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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世恒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 2022-05-10 05:32:13

❶ 股权投资转换怎么回事 中华会计网

在私募股权投资中,可转换债权投资协议是一种典型的附选择权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一种规定投资人在未来特定时间可以行使将债权转换为股权的选择权。

一、可转换债权的法律可行性分析

  1. 《公司法》允许债权作为出资转成股权

《公司法》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债权符合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条件,现行立法对于已经存在的债权转换成公司或者企业的股权提供了法律基础。债权转为股权不存在法律障碍。实践中,也有信达、东方、长城、华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将持有的大量债权转为负债企业股权的实例。

2. 债权人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才能转为股权

2014年2月20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其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转为公司股权。”该规定包括三类债权转换为股权的情形:第一,债权人已经履行债权所对应的合同义务,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或者公司章程的禁止性规定;第二,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或者仲裁机构裁决确认;第三,公司破产重整或者和解期间,列入经人民法院批准的重整计划或者裁定认可的和解协议。此外债权出资仍应符合非货币出资不超过70%的规定。

二、可转换债权存在的法律问题

1. 国家严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债权类融资业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文)(以下简称“107号文”),特别是规定了“规范发展私募投资基金业务。要按照不同类型投资基金的本质属性,规范业务定位,严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债权类融资业务”。该规定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债权投资以及股权+股东借款模式的夹层融资模式不具有合法性,不符合《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的债权人依法享有的对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的债权才能转为股权的条件。

2. 采取委托贷款或者信托贷款的方式成本较高

107号文严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债权类融资业务,可以理解为国家禁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直接开展债权类融资业务,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采取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间接方式则不在其规范之列。但问题是,委托银行贷款和委托信托公司贷款,都要给受托机构缴纳不菲的服务费用,加大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经营成本,而且信托贷款还面临将来债权转股权的股东为直接的债权人信托机构的问题。

健全私募股权投资工具的法律支持环境不仅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公司法》的修改,而且也涉及到作为监管机构证监会相应监管规章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同时也涉及到立法和司法机构的联动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笔者建议如下:

  1. 对可转换优先股股东的“清算优先权”予以认可和限制

可转换优先股股东的“清算优先权”既包括“优先权”也包括“参与分配权”,如果将“优先权”视为债权,将不会涉及到《公司法》的修改问题,但“参与分配权”是表示参与企业“剩余分配权”的一种权益,无论如何也不能归为“债权”的范畴。因此认可可转换优先股股东的“清算优先权”,需要对《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二款修改如下:“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及优先股优先权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或者全体股东约定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从公平的角度,也可在基金业协会等相关的行业自律文件中对可转换优先股股东的“清算优先权”进行一定比例的限制。

2.对可转换债权予以认可并进行严格的监管

对于企业之间偶然的借贷行为,近期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司法机构都表达了一种较为宽容的姿态,但对于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实际经营放贷业务、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则无论是监管机构还是司法机构都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对于以上态度和做法,笔者表示赞同。但是,由于可转换债权是一种权益资产,不同于单纯的债权,而且其具有低息和作为企业较长期筹资工具的优势,真正能够起到给企业“雪中送炭”的作用,与归入到影子银行的投机资本有着本质的不同,因此笔者建议在禁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单纯的债权投融资的同时,允许其采取可转换债权的权益资产形式进行投资。证监会可以制定单独的监管法规,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可转换债权的资质、比例、利息、转换条件等进行严格的限定,以防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偏离权益资产的投资轨道,成为“影子银行”而扰乱金融秩序。

3.投资协议中加入仲裁条款

近年来,尽管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其投资工具和投资条款是建立在英美法系基础之上的,与大陆法系的许多观念和法律规定不符,受大陆法系思维方式和审判方式影响较深的我国法院特别是地方法院的法官对此往往感到疑惑和不解,兰州中院和甘肃高院对苏州海富与项目公司甘肃世恒“对赌协议”的两审判决引起了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轩然大波,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运用现代公司法的原理和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国际惯例进行审判,才得出了令业界和纠纷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判决结果。与法官相比,服务于私募投资基金的律师及私募投资基金的从业人员对私募股权投资工具和投资条款的理解无疑要到位的多,因此,投资协议中加入仲裁条款,通过聘请业界人士担任仲裁员,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私募股权投资工具和投资条款纠纷具有节省经济资源和司法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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