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遏制

『壹』 法律控制的定义是什么

首先，法律控制是指通过法律的规范作用和强制作用来控制利益矛盾平衡的一种回行为。
第二，法律答控制利益冲突有两个途径：一是立法控制，通过公平立法，建立合理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协商利益，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司法控制，通过公正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济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贰』 司法的特点是什么

司法的特点：
1、中立性
中立性是司法权的第一特性，这在中美两国的司法理念中没有差别。如果将法官比作裁判，司法权的中立性要求：法官不能像有些球类裁判那样满场跑，满场奔跑的裁判难以处于中立地位，不处于中立地位的裁判就容易做出错误的判断，这也是有些球类裁判判罚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为什么时常容易引起怀疑的主要原因之一。排球裁判却不一样，他站在场地之外，立于场地的正中间并高于球网，运动员触网或过网击球时自己都不一定能察觉，居中裁判者却能明察秋毫，判罚结果也很少引起质疑。因此，法官就要像排球裁判那样居中裁判，不偏不倚地对待原被告和控辩双方，力求不受立场限制地做出准确判断。裁判者如果不能保持中立，其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我国法院的院徽是由一柱华表支起一架天平来表现其中立性，美国的司法文化中也不乏蒙眼的正义女神手执天平的比喻和图像。 此外，两国法院还通过建立回避制度和严格的诉讼程序规则来保障法院和法官的中立地位。 司法权的中立性的另一个层面是其消极性，司法是解决社会矛盾最后的，但不是惟一的手段，通过谈判和解、调解和仲裁解决民事纠纷应是当事人的首选方式，不到最终不要随便动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去解决民间纠纷。美国法院甚至将调解和和解的理念应用于刑事诉讼之中，建立了辩诉交易制度，90%左右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由检察官与辩方律师或刑事被告在法庭之外达成交易，和解结案，大量节省了国家的司法资源。司法权的消极性还具体表现在司法机关不应该主动出击，而应被动地等待，一般来说就是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法官不能主动地挑起当事人去打官司。
2、独立性
司法权的独立性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必要。马克思早就指出：“法官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法官以服从法律为天职。”但是，两国在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上的差异使司法权的这一特性在两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美国作为“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的代表，通过“司法独立”原则保障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他们的司法机关不仅完全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关，而且还享有违宪审查权，可以撤销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行政行为。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框架内司法权对“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独立，也就是对当事人的独立，因为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诉讼中成为法院的当事人，社会团体和个人几乎每天都在民事或刑事诉讼中“担任”法院的当事人。但是，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体制下司法权不能独立于立法权。我国的审判机关只享有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目前尚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尽管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过上述承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而无权对立法机关的行为，包括对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进行司法审查。 审判机关不仅要保证对外独立于当事人，内部也要相互独立。内部独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和指导关系，而非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维持审级独立。因此上级法院不能在下级法院没有审结其所管辖的案件时对下级法院的正常审判工作进行干预，除非有法律适用方面的新问题出现，下级法院逐级呈报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对请示案件的批复就成为了新的司法解释。美国法院则是绝对禁止上级法院在任何时候干预下级法院的审判活动，只有当事人提出上诉时，上级法院才能对下级法院的裁判做出改判或维持的决定。
3、统一性
统一性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是司法权由法定机关统一行使，其他机关不能分享；其二是用司法解释或指导性判例统一全国各级审判机关的裁判尺度。司法权的统一性在两国之间没有司法理念上的差别。在我国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就可以具体地规定对某一法律概念的理解和实施标准，比如刑法上涉嫌犯罪数额的“较大”、“巨大”或“特别巨大”等概念，就需要用司法解释统一全国各级司法机关的裁判尺度。美国作为案例法国家，主要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的类似案件的审判做出指导，以求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的统一。 在司法权的统一性保障方面两国共同面临的大敌是地方保护主义。不过美国在当初制宪时就预见到了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干预的可能性，因而在设计管辖权制度时就明确规定，跨州之间的案件不能由原被告所在州的任何一方州法院管辖，而是交由联邦法院管辖。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地方保护主义。 从世贸组织的主要成员方的司法实践来看，入世以后，他们都对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案件实行了专门管辖或集中管辖制度，如美国设有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法国的商事法庭也从普通法院中独立出来，英国伦敦的高级商事法院则专门受理国际商事和海商案件。因此，从2002年3月1日开始，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9条的规定，决定对涉外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即只有省会城市、少数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才能行使国际商事案件的管辖权。 实行国际商事案件集中管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有利于遏止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而且有利于集中优秀的审判力量专业化审理国际商事案件，提高审判质量，还有利于这些审判员的集中培训和提高。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并全面履行作为成员方所承担世贸组织的义务。当然，由于实行集中管辖后，受理国际商事案件的法院数量会受到限制，边远地区的涉外商事案件还要跑到省会城市或其他大城市去审理，因此会给当事人带来诉讼方面的不便。但是，我国和其他国家国际贸易仲裁机构的实践表明，在可能遇到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的情况下，当事人宁愿远涉万里到北京、上海或深圳甚至更远的国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不愿意就近解决纠纷。由此可见，只要能保证公正的裁判结果，当事人是不会计较路途遥远的。更何况一次性地公平解决纠纷给当事人带来的是时间上的节约和免除不断上诉、申诉的困苦呢？ 在去年两会期间，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了很好的提案、议案和建议，其中最有分量的之一是关于设立跨区域民商事法院的建议。该建议提出，应该在东北、华北、中南、华南、华东、西北、西南地区设立七个跨区域民商事法院，专门审理跨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民商事纠纷，另成立两个高级民商事法院审理上述七个跨区域法院的二审案件。如果这一提案得以实施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权行使不统一的问题。
4、专业性
专业性作为司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特点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这样的普通法系国家尤其如此。美国法院的法官不仅都受过严格的法学教育和训练，而且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初审法院的法官大都是从优秀的律师中产生，上级法院的法官也要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从而保证了法官队伍的高度专业性。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我国，这一特点几乎完全被忽略。因为当时法院的职能主要是办理刑事案件，凭经验办案足矣，民事案件大都仅涉及婚姻家庭问题，基本上没有商事案件，也不需要专门的法律知识。即使到了市场经济时期，民商事、行政案件已占法院工作量的90%，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仍然存在，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的人当法官的现象在基层法院还比较普遍，有的基层法院甚至没有一个正规法律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学教育因“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多年，分配到法院工作的正规法律院校的毕业生很少，很难支撑起法院对法学专业人才的需求。现在法院受理的股票和期货案件、涉外案件、海事海商案件、知识产权案件越来越多，不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当法官是有危险的。现代社会里，法官掌握着法律赋予的生杀予夺大权，法官的专业性要求不会比医院低。医院的医生必须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专业医疗人员，让未经过资格考试和专业技术水平认证的人当外科医生，我看谁也不敢拿性命去开玩笑。 随着我国法官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的加强，法官非职业化的现象正在改变。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例，高级法官和大法官中的法学博士生导师就有了5～6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法官有50人左右，已取得硕士学位的有160多人。
5、公开性
司法权的公开性也可以称为民主性，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也没有司法理念上的不同，但做法上有区别。美国在审判程序中通过陪审团制度来提高司法权行使的透明度和人民大众的参与性，陪审团的成员都从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公民登记册中任意选任，不过陪审团只能对法庭审理的有关事实做出裁定，比如对刑事被告是否有罪做出裁判，而由法官对适用法律和具体量刑做出裁判。我国则通过人民陪审员制度，让非职业法官参与案件的审理，并享有与法官同等的对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裁判权。 在接受社会和新闻媒体监督方面，两国的人民大众、法学专家和新闻媒体都可以对生效的司法判决展开评论，如我国中央电视台的《今日说法》等各种新闻媒体栏目展开大量的司法评论，在进行法制宣传的同时，也吸引了社会各界对司法工作的关注与监督。但不同的是，美国司法机关的公信度很高，人民大众的法律意识也很强，因而新闻媒体对司法判决的尊崇率也很高，很少对终审后生效的裁判结果做负面评论。 在公开审判方面，两国的差别也不大，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原则上所有案件一律公开审理，与案件有关和无关的民众都可以持有效证件到法庭旁听。但美国的法庭不允许电视现场直播，仅有的一次现场直播辛普森涉嫌杀妻案也遭到了各界的强烈批评，认为现场直播会影响法官的公正判决。但是，两国的法官都认为，公开性可以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现象，阳光下的审判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保证，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司法制度的民主价值。
6、权威性
权威性作为两国司法权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其前面几个特点所决定的。这就是说，司法权的中立性、独立性、统一性、专业性和公开性决定了它必然具有权威性。立法机关具有立法权威，行政机关具有行政权威，司法机关作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的施行者和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者更需要权威。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司法权威显得尤为突出。当年美国总统选举出现僵局时，最后还是靠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定乾坤。与美国的司法权威相比，我国的司法权威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从审判机关内部来看，对司法权威挑战最大的是法官队伍的素质，即司法权的专业性有待提高。从司法权行使的外部环境来看，司法权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还需要更有效的保障。

『叁』 司法系统如何控制腐败

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或称刑罚控制、刑事控制)，主要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刑事诉讼活动对有关腐败犯罪实行控制。尽管腐败犯罪的社会控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通过司法控制腐败犯罪仍然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司法程序揭露、证实、惩治腐败犯罪是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通过司法手段控制腐败犯罪具有社会控制所不具备的某些优势。 一、司法控制是腐败犯罪防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 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曾经指出:“利用法制与犯罪作斗争要想取得成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正确认识犯罪的原因;二是正确认识国家与刑罚可能达到的效果。”从犯罪学的角度来讲，尽管犯罪的产生与犯罪行为人的本身特性具有一定的联系，但从本质上来讲，犯罪终究是社会的产物。因此，要想达到犯罪控制的理想效果，不仅需要加强犯罪的司法控制，而且更需要加强犯罪的社会控制，即通过对影响犯罪生成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控制，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在尽可能带来持续发展的有序状态。可以说，16年党和国家所确立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正是在深刻认识犯罪规律以及理性看待刑罚功能的基础上，针对腐败现象所作出的科学决策。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统计，16年有罪判决数与立案数的比率比16年提高了29.9个百分点。立案侦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案件255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929人(其中厅局级930人、省部级以上人)。大案、要案占立案数的比例分别从16年的46.8%和6.3%上升为16年的58.3%和6.6%。 在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制裁只能依赖于刑事司法程序。一方面，犯罪具有应受惩罚性的内在属性，腐败犯罪作为一种危害深重的权力型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刑事制裁。应受惩罚性是国家和社会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较强的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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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行否定性评价的必然结果。犯罪行为从一开始就是同刑罚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通过司法手段将腐败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虽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但从刑罚的功能来看，对腐败犯罪分子进行刑事制裁，毕竟既可以起到特殊预防作用，也可以起到一般预防作用。 二、通过司法控制腐败犯罪的优势 从犯罪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控制的确是减少和控制腐败犯罪的首要选择。毕竟，犯罪是一种社会疾病，要想从根本上治理犯罪，必须从治理社会入手。而相对于其他治理手段而言，刑罚只是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严厉的成本高昂的一种治理手段。进一步而言，社会控制是治理腐败犯罪的治本之策，而相对于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仅仅是治理腐败犯罪的治标措施，即减少和控制腐败犯罪的次要选择。但是，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具有其自身的优势。 第一，通过司法程序，可以对腐败犯罪实现快速有效的反应。尽管社会控制可以从根本上起到控制犯罪的作用，但是，对腐败犯罪的社会控制毕竟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社会工程，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而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却不同，它是最容易得到贯彻落实的一种控制途径，因而能够对腐败犯罪实现快速的反应。一方面，对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具有职业化、专业化较强的职能部门，如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等。这些职能部门在同腐败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因而能够准确、及时地揭露、证实和惩治腐败犯罪。另一方面，对腐败犯罪的司法控制具有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因而相对于社会控制而言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侦查机关等国家专门机构通过国家和法律所赋予的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和执行权，在惩治腐败方面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我国腐败犯罪的现状迫切需要加强司法控制。社会控制作为一种治本之策，其控制腐败犯罪的功效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才能够得到完全展现。而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犯罪仍然比较猖獗。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同党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差距。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有些腐败现象仍然突出，有的甚至还在滋生蔓延。有的地方和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还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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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弄虚作假、铺张浪费行为相当严重。”显而易见，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国迫切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腐败犯罪的滋生蔓延。而同社会控制相比，司法控制显然更能满足这种需要。 第三，通过司法程序，可以增加腐败犯罪的成本。

『肆』 如何解决影响司法公正的深层次问题

(一)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司法独立原则是指司法机关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司法机关行使其职权时，只服从法律，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它包括三个基本内容和“四个不”。三个基本内容：一是司法官独立审批案件；二是司法机关有自己独立的组织系统；三是法律对司法官的地位特设有保障条款。“四个不”是指不侵权、不介入、不施压、不妄评。所谓不侵权是指不侵犯司法机关的管辖权。不介入，指不能违法进入司法程序干预司法裁决。不施压，指禁止对司法官员和官署直接和间接施加某种压力，以特定和不特定的不利性后果迫使5其按照施压者的意思作出司法决定。不妄评，指在法律裁决作出可能影响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报道和评论。6保证司法工作不受来自任何外界的干预和影响，以保障和维护法律崇高权威，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的外部条件。客观地讲，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与国际社会“司法独立”制度在形式和内容乃至性质上有着较大差距。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司法独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何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既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能融会贯通司法独立之内在精神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值得商榷。笔者认为，我国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是基于西方的“分权说”，而是基于“职权分工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分权说”中的某些合理因素。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的“三权分立”模式，但可以借鉴“分权说”中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合理因素，并使之与我国国情紧密相结合，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模式。

1、调整现行经济利益结构，使法院摆脱对地方的物质依赖。国家财政拨出司法专项款，由中央统一开支各级司法机关的办案经费、法官工资，福利等费用；司法机关的装备、办公用房等设施，由中央按统一的标准解决，切断法院及法官在财、物方面对地方政权的依赖，同时也使各地司法机关的装备、经费、办公用房，法官工资、福利住房等不因地区的差异而悬殊过大。

2、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最高人民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免；最高人民法院的其他法官和军事法院、铁路运输6法院等专门审判机构、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均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免；其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最高级别的法官由上一级地方人大任免，其余法官一律由上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任免，以摆脱本级地方政权对法官的人事控制，从而杜绝因“行政命令”和“地方保护”而导致的司法不公。

3、保障法官的身份独立。包括：（1）保证法院的行政领导必须由具有丰富的法律职业阅历的法官担任，严禁指派无法律职业资历的人担任法院行政领导职务。（2）确保法官的待遇从优。要使法官安心工作，不至于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出现腐败，必须使其拥有适当的待遇。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必须与社会资源承受能力相适应，不能太高，但更不能太低。笔者认为，法官的待遇应当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待遇，虽然我国不实行“高薪养廉”。况且“高薪并非必然能够养廉”，但是，我们应当避免法官因不廉而失去这份职位或因待遇受到必要的物质约束。（3）法官任职终身制，这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行的做法。法官非因法定事由（如自愿辞职，丧失工作能力，犯罪以及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司法官）及程序不得任免，以保持法官工作恒定状态。（4）法官的惩戒和调动。在日常工作期间，法官不受到随意惩处；建立法官惩戒标准；设置正当的惩戒程序；非经法定事由和程序，并征得法官本人同意，法官不得随意被调动。（4）确保法官及其家庭的安全。7由于法官的裁判，都会影响到某一方或者多方的利益，所以，国家应当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障法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7

4、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对审判的监督关系，创造使法官只服从法律的法治环境，保障司法独立。任何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司法不独立，受制于人，有碍司法公正；反之，如果司法独立了，但不受监督制约，或者监督不力，也会出现司法专横和审判权的滥用，这已为历史所证明。为此，必须建立规范的监督关系体系，理顺各种监督关系，尤其是理顺和规范党委、人大和新闻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二)下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完善错案追究和司法赔偿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公正司法,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法官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其能力素质决定了司法质量的高低，因此，不断提升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增强司法能力，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课题。具体措施包括：1.大力强化业务培训。按照法官专业化要求和实际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培训和岗位技能练兵，打造“法律精英”队伍。2.努力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准。教育广大法官不断加强自身修养，规范司法行为，文明司法，谨言慎行，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严格约束业外活动，树立公正司法、勤奋敬业、刚直不阿的良好职业形象。3.加强廉政建设。坚持经常性、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法官增强自律意识，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法官惩戒制度等各项制度，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纪行为。4.完善责任追究工作机制。细化责任追究办法，强化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制约，防止滥用司法权，防止发生腐败案件；完善案件管理机8制、岗位责任制，加大查处力度，重点解决查处失之于软、追究不到位问题，纯洁法官队伍。5.加强案件质量评查，注重发现影响审判质效的深层次、实质性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建立常态化的案件质量评查机制，坚持定期评查、专项评查与重点评查相结合，坚持发现问题与改进工作相结合，坚持纠正错误与总结经验相结合。

(三)理顺和规范公众舆论对审判的监督关系，以保障司法独立

在新媒体日益普及的今天，公众利用网络关注司法的热情日益高涨，人民法院要正确对待群众通过各种不同媒体表达的意愿。一方面发布全面完整的权威信息及时化解矛盾、澄清事实，消除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要宽容对待、认真倾听公众的不同声音，把微博、论坛作为和社会公众之间增进了解、消除误会的平台。81、变被动为主动，强力推进审判公开，主动接受公众监督。执法办案和新闻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两驾马车，两者之间不应背道而驰。法院应当将网上办公、数字法庭、裁判文书上网等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让每一次公开庭审都成为法律宣传的途径，让每一份裁判文书都成为生动的法律宣传的素材。全方位、客观公正地把法院的审判活动公开出来，切实做到不回避、不躲藏、不遮掩，让公众实实在在地了解法院工作，营造良好舆论氛围。2、加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坚持善待媒体、主动与媒体打交道的原则，积极与媒体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形成定期交流机制，与新闻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公众，消除社会公众对司法工作的隔阂，赢得更多理解和支持。3、妥善处置网络舆情，实现司法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网络舆情处于萌芽阶段时起就高度重视，坚决防止虚假信息误导公众。主动应对质疑和猜测，竭力抢占舆论制高点。4、规范各类媒体的报道行为，严格责任追究制度。法院审判工作有它自身特点，审判独立是我国法律加以规定和保障的。新闻媒体对审判的监督应以遵守“罪从判定”为前提，以遵循真实性为原则。媒体对审判进行报道时，不得误导公众，不得引导审判机关的裁判结局，从而侵犯司法独立。同时，媒体如果对正在审理的案件报道严重失实或者恶意进行倾向性报道，损害司法权威，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四)改革信访考评机制，重塑法院信访工作机制

近年来，涉诉信访工作在法院整体工作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受种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法院虽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甚显著，甚至一度陷入被动应对的尴尬境地，涉诉信访已经成为困扰法院工作的痼疾。部分上访人文化水平低，不理解或片面理解法律规定，不能接受法官及其它接待人员的答复和解释，长期坚持无理申诉；也有一些上访人在利己思想驱使下，不顾案件的实际情况，向对方当事人或者法院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就走上缠诉缠访之路。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取消以后，如何应对某些上访人的过激、违法行为，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处置机制，对一些缠访者尤其是采取过激甚至违法行为的上访者难以处置。少数上访人利用法律、制度上对申诉权利缺少制约的漏洞，无理纠缠，甚至辱骂法院信访工作人员，影响法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信访制度，改革信访考评机制，刻不容缓。1、做好《信访条例》的宣传工作，指导当事人按条例规定依法有序上访。抓好条例配套措施的制定工作，对条例、现行规章制度和工作措施进行一次全面梳理和调整，使之与新条例相适应，使信访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2、建立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之间的信访联动，统一标准。上下级法院及各接访机关接访的原则不一，答复口径不一，就会加剧当事人的越级访。实行上下级法院信访信息传递、反馈制度，对一些社会影响面大，疑难复杂的越级访和重复访，实行各级同堂会审，尽快给出一个终局结论。3、建立专家陪审团，对重大复杂案件提出专家意见。借鉴西方国家的陪审制度，建立由法学专家、教授及知名律师组成的专家陪审团，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由专家陪审团陪审，并给出专家意见，一方面可以提升案件质量，另一方面也提高判决结果的说服力。4、改革处访机制，改变平行部门或上级部门向法院转办或交办案件的随意性。对于信访案件，有的部门或有关领导不懂或不顾案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能否进入再审程序或能否改判或有无审级限制等因素，直接简单的批办、交办或督办，转办。有些案件已不能够进入再审程序或属于上级法院受理而被驳回申诉，但有关领导或部门交、转办函成为申诉人手中的“令箭”，向法院申诉不休。5、改革信访考核机制，依法处置无理访。信访工作“一票否决”使基层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信访工作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自身的主要职能，一到“敏感”时期，都要放下所有工作，全体动员反复排查，重点布防，“不能使一个漏网”，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又影响了本职工作的正常开展。在具体工作中，抓稳控多，解决实际问题少，尤其是“信访当事人属地管辖”的规定，更使一些基层法院陷入既无权解决问题，又要承担信访工作责任的极为尴尬的境地，无奈之下只能采取“盯梢”、“利诱”、央求等甚为可笑之举。这样的后果只能平稳一时，并且助长了个别人员无理、无序信访的嚣张气焰，从而使法院的涉诉信访工作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建议通过建立信访听证，划分无理信访与有理信访，对于无理取闹，缠访闹访的，则依法严肃处理。

(五)开展法制教育，推进全民守法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民的法治观念也大大增强，但法律意识淡薄的现象依然存在，不懂法不守法不用法的事件还时有发生。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全民守法”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当引起高度重视。1、切实推进法制教育，加大普法宣传的力度和广度，创新普法形式，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法律意识，养成自觉守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行为习惯，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法治建设真正成功了。”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3、健全基层法律服务的组织机构、人员编制和管理制度，延伸法律服务的基层触角。要尽快完善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诉求表达机制，发挥人大、政协、社会团体、行业协会以及大众传媒等的社会利益表达功能，依法有序完善来信、来访、来电等诉求表达方式，畅通和拓宽社会诉求表达渠道，让法律的阳光普照。

『伍』 司法独立后司法部门腐败怎么办

书法独立应该是提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受外界因素干扰，而非司法体专制独立。司法独属立是保证任何案件都能够得到公平、公正法律判决的前提，是法制国家的象征。司法独立后的司法部门要防止和杜绝司法腐败，必需做到凡不涉及公民隐私、国家安全等必须保密以外，所有民事、刑事案件的审理都应公开，至少要做到审理信息的公开。让民众和社会媒体来监督司法审理过程。从而防止司法腐败的发生。当然还有很多防止司法腐败需要注意和完善的方面，在此不一一列举。愿我国的司法能真正独立并能干干净净、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起案件的审理。这是一个法制国家和国民的期望。

『陆』 如何认识我国司法体制设置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关系

社会控制和社会整合都是社会学的重要概念，前者是指通过宗教、道德、法律等等各种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维护社会秩序，最终服务于人类利益的社会调控方式。后者是指社会各个不同的部分结合而成统一、协调的整体的过程和结果。如果说社会控制是对作为不同社会主体的人的行为的规约，那么社会整合就是这种规约所导致或追求的社会统一、协调的过程和结果。与道德、宗教等其他诸多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途径相比，现代社会一般选择法律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途径，而司法则是法律最直接的代表，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和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是同构并亲和在一起的，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直接决定了法律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发挥状况。

当前阻碍我国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实现的因素复杂多样，既有司法体系外的，也有司法体系内的。司法体系外的因素主要有：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司法经费不足，法官低薪酬，社会法律至上的文化理念薄弱，法律和司法的权威不足，等等。司法体系内的因素主要有：法官总体素质和能力尚不理想，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不顺，审判方式落后或超前于社会发展，程序不完善、不透明，裁判文书质量不高，等等。而且，上述两方面的因素彼此交织，互为因果，严重阻碍了司法应有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的有效施展。本文限于篇幅，仅对其中一项因素——地方保护主义及它的危害和对它的遏制途径作进一步阐述。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性质、危害及根源

地方保护主义在司法层面体现为以地方利益掩盖的司法权与各种其它社会资源作非法交易，它是急剧膨胀的地方利益或者地方上某些个人的利益作用于司法领域的结果，是在地方权威操控下的公开的集体行为，其在本质上属于制度性问题，很多司法问题表象的背后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起作用。对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本文不予赘述。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更是有目共睹，它阻挠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进而阻挠了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它片面地促成了人们的地方归属感，却瓦解着人们对法律(社会共同规则)的信念，瓦解着现代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资源。所以地方保护主义被人们视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为致命的危害之一。

对于地方保护主义损害司法独立、侵蚀司法能力之根源所在，当前的主要观点无外乎认为我国的地方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资源供给上完全依赖于同级行政机关，而司法区域又与行政区域重叠，这种“块”的分割使得司法机关不得不听命于法律之外的地方权威。这一结论是正确并符合现实情况的。但我们还需进一步认识到地方社会环境对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生成的重要作用。国外学者曾指出：“人们很容易忽视中国社会具有的那种地道的分散性质……这些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起到过如此之有效作用的社会分散因素，现在被证明是实现民族目标的一种障碍。”这里的“社会分散因素”是指经济上中国社会长期滞留在适宜于地方交换的居住模式之中，满足于地方的自给自足状态；社会行为上则是家庭、宗族的价值取向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归属感。这些因素均构成了司法结构所处环境的一部分，司法机关不可能独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之外。

二、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主要来自司法

地方利益膨胀和地方社会分散化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它实质上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的区域性体现，而遏制地方社会过度分散化是现代国家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其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性的制约来遏制这种分散化的倾向，这种制度性制约主要力量之一来自于司法体系。譬如，美国联邦立法和行政机构与各州立法和行政机构互不相干，各州不存在联邦立法或行政机关的“派驻”机构。但联邦法院的触角却深入50个州的94个联邦司法区，负责受理虽发生在当地但根据宪法应属联邦法院管辖的纠纷。而且，即便各州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仍可通过上诉或调卷令的形式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再审理。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美国建国伊始就已存在，因为美国的建国者认为，只有这样一种安排才能抑制地方主义，保证联邦法律的实现进而保障国家的有效整合。汉密尔顿在回答“为什么非设立多等级的联邦法院，而利用州法院完成同样任务有何不可”的诘问时说：“纵有高瞻远瞩之人也难预料地方主义情绪能否发展到使地方法院失去审理国家案件资格的程度。”可见，纵然是联邦制的美国，也没有忘记通过一个统一的司法体系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实现社会的有效控制与整合。

在现代社会中，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体制力量应当主要来自司法体系。在一个主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催化社会潜能的迸发，并通过赋予地方较大自主权来激发地方发展之主观能动性的国家，地方立法和行政必然具有关注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倾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司法的根本职能在于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使市场和社会在统一的规则下运行，因而司法更多地代表国家的司法，而不是地方的司法。所以只有司法才可能担负起抑制地方主义扩散化的责任，这一“应然”的原理同样适用于中国，虽然现今中国的“实然”状况是不少地方司法功能反而被地方主义侵蚀。这也反映出，地方主义和国家的司法功能是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的。

因此，要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只有强化司法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在各地方的有效发挥，这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来实现。现在学者们提出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制度设计大致有以下几类“处方”：(1)仿照联邦制国家设置中央和地方两套法院系统；(2)地方法院均由全国人大产生，设置大司法区，与行政区域错开；(3)地方法院两级产生机制，即省以下地方法院由省级人大产生，省级法院由全国人大产生；(4)下级法院由上一级人大产生；(5)地方法院经费由中央或省级财政单独直接拨付，审判员均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任命，等等。这些方案体现了一个共同原则，就是地方法院的产生及其人、财、物供给应与地方同级的其他权力系统脱钩，应该说这一基本思路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这些方案的现实可行性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

三、探索建立党对司法的“错层”领导机制来强化司法功能是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有效措施之一

笔者认为，当前将司法从地方保护主义中“解救”出来，进而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抑制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首先还是应当从现有宪法体制内去寻求。党的领导是各个国家机关权威资源的直接来源，对于如何通过强化司法功能来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路径选择，完全可以从改革和完善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层面去探索。

当前，地方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并对同级人大负责，这是地方法院和地方人大之间关系的宪法界定，而在法院接受党的领导的层面，则是地方各级法院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我国这种地方司法与地方其他权力之间关系格局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但对于一个向法治化发展的国家而言这种格局未必合理。如果我们仍然在现行宪法关于地方法院与同级人大之间关系的规定框架内探索司法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途径，那么我们不妨先从改革地方法院和地方党委之间的关系处入手。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尝试地方法院与地方党委的“错层”领导机制，也就是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机制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领导机制相区别。如果说党对地方人大、政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同级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的横向领导关系来建立，那么党对地方司法的领导则应体现为“斜向”的逐级“错层”领导。可行的改革方案为：在省以下各级地方法院归上一级的地方党委领导，或者归上一级地方党委授权的上一级法院党组领导；而省级法院当前仍宜归属于省级党委领导。其实，前苏联晚期曾尝试类似的这种地方党委与地方法院之间关系的改革，可当时的苏联已“病入膏肓”，决非一项司法改革举措能挽救。但这并不能否定这一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这种“错层”领导机制首先应当体现为上级党委拥有对下一级人大任命同级法院院长、副院长人选的提名权，或者将这一提名权交由上级党委的同级法院向下一级人大行使。地方法院的领导层还应当定期异地交流，避免在某一地区在位过长而可能产生被当地“同化”的情况。还应当看到，在当前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还是上级人大任命往往徒具形式意义，而一个法院的领导层对于其所在法院整体司法能力的提升和司法公正的实现程度而言仍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党对法院的领导主要通过法院领导层的工作来实现，地方保护主义干涉法院独立审判也主要是通过对法院领导的牵制来逐级影响到具体案件的操作。所以在当前，法院领导层的产生机制远比审判员由谁任命来得更重要，更具现实意义。

对地方法院经费来源的改革可以与党对地方法院领导机制的改革相协调一致，即地方法院诉讼费直接交上一级地方财政，上一级地方财政设司法财政专库，直接拨付下一级地方法院经费，省级法院的经费当前仍由省级财政专项拨付。对于中西部地区法院的经费，中央财政再给予专项补贴，各省级财政也可对本省范围内相对困难地区的法院给予专项补贴，这种专项补贴也必须经由“直达通道”，避免被中途截留。

研究将党对地方司法机关的领导与党对地方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予以“错层”化，对于当前如何加强和改进的党的领导工作这项重大政治课题的探索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应当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是在现行宪法框架内，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机制的合理安排与运用，来助推司法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以此来遏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膨胀扩散化的倾向，进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一体和法制的统一，强化国家的凝聚力，促进社会的和谐，最终使党在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领导体制得以完善，从而保证国家在现代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上健康行进。当然，由上级党委(或上级法院党组)向下级人大提名下级法院院长的人选，以及下级法院经费从上级财政获得，这只是党对司法的“错层”化领导的部分体现，这种“错层”化领导机制还应当有更丰富的内涵，有待理论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实务工作者的实践探索。

『柒』 请结合刑事诉讼法的理论谈谈对公正司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杜绝暗箱操作，遏制腐败

请结合刑事诉讼法的理论谈谈对公正司法，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杜绝暗箱操作，遏制腐败？一定要完善好监督机制才行

『捌』 试论公正司法是司法活动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

理论上是，但实际上我国现状为权大于法。
由李刚儿子案，跨省抓捕上访者回闹剧等可答以看出。权利机关本身没有将公正司法做为终极价值目标。我国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渴求和现状形成鲜明对比。不断的立法和修正成效并不明显，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司法本身，而是做为权利阶层的执法者。
所以，你的提问没有意义。

『玖』 公正司法有什么意义

公正司法，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回国家经济发展和社答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呼唤司法公正，评价司法公正与否，是任何文明社会公民的正当权利，坚持公正司法是对法权的一种制约，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
然而近年来，为司法的程序外监督不断升级。程序外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一些司法不公现象。但是，由于程序外的监督大多是从普通的生活逻辑出发，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结果的合乎正当，而司法的过程却是严谨的和理性的，更注重的是审判过程的合乎正当性，这就使得司法人员与其他社会主体在法律思维方式上产生了差别，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监督司法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和对立，损害了司法权威。
因此，追求和维护司法公正，在任何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仅仅是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们自己的事情，维护司法公正应当成为全社会公民共同的任务。它不仅需要法院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不仅需要培养并不断提高全社会的法治意识，更需要维护司法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

『拾』 谈谈你对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改革的认识

您好，湖南天星教育为您解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的司法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日益显露出诸多的弊端，在很多方面不能满足市场经济的需要。目前，司法改革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对所谓的司法不公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为司法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与动力。司法改革已经成为时下整个社会的强烈期待。。因此，尽快改革司法制度，使之最大限度地发挥司法职能为市场经济服务，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 、 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 四） 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立案、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 3. 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而过去裁判文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讲理，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 （五）“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六）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一种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关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三） 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四）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五） 强化司法监督机制，惩治司法腐败 惩治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本措施是靠推进司法改革，完善司法监督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我国的新闻舆论素来以正面报道为主，司法、行政、权力机关之间未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司法腐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我认为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司法监督的作用，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努力 1.加强人大司法监督力度 根据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我国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也是法律监督机关。我国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都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其负责并报告工作，受其监督。虽然人大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履行了监督职责，但力度远远不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对监督的保障没有制度化，监督队伍的素质不够理想。因此，要尽快进行监督立法，建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确立监督责任。由于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及裁判不公问题较为严重，因此要求加强人大对司法审判活动的监督的呼声较为强烈。我认为，强化人大的监督确有必要，但是，人大的监督应是整体、抽象、一般的监督，即透过一个时期、一批案件所暴露出来的现象，发现问题，进行调查，以利决策；而不应是对个案的直接监督。在具体操作上，人大不应该过多地针对某个具体案件要求听汇报、调案卷，甚至提出处理意见。即使是对个案的监督，也主要应是事后的监督。如果人大的监督特别是个案监督影响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法院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裁决人的地位，干涉了法院对具体案件的正当审理，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从而使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实际上被干扰或剥夺；无疑是不可取的。要是人大发现法院或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确有违法行为，可以建议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但并不能对案件进行任何的指示。加强和完善人大监督，有利于从宏观政治角度保证司法工作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和人民的意愿，促进司法的公正性。 2.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为了保障实现审判管理体制的正义价值，必须建立并实行严格错案追究制度。权力的约束和制衡是防止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随着审判组织的独立和法官职权的扩大，必须大力强化对审判主体的制约和监督，保障实体正确。对独任审判员错误裁判，应由独任审判员承担责任。对合议庭成员评议案件时，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致使合议结果错误，造成错判的，由导致错误结果产生的成员承担责任。对审判委员会研究案件，违背事实，曲解法律，导致错案发生的，由有过错的审委会委员或主持人承担责任。对院长、庭长工作不负责任，好人主义，知错不纠，导致错判的，要由院长、庭长与有过错的法官分别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客观分析产生错案的原因，准确界定错案范围，严格执行错案追究程序。区分错案性质、过错程度，把错案责任追究到人，保障实体正义价值的实现。对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处理。 3.强化检察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的职能。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是一种来自法院外部的监督，它体现了检察权与审判权的互相制衡，这种制衡，不仅要体现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上，同样也应在民事、经济案件中得到落实。监督仅仅出自内部是肯定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并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应该享有的权益。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监督应当触及司法活动的各个领域，对少数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的吃、拿、要、卡、贪、占等行为应及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同时，改革检察监督系统，健全检察监督制度，改变目前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局面。 4.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司法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