占应纳税额的12％。

根据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 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6)刑法包容性扩展阅读：

自始漏洞与嗣后漏洞：

法律漏洞以存在的时间先后为标准，有自始漏洞与嗣后漏洞之分。所谓自始漏洞是指法律漏洞在法律制定时即已存在。

所谓嗣后漏洞是指在法律制定和实施后，因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发展而产生了新问题，但这些新问题在法律制定时并未被立法者所预见以致没有被纳入法律的调控范围，由此而构成法律漏洞。

其中，对自始漏洞又可将其分为明知漏洞与不明知漏洞。此是以立法者在立法时对法律规定的欠缺是否已有认知为标准而作的划分。明知漏洞是指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已意识到法律的规定存在不完善或缺漏但却将这一问题保留给其他机关或部门。

通过解释或补充细则等其他途径来建立规范。明知漏洞是基于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尚不成熟，如法律当时予以规范恐致日后产生弊端，而这些问题有可能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补充、司法判例或学理等来解决。

⑦ 刑法的包容性评价什么意思

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两种罪名，这时候为了避免重复评价，将较小的罪行包容在较大的罪名之中。例如，绑架后杀人的，绑架罪包容杀人罪，就直接按绑架罪论处（从重）。望采纳~

⑧ 第五部分主要分析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相关立法完善。本罪出台后，现行《刑法》对受贿行为的规制完善了许

一、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国《刑法》第385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第388 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 条、第388 条对受贿罪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受贿犯罪的必要要件之一。然而“, 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应当作为受贿犯罪的必要条件? 它对受贿犯罪的成立是否不可或缺? 对此,我国刑法学理论界有多种不同观点。
旧客观要件说认为,所谓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受贿人与行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1 ]依这种观点来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经实现,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如果公务人员收受了财物,实际上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构成受贿罪。
新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许诺,而不要求客观上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和结果。[ 2 ]依这种观点,如果行为人收受了财物,且承诺将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受贿犯罪即成立,而不论是否真正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以及他人是否获得利益。
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只是行为人主观上的一种意图,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能由受贿行为本身实现,而有赖于将这一意图付诸实施。[ 3 ]
否定说认为,我国刑法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于法理有悖;容易造成理论和司法实务的混乱,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且与国际上关于受贿罪的主流规定不相一致。[ 4 ]
笔者认为,以上各家观点都有其独到之处,却未尽全面,略有偏颇。旧客观要件说,大大缩小了受贿罪的范围,会导致放纵犯罪。新客观要件说,不利于制定统一的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主观要件说,带有明显的为处罚而处罚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否定说忽略了行为的定性因素和定量因素。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是行为人职务所要求的,而行为人因此收受他人财物,就已经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已构成受贿罪,而当行为人做职务上规定不应当为的事项,且又收受了他人财物,行为人的行为中则包含了更多的不法内涵,量刑时应作为加重的情节。对我国《刑法》条文做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法律漏洞。在一般受贿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无论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都构成受贿罪。根据《刑法》第388 条规定的居间受贿的情形,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罪;而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却因罪刑法定原则,被排除在受贿犯罪的情形之外。显然,法律的这种规定为受贿人收受贿赂留出了缝隙,极易导致现实中大量规避法律的犯罪现象发生。因为,既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不构成受贿罪,而利用自己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却构成受贿罪,那样必然会出现大量国家工作人员通过这种居间方式来受贿的现象。应该说,这与受贿罪的立法原意是相违背的,也使得法律的一般预防功能难以发挥应有的功效。
纵观世界各国刑法对受贿犯罪的规定,可以发现有两种立法体例: (1) 无论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了职务的便利,或者利用职务地位促成,且收受了他人财物,就构成受贿罪(俄罗斯、新加坡、巴基斯坦、蒙古、印度等国家采用) 。(2)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或通过职务地位的影响,为他人或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的,作为定性的底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通过职务地位的影响,为他人或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德国、日本、韩国、奥地利、丹麦等国家采用) 。其中《德国刑法典》根据受贿罪是否实施违背职责的行为分为不违背职责的受贿罪和违背职责的受贿罪两个罪名。[ 5 ]国外的立法经验有值得借鉴之处。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应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任何从事公务的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廉洁奉公。任何权钱交易的行为,都是国家公务所禁止的。无论是索取他人财物当作履行职务行为的交换条件,还是收受财物后为请托人实施请托事项,或是履行了职务行为而事后收受他人给付的酬劳,本质上都是把职务或职权当作可买卖的商品,本质上都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从受贿罪的本质来看,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只要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或索取不正当利益,就已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因此,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本身就足以构成受贿罪,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能成为影响受贿罪危害程度的一个因素,只影响量刑,不能改变受贿罪的本质。
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也产生问题。当行为人只实行了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时,它属于受贿罪的未遂形态,还是不构成犯罪? 依我国理论界及检察业务部门的观点,这种情况不构成犯罪。实际上,这种看法不仅与受贿罪的本质不符,而且实际上也产生放纵受贿犯罪的后果,给行为人规避法律大开方便之门。例如,某些国家工__作人员大量收受他人贿赂,既不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作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甚至主观上根本没有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他们的行为同样严重损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和国家机关的声誉,损害了公务行为的廉洁性,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又如,现实中存在的所谓“感情投资”就是典型。行贿人为了将来能得到某种利益,往往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长期进行拉拢腐蚀,行贿时并无明确的请托事项。送者决非没有企图,收者也未作出任何承诺,但双方心知肚明。而事情暴露后,受贿人会以“馈赠”为名蒙混过关,逃避法律的制裁。
我们认为,法律条款的设置,不仅要体现出一定的包容性,这是法律发挥保护、惩治功能的需要,又要体现出其实际的可操作性,这是司法实践的要求。若法律条文设置的内容不具操作性,那只能说是一种虚置。为使法律的规定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对它进行合理的重构是势在必然。而对受贿罪条文的重新设置,应该考虑以下几种情形:
1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要求的范围内为他人谋取正当利益,且事前或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2、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出根据职务要求不应为的事项,且事前或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3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以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正当利益,且事前或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4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以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且事前或事后收受他人财物。
引起刑法学界对“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之争的根源,在于《刑法》条文本身存在的缺陷所致。如果将受贿犯罪《刑法》条文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内容予以删除,既能解决实践中那些脱逸于法律惩罚的现象,充分发挥刑法惩治受贿犯罪的功效,解决司法实务中进退维谷的困境,也符合世界各国刑法关于受贿犯罪的立法主流。
二、受贿罪中的“财物”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 条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如何理解“财物”呢? 根据字面意义“, 财物”即金钱和有经济价值的物品。现实生活中,许多受贿行为确实是以国家工作人员出卖公共权力以索取或者非法收受金钱和有经济价值的物品的形式进行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不直接以金钱和有经济价值的物品为内容的贿赂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要求或者接受行贿人为其本人或者第三人设定的债权、股权、免除债务或利息、免费劳务、装修住房、出国留学、出境旅游、免费提供住房和交通通讯工具使用权、调动工作、招工转干、提拔职务、吃喝娱乐,甚至提供性服务等等。从严格意义上讲,上述利益不能直接等同于刑法意义的“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出卖公共权力谋取这些私利的行为,并不符合目前《刑法》规定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由于对“财物”的理解,缺乏相关法律条文及法律解释的权威性指导,致使实践中相当一部分以公权谋取私利的犯罪行为没有被纳入刑法处罚的范围,受贿罪刑事法律出现了漏洞。
根据这一状况,我国刑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不断有人提出,不能拘泥于“财物”二字的字面意义,不能把贿赂的含义固定化、绝对化,应当根据贿赂犯罪的新特点,适时地修改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贿赂的范围从“财物”扩展至“财产性利益”,即指财物或者其他能够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更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还应当把诸如出国留学、调动工作、招工转干、提拔职务、吃喝娱乐,甚至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也纳入贿赂的范围。即贿赂包括一切能够满足受贿人需要或欲望的有形无形利益在内。[6 ]对于非财产性利益是否应纳入贿赂的范围,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认为非财产性利益不属于财物。[ 7 ]将非财产性利益解释为受贿罪的对象,过于扩大受贿罪的处罚范围,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因而是不可取的。[ 8 ]
国外大多数的立法例和司法判例已经将贿赂的范围扩展至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有的国家将受贿的对象概括性地规定为“贿赂”(日本、韩国等国家采用) 、“利益”(德国、巴西等国家采用) 、“贿赂或者其他不正当利益”(我国台湾地区采用) 。这种概括式的立法例,将“贿赂”、“利益”或者“不正当利益”的具体内容交由法官在判例中加以具体解释。加拿大刑法将受贿罪的对象规定为“金钱、兑价物品、职位、处所或雇佣”,苏俄刑法规定为“任何方式的贿赂”。我国现行刑法典仍将“财物”规定为__受贿罪的对象,显然落后于当今世界反贪污贿赂的立法和司法进程,更不利于我们正在大力开展的反腐倡廉工作。
笔者认为,刑法应当扩大受贿犯罪中贿赂的范围,将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即一切不正当利益都纳入贿赂的范围,以便严厉打击贿赂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生活富足,已经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物质生活上的需要,逐渐注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对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追求在人们的欲望结构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贿赂行为不再简单地遵循以财物为对象的简单交易形式,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国家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以各种规避法律规定的形式进行公权与私利的肮脏交易,同样严重腐蚀了国家工作人员队伍,侵害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危害性决不亚于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国家刑事立法应当及时适应这一客观变化,反映现实生活中打击新的贿赂形式的客观需要。
财产性利益或者非财产性利益是金钱财物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债权、股权、免除债务或利息、免费劳务、装修住房、出境旅游、免费提供住房和交通通讯工具使用权等财产性利益,都是以行贿人直接给付金钱财物为基础的,是行贿人的金钱财物通过某种载体表现出来的利益形式。而且财产性利益往往可以直接以金钱计算其价值。即便是出国留学、调动工作、招工转干、提拔职务、吃喝娱乐,甚至性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有的也可以间接地以金钱衡量其价值。如果行贿人不给付金钱财物,非财产性利益也就无从产生。非财产性利益与财产性利益,在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金钱财物的不同表现形式,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相互转化。
受贿罪的实质在于受贿人以其职务行为与行贿人的贿赂进行非法交易,受贿人借出卖公共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行贿人以非法利益购买公共权力为其谋取利益。不论非法交易的对象是以财物的形式出现,还是以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形式出现,不影响对受贿实质的认定。凡能满足受贿人心理、生理、物质、精神及其他各方面需要的有形或无形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将国家工作人员出卖公共权力谋取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和犯罪形式。
当然,如果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围,就会随之产生一个问题,那如何认定的数额问题。由于非财产性利益特别是性交易不能直接以财物数额进行计量,会给司法操作带来难题。笔者认为,应该改变以往在处理受贿案件中片面强调受贿数额的做法,从受贿犯罪的犯罪本质出发,无论受贿的对象是财物、财产性利益,还是非财产性利益,综合考虑受贿人所得私利、受贿行为的手段、情节、社会影响、对公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程度,进行定罪量刑。
综上所述,为了改变我国当前各种形式的公权与私利的非法交易蔓延泛滥的现状,必须及时改进受贿犯罪刑事立法,堵住受贿犯罪分子谋取个人私利而逃避刑事法律追究的法律漏洞。把贿赂的范围扩展至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非财产性利益在内的一切足以满足受贿人的物质或精神需要的利益,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⑨ 古代刑法是不是传统文化文化中的一种

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发生学形态隐含了权力本位和人治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注重实内质合理性的形式特容征,并造就了刑法刑罚化、伦理化的契机。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以刑去刑在试图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上是一致的,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对超稳定秩序追求的内在要素。刑法的渗透性、包容性和以礼入刑集中表现了中国传统刑法文化的形式特征。此外,我国传统刑法文化体现了社会控制中的泛道德主义,由德治到人治导致独裁专制,使法律规范淹没于外在强制的权力秩序中,阻却了法律的形式化和形式理性的成长,从而阻延了法律的进化。在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引入现代司法理念,将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当作刑法文化并重的价值取向

⑩ 刑法一百四十一条

上面是《刑法》一百四十一条的原文，目前已进行修改，修改后的自2011年5月1日起专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属正案（八）》二十三、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