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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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民法典2021业委会成立步骤

法律分析：1、提出申请

五名以上业主可向该小区的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同时填写《首届业主代表大会筹备小组成立申请表》。

2、成立筹备小组

与小区物业进行一个协商，先成立一个为了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筹备小组。

3、筹备小组开展筹备工作

筹备小组开始拟定好《业主公约》并选举出业主委员会委员，之后向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通过批复业主委员会成立。

4、召开业主大会会议

在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所有业主。业主大会会议能够使用集体讨论的形式，也能够使用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但需要有物业管理区域内持有1/2以上投票权的业主参加，业主大会授权业主委员会执行业主大会的一些决议。业主大会依法成立后，到住建局备案。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七条 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具体条件和程序，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居民委员会应当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

③ 马特的人物简介

马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专业，2005年获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民法总则、人格权法、法学方法论。先后荣获2004年度美迈斯律师事务所（O'Melveny & Myers LLP）颁发的“美迈斯”法学奖、2007年度最受学生喜爱的十位教师、2010年王林生奖教金、2011年北京市“教育先锋”标兵等荣誉。迄今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等多项课题，并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及若干国家级课题研究，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出版专著、教材十余部。 1.《权利冲突中的利益衡量与动态抉择——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1.1万字），《江西社会科学》（CSSCI期刊）2014年第8期。
2.《公共治理视角下的知情同意规则改革》（0.8万字），《管理世界》（CSSCI期刊）2014年第7期。
3.《论同居权与婚内强奸》（1万字），《山东社会科学》（CSSCI期刊）2014年第7期。
4.《民事视域下知情同意权的权利基础及规则建构》（1.2万字），《江淮论坛》（CSSCI期刊）2014年第5期。
5.《登记对抗主义适用空间研究》（0.9万字），《甘肃社会科学》（CSSCI期刊）2014年第4期。
6.《不动产登记条例争议问题探讨》（0.9万字），《理论与改革》（CSSCI期刊）2014年第4期。
7.《隐私权的谱系学考察》（1万字），《湖南社会科学》（CSSCI期刊）2014年第3期。
8.《美国隐私权的历史与发展》（合著，第一作者，2万字），《国外社会科学前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9.《权利冲突解决机制的整体构建》（1万字），《国家行政学院学报》（CSSCI期刊）2013年第2期。
10.《<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69条的再审视——以现行规范比较为视角》（合著，第二作者，1万字），《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1.《个人资料保护之辩》（1.5万字），《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期刊扩展版）2012年第6期。
12.《学校事故责任辨析——侵权责任法第38、39、40条的解释论考察》（1.2万字），《学术论坛》（CSSCI期刊）2012年第7期。
13.《从意思自治到人格保护——隐私权视角下的现代民法范式移转》（2万字），《私法研究》（CSSCI集刊）第十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7月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2期转载。
14.《云计算时代下的个人信息保护》（0.8万字），《中国信息安全》2011年第9期。
15.《父爱主义与“还地于民”》（1万字），《北方法学》2010年第6期。
16.《英美法中的个人隐私保护》（0.8万字），《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0期。
17.《损害赔偿、不当得利还是无因管理——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辨析》（0.3万字），《民商法争鸣》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
18.《谁谋杀了隐私——从“人肉搜索”看隐私权的困境与出路》（3万字），《月旦民商法杂志》2009年第6期。
19.《论人格权救济体系的建构》（1万字），杨立新主编：《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侵权行为类型与发展中的人格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20.《隐私语义考据及法律诠释》（0.7万字），《求索》（CSSCI期刊）2008年第5期。
21.《市场经济建构中的信用问题》（0.7万字），《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2.《人格权与宪法基本权关系探讨》（1万字），《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期刊）2008年第5期。
23.《论讨论式教学在法学教育中的运用》（0.6万字），《中国成人教育》（CSSCI期刊）2008年第5期。
24.《谁之过——“艳照门”事件折射出的众生相》（0.3万字），《信息网络安全》2008年第4期。
25.《隐私权的法经济学解读》（0.6万字），《政治与法律》（CSSCI期刊）2008年第4期。
26.《工伤赔偿请求权竞合问题研究》（合著，第二作者，0.9万字），《法学论坛》（CSSCI期刊）2008年第3期。
27.《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刍议》（0.8万字），《河北法学》（CSSCI期刊）2007年第11期。
28.《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之辩》（1万字），《东吴法学》2007年秋季卷。
29.《无隐私即无自由》（1万字），《法学杂志》（CSSCI期刊）2007年第5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8年第2期转载。
30.《信用风险与担保物权之发展》（1.5万字），《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7年第1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31.《侵犯隐私权的构成及类型化研究》（1万字），《北方法学》2007年第4期。
32.《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1.2万字），杨立新主编：《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用益物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
33.《人格权独立成编辩》（1万字），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4.《人格权与财产权关系考》（0.9万字），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5.《中国人格权法草案专家建议稿》（合著，第三作者，1万字），王利明主编：《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1月版。
36.《民法中“人”的再发现》（0.5万字），《法学论坛》（CSSCI期刊）2006年第3期。
37.《侵犯隐私权责任的构成与抗辩》（2万字），王利明、葛维宝（Paul Gewirtz）主编：《中美法学前沿对话——人格权法及侵权法专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8.《德国法上的隐私权保护》（翻译，1.6万字），王利明、葛维宝（Paul Gewirtz）主编：《中美法学前沿对话——人格权法及侵权法专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9.《评“事实上的信托合同关系”——TMT商标权属纠纷案的法律思考》（1万字），《判解研究》（CSSCI集刊）2005年第6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3月版。
40.《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0.7万字），《法学论坛》（CSSCI期刊）200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6年第5期转载。
41.《论配偶间同居义务的效力》（0.8万字），《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42.《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换届暨2004年年会综述》（合著，第二作者，2万字），《中国法学》（CSSCI期刊）2005年第1期。
43.《民法体系化的个案考察——以无权处分问题为中心》（3.7万字），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CSSCI集刊）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44.《连环交易中的物权变动与债权保护》（1.1万字），《判解研究》2004年第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3月版。
45.《配偶权问题检讨》（2.7万字），王利明、郭明瑞、潘维大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2月版。
46.《“侵权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研讨会”观点综述》（1万字），《判解研究》2003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月版。
47.《民法典人格权编争议问题探讨》（0.6万字），《人民法院报》2003年9月12日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3年第11期转载。
48.《无权处分合同效力辨》（2万字），王利明主编：《民商法理论争议问题——无权处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49.《2002年民商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合著，第二作者，1.3万字），《法学家》（CSSCI期刊）2003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民商法学》2003年第6期转载。
50.《论配偶权》（1.2万字），《判解研究》2002年第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2月版。
51.《两个“老干妈”，到底谁更辣——权利冲突的个案分析兼评“老干妈”风味豆豉不正当竞争案》（1万字），《判解研究》200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52.《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看过错和违法性的融合》（0.7万字），杨立新主编：《侵权法热点问题法律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1.专著：《隐私权研究》（独著，4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版。
2.专著：《物权法前沿理论与实务研究》（独著，27万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7月版。
3.专著：《英美合同法导论》（合著，第一作者，承担13万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4.专著：《物权变动》（独著，20万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5月版。
5.论文集：《民法典人格权法重大疑难问题研究》（副主编，53万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1月版。
6.立法报告：《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合著，承担20万字），法律出版社2005年6月版。
7.译著：《隐私与传媒》（合译，第一作者，承担5万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3月版。
8.编著：《人格权法案例评析》（主编，23万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版。
9.编著：《侵权责任法释义》（参编，承担3万字），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0.编著：《物权法案例评析》（主编，38万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11.编著：《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合著，承担12万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12.编著：《WTO与中国劳动法律制度的冲突和规避》（合著，第一作者，承担20万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1月版。
13.教材：《民法学》（参编，承担9万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14.教材：《人格权法教程》（合著，第一作者，承担1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15.教材：《民法总则讨论教学教程》（主编，60万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1.2007年——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社会中的隐私权保护”，课题主持人。
2.2010年——2015年，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项目“生命权的价值冲突”，课题主持人。
3.2011年——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生命权的伦理反思和制度重构”，课题主持人。
4.2012年——2013年，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生命伦理与侵权法改革”，课题主持人。
5.2002年——200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书”，主要参与人，承担王利明教授受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人格权编专家建议稿”及理由书的撰写工作。
6.2008年——200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教学研究项目“物权法案例式教学教程”，课题主持人。
7.2011年——2012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教学研究项目“人格权法案例式教学教程”，课题主持人。
8.2010年——2012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民事权利保护研究”，主要参与人。
9.2008年——201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三期项目“国际电子商务贸易中个人信息的保护”，课题主持人。
10.2005年——2008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11工程”二期项目“民法总则讨论式教学教程”、“物权法案例选评”、“人格权法教程”，课题主持人。 1.2004年美国美迈斯律师事务所（O'Melveny & Myers LLP）颁发的“美迈斯”法学奖
2.2006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本科教学优秀教师一等奖”
3.2007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十位教师”
4.2008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奥运荣誉志愿者
5.2009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十佳优秀教师”
6.2009年《民法总则讨论教学教程》荣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教育优秀成果奖”
7.2010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林生奖教金”
8.2011年北京市“教育先锋”标兵
9.2011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教学新秀奖”

④ 常识与事实的距离有多远

关于法国和德国民法典的一个话题 人们从老师和教材那儿得到知识，许多知识代代相传而成为常识。一个知识一旦成为常识，就具有不言而喻的效力，不需要理由，不需要事实，也不需要思考。著名的法学教授一般都恨那些怀疑常识的言论，在勾掉那些“缺乏常识”的论文著作时绝不手软，因为怀疑常识实际上就是怀疑著名法学教授的学问———如果常识有错即意味着著名法学教授需要重新学习。然而，常识有错的概率其实很高，不仅因为时代的变迁，也因为认识的局限。民法是概念法学的家园，许多常识来自某个或某些民法教授的想法，不免带有先天性的疾病基因。“法国民法典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典型民法典”，似乎就是这样一个常识。[1] 我们没有考证出谁最早这样评价法国、德国民法典，据说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法国民法典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2]看来这个常识的血统相当的高贵。我们也没有找到这样评价法国、德国民法典的史料，据说1804年属于自由资本主义中期， 1900年属于垄断资本主义初期，[3]看来这个常识的背景相当的真实。但我们可以读到这样评价法国、德国民法典的理由:法国民法典的三大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过错责任，反映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要求，而德国民法典对三大原则的修正，则是出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4]三大原则及其变迁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这么一个对应关系，这个常识的逻辑自然就显得相当的合理。然而，看上去这样并不一定就是这样。 我们先瞧瞧法国民法典。 法国民法典诞生前的几十年，是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时代，从君主立宪派到吉伦特派，从雅各宾派到热月党，风云万变，经历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折腾。1804年，夺取了政权的法国资产阶级刚刚开始着手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资本主义在法国还不是一个普遍的现实。我们都知道，是工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革命的发展水平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从1815年开始，法国工业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到1848年为止，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5]1810年全法国大约有200台蒸汽机，大部分还是过时的单动式， 20年代后，一些铁工厂开始使用机器。法国的工业革命直到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才得以展开， 19世纪六十年代末才算基本完成。[6]历史学家还告诉我们，法国的工业革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雅各宾派改革后，封建土地制度被推翻，大多数农民分到了土地，法国成为一个小农经济国家。但法国的小农经济，并不像英美那样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是广泛长久地存在着，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对法国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7]这就是说， 1804年的法国还没有真正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小农社会如何制造出一部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民法典？我们首先要感慨拿破仑的睿智、远见和想象力，同时，也不能不感慨后世民法教授无与伦比的联想力。 法国民法典确实有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三大原则，但这三大原则是否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标签？早期罗马法中，所有权绝对到这样一个程度:在他人土地上建的房子的所有权属于土地所有人，[8]后期罗马法中，契约的自由已不亚于后世的任何时代包括1804年的法国，[9]而过错责任作为对结果责任的矫正，确立于公元前287年前后的《阿奎利亚法》。[10]如果说三大原则勾画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蓝图，那么这张蓝图几乎全部来自于罗马法，怎么就不说罗马法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将三大原则冠之以近代民法原则是后世民法教授的手笔，与拿破仑和他的立法助手无关，因为在起草委员会主席波塔利斯看来，财产法的条文“与任何时代的法律都是一致的，我们只是变更或修改了那些与现实的情况不再适应或经验证明已不大方便的部分”，“至于合同法，我们发展了那些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自然。”[11]需要补充的是，在侵权法上，法国民法典并不只有过错责任，法典第1384条、1385条同时规定了雇佣、监护以及动物致人损害等严格责任。三大原则也许契合了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可能比罗马法契合罗马社会更为严丝合缝，拿这三大原则解释自由资本主义当然无可非议，但将罗马法就有的三大原则说成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物，有点象某些民法教授那样总以为台湾学者的著述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 法国民法典不只有三大原则，还有具体的制度和条文。当我们读到法国民法典第524条这样的条款时，我们仿佛看到了18世纪末迷人的法兰西田园风光。家畜、农具、种子、蜂房和酿酒的木桶，在法国民法典中一一亮相，果树伸到了邻家的院子该如何处理，法国民法典处理得很郑重其事。也许正是在法国民法典中读不出多少都市风景，所以有学者认定法国民法典是“18世纪农业经营的法”、“展现的景观并非都市风景，而是农村风景。”农村风景当然不是判别法典性质的标准，任何社会都会有美不胜收的田园风光。但是，如果只有农村风景而没有都市风景，至少说明了法典的视野和焦点。法国民法典中没有汽车火车，没有高楼大厦，也没有企业公司，因为担心封建复辟，法国民法典甚至不承认法人人格以防止封建贵族势力利用教会、行会等组织形式从事复辟活动。没有这些，不意味着法国民法典不能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但意味着法国民法典不是为了自由资本主义而生的———其没有在意也不在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应有什么。法国民法典首先是为了重建法律秩序，拿破仑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不是空谈哲学的时候，要做的是统治”；同时也是为了统一法律，法国南部受罗马法影响，是典型的成文法区，北方又以日耳曼法为基础，是习惯法法域，需要“制定一种能包括一切事项及能治理法国治下一切财产与人事的、遍效的法律。”[12] 我们接着瞧瞧德国民法典。 1896年前后的德国确实出现了垄断组织，而且发展比较迅速。德国的第一个卡特尔产生于1857年。l870年增至6个， 1877年达14个。90年代一度增至350个， 19世纪末保存下来的为275个。1905年又恢复到385个。1910年，卡持尔组织增至500一600个。其中， 1905年的385个卡特尔中的200个左右具有了辛迪加性质。[13]1897年，德国最高法院还裁定普尔、康采恩和卡特尔等订立的垄断协议为合法。但这是否意味着德国已是一个垄断资本主义占主导的社会呢？历史学家这样告诉我们:由于生产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这一时期的垄断组织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从未扩大到超过一个地区。[14]垄断组织也不稳定，基本是最低级的形式———卡特尔。历史学家还告诉我们:德国的生产和资本集中进程虽在1882年后有了明显加速，但集中程度以及企业的规模都远远低于同时代的美国。[15]这是可以理解的，德国直到1871年才实现统一，才有比较稳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基础，故不可能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就达到所谓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16]垄断组织的出现与其说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垄断阶段，不如说是铁路、钢铁、电力、盐和煤等行业本身具有资源垄断或技术垄断的性质，这就可以解释德国当时的垄断组织为何总是出现在这些行业之中。1896年的德国至多有点垄断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想制定出典型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民法典，唯一的可能便是立法者具有超人的想象力。 问题在于德国民法典并不是想象的产物。德国民法典确实限制了所有权和契约自由，但并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为了迎合垄断资本家的利益需求。德国民法典起草和争吵了几十年，似乎没有哪个垄断利益集团游说立法者抛弃所有权绝对和限制意思自治。如果对当时的德国政治背景有所了解，应该知道:德国在统一前，存在多个邦国，其中一些邦国势力强大，而且有各自的法律习惯。统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战争实现的，并没有摧毁各邦的利益和势力，维持国家的统一不得不采用保守和妥协的方式。因此，德国在政治上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同时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以警察来保护的军事专制国家”，[17]在经济上则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确保帝国的统一和巩固欧陆之所得，满足军事、国防的需要，从而走“富国强兵”的道路。[18]法律的统一是维持国家统一的基本途径之一，德国民法典作为法律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保守和妥协以适应当时德国的政治和经济需求。不仅如此，据专家考证，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19世纪40年代几乎同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德国的政治舞台，而德国统一后的几十年间，德国的封建容克地主依然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要推翻封建容克地主，无产阶级要在推翻地主阶级之后推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得不同封建势力妥协。[19]这样，德国进入资本主义后仍保存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由上述可见，如果说所有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寄托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那么，在当时的德国，限制所有权和契约自由恰恰是封建容克地主抗衡资产阶级的有力武器，与垄断资本主义并无关系。由此看来，限制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并不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专利，因为德国民法典限制了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就推断德国民法典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无异是说西方国家最近为对付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国家干预是在搞计划经济。 德国民法典除了过错责任以外，还规定了无过错责任的情形，这被后世民法教授提升到了限制过错责任原则的高度，以证明垄断资本主义的民法典在三大原则上都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法国民法典有本质不同。责任归责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真有什么关系吗？有谁论证过自由资本主义喜欢过错责任原则而垄断资本主义不太喜欢过错责任原则？责任归责原则就解决一个问题:在一个行为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时，要不要以过错作为责任的构成要件，而考量的因素是行为的本身而不是其他。这是一个纯技术性的判断，特定的高度危险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一般行为仍然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责任归责原则仅仅是一个技术性规则，并没有代表自由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品性。将一个技术性原则与一个社会的性质扯在一起，就像不少民法教授动不动就将合同作用之类的问题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命运结合在一起那样，乃是典型的牵强附会。从逻辑上分析，特定的高度危险行为主要是工业技术的产物，在农业社会几乎没有，由此确定一个特别的责任归责原则，应该理解为是在过错责任原则外增加了责任归责原则，而不是限制过错责任原则及其适用。至于像德国民法典第833条规定的动物致人损害之类的责任，法国民法典也有，如第1385条的动物饲养人责任，更谈不上是垄断资本主义的责任归责原则了。 说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下一个结论:法国和德国民法典与资本主义的自由与垄断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有后世民法教授人为的生拉硬扯关系，所谓的常识不过是学术游戏形成的学术垃圾。这个结论丝毫不影响法国、德国民法典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法国、德国民法典的赫赫声名本来就不是凭借其代表了什么社会才得到的，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对待知识。长期以来，民法教授们为了显示学问有意无意地炮制了许许多多的毫无用处和错误百出的知识。这些垃圾一样的知识[20]堆积在课堂上和教科书中，压迫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窒息了学子们的思维活力，以致于目前的中国民法学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知识。清除垃圾知识，净化教学和学术环境，倡导独立思考、严谨治学的风气，乃是有良知的民法教师应承担的责任。-------------------------------------------------------------------------------- 注释: [1] 参见尹田主编:《民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王全弟主编:《民法总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刘士国:《中国民法典制定问题研究———兼及民法典的社会基础及实施保证》，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杨年合主编:《民法学通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张玉敏主编:《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刘凯湘:《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王利民主编:《民法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李仁玉、陈敦编著:《民法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何勤华主编:《外国法制史》（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1页。 [2]“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资产阶级国家民法典，它以罗马法的《法学阶梯》为模式，把民法典分为人法、财产及对所有权的各种限制、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三篇。它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把调整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法律关系的规定作为主要内容，确认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过失责任三项基本原则。《法国民法典》开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民法体系，思格斯称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此后，《法国民法典》'成为世界各国编纂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杨年合主编:《民法学通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3]我国的政治经济学通说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二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 [4]“1804年颁布的《法国民法典》标志着现代民法的开端，它以罗马法为蓝本，巧妙地运用法律形式把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则直接'翻译'成法的语言，它所反映的首先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尹田主编:《民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自十九世纪末起，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时期。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正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尹田主编:《民法教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5]李世安:《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6]参见宋则行、樊亢:《世界经济史》（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4页 [7]参见高德步、王珏编著:《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0-261页。 [8]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5页。 [9]参见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333页。 [10]参见前注9，江平、米健书，第375页。 [11]转引自傅静坤:《<法国民法典>改变了什么》，载《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1期。 [12]吴绪、杨人楩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22页。 [13]参见前注6，宋则行、樊亢书，第272-273页。 [14]参见前注5，李世安书，第148页。 [15]参见前注6，宋则行、樊亢书，第268-269页。 [16]将资本主义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说法本身可能就值得研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在文革期间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知道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那是一个崇拜革命导师的年代。重读列宁的这本书，我们发现列宁在证明德国垄断资本主义时所使用的数据耐人寻味。例如:“德国在1907年雇佣工人一千人以上的企业，有五百八十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万），它们的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三十二）”《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4页）。一千人规模的企业，放在今天也就是一个中小企业，现在雇用人数几十万人的企业也未必能垄断整个行业。显然，列宁见到的垄断其实是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的垄断，不足以反映整个资本主义历史规律。垄断是否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以及资本主义是否有这么一个高级阶段，有待于政治经济学的新的研究。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18]参见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19]参见黄振等:《世界近代史重点和理论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8页。（武汉大学法学院·孟勤国） 出处:《法学评论》 2009年第6期

⑤ 请结合教学工作实际,浅谈你如何学好、用好、民法典做好本职工作

摘要 从事教育工作，是教书育人的工作，也是天底下最荣耀的工作。因为教书育人不是一句空话，不但要认认真真对按照教育大纲和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进行有机的思想教育，让学生成人，成才，即使成不了精英人才，也要成为有用的人，不能成为社会的渣滓。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的要热爱教育工作，对学生要有真诚的爱心，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哪怕不听话时的批评惩罚，也应该是恨铁不成钢，时候也得让他明白你的意图。这样下来，你一生教育过的孩子没有对你“刻骨仇恨”的，即使受过惩罚的孩子，也会在他们长大之后对你心存感激，一提及到你都会肃然起敬。作为老师，千万不要在学生身上报私仇，或者因为与家长有矛盾而冷淡他们的学生，因为学生是有血性，有思想感情的人，是未来的主人，虽然当时他没有办法，但是当他们逐渐长大之后，就会把一些仇恨和不满发泄到社会，这就是误人子弟！我是一个退休教师，这就是我的肺腑之言。

⑥ 双务合同的其他相关

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学理分类对于明确合同当事人的责任、合同抗辩的适用等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学术界对这一分类的划分标准见仁见智，至今尚未形成共识。不同的划分标准，将赋予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不同的内涵，从而直接影响法律的适用和责任的认定。双务合同和单务合同的分类标准，属于法律逻辑的范畴而非立法政策的范畴，因而理论上不应存在分歧。
时下，学术界关于合同双务与单务的分类标准主要有如下几种： 此以合同双方是否相互承担义务作为类分标准。合同双方均承担义务的，为双务合同；合同的一方仅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另一方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的，为单务合同。这一学说往往以《法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为依据。《法国民法典》第1102条规定：“如缔约人双方相互负担义务时，此种契约为双务契约。”第1103条规定：“如果一人或数人对于另一人或数人承担义务而后者不承担义务时，此种契约为单务契约。
台湾地区学者黄立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单务契约只有一个请求权，换言之，只有单向的债权或债务关系(如第208条之赠与)；双务契约，即当事人互为债务人与债权人(除赠与外所有其他债法上契约类型均属之，如委任、借贷、租赁、买卖)。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往往同时强调双务合同中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在双务合同中，一方享有的权利正是对方所承担的义务，反之亦然，每一方当事人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 这一学说以合同双方是否承担对价义务作为划分标准。依此观点，合同双方都有义务，并且双方的义务有对价关系的为双务合同;否者为单务合同。“双务契约，谓当事人一方对于他方，互有债权债务，而彼此给付交为对价(Entgelt)关系之法律行为”，“片务契约，为双务契约以外之契约”。
关于双务合同的上述论述的共同点是：双务合同当事人双方都应对相对方承担义务。然而，这一特征是区别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唯一界限还是界限之一，换言之，是双务合同的成立要件之全部抑或成立要件之一，诸观点存有显著的区别。
“互负义务说”认为，合同双方是否都有义务是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唯一区别。中国80年代初、中期民法教科书往往持此观点。
比如，唐德华主编的《民法教程》将双务合同定义为：“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务享有权利的合同”，并进一步指出：“双务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应的，一方负有的义务，即是对方享有的权利”。笔者以为，以合同双方是否相互承担义务作为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划分标准尚欠严谨。双务合同固然以合同双方互负义务为前提，但是，合同双方均负担义务的未必都是双务合同。合同双方均负担义务，是双务合同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单务合同当事人互负义务的，不乏其例。诸如，无偿委托、无偿保管均为单务合同。但是，这类合同中受托人有依约妥善实施受委托事务之行为的义务，委托人有依约向受托人支付处理委托事务所需之必要费用(如差旅费等)的义务；保管人有依约从事保管活动的义务，寄存人有依约向保管人支付为保管寄存物而支出的必要的、有益的费用之义务。为此，台湾地区学者黄立将受托人的费用偿还义务解释为“债之关系过程中所生之结果现象”。[然而，无论债之关系形成之初发生的义务抑或债之关系发展过程之中发生的义务，均为合同义务，不得将其排除在合同义务之外。如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就租赁物的修缮义务。
鉴于此，台湾地区学者王泽鉴将合同分为“一方负担契约”与“双方负担契约”。前者为单务契约，指仅一方当事人负担给付义务的契约;后者指双方当事人互负义务之契约。在双方互负义务的契约中，又分为当事人互负居于给付与对待给付关系的双务契约与不居于给付与对待给付关系的不完全双务契约。王泽鉴认为无偿委任契约中合同双方都有合同义务，但双方互负义务的契约并非都是双务契约，双方虽互负义务，但给付无对价关系的不属于双务契约。可见，不能以合同双方是否互负义务作为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划分标准。
那么能否以“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对应性”作为双务合同的本质特征呢?回答是否定的。任何一种民事法律关系都是权利义务关系，因而，任何一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都是对应的。一方当事人的义务，即为相对方的权利。双务合同如此，单务合同亦如此。
“权利义务关联说”与“互负义务说”的区别在于此说认为双务合同的成立条件并非一个，而是两个。即除具备双方互负义务的条件外，尚需具备双方的权利义务具有关联性条件。“权利义务关联说”之缺陷在于没有揭示双务合同的本质特征，作为区别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界限不清。首先，该说没有说明双方的联系发生在何者之间。是权利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呢?还是义务与义务之间的联系?其次，没有揭示合同双方存在何种联系，即具体有哪方面的联系。再次，多标准划分，以权利义务是否关联为依据，确认是否属于双务合同;以是否互负义务为准则，认定是否单务合同。
“对待给付关系说”揭示了双务合同的本质，但仍存在着如下缺陷。第一，对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的划分采用了双重标准。该说在衡量一份合同是否双务合同时，所依据的标准是双方有无对价给付关系；该说在确定一份合同是否单务合同时，所依据的标准是双方是否互负义务。多标准划分不符合正确的思维方式，有悖逻辑规则。第二，以合同双方是否互负债务为标准进行合同分类，除区别是否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外无其他实益。将合同分为仅一方当事人承担义务的合同与双方当事人都承担义务的合同，与区分双、单务合同的意义没有什么实质联系。第三，单务合同是双务合同的对应概念，如果说双务合同是一种属于双方具有对待给付义务的合同，则单务合同的外延便不能仅仅表现为一方负担义务的合同。它还表现诸如前述无偿委托、无偿保管之类的虽双方互负义务，但双方的义务无对价关系的合同。“对待给付关系说”虽然揭示了双务合同的本质，但却未揭示单务合同的本质。
“对价义务”与“对待给付义务”这两个概念无本质区别，是同一含义的两种表达方式，因而“对价义务关系说”与“对待给付关系说”有相同之处。其共同点是，两者都揭示了双务合同的本质。然而，这两说仍有显著的区别，即在合同的分类中前者运用了一个标准，后者使用了两个标准。两者在对单务合同的认识上是不同的。笔者同意“对价义务关系说”，理由容后详说。

⑦ 民法典编纂的步骤体现了哪些政治知识

1.坚持党的领导
2.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使政府在执行过程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政协参政议政，政治协商
4.依法治国
5.保障人民民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