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

① 罪刑法定原则原则有什么积极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回”和“法无明答文规定不处罚”。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在刑法中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一个宣言式的条文设置问题，而是在促进刑法的科学进步方面具有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同时也能防止司法机关滥用刑罚权，有助于强化刑事司法人员的执法意识，树立严肃执法，依法定罪判刑的法治意识，避免对法无明文规定行为的刑事追究。

② 罪行法定原则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是西方国家在反对封建社会的罪
刑擅断斗争中提出来的刑法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
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社会,支撑罪刑法定的根基是
三权分立论和心理强制说。三权分立是罪刑法定的
前提,而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社会,也必然
要求罪刑法定。在罪、刑明文法定情况下,也才有可
能确保三权的分立,也才得以实现防止立法权和司
法权的滥用,从而达到保障公民自由之目的。心理
强制说为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费尔巴哈首倡,该说认
为,人们有“趋利避害”之心理,当罪、刑明文法定,便
使二者之间产生一种必然联系,欲实施犯罪之人便
会在权衡犯罪之乐小于刑罚之苦之后放弃犯罪。心
理强制说事实上为罪刑法定在预防犯罪上的实效作
用作了坚实辩护,也为罪刑法定得以在刑法中存在
奠定有力的理论基础。总之,罪刑法定为西方国家
所推崇的根本原因在于罪刑法定在保障公民自由方
面的独一无二的意义(尽管这里的“公民”是有局限
性的)。三权分立论从限制自由裁量权,也即从限制
国家对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论证了罪刑法定原则对
保障公民自由的意义;而心理强制说从预防犯罪,也
即从遏制个人对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论证了罪刑法
定对保障公民自由的意义。

一、学术价值

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
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段朴素严谨的文字，充胀着正义、自由等法的基本价值，蕴涵
着实现刑法特有价值的“美德”。
“自由”，就哲学范畴而言，是指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变。就政治范畴而言，是指
从被束缚、被虐待中解放出来。就法律范畴而言，则是获得法律上规定和保障的一定行为的权
利。根据历史记载，英国大宪章是罪刑法定的最早渊源，具有保障人权的意义，所以罪刑法定是
以个人自由为价值的。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越过法定的范围去行使自由，即严禁“越界行
权”。它将什么行为是犯罪、具有何种刑罚、如何惩罚等基本规范，规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并昭告于天下，从而给全体公民树立了一个明确的罪与非罪行为表，使人们明白，何者当为或
不当为，把刑法所保护的自由突显出来，使人们能够根据刑法的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规避法
律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在刑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而免受刑法
的意外打击。正如洛克所说:“法律与其说是限制人们自由的，倒不如说是指导着一个自由而充
满智慧的人去追求他所应当追求的利益”。⑥一句话，罪刑法定的公示性、可知性、确定性便于
人们正确认识刑法、运用刑法，不论人们对刑法有怎样的误解，刑法决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
是保护和扩大公民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是以法定界限为标准的，诚如西赛罗所言:“我们都
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法律强加的限制，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
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的毁灭”。而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通过罪之法定、刑之法定，最终
确保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也是刑法发展的轨迹。
“正义”一词的辞源含义为“公正的道理’，⑦，意寓平正、不偏斜。它既是一种道德标准，又是
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也是一种法律规范，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阻挡不了人们对正义的强烈要
求。刑法关乎于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正义更应当是它的基础和生命，而罪刑法定原则恰恰也
体现了这一点。现代社会，人们对法治的推崇，已达到了顶峰，为什么?就是因为法治体现了正
义、平等，而罪刑法定的立法化，则标志着刑事法律成熟法治的开始，也是刑法形式正义的里程
碑:它表明在我国，定罪量刑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国家政策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
领导人的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员、司法人员和公民个人感情的变化而改变，定
罪量刑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刑法的明文规定。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终于廓清了一个长期困
惑中国老百姓的问题，法比权大;它表明，在我国废除了曾经具有合法地位，并运用了17年之
久的司法类推制度，宣告了在刑法明文规定以外也可以对某些行为定罪处刑制度的彻底终结，
从而消除了在“法律层面上”最不能体现公正的司法制度;它还表明，不允许根据行为后施行的
刑法，处罚刑法实施前的行为。因为一个人只能根据已经施行了的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如果
依行为当时的法律不构成犯罪，他的行为就是合法，如果将行为后的法律，用以对他处罚，可以
说是“不教而诛”有失正义，而罪刑法定高举正义之旗，绝对禁止事后法;它还否定了全国性第
一轮“严打”中，曾被明文允许广泛使用的“重法溯及既往”的规定，重新肯定了从旧兼从轻原
则，从而避免了以往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所谓“吃风头官司”的状况，维护了刑法的公正、
稳定价值。这如同一个“巨人”的宣言，掷地有声地宣告着，正义是一种绝对价值，而且是一种不
可能来自任何其他价值的价值，罪刑法定代表着正义!

二、现实意义
肇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罪刑法定原则在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存在的理由或意义又是
什么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1)我国国体所决
定。尽管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并
不是决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它同样也能为
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确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则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必然在我国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国政体的
必然要求。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中,将国家机关分
为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审
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司法权。要确保司法权不
逾越立法权,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国”之需要。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的核心,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纳
入法制轨道,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坚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机关有法不依,随心所欲地处罚他
人,以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之目的。(4)实现刑罚
目的之使然。将罪、刑明确法定,建立罪与刑的必然
联系,对社会上一般人起着重要鉴别功能;对欲犯罪
之人也起着心理强制作用,从而有利于预防犯罪。
总之,罪刑法定在实现我国刑法的两大机能,即保护
社会和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保障人权方面有着重大
意义。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③ 如何认识我国刑法中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200-300字)

刑法总则中的体现
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体表现是：（1）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过失、刑事责任能力等。。（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为司法机关正确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刑罚的法定化具体表现在：（1）刑法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即把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2）刑法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司法机关正确量刑提供了法定标准。

刑法分则中的体现
在分则罪名方面，我国刑法作了相当详备的规定。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将1979年刑法及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经过必要的整理和编纂纳入其中。同时，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罪名。例如在经济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洗钱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方面，1997年刑法增设了强制猥亵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刑法分则第七章还专章规定了危害国防利益罪，增设了20多个罪名；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等各章中，刑法也增设了若干罪名。这些新增罪名，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此外，在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方面，刑法亦增强了法条的可操作性。1979年刑法在罪状的表述上过于笼统，在法定刑的规定上过于宽简，缺乏立法的明确性和具体性。1997年刑法在罪状的表述以及法定刑的设置方面，吸收了以往的有益经验，立法在细密化、明确化程度上有所进步。

④ 我国刑法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有哪些

罪行法定原则确立的意义

1、对刑事立法的意义

罪行法定原则，促进刑法内容的完善。因为这一原则首先要求完备刑法内容，明文规定罪与刑的对应关系，并且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现实的犯罪情况以及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因此在具体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必须考虑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力求做到把尽可能多的社会生活的社会关系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尽可能的减少疏漏。同时也促进刑法立法内容与立法技术的科学性，因为这一原则要求必须具备规定犯罪构成特征，适当设置刑种刑度及与罪责相协调的法定刑，并注意法条表述，用语上的确切、统一、严谨，这必然促进立法的科学性，进而提高我国刑事立法的技术水平。罪行法定原则的确立也就意味着废除类推制度及杜绝溯及力上的从新原则。正如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指出：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法律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毁灭。

2、对刑事司法的意义

罪行法定原则，有助于强化执法意识，杜绝有意无意地曲解法律，轻视法律乃至无视法律的错误意识，强化依法定罪判刑的法律意识。也就是说司法工作人员必须在法律的明确规定下适用法律，而不得任意的进行自由裁量，从而防止少数不法司法工作人员的知法犯法。同时有助于提高司法水平，提供完备科学，便于操作的法律武器，使司法工作人员能够切实得到适用。最后，还有助于完善司法解释，防止侵入立法领域的越权解释，由于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原则的规定，司法机关在解释具体的某个条文时必须从立法者的本意进行解释，而不得任意的扩大或者缩小解释。以维护立法的权威性。

⑤ 论述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基本要求是法定化、实定化、明确化。 罪刑法定原则可以分为绝对罪刑法定与相对罪刑法定。绝对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认为法官应当逐字地适用刑法，相对罪刑法定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容纳司法裁量。
其基本内容是：
（1）绝对禁止适用类推，但是不禁止扩大解释，把刑法的明文规定作为定罪的唯一根据。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能通过类推或者类推解释以犯罪论处。
（2）绝对禁止适用习惯法，把成文法作为刑法的唯一渊源。对于刑法上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不允许通过适用习惯法定罪。
（3）绝对禁止刑法溯及既往，把从旧原则作为解决刑法溯及力问题的唯一原则。对于行为的定罪量刑，只能以行为当时有效的法律为依据，行为后颁行的新法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4）绝对禁止法外刑和不定期刑，刑罚的名称、种类和幅度，都必须由法律加以确定，并且刑期必须是绝对确定的，既不允许存在绝对的不定期刑，也不允许规定相对的不定期刑

⑥ 刑法中罪行法定原则的论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规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国刑法由偏重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标志着我国刑事与法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Nullum crimen sine lege）和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Nullapoena sine lege）是其基本含义。在古罗马法中，曾有类似的规定：“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实体”，但由于当时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不明确，因此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一般认为始于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Magna carta）第39条，它奠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Due proecrss of law）的法的基本思想。它规定：“凡是自由民除经其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抢夺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法的基本思想经过一六二八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ght），一六八八年的权利典章，不仅在英国本土扎了根，而且在其联邦也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一思想传入美国后，产生了1774年的十三个殖民地代表会议的宣言和1776年的弗吉尼亚州的权利宣言。1787年美国宪法有“不准制订任何事后法”的规定，各州亦有同样的规定。1791年修改宪法第五条规定：“不依法律规定，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在英美法系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不同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不实行成文法，而是实行判例法。因此，英美法系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主要是通过程序法，罪刑法定主义也在程序法中得以体现。

但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刑法思想，罪刑法定应该是十七、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产物。为了与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相抗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对罪刑法定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例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指出：“制定的、固定的，大家都了解的经一般人同意采纳和准许的法律，才是非常善恶尺度。”[i]较为明确地阐述罪刑法定原则的当推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他指出：“只有法律才能规定惩治犯罪的刑罚，……超出法律范围的刑罚是不公正的。因为它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一种刑罚。”当然，罪刑法定真正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还是被奉为近代刑法鼻祖的费尔巴哈有力倡导的结果，费氏指出：“每一个应当判刑的行为都应当依据法律处罚”，“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对公民的处罚。”

最早在法律上予以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宣言第5条规定：“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应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宣言第8条规定：“不依据犯罪行为前制定，颁布并付诸实施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原则的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4条明确规定了畸形法定原则：“没有在犯罪行为时以明文规定刑罚的法律，对任何人不得处以违警罪。”[ii]此后，罪刑法定原则成为近代各国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原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其理论基础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三权分立论。这一理论是法治国的法制原则的要求之一，是通过国家的政治制度体现出来的。（经要求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别由议会、法院和政府三个职能部门掌握，每个部门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它部门的干涉）。最早提出三权分立学说的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即司法权）和外交权。他认为必须由不同的机关先例，不能集中在君主或政府手中。他指出：“对人类的弱点来说，权的诱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里既有立法之权，又有执法之权，就不免使他们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iii]在洛克的影响下，孟德斯鸠提出了完整的分权学说，他把政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孟德斯鸠指出：“当在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使不复存在了为人们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判定判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的执行法律，如果司法权同在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iv]三权分立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三权分立要求在立法机关独立的完成立法，法官不能代替立法机关从事立法活动，同时执行司法权的法官，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完成对案件的审判工作。因此，只有在立法与司法分立的前提下，为防止审判的擅断，才有必要把罪与刑用明文规定下来，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因此，三边形法定原则对于防止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滥用，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v]

（二）心理强制说。（或称实定法理论或制衡论）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是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重要理论。费氏认为趋利避害是人之本性，如果人知道犯罪的后果以及实施行为后将会受到惩罚，他就会权衡一下利害轻重，当他认为因不实施犯罪行为而感到的不称心如意、不愉快比因实施犯罪而受到处罚所招致的不愉快或痛苦要小时放弃实施犯罪。这样的心理强制在预防犯罪或中止犯罪行为的实施方面起一定的抑制作用。法的威慑力量是产生这一抑制作用的基础，因此，有必要把犯罪与刑罚的关系，用法律明文规定下来，以利于起一般威吓心理的强制作用。由此，费尔巴哈主张罪刑，认为刑法应该具备确定性与绝对性，这双重属性。确定性就是法律要明确，而不能含糊其词，捉摸不定。绝对性就是刑法要做到有罪必罚，具有权威性。只有罪刑法定才能做到这两点。因此，可以说罪刑法定是心理强制说的必然结论。

心理强制论与三权分立的制衡原理并不完全一致。心理强制说主张法无溯及力。因为，如果对犯罪人定罪处罚时依据新法而不是依据犯罪人行为时的法律，行为人就无法根据法律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违法，以及该受到何种处罚，因而就起不到威吓性的一般预防的作用。而三权分立说则主张法有溯及力，它认为司法机关必须依据立法机关所创制的法律，法一经颁布实施，司法审判机关就必须适用新法定罪处刑。否则，就会失掉立法和司法间存在着的制衡作用。

心理强制说在近代刑法理论中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定权威的理论，但如今其权威性已见逊色。因为快乐与痛苦的程度常因犯罪者或将要实施犯罪者的不同而有差。在一定的犯罪后果上，其所获得愉快与刑罚的痛苦，对初犯、偶犯、再犯、常习犯，尤其对“亡命徒”来说是不同的。而且，对于许多要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不一定是根据犯前和犯后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比较，以利害的轻重作预告的估计来决定其应否实施犯罪行为，而往往是根据他虽然实施犯罪行为，也不会被发觉、被揭发或者被抓住的侥幸考虑而决定的。对于不计后果，一时冲动而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在许多情况下也是没有进行过什么权衡的。

（三）民主主义与人权尊重主义。由于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尊重人权思想的加强，罪刑法定主义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因而它的思想、理论基础也与过去有所不同。现代罪刑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可有以下两个方面：

1、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原是西方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汲取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血的教训，更加珍视民主主义，人民的这种要求在一些国家的宪法中也有反映，“主权在民”，人民参加国家的管理，不再是一种口号，在不少国家还不同程度的变成现实。根据民主主义的要求，犯罪与刑罚必须由国民的代表机关即议规定。这就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恣意行使的危险，必须由民主制定的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因此，现代罪刑主义，“以什么作为犯罪，对它科处什么刑罚，应该以国民亲自决定的民主主义的要求为根据”企法网www.enterlaw.net

⑦ 阐释97刑法典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罪刑法定原则，简单的说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与刑罚。“法官要认定犯罪和判定刑罚，必须依据预衔规定何种行为构成犯罪，并可以以人何种刑罚的法律

:(1)我国国体所决
定。尽管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并
不是决定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本制度,它同样也能为
社会主义社会所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确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则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必然在我国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国政体的
必然要求。宪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中,将国家机关分
为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审
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行使司法权。要确保司法权不
逾越立法权,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国”之需要。依法治国是我国社会主
义法制建设的核心,要求国家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纳
入法制轨道,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审判中坚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机关有法不依,随心所欲地处罚他
人,以达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之目的。(4)实现刑罚
目的之使然。将罪、刑明确法定,建立罪与刑的必然
联系,对社会上一般人起着重要鉴别功能;对欲犯罪
之人也起着心理强制作用,从而有利于预防犯罪。
总之,罪刑法定在实现我国刑法的两大机能,即保护
社会和保障人权,尤其是在保障人权方面有着重大
意义。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⑧ 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及其价值定位

罪刑法定原则即行为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1997年刑法回确立了罪刑法答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包括两个基本方面：1、积极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2、消极的罪行法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量刑”。积极的罪刑法定从积极的方面要求，正确地运用刑罚，惩罚犯罪，保护社会；消极的罪行法定基本精神和主要意义是从消极方面限制刑法权的适用，防止国家滥用刑法权侵犯人权，从而确保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消极的罪行法定派生以下原则：禁止类推、禁止事后法、禁止习惯法、禁止不定刑、明确性原则。
两个基本方面是对立统一的，价值定位为，运用刑罚惩罚犯罪以保护社会，与约束国家刑罚权以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现代刑法的首要价值和任务是维护个人自由，尽最大可能地保护和保障个人自由，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特殊情况下，当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发生冲突时，应以消极方面为优先考虑，在此前提下寻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统一。

⑨ 罪刑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指导意义

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对司法解释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有助于防止无权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可谓不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诚然，这些规定都有各部门的职责所在，且该解释是对程序法的解释，但是，它从侧面说明了无权解释的存在。
其次，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有助于有权解释的司法机关之间不发生越权解释。我们知道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中明文说明了审判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检察解释归最高人民检察院，但是现实中，“两高”的联合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年11月20日）等司法解释，虽然联合解释让法律的适用更为统一，但难免有检察院介入审判解释和法院介入检察解释的嫌疑。
再次，坚持罪刑法定有助于划清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界限。罪 刑法定原则要求刑事法律只能由最高立法机关创制，因此司法解释不能成为二次立法。另外笔者还认为，对于最低追诉标准最好是由立法机关解释，因为这是划分“罪”与“非罪”的界限的根据，应属于“明确含义”而不是“具体适用法律”。虽然“进一步明确含义”和“具体适用”不能绝对的区分，但笔者仍认为在无法明确区分时应推定为应该进行立法解释，而不是司法解释，因为立法解释更能更好的显示罪刑法定原则。实践中我们甚至出现转授权的现象，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前款规定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笔者认为此类规定欠妥当，不可否认，同样的盗窃金额在不同的地区造成的社会危害肯定会不一样，但把数额标准确定权授权给高级人民法院难免有失偏颇。
当然上述这些意义应该只是形式意义上的，更重要的是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对解释方法的限制和要求的意义，此意义应该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于司法解释的实质意义：有助于司法机关在忠于法律规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规范含义的范围之内正确进行司法解释，也就是可以让司法机关在合法的范围内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释，让司法解释不超出刑法具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思，更好的实现实质法治。以此进一步推不难得出以下几点：
1、赋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是法的价值的最顶端，合理的解释法律可以让公民在可预料的禁止的范围内不为一定的行为，反过来讲，公民可以将自由最大化；
2、最大限度的实现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而司法解释则是具体适用法律的指导和“准准绳”。
3、最大限度的限制司法权的发动。司法解释中诸如追诉标准的规定即是对此的限制；
4、最大限度的对应追诉的犯罪进行追诉。犯罪是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理应受到惩处，合理的司法解释有利于更好的打击犯罪，以此保护人民。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明文规定不等于机械的明确规定，而应是逻辑上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必须避免此类理解误区。
总之，坚持以罪刑法定原则指导刑事司法解释可以使法律得到正确解释：即由正确的解释主体在正确的权限内解释其应解释的内容并用正确的方法作出正确的解释，其正是通过正确解释法律为实现最大限度的打击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提供最佳的依据并以此促进人权的保障。

⑩ 怎样理解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怎样

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与适用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也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法律没有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这一规定确立了我国法律的罪刑法定原则，为我国刑法及刑事法治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被认为是我国刑事法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也标志着我国刑法根基的确立。
罪行法定原则主要表达了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保障人权的功能，表明我国刑法由偏重于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向保护社会与保障人权并重转变的价值取向。通过适用罪刑法定原则，更深程度的限制了国家的公权力，保护了公民的私权利，使人权得到了更为坚实的保护。 这一原则的价值内涵和内在要求在整个刑法典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体现：刑法典中对于犯罪的法定化与刑罚的法定化就是具体体现：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构成犯罪的要素及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量刑的原则和各种刑罚制度。在具体犯罪罪状及各类犯罪法定刑设置方面，增强了对法条的可操作性，注重阐明罪状与量刑情节的具体化，这就增强了刑法中对定罪量刑的确定性，也体现出了公平公正的理念。
然而，条文规定的原则并不能代表事实上执行其拉就能达到如期效果，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对于刑法中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要在实际法律活动中付诸实践，还必须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要切实贯彻执行罪刑法定原则。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法之明文规定是司法活动的前提性根据。首先要正确的定罪与量刑，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基础，明确严格的进行司法活动；其次要正确的进行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权限，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下，司法解释是有限度的，超越这种限度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司法解释不能采用类推解释的方法。同时，不利于被告人的扩张解释，由于解释已经超出刑法条文词义的范围，因而也是违背罪刑法定的，不被允许的。无论是扩张还是限制解释，都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真实意图。
我国的法治在事实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与改进，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领域的实施还有待完善，法律部门必须从对它基本含义和基本精神从根本上进行全面、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刑法才能成为捍卫善良人和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