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地方化

A. 司法去行政化去地方化是什么会提出的

我国司法面临的困境 当今我国司法活动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严重困境。 1、司法的专地方化 在目前的国家权力分配制属度下，行政权力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基本上可以维持政令的高效、集中、统一。另一方面，我们的司法却是高度分散的，因为我们的司法机...

B. 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做到司法公正

1、在我国司法机关的概念也是不统一的，有的把公安的刑事侦查部门也归为司法机关；有的干脆只把法院列为司法机关。通常是指法院、检察两机关。本人在检察机关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我个人认为更多的可以理解为护法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当然了这是个见智见仁的话题。
2、改革必须有突破口，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办，这是一家之言，大家可以探讨。

找准突破口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即纳入党和国家的战略部署。在司法改革的具体表述上，十五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改革”，十六大报告的表述是“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十七大报告的表述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直到十八大报告的“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体现了一种坚持不断、层层递进的司法改革推动路径。具体说来，这种递进式的表述至少昭示了三点内容：
一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不会变。相反，更加全面，更加清晰，更加宏大。二是司法改革的决心不会小。相反，更加坚定，更加持久，更加自信。三是司法改革的措施不会少。相反，更加广泛，更加自主，更加灵活。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司法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涉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改到今天，似乎遇到了瓶颈问题。那么下一步如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我的考虑是：找准突破口，扫清内外障碍，推动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
我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可以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以法官单独序列管理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支能够当之无愧地享受高地位、高待遇、高权威的法官队伍，打牢司法公正与公信的组织基础。法官的素质决定正义的质量。要保证法官的质量，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司法职业培养制度，把两年的司法职业训练作为进入法官职业的前置条件；二是注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设，形成法治的同盟军；三是建立与法官素质、职业特点相适应的法官保障制度。
第二，以法院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探索法院经费和法官的两级管理模式，将审判工作与管理工作严格分离，减少司法对地方的依赖和对内部的依赖。实际上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已经经过了长期研讨，不论是曾经提出过的全国统管说、上提一级管理说、两级管理说，其核心都是让人民法院摆脱地方干预和内部影响，克服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
第三，以确保审判独立为突破口，从观念上扫清障碍、消除误解，从制度上加强保障和监督，消除人情关系、物质利益对司法公正的影响，为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提供前提条件。
第四，建立以外部标准为主、内部标准为辅的司法评价机制，平衡司法评价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关系，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塑造和引领着全体司法人员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伟大事业。

C. 如何看待司法体制改革

您好，
第一，对本轮司法改革的态度问题。我认为，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依然应该拿出更大的努力去支持本轮司法改革。中央这次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大大超出了学界的预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是应该对之大力支持的。在司法改革问题上，学界是有共识的，党中央也有共识。当然，完全的共识可能还没有形成，但目前司法改革的环境和氛围已经良好，因此，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积极努力支持司法改革，把握住这次机遇。
第二，应充分认识到司法改革的艰巨性。我参与了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进行的司法改革的部分工作，也参加了广东省司法改革试点方案的调研、座谈，等等。从自己的亲身体会而言，从实际出发，我认为，对于司法改革不应过于乐观，而必须充分认识到其艰巨性。仅以这次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试点的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来说，每一项试点工作的实现其实都很难，困难重重。下面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说明。
首先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以法院的改革为例。这项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单列法官员额，精简法官队伍，提高法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方案将法官在司法队伍中的比例确定为33％，这给中央很大的信心，觉得上海的改革力度很大，但实际上，上海方案中的33％是以法院现有全体人员总数而不是单以中央政法编法官人员总数为基数计算的。深圳的员额制改革，力度比上海还大，在我看来，上海方案的改革力度并不十分大。但即使如此，困难也很大。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首先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现有人员。如果大量现有人员超出改革方案确定的人员分类比例，如何安置这些需要转岗的人，显然就会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同时，伴随着法官待遇提高，一批长期不办案的法院领导转为法官，那么，现在正在一线办案的青年法官可能就要转为法官助理等，办案质量谁来保证？不会办案的成为一线法官，会办案的成为法官助理，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对于人员分流，我们的惯例就是论资排辈，这种办法阻力最小，但与改革的目的直接冲突。如果不允许法院领导回流办案，法院行政管理人员通过职务升迁而认可改革的动力不复存在，就可能成为提高法官待遇的阻力。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管着法官的待遇低于法官的待遇，他们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其次，完善司法责任制的目的，是形成权责统一、责任明晰、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明确法官办案的权力和责任，要求法官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对于提高案件质量显然具有积极意义，主观上没有任何问题。但完善司法责任制，需要厘清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比如，如何在主审法官与合议庭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在合议庭与审委会之间划分权限和责任范围，如何处理好法官与法院院长、主管副院长、庭长、主管副庭长的关系，切实去除司法的行政化，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面临诸多体制性难题，涉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多部法律，需要通盘考虑，系统规划。而且，法院的领导是法官的行政上级，即使他们不再享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但作为领导，他们对法官的影响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不允许审批案件，法官独立又做不到，法官如何负责？同时，有些案件，法院领导都决定不了，这是我国的实际情况，办案必须讲政治，一个法官，能负起责任吗？另外，完善司法责任制，还面临如何平衡权力和责任的问题。偏重责任忽视权力，最终很可能导致法官在重压之下以消极怠工逃避责任，无法实现提高审判质量的目的。所以，如果不能在法官独立上同时推进，这项改革也很难到位。
再次，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措施和目标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现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二是实现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上述改革措施和目标的针对性很强，就是要切实解决以往地方法院因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政府而无法实现审判独立的问题，去除司法的地方化。但是，在目前的国情下，即便地方法院在人财物方面不再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也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其影响。像建设规划、家属安置等，很难不受地方控制。特别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离开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支持，得不到同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法院开展工作比如执行判决就会面临不少困难，甚至寸步难行。因此，如何在摆脱地方党委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获得其对法院工作的支持，需要进一步的制度保障。另外，实现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后，如何避免省委省政府省法院对省以下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干预，也是需要继续认真考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上级对下级的干预，实际上并不比同级党委政府的干预少，甚至还要更多。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最后，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目的是通过提高待遇、保障安全，推动司法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正规化建设，使法官们能够安于工作，独立判断，独立负责。对此，中央提出的司法改革方案指出，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包括在薪俸、任期、豁免、惩戒、免职等方面，可以做出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特殊规定。应当说，这种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符合司法职业的特点。问题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如果对法官的退休年龄、薪酬待遇做出优于公务员的规定，如何让全社会尤其是行政部门理解并接受这种改革而不致产生新的矛盾？毕竟，每个部门都会认为他们工作的责任心要求更高，工作性质更重要，例如纪委、组织部、发改委、编办等等，还有主导本轮司法改革的政法委系统。从目前已经出台的试点方案看，待遇和保障其实很有限，但责任要求、工作量要求则有很大提高，司法人员是否可以承受这种改革？之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贵阳市法院系统借调来一批法官帮助办案。工作结束后，广州中院表示，其中一部分优秀法官可以留下来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愿意留下。贵阳的法官普遍认为，在广州工作，工资待遇虽然可以高一倍，但工作量则多出了数倍，不合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求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想分配到广州工作来不了，现在有机会，他们却不愿意来。这种心理，应该不是个别的，需要我们重视。
第三，我认为司法改革应重点解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需要进一步明确司法改革的目的。我认为，司法改革的目的最终是解放生产力，是为了解放司法官，也就是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工作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切实忠于宪法法律，有条件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处理案件，化解矛盾，保障建设与改革。体制改革只是保证他们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的一种方式。不能把体制改革本身当成目的，而应把通过体制改革解放司法官当成目的。目前，有些改革措施，仅仅是为了完成中央布置的改革工作，对如何更好地达致改革目的缺乏考虑，甚至缺少热情，听取一线法官、检察官、律师意见不够，针对性需要加强。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司法改革的动力来源。司法改革依靠谁进行？由谁来推动？这就涉及到目前司法改革的领导体制问题了。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干部管理体制和工作体制。在体制不改的情况下，由上级发动进行改革，成效可能有限。例如，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惩戒有错误的法官。但惩戒委员会能代替纪委吗？是代替不了纪委的。惩戒有惩戒委员会，违纪有纪委，违法还有司法机关。惩戒委员会能做违纪违法查处工作吗？还有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能代替组织部，能代替人事部门吗？现在，法官检察官通过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提名，由组织部门考察，提交人大任命；而院长、检察长则是组织提名，包括上级法院、检察院与下级法院、检察院的同级党委协商后提名，但提名后，也要到组织部门去考察，然后要提交人大去通过，而且是地方人大通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法律体系格局下，如何发挥地方党委、人大、政府的作用，就是一个问题。况且，我国是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制度，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是自下而上的。如果仅考虑上级来推动改革，不认真发挥下级的作用，工作可能很难做好，而且还涉及我们的政权组织形式这一根本问题。所以，依靠谁去进行改革？不去充分发挥地方的作用，不去动员人民群众，仅仅靠这种方式改，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还是应该要调动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上级与下级、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才能把司法改革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顶层设计在司法改革中的作用。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年中国之所以进行改革开放，主要原因就是既有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指引下，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并取得了巨大成功。现在，情况好了，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是不是就可以放弃摸着石头过河，改为顶层设计？我觉得需要慎重考虑。目前，加强顶层设计是必要的，但是，我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依赖顶层设计的作用，就司法改革而言，还是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提法，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我之所以持上述观点，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巨大，对此，顶层设计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在各个地方，司法改革如果完全依靠中央的顶层设计，在具体实践中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精神，改革的效果很可能不尽如人意。中央的政策当然很重要，有利于减少改革的阻力，但地方的支持也很重要。例如，深圳市给法官涨工资，一开始，组织、人事、财政部门都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一来中央有政策，二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大力支持，法院与有关党委政府部门也进行了充分沟通与协商，获得了大家的理解，最后还是实现了。所以，各地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除了中央的尚方宝剑，还必须依靠自己主动去探索、打拼，与同级党委政府认真协商，这样，才能根据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解决本地区的具体问题，走出一条真正有效的司法改革之路。这是目前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之前，司法改革真正取得成效的必由之路。

D. 我国司法独立的困境是什么

1、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的关系：

在我国，司法独立是党领导下的“独立”，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员会领导和协调公、检、法工作的机制一直在运行，这在事实上形成了我国司法领域中“一个家长，三个孩子”的制度现实。虽然现在各级党委、政法委审批案件的做法已大为减少，但一些“重要”案件的处理还是必须要向党委或政法委请示或者接受其“过问”。

虽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不能脱离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所有的领导干部基本属于党的成员，因此其受党的领导和管理是必然的问题。如此一来，司法机关是不可能脱离政党对其的干预，无论是在有形还是无形，都不可避免的造成干扰。

2、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在人、财、物的配置上受制于同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这不仅包括司法机关的日常经费开支，更包括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现实的开支，具体的数额和项目都是由地方政府自己预算的，缺乏独立性，经济保障不足且财政供应体制不顺，有时难以避免手捧帽子向自己的当事人乞讨的尴尬。

由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人、财、物均掌握在地方，从而使得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司法却不能独立于地方。我们的司法机关在人事、财政上严重地依赖于地方，地方法院和检察院都同在一个地方政府制约下，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不可能不受当地经济利益的左右。办金钱案、人情案，司法活动中的腐败现象突出。

3、司法机关与人大的关系：

我国宪法在确立司法独立原则时，没有规定司法机关有权独立于权力机关。我国宪法采用的是议行合一的政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全部国家权力由人民代表大会即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依法产生，司法机关应该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由于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未排除人大对法院审判活动的事前干预，现实中已出现了多起人大代表在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进行“个案监督”的事例，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机制还有待完善，而且缺乏有效地制约。实践证明，不讲究党的领导方式和人大监督机制的合理化，必然会影响司法独立的实现。

4、公、检、法之间的关系：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审判监督的职责。这种监督的方式和程度虽然受到法律的严格制约，而且目前看也有弱化趋势，但毕竟与法院形成一种监督上的上位与下位关系。

而且就刑事案件办理，宪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要求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互相配合”，这种平等的配合制约关系，使得以审判至上为前提的司法独立难以有效贯彻，很明显与司法独立的核心要求是不相吻合的。

E. 我国司法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 经济 之间存在诸多 问题 :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从而导致我国司法权的地方化; 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法院管理体制不 科学 ;法官素质不理想;审判方式陈旧落后，审判流程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执行难现象；“人情案”、“关系案”，甚至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情况普遍存在，个别司法裁判不公，使公众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信任危机”。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市场经济的 发展 ，而且不利于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对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以上问题进行了 分析 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革、完善我国司法制度的 方法 和对策：一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 中国 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 影响 的司法体系,二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 规律 而形成的模式转换，三要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四要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五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六要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关键词：司法改革 司法公正 司法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 政治 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 目前 ，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 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 考试 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 教育 ，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 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 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 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 一） 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F. 简述司法权力地方化的表现

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 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G.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特点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1]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二）司法权行政化，法院管理体制不科学

我国现有司法行政体系为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3]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

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以往准入条件过低，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4]

（四）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二、构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必须进行的的改革

（一）改革现行司法体制的外部关系

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必须保持财政、人事上的独立地位，即不能被行政机关实际控制。否则，独立司法就会落空。为此，应当对司法体制作如下改革。

1.改革司法机关的地区设置

我国的司法机关可以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办法，使司法机关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脱离行政区划，即可以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划以下划分若干个与行政区划相交叉的司法区，在每个司法区设置一个中级法院，其下按照司法工作需要设置若干基层法院；保留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设置的高级法院，全国设置最高法院；检察机关与各级法院对应设置。这样，就可以使容易受到地方行政干涉的基层、中级两级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地方权势，更好地独立行使司法权。同时，为保证人大监督制度的落实，地方上可以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直接监督基层、中级和高级司法机关的工作。

2.改革司法人事管理体制

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地市和基层两级法院，有必要改革地市和基层两级司法机关人事管理体制，取消行政机关对司法官员的人事管理调配权，而将司法官员的推荐、调配权交还司法机关，任命权提高到省级以上人大及其常委会。为体现党管干部的原则，一方面，司法机关的党组织要加强对人事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地方党委也可以向上级司法机关推荐人选，或者协助上级司法机关进行考察，但是最终确定人选的权力掌握在上级司法机关党委或者党组的手中。至于行政机关，则无权过问司法机关人事安排。这样，才可以保证司法人员素质，解除其依法独立办案的后顾之忧，并且不使国家统一设置在地方的司法机关变成受地方保护主义左右的“地方化”的司法机关。

3.改革司法财政管理体制

司法机关足够的经费和物质条件，是司法独立原则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中央司法机关和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分别列支于与其级别相应的中央或地方政府的财政。由于司法机关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手中，办案如果受到行政部门干预，很难挺起腰杆进行有效抵制，而影响司法独立。应当认识到，司法机关“司”的是国家的法，无论其等级高低，都是国家的而非地方的司法机关。所以，要改革司法机关经费管理体制。可以参照国外比较普遍的做法，由中央财政统一列支司法经费，即可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每年分别作出全国法院、检察院下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由中央财政拨付“两高”，用于全国法院、检察院的业务和工资福利等开支。这样，就使司法机关摆脱地方利益和行政机关的影响，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7]

（二）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2.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3.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司法体制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决定了司法改革必然和现今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三种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因此，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我们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以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

H.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I. 法院去行政化有多难

司法地方化是司法行政化的根源，也是去行政化改革的基础障碍。

法院内部对人财物及法官职务晋升的管理和干预，这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大阻碍。

首先，法官要独立序列管理，谁来管理？仅靠一个地级市中级法院，上不能突破地市级的束缚，下不能越过县区级的管辖，因此，这种独立是徒劳的。

其次，人员的政治待遇没有了级别，法官靠什么来区别？法官等级那一点点差别吗？显然是不行的，即使实施了“审判长津贴”，也不得不按一个个基本不存在的法庭继续设置庭长、副庭长，从而对应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等待遇。

第三，法官享受更高的待遇，让其他公务员想不通。一方面，在他们心目中，法官的工作与其他行政工作并无二致，工作量也不比其他公务员多。那么去了行政化，如何解决地方上的这些疑虑？对此，在一个将其地位与“公检司”等同列的地方党委政府眼里，法院的任何解释往往都是苍白的。

第四，法院内部对人财物及法官职务晋升的管理和干预，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大阻碍。这种内部既包括一个法院内部，也包括上下级法院内部。事实上，现在党政及其他机关单位，直接干预案件的情形基本不存在了，即使要干预，也会通过法院内部领导进行干预。但法院内部就不同，法院内部的案件干预，法官往往很难拒绝，因为行政领导掌握着法官个人的人财物以及职务晋升的资源，因此，这种干预不论是原来的庭长审批制，还是审判长负责制，都是无法解决的，甚至于审判长负责后，这种行政化干预更甚。

J. 现阶段，我国司法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一）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导致了司法审判权的地方化。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司法机关作为一级政府的组成部分并完全隶属于人民政府。到1954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才使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于人民政府之外，从而使司法机关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文革结束后，1982年我国又颁布了新宪法，宪法规定了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地位的独立性。但是我国从1980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调动了各地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政，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办案经费等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不同而不同，导致了司法机关的财政与地方的财政融为一体，这种情况下，地方司法机关更多地倾向于从发展地方经济的角度去执行法律和行使司法权，而不是着眼于国家法治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司法机关除了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外，在人事制度等方面，不仅地方司法机关的司法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司法人员也由地方权力机关任免。由于地方各级司法机关的财政和人事权隶属于地方，这种权力结构和权力隶属、依附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受到地方干预，其结果是破坏了国家司法独立和国家法治的统一，还导致了司法审判权的地方化。
（二）司法机关缺乏制约与监督机制。
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我国的国家机关体系中，“两院一府”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但在实践中，各级权力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仅在选举或罢免同级司法机关的负责人，各级权力机关对司法人员的任免仅属履行法律手续，没有把对司法人员的任免与对他的具体执法情况的考察有机地结合起来，各级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只表现为工作监督，听取和审议司法机关的年度工作报告以及视察或检查司法机关的执法情况。因此，我国宪法虽然赋予了国家权力机关广泛的权力，但是目前国家权力机关尚无行使权力的具体程序，特别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问题上更是如此。由于缺乏对司法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程序性规定，一方面导致了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地方权力机关轻司法监督的倾向，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司法机关特别是地方司法机关以司法独立来对抗权力机关的监督。由于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不力，再加上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疲软，检察监督的作用发挥不充分，上下级司法机关更是和善相处，这就使得司法机关中的许多问题难以通过现行的监督机制予以解决，并在客观上为司法机关滥用权力以及司法腐败等现象的产生提供了便利。从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来看，目前，主要由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检察监督和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级监督。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它有权对国家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是在实践中，检察监督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和实现。一是检察监督的力度软化，检察机关执法监督意识和监督行为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困扰和束缚，致使检察监督难以展开；二是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检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所实施的监督只是一种事后监督，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发现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违法时，只能以抗诉的形式要求审判机关纠正。如果审判机关拒绝纠正，检察机关也无能为力；三是检察机关也是司法机关，我国现行法律已确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其他司法机关，至于如何监督检察机关的检察权问题，除了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监督外，目前尚无其他明确规定，从而为检察机关滥用权力提供了便利。就审级监督而言，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上级审判机关有权对下级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实行审级监督。在实践中，上级审判机关通过审级监督的形式对下级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的确也进行了有效纠正。但是审级监督是审判机关内部的监督，由于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再加上审判机关的审判行为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困扰，因此，在有些地方，上级审判机关对下级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的着眼点已不再是法治的统一和国家法律的有效实施，而是地方利益是否受到充分的保护。
（三）司法人员专业水平低，严重影响公正司法。
首先，与法治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法官、检察官任职资格条件的要求比较低。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规定法官、检察官的专业学历起点为大学本科以上。然而，我国现有司法人员学历的实际情况离这一要求却相去甚远。在20多万法官中本科层次的只占5.6%，研究生学历仅占0.3%。而在全国20余万检察官中，本科层次的更少，只占4%。我国司法队伍的绝大部分人员是1979年后到司法机关的，主要一是政法院校的毕业生；二是复转军人；三是通过社会招干考入司法机关的高中毕业生。从人数上看，后两部分的人数居多。另外，效率低下是目前司法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案件久拖不决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有资料表明，1992年，中国平均8328人中有一名法官，而英国每11万人中才有一名法官。可见，我国现行司法队伍中非专业化的倾向十分严重，再加上司法效率低下，严重影响公正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