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里民俗
Ⅰ 关于民法典的司法解释你了解多少如何评价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价值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并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网络全书”,重在保护人们的私有权利,一些民事活动比如合同签订、公司设立,以及缴纳物业费、离婚,都体现在民法典当中。所以这是一部保护人民底层利益的法典,更是贴近现在社会下现状的法律。
除此之外,还包括对家暴的涵盖,遗产、抚养儿女、生育等等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相关人员表示这样是为了促进婚姻家庭美好幸福,注重家教问题,促进家庭文明建设,弘扬社会精神风貌。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文明,不因鸡毛蒜皮的小事伤了大雅,不让小事发酵影响感情,民法典一出,也引起了很大的热议,不过更多的是人们的支持和赞赏,我们一致认为民法典在未来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价值颇高。
Ⅱ 简述在民事审判中运用民俗习惯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中国社会传统历来重视风俗习惯,民众对习惯、民俗、伦理、道德等民间法更是有所偏好和青睐。在我国许多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影响根深蒂固,人们对民俗习惯的信奉,甚至大于对法律的遵守。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如果机械运用法律,不注重民俗习惯,就会使判决说理无法服人,判决内容无法执行,最终损害司法权威与司法公信力。因此,在审判实践中,适时的引入民俗习惯解决矛盾纠纷是十分必要的。
一、民俗习惯在基层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适用
在基层法院审判工作中,审理案件决大多数为财产、婚姻、赡养类案件居多。在审判过程中,适时引入风俗习惯,主动克服法律的保守性和僵化性,增强司法的灵活性,适用性,考虑广大农民群众的一般道德评价标准、法律认知尺度和对事物普遍性的是非判断标准,使法律与人民的实际和需要相结合,使法律得到适合实际的合法的变通,通过法官的操作赋予法律以真正的含义与生命。
笔者在审判中曾碰到这样一个案例,被告黄雪娟从小就被原告刘余凤抱养,1991年,被告黄雪娟嫁到邻。双方关系本来一直很好,直至1993年,原、被告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此后就不相来往,但并未就此解除收养关系。原告因老伴亡故,丧失生活能力兼体弱多病,且另无儿女,故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赡养义务。法庭上,原告老泪纵横,尽情诉说心中不幸事,情到深处,常无语哽咽。被告黄雪娟心中也有埋怨,说在原告家经常受到打骂,到适学年龄也没有书读,每天只是在家做家务,从未休息。被告出嫁后,原告还经常到被告家无理取闹。现在已经与养母断绝了一切人情来往,领养关系早已事实解除,且被告黄雪娟系出嫁之女,按当地的风俗习惯,出嫁之女不须承担赡养义务,但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对养子女对养父母的义务相违背。在其亲生子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养女黄雪娟应适度承担赡养义务,考虑当地风俗习惯,判决被告黄雪娟每月支付老人赡养费70元。此判决后来也得到原、被告双方的理解和支持,并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肯定。
本案是法官运用民事习惯进行的裁判,该判决既符合社会公认的民俗习惯,也符合社会公众的通常性的期待,取得了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相统一。
二、基层法院民事审判运用民俗习惯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城市、农村人口的频繁流动,乡土文化、民俗习惯与新时代新价值观念的激烈融合与碰撞,给基层法院法官运用民俗审理民商事案件带来新的挑战。基层法院在审理民商事案件过程中,法官作为行使审判职能的执法者,更多只能站在法律的角度来看问题,对于运用民俗习惯裁判案件,有着许多的问题。
1、基层法官自身的素质限制了运用良俗裁判案件。现代法制社会中,日益复杂的法律关系决定了法官这个特殊群体的职业素质必须要与时俱进。一个合格的法官,要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丰富的职业知识、严谨的职业思维。而要真正做到运用良俗裁判民商事案件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尊重乡风民俗的问题,也要求法官运用并严谨的法院,融会贯通相关法律,追求法律条文背后体现的法律原则和精神,从而达到与民俗本源价值观念一致性。
2、对于基层法院的办案法官来说,运用民俗习惯裁判承担被上诉的风险。一般而言,如涉及彩礼返还、赡养、相邻纠纷等类型案件,由于当事人之间冲突对立情绪较严重,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尊重乡风民俗习惯,并在裁判时予以考虑,是能对大多数案件起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效果,但是一旦一方当事人上诉,由于法律上对司法审判中运用民俗习惯没有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运用民俗习惯裁判一般被归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畴,不同地域的法官的认知不尽相同,故而要承担较大的被改判的风险,承办法官对此有着较大的顾虑。
3、法官如何合理自由裁量的问题。相关法律对彩礼返还之类案件的裁判无明确具体的规定,也没有统一的裁判标准,因此,法官较难做到合理自由裁量,经常导致此案的主审法官裁判返还比例较大,而彼案的主审法官裁判返还比例较小,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当事人则因此质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权威性、质疑法官的能力和品性,这客观上急需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以便于实践操作。
4、如何转变司法理念的问题。实践中,对于民俗习惯能否引入民商事裁判,在法官当中本身就有争议,一部分法官的长期实践中形成“民间的风俗习惯没有经过国家的制定和认可,不能够作为司法裁判的依据”的理念。对此一概持排斥的态度。也有的法官认为,民俗习惯可以用,但只能在法官调解案件时使用,认为“存在未必合理,有法就应依据”。因此,转变一线法官长期形成的僵化、固执的执法理念就成了一个迫切的问题。
三、审判实践中运用民俗习惯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正确处理好民俗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
某些民事案件,国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民俗习惯有具体规定。如婚约及其引起的财产纠纷。处理这类民事案件可以适用民俗习惯,这既便于当事人理解和接受,又为法院裁判案件提供了可行的原则;某些民事案件,国家法和民俗习惯都有规定,但二者规定的内容相互冲突。即合乎国家法的行为却违背了民俗习惯,合乎民俗习惯的行为却违背国家法 ,审理这类民事案件,首先要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民俗习惯的性质如何,是鄙陋、落后陈腐还是善良、进步,如果是前者就要摒弃,如是后者就可以适当参照;二是当事人意思如何,如果当事人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时,因国家制定法的效力高于民俗习惯,就只能适用国家法以免出现以民俗习惯否定制定法的偏向。如果双方当事人依民俗习惯可以达成协议,就应适用私法领域里“当事人协议优先”原则。当然,前提是该民俗习惯达成的协议没有破坏国家的正常社会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要坚持民俗运用的地域性、多样性和灵活性。
制定法调整的是整个社会,其规定具有统一性、固定性等特性。而民俗则“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一般而言,民俗是针对特定的社会群体发挥作用,存在特定的地理区域内,调整范围局限,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审判实践中法官要根据民俗的特性来调整办案思维,巧妙地穿行于法律与民俗之间,并在两者之间进行谨慎的考量和必要的衡平,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来化解纠纷,以达到社会的和谐。
最后,要防止法官“过度”运用民俗习惯。
基层法官虽然对当地风俗习惯等传统文化知之甚深,具有将良俗引入司法审判的天然优势,但正是这种与乡土社会文化过于紧密的联系,很容易使法官沉溺于用民俗习惯解决民间纠纷而逐步丧失法律意识。因此我们在提倡将民俗引入审判的时候也要防止出现过度化的趋势,避免法官过度运用民俗习惯而忽视法律。通过法律来解决纠纷才是法官应该坚持的主导模式,而民俗的合理运用仅仅是对法律适用的一定补充。
四、基层审判正确运用民俗习惯的保障
1、全面提高基层法院办案法官的素质,是正确运用民俗习惯的根本保证。对法官来说,一方面要提高法律素养,增强对民俗习惯的理解与适用能力,能动地运用民俗习惯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另一方面要自觉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尤其注重弥补社会知识和经验的欠缺,通过多种途径,多了解和掌握一些民俗习惯,加强对民俗习惯的学习研究,吃透其精神实质。在办理具体案件时,可邀请当地经验丰富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必要时还得深入民间向长者咨询请教,保证对涉案的民俗习惯有个准确的把握。
2、大力开展司法调研,全面收集各类民俗习惯,是正确运用民俗习惯的前提条件.民俗习惯不是来源于立法机关正式的立法,而是自然孕育和根植于群体中,民俗习惯大都有一定的通行范围,效力上具有一定的地域原生性。它产生于特定社会区域的群体和组织,只对该地区的全体成员有效,作用范围非常有限,有的仅适用一个民族村、镇,没有国家法律那种普遍统一的效力和权威。不同地区的民俗习惯各有差异,一个地区的民俗习惯对另一个地区没有任何约束力。这就要求各基层法院投入更多的物力、财力、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开展民俗习惯调研活动,收集相关民俗习惯,使办案法官在处理案件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
3、认真总结典型案件,制定统一的审判标准,是正确运用民俗习惯的有利基石。这样即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避免同一性质案件重复定性审理、以不同标准重复裁判,还有利于减轻执行压力,促使当事人自觉履行。在法律效果方面,有利于规范执法尺度,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减少当事人对法院公正性裁判的怀疑,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实践证明,民俗习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的纠纷解决方式,能够有效的平息民事纠纷,符合当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如果单纯依靠国家制定法,往往会受到指标不治本的作用。依靠民俗习惯处理纠纷的民主做法,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纷繁的民俗习惯面前,基层法官要学会并擅长给民俗习惯披上符合国家制定法的外衣,要在裁判思维中体现社会背景知识,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内外因素结合考虑,使司法尽可能地与社会公众的期待相一致,增强司法裁判对于社会纠纷的处理能力。
Ⅲ 民法通则里关于在我家后房根放鞭炮是不是侵权权行为
大过年的,在你家后房根放鞭炮,侵犯你的什么权利了?影响你休息了?破坏你的房屋了?
民事法律上,侵权行为的构成,一般需要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几个要件,你对照一下在你家后房根放鞭炮的行为,符合什么要件?
建议你看看《民法总则》、《侵权责任法》等。
Ⅳ 如何看待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关系需要详细一点儿
我觉得法律源于习惯,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而习惯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律,一个是价值准则,一个是行为规律,只能说不能相互排斥,而是共生促进的关系。既然是关系,我就先说一个方面吧,那就是法律不能改变习惯。
何为法律?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何为习惯?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今泛指一地方的风俗、社会习俗、道德传统等。
古罗马法中,狄奥多西二世时代,不成文法是习惯确立的法律,因为古老的习惯经人们沿用而具有法律效力,就等同于法律。奥古斯丁也曾说过:“上帝的法律一成不变,不随时间而更改。但是随着时代地区的不同而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不变的是神法的正义,可变的是法律和社会”。另也有观念认为:“法律久了就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所以法律和习惯不是片面的一方是否能够改变另一方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离开法律谈习惯,或离开习惯谈法律都是孤立而片面的。
就法律可以改变习惯来看,很鲜明和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大环境下,不敬、僭越等常常成为致命甚至连带的大罪,而一夫多妻制则作为一种社会习俗予以广泛认可。普通人家中妻为正房,地位高贵;妾为侧房,地位卑下。妻之子称为嫡子,妾之子称为庶子。而在王侯之家,普通的藩王即有正妃一名,侧妃两名,侍妾、侍婢更是无数。更不说皇帝的三妃九嫔了。而一夫多妻制所衍生的嫡庶之分和封建时代特有的各种社会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即便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最根深蒂固的一种习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人民思想和素质的不断提高,男女的社会分工不再绝对的明显化,男女的地位开始逐步走向平等化,而女性的地位也日益得到提高。终于,于是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确立实施一夫一妻制,以保护女性的权利,形成现代的婚姻模式。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中明确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中国作为古老的习惯,延续了几千年的一夫多妻制度,最终在新中国的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下,也得到了改变。
另一个例子便是关于吸毒的不同规定。吸食鸦片这种行为古已有之。魏晋时代开始,由张仲景发明的用于治疗伤寒的“五石散”,因其具有神经和身体上的兴奋作用,而被士大夫们广泛服用,引为所谓的真正的名士风范。自五石散的风气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而明清之后鸦片的盛行范围与五石散相比,有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古代法律之中并没有将制造、传播、贩卖毒品入罪,还将其作为一种附庸风雅的方式。而近现代以来,打击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开始提到法律的层面上。在我们刑法中用第三百四十七条到三百五十七条的大面积篇幅规定了有关毒品犯罪的相关细则。而毒品犯罪的惩罚力度也是仅次于杀人、绑架、放火、爆炸、投毒等大型犯罪。这一改变,也可以看做是法律对习惯的一种改变吧。
最后就大的方面来说,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都尊崇男尊女卑的思想,《列子·天瑞》有曰:“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儒家的礼教也对女子的行为作了种种的规定,东汉女学者班昭著《女诫》,社会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样的思想渗透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而女性也作为男性的一种附属品,在古代中国地位低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自西方男女平等的思想提出以来,女性意思开始萌发,女性开始为了谋求自己的合法权利而奔走,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波伏娃等陆续出现,她们用笔用演说,用各种方式唤醒广大女性同胞的女权意识。而现今的中国,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无不昭示着中国女性已经慢慢开始从男尊女卑的社会风俗习惯中摆脱出来。
奥古斯丁说: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与秩序,国家法律只有作为维护人间的和平的工具才是正当的”。法律能够改变习惯,而它改变的这些习惯必然是不适应社会发展,不适应人类进步的习惯。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千百年的演变过程中,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陋习和问题。只有不断适应历史和社会利益的法律内容才会有助于法律的发展。
就法律不能改变习惯来看,目前最明显的就是关于少数民族的各种风俗习惯。比如宁蒗古老的名族——摩梭族。摩梭族是母系社会,实行母系家长制,孩子跟从母性。摩梭族没有丈夫,只有几个“走婚者”,采取走婚制度。小孩由生母及其兄弟承担抚养长大,而父亲这一身份在摩梭族并不存在。作为五十六个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摩梭族的这一家庭婚姻模式显然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但是千百年来延续的社会制度也不允许法律的强制改变,于是走婚制度便作为摩梭族的特殊习惯得以承认和保留下来。
而前段时间网上热议的云南双柏县鄂家镇彝族的传统文化庆典节日“摸奶节”也被炒得沸沸扬扬。每年阴历的7月14、15、16三天,“摸奶节”期间,男子以摸到女子的乳房为吉祥,女子们以被摸奶为吉祥,此节日源于隋朝年间,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如今的刑法相关法律规定来看,这种行为可以被认定为“猥亵、侮辱妇女儿童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从重处罚。若是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那彝族的传统节日中的行为不就成为了犯罪行为了吗?然后作为少数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法律之下也有特殊。
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法律也不必然就能改变习惯,或者说法律在某些时候不能改变习惯。法律之所以称之为法律,是因为它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它规定的是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然而对于那些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特有的,并不影响社会道德和社会利益的行为。法律所做的,更多的是合理范围的约束和调节,而不是所谓的全盘否定和改变。
综上所述,我并不认为法律不能改变习惯,我也不认为法律能够改变习惯,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法律久了就成为了人们得一种习惯,而习惯便是人们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思想和社会基础。法律既可以改变习惯,又不能改变习惯。具体问题有待具体情况下的具体分析了。
Ⅳ 法律尊重地方风俗叫什么
法律和风俗习惯的关系是不能相互排斥,而是共生促进的关系。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今泛指一地方的风俗、社会习俗、道德传统等。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律是由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总称。法律是法典和律法的统称,分别规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可进行的事务和不可进行的事务。
民族风俗习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历史传统、心理感情以及道德准则、宗教观念等。作为民族特点的一种外在表现,风俗习惯对民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法律是不可侵犯与违反的,违反法律要受到法律惩罚,风俗习惯同样对社会起调节作用,可是法律的强制性权威性都比风俗习惯强大很多。
任何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都是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风俗习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茹毛饮血、巢居穴处是原始社会人类的共同习俗。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逐渐形成了民族的风俗习惯。
我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在长期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有些民族风俗习惯与一个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还有些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文化生活的反映。例如,从事畜牧业、农业、林业或渔猎业的各民族,在饮食、居住、出行、服饰、婚姻、丧葬等诸多禁忌、好恶是不同的。还有些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有密切的联系,如有些宗教对于教徒的婚丧、嫁娶、饮食等方面的规定,有的慢慢地变成了民族的风俗习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条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Ⅵ 民法典的实施,结婚不收彩礼对女方是不尊重吗
中国经济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有很多的民俗流传了下来,对于结婚收不收彩礼一事民法典,也是给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民法典给出的规定说到,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里的说法是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不是禁止给付适当数额的彩礼。
就结婚给不给彩礼,这个问题需要新郎新娘共同商议,如果两个人感觉不要彩礼以后的生活也能够更好的话,那就不要彩礼,如果两个人感觉以后生活会捉襟见肘的话,那还是要一部分彩礼作为自己的启动资金更为好一些,两个家庭的父母也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就彩礼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争议的,只不过是从锅里挪到碗里的一个过程。
Ⅶ 民法总则那一条涉及当地民俗风的说法
没有涉及
只有公序良俗的原则使用
而且我国使用公序良俗原则判案的只有一起
可以在网上找到
Ⅷ 民法总则具有哪些中国特色
民法总则的内容在主要继受之前民法通则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新,体现了鲜明中国特色。
1、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民法总则
民法总则第1条明确了民法的任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了总则当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法总则是第一次在立法上将其正式列为法律的内容,体现了我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统一。
2、确立了“绿色”原则
民法总则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这一原则是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理念的体现,是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求。表现出民法保护范围的扩大,除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绿色、环保是全世界的呼吁,但只有我国的民法总则中作了原则性规定,具有中国特色。
3、法人分类体系有突破和创新
民法总则第三章45个法条专门规定了法人制度,其中最重要的突破和创新在于法人的分类体系。民法总则中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三大类。这种分类方法有别于西方国家采用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同时也是在民法通则的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类法人分类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可以说,民法总则的法人分类体系体现了法典化立法机关应有的理性,直接反映了我国现实的国情,表现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4、规定了“好人条款”和“保护英烈条款”
民法总则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对于善意救助人紧急救助中给被救助人造成损害不承担责任的规定,体现了法律上鼓励见义勇为,弘扬助人风尚。民法总则185条规定,侵害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英雄、先烈牺牲后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其精神构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所以对英烈人格的损害也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民法总则》规定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1、确定了习惯作为民法的渊源
民法总则第10条规定了处理民事纠纷,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是民法首次对善良风俗习惯的效力做了一般性规定。中国幅员辽阔,民俗各异,为了更好解决民间纠纷,习惯作为民法的渊源十分必要。
2、胎儿利益受保护
民法总则第16条规定了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内容。比如关于民间“遗腹子”是可以享有继承权的问题,还有胎儿在母体未出生期间受外力伤害待其出生是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这类问题,根据民法总则都是能够得到法律支持的。这条规定说明胎儿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只不过其权利能力是附有解除条件的,即出生时死体的,上述民事权利能力自始是不存在的。
3、自然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调整为8岁
民法总则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如接受别人赠与、获得奖励,或在其父母离婚时确定其与哪方共同生活时需征求孩子意见等。自然人的限制行为能力由原来10岁调整为8岁符合时代特点。
4、明确了监护原则,丰富了监护的种类
民法总则中有14个法条专门规定监护制度。首先,民法总则确立了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监护原则。其次,民法总则扩大了被监护人范围,除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还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把智力减退的高龄老年人纳入监护范围,符合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实际,是十分必要的。监护种类除了传统的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以外,民法总则还增加了遗嘱指定监护(第29条)、协议监护(第30条)和意定监护(第33条)。
5、强化人格权的保护
民法总则规定了民事主体的15种人格权,比民法通则规定的人格权明显增多。其中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个人信息三种没写“权”字的人格权。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属于自然人的本源性权利,由此衍生出其他具体人格权和当前未规定但因维护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须保护的其他权利。保护个人信息实质是保护个人信息的控制权。此外,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等权利”表明立法技术上采用非限定主义,对人格权的规定体现开放性,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会不断产生法律要予以保护的新生人格权,人格权是民法中不断发展的新生领域。
6、诉讼时效制度有了新规定
关于诉讼时效在民法总则中有以下新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统一延长为三年,从而扩大了对权利人的司法保护范围;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从而加强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诉讼时效的适用是非职权主义,即人民法院在诉讼中不得主动适用诉讼时效,只有当事人主张情况下方可适用;对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不适用诉讼时效。
Ⅸ 怎样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中的“合法和公序良俗原则”
《民法通则》第七条、《合同法》第七条和《物权法》第七条关于社会公德、社专会公共利益属和社会经济秩序的规定,通常被认为是承认了公序良俗原则。所谓公序,即社会一般利益,在我国现行法上包括国家利益、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所谓良俗,即一般道德观念或良好道德风尚,包括我国现行法上所称的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社会良好风尚。
Ⅹ 哪些民俗被认可为法律
法律分析:婚姻风俗,我国确定合法婚姻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民族风俗不为 我国法律认可。婚姻自由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任何人(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都无权干涉,如果以暴力干涉婚姻自由,情节严重的,可构成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因此,作为年轻一代,应当勇敢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一十条 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法人、非法人组织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